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四川地震怎么就没有追究什么孟学农式的主儿?/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6日 转载)
    在汶川大地震中受到重创的青城山—都江堰景区计划引资37.5亿元,重建修复后建成国际休闲度假区,每年游客量可达800万人次,投资回收期为3~5年。(2008年9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记得5月19日全国哀悼日时的情形呢?记吃不记打的家伙们。 (博讯 boxun.com)

    
    王未名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灾后端午节 灾童:我想吃粽子
    
    8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震灾区的群众度过了一个特殊的节日。图为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武装部官兵在什邡市蓥华镇仁和村和当地受灾群众一起吃粽子。【新华社】
    
    【本报北京九日电】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各地灾民8日度过灾后首个端午节。往年的端午节,四川人都会在家挂艾叶菖蒲、全家一起吃粽子和咸蛋,婴儿更会洗药水澡保平安。但在大地震过后,部分灾区的家庭却无法过端午节,眼看其它安置点都有派发粽子和咸蛋过节,有灾区的小孩羡慕地说:「我也想吃粽子!」
    
    大地震过后,当局均设法让灾民过一个快乐端午节。于甘肃文县,在灾区执行任务的解放军官兵8日与当地灾民共度端午节,并特地送粽子给正准备高考的学生。另外,7日才抵北京的德阳东汽技校37名灾区学生,7日在北京的借读学校包粽子过节。
    
    穗空运七千粒粽
    
    与此同时,广州市民政局7日为赴四川支持抗震救灾的人员空运了七千粒粽子。据悉,粽子除发给广州赴四川救援人员外,其余的都送予映秀镇过渡安置房的灾民。而浙江等省亦向灾区送上「赈灾端午粽」。
    
    于成都金牛区的安置点,几百名灾民除吃粽子、咸蛋外,当局更为灾民安排洗药水澡,寓意祛除病痛。而在都江堰,较有名气的灾民安置点「幸福家园」及「翔凤社区」,当局及不少热心人士都为灾民送上粽子过节。
    
    但于一些较少受关注安置点,虽同在都江堰,待遇却有天渊之别。在蒲阳镇上游村的安置点,8日毫无过端午节的气氛,灾民在安置点内闻得其它安置点有粽子过节都十分羡慕。
    
    希望有奶粉餵儿
    
    刚与七个月大儿子搬到上游村安置点的22岁少妇徐佳说,他们一家搬来后都没有发过甚么救济品,别说有过节粽子了。徐佳说,要是儿子能洗上热水浴已经很不错,洗药水澡根本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她只希望当局可以分发一些奶粉给她儿子,好让儿子不用挨饿。
    
    而在上游村安置点内生活的8岁灾童隆昌灵,听到人家有粽子吃都很羡慕。「我去年端午节去了外婆家吃了很多好吃的粽子,今年端午节甚么都没有,没有粽子也没有(咸)鸭蛋。为甚么人家有粽子吃,我没有呢?我也想吃粽子呀!」
    
    成都放灯祭死难
    
    另综合中国网、新华网报导,6月7日是「汶川大地震」后的首个小长假。当晚,无数成都市民自发聚集到锦江河畔,他们点燃一盏盏寄托哀思的河灯,缓缓放入锦江河,悼念在四川地震中逝去的同胞。望着河面上大大小小的河灯,静静地向远方漂流,不少人流下了泪水。
    
    冲锋舟涉水送粽
    
    而烟台市建筑施工安监站站长王晓波,正率领来自烟台的救援人员,在绵阳市于坪乡和白坭乡进行对口支持。他坦言,自己几乎忘记了端午这个节日。不过灾区却有节日气氛,乡政府用烟台援助的两部汽车购买了粽子,通过冲锋舟涉水将粽子分发给灾民。来自烟台救援人员中,许多人都收到了家人等的端午祝福短讯,至于如何过节,他们称:「我们有比过节更重要的事情!」
    
    2008-06-09
    
    ……………………
    
    2008年08月0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39北京时间 18:39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四川青川县6.1级余震至少三人死亡
    
    地震发生前奥运火炬在四川传送
    
    媒体周三(8月6日)报道,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发生的6.1级余震导致至少三人死亡。
    
    今年五月在四川汶川发生的7.9级大地震,导致约七万人丧生,随后四川省出现数以千计的余震。
    
    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测定,在四川时间8月6日上午7点55分,11点42分,12点47分,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附近再出现三次较周二轻微的余震,震级分别为4.5级、4.4级、4.3级。
    
    周二(8月5日)17时49分发生的地震震中距离北京西南1253公里,震源深度约10公里。
    
    陕西省西安、宝鸡、汉中、渭南、商洛、榆林等地均有明显震感。
    
    当地时间周二下午17时55分左右,重庆主城区及各区县等大部分地区都出现震感,持续时间十几秒钟。
    
    地震发生前数小时,奥运火炬在成都传送,那是到北京前的最后一站。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导致约五百万人失去家园,受灾地区已开始重建。
    
    ……………………
    
    四川又震 规模6.1 2死23伤
    
    五日内第二次强烈余震 螺旋沟大桥垮塌 212国道全线中断
    
    【本报北京六日电】四川青川县5日再发生规模6.1的强烈余震,四川及邻近的陕西、甘肃两省,震感强烈。余震最少造成两死23人伤,其中10人重伤。另外212国道上一条大桥在地震后垮塌,令212国道全线中断,当局正全面抢修。这次已是四川省在五日内第二次强烈余震。
    
    地震发生时,在四川省会成都的公寓中可以感到左右摇晃,一栋位于21楼房间内的灯左右摇摆,躺在沙发上如同摇摇篮一样,震感持续近一分钟。而在陕西省西安市也可以感觉到这次地震。
    
    据陕西地震台网初步测定,5日下午5时49分,四川省青川县姚渡镇发生里氏规模6.1的强烈余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成都、西安、汉中等城镇震感强烈。位于震央姚渡镇,余震最少造成两死23人受伤。因通讯及道路全部中断,当局正组织紧急抢险,并派人徒步进入姚渡镇了解情况。地震后,212国道连接沙州至姚渡的螺旋沟大桥垮塌,令该国道全线中断。
    
    本次地震致使王家村的房屋几乎全部垮塌,姚渡镇另外五个村子的房屋也部分垮塌,未垮的房屋也全部成为危房。青元、平原、阳山等三个村道路曾一度中断,目前在民兵的抢修下已经可以通行小型车辆,全镇范围内通讯中断,只能使用移动电话与外界联系。 青川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健表示,余震造成姚渡镇通讯中断。青川县城的公安、武警和医疗救护队已紧急赶赴姚渡镇抗震救灾。地震在甘肃省亦造成破坏,文县一座大桥垮塌,最少造成一人受伤。据悉,本月1日四川省平武与北川间曾发生规模6.1的余震,共造成320人受伤。
    
    2008-08-06
    
    ……………………
    
    2008年09月0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11北京时间 17:11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汶川地震专家披露部分学校倒塌原因
    
    什邡在地震中受损的校舍(6月18日)
    
    校舍建筑质量是地震后关注焦点之一
    
    中国专家星期四(4日)表示,近年"建设学校房子的速度比较快",使校舍存在建筑上的问题,是导致大量校舍在汶川大地震中坍塌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
    
    汶川地震发生后,大批校舍倒塌造成数千师生死亡,遇难学生家长抨击校舍可能存在建筑问题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中国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表示,建筑材料质量差是导致一千多所校舍在汶川地震中坍塌或受损的可能原因之一,但当局仍在仔细思考和调查这个问题。
    
    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四举行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中国政府官员曾保证要彻底调查在地震中倒塌的学校。您是否认为,在倒塌学校中存在着使用劣质建筑材料的问题?"
    
    马宗晋回答说,经过建筑部门派出的两千多名专家对灾区的考察认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建设学校房子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建筑上的问题。"
    
    两方面原因
    
    他说,上千座校舍在震后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包括至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房屋建设本身的条件问题,比如说它的结构不一定完全合理,材料不一定很坚固,这都是可能的"。
    
    他表示,关键问题是建筑材料不够坚固,宽大的教室通常由柱子支撑,但这些柱子经不起大地震的冲击。
    
    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房屋正好是处在强地震活动的断裂带上,所以是抵抗不住地震的","因此不管是儿童的房屋、学校、政府的建设,还是居民的建设,都要被破坏"。
    
    汶川地震之后,不少校舍坍塌,造成很多师生死亡,悲痛的遇难者亲属于是把愤怒的矛头转向有关地方当局,要求当局解释为何在坍塌的校舍周围,其它建筑物却能够经受7.9级地震的冲击。
    
    经济损失大
    
    当局派往地震灾区了解受损建筑情况的工程师和建筑专家,也对有关建筑材料低劣、城市规划糟糕,以及建筑行业缺乏相关规定提出质疑。
    
    今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造成8万多人遇难,18,000人失踪,500万灾民无家可归。
    
    根据专家委员会近期的调查评估,5·12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8451亿元人民币,其中四川的损失最为严重,占到总损失的91.3%。
    
    另据初步统计,地震造成地质灾害多达1万2千多处,潜在隐患点近8千7百处。
    
    专家委员会委员董树文说,整个汶川地震的损失约有三分之一并非是地震直接造成,而是由滑坡、崩塌和泥石流造成的。
    
    ……………………
    
    2008年09月0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54北京时间 16:54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英专家:汶川灾区洪水威胁将持续
    
    灾后汶川(6月16日)
    
    汶川地震沉积物将升高河床
    
    英国地质专家说,在5·12汶川大地震后的几十年里,居住在四川盆地西南的约两千万人都可能受到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
    
    英国达勒姆大学灾害和风险研究所副主任登斯莫尔博士在对汶川灾区进行调查后说,四川8级强震引发的持续不断的泥石流和滑坡,将不断向河床倾泻岩石和沉积物。
    
    过去8年来一直在四川省从事相关研究的登斯莫尔表示,这些沉积物将升高河床,并使河流最终有可能决堤。
    
    洪水灾害
    
    登斯莫尔博士说,"发生重大洪水灾害的风险很大。目前还很难预测这个风险的具体情况,但是10年过后,我们可能更好判断。"
    
    他说,这些风险可能在今后几十年,甚至一百年都会存在。
    
    登斯莫尔认为,强震过后,滑坡和泥石流现象经常出现。岩石和沉积物从山谷向下游倾泻,最终汇集在河床。
    
    亚历克萨·登斯莫尔博士
    
    登斯莫尔过去几年常到四川了解当地的地质灾害
    
    在某些汶川地震灾区,一些河床的位置已经比地震前高出两至三米。这就是说,在暴雨多的季节,河流就可能决堤。
    
    中国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专家表示,汶川大地震的遇难者人数已达8万人。
    
    地震过后,不少山区居民已转移至盆地地区居住。
    
    登斯莫尔博士对中国当局快速的救灾反应表示称赞,但他同时表示,"从长远来看,他们应当仔细讨论究竟应把这些居民永久安置在什么地方才恰当"。
    
    他说:"从长远来看,当局有必要探讨将居民迁出洪水容易泛滥的区域,并考虑将容易遭受洪水侵袭的交通线路改道。"
    
    此外,泥石流泛滥对灾区的电力供应也会产生影响。由于沉积物在水坝中的积累,很多水电站的防洪功能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
    
    四川地震灾区见闻 余震300多次 一片废墟
    
    四川攀枝花市30日发生6.1级地震,仁和区大田镇一户人家的围墙被地震毁坏。【新华社】
    
    攀枝花仁和区大田镇银鹿村三家人31日凌晨在村口露天烤火过夜。【新华社】
    
    【本报北京三十一日电】四川攀枝花发生的地震对四川、云南两省造成严重影响,截至今天上午5时,四川攀枝花—会理地震已发生余震三百多次。
    
    群众住自制帐篷
    
    新华社记者在连夜前往四川震区的路上看到,沿途雨势很大,部分路段大雾弥漫,个别县城积水严重。在云南省永仁县通往攀枝花市的108国道旁部分房屋倒塌或毁损,有的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一些群众搬进自制简易帐篷或住在微型车里,部分群众受伤。攀枝花市电信部门的抗震救灾抢险车辆正赶赴受灾严重的平地镇修复五座机电站。
    
    31日凌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约20个村民在凉棚下避震。村民刘轮诗说,他家房屋瓦片全部震落,房屋出现裂缝,已有五名亲戚受伤住院,其中75岁的老母亲因地震致脑部受伤,伤势严重。经初步检查,四川二滩水电站未受到地震影响。大坝、地下厂房、泄水建筑物、厂区建筑物及方家沟片区建筑物无明显异常。
    
