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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堂: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兼论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07日 转载)
    
    [作者按] 这是笔者前一段时间写的一篇东西,题目是《从许霆事件说起》,因为时间延误了就没有发表,本来以为可以按下不表。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使我又找到了这篇东西,想想还是发表吧,就将题目加了几个字,《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内容没有变化。
     (博讯 boxun.com)

     极为可悲的是,《从许霆事件说起》所抨击的对象主要是拥有权力的大大小小官员,可是,《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则涉及到了上十上百万养牛的农民兄弟,这些农民兄弟为了多得一些钱,在牛奶里加上了一种叫三聚氰胺的东西,这就酿成了惊天大祸,造成了无数的、可怜的、无妈妈奶可吃的婴幼儿们的人为病患,使这些家庭里的宠儿们面临死亡的威胁,虽然有的医学专家说这些婴幼儿们不会因此而染上终生的疾病。
    
     祸患并没有到此为止,三聚氰胺奶粉由河北省迅速的扩展到了周边的省以及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迅速蔓延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祸患到此还没有为止,又从三聚氰胺奶粉扩展到了其他的含有奶类物质的食品,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卖场将许多产自中国的这类食物纷纷下架;祸患也引起了外国政府的注意,欧盟委员会负责健康和消费者保障的官员马德琳说,外国消费者都在观望毒奶粉事件的进展,他也期望中国方面能够有个交待。据中评社香港9月13日电,世界卫生组织正监察事态发展。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所展现出来的主题,与许霆ATM机取款事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们对获取财富途径的辨识”。笔者在文章里写到:“许霆事件的复杂,并不是案情的复杂,是所涉及的道德层面的复杂,折射出来的实际是人们的道德沦丧,是中华民族现时道德沦丧的一个典型案例”。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极为不幸的将笔者的这个观点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证明得淋漓尽致,其直接代价和社会成本以及国际影响也是极为触目惊心。国人们为了能够得到金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已经在所不惜了,真是可悲可叹!
    
     笔者呼吁,一是在制度上对涉及国人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物建立逐级独立的、国家级的食品药物检验中心,负责对凡是入人口的东西都要进行独立的检验报告和定期公布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危害人身健康的问题,确保中华民族的健康。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所在,也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二是在思想道德上进行正本清源,花大的力气来解决社会弥漫着的财富道德沦丧问题,正视人们获取财富的正当途径,对“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论断重新进行诠释,在舆论导向上争取彻底的扭转过来,纠正人们在获取财富途径上的极端错误观念。这势必是一项十分浩大、十分漫长的社会工程,因为,人们绝不会对唾手可得的财富轻易撒手,也不会对已经深入人心的观念意识简单扔掉,一定会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转变过程。
    
     但是,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未知数,可是,如果不能及早地解决这个问题,则一定会继续发生和继续出现比许霆事件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更为严重的事件,这一定也是毫无疑问的!
    
     2008年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岁月。因年初南方雪灾和五月汶川大地震所展现出来的人性的美,整个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整个民族表现出来的人心所向,向世界充分传递了中华民族的力量,这也许是解决全社会弥漫着的财富道德沦丧问题的力量源泉和人们的道德底线。如何唤起和发挥这份力量,如何守住和提升这根底线则是决策者要运筹帷幄的。
    
     (作者按写于2008年9月25日神七升空日)
    
     广州发生的许霆ATM机取款事件,在中国法律和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一起是非分明的案件竟被搅和的面目全非,众说纷纭。这一小案,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们对获取财富途径的辨识。
    
     依笔者来看,许霆是一个道德上的罪犯,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的存折里并没有这么多钱,他却把不是属于自己的钱,在ATM机上分171笔共计提出17.5万元,并且潜逃多日人不归钱亦不归。但是从法理角度看,许霆使用许霆自己的银行卡片、用许霆自己设定的密码、在许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似乎没有违反法律,也不属于盗窃行为。在许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盗的谁的窃乎。
    
     ATM机就是银行,这里是银行的不当:银行自己自愿的把钱不当地放在了许霆的账户里,并不是许霆把银行的钱盗窃进了许霆自己的账户里,许霆并没有擅自侵入银行网络系统的行为;这里是银行的不作为:银行没有及时发现并及时纠正银行自己犯下的错误,即使是许霆在银行的一个ATM机上分171笔共计提出17.5 万元的巨额资金,时间长达数个小时,银行的昼夜值班保安、银行的强大网络系统、银行的敏锐预警或者警戒系统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在事情发生50多个小时以后银行才终于发现了错误,这充分的证明了银行的极端不作为;这里是银行的错误作为:银行侵犯了许霆的私人财产领地,擅自闯入许霆的公民私人财产领地,将本不属于许霆的款项强制放在了许霆的账户之中。
    
