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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在狱中谈“和谐”/查建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2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这是我在狱中上交中共中央的一篇文章,时隔近两年,在北京奥运一片“和谐”高调中如何保持清醒头脑,重读这篇旧作似乎仍有好处。
     查建国2008年9月1日于天坛南门家中。联系电话:010-52171789 (博讯 boxun.com)

    
    中共中央办公厅:
    在贵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出后,全国一片好评,没有一丝一毫的批评之声。我,一个大墙之内被关押的犯人现写一篇读后笔记寄给你们,不知你们能否有雅量接受这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可能连你们都看不到这份笔记,下情不上达,镇压异见者在当前中国大陆也属“正常”,我无奈。
    余不赘言  顺致
          礼
         北京市第二监狱四分监区服刑人员
             查建国
             2006年12月22日
    
    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笔记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高调推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舆论界将此《决定》称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10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我在狱中读此《决定》,并写笔记如下:
    1,《决定》开篇第一段就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后面又至少5次反复地讲到这些指导思想。而《决定》的第一个主要错误就在于这些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1.1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共产党的“宗教”,但这个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推理,政治经济学结论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恩格斯语)是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核心就是剩余价值率(剥削率),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中讲的资本C=C+V+M。其中的小C是购买生产资料部分,V是购买劳动力部分(工人工资),M是大C减去小C和V的剩余部分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是m/v。马克思认为M即剩余价值全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马克思说:“所以,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或劳动者受资本家剥削的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资本论》中文版216页),还怕别人不理解,马克思又紧接着又极通俗地举例“……他的纺纱工人的必要劳动是6小时,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所以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100%”(《资本论》中文版219页)。马克思的最大失误就在这“剥削”二字上。剩余价值不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即剥削了,而是资本家通过贡献资本而应得的报酬。投资本身就是高智力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没有资本这个生产要素,这个商品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光有劳动力,商品的新增价值可以产生吗?有贡献有作用就应有回报,这不是常识吗?不合理合法地付给资本家报酬,谁会无偿地冒风险去进行资本投资呢?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还有地租、国家税收等分割剩余价值)理所应当,这里没有剥削可言。如果投资者有所得即剥削,那不光是资本家,每个股民和每个银行存款者(要获得投资所得――利息)不都成为剥削者了吗?资本家所取剩余价值与劳动力所取工资的大小比例(即V与M的比例)是市场这无形的手根据这两种生产要素的供需而自发决定的,这里也没有所谓的资本家对工人罪恶的剥削(马克思及其继承人――所有共产党人都竭力宣传剥削是罪恶的,也是,白拿别人的东西就是非偷即抢,岂不罪恶?)。马克思所言的资本家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剥削”是违背基本常识的。一个简单的常识性的失误,使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一系列精巧理论演绎变得毫无意义,反之引出了一系列后面的错误逻辑推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是资本积累形成有机构成提高必然引起劳动力需求减少,而产业后备军绝对扩大,贫困在积累。而实践证明资本的积累并不一定必然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美国近百年人口从几千万增到3亿,也不搞什么“计划生育”,但大量移民还在逐年进行和中国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吸引中西部劳动力大量东移的例子都说明了这点。实践也在证明劳动力的贫困也不是在积累而是在减少。君不见,在中国吸引资本投入和大力发展私营企业成了扶贫的主要手段吗?根据失误的“剥削论”马克思错误地定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片面地扩大了单个企业有计划与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夸大了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激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再进一步错误地认为生产力社会化与所有制私有化不可调和成为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不理解市场经济中无数个体自愿交易的不可替代作用而迷信一个全能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继“剥削论”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失误。市场经济意味着激励与竞争导致公平和高效,而计划经济意味着利益冲突与垄断导致低效和腐败。计划经济实现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人类社会出现一个洞悉一切无所不能公正无私的政府来代替市场这无形之手,但这一前提假设恰恰被无数实践证明是水中月镜中花。这个失误与马克思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利自生自发的不断纠错的积累经验的过程,而迷信黑格尔式的创造大而全绝对真理式的理论体系来规划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有关。如果说现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还在不断争论,但世界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学已经没有什么论战了,实践已足够说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但计划经济是万万不能的了。