    目前,攀枝花有关部门已向大龙潭乡、金江镇等受灾乡镇紧急调运大量饮用水、食品及三百顶帐篷,紧急划拨五百万元专款用于抗震救灾。
    
    另据新华网报导,目前,四川灾区通讯信号时断时续,部分电力设施损毁,交通基本畅通,村级公路一定程度上受阻。其中,会理黎溪区的黎溪镇、河口乡、中厂乡、绿水乡、鱼鱼乍乡受灾最为严重。
    
    学校受损难开学
    
    受地震及余震影响,该县部分学校墙体出现开裂,出现一定程度损毁,村镇小学损毁更为严重。据该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人说,这些学校可能无法正常开学。另据攀枝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人景培朗指出,攀枝花地区40多所中 小学也无法按时开学,尤其是乡镇、村级中小学校舍倒损严重。
    
    另外,四川二滩水电站未受到地震影响。大坝、地下厂房、泄水建筑物、厂区建筑物及方家沟片区建筑物无明显异常。
    
    报导说,云南楚雄、大理、昆明、丽江、昭通等五个州市不同程度受灾,曲靖、迪庆、保山等地有明显震感,其中楚雄彝族自治州受灾严重。据永仁县副县长夜成芳指出,目前地震已造成七个乡镇不同程度受损。该县县医院及县中医院楼房受损严重,大批病人已被转移至广场上临时帐篷内。
    
    2008-08-31
    
    ……………………
    
    四川强震成都昆明摇撼
    
    汶川余震袭击攀枝花市 规模6.1 毁屋逾13万间 至少25死361伤
    
    【本报综合三十一日电讯报导】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30日下午约4时30分发生芮氏规模6.1的地震,初步统计,四川、云南两省最少25人死亡、361人受伤,毁损房屋逾13万间、至少44万人受灾、656所学校受损。由于灾区广布偏远地区,人员死伤、财物损失的数字应该还会增加。
    
    攀枝花市地震波及面广,成都市和远至云南的昆明,都有震感。当晚8时46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也发生规模5.3的地震,幸而未传出伤亡。新华社引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的话说,30日攀枝花─会理的地震,是今年5月12日汶川规模8.0地震引发较大区域内的「地应力调整」所致。他说,此次地震与本月20日和21日云南盈江发生的规模5.0和5.9地震,表明汶川地震引发川滇地区的「地应力调整」区域扩大。他说,近期攀枝花─会理震区不排除再发生规模5到6地震的可能性。
    
    新京报报导,会理县绿水乡和中厂乡约60%的房屋倒塌,河口乡巨龙山水库出现18米长、10厘米宽的裂缝,江竹乡学校房屋在地震中扯裂,其它一些乡镇因通讯障碍尚无法连络上。中央电视台说,昆明许多市民冒雨走上街头,以策安全,通讯一度中断。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和预报专家前往震区。不过,由于灾区地势崎岖,加上豪雨,援救工作受到阻碍。
    
    2008-08-31
    
    ……………………
    
    强震 川滇人:好像世界末日
    
    天摇地动20秒 「轰隆隆」地响 人群奔逃广场避难
    
    【本报北京一日电】四川30日发生规模6.1地震,川滇网民都在网上讲述个人地震当时的感受。有攀枝花市民说,地震发生时,感觉楼板在摇晃,接就是「轰隆隆」地响,他抱著家人感觉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云南丽江震感也很强烈,当地市民说,屋里的人都迅速跑到街上或者广场上,许多人都惊惶失措。
    
    攀枝花市民陶勇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路上,突然地下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然后就看见四周建筑物、广告牌开始左右摇晃。晃动大概持续了20秒钟,「太吓人了!」
    
    家住攀枝花市区的市民刘明烈表示,他家在23楼,地震时,家中的花瓶、椅子等物件全部晃倒,吓得他赶紧躲进厕所里。当地市民称,上午还艳阳高照,地震发生前几分钟,天空却飘起小雨,地震后,街上四处挤满满脸惊恐的市民。
    
    攀枝花发生地震后,昆明震感也非常强烈,许多市民冒雨跑上街头,通讯短暂中断。位于昆明海源路的师范大学商学院,在地震发生后,学生仓皇地从宿舍楼中跑出,不到五分钟,操场上站满学生。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拉鮓村是震央,该村431户房屋中三成房屋完全垮塌,其余房屋也全部成为危房。所幸转移及时,该村1818名居民中仅有6人受轻伤。
    
    79岁的彝族老大爷纳丙娘家的4间土房在地震中完全垮塌,「幸亏跑得快,但是啥子都没带出来。这些棚子是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当兵的来帮我们搭起来的」。
    
    拉鮓小学的紧急安置点已用塑料篷布搭建临时居住处,村支书张国勇说,这样的集中安置点目前全村有7个,加上民众自己搭建的临时安置棚屋,已经将全部居民都妥善安置。纳丙娘说,今天都是吃的稀饭和泡菜。不过,一些吃的东西陆续送来了。张国勇表示,现在饮水没有问题,还是喝山泉水,水质没有受到污染。
    
    2008-09-01
    
    ……………………
    
    增至33死 80万人受灾
    
    25.8万间民房倒损 成昆铁路一度中断 凉山3座水库震裂
    
    【本报北京一日电】四川攀枝花市地震灾情持续扩大,根据民政部统计,截至8月31日23时,地震已造成四川、云南两省80余万人受灾,死亡33人。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造成506人受伤,紧急转移安置15.2万余人;倒损民房25.8万余间;成昆铁路一度中断,攀枝花市3座大型桥梁受损,凉山州3座水库开裂;灾区部分基础设施损毁严重。部分灾区电力、通讯完全中断,加上震央一带连日来有暴风雨,令救援工作更为困难。专家指地震与汶川地震有关,预测未来仍有规模5至6强震。
    
    攀枝花市仁和区和会理县持续暴雨,个别地区水浸严重,引发部分地区山泥倾泻,部分道路中断,搜救工作受阻。气象部门警告可能再引发山泥倾泻等灾害。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受灾严重,目前楚雄州政府已紧急调拨350万元资金用于救灾,州里各部门正全力投入抗震救灾。
    
    地震发生后,楚雄州各级部门紧急行动,采取各种措施组织抗震救灾,并成立5个工作组,分赴楚雄州的元谋县、永仁县、武定县、大姚县、牟定县组织抗震救灾工作。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表示,这次地震为汶川地震引发的较大区域内地应力场调整所致。但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员程万正认为与汶川地震无关。不过专家们均认为,近期震区不排除再发生规模5到6地震,可能会造成严重灾情。
    
    2008-09-01
    
    ……………………
    
    反范跑跑 明令教师须保护学生
    
    【本报综合报导】四川地震时都江堰老师范美忠不顾学生率先逃命。近日教育部正式制定反「范跑跑」条款,明令教师必须保护学生。
    
    京华时报报导,中国教育部日前正式公布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距上次修订已经11年。
    
    报导说,中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正式版本和意见征集版在内容上区别不大。在意见征集阶段因「范跑跑」事件引起关注的「保护学生安全」,在正式版本中被采用。
    
    四川省都江堰市光亚学校语文教师范美忠,因为在汶川大地震时没有带领学生撤离教室反而自己抢先逃命,被网民冠以「范跑跑」谑称。
    
    2008-09-04
    
    ……………………
    
    攀枝花地震 120万人受灾
    
    【本报北京四日电】国务院新闻办昨日通报四川攀枝花6.1级地震灾情及救灾情况,指截至前日,地震共造成四川、云南两省120万人受灾,损失情况严重,因交通不便,震后降雨较多,地形复杂,交通条件恶劣,加大救灾难度。而云南大理、丽江等旅游区仅有震感,对游客无造成影响。
    
    据新华社报导,国家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司长黄建发指出,攀枝花地震,在四川和云南已造成38人死亡,灾区总人口约120万,灾区总面积约9600平方公里。此次地震造成大量房屋破坏,房屋破坏总面积约1700万平方米。
    
    2008-09-04
    
    ……………………
    
    汶川地震 经损8451亿
    
    【本报综合报导】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4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表示,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其中四川的损失占到总损失的 91.3%,甘肃占5.8%,陕西占2.9%。至于社会上流传的「9月13日将有地震」预言,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专家首度回应:「不能肯定,但不等于我们不注意这样的问题。」
    
    据新快报报导,史培军说,在这些损失中,民房和城市居民住房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7.4%;包括学校、医院和其它非住宅用房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0.4%;另外还有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和其它城市基础设施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1.9%。
    
    据南宁晚报报导,前不久,社会上一度流传巴西「预言家」朱瑟里诺在其网站上的一条「预言」,大致内容是9月13日中国将发生地震。海南地震局、广西地震局先后出面,驳斥这一所谓的「预言」缺乏科学依据。
    
    2008-09-05
    
    ……………………
    
    2008年09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01北京时间 16:01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四川地震孤儿仅有两人被成功收养
    
    四川地震废墟
    
    四川省因汶川地震共新增孤儿532名
    
    四川省民政部门官员说,绵竹和北川各有一名地震孤儿被来自成都和深圳的两对夫妇收养,这也是汶川地震后被成功收养的头两名地震孤儿。
    
    媒体报道说,被成功收养的地震孤儿案例很少,这是由于很多收养人因地震孤儿的肢体残疾而犹豫。
    
    绵竹市民政局民政科长李柏汕对四川媒体说,绵竹市共有27名地震孤儿,他们中有些人是唇裂、脑瘫的,只有6人有被收养意愿,而这6名孤儿都是10岁以上的身体健康儿童。
    
    两孤儿被收养
    
    现年10岁的张安云来绵竹市,在5·12地震中痛失双亲。来自成都的甄性夫妇较早开始了解收养事宜,经成都市儿童活动中心的爱心妈妈的牵线,地震孤儿张安云终于被成功收养。
    
    另一名被收养地震孤儿来自北川,今年13岁,此前曾在北川中学读书,他的哥哥和双亲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北川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李成龙说,北川有200多名孩子在汶川大地震中变成孤儿,但只有11人有被收养意愿。收养这名北川地震孤儿的是来自深圳的胡生夫妇。
    
    四川省民政局从8月25日起正式开始地震孤儿收养登记,凡是符合条件的大陆夫妇,都可以申请。
    
    四川新闻网说,仅在北川一地,就有超过5千人次打电话或直接到北川民政局咨询地震孤儿收养事宜,前往四川德阳、绵阳等地民政部门咨询收养事宜的人也很多。
    
    但是,很多收养人因地震孤儿的肢体残疾而犹豫。
    
    李柏汕介绍说,收养与否的问题,关键是收养人和送养人、孤儿三方自己协商,民政部门只是审核材料、办理登记。
    
    收养人犹豫
    
    但中国民政部规定,只有年龄30岁以上的未生育的夫妇才有资格成为合格的收养人。汶川地震后符合收养条件又有被收养意愿的孤儿有88名,年龄在5至14周岁之间。
    
    四川省因汶川地震共新增孤儿532名,240名14岁以下的地震孤儿有亲属或祖父母代为照料。
    
    符合收养条件又有被收养意愿的孤儿有88名,其中5至10岁的孤儿28人,10至14周岁的54人。不过,这些孤儿大部分有肢体残疾或其它身体残疾。
    
    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说,大部分想收养地震孤儿的收养人,都希望被收养者跟张安云的身体情况类似,而且还希望孤儿年龄在6岁以下。
    
    ……………………
    
    川震孤儿 仅两人获收养
    
    开放将近半个月
    
    【本报北京九日电】8月25日四川正式开放认养「五一二大地震」孤儿事宜,截至8日,已有两名10岁及13岁的孤儿分别被成都及深圳的善心人士领养,展开新生活。但很多人因为孤儿在地震中受伤残疾而却步,爱心打折扣。
    
    南方都市报8日报导,来自深圳的胡氏夫妇在8月26日就提供完整申请资料,从北川民政局领到「收养证」,成为13岁孤儿刘磊(化名)的养父母。
    
    另外成都商报报导,来自成都的甄氏夫妇本月5日也得到绵竹市民政局所发出的该局第一张收养证,领养原在汉旺中心小学上学的10岁张安云(化名)。
    
    中新社6日报导,四川省因汶川地震共增孤儿532人,共有88名14岁以下的孤儿符合收养条件又有被收养意愿。8月25日起,四川民政部门正式开始地震孤儿收养登记。孤儿收养登记开始后,很多爱心人士前往四川德阳、绵阳等地民政部门咨询收养事宜,但多因一得知地震孤儿在地震中受伤成残废后而犹豫。
    
    但孤儿的人数也在变化,有些孤儿的亲属拿不定主意把孩子交出去给陌生人。绵竹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李柏汕表示,他举例说在绵竹就有一个一岁孤儿,许多人表达收养的意愿,但孩子的爷爷不愿意。
    
