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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毒害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0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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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国毒奶事件伤害婴孩已波及国内外,引起巨大愤怒的震撼。本文对事件产生经过及原因,作出全面分析与追击。指出中国的监管制度、新闻垄断和权力独裁才是恶性事件不断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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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奶粉荼毒婴儿,引发海内外的舆论风暴。尽管中共严控国内媒体的相关报导和评论,但在难以封锁的网路上,仍然充满了愤怒的谴责、向更高层问责和体制改革的呼声。在国际上,美国、欧盟、联合国就此发出质问,众多国家与地区纷纷禁售中国奶粉,就连靠中共支持的缅甸政府也宣佈禁售中国奶制品。境外媒体更是大篇幅跟踪报导,让京奥光环顿时黯淡。
    
    京奥新闻禁令庇护毒奶粉
    
    公共舆论的愤怒,既是针对制造毒奶粉的黑心商人,更是针对隐瞒这一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重大公共资讯的官权。因为在奥运期间,中宣部禁止报导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负面新闻。而早在一个多月前的八月一日,也就是距党国盛宴开幕还有一周时间,三鹿集团已经检查出其产品加了三聚氰胺。与此同时,三鹿集团的外资方新西兰天然集团曾多次要求三鹿全面回收毒奶粉。但这个致命的资讯,不但借助京奥庇护被隐瞒下来,而且该公司未採取任何措施,继续销售其有毒奶粉。从地方到中央的监管部门,也装聋作哑、毫无作为,任由毒奶粉肆意蔓延。
    
    当不符合“平安奥运”的一切负面新闻都被封死,人命关天的毒奶粉资讯自然也被奥运“和谐”掉了。那些天,中国媒体上爆棚的是奥运开幕式的华美和金牌第一的骄傲,而难以计数的婴儿及其家庭却被蒙在鼓里,继续喝了一个多月的毒奶粉。
    
    直到京奥闭幕将近半个月的九月八日,虽然《兰州晨报》等国内媒体率先以“某奶粉品牌”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但如果不是新西兰天然集团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的穷追不舍,中共高层大概还不会对“毒奶粉”採取行动。正是来自新西兰总理的压力,才让“毒奶粉”风暴越颳越猛,国内外的公众舆论铺天盖地,中共有关部门也才开始採取行动。
    
    九月十六日质检总局公佈奶粉专项检查结果,共检验了一百○九家企业的四百九十一批次产品,有二十二家企业的六十九个批次的产品检出了三聚氰胺,不合格产品的企业约为百分之二十,包括蒙牛、伊利、光明、圣元、雅士利等名牌产品都榜上有名。
    
    如果说,人命关天乃人类文明的最基本常识,那么,孩子的生命就应该是“天上之天”。而在中国频发的天灾和更频发的人祸中,受害最大的总是孩子。一九九五年的克拉玛依大火,在“让领导先走”的命令下,二百八十八名学生、三十六名教师被大火吞没。二○○一年江西省宜春芳林村小学教学楼发生爆炸,造成四十二名学生死亡“。二○○四年安徽阜阳毒奶粉造成”大头娃“,十三婴儿死亡,病死率高达百分之七点六。二○○五年黑龙江沙兰镇洪水灾害,造成八十七名学生死亡。二○○八年汶川大地震,大量豆腐渣校舍倒塌,官方公佈的遇难师生为九千多人,而线民统计的死亡孩子高达一万三千多人。
    
    此次三鹿毒奶粉的受害者仍然是孩子,而且是婴儿!
    