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以凭空捏造的“剥削论”推导出私有制的罪恶性和空想设计的“计划经济”推导出私有制的局限性,从这两个逻辑出发点,再进一步构成其政治经济学大厦。二是由这个政治经济学推导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三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虽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辩证法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等合理因素,但并不能想当然地推出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就是高级的生产关系,就一定会代替资本主义来适应未来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政治结论就是鼓吹通过暴力剥夺资本家的“剥削”所得,建立一个空想的没有“剥削”没有商品,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愈激进的理论愈容易得到对社会不满的弱势群体的拥护,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发了一百多年激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以斯大林大清洗、毛泽东文革、柬埔寨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北朝鲜饥荒灾为代表的多少人间悲剧。历史曲折大潮已经退下,唯有中古朝越等少数国家还在坚持,《决定》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这个人类历史曲折悲剧的延续。
    1.2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更加错误的“发展”。列宁连马克思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这个还有合理因素的“基本原理”都不要了,更激进地提出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强行“起飞”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斯大林思想是列宁在俄国强行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恶性延续。为了解决由于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而引发的“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建立一个铁的纪律绝对权威的党,一个靠暴力维持的国家政权机器,一个处处以革命的名义侵犯个人人权的专制社会就是必然的了。现在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了,在争先恐后地争取加入欧盟或世界贸易组织,在努力进入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中,这不也是对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帝国主义论”的嘲讽吗?
    1.3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这个农民国家里把马克思的错误推向又一个极端的学说。毛泽东思想比列宁主义更不顾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你说在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 ,我说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也照样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什么“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思想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农民造反的理论。后来在柬埔寨、尼泊尔和非洲一些生产力最落后的国家都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了,因为毛派游击队有毛式马列主义了。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错误的“剥削论”和列宁错误的“首先爆发革命论”鼓吹颇具中国色彩的“造反有理”和“枪杆子出政权论”,并在夺取政权后因同样面临斯大林面临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而提出“继续革命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五七指示”。毛泽东思想真是马克思主义错误的“顶峰”和最后一个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了。
    1.4 邓小平实际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猫论”“摸石头过河论”“不争论”是其实用主义思想的代表。邓小平这个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没有什么设计的,对政治体制改革是叶公好龙的。当然,平心而论,邓小平“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设计比有设计好,总比马克思老想构建完整宏大的理论体系要好,比列宁、毛泽东想比马克思有“创新”要好。邓小平称得上是他自己的思想倒也可举出两例,即“两手硬论”和“一国两制论”。前者因坚持集共产党一党专制思想之大全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最终导致镇压“六四民运”使一个改革家终露专制本质。“一国两制”在香港问题上是被迫的无奈,因为在香港搞所谓“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不得香港人心搞垮香港经济。不信,你在香港取消“剥削”试试?而企图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没有可行性的口号了。
    1.5 到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后极权社会,执政党已失去理论创新的革命热情和能力,只能搞些假大空式的、八股文式的文字游戏了。什么“三个代表”的思想,古今中外哪个统治者不标榜自己是代表治下属民,代表本时代发展的生产力和文化?这也敢自称是一个“重要思想”?什么“科学发展观”,哪一个统治者说自己是“不科学发展观”?真是无话找话来标榜自己与前任有所区别罢了。什么“共产党的先进性”,这种自吹我代表人民所以我最先进的逻辑哪个政党不可用?难道只贵党具有“先进性”别的党派都只剩下落后性了吗?这种霸道的、独占的“先进性”不过是为自己暴力夺权而后实施一党专制制造舆论罢了。
    《决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系列的错误理论思想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游戏式的东西做指导来证明自己的和谐社会构想的正确性,却恰恰暴露了自己好似穿新鞋实质走老路的真面目罢了。
    2,《决定》不但多次提到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还多次和专门在第八部分讲共产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一个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是贯穿整个《决定》的两条主线。想通过加强一党专制领导来实现和谐社会这是《决定》的第二个主要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共产党从历史上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二是共产党领导对当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危害有哪些?