    全市共有地震孤儿27名,六名10岁以上的孤儿有被收养意愿。李柏汕说,收养的关键是收养人和送养人、孩子三方自己协商,民政部门只是审核材料、办理登记,不是「介绍所」。
    
    中新社报导,目前四川所有地震孤儿都已得到妥善安置,下一步将透过办理低保,采取亲属代养、寄养、家庭收养、类家庭养育、集中供养、学校寄宿等方式妥善养育。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还将从今年12月起给每个地震孤儿发放生活补助费,每月六百元人民币,一直到孤儿满18岁。
    
    2008-09-09
    
    ……………………
    
    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对于汶川地震则给出了别样的解读。
    
    基督教慈善机构小心翼翼入川救灾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5月30日14:18
    
    5月12日中国四川大地震发生后,韩国一家基督教学校30岁的美国教师乔纳森?布赖特(Jonathan Bright)筹措了些救援物资,打算前往灾区尽一份力。但他没能如愿。
    
    北京飞往成都的班机起飞前,布赖特在飞机洗手间掉落了一张卡片,卡片上印有圣经句子以及一家基督教电台的具体介绍。这引起了机组人员的注意,中国警方随即请布赖特离机接受调查。在仔细询问了他的意图后,中国警方表示,如果布赖特愿意,他可以乘另一班飞机前往灾区。但布赖特决定打道回府。
    
    布赖特表示,“他们紧张只因为他们认为我打算前去传道。”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很快向捐款、物资及志愿者等各种形式的海外救援打开了大门。据中国政府表示,境内外宗教组织提供了价值超过人民币1.6亿元(合2,300万美元)的救援。但这些援助也被中国政府打上了“禁止传教”的标签。
    
    来自基督教慈善机构的救援引起了中国方面的紧张与猜疑,这从布赖特的经历便可见一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新教人士长期以来在宗教自由问题上存有分歧,而此次地震救援给双方了带来摸索发展新关系的机会。在福音教派内部,各方人士也就在救援行动中是否以及怎样遵守北京传教禁令的问题持有不同看法。
    
    慈善机构撒玛利亚基金会(Samaritan's Purse)的会长兼首席执行长葛福临(Franklin Graham)表示,如果能够向灾民送去救援,他不会在暂缓传道这个问题上有所迟疑。葛福临的父亲就是当代基督教福音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
    
    葛福临表示,当灾民们处在生死边缘的时候,展示上帝之爱的最好方式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并为他们做点什么。他说,现在不是恰当的传道时机,以后会有机会的。
    
    广告
    
    地震发生的时候,葛福临正在中国拜访政府宗教事务官员以及中国官方教会。消息传来后,葛福临立即承诺筹措30万美元救援资金,并运用他的关系与有关部门商谈,计划向灾区派出一架满载救援物资的大型飞机。葛福临说,撒玛利亚基金会是首家向成都空运救援物资的美国非政府组织。
    
    葛福临称,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告诉他不允许在中国传道。但他知道,这其中存在着基本规则。葛福临说,“我们从未要求在四川传道,我们只是说自己是基督徒。”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表示,境外人士在中国进行宗教活动时必须遵守有关规定,不得进行散发宗教宣传品、发展教徒等传教活动。
    
    5月23日,撒玛利亚基金会租用的一架波音747飞机满载救援物资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飞赴中国成都。当日,该基金会参加了由中国驻美大使馆组织的新闻发布会。这些救援物资包括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帐篷与水过滤装置,由中国政府与军方负责分发到灾区,撒玛利亚基金会在物资下发前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使用培训。
    
    另一家在四川从事救援行动的主要基督教慈善机构慈福行动(Operation Blessing)表示,该机构从未在全球任何地区从事过劝诱改宗的活动,并称它与中国政府有着长期友好关系。
    
    那些通过较为非官方的渠道向灾民分发救援物资的基督教组织表示,它们对通过官方渠道提供救援的慈善机构表示赞赏,但它们自己的救援活动则较少受到官方限制的约束。美国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的会长傅希秋(Bob Fu)表示,该协会周一已经向中国派出携带20顶家庭帐篷的志愿者。他们计划与灾区的非官方教会联系,亲自将帐篷送至需要的灾民手中。
    
    傅希秋说,“我们会送出帐篷并对他们说'耶稣爱你们'。我们希望为他们祈祷,安抚他们的心灵,并为他们进行辅导。这些灾民需要的是全面的援助,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水与食物。”
    
    然而,这种举动可能会给该组织的志愿者以及中国非官方教会的人士带来危险。傅希秋表示,他已经听说了关于三名中国基督教志愿者因为在救援时祈祷而被警方拘留的报导。四川省宗教事务局没有回复有关此事的质询。
    
    Open Doors是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宗教自由组织,其会长卡尔?莫勒(Carl Moeller)认为,信仰应该超越任何政治束缚。
    
    莫勒说,“当耶稣对门徒说走向世界传播福音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你们只能去允许进入的地方。最纯粹的福音传道是不在乎政治的。”
    
    而错过北京至成都班机的布赖特表示,在他离开中国之前,一位友善的北京的哥带他来到了一家政府机构的物资捐助点。布赖特把他带来的救援物资都捐给了那里。
    
    布赖特说,看起来这是对祷告的直接回答。
    
    Geoffrey A. Fowler
    
    ……………………
    
    中国努力应对震后心理疾患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9月02日11:39
    
    随着周末期间四川另一场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面对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带来的心理后遗症,中国很明显缺乏接受过培训的处理最基本心理问题的专业人员。
    
    上周六的地震距5月份汶川大地震的震中约有500公里,共有超过88,000人在汶川地震中遇难或失踪。最新的这场地震按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的测量为5.7级,目前已有至少40人死亡,392,000间房屋被毁。
    
    Associated Press
    
    一位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坐在被毁坏的房屋旁
    
    地震灾区的官员承诺全面检查受损学校。由于汶川地震中校舍倒塌导致许多学生遇难,这成为一个格外敏感的问题。
    
    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导,重灾区会理县的官员表示,该县290所中小学中有153所受损,经济损失为2,050万美元。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地震给四川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美国National Mass Fatalities Institute的创始人之一丽萨?拉杜(Lisa LaDue)说,灾害的幸存者中有高达20%的人可能至少患有暂时性心理创伤。拉杜最近曾在四川工作。
    
    地震带来的伤痛更是难以忘记。实际上,当四川340万学生周一开始新学期时,余震仍不时发生,而且还有几千名学生在帐篷教室中上课。拉杜说,余震时时提醒你不能相信脚下的土地。周一,中国总理温家宝参加了重建后的北川中学的开学典礼。在汶川大地震中,北川中学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
    
    类似创伤后紧张症等问题可能要到数周后才出现,具体症状包括失眠和自杀倾向等。在四川工作的专家称,绝望、抑郁和自杀的迹象还在继续增加。
    
    在成都,心理学家吴薇莉就工作在中国解决心理创伤问题的第一线,近几周来她至少培训了600名四川当地的医疗工作者。
    
    这位41岁的西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说,我们的专业人员不是很多。
    
    她从最基本的问题讲起。在给来自四川重灾区约30名医务人员的培训课上,她先问了一个基本问题:如果患者的精神不稳定,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教室里一片寂静,气氛令人压抑。
    
    感情克制在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事实上,许多前往灾区的人都因为幸存者外表的平淡而丧失了警惕。但创伤的迹象依然存在。地震发生四周后,一名成都妇女向记者哭诉,她再也受不了了。她丈夫的反应是走到帐篷外抽烟,而一名保安则建议她冷静下来。
    
    Associated Press
    
    上周末的地震后,一位男子找到被埋的亲人后悲痛不已
    
    心理学在中国并非不为人知。传统中药就提供了精神治疗的方法。但儒家哲学也根深蒂固,其中一点就是等级和个人应让位于社会。毛泽东掌权后,对始于近一个世纪前的、在国内大学引入西方心理学教育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根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Horizon Research Consultancy Group)上月发布的一份调查,如今只有约35%的中国人表示他们会在认识到问题后寻求帮助;还有26%的人说,他们认为这种事属于隐私,或是担心会被冠以精神病的称号,因此从不会寻求心理帮助。
    
    现在,四川地震正促使有关部门更认真地思考幸存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国家媒体也对此予以大量报导,比如有关部门承诺在秋季开学后会对所有学生提供心理咨询。他们对海外的专业知识表示欢迎,也允许外国人医治幸存者。
    
    目前面临的一个难点是如何确保治疗的持续性。在当地工作的专家没有几个表示有能力经常返回灾区。一些人正想办法通过Skype电话服务等方式继续参与其中。
    
    英国杂志Psychologies的中文版匆忙赶制了大量有关此次地震的专题,并在网站上开设了博客,以供专家提出建议。
    
    说实话,吴薇莉本人远远谈不上是治疗创伤后紧张症的专家,她19年的职业生涯多是为在学业或感情上受挫的大学生提供心理咨询。
    
    吴薇莉告诉她的学生们将幸存者分成小组讨论问题,向他们演示如何通过交叉幸存者的双臂令其平静。她让这组人借助一个想象的电视遥控器努力消除令他们不安的画面。
    
    吴薇莉随后说,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系统知识。
    
    James T. Areddy
    
    相关阅读
    
    中国西部地震专题
    
    变废为“宝”──无奈谋生路 2008-08-19
    
    2008:中国不平静的一年 2008-08-14
    
    四川地震灾区再次发生强烈余震 2008-08-06
    
    ……………………
    
    中国四川省地震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
    
    大 | 中 | 小2008年09月01日08:52
    
    中国当地的有关部门周日称,四川省发生的6.1级地震已导致22人丧生,数百人受伤,目前救援队伍已开赴四川。
    
    中国地震局在其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说,周六的地震导致四川省17人死亡,邻近的云南省有5人死亡。
    
    地震局称,另有361人在周六下午发生的地震中受伤,震中位于四川西南的攀枝花市东南31英里处。
    
    Xinhua/Landov
    
    攀枝花市某医院医护人员正在救治伤者
    
    声明称,攀枝花市近400间房屋倒塌,邻近的凉山州1,000余间房屋倒塌。
    
    新华社称死亡人数为25人,并称还不清楚被掩埋在废墟下的人数。
    
    四川省地震局一位接听记者电话的女士称,该地区到周日上午时已发生了约300次余震。她拒绝透露姓名,表示自己没有得到授权向媒体提供消息。
    
    新华社报导称,地震部门向灾区派出救援队伍和地震专家,同时云南民政局和云南红十字会下拨了3,400顶帐篷和2,000床被子。由于灾区普降大雨,地形崎岖,救援行动受到了阻碍。
    
    广告
    
    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的镜头显示,数十名被疏散的民众聚集在攀枝花的一所小学操场上。这些疏散人员裹着被子,睡在地上的塑料布和垫子上,其中还有老人和孩子。
    
    新华社另一则报导称,周六,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发生5.3级地震。据报导,这次地震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天山山脉,没有造成伤亡,但邻近的县和库尔勒市有震感。
    
    今年5月12日,四川北部发生7.9级地震,导致近7万人丧生,500万人无家可归。该地区已发生多起余震,令震区民众紧张不已。
    
    (以上稿件译自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相关阅读
    
    日本东京地区发生地震 2008-08-20
    
    变废为“宝”──无奈谋生路 2008-08-19
    
    2008:中国不平静的一年 2008-08-14
    
    四川地震灾区再次发生强烈余震 2008-08-06
    
    原声视频:奥运火炬在地震灾区传递 2008-08-06
    
    中国西部地震专题
    
    ……………………
    
    中国承认地震灾区校舍质量低劣
    
    2008年09月05日11:44
    
    中国官员表示,建筑质量不高或许是导致四川省一千多所学校在5月份汶川大地震中倒塌的原因之一。
    
    政府官员周四的这番言论给予人们更多机会了解政府对建筑质量与校舍倒塌间关系的调查,这一调查要弄清楚低劣的建筑质量是否导致房屋在地震来袭时倒塌、令数万人遇难,其中包括那些被压在坍塌校舍下的学生。
    
    Newscom
    
    对校舍质量的质疑渐渐成为地震事件中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说,上千座学校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的建筑结构不一定完全合理,所用材料不一定很坚固,这都是可能的。
    
    马宗晋说,有些地区的房屋正好是处在强地震活动的断裂带上,所以是抵抗不住地震的,因此不管是儿童的房屋、学校、政府的建设、还是居民的建设、都要被破坏。
    
    5月12日四川发生里氏7.9级地震以来,已有近七万人遇难,另有约1.8万人失踪。上周末,在此次地震震中以南约310英里的地方又发生了一次里氏5.7级地震,造成至少40人死亡,大量房屋被毁。
    