     由于银行的不当、银行的不作为和银行的错误作为,直接导致了许霆能够正常的使用许霆自己本人的卡片、正常的使用许霆自己本人的密码、正常的使用许霆自己本人的银行账户多次正常的提款。
    
     一个银行的客户正常的用自己的银行卡片用自己的银行密码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该客户有权利从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只要这个账户里可以提出款来。反而,银行却要提出符合法律程序的充分证据来证明这些钱的归属。当然,如果银行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当事人将自动误入自己账户的款项还回去就可以了,并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许霆没有做出其他的多余情节。
    
     许霆事件的复杂,并不是案情的复杂,是所涉及的道德层面的复杂,折射出来的实际是人们的道德沦丧,是中华民族现时道德沦丧的一个典型案例。
    
     自从邓小平先生在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访华代表团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以后,中国人经过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的获取,大多数人的财富都与二十年以前大不相同,很多人的财富令人目眩,相当一个数量人群的财富几可敌国。当然,较之二十年以前的生活质量相比,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天地里,尽管城乡还有很多家庭和个人继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极为可惜的是,与此同时,国人在财富成长的同时,很多人在意识上,也从此不再太去计较财富究竟自己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何种手段获取的。
    
     中国人获取财富的传统理念以往都是口口相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老一辈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教育子女儿孙通常都是采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当时也没有其他外来的媒体和信息渠道更没有多媒体和音频视频之类的工具,每天早晚包括饭桌上炕头地头上树荫下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就是不断的唠唠叨叨的在耳朵根前千叮咛万嘱咐,广泛列举并运用古往今来的、左邻右舍的、远近发生的各种正反两个方面的人证物例来充分说理,要求子女学好人,做好事。这种口口相传的教育方式面对面,气氛和谐,针对性强,适应性高,效果很好,子女也容易听得进去,对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高。如果子女们做错了什么一定会讨得长辈们的一顿骂甚至是一顿打,一般的要享用笤帚疙瘩或者烧火棍之类的东西,这也是家庭教育的一种最高形式。当时的社会比较单纯,人们的生活也很清苦,财富的欲望和期望值也很低,心态也平稳,人们对获取财富的途径也有是非明确的界限和约定俗成:君子爱财取自有道,勤劳致富,不贪不义之财,拾金不昧,路不拾遗,诚信做人,保全贞节,讲究仁义廉耻,士不为斗米而折腰,这些朴实的观念深入人心,也深得人心。尽管在二三十年以前中国人实际上没有什么钱财,也非常希望得到钱财,日常生活也非常需要钱财,大多数人们对金钱、对财富是一种纯朴的、和谐的、从容不迫、人人都守得住的社会氛围。实际上,中国人也一直没有更多的获取财富的机会和渠道
    
     可是,这些年以来,准确的说,自从邓小平先生提出“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论断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仅就获取财富的途径来讲,已经官已不官,民亦不民,官民同污,泾渭也不甚分明了。无论是官是民,只要能获取财富,人们也不再去刻意的计较途径了,这也许是人们道德沦丧的悲剧开始。许霆这个典型的人物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人长大的,虽然许霆的父亲也并不认同许霆的这种ATM机取款行为。
    
     在国民获得财产的过程中,很多有钱人都会涉及到“第一桶金”的来源难题,还好,许多的商人,在获取了“第一桶金”将钱洗干净以后则选择了正道,即使是一些在集市上曾经造假作弊缺斤少两的市侩小贩在发财之后也有一些人会受到良心的锤炼转而走上正道,演绎着财富的正常线路。
    
     但是,许多的官员经过“第一桶金”以后品尝到了甜头,体味到权利与金钱的交换竟然如此简单,如此方便而竟一发不可再收,从“第一桶金”到若干桶金。从一个官员的“第一桶金”到若干个官员的“第一桶金”,竞相效尤,以至于到若干个官员的若干桶金。官员们与桶金们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前赴后继的你倒下去他倒下去我也倒下去,你全家倒下去他全家倒下去我全家也倒下去,止也止不住。在不久前召开的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报告指出“2003 年至2007年,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近18万件21万人;已被判决有罪12万人;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比 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万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近1.4万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完善境内外追逃追赃机制,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547人,追缴赃款赃物245亿多元”;“积极参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9963件,涉案金额34.2亿多元”。这一些血淋淋的数字,代表了很多人、特别是党政军警高级干部的财富不归之路。这里面包括曾经极为显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一窝上海市高级官员与刘金宝、周正毅夫妇、张荣坤的连锁钱权色交易腐败案,以及搅动了半个中国的福建商人赖昌兴对各级各层官员广泛深入的行贿授贿浸淫物欲而酿成的走私腐败大案,只要这类贪得无厌的官员和无孔不入的商人同时存在,就会继续演绎着黑色、灰色、黄色、血色、白色的财富不归路。
    