    2.1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错误的“剥削论”、激进的阶级斗争论和空想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由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组织的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一股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潮,其利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激烈手段吸引中国农民,利用抨击当权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吸引城市市民、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个农民国家,组建了一支农民军队,与昔日的友党打了几场空前浩劫的内战,在无数中国人的尸骨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2.2 1949年共产党建国,以比国民党更腐败更专制的表现演绎了一串串的人间悲剧。《决定》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共产党建国后是一支和谐力量还是反之,让事实说话吧:一,“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语),共产党一建国立即以屠杀进行报复,“镇反”活动杀了几十万人;二,北朝鲜金日成政权打响第一枪,攻到半岛南端,中共以“保家为国”来欺骗中国人民抗击联合国军援战北朝鲜。死伤几十万中国儿女保住了北朝鲜极权政权;三,进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分财产,迫害波及几百万人。其实真正的犯有罪行的“恶霸劣绅”只是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中的地富也终要有政治上平反的一天;四,合作化运动以政治压力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欺骗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都收了回去,造成农村生产力的长期停滞和广大农民生活的极度贫穷,以至二十多年后走回头路再分土地;五,合作化运动后全党头脑发热,大搞“三面红旗”,虚夸风盛行,这些成为紧跟着的大饥荒的直接导因,饿死几千万人;六,中共对知识分子从来不放心,从延安时期批“小资产阶级思想”到建国后的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至1957年“反右派运动”。在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阳谋”和邓小平等人亲自主持下,把几十万知识分子精英打入社会另册,至今不能全部平反;七,1969年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反右倾,“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其实中共党内搞出过多少个“反党集团”又有哪一个是真的“反党”?)党内外有380万干部跟着彭德怀挨整被打成“右倾分子”。彭德怀外粗内细,刚直不阿,因屡犯专制下政治大忌,命遭毒手,但彪炳青史;刘少奇表面软心中有数,实无反毛胆略却顶了最大的“反毛”帽子;周恩来最大不倒翁,一生“演戏”对毛几近媚忠,但个人魅力无穷,老百姓中口碑甚佳;林彪是聪明过人的两面派,既造神又看破神,终被聪明误;邓小平因其是实用主义者故“永不翻案”可理解。时事造英雄,一生“六四开”,六分倡导改革之功四分镇压民运之过;“四人帮”暴发户,与毛泽东感情、思想、做事最近,毛生前是毛四条枪,毛死后是毛替罪羊;毛泽东天分极高,但恋权擅术多疑善变,一生评价“一九开”,一分抗日之功,九分误国害民之错,与其诸战友彭刘周林“四人帮”之辈均无本质之差异,均坚持错误的马列主义指导,均坚持空想社会主义,均坚持一党专制,只有在个别阶段个别政策上的分歧,只有不尽的恩恩怨怨和无穷的权力之争。可怜中国亿万百姓被其冠以“路线斗争”光环的诡异莫测的党内之争一次一次地运动;八,赫鲁晓夫是揭露斯大林暴政的勇士,其所做的秘密报告和随后的政策调整是冰河解冻的春讯,是上世纪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勇敢终结东欧苏联社会主义的先驱。而这却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的高层的恐慌。中共从错误的立场挑起了中苏大论战,其结果使自己在国际上与苏联开战,在国内政策上愈发极端;九,“十年浩劫”的文革是共产党领袖个人独裁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全国几亿人民的闹剧,文革成了毛泽东对党内战友大开“杀戒”对党外百姓大搞阶级斗争的战场,成了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田,几千万人受到迫害或迫害的牵连,而毛泽东个人悲剧更深刻的根源还在于共产党的激进意识形态和一党专制的领导体制;十,北打苏联,南打越南,共产党与共产党国家一旦翻脸,其关系真是连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都不如;十一,镇压“七六年四五天安门活动”,镇压“西单民主墙”及“地下刊物”,镇压“六四民运”,镇压“法轮功”,镇压国内异议人士,钳制言论自由,干涉宗教自由,取消结党、游行集会自由,侵犯人权,推行一党专制。这些都是贵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而取得的重要进展吗?
