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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右派分子家父,反右维权任重道远 /俞梅荪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24日 转载)
    
    缅怀右派分子家父 反右维权任重道远
     (博讯 boxun.com)

    
     俞梅荪
    
    
     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精神病医院接弟弟俞颂荪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般的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家父俞彪文,毕业于东吴大学和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意见而成为右派分子,不忍屈辱,蒙冤自杀,终年31岁。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投奔老年丧独子的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的祖母,因受家父株连而被劝退休(工资减半)。之后,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后来在北京郊外工厂当工人。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8年,回北京接班顶替退休的母亲,后来上大学,在北京从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
    
    
     祖父俞颂华,1919年任上海《学灯》杂志主编,曾刊载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俞颂华(28岁记者)和瞿秋白(20岁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发回的连续报道,对当时国人了解苏俄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并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的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的中共在全国扩大了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携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之会面;1928至1949年,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帮助,还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去世后,我和弟弟从小被人看成“狗崽子”,备受同学、邻居、同事的歧视和欺辱,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时自杀未遂,患了精神抑郁症。30多年来,每隔5、6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给我俩带来的不尽苦难和屈辱,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长在为家父作“改正”结论时说:“你父亲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宽大就不算错了。”为搞清究竟是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当年《人民日报》刊载由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主持的座谈会上,家父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这些言论在当时就根本没有任何错误可言。我几经激烈争执,使其哑口无言,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这是我理直气壮,据理力争的结果,亦是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干部的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的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重新安葬家父。
    
    
     在每年7月的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是哪天。2003年,家母在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多次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因不忍抛下我和弟弟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得精神病和进冤狱,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却从不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曾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开始重新思考家父的事,为了解当年的真相,我去拜访唯一在世的与家父在同一办公室工作的叔叔,他却在两个月之前刚去世。我来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察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我从历史角度渐渐理解家父的万念俱灰而愤然辞世。
    
    
     我读到北岛先生对童年的叙述:“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先生的这段珍贵记叙,撕开深埋我脑海的那个场景: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下,见到父亲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后来,母亲带我到(阜成门人民医院)病房,见父亲全身绑着白色绷带,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母亲考证。直到20年后我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后,家父因内脏被震错位无法恢复而去世。
    
    
     2008年4月以来,我去医院探望弟弟时,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的事。他认真地看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应
    
    
     出了病房,我提议去郊外祭奠彭文应先生,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边,进入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草坪树林,亭台楼阁,偌大的寝园,只有我俩。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啦!”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俩来到彭文应先生的全身铜像前,他挥着手,似乎正在讲演宪政民主,基座镌刻着1950年周恩来在上海对陈毅市长说:“要记住这个朋友”。这是我国唯一的右派分子铜像。
    
    
     彭文应,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被通缉在逃的周恩来;1947年以后,领导上海民盟的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1957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呼吁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遂被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批判,因拒不认罪而被定为极右分子,撤消一切职务,剥夺工资,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花园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读于上海师院的次子自杀身亡;1962年初,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底,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5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复查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值得缅怀和纪念。”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1930年起,与罗隆基、王造时两位同乡一起,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大力支持中共,1957年都被定为右派分子被迫害致死,成为“安福三杰”。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的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他是自杀的,你在20岁时也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下敌敌畏,半夜被我发现,灌水洗胃后送医院;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躲过死神。可见,青少年在成人之际,如被社会不容,往往导致精神崩溃。
    
    
     在弟弟提议下,我俩深深的三鞠躬,并代表几位委托致意的师友,向被反右夺去生命的三位英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天上人间的家人团聚
    
    
     之后,我俩在墓地里倘佯,这里安葬着不少名人,墓碑或塑像制作精美,造价昂贵,其中有我俩平日喜爱的作家,还有剧作家右派分子吴祖光的雕像,也有一些极尽奢华的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年纪甚轻,惋惜不已。弟弟感慨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宽大为怀,与世无争,不应有恨。
    