     这些年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和法律现象就是,“官员”,准确的说,只要是手中掌管权力的人,不管是什么权利,也不管这个权力有多么大或者有多么多小,“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就有可能把权力换成财富。与此同比,在获取不当财产的发案率中,各级官员较之平民百姓的发案率大幅串升。过去的社会现象一直是,包括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参加的各种政治经济运动,三反、五反、四清、社教、文革、斗私批修、防资反资、防修反修等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无数次运动,在运动的开始阶段或者进行过程中都要揭发出一些人的不当经济行为,那个时候,被揭发出来犯有经济问题的多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包括会计、出纳、售货员、售票员、收款员、食堂会计、仓库保管、供销人员等等一类经常接触财物的人,最大的官员也是这些人的上司,无非是科长副科长之类,处级干部犯有经济错误的就非常罕见。被揭露出来的贪污金额几千元就很多了,超过万元的就绝对属于大要案了。那时绝大多数的各级官员很是清廉,极绝大多数干部是两袖清风,各级官员一直是各级群众的模范和榜样,很少有现在这么多的官员,尤其是大量的高级官员一拨一拨地被揭发出犯有严重的经济错误,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动辄爆发出来的官员腐败案件简直就可以吓死人,计量官员贪腐的单位经常是百万元、千万元、几千万元,甚至是以亿元为单位!这些官员,既有最小的,没有职级的一般公务员,也有大的,党和国家、军队和警察(也包括法官和检察官)中最为高级的官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副委员长级别的国家级高官也不罕见,好在我们党的政治局常委还是非常廉洁的一个堡垒,尚无人涉及经济丑案。
    
     至于正副省部级、正副厅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警察、军队高级将领、企业高官的腐败已经是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在把公共权力变成个人财富的道路上,这些人几乎已经没有廉耻和顾及可言。在这些官员中,过去极少出现犯罪的一些领域里的官员犯罪也是层出不穷,国家药监局长,国家统计局长,各级党委政府甚至人大政协的秘书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监察局长,警察局长,海关关长,甚至监狱长。说实在的,现在各级党政军警官员的形象在公众中已经失去了社会公信力,至少大打了折扣。人们甚至对省委书记、省长、市长、司令这样的国家省部级高级官员,对公检法司军警这样的国家纪律部队也不敢抱有充分的信心,大家对电视媒体上经常见到的形象亮鲜的各级官员心里都在犯嘀咕,不晓得这个人什么时候就会被双规,就会爆出贪腐了多少多少巨额资产,包了多少二奶三奶的丑闻出来。看看现在普通百姓对揭发出来的高级官员贪腐案的心理承受程度,就知道大家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已经没有人再会去惋惜,再会去叹息,甚至没有人再会去拍案惊奇了。包括杜世成、陈同海或许还有金人庆等众多的省部级高官巨额连环贪腐以及公用李薇一个情妇(某媒体披露李薇对此并不认同)这样的亘古奇观;包括山东省会城市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竟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面前将情妇连人带车用炸药炸死炸毁这样的绝代艳案;还有近在天子脚下的共和国直辖市-天津市的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竟都长期控制在极度腐败的官员手中这样的荒唐隶治;从2003年到2006年昆明市连续三任规划局长涉嫌收受贿赂而相继倒台;中国高速公路建设速度屡创世界第一,自1997年以来连续有17个省交通厅长因腐败被查处也创造了世界第一。即使是这一些惊天大案、要案、玄案、艳案,在人们的心中也仅仅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涟漪,迅速被熨平,很快被遗忘。呜呼。
    
     著名的《财经》杂志一共出版到208期,这一期就刊载了两个惊天大案,“ 审判陈良宇”和“周良洛地产弊案”,概率之高令人惊叹!这两个案子很多相似之处,一是发案持续时间长带病提拔,陈良宇发案的持续时间从任职上海黄浦区长开始一直被提拔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止长达二十年之久,周良洛则是14载为官,8年受贿,涉案资金达1672万元;二是全家腐满门被斩,陈良宇的妻子黄毅玲儿子陈维力以及弟弟陈良军均涉案受审,周良洛则是夫妻档共同腐败,不同的是,陈良宇夫妇是两案处理,周良洛则与妻子鲁小丹一起站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三号法庭的被告席上;三是团腐群腐合伙贪腐,陈良宇案件被司法公开追究的18个上海滩政经大员均已获罪,而与周良洛案相连接的也有数十位京城政商界猛人,四是深陷权钱交易,陈良宇与周良洛都是空手套白狼聚敛巨额财富的高手,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不费举手之劳,不费一分一毫,仅仅用用人民和国家赋予的公权力,通过开开会、签签字、吃吃饭、打打电话,就极其简单、极其容易的将政府的权力变成了自己的财富。
    