    3.1 如何定位我国(大陆)现处于一个什么社会阶段?现社会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决定》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不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马克思原设想社会主义是一个短暂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遭遇与现实巨大矛盾之后其继承者无奈的理论退路。而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则是人类社会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在所有不同阶段共同面临的基本矛盾。《决定》没有讲明决定我国现阶段特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邓小平曾经把中共建国以后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49年-57年为第一阶段,58-78年后为第二阶段,78年后为第三阶段。邓认为两头好,中间犯左倾错误。而实际上中共从建党开始就是党内残酷斗争无民主,党外走左倾极端的历史。有所区别的是“第一阶段的极权专制还遮遮盖盖,让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到第二阶段则赤祼祼地把一党专制的残暴性发挥到极致,而第三阶段则步入“后极权社会”。第一、二阶段是毛泽东时代,第三阶段则是从邓小平开始,经江泽民到胡锦涛的时代。在这个“后极权社会”里,共产党专制的本质未变,一党专制与民主自由的主要矛盾未变,但由于在前面的阶段里执政党的巨大错误已使其失去人心,而迫使其在“后极权社会”施政方针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后极权社会”执政党努力塑造平民形象,重视民生工程,力求把很大精力放到发展经济上去,在“枪杆子”“笔杆子”外也重视“钱袋子”维护政权的作用。想通过发展经济来取得自己无法通过公平选举去取得的“执政合法性”。由于执政党已失去革命热情的原动力和号召力,而将其斗争为主的政治哲学逐步修改为以稳定为主的“和谐”政治哲学。从革命口号+大规模暴力的统治方式过渡到以假大空的谎言营造社会舆论+镇压少数人使多数人恐惧的统治方式,由无限权能国家转化退化到有限权能国家。执政党在“后极权社会”可以不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迫害国民,但仍然镇压少数异议人士绝不手软,因为他们知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反腐败,像皇帝杀贪官那样,但万万不能像台湾那样以制度变革反腐败。如台湾通过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反对党监督、政府部门之间权力制衡反腐败,像台湾“倒扁运动”那样民众参与反腐败;可以部分容忍民众维经济权活动,但绝不容忍民众在建反对党、言论自由、政治集会游行上街的维政治权活动;可以批个人崇拜、但仍坚持党神化;可以批所谓的“假社会主义”,不能批判真社会主义;可以批判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能批判马克思主义“真身”;可以批判执政党具体政策失误,个别阶段的错误,但不能批判执政党基本路线及其本质;可以给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政治上平反,但不能为全部的“地富反坏右”政治上平反,使所有国民所有阶段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做人的尊严上一律平等;可以放开国门,引进外资,外国先进经济管理方法,但对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西方政治文明万万不能引进的;可以努力融入经济全球化,但与国际民主主流却格格不入。这些都是“后极权社会”里主要矛盾呈现出来的种种特殊的阶段性的表现。
    3.2 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新领导已上台四年了,其表现就很符合上述的“后极权社会”的种种特征。胡温集团极力打造自己深入民众的形象,对民生问题也是不遗余力去努力解决,但在政治体制上却没有魄力也没有胆量提出改革新思维、改革新措施。近年来舆论报道的乡镇、村支书党政领导一肩挑和省市领导班子一正两副“瘦身”,党委一把手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和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的三个文件等各种试点名为改革实为反改革,是向加强党政合一强化一党专制方向的退化。今年开始的全国省、市、县、乡四级换班子和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和以前一样由党一手操纵毫无民主改革新意。香港虽标榜“一国两制”,但却又千方百计去阻止香港人民的直选要求,真是连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差额选举的勇气都没有(当然,越共虽比中共更重视政体改,但仍不可评价过高)。胡温集团也抓几个贪官,尤其敢动上海陈良宇也是震动中国政坛,但对此所有舆论不敢妄议一言,所有民众不能参与其中,司法调查不公开不透明,剥夺民众对反贪的知情权,这也难怪人们怀疑这是反腐败还是借反腐败进行权力之争?