    
     1997年,我冤狱释放,母亲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西6室,她要我俩向父亲墓鞠躬后,仔细擦拭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我一向对父亲的行为不理解,曾多次拒绝去扫墓,要不是弟弟说起此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上世纪60至80年代,陆怡(祖父的学生、文汇报右派分子)和家父的两位右派挚友,有时来探望我俩,厚爱有加,均已作古;我俩幼年在上海江苏路幼儿园的陈老师,一直关心爱护我俩到如今。
    
    
     我俩说起,五四运动时,祖父撰文呼吁营救陈独秀、傅斯年等被捕师生;辞去中国驻苏俄特使的日文秘书,投身于清苦的新闻事业,终生为业,一生不参加任何党派。祖母晚年,怀念祖父,弟弟为其朗读祖父的旅俄回忆文。弟弟还说,祖母曾对他说:“你哥哥的眼睛长得像爷爷。”这使我很荣幸,当以爷爷的大公至正的目光来看世界。
    
    
     亭子周围是小桥流水和鲜花树丛,空旷静谧,没有任何人。大嗓门的弟弟高谈阔论,放言无忌,我俩尽情交流各自知道的往事和信息。我取出食物,被连连回绝,他有太多的话要诉说了。一小时后,经我再三催促,他依依不舍地起身,挽着我的手臂,自言自语道:“我到了天堂。”我附和道,这里真是天堂啊!
    
    
     我俩漫步在公墓墙外的海堤,面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杭州湾,我唱起:“大海啊,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你的身旁……。”不觉流下眼泪。1997年夏,我陪母亲返回温州老家之后,航行在杭州湾,我对着母亲,唱起《大海啊母亲》的歌。回到上海,把因我冤狱受惊吓而住在精神病医院达3年的弟弟接出来。
    
    
     傍晚,我俩乘上归途的末班车,路旁温度计为摄氏36度,却并不感到太热。我把弟弟送回医院,问其有何感想?晒得满脸通红的他开心地说,今天一日游,是此生最高兴的一天。又问对父亲有何感觉。他说,愿父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吧。我想,一家四口,今天终于沟通而融合,在天上人间团聚了。我俩说好,每年此日都要追思父母。
    
    
     分手时,我一阵心酸,忍住眼泪,未让弟弟觉察。前几次分手,我都泪流满面,甚至还抱着他痛哭不止。他却反而每每安慰我。
    
    
     漫漫维权路
    
    
     天色渐黑,我独自出了医院,经由市区返回浦东新区川沙镇的临时住地,又回到闷热污浊,浮躁压抑,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上海滩。我要为弟弟讨回住房而努力。
    
    
     1997年底,由于祖母去世,弟弟随我到北京与母亲暂住生活,上海的祖居住房闲置,被“知青朋友”惠进德借用,无偿居住一年后,他极尽对我家的关心,以保留我俩的永久居住权和日后监护我弟弟回上海住院为由,提出廉价转让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权给他。2002年弟弟回上海住院,他回避对我俩居住权的承诺,使我俩陷入困境;2007年初,他又拒绝医院发去的我弟弟出院通知,完全不理监护之职,与祖居部分使用权转让之前,判若两人。
    
    
     2007年底,弟弟滞留在医院已6年多,深感出院无望而成“无期徒刑”,在绝望中要寻死自杀,被电休克治疗,每每昏死过去而丧失记忆。为此,我向这位已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的工商界代表惠进德讨还我弟弟的房子,却被断然拒绝。他还对我从事反右维权之事嗤之以鼻,并告诫我“要识时务”。
    
    
     无奈,我只好求助律师,经调查,惊悉早在10年前,惠进德买通房管人员暗箱操作,冒用我弟弟的名义和伪造其签名而退掉房子,非法过户,又利用离婚,进而把房子过户给其“前”妻,使其成为第三方“合法”户主,我弟弟却成了有户籍居住地却无住房的黑户。当初,我冤狱落难又遭人暗算,我家三代居住64年的祖居被悄然夺走,如今要收回却很复杂艰难。
    
       
    