    马宗晋谈到,建设部已派出两千多名专家前往调查汶川地震。此次地震在许多家长中引起了抗议和质疑,他们想知道是不是低劣的建筑质量夺走了孩子的生命。遇难学生的家长要求进一步展开调查,并将校舍倒塌归咎于宽松的建筑标准和政府腐败行为。
    
    对校舍质量的质疑渐渐成为地震事件中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地方官员已向许多失去子女的家长提供了补偿,先是一次性给予8,500美元,并承诺当他们退休后再另外给予资金救济。作为交换,接受补偿的家长需同意“收声”,不再要求政府展开调查。政府官员未提供有关补偿措施的更多信息。
    
    马宗晋说,调查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重新建设学校、以及其他公益性的建筑时,能提高我们对它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政府和相关负责部门要在大量调查之后确定我们应当在哪些地段建设学生的房屋,还有卫生系统,要考虑选地点、选材质、选负责建设的这些人,应该如何去处理。
    
    据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估计,汶川地震造成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总计达到1,230亿美元,灾区重建以及当地劳动力市场和服务业的恢复将需要三年时间。中国政府7月份表示,将投入3.32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地震灾区学校的重建、修复和新建工作。
    
    马宗晋表示,学生家庭、教育系统以及全国人民都很关注此事。
    
    另据国有媒体新华社报导,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周四表示,为保证援助过程的透明性,任何挪用和侵吞赈灾物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报导援引贺国强的话说,赈灾物资及款项的来源、数量及性质要及时做到透明公开。
    
    Loretta Chao / Jason Dean
    
    相关阅读
    
    中国平息地震遇难学生家长的抗议活动 2008-07-16
    
    四川地震遇难学生家长上访受阻 2008-06-18
    
    图片报导:家长之怒难平息 2008-06-12
    
    校舍夺命谁之过? 2008-06-12
    
    震后中国提高建筑标准 2008-06-06
    
    图片报导:遇难学生家长讨说法 2008-06-04
    
    中国限制震区抗议活动与媒体报导 2008-06-04
    
    ……………………
    
    中国启动地震孤儿收养程序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9月09日09:38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最近几周对在5月份四川大地震中失去双亲的数十名孤儿启动了收养程序。但地方官员称,由于其中许多孩子有身体或精神残疾,他们可能难以找到新家。
    
    四川省民政部门官员表示,汶川大地震使532名孩子成为孤儿。其中大部分今后将继续与他们的法定监护人生活在一起,这些人通常是他们的亲戚。官员们说,只有88名孩子进入收养程序,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患有残疾。
    
    四川省绵竹市民政局官员李百善(音)谈到,人们的收养目的各不相同,但多数人都想要健康的低龄儿童,他们不喜欢残疾孩子。
    
    收养问题由于政府的规定变得更加复杂化。按照收养政策,外国人和港澳居民不具有收养资格,只有年龄在三十岁以上、没有子女的大陆夫妻才能申请收养。
    
    据官员介绍,目前88名孤儿中已有两人被收养,其中包括一名绵竹儿童。这两名孤儿均没有残疾。四川省民政官员拒绝就有意收养者对残疾孤儿的态度发表评论。
    
    四川省民政厅的一位发言人指出,人们的收养热情仍然很高,但收养完全是出于自觉自愿,收养与否人们可以自己选择。
    
    为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寻找养父母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件难事。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残疾人往往由于社会偏见而被孤立,或是难以得到适当的护理和照顾。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孤儿院,有很多被父母遗弃的残疾孩子。
    
    不过,为残疾人权利奔走疾呼的国内外组织称,这种情况已渐渐改善。眼下中国正在举办残奥会,政府已利用这一契机着力改善残疾人的状况。
    
    在据信已造成八万多人遇难的5?12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数万名中国人报名要求收养地震孤儿,当时人们估计地震使大量孩子成为孤儿。政府官员当时表示,确定收养人时将优先考虑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
    
    总部设在北京的志愿者组织Sunday Monday的负责人赵山君说,许多家庭被突如其来的地震所震惊,于是一时冲动申请收养;可后来经过思考,许多人觉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即将面临的巨大变化。
    
    国有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导,在符合收养条件的88名儿童中,5到10岁的有28人,10到14岁的有54人。
    
    Gordon Fairclough / Loretta Chao
    
    相关阅读
    
    中国家庭踊跃申请收养地震孤儿 2008-05-19
    
    中国承认地震灾区校舍质量低劣 2008-09-05
    
    中国努力应对震后心理疾患 2008-09-02
    
    北京欲借奥运重现中国旅游热 2008-09-02
    
    ……………………
    
    奢侈品展会低调变身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9月12日10:24
    
    它曾是显示中国新贵阔绰程度的一个最突出的标志,但如今,它开始转向低调。
    
    他们不再同模特和电影明星一道展示自己的金制卫浴品、镶钻手机和时髦跑车。今年,这些摆阔和炫耀将让位于社会责任的话题。
    
    Associated Press
    
    去年时与会者看着柜台里那些珠光宝气的奢侈品
    
    今年的富世生活中国峰会(Millionaire Fair)将于10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举行,这个已在上海举办两届的奢侈品博览会过去常常遭到诟病。而据《东方早报》报导,即将召开的这届峰会的主题活动将从以往的豪华奢侈品展和铺张的聚会变成更加低调的“中华公益慈善圆桌会”,名称中已不见了“富”字。
    
    此次展会的组织者仲刚(David Zhong)在富世网站上谈到这一名称变化时说,“从一开始我们把'富世生活中国峰会'和《富世》杂志(Millionaire Magazine)引入到中国市场时,经常听到这样的市场反馈:这个名称给人感觉似乎太强调金钱而不是追求精致的生活方式。”
    
    仲刚在《东方早报》上的言辞则更为强硬。该报援引他的话说,他对过去两届富世峰会非常不满意,他认为没有必要再举办一届奢侈品展览,这同样很没意义。
    
    仲刚表示,奢侈品生产商仍将出席今年的展会,但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大会的主要内容包括邀请国内的富人们不仅谈论带有炫耀性的消费,还将讨论慈善捐献、艺术品收藏、理财以及继承等问题。
    
    在中国,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因素是领导层首要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他们要求政府官员遏制铺张浪费,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这也向那些有钱人发出了一个微妙的信号,而5月份的四川大地震也激发了人们对于慈善义举的深刻反思。
    
    Millionaire Fair 2002年诞生于欧洲,最初由荷兰媒体大亨伊夫斯?吉加思(Yves Gijarth)创立,展会足迹遍及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戛纳、迪拜和比利时的科特赖克。
    
    Sky Canaves
    
    (“中国日志”(China Journal)关注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发展变化,《华尔街日报》获奖团队数十位记者倾情献稿,Sky Canaves主笔。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或在下面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
    
    相关阅读
    
    波斯湾玩转奢侈新风 2008-07-09
    
    挥霍有益健康 2008-07-08
    
    黄金宫殿无存,黄金马桶依旧 2008-07-08
    
    图片新闻精选:黄金宫殿不再 黄金马桶尤存 2008-07-08
    
    ……………………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当NGO遭遇宏观经济恶化
    
    Williams Schue
    
    目前,社会普遍认为NGO会在后奥运时代得到蓬勃发展。但是,这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形势和社会需求角度的考虑,缺少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
    
    自05年中中国实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阶段。如果NGO没有向外国基金会申请更多资金的话,肯定已经发现美元粮食不够吃了。即使不是出于项目扩张的目的,也需要增加预算申请。汇率从当初的8.28到目前的6.85,NGO都经历了不少的困难。但是,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恐怕还会对NGO的资金状况产生更大的压力。
    
    NGO虽然本身并不从事营利活动,但它本身也是需要资金运作的。NGO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私人基金会(包括个人或企业设立的基金会)拨款、政府(包括官立基金会)拨款和民众(包括个人和企业)捐款。而在这轮经济衰退中,这三方都会遇到资金紧张的情况。
    
    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势头都很好,所以NGO的筹资相对并不紧张。但是自去年年中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已经出现衰退迹象,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相继破裂,NGO的资金源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NGO是否还能筹到充裕的资金呢?我们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在民众捐款方面,以香港乐施会为例。香港乐施会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香港市民捐款,其他来自国际乐施会其他成员和一些专项筹款活动。香港的中产阶级大部分来自金融、房地产、贸易、港口航运和加工行业,而最近12个月香港股市(甚至是全球股市)不断下跌,珠三角的出口加工企业普遍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国际贸易和港口航运行业的衰退。过去常常捐钱的中产阶级不但会失去丰厚奖金,还有可能丢掉工作,他们还能拿出钱来捐助NGO吗?乐施会不是基金会,它的直接筹资模式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影响。
    
    基金会方面如何呢?以福特基金会为例,它的资金主要来自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其中又有1/3只是账面收入。福特06/07的年报显示其收益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在美国去年年中以来的经济衰退中,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成为了急先锋。这样的情况下,福特基金会的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收益很难增长,甚至会出现浮亏。不过,由于该基金会本身实力雄厚,浮亏并不会影响其本身运作,故而不易受宏观经济影响。申请方应该不会遇到资金短缺问题。
    
    再看政府拨款为主的NGO。全球基金的主要来源就是欧美各国政府拨款和盖茨基金会等部分基金会的捐助,而受全球基金支持的NGO属于这一类。当欧美各国步入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财政收入会大减,再加上美元贬值因素,全球基金是否能收到各国政府承诺的捐款数额还是一个大大的问题。即使各国政府足额捐赠了,这些资金也已经贬值很多了。而且对欧美国家来说,非洲的艾滋病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在保障非洲资金需求的时候,中国等亚洲国家是否还能足额接收全球基金的拨款,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NGO在国内算得上财大气粗,因为它的捐助方主要是房地产企业。这些企业在前些年的都收获了可观的暴利,所有自己充裕,能够捐出一些钱来。但是,自去年年底中国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以后,部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开始断裂了,房地产行业已经在迎接冬天了。这些企业是否能继续捐资,还有待观察。
    
    如果思考NGO在国内的融资,我们还需要考虑四川地震灾区的融资。中国NGO的蓬勃发展,肯定不是只集中在四川灾区,而是全国普遍的发展,这样造成了全国各地NGO事业都需要资金的问题。但今年民众和企业对于四川的捐助都无法满足当地需要,怎么能满足其他去地区的需要的。要知道,在慈善者的眼中,灾区是比非灾区更紧迫、更需要资金支持的。
    
    NGO的建立和发展都依赖资金的支持,如果拨款和捐赠减少,NGO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如果现有的NGO都会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新的NGO必定也是很难成长起来的。在这个经济寒冬,NGO工作者恐怕要考虑温饱问题了。不过,在寒冬过后,必然是NGO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春天。(完)
    
    (以上仅一家之言,相关问题没有深入研究过,请批评指正。)
    
    ……………………
    
    易大旗:苍天未死,黄天当立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东汉末年,石破天惊,转眼间一个王朝倾覆了。
    
    今日中国,闻道香烛缭绕,祥云涌动,奥运天下英雄大会定在北京"鸟巢"。届时百鸟朝凤,万佛朝宗,千年盛世的神话只待国际认证和八方豪强同来剪彩。怎知天裂一丬,地陷一角,生民哀恸,哭声震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摇头丸,再也无法为老百姓消炎镇痛了。正是:苍天未死,黄天当立;岁在戊子,天下大震!
    
    图为震灾中的家长们誓为死难的孩子讨回公道
    
    八八年汉城奥运,成了南韩挣脱威权专制的分水岭。中国想必无此福份,只缘苍天未死;但眼前浩劫,却堪以震碎中国人的臣民观念,令公民意识"黄天当立"。
    
    犹记得去岁六四忌日,丁子霖、蒋培坤丧子十八年后,始得去到儿子被枪杀的西长安街作路祭。身边行人扬长而过,浑然不觉。及至今岁六四,竟有一个大陆留学生给"天安门母亲"发信,大兴问罪之师。看来,六四记忆如同长街血迹一般,仿佛被光阴漂白了;而"国家意志"的大酱缸,更腌制出众多勇于对世界和自己同胞发出爱国咆哮的"红心咸蛋"。
    
    然而,地震无情撕碎了龙凤呈祥的盛世布景,遂使本朝冷酷的"杀子文化"暴露无遗。十九年前,绝对的权力已悍然当街"杀子";十九年后,绝对的腐败在巴山蜀水再次大规模"杀子",四川总计有七千间教室倒塌!
    
    失去儿女的父母终于感知"天安门母亲"的丧子之痛。他们不再是忠顺于权力的臣民,不再是闰土、祥林嫂。他们在呼天抢地号哭之余,收集了"豆腐渣"水泥块和假钢筋作为证物。他们或许预知,面对权钱勾结的连体巨兽,抗争将是长期而艰难的,但"天安门母亲"已经坚持了十九年,他们凭甚么不能坚持到底?
    