当然,作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同走过来的人,也不能在事后的多年再去苛求邓小平先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万马齐喑年代里,当时就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前面再冠以“要通过勤劳”或者“要通过创新”或者“要通过合法途径”等等限制性用语,形成一句完美的 “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语录,也并不符合现实。那个年代,小平先生也没有允许大家去论证和修订这句话,他的格言是“不争论”,当时国家和人民穷的已经没有争论的时间了。

    
     毕竟,小平先生关闭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魔鬼瓶,开启了中国人民的财富之门。就像阿里巴巴一样,在巨石宝窟前念着咒语:“芝麻、芝麻、开开门!”宝窟的大门打开了。小平先生高高举起“开放、开放,快致富”的旗帜,登高一呼,神话般的奇迹出现了,就这样,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辉煌财富和发展历史就出现了。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正的财神爷。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国家的世界第一执政党,作为世界上一个执政了近一个甲子的政党,不能不尴尬的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面对中国党内、中国政府官员中层出不穷的这股异乎寻常的腐败狂潮,虽然党也在不断的力挽狂澜,不懈的挖出鼹鼠和蠹虫,不断地严格党纪严肃查处。问题是,作为一个成立了近九十年,执政了近六十年,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政党,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原本属于极端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怎么会一下子似乎层层党的组织各级党的干部都变成了贾府门口的石狮子?而腐败的范围如此之广泛,涉及的领域如此之众多,犯案的金额如此之巨大,涉案的官员如此之高级,发案的频率如此之密集。在这个异常严峻的局势面前,如果仅仅从腐败者的个案上,从腐败的个别团伙上去寻求答案是远远不够的,似乎还应该从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上、从人们的观念上来寻求答案。
    
     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了几十年以后,整个执政党的队伍、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华民族谋取财富的途径,在思想观念上,在潜意识和公开行为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彻底的变化,只要能搞到钱,似乎人们并不太再去计较这些钱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何种手段获取的,也不再顾及自己所担当的政治角色、社会责任、公众形象和家庭状况,只要自己能先富起来。
    
     这种精神的堕落、行为的腐朽和道德的沦丧已经蔓延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流行病,已经成为一种严酷的社会现象摆到了整个中华民族面前。虽然党中央也一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民主生活会,八荣八耻教育活动等等,企图遏制我党日趋严重的腐败。非常有意思的是,前不久我还在网上看到了陈良宇和杜世成分别在上海市委和青岛市委举行的先进性教育总结大会上的报告,他们两个人都在大会上大讲特讲如何保持自己的廉洁如何反对别人的腐败制定了何种规定采取了哪些措施先进性教育活动圆满成功云云,令人拍案叫绝。他们两个人肯定都曾亲自发动、亲自参与、亲自主持了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民主生活会,八荣八耻等历次活动,从案发的时间和情节看,他们两位都是边领导活动边进行腐败,越活动越腐败。其他的腐败官员肯定也是与此相雷同。由此可见,仅凭这些相对的软性束缚根本抑制不了财富和女色对各级贪腐官员的绝对吸引力。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将其中一个奖项颁发给了青岛的“微尘”,这是一个杜世成担任青岛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发生在青岛感人之甚的故事。我作了一副对联: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观后有感:
    
     上联“青岛普通市民甘做微尘人人都捐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共铸社会大义”;
    
     下联“青岛市委书记任由堕落自己独贪进社会的巨额不义之财犯下众怒罪恶”。
    
     横批“清者虽卑微亦清浊者似高贵亦浊而泾渭分明”。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都面临着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腐败的历史远远长于我党和我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高发、突发、大发、群发、连发的腐败,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严重的腐蚀了中国社会,严重的毒化了中华民族。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顺利执政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党,这样一个老资格的政党,一定要有一个健全的、系统的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机制和体制,在没有反对党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能够阶段性的、自动的从战略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从整个国家的精神健康建设和中华民族的种族健康繁衍上,来回顾和检讨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看看在改革和对外开放二十年以后到底需不需要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前面再加上一点什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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