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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问责的三个疑问/王国军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24日 转载)
    
    北京奥运会的喜庆气氛还未散去,一些党政官员的大祸却临头了。
     (博讯 boxun.com)

    受问题奶粉、襄汾溃坝、登封矿难、深圳火灾等重大事件的影响,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山西省省长孟学农、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一大批官员被罢职。
    
    这波秋风扫落叶般的问责风暴,使众多受害者及家属得到了安慰,平息了部分民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但人们在欣喜之余,也产生了一些疑问。
    
    人大为何不主动?在这波问责风暴中,倒下的多是政府官员。《宪法》规定,从省长、市长,到县长、乡(镇)长,其任免权都掌握在人大手中。然而公众看到的程序都是先免去党内职务,再提名人大罢免行政职务。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并没有主动履责,发挥监督作用,而是被动接受党委的安排。
    
    问责的标准是什么?治地出了重大事故,官员承担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但有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比如,什么样级别的官员对应多少死亡人数、财产损失?在追究责任的时间、顺序上又有什么规定?对此,《公务员法》并不明确。由于标准不明确、责任不具体,在问责过程中,公众与官员常常陷入一团迷雾。以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为例,先是乡长、县长被免职,接着是省长,最后才是市长。为什么问责顺序不是由低到高,或者从高到低,而是跳着走?还有,同样是矿难,死亡人数也差不多,为什么甲地官员丢盔卸甲,乙地官员却安然无恙?
    
    问责后能否补漏?出了事故,撤换官员很有必要,公众最担心的是换汤不换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去年8月,时任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因黑砖窑事件去职,而接任一年的孟学农又因溃坝丢官。在王君匆匆补位后,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江爱便发表了看法:“单一的领导问责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山西的煤炭生产安全问题。”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事故——罢官——新官——事故——罢官”的恶性循环。
    
    事故不可怕,可怕的是接二连三;问责不足喜,希望能够举一反三、亡羊补牢、铲除祸根。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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