    《华盛顿邮报》报道:都江堰聚源镇一群丧子灾民找政府讨个说法,当地人大委员出面劝诫:"国家和谐重于家庭损失,你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这些孩子是死于天灾,你们为甚么对媒体乱说话呢,这样只能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灾民则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对政治没兴趣,只是不想让孩子白白死去,我们要讨还公道,要知道这教学楼是谁建的,里头有没有腐败。"
    
    这就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他们要的是公共事务参与权,以及对政府的监督权。而这边厢,政府却在忙于自我表扬,就像"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时喜欢自己给自己鼓掌,更要提示大家鼓掌那般。忍见山河破碎,但充耳皆闻党恩浩荡,感激涕零。
    
    忽报都江堰苦主到法院集体申诉,即被警察架走,连律师亦遭禁制。由此可见,灾区苦主和"天安门母亲"一样,抗争之路尚为遥迢,于是他们要民权,要结社……须知清王朝的覆亡,并不始于武昌起义,而是四川保路运动,中国人第一次扯下臣民衣冠,就在彼时。
    
    今日华夏又被震醒了。苍天未死,黄天当立!
    
    (2008年6月4日)
    
    ……………………
    
    香港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晚会
    
    香港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晚会,悼念六四和四川地震死难者……
    
    与会者先为四川地震及六四的死难者默哀1分钟,随后点燃烛光。大会呼吁「同一世界,同一人权;同一梦想,平反六四」,并要求中共兑现申办奥运时的承诺,改善中国人权。
    
    主办单位香港支联会在民主英雄纪念碑旁,也为四川大地震死难者竖立了纪念碑。
    
    一些民众到达会场后,先向两座纪念碑鞠躬致哀。
    
    也有人献上鲜花和报道四川地震悼念活动的报纸。
    
    支联会依旧在会场设立捐款箱,不同的是会方今年将把捐款转交红十字会作为四川赈灾之用。
    
    这是香港政权移交后少见的画面:代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在六四晚会上飘扬。
    
    维多利亚公园的六个小型足球场有大约4.5个坐满了人。支联会表示有4.8万人参加,警方则说有1.57万人。
    
    大学生是六四事件的中心人物,香港的六四集会每年都有来自各家大学的代表。
    
    年轻的一代在父母的讲述下了解天安门事件的历史。
    
    今年的祭文和大会宣言除了哀悼六四亡魂,也提到了北京奥运和四川大地震。
    
    香港六四19周年悼念晚会,大会舞台悬挂要求平反六四的横幅。
    
    (图片选自BBC中文网 \大纪元等)
    
    ……………………
    
    鮑彤就劉曉波被侵權事件答記者問
    
    2008 年6月6日
    
    最近有記者打電話給鮑彤,詢問關於劉曉波事件。下面是鮑彤的回答:
    
    我抗议当局运用暴力,侵犯公民刘晓波的人身自由。
    
    这一事件发生在六月四日,但至今被新闻部门封锁,老百姓被剥夺了对本国人权状况的知情权。因此,我也谴责大陆现行的新闻制度。
    
    我愿意指出,这是在大地震后,当局亲手创造的两项记录——公安机关侵犯民权的记录,新闻机关封锁消息的记录。
    
    此前还有一项纪录,那是司法机关创造的——不准律师为公民服务的记录。当滕彪和江天勇律师,宣布愿意为在西藏事件中被捕的公民,依法提供法律服务后,他们要求更新年度律师执照的合法要求,就遭受北京市司法局非法拒绝。
    
    这是法律在中国社会中所占地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以正面报道为主"的主旋律的支配下,大陆的媒体也集体隐瞒了这类事件,也就是说,不准全社会了解本国法治的实况。
    
    以上记录都是些最新记录,都是当局在统一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很可惜,都是些负面的。我希望当局能够以民权、阳光和和谐为重,创造出有错就改的正面记录来。
    
    ……………………
    
    我们对黄琦因参与救灾被成都警方逮捕的声明
    
    王怡 冉云飞 廖亦武 李亚东
    
    致成都市警方、政府、人大及广大市民:
    
    2008年7月19日,我们在朋友聚会中,得知自6月10以来被成都警方刑事拘留的黄琦先生,已于今日下午,因“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正式逮捕。
    
    我们与黄琦素不相识,但尊敬他创办“天网”、致力于公民维权的努力。我们知道他曾因此坐牢,并在狱中遭受不当待遇,出狱后留下脑部疼痛等多处后遗症。我们尊敬他在此情况下,仍然坚持从事“天网”的民间维权活动,尤其是为六四受难者家属唐妈妈争取政府补偿金的努力。
    
    作为经历了512大地震的几位四川知识分子,我们尤其尊敬黄琦先生在地震后,参与民间震后救灾的工作。我们知道他在灾区为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也与地震罹难者学生的家长有所联系。
    
    但我们非常不理解,一个普通公民参与救灾、了解灾区真实情形,这和“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曾以普通公民身份,参与过一些灾区救助的工作。我们和黄琦先生一样,也和成千上万在灾区的民间志愿者一样,因此了解到一些非官方的、甚至与媒体的报道不完全一致的信息。可是,难道一个公民从媒体以外了解到的信息,就属于“国家机密”吗?难道国家天然地拥有一切社会信息的所有权吗?难道一个公民有幸(或不幸)见到或听到了一些和政府口径不一致的信息,他就“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了吗?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和黄琦说过话的灾民,都非法持有着国家机密。换言之,一旦他们成了灾民,他们就同时成了“国家机密”或携带国家机密的病毒。成都和四川警方应该逮捕每一个和黄琦有过接触的灾民,而不是仅仅逮捕黄琦一人。或者至少把所有灾民都隔离起来,免得我们一和他们说话,就触碰了国家机密。
    
    基于法治的常识,我们知道所谓国家机密,第一是不为一般公民所知,第二是国家事先采取了保密措施。换言之,凡是能在大街上看到的事,都不是机密。凡是在大街上看见裸体,一定不是看见的人有问题,而是被看见的人有问题。也就是说,一个非国家机关的普通公民,除非他以非法的方式刺探、偷窃被国家机关预先加以保护的信息;否则,他所知道的任何信息,都不可能触及“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这一罪名。
    
    因此,我们对成都警方因黄琦先生参与震后救灾而逮捕他、构陷他,不得不表示强烈的质疑、反对和抗议。尽管我们看出,地方政府似乎不太喜欢民间的救灾志愿活动,但成都警方逮捕黄琦的事件,仍然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否定,对民间的一次粗暴和傲慢的挑衅,也是对这个刚刚遭受地震的省份的一次羞辱。
    
    我们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良心,不相信这是一次公正的逮捕。但我们希望成都警方能以尊敬法治、尊重公民权利,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案件。我们主张并支持媒体、网络和民间可以自由地报道和评论这一案件,我们更加鼓励成都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市民和媒体,更多地站出来质疑和批评成都警方,以公民的正当方式,帮助政府尊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们呼吁成都警方对黄琦先生,不要采取任何刑讯逼供等违反法治的野蛮做法,呼吁成都警方准许黄琦先生的委托人可以与他见面,呼吁成都警方不要以非法的方式,继续骚扰、威胁黄琦身边的天网义工。
    
    我们不愿这一案件,成为奥运年中又一次引起国际关注的糟糕的人权记录。但遗憾的是,我们怀疑成都警方正致力于这样做。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愿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总是遭到其他国家人士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率先批评自己的政府。
    
    希望成都警方和成都司法部门,也能在这个案子中有率先的回应。愿我们的批评、抗议和政府的回应,都能成为对成都、对中国的祝福。
    
    2008-7-19
    
    ……………………
    
    《维权网》就黄琦被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逮捕的声明
    
    7月18日下午,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向前来打听黄琦案情的黄琦母亲蒲文清女士当面开出逮捕证,罪名是黄琦"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维权网》对成都警方不顾事实,枉法迫害维权人士黄琦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
    
    黄琦先生是6月10日晚上在成都和另外两名"六四天网"义工蒲飞、左晓环被警方秘密绑架,直到6月14日黄琦的家人才得到警方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罪名刑事拘留黄琦的通知。据一同与黄琦被抓的义工出来讲,警方对他的审讯过程只追问"六四天网"网站密码与到地震灾区救灾的目的来看,黄琦先生被抓根本不是什么"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而是因为他创办"六四天网"为当地百姓维权,与深入地震灾区报道与官方媒体不一致的灾区真相,从而招致了地方政府的忌恨。
    
    今年5月12日,四川发生8级地震,造成当地人员巨大伤亡。黄琦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率领"六四天网"义工9次深入灾区一线,救助灾区民众,调查了解灾区情况,通过"六四天网"直接从一线报道灾区所发生的事情,披露灾区一些官僚的贪腐行为,用现场图片揭露了一些"豆腐渣 "工程导致学校震垮,学生死难的事实;同时报道了一些学生家长为死难孩子讨说法的抗议活动。这些报道直接反驳了国家建设部与四川省的某些官员否认存在"豆腐渣"工程与官员救灾不力等人祸的说辞,从而埋下了黄琦最终被抓的隐患。
    
    黄琦先生1998年成立了"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设立"天网"网站,积极致力于中国的民间维权与救助活动,并参与时政评议。2000年6月3日,他被成都警方抓捕,直到2003年5月,黄琦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出狱后,黄琦很快就又着手创办了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2007年1月成立了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几年来"天网"大量揭露地方政府的拆迁、征地、下岗、枉法判决等等侵害弱势群体权利的事件,成为官僚统治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次为了掩盖地震中的真相,居然以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对其抓捕。所以这完全可以肯定又是一桩典型的四川政府迫害人权捍卫者的案件!
    
    黄琦先生被刑拘后,他委托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丁锡奎前去会见,成都警方居然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而拒绝安排见面。黄琦先生因曾经坐牢时受到殴打,导致他大脑落下脑积水和脑萎缩等后遗症,需要坚持治疗与服药,家属在他这次被刑拘期间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也遭到成都警方无理拒绝。
    
    黄琦先生秉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积极践行宪法与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为促进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为救助地震灾区的民众,为揭露事实真相,不畏强权,虽经监狱迫害,仍痴心不改,多年来艰苦努力工作,堪称中国人权捍卫者的优秀代表。
    
    在此中国奥运即将召开之际,在7年前中国政府为了申办奥运而作出的改善人权承诺声犹在耳、正待向国际社会展示之时,在四川地震灾民的伤痛未痊,急需调动社会力量救助的情况下,四川当局将积极参与民间救助的黄琦先生逮捕,这不仅是对自己改善人权承诺的食言,而且是公然对文明世界人权准则的藐视,对中国政府业已签署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的践踏,也是对我国宪法关于尊重公民权利的无视。为了我们这个民族能真正赢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重,为了我们拥有人类最高的面子----人权!
    
    在此我们强烈要求:
    
    1、立即无条件释放黄琦先生。
    
    2、依法追究有关肇事地方官员的责任。
    
    3、四川警方不得再以任何非法方式,继续骚扰、胁迫、打压"天网"义工和其他人权捍卫者。
    
    《维权网》
    
    2008年7月20日
    
    原文网址: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4/200807/20080720212226_9516.html
    
    ……………………
    
    亚洲周刊江迅/天网主办者黄琦因发布川震救灾中官员不作为、乱作为事件,被捕关押,不让律师会见,家人多次去给他送药,警方也不接收。人们的目光关注著被关押在四川成都看守所的黄琦。三十多天前,黄琦遭成都市武侯公安份局刑事拘留,被指为「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七月十七日是检察院是否批准逮捕的最后期限。
    
    黄琦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长期来坚持「与无权、无势、无名的弱者同行」,为百姓维权。自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和天网义工一直在都江堰、北川等重灾区,忙于发放海内外委托「天网」捐助的善款和救灾物资。黄琦朋友、中国泛蓝联盟负责人黄晓敏在成都接受采访时说:「地震发生后的五月十五日,黄琦和天网义工们把包括来自各省和海外的一些朋友的善款、救灾物资送去灾区,到五月底前后就去了十五、六次。在这些日子里,他们也掌握了灾区的第一手信息,这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
    
    天网向境内外发布了一系列政府官员在抗震救灾中不作为、乱作为的种种事件,《四川绵阳曾宏玲因三篇地震网文被警方逮捕》、《东汽死难学生家长集体前往天网投诉》、《什邡阻止三百学生家长去市政府请愿》等。黄晓敏认为,这是黄琦被捕的直接原因。
    
    六月十日晚上,黄琦和几个朋友正在餐馆用餐,被公安强行带走,并被抄家。警方当时的理由是「有人告黄琦诈骗」,在抄家时发现黄琦持有「国家机密」。黄晓敏说,黄琦身处地震最前沿,在五月十五日以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位被当局认为「政治敏感」的志愿人士,以及多家境外传媒都先到天网中心看望黄琦,转而再去灾区救灾。
    