     一年来,为照顾弟弟,我在上海流浪,时而住旅馆,时而借住朋友或外地打工仔家,时常把弟弟接出来暂住几天,使他回归社会而恢复正常。诺大的上海滩,已无我俩的容身之地。
    
    
     又一个惨烈遭遇的右派之家
    
    
     回想2007年初,我因参与反右50周年事,终于想起淡忘已久的家父,在家父50周年忌日,我彻夜难眠,写信告知老友马文都先生,收到回信如下:
    
    
     时阳历七月二十二日,余在香山蜗居,因见俞兄祭父短文,难于畅怀,吾辈乃血性男儿,难为父辈申冤,伫立门前,仰天悲怆!
    
    
     忆家父之情尤胜俞兄,父亦已归道山,当年情形尤历目中,而父子之乐,已无从寻索,思之凄婉,不能释怀,感慨之余,发文祭扫,为祭俞兄之父而作。
    
    
     与俞同忆五七年,慈父在,合家圆。光阴荏苒,又是七月间,慈父已居阴间地,天伦欢,今难全。
    
    
     吾辈坎坷恍数年,又怎堪,一挥间。梦中常见,相顾两无言,物是人非不忍观,空垂念,泪难干。
    
    
     得知马文都亦因反右而失父,其生父李玉祥,1938年参加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后为东北野战军,历任班、排长,作战英勇,多次被嘉奖;1949年,随70军南下解放广东,任连长,荣立三等功,由军政委甘渭汉(1955年中将)作媒,与其母(师部干事)成婚;1951年,随40军赴朝鲜作战,腿被炸断,其母也在战争中失去半个手臂,都成伤残军人,一同调到辽宁铁岭荣誉军官学校工作生活,分别为营职和连职军官。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其父反思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近万名优秀指战员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被俘人员的75%,回国后都被清洗出部队,沦为贱民,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战友鸣冤叫屈。他指出,这一失利是指挥失误所致,责任在指挥员。为此,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又因地主出身而被定为反革命罪,判刑20年。(现据史料介绍,当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因指挥失误而向中央检讨,第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赴京请罪……)
    
    
     其母迫于军校压力,与其父离婚,并被清除出部队。当时28岁的母亲把3岁女儿送给铁岭一家工人,携3个孩子回北京投奔外婆家,又把5岁的大女儿送给一家平民,把3岁的马文都送给亲戚,自己带着周岁的小儿子,改嫁给理发师。
    
    
     马文都在亲戚家不忍屈辱,4岁出走,流浪街头,两年辗转十多户人家,最后由姓马的工人收养。1978年,他看到西单民主墙的勃勃生机而参与《探索》刊物,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3个月,养父母迫于警方压力,与24岁的马文都脱离关系,并赶出家门。
    
    
     1975年,其生父在吉林省白城子监狱减刑3年获释,被安置在当地农村监督劳动。他通过多方查寻,只找到在北京的小儿子,其它3个孩子杳无音信;1983年,76岁在白城子农村含恨去世。1987年,马文都与弟弟久别重逢,得知父亲已故;1990年,他回铁岭军校寻根,找到失散33年的双胞胎姐姐,那里的人都闭口不谈其父事,很回避,他深感其中必有很大隐情。
    
    
     我询问其父当时被判刑的依据,后来是否被改判和改正,要为敢说真话而献身的军魂人物留下一点文字,无奈马文都一概不知,连其父的相片也没有。上述这些情况,是他要其弟反复回忆其父30年前到京时的只言片语。看来,他家比我家更为惨烈,我欲哭无泪。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视,被欺辱,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求告无门,在贫困中挣扎。在上海,给我以多方关照和资助的黄女士,其父是右派分子,劳改20余年获释回家,其祖居住房已被人占去,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就在贫病中客死他乡。现居成都84岁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年远征印缅抗日军队的老兵),劳改20余年获释,回原单位又被陷害坐牢12年(累计坐牢34年),1996年出狱,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侵占,孤身一人,长期借居,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维持生存。可见,反右运动的危害直至今日未决。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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