    胡温集团高调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宣传毛泽东的崛起,却因害怕人们追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罪责而不敢纪念文革40周年。胡温集团花大力气进行所谓“共产党先进性教育”,却不敢放开民众对执政党的监督,反而通过限制媒体报道突发事件,限制国内用户采用外国媒体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限制各级法官接受新闻采访,通过设立大量网络“警察”,镇压自由网络作者记者,镇压维权人士和律师,镇压自由活动宗教人士等等措施来限制言论自由强化一党专制的统治。
    一个具体的行动胜过一个漂亮的提纲和一打为自己树碑的口号。中共新领导的表现也在说明他们自己句句不离嘴的和谐到底是什么?
    4.1 一党专制是政治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和谐是指矛盾关系的一种存在状态。人们渴望和谐是渴望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处于不激烈对抗而相互宽容、协调、平衡、有序发展的状态之中。中共在建国前喜欢鼓吹自由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专制(当然,这种反对也是假的,从当时共产党党内无民主,党外千方百计保持自己党的武装力量,在国际上以苏联一党专制为榜样就可看出),而在自己建国后同样建立了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1908年清王朝宣布“宪法大纲”,它开宗明义写到“(1)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与“共产党万岁”的一党专制真是有异趣同工之处。共产党通过马克思错误的剥削论演释出自己的“先进性”使自己的执政权神圣化永久化。其党的领导机构成为凌驾于国家政权机构之上的又一套完整的权力机构,使政协成为“花瓶”,人大成为“橡皮图章”,政府行政部门成为“傀儡”,军队、公检法成为一党私产的“御林军”,新闻媒体成为党的“喉舌”,共产党成了多元利益集团的惟一代言人,包括工会、妇联在内的所有民间团体均成了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不受制衡不受监督的程度,其控制社会的全面深入程度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独裁统治者。中国十几亿国民深藏于人性中的普世的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和几十年来前仆后继的为自由民主的战斗与少数一党专制即得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深刻的政治裂痕。对社会中存在的这种由主要矛盾而产生的重大政治裂痕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或清谈而不敢不能化解矛盾却在奢谈“和谐”,岂非无功之劳?一个王朝临近灭亡之时,更是矛盾最多,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所以一党专制问题不解决,中国(大陆)不但不会出现和谐的政治局面,反而会出现以“和谐”为借口进一步加强对国民镇压的反和谐现象。
    一党专制必然使《决定》中提出的执政党“党内和谐”成为又一句空话。中共从苏区打“AB团”错杀几万自己人开始,到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康生讲延安党政军各机关“特务如麻”,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到建国几十年中的领袖独裁,党内残酷斗争,哪有一丝一毫党内民主自由和谐的影子?从《决定》中列出哪么多条党内建设的条条看,没有新东西,没有在党内选举、党内言论自由、党内权力机构制衡方面的突破,没有民主自由的和谐必定是假和谐。
    4.2 一党专制是经济不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御用学者”总是爱总结所谓政治集权但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并以此经验洋洋自得。虽然自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经济闭关锁国的经济体制有了很大的转变,而减少了对经济发展的极大束缚;由于市场经济激发出了巨大活力;由于私人企业蓬勃发展而产生的显著效率;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且国民勤劳而产生的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自有规律作用,中国经济有了世界瞩目的惊人发展,但在GDP高速发展下却也是暗流滾滾,危机四伏,其中一党专制就是影响中国经济不能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影响起码可以分十方面来讲:
    一,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一党专制是我国司法不独立,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没有足够的立法以明确市场规则,市场以潜规则运行,没有严格执法的保驾护航,就没有对经济博弈各方权益的保障,而造成上访成灾,群体维权警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就没有经济法律经济合同的权威,丧失经济诚信的底线。