    当局认为黄琦是联动中转站。黄晓敏说:「黄琦被拘留已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奥运来临,当局要营造宽松、和谐的奥运氛围,作出应有的姿态。」黄琦的委托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丁锡奎律师曾从北京前往成都,与黄琦妻子曾丽、母亲蒲文清前往武侯区公安份局递交法律公文和司法诉求。翌日,公安以黄琦「非法持有国家秘密」,发出不准予律师会见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丁认为,因涉及「国家机密罪」,却又不出示涉密鉴定,不让代表律师会见,刚于六月一日生效的新《律师法》成了一纸空文。
    
    七月十四日,丁锡奎接受采访时说,黄琦是六月十日被刑事拘留的,目前是侦查阶段,拘留后至今没有批准逮捕的消息。他说,《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延长至三十日」。
    
    因此,黄琦是否被逮捕,公安机关应于七月十日前提请检察院批准。丁锡奎说,「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黄琦妻子曾丽对此并不乐观,她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二零零零年黄琦被正式逮捕,是超过规定期限四十多天后才下达的。当年,黄琦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处五年徒刑。
    
    黄琦生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九九年夫妇俩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成为中国社会最早的NGO(非政府)民间公益志愿平台之一,曾丽任所长。天网寻人网站开通,黄琦负责网站管理。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代人寻找失踪或失去联系的人,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九九年,天网寻人网站被《北京青年报》评为是年九大网事之一,排名第二;二零零一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举办的活动中,曾丽获「中华爱国之星」称号。
    
    由于天网主办者维护人权的宗旨越发彰显,被人们称为「六四天网」的天网寻人网站多次遭受当局关闭。二零零五年黄琦刑满释放后说:「现在就需要有人先行,需要有人作出牺牲。我走了一百步,就会有人走五十步、三十步,这个社会就进步了。」翌年,天网寻人网站改组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不久在美国注册。黄琦先后获国际上授予的网络自由奖和赫尔曼?哈米特奖等。
    
    黄琦七十多岁的母亲蒲文清是心脏病副主任医师,她说,黄琦当年第一次被关押在监狱里被看守人员殴打,脑积水、脑萎缩,又患有心脏病,平时都用药,这次被抓后,没有再吃药,病情会恶化。她说:「警方说要有医院证明。我们便把华西医科大学、内江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学证明交给了当局,但始终没有回音。多次去看守所给他送药,警方没有接收药品。希望国内外朋友为黄琦呼吁,给黄琦公正处理。」
    
    ……………………
    
    余震未息:谁在发国难财?
    
    陈破空
    
    有感于大量学校倒塌和大量学生死亡,四川大地震之后,一些有志于慈善事业的捐献者,纷纷表示,愿意出资为四川震区重建学校。上海退休教师沈翠英拍卖其住宅,打算将拍卖所得的450万元,在都江堰市捐建一所能够抵抗7级地震的学校。然而,沈老师被告知,这450万,"不够建一所学校"。
    
    四川当局向有心捐建学校者提出报价:每所学校造价600至1000万元。许多热心捐建的个人和企业,顿时心凉,纷纷打退堂鼓。他们质疑:震前四、五十万就能建成一所学校,为什么震后造价一下子就跳升到600万以上?
    
    四川境内,多数希望小学的造价,都在40万左右。北川县唯一屹立不倒的刘汉希望小学,总造价不过59万元,单位面积造价甚至低于政府所建公立学校(每平方米400元,在地震中悉数倒塌)。规模较大的安县桑枣中学,仅仅因为花了40万元加固校舍,其2200多名师生,震中无一伤亡。
    
    四川当局对有志捐建学校者报高价,无外乎是要"发国难财"。豆腐渣工程激起的民愤还没有平息,中共贪官又打起了震后重建的歪主意。一种腐败还没有清算,另一种腐败又露出了端倪。环环相扣、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官场腐败,正是中国现行制度产量最大的产品。
    
    而震后,中南海又开始全力加固这一制度,视之为灾后最大工程。为了政权,也为了该政权的"国际形象",中共高层已经完全回到了宣传正面、遮掩负面的老路上。树立"模范",表彰"先进",甚至组织所谓抗震救灾"英模报告团",忙得不可开交。仿如毛江时代再版。目的无非一个:转移"豆腐渣学校害死花季少年"的社会焦点,遮掩丧子家长们的悲愤交加。
    
    有人甚至将炒作焦点,聚集到一个叫做"范跑跑"(范美忠)的教师头上。这位"范老师",地震发生时,弃学生于不顾,先自落跑,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批评、乃至谴责。然而,"范跑跑"毕竟是小恶,豆腐渣背后的官场腐败,才是大恶,逮住小恶而放过大恶,岂非避重就轻?难怪,连"范跑跑"本人都声称"疲惫",大喊:关注豆腐渣,不要关注我!
    
    有人替"范跑跑"辩护,理由竟然是,他"实话实说"。可见,说真话,在中国社会里,多么稀罕!
    
    范老师的落跑,在文明国家,属于跌穿道德底线;但范老师的坦白,在中国社会,却属于达至道德上线。正如国内网友所说:当"真实"成为稀缺资源时,并不高尚的人的真实表白也会被人认可。
    
    于是,我们再也清楚不过地看到,中国社会与众多文明国度的落差。如果把人性的表现定出三条底线:利己利人,利己不利人,利己损人,那么,中国社会,无疑沦落在最低的那一条底线上:利己损人,或曰,损人利己。
    
    一个虚假的国度,一个虚伪的社会,一个自私的民族。这一切作派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共高层。每当有事,总要搬出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出现在灾区,做几个有力的手势,说几句感人的话,甚至当众洒几滴泪。从周恩来到朱镕基到温家宝,莫不如此。
    
    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就掩盖了一切。掩盖了文革惨祸,掩盖了官场腐败,掩盖了豆腐渣工程。不断重复的作秀,不断强化的人治,使中国社会,步步沦于畸形。无人反思制度,更无人改革制度,任天灾与人祸,流于恶性循环。
    
    连表彰"先进",都许以官位。那个哺乳灾区婴儿、却弃自己婴儿于不顾的江油女警察,受到的奖励,竟是"破格升任副政委"。"官本位"的中国旧习,被中共发挥到极致。难怪官商勾结盛行,权钱交易不绝。
    
    各种戏码,在中国舞台,演得轰轰烈烈,都是中共集团刻意编导的连续剧,让人目不暇接。豆腐渣学校害人的惨剧,家长们的愤怒抗议,已经被彻底隔绝在镜头之外。
    
    天灾与人祸之后,组织抗震救灾的中共当局(任何政府都会抗震救灾),俨然又成了"救世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又可以大唱特唱。此等现象,莫非反证,中南海也在发国难财?中共高层,与虚报学校重建造价的四川贪官们,表现并无二致。果然是上行下效。
    
    (6/19/08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
    
    论两个中国之命运与“红色祖国”
    
    ——组织起来,开辟毛泽东共和国时代
    
    徐亮
    
    2008.6.14
    
    我们的国家将走向何方?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是又那么令人迷惑。目前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上升到一个高度,改革派和左派的斗争延续了党内斗争的传统,从90年代争论的暂时休息,到今天改革道路之争的重新燃烧。国家允许斗争的公开化,已经说明在领导层的内部已经呈现了分化、争论的潜在现象。
    
    在目前的形势下谈论我国的走向,看似令人中毒了似的迷醉,却又是一件困难的事。左翼学者们忙着批判和重构文革历史的真相,然而右派却在悄无声息地继续“改革”。在争论中,右派似乎退缩了,甚至在那些网络阵线,左翼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然而,左翼的胜利只是表面的,经济领域的斗争并没有取消。尤其让我们疑惑的是,政府如此地热衷于一场近似全球形象工程的运动会,却对控制物价,防范金融风险,避免经济全面危机等方面无所作为,完全听任放任,任由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物价高悬、金融贱卖、股市失血、就业危机等的发生、发展。
    
    在越南的经济危机警告和地震明显爆发出的爱国主义情绪面前,政府官员居然能够睁着眼睛说瞎话,足以说明目前的一些官僚已经到了公然欺世的地步,证明了笔者曾经的断言:两会期间,资本家诚实着,官员许诺着。这真是一个是非颠倒,机构异化的时代。
    
    1、一种前途:依附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新殖民地政权
    
    一个时代,到了范美忠这样反对一个国家存在基础,一个政党存在的思想基础却能够大行其是的时候;
    
    一个时代,到了肯定汉奸色戒,挖掉烈士墓,质疑雷锋董存瑞邱少云的历史价值,对汉奸买办文人的言论纵容放任,失去国家意识的教科书改革却能够“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却又号称亲民、爱民、开放民主的时候;
    
    一个时代到了出卖金融主权,承认日本的东海中间线,给美国经济危机“埋单”,刻意奉承美国,处处以外国的言论为标准,处处以外国的标准审视自我的时候;
    
    一个时代,到了地震爆发,南方暴雨,股市数灾,房价高悬,医疗贵族化,土地私有化,官员腐败大面积化,人民代表大会成官员代表大会,政协成了资本家代表大会,地震捐款成了各路新阶层的表演大赛。
    
    …………
    
    国之感言:
    
    京雨裹城,细雾蒙蒙,天变足何畏,南国已陷于鱼鳖;
    
    蜀震未歇,藏水尚污,地变足何畏,锦绣大地已混同;
    
    商企外营,利货外流,人变足何畏,民众艰难死地生。
    
    请问,我们能够指望这个时代将我们引导向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未来,或者它不过是资本主义及其奴仆们给我们编造的又一个乌托邦?官员不但漠视人民的呼声,公然发表一些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论点,甚至连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全面溃败,越南已经发生经济危机的基本事实都不顾了。是啊,一个官员,到了“天变,地变,人言”都无所畏惧的时候,那么什么事情还做不出来呢。如果是这样,还讲什么天人合一,河蟹,群众路线,亲民爱民呢。
    
    新自由主义及其政府的支持者,代表那些投靠美国,希望将共产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打算通过私有化摇身一变为纯粹的资本寡头,维护通过改革和腐败而获得既得利益的那股势力,正在妄图将中国引导向依附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新殖民地政权。
    
    在这个大方向上,是没有余地的。目前的改革就是要破除束缚中国走向这一下场的任何思想篱笆,大步地走向这一历史的终点。为了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甚至允许西藏的独立,允许部分领土丧失也已经在他们的考虑当中。
    
    在外资已经控制中国市场的前提下,继续出卖金融主权,共产党改名,共和国更名,真正成为代表大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些步骤都已经在买办的策划中。
    
    是否承认改革失败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邓小平的理论中,产生两极分化等事实就是改革失败的标志。但是改革却是目前几乎所有地方和大部分中央要员的合法性基础。如果否定改革,无疑是否定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基本前提。
    
    因此,只有“继续改革”,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保持其合法性,不仅是共产党的合法性,也成了这批官员的合法性。党从邓时代以来,就把合法性建立在了经济这一脆弱的标准上来了,而且赋予了他们资本市场的周期性危机的脆弱模式,可以说,这一合法性,与其说使他们获得了果子,还不如说是一枚随时会被经济危机周期引爆的炸弹。
    
    如果继续改革是纠正三十年改革的负面,是解放那些“资本剥削有理”、“被殖民幸运”的思想,那么这种改革的合法性仍然有效,仍然会得到人民的支持。遗憾的是,由于经济结构已经完成了被瓜分和被占有,导致了掌握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必然将“继续改革”和“继续解放思想”引导向巩固其既得利益的方向上来。
    
    巩固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式改革”的成果,通过宪法和物权法等形式在法律上巩固下来,通过党吸收资本家并修改党章在政治上巩固下来,是他们的近期目标。这一目前已经基本实现,正在向共产党改名,国家更名,国旗国歌更名,新华门标语变更,重新评价64,邀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民主等普世价值方向发展。
    
    不过有一点也能够预测,即使这样的共和国最终能够建立起来,也必然象袁世凯复辟帝制一样,迅速崩溃和瓦解。
    
    2、一种前途:新生的毛泽东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以资本+权贵为特征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强大的,他们和一些敌特分子、老右派配合起来,控制新闻媒体,疯狂地扭曲历史真相,试图颠覆共产党的本质。
    
    但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好,“坏事会变成好事”,又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既得利益集团是脆弱的,不然不会在东海问题上向日本作出让步,不会在人民币升值上向美国作出让步,这正是他们需要、并正在寻找支撑力量的表现。这种支撑力量不是民众,更不是网民,而是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
    