    ○四年发生的大头娃奶粉事件,出事的劣质国产奶粉(包括三鹿牌奶粉)因蛋白质含量太低,造成婴儿患上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因此后来才会检测蛋白质含量的质检,想不到不法企业竟以三聚氰胺这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工原料来提高蛋白质含量。其情节比大头娃娃奶粉更可怕。
    
    卫生部九月二十一日的最新通报指出,全国因食用含有三聚氰胺奶粉而患病的婴幼儿数目已经迫近五万三千人,其中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二人需要住院治疗。在确诊患病的五万二千余人当中,百分之八十二年龄低於二周岁;其中有较重症状的婴幼儿一百○四人,回顾性调查发现已有四人死亡病例。
    
    胡温政权的京奥禁令,意在让世界看到一个“盛世中国”,满眼莺歌燕舞和国际赞美,但极端恶劣的毒奶粉事件已经导致幼儿的夭折,严重伤害了成千上万婴儿的未来,也让“结石儿”家庭的未来从此蒙上阴影。它把伪装的“盛世中国”撕得粉碎,更动摇了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最低信任,让奥运塑造起来的国际形象毁於一旦。一个毒害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有毒的质检制度庇护毒奶流行
    
    可以肯定,此次毒奶粉之害蔓延全国,责任人之一是三鹿集团生产毒奶粉并隐瞒真相,责任人之二是石家庄市和河北省官权的庇护,责任人之三是国家质检总局为三鹿品牌开了免检绿灯,责任人之四是国务院疏於督察,特别是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务院应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监管缺失、官员腐败和商德沦陷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可谓比比皆是。仅近年而论,就有“注水猪肉”,“避孕药鱼”,“工业酒精酒”、“洗衣粉油条”,“滑石粉麵粉”,“纸馅包子”、“石蜡大米”、“敌敌畏火腿”、“苏丹红鹹鸭蛋辣椒酱”、“福马林火锅”、“硫磺银耳蜜枣”、“硫酸铜木耳”、“硫磺粉丝”、还有毒大米、毒梨子、毒榨菜……已经让中国百姓不知道吃什么才是安全的。更有轰动世界的出口到美国“毒猫粮”和出口到日本的“毒饺子”。
    
    如此众所周知的恶劣环境下,中国的食品安全凭什么免检?○四年的“大头娃事件”已经凸显毒奶粉问题极端严重,但国家质检总局居然仍然为许多食品企业发放“免检证”,难道没有黑幕中的权钱交易?国务院出台“免检条例”并对滥发“免检证”不闻不问,难道真的是基於对中国造食品充满信心?
    
    如要追究毒奶粉事件的制度之源,就不能不提国务院和国家质检总局建立的有毒制度。九九年发佈《国务院关於进一步加强产品品质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第十六条规定:“对产品品质长期稳定、市场佔有率高、企业标准达到或严於国家有关标准的,以及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品质技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抽查合格的产品,可确定为免检产品。”
    
    ○一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发佈了《产品免於品质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一条说:“为鼓励企业提高产品品质,提高产品品质监督检查的有效性,扶优扶强,避免重複检查,规范产品免於品质监督检查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品质法》和《国务院关於进一步加强产品品质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由此确立中国食品品质免检制度。而正是免检制度为黑心资本的不择手段大开绿灯,为有毒食品提供了最有力的制度庇护。
    
    有毒三鹿集团不受查处反而获奖
    
    再进一步,在毒食品现象出现后,在平常监管中,如果监管机构能够认真履行职责,也不至於造成今天的全面危机。比如,在去年美国查出中国产宠物粮含三聚氰胺后,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不是把“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定性为“以美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炒作”,是“充满敌意的恶意攻击诽谤”和“把中国商品妖魔化”,而是採取尊重事实和国际规则的态度,进行严肃反思、认真追查、清理食品产业,毒奶粉还不至於氾滥成灾荼毒婴儿生命,也不至於让中国的国际形象蒙羞。
    
    早在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前,问题奶粉时间链早已在多年前显露,而且在○四年出现过轰动性的“大头娃”事件,但这个行业从未得到过真正有效的治理。通过网路搜索,起码从○一年开始,“问题奶粉”就从未消失过。直到○八年,每年都有不止一起“问题奶粉”出现,仅大陆媒体曝光的就高达三十多起,其中有多处涉及三鹿集团,甚至在○五年四月就已经发现三鹿奶粉里有三聚氰胺。
    