    二,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毒瘤。“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英]阿克顿勋爵语)的政治铁律经一党专制的表现再一次被证实。经济人在没有司法的保护时往往去“寻租保护”,寻租弱化了企业家的创新活力。腐败使国家资产大量流失。如今年两会期间媒体披露我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高达6000亿,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3000亿以上,而建设一个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花费也不过1500亿――2000亿。腐败扩大了穷富差别,凸现了机会不平等,增大了民众的怨愤。腐败通过权钱交易使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完成了“原始积累”,使中国经济滑向“权贵资本主义”。腐败使一党专制出现金钱化黑社会化倾向,使经济体制改革阻力重重,使已进行的经济改革出现异化变形,甚至中断的危险。
    三,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的重中之重。而中共执政党是中国全能政府的核心。执政党不受监督制衡,政府就必然是全能的、集权的、超强势的政府。由于政府、企业、市场关系的错位,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很困难,高投资趋势难以纠正。由于政府不受选票制约,政府喜欢讨好上级的充满水份的统计数字而轻视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服务的倾向也难以纠正。由于政府的强势,由于形成了政府自身的大量经济利益,政府干涉国企,干涉银行贷款,干涉土地买卖,行政垄断,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现象也难以控制。
    四,弱化新闻媒体对市场经济监督的作用。由于一党专制钳制舆论,侵犯言论自由,使市场违规运作现象、企业家违法现象、经济突发事件均缺乏新闻媒体监督,经济商品交易流通不公开不透明不对称。
    五,一党专制使知识分子处于压抑状态,使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丧失创新的自由宽松环境。自由是市场的灵魂,专制是扼杀自由灵魂的刽子手;宽松是创新的路径,专制是处处设防的关卡。
    六,市场经济发展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我国高等教育严重行政化。现在大学只有大楼,鲜有大师,而北大蔡元培式的自由包容的大学精神更是荡然无存,这种自中共建国后因一党专制而丧失自由学术环境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创新人才的培养。
    七,一党专制影响经济民主决策。经济制度改革、经济政策修改、经济大项目上马、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都是一个极复杂的决策过程,而缺乏民主决策机制,一把手拍板的现象造成失误的概率大大提高。
    八,马克思的“剥削论”不但是共产党造反有理无偿剥夺资产者的理论基石,也成了百年之后影响中国国企改革和私营企业发展的意识形态枷锁。改变国营企业低效和垄断地位却因为公有制要占主导地位而障碍重重。私营企业发展也总有框框限制和顾虑重重。也是,共产党不就是反对剥削吗?那现在让你私营企业发展,是否今后总有一天还会剥夺你的所有“剥削”所得呢?
    九,三农问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在农民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和在土地等经济问题上自主的权力,没有话语权,造成城市化过程中几千万失地农民利益的巨大损失,造成农民工成为二等公民。而农民集体失语也必将使现在热热闹闹的“新农村建设”更多地成为各级党委的政绩工程。一党专制及其意识形态是实现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化和土地私有化的最大障碍。把自主权归还给农民自己吧!把因户籍造成的身份不平等一下子全去掉吧!政府少点干涉指导吧,一切就会自然地合理地发展起来!
    十,中国一党专制的政治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商业兼并和高科技交流活动,影响与台湾的经济来往,也影响中国与世界先进军事强国的军事交流军备贸易进而影响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4.3 一党专制是我国当今社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共产党不但不能代表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反而长期摧残中国传统文化,抹杀世界主流文化的文明底线,为了愚民以利于自己的专制统治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产党文化”。其特性是空想引导现实,集体压制个人,专制摧残自由,独尊泯灭多元,官本位代替人本主义,驯服工具代替个体尊严,谎言变成“真实”,愚忠成了现代迷信。“党文化”的核心就是党高于一切的专制思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现实的巨大失败的失望,对丧失言论自由的无奈,对高高在上的人能否自律和自己能否维护自己权益的忧虑,对处处是谎言和骗局的悲哀,对干涉宗教自由、镇压法轮功和基督教自由传教人士的愤怒和对共产党神圣光环幻灭的失落形成了空前的信仰危机,出现了全国国民之间的巨大裂痕,使文化、价值观上的和谐荡然无存。
    胡锦涛别出心裁地提出所谓“八荣八耻”,并冠以“社会主义”的特别定义后试图用老套的方式去推行。但一因没有突出民主自由人权的最具现实意义的、普世的、核心的价值观,二因自己的党首先破坏如“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艰苦奋斗”等条文的恶劣表率,其结果必然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