    藏独事件和奥运会的火炬事件教育了仍然对西方持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以及爱国官员。外交部的措词出奇强硬,政府发言人也表明了爱国的立场。这两件事就说明一个道理,即使你共产党改名,国家更名,国号更改,体制成为资本主义,那也不行,距离美国的要求还很远,美国要求上层集团亲美,出卖民族权益,变成捷克、匈牙利那样的小国、半殖民经济。俄罗斯已经证明给中国看了,东欧也证明给中国看了,但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仍然不死心,就是想变成寡头资本主义。原中央党校校长不是恳求美国发现现在共产党与过去共产党的不同点了吗?人家已经明确表明不认帐了。
    
    左派在组织上的无力给右派在行动上继续前行提供了现实的机遇。但是“欲擒故纵”,左派无力去“擒”,反而使右派在“纵”的过程中迅速暴露了本质。新西山会议派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他们再不愿意遮掩了,国内外的形势已经自由到他们不需要遮掩也能够怡然自得、从容不迫了。
    
    网上在呼吁毛泽东第二的出现,这不过是一种善良无助的愿望而已。中国之所以不会发生俄罗斯式的剧变,是由于引起底层民众愤怒的对象并不是那个能够与民同甘共苦的毛主义共产党,恰恰是资本主义侵蚀了的、孳生腐败特权的社会党化的“共产党”。1989年的政治风波客观上来说,反对的主要内容实质都是资本主义改革导致的弊端。在苏联倒台时期,是民众推动了事变,即使是八九政变都无法挽回局面。因此,只要既得利益集团敢上台,那么民众推动的必然是左派上台。目前所谓的毛派、邓派斗争白热化,正是预示着这一冲突的不可避免。既得利益集团是世界上最丑陋和最愚蠢的集团,他们已经获得了经济利益,又妄图全面控制国家的所有方面,这一企图必然导致月满则亏,物极必反。
    
    所谓邓理论是中国主导理论也是不科学的。笔者的《新政治神学批判》鲜明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所谓邓小平的理论已经不是他本人的理论,而是被既得利益集团修改、篡改、歪曲过了的理论。比如邓小平理论本身中有“消除两极分化,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就走上了邪路”的内容,但是却并不为既得利益集团所遵循。既得利益集团遵循的,完全是一种极端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有人说,邓的理论本身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物,这一点固然没错,但是即使是算共产党内的右派,他也仍然带有革命以来的各种传统,这一革命的传统恰恰是与那些表面上奉行邓理论,实际上却阉割邓理论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同的。邓和刘少奇的理论实际上是近似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想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又想消除资本的负面后果。但是邓以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改变了这一思路,在他们看来,这非但不是资本的负面,反而是合理合法,必要的代价。目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连邓派中的一些老干部,曾经支持邓改革的普通老百姓都有微词,何况是三中全会派?所以邓派中一些爱国者和苏醒者应该去争取,应该利用邓理论中那些不得不表达的社会主义内容来争取这部分群众,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买办集团。
    
    毛泽东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必须灵活地运用理论,甚至适当地放弃某些教条;必须严格地遵循来源于实际的分析和最基层的工作,但又不缺少理想的引导和全局性的视野;必须富于非常的灵活性,并坚持斗争性和原则性;必须从中国民众的实际与历史传统出发,将理论跟他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发挥社会革命杠杆的作用;必须具有一个保持清醒,气势和乱中拥有强大意志、献身精神的领导集团。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够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同时坚持不把独立性淹没在统一战线的做法。我们这个时代,城市居民普遍市侩化,农民居民小农自保意识浓厚,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严重,唯一能够使他们团结起来的,就是:
    
    “红色祖国”。
    
    这两个词语是左派的全部纲领的核心,是不可分割的。祖国意味着爱国主义,红色意味着消除压迫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同时将这两者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在斗争中,只有两个领域才能够让人民行动起来:
    
    第一,通过“红色”告诉他们,买办们正在让剥夺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资料,通过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剥夺他们的基本生活资料。
    
    民族资本家们,如果你们想发财,想解除腐败官员们对你们的无情压榨,解除帝国主义企业的空前压迫,请和我们站在一起;
    
    农民们,如果你们想保住土地,想孩子上大学不花钱,想医疗免费,想住房免费,请和我们站在一起;
    
    工人们,如果你们想保住工厂,获得生活岗位,能够生存,避免失业,请和我们站在一起;
    
    学生们,如果你们想毕业后能够找到工作,避免“毕业就是失业”的悲剧命运,也请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
    
    爱国官员们,如果你们想继续保持政权,避免祖辈牺牲赢得的政权落到资本新贵和帝国主义买办手里,请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
    
    等等,一切社会主义者和反对压迫的真正民主人道的人士,将团结在左派周围。
    
    第二,通过“祖国”告诉他们,买办正在试图消灭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正在围剿中医学,围剿家庭观念,围剿民族产业,彻底分裂中国,除了既得利益集团以外,所有的普通的中国人将成为美国的的“黄奴”。
    
    民族资本家们,如果你们想自己的产业能够独立发展,能够摆脱外资的围剿和包围,避免成为殖民地的经济,请和我们站在一起;
    
    农民们,如果你们想自己的土地不被外国人拿来做高尔夫球场,不被美国人的粮食剥夺了定价权,不想土地成为美国农场主的家园,请和我们站在一起。
    
    工人们,如果你们不想把工厂让给帝国主义,不想自己在老板前让跪就跪,让过劳死就过劳死,请和我们站在一起吧。
    
    学生们,如果你们发现自己的民族在遭受耻辱,民众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哀号,版图分裂,国土沦丧,尊严全失,请和我们站在一起吧。
    
    爱国官员们,如果你们还有一点点民族自尊心,还有一点点中国人的血性,也请和我们站在一起吧。
    
    重新建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并不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建设,而是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基础上建设。这一建设必然是以毛泽东主义的灵活运用为前提的,抛弃那些极左派的力量尚弱小就四处出击的自我灭亡做法,抛弃那些假左派那些机会主义,立场多变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做法,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3、红色祖国: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左派的任务,应当是全面引领“红色祖国”,高举毛泽东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成为新的改革和新的解放思想的引导者,他们应该拥有葛兰西说的那种思想阵地的领导权。
    
    (1)新的政治改革:大众政治
    
    近似于张宏良所说的大众政治。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要贯彻官员的轮换制度,避免隐性世袭;使官员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社会公平为主,发展经济为辅的模式上来,也就是乌有之乡的理念“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
    
    应当建立“普通居民代表大会”,限制这些代表必须个人收入低于或等于全国平均水平,否则不能当选;任何官员的决策,必须严格通过“普通居民代表大会”的表决,而“普通居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听取每个他所代表的社区的意见,否则随时被撤换。
    
    应当全面透明地公布官员的财产,并让社会来监督。公布所有的选举、决策过程,使党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政党。
    
    无论如何,吸收巴黎公社原则、列宁和毛泽东思想中那些群众路线的原则都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大众政治能够建立起来,官员中允许有30%的竞争性比例不受三届连任的限制。
    
    (2)新的经济改革:劳动控制资本
    
    在所有的企业建立劳动监督委员会,每年由工人选举其中的成员,这种劳动监督委员会将取消党的指派制,只负责主要方面硬性指标的批准,比如这些代表是否真正出身于工人阶级。
    
    为了避免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应当将资本家的兴趣转移到通过科技、通过降低能耗等方法提高生产力上来,而不是通过增加工人劳动时间,降低工人工资来获得;资本家的利润将通过税收转移到工人自己身上,而资本家个人获得的利润将被鼓励增加生产性投资以及增加出口上,禁止购买土地等生产资料。
    
    同时,为了避免普通民众对劳动失去兴趣,应当建立劳动考核制;这一考核制的基础是按劳分配,同时实行淘汰制。被迫下岗的工人虽然离开了某个企业,但是国家将负责其基本生活,并出资培训其技能,将其安排到适合他的劳动部门,必要时得建立国家工场。
    
    在农村,推动初级合作社的发展,并适时发展到新类型的人民公社,保持个人对生活资料的占有,但将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允许集体办厂和个人办厂,吸收以色列基布兹的经验。
    
    (3)新的文化改革:劳动爱国者组成的文化监督部门
    
    由劳动者选举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军队、商人的代表组成四方委员会,并加上党文化官员、文化界代表组成的六方会议,将每年对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危害性、良性影响进行评估,按照“事后追究,允许辩解”的原则实施。
    
    这一政治上人民监督官员,经济上劳动监督资本,文化上社会监督专业领域,将能够建立起一个新毛泽东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以上只是笔者未详细论证的设想,这些设想多少能够符合实际,将通过实际的政治经济材料进行下一步骤的深入研究,也愿意以此抛砖引玉。但是无论如何,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消除压迫,消除劳动人民之间的分裂,群众第一,是主要的基础。
    
    4、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有政治话语权
    
    枪杆子里出政权。张文木提出,枪杆子里出主权。但是无论如何,组织起来才会有力量,工人已经在一些外资民营企业里组织了起来,农民也开始从资本的角度复兴农业合作社,既得利益集团也形成了默契的攻守同盟,偶尔去美国主子那里领取点赏金,获得点某基金会的资助,获得点勋章和表扬声。左派呢,也已经有网络之间的互相支持,但是在现实的组织方面恰恰陷入一种争吵和分裂中,力求完美的结构往往就没有统一的战线结构。
    
    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或许“团结就是力量”的含义就在于此。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代中国,要想把左翼组织起来,要具有非常的智慧,抛弃建立纯而又纯派系的做法,而是以纯洁的内核建立广泛左翼。
    
    政府里的爱国主义者也是力量的源泉之一,军队是毛泽东的军队,政府中的左翼爱国主义者应该相信左派只是在某些政策上批评他们,但是这只是力求事情做得更好的批评,不是试图与他们对抗。政府中的左翼爱国者应该看到他们的力量在于左派为根基的多数群众和人民军队。勇敢抛弃那些正在走向买办的部分腐败分子,才是他们的明朗前途。
    
    适当的时机,左翼应当支持那些政府的进步改革,并争取那些爱国主义官员的支持。在红色祖国这一目标上,没有人是孤立的。
    
    为建立一个红色祖国,即新生、复兴的毛泽东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
    
    政治宣言——打响了颜色革命的第一枪
    
    张宏良
    
    【作者按】这是5月初写的旧文,刚写完就发生了汶川地震。中国人民在地震中展现出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以及此前四月风暴显示的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有可能会改变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奥运革命”肢解中国的传统方法,便没再关注此文。最近,金融领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特别是“股灾要挟”事件和甚嚣尘上的“贱卖银行有功论”,显示了中国买办集团两头制约(对上制约中央,对下制约百姓)的强大力量已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经常讲,官员卖国是政府的耻辱,学者为卖国公开辩护是国民的耻辱。如同官员行为是衡量政府的尺度一样,学者行为是衡量国民的尺度;当学者公开颂扬卖国时,表明这个国家的国民已经烂透了。最近个别身居中央最高咨询机构的学者之所以大肆宣传“贱卖银行有功论”,就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即便这样做了,国民照样会追捧他们,大学生仍然会崇拜他们,家长依然会教育孩子学习他们。否则,作为公众人物是绝不会做得罪公众这种赔本买卖的。由此我们又想到了皇甫平出手的历史条件,皇甫平这些人的公开身份也是学者,但是政治能量却大的惊人,先后两次出手无不是惊天动地!第一次奉命出手是九十年代初,几乎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掀翻马下,现在又对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再次出手,所打的旗号仍然是奉人民之命,仍然坚信只要二三句话,百姓就会跟着他们走。正是基于这种担心,才将已经扔掉的文章再次发出来,以提醒人们注意。
    
    2008春季爆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救亡运动的呼声刚刚消散,就在人们庆幸这场爱国主义运动有可能把将要发生在北京的“颜色革命”消弭于无形时,从台湾“322公投”到藏独暴乱再到护送圣火的爱国主义运动爆发,数月来一直保持沉默的中国买办集团,却从13亿中国人民背后突然出手,发表了分裂国家的政治宣言,打响了颜色革命的第一枪。4月30日,始终以攻击中国民族主义为己任的南都报,赫然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不畏浮云遮望眼》,全面系统地批判了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华民族共和国对西藏问题性质的结论,以远远超越反华先锋CNN的谣言手法,把这次藏独暴乱歪曲成是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并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毛泽东时代汉族对藏族的伤害,同时还在警告中国既然要开奥运会,就要接受为动乱买单。
    