    然而,中共官权却给予三鹿集团二百多项荣誉称号,仅国家级荣誉就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五百强企业、全国轻工业十佳企业、全国品质管制先进企业、科技创新型星火龙头企业、中国食品工业优秀企业。质监总局、商业部及其顶级喉舌央视也把“三鹿集团”树为品质标兵,三鹿奶粉、液态奶被确定为国家免检产品,并双双再次荣获“中国名牌产品”荣誉称号,甚至世界品牌实验室和着名的福布斯杂志也被矇骗。
    
    ○二年,三鹿集团被吹捧为承担“十五”重大科技专项的优质企业,称其积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科技攻关,多项技术得到应用,整体研究水准得到提高。从奶牛品种改良、饲草饲料、饲养管理、疾病防治、乳品加工、乳品质量控制、养殖模式等方面对奶业完整产业链开展先进技术研究。建立了全程绿色、无污染原料奶生产技术及监控体系。
    
    ○五年“三鹿”品牌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中国五百个最具价值品牌之一,○七年被商务部评为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三鹿”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七年九月十二日央视《每周品质报告》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推三鹿;○八年三鹿集团“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专案”夺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正是在官权给予的“品质最优”的光环下,三鹿毒奶粉才得以长时间隐瞒下来。
    
    黑心资本与黑心官权的联手作恶
    
    早在今年三月,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已披露收治“结石儿”的病例,到七月十六日已陆续收治十六名“结石儿”。随患者的增多,医院开始高度重视并上报省卫生厅进行调查。七月二十二日,该院已经把三鹿婴幼儿奶粉锁定为“独立的危险性因素”,因为在调查病史中发现,这些孩子都有三鹿婴幼儿奶粉食用史。
    
    与此同时,二○○八年六月,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已有消费者投诉婴儿吃三鹿奶粉后患肾结石。七月十六日甘肃省卫生厅报告三鹿奶粉致婴儿生病几十例。七月二十二日新西兰天然公司发现奶粉中有三聚氰胺;八月一日三鹿集团检查出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八月二日以来,天然公司多次要求三鹿集团召回问题产品,却没有得到三鹿集团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回应。八月六日三鹿集团发现奶粉污染,但并未上报或上报被压下。九月一日卫生部回复甘肃省卫生厅的报告,经专家检验系奶粉致病。九月五日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已经向中国政府通报了毒奶粉资讯,但中国政府也没有马上採取措施。直到九月九日中国质检局和商务部都接到来自新西兰的有关三鹿毒奶粉的通报,中国政府才启动应急机制。
    
    然而,在三鹿毒奶粉受害儿童案例从今年三月不断出现之时,五月国家质检总局发佈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品质国家监督抽查品质公告》却宣称:“产品实物品质抽样合格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其中“市场佔有率较高的大型生产企业在连续三次的国家监督抽查中,产品实物品质抽样合格率为百分之一百”,“十六种获国家免检产品和八种中国名牌产品”也全部合格。
    
    在毒奶粉风暴越颳越猛的今天,再看国家质检总局的名牌产品百分之一百合格的公告,无疑是极为严重的渎职行为,甚至就是质检总局的犯罪:以欺骗天下的公告来草菅人命。
    
    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后,中共相关官员的出面表态却是自我狡辩,卫生部党组书记和河北省副省长的自我辩解说,他们也是九月八日才知道奶粉里有三聚氰胺。质检总局副局长也辩解说,他们是九月九日才知道的。三鹿集团的老闆更无耻,居然在九月十一日还一口咬定“没有证据证明三鹿奶粉有问题”。
    
    看了高官与富豪这样的狡辩,我只能说:毒奶粉的始作俑者,固然是唯利是个的黑心资本家,但让毒奶粉畅通无阻则是无德的官员与有毒的制度。有毒的制度庇护着黑心资本与黑心官权的联手作恶,不啻於官商勾结的“故意投毒”。
    