    4.4 一党专制是造成民族不和谐国家不统一的重要因素。一党专制的执政党不但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大汉族主义统治者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迁入人口,过度开发资源,挤压少数民族文化,干涉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等传统,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各级以汉族人为主,以外派汉人为第一把手的党组织来垄断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重大事务。一党专制使自治法中少数民族的自治权成为一纸空文,因惧怕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而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谈判不能公开地持续地进行使西藏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内蒙古在文革期间由中央指挥,地方汉人为主的政府实施的“抓内人党”活动抓了几十万人,死残几万人,其残忍程度登峰造极,至今只是把责任往康生等个别人身上一推而不能公开进行全面调查,追究其历史真相。在当前尤其要注意的是以“反分裂法”“反恐怖主义”“维持和谐”为名义打压少数民族争人权。反对中国一党专制统治,是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共同面临的第一位的任务。
    中国一分为二,海峡两岸两个政府各自治理至今不能统一,这是全世界华人心中最大的不和谐的痛!而造成这种分裂状态的原因就是国共两党的内战,国共两党均难逃其咎。国共两党原是合作的兄弟党却因争夺领导权而分裂。共产党以比国民党三民主义更激进更西化的马列主义为指导,以比美国更不民主更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为榜样,以比国民党赎灭土地分田地(后在台湾实行的土改政策)更不人道的打土豪没收田地为其土地政策,以保持共产党军队的方式放弃了二战后组建联合政府使中国走向民主的历史契机,与因腐败和内讧而外强中干的蒋介石政府打了场对几亿中国人民来讲毫无进步意义,只是浩劫的内战。只是因为愈激进的东西短期内愈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赢得了政权,中国却长期陷入了分裂。中共建国后继续与台湾政府争谁是“惟一代表”的正统,挤压台湾的外交空间进而影响到台湾人民的实际利益。台独势力正是利用台湾人民对中国长期不得统一且自己在国际上又没有地位而失去耐心的心理状态逐渐发展起来。中共把不能统一的责任全部推到台独势力上,但反对台独的泛蓝阵营在台湾执政,中国就可以统一了吗?台独与大陆的一党专制政治体制是当前阻碍中国统一的两大因素。“一国两府,对等谈判,民主和平统一中国”是我去年提出的祖国统一的十六字方针,而实施此方针的最大阻碍仍是一党专制。中国统一的前景只有一个,不是“一国两制”而是“统一的自由中国”。而在当前大陆一党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维持海峡两岸现状不变就成了“次优方案”。
    4.5 一党专制使中国成为世界不和谐的因素之一。平心而论胡温政府还是努力在外交上树立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毛泽东时代批判“三和一少”要进行世界革命时的抱负已相去甚远,这也是后毛泽东时代即后极权社会在外交方面的表现吧。
    我注意到了胡温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但仍认为行动胜于口号。胡温政府努力练兵备战,其军事矛头所指主要是台湾和美国两家,此乃路人皆知。对台湾不管是否独立都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胜负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大灾难,大陆胜了也是一个极权政权战胜台湾民主政权何益而有?唯有改变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才能实现祖国统一,消除海峡两岸开战的可能性,才能完成军队国家化,军费开支透明化,军队建设现代化的任务,才能改变中共政权打遍周边国家的好战史(中共建国几十年来,与苏联打与印度打与越南打与台湾金门打与南朝鲜和美国打),将战争权交还给全体国民。“和平崛起”首先应是“民主崛起”。
    我注意到了胡温政府也举起人权旗帜,并承诺在全国人大研究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仍认为在世界捍卫人权和侵犯人权的斗争中,中共一党专制的政府仍是不合谐的重要因素。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通过《成果文件》,根据文件,发展、安全和人权三足鼎立,将一起成为今后联合国工作的重点。人权是底线性普遍性的,主权是局部性特殊性的,人权高于主权,人类社会对于打着“主权”旗号在国际上喊多元在本国内却搞一元而镇压本国公民的反人类罪行越来越有干涉权力将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我欣赏美国布什政府和新上台的民主党众议院新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高举人权外交大旗而起到的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领袖性作用,并认为中共专制政府有与世界上古巴、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国结成不民主同盟(不是表面条约式的,而是实际起作用式的)抗击以美国为领袖的民主同盟之趋势。有将联合国及其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变成维护人权软弱无力的组织之趋势。有逐步抛弃邓小平“韬光善晦,决不当头”的方针,想在世界的反美阵线中当头的趋势。这不是哪一个人决策的变化,也不是口头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和其政治体制本质所决定的。