    新闻管制加剧毒奶粉蔓延
    
    对於必须为重大安全事故负责的各级政府来说,在其治下出现震惊全社会的严重安全事故,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头等大事处理;对於负有向公众提供真相的媒体来说,面对如此重大的命案,也没有理由不作为头条新闻进行追踪报导,更没有任何理由向社会隐瞒真相。
    
    但在没有权力制衡与独立媒体的中国,凡是出现类似的重大事故,中共官员首先想到的,绝非“人命关天”和“孩子第一”,而是“党权关天”和“利益第一”。所以,每有伤亡惨重的公共安全事故发生,相关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隐瞒真相”和“封锁媒体”,让其消失於无声无息。如果隐瞒无效,相关责任人的第一反应是“百般狡辩”和“推卸责任”,直到惊动了最高层之后,相关官员才会出面认错。然而,无论高层官员做出多么严厉的指示,也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关切姿态,皆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党权的负面影响和权贵们利益损失。
    
    所以,事件曝光后,中共官权马上会採取两手措施来降低负面影响。一方面,在中共高层的严词问责下,企业召回、商品下柜、官员道歉、责任人免职,但这样的危机处理已经重复多次,并无实质性变化,因为这些处理仅仅是旧体制的恶性循环,根本没有制度的改革和透明的监督,更没有独立媒体的“扒粪”,也就无法逐渐培育出公正的法治治理和商业道德。
    
    另一方面,中共处理这类危机的措施却是严控:一、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而要放在新闻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后一条国内新闻。二、突出报导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胡温关於毒奶粉的指示皆是头条)。三、所有媒体务必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高层审查的资讯。四、报导要尽量删繁就简和避重就轻,甚至继续隐瞒深层真相。五、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导,更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六、加大报喜力度,以淡报忧所引起的社会情绪(这几天官方媒体加大报导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及神七准备上天)。七、对事故的调查取证完全是黑箱作业,有选择地或歪曲地公佈调查结果,违反司法程式正义而从重从速地处罚当局宣称的罪犯。八、对有关官员的处分以及处分的力度,全视其与高层的亲疏关系而定。
    
    正是在党权为重而人命为轻的独裁制度下,多少无辜受难的生命被独裁制度两次扼杀──第一次是人祸对生命的毁灭,第二次是谎言对亡灵的亵渎。
    
    在中国,死於人祸的无辜者太多了,但在对生命的制度性轻蔑中,生命得不到尊重和爱护,亡灵也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在制度性谎言的黑牢中,亡灵们见不到真实的阳光,只能默默地死去发黴腐烂。
    
    在此意义上,“结石儿”之死,与其说是死於毒奶粉,不如说是死於制度之癌。在制度性癌细胞不断繁殖和扩散的情况下,最大的毒源就是制度有毒。
    
    毒奶粉事件已经让胡温政权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如果对该事件的问责仍然仅止於让地方官当替罪羊,那么其背后的高层渎职和制度之弊就无法得到追究。如果以为靠胡温发表“重要讲话”就能解决问题,那就等於重蹈覆辙、恶性循环。如果胡温从毒奶粉事件中汲取的教训就是“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而仍然不敢触碰深层的制度缺陷,那么中国食品安全和公共安全问题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尽管,国务院已经在九月十八日宣佈停止食品类企业实行国家免检,总理温家宝也做出道歉,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於九月二十二日宣佈辞职,由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勇接任,但行业性免检制度的停止运行、总理的道歉、质监总局局长换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事关整个制度的权力监督问题,而必须进行还权於民、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配套改革,权力才能在民众的监督下真正服务於公益和民众,道德也才能逐步提升、发挥自律作用。
    
    九月二十一日於北京家中
    
    转自《开放》杂志2008年10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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