    我注意到了胡温政府在一切外交场合上大力支持世界反恐斗争,但仍认为其在对已经突破了“人权底线”,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为代表的世界恐怖主义潮流的斗争中旁观多于斗争,口头表态多于实际行动。世界反恐斗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总结几年反恐斗争,我认为有五点“不足”和五点“不变”。五点不足是:一,对反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思想准备不足。简单的一走了之的思想,在反恐阵营中易出现重大分歧。二,对反恐斗争的非常规的新规律新特征认识不足,易产生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战术。三,对反恐中军事取胜后政治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易产生通过军事手段而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与政策。四,对宗教与恐怖主义的关系研究不足,尤其是对伊斯兰教派或派别之间争斗的严重性残酷性认识不足,导致起始连宗教与恐怖主义的关系都不敢提及,后来又变得束手无策。五,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伊拉克战争前情报工作严重失误。如情报准确,伊拉克战争是否推迟或发动还是不发动都会重新考量。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之处但在当前的反恐斗争中我们仍要坚持五点“不变”:一,对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人类生命尊严和文明人权底线的决心不变。二,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是最终终止恐怖主义这一人类毒瘤和实现人权全球化的根本保证的信念不变。三,政治“人权高于主权”、军事“先发制人”等新时期的新思维不变。四,支持并充分发挥美国在反恐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决心不变。五,相信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会对反恐中不断纠错起主要作用的认识不变。五点“不变”虽然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但仍使我们诚惶诚恐而不能不更积极地去不断地调整现行的各种反恐政策,而五点“不变”使我们仍是意志坚定,目标明确,使反恐基本阵营保持统一和力量。在这多事之秋,中共严格控制的新闻媒体却是一片冷嘲热讽、怀疑指责之声。什么“美国趁机推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呀,什么“在反恐名义下看谁不顺眼就打谁”呀,什么“越反越恐”“使恐怖活动更猖狂”呀,什么“主动进攻使中东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加剧”呀,什么“美国单边主义帮了‘基地’大忙”呀,什么美国“在伊拉克已失去道义”呀,在世界“围剿”美国,攻击布什政府的“时尚”中竭力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态度决定一切”,真不知其屁股坐到哪里了?
    我注意到了胡温政府正在与美国改善关系,并在朝核、伊核问题上站在了世界主流一边。但仍认为因中国政府与朝鲜金正日政府的特殊关系,中国对朝鲜政府施压还是不够的。反对核扩散是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朝鲜、伊朗这样一心搞核武器的国家各大国步调一致软硬兼施才有效果。
    我注意到了胡温政府实现了与日本新领导人的峰会,并欣赏胡温政府在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尽管中国政府对总结自己的历史往往取不老实不负责之态度)但仍认为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相处永不战才是两国人民心中的意愿。而日本重新成为“正常”的大国并在世界事务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是必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可中日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使两国在世界大格局中站到了战略竞争对手的两边,因而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也还难。
    我注意到了胡温政府大力进行与非洲和南美洲各国的合作,但仍认为世界发达国家在对非洲国家进行援助时有关人权、反腐败的行动准则是对非洲人民有好处的。标榜自己不带任何前提条件的援助恰恰反映了自己本身就不讲人权当然怎么可能去要求别人讲人权呢?常常攻击美国是石油外交石油战争,在中国倾销低价商品获取非洲石油资源的经济活动中,别人是否也会这样看待中国呢?
    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影子。面对世界民主自由人权的浩浩荡荡的潮流中共一党专制政府必然成为一个不和谐的因素。实现中国民主自由基础上的和谐不光是我国无数仁人志士100多年来前仆后继的事业,是我国十几亿国民朝思暮想的梦,也是全人类在新世纪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任重而道远,我们愿与包括中共党内愿对历史负责的人士一道为此而努力。
           
            2006年12月22日于北京市第二监狱
                12月22日交四分监区干警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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