    就这样,一个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策划的肢解中国的藏独分裂活动,变成了莫须有的汉族欺压藏族的结果,西藏也就被刻画成了第二个科索沃,成为继台湾之后第二个被国际化为具有独立合法性的中国省份。让13亿中国人民无比悲愤的是,创造西藏独立合法性理论根据的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国家,而是中国买办集团。环顾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包括中国明末晚清的最悲惨时代,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社会精英集团主动引领外地入侵的历史先例,即便是骂名千古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只是在明朝已亡无所归属条件下的无奈选择,像这样为外国主动提供分裂中国理论根据的,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特别让中国人悲愤的是,这份政治宣言向整个世界发出了一个可怕信号,宣告了中国政权内部具有内乱和分裂的强大“第五纵队”,拥有足够能力配合西方国家实现彻底肢解中国的战略目标。如果说台湾“322公投”对中国的影响如同九一八事变,那么中国买办集团的这份政治宣言则如同民族危机全面爆发的“华北自治事变”。自秦皇汉武以来统一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正在被人为地推向分裂,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夜空中再次响起了那个苍老的声音“我死了,某某(指儿女)他们也活不成”,为了他们的儿女能够活下去,能够以世界富豪的身份活下去,便选择了彻底炸沉中国这艘泰坦尼克号的罪恶方案——
    
    呼唤洋人,不要放弃颜色革命
    
    或许现在还很少有人能理解到这份批判胡锦涛西藏讲话的政治宣言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但是布什总统率领的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肯定会理解到,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肯定会理解到,日本首相福天康夫和台湾陈水扁也肯定会理解到。因为它不是一二个反动文人的汉奸叫嚣,而是一个庞大实力集团的政治宣言。自从藏独暴乱引发的爱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包括汉奸势力在内的中国各个右翼政治势力,一直在用尽各种恶毒的词汇咒骂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唯独其中的买办势力一直保持沉默,始终不发一词,原本以为他们只是在乘乱加紧从事金融卖国活动(最近金融领域也的确是在乘乱放水、频频告急),却未料竟突然抛出一个政治宣言,逼迫中南海接受西方国家分裂阴谋,不仅要把中国金融业拱手交给外资控制,甚至要把中南海也交给外国控制。胡锦涛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性质讲得很清楚: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西藏暴力事件和抵制北京奥运,都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胡锦涛主席对西藏问题的性质和原因所作判断完全符合实际,与人民群众爱国主义运动的历史指向完全一致。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判断的一致性,不仅对国际反华势力是一个灾难性信号,对国内买办集团同样是一个灾难性信号,爱国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反对卖国主义,只要爱国主义运动得到肯定,反对和清查卖国主义的运动就不可避免。于是,中国买办集团便沿袭历史上的惯用手法,两面出击,对上批判胡锦涛代表的党中央,对下打压风起云涌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只是这次的重点是批判胡锦涛代表的党中央。
    
    首先是在理论上全面否定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判断,凭空编造出一个所谓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来解释西藏问题,把西藏暴力事件歪曲成是什么藏人打汉人和汉人伤害藏人的矛盾。其用心之歹毒和手段之卑劣,远远超过了以谣言著称于世的美国CNN,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只是把西藏问题说成是中国政府和西藏的矛盾,还没有敢直接编造什么汉人和藏人之间的矛盾。因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与民族之间的矛盾,解决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按照西方国家肢解其他国家的惯用逻辑,解决民族之间暴力冲突的通常办法,就是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中国买办集团在告诉西方国家,肢解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西藏问题说成是汉族和藏族之间的民族问题,说成是藏传佛教和无神论之间的宗教问题。只要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混在一起,就是现代国家根本无法解开的死结,最终结果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走向分裂和独立。在此我们看到,中国买办集团在为洋人肢解中国献计献策方面,可谓是阴狠歹毒到了极点,完全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卖国集团!历史再次印证了近代以来中国老百姓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汉奸二鬼子比洋鬼子更坏!中国历朝历代的亡国大祸,从来没有亡于外敌之手,无一不是亡于内部的买办汉奸。
    
    其次是通过别有用心的政治分类,在西藏问题上孤立和贬低维护国家统一的领导人,以此来向西方国家表示,维护国家统一的领导人在中国是孤立的和没有力量的,西方国家完全可以放手对中国实行颜色革命。皇甫平文章以温家宝总理的引文做标题,同样以温家宝总理的话做结尾,其间高度赞扬了30年来除华国锋之外的所有中国领导人,无论是健在的还是故去的,无论是在位的还是卸任的,连赵紫阳都间接赞美到了,甚至没有漏掉刚刚上任的席近平同志,就是把现任中国两个最高领导人打入了另类,文章点名诬蔑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不点名批判了国家主席胡锦涛,“蒸发”了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其实并没有放过吴邦国,对吴邦国政改讲话的批判是由《中国青年报》进行的)。文章针对胡锦涛关于西藏暴力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的论断,大谈什么“睿智的领导者”不应该“动辄把不同利益群体提出的不同的利益诉求扣上‘别有用心’‘政治阴谋’的大帽子,让这些诉求向政治化的问题聚拢和引爆。”把“314”打砸抢烧的暴力事件归咎于缺乏“睿智的领导者”扣帽子的结果,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海外奇谈,暂且不论胡锦涛主席是不是在给达赖集团扣帽子,也不论打砸抢烧的暴力事件是不是属于“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单就时间来说,胡锦涛主席关于有计划的阴谋活动的论断是4月12日发表的,西藏打砸抢烧是3月14日发生的,4月12日的讲话怎么能够“聚拢和引爆”3月14日的暴力事件呢?显然,如此缺乏常识和逻辑的荒谬攻击不可能对政敌造成实质性伤害,皇甫平实际上是借此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示,目前中国的“缺乏睿智的领导者”是孤立的没有力量的,呼吁西方国家不要放弃发动“奥运革命”的机会,这一点从他下面两段话中也可以清楚地反映从来。
    
    “我们无法要求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都只为体育而来,更无法要求他们与我们一样观察评判问题。我们将如何对待与自己的立场不一致的声音?这对我们融入全球化是一个考验。”对于那些不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借奥运会发动颜色革命的人们来说,很难理解这段话的可怕含义。各类国际反华组织一直在策动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届时在北京参加各种抗议活动,通过奥运革命迫使中国“缺乏睿智的领导者”下台,建立买办集团组成的傀儡政府,全面恢复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的洋人政治体制。后来爆发的四月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动摇了西方国家届时发动奥运革命的战略意图,引起了中国买办集团的恐慌,便呼吁和鼓励西方国家坚持原来的奥运战略。大家可以想一下,届时将有10万以上的外国运动员、记者及工作人员和游客云集北京,如果不要求他们“只为体育而来”,而是为举行政治抗议活动而来,那将会是什么后果!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都举办过奥运会,请问有哪个国家会允许外国人不“只为体育而来”?特别是在今天西方国家已经积极准备政治抗议活动的背景下,由占国家主导地位的买办集团公开发出信号,呼吁外国人不“为体育而来”,岂非是开门揖盗,第二次引清兵入关!
    
    为了鼓励西方国家下定决心,皇甫平还专门用WTO提醒对方“记得中西方关系同样很不平静的1999年,从5月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到12月签署WTO中美双边协议,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扭转危局。”这段话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汉奸的思维范畴,5月份美国轰炸中国使馆,12月份就逼迫中国就范,签署了WTO中美协议,这本来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怎么反倒成了中国扭转危局的历史典范!这就如同一个妇女无缘无故被流氓掐了一把,然后被迫脱掉裤子很快满足了流氓,这怎么能说成是受害妇女扭转危局的辉煌成就呢!只要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中国人的良心,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羞耻之心,都不会无耻下作到这个程度。当然,如果站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上看,这的确是一个扭转危局的伟大胜利:三颗导弹炸掉中国一个使馆,立刻就逼迫中国签署了让美国满意的入世协议。现在皇甫平以此事来提醒美国等西方国家,无非就是告诫美国等西方国家要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既然当年炸掉一个使馆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WTO条款,那么8月份在北京掀起“奥运革命”肯定会得到更多,至少能得到全面控制中国金融业的成果。此前媒体曾报道藏独分裂势力把奥运会看作是最后机会,其实,在渴望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奥运革命”方面,中国买办集团比藏独分裂势力更加迫切,“奥运革命”对藏独分裂势力来讲只是钱财问题,对中国买办集团来讲则既是钱财问题又是性命问题。
    
    中国买办集团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唯一的依靠对本国抢劫(其他国家仅仅是对内剥削)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对内抢劫的犯罪性质和强迫人们信奉兽性法制的邪教性质,决定了他们与人民群众生死对立的政治立场。只是买办集团不同于其它利益集团的区别在于,买办集团一般具有大体相同的家庭结构,就是老子具有(或曾经具有)无边的权力,儿子具有无边的资本,孙子具有无边的自由(身份和财产在国外),已经被外资控股的北京银行的大群娃娃股东就是一例。中国买办集团的这种家庭血缘关系,使他们在感情和利益上不仅与人民形成对立,并且与国家和民族形成对立,俗语讲“血浓于水”,由于子女亲属都在国外,国外的利益就是子女亲属的利益,所以当中外发生冲突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子女亲属的利益,也就是外国的利益。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所抢劫的巨额财富完全违背文明社会的法制规则,无论在任何国家将来都一定会被追诉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毁灭这个国家,消灭债权人。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任何出路。虽然“回头是岸”也是一条路,只是卖国者往往很难回头,只要迈出第一步,就注定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所以,无论过去他们曾怎样地利用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在抢劫了中国老百姓绝大部分财富并还透支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绝大部分财富以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词汇已成为他们内心深处的仇恨源泉,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他们最为恐惧的可怕梦魇,无论如何也要消灭这个不共戴天的债权人。目前中国日渐迫近的三大危局,就是中国买办集团勾结美国等西方国家肢解中国战略的结果。
    
    一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台独、藏独和疆独分裂势力在领土上肢解中国的危局;二是利用买办集团的政改方案在制度上瘫痪中国的危局;三是通过控股银行对中国经济实行彻底殖民化的危局。这三大危局既是中国买办集团勾结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国悲剧命运设置的完整路线图,又是对中国发动奥运战争的连环三剑。上策也就是终极目标,是通过国内分裂势力肢解中国,把中国变成前南斯拉夫那种四分五裂的状态,用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话说,就是“消灭布尔什维克在亚洲的最后一个堡垒”;中策也就是近期目标,是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国家的政改方案,结束中国统一领导,把中国变成第二个伊拉克,陷入持久性混乱,外资企业乘机浮出水面,通过建立各种具有政权性质的商会,变成各国在华势力代表,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联合管辖区;下策也就是立刻实现的最低目标,是通过控股中国金融业,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控制,把中国资源变成“世界厨房”,把中国环境变成“世界垃圾场”,把13亿中国人民变成“世界劳工”,把中国银行变成“世界钱包”,全中国每一个人的财富都无一遗漏地都装在这个“世界钱包”里。
    
    如果没有奥运会,中国买办集团勾结美国等西方国家设置的这个路线图,准备要用2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是由中国买办集团的核心刊物《◇◇春秋》透露的,他们说准备用20年时间完成对中国的全盘西化改造。奥运会为他们提供了三管齐下的机会:策动台独藏独势力进行分裂活动;发动“奥运革命”使中国陷入政治混乱;迫使中国接受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和金融业。如果能够趁此机会同时实现三个目标最好,即便暂时不能实现前两个目标,至少也能通过分裂势力和奥运革命的威胁,使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陷入自顾不暇的忙乱状态,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乘机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和金融业。虽然这个路线图遭受到四月爱国主义运动的干扰,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发展,至少控股中国金融的目标正在实现。3月14日发生藏独暴力事件,3月27日中国银监会便出台了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的相关规定,无条件接受了美国国会关于中国银行对美完全开放的决议;四月份西方国家开始围堵中国奥运火炬传递,中国银监会主席随即便宣布了中国金融全面自由化的决定,外资控股范围由银行扩大到整个金融业,银行、证券、股市、保险、不良资产处理以及企业年金市场等全部单方面对外开放。与此同时,美国财长鲍尔森主持的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再次强调了外资参股美国银行不得超过10%的规定。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壁垒与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形成了巨大的强烈反差,面对全国人民的质疑和担忧,中国银监会负责人声调激昂地慷慨陈词: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对我国不开放,就攻击我国的金融开放政策,也就是说,无论美国如何禁止中国进入其金融市场,中国都绝不改变对美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政策。如果当初蒋介石也同样声称:无论日本人如何坚决拒绝中国军队进入东京,也绝不会影响我们允许日本军队进入中国。全国人民会做何反映?
    
    真不知道中国银监会哪来那么大权力,全国近50万亿银行资产,60多万亿金融资产,银监会主席一句话,就能拱手让给外资控股!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意味着全国所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所有军队、武警、公安及安全部门,所有家庭和个人的财产及全部信息,都会无一遗漏地被外国控制。届时,中国的国家主权将会仅仅剩下一个空壳,中国亿万民众历经数代近60年的奋斗成果将会化为乌有。如此的霹雳重击把中国人完全打懵了,可是就在中国人对失去金融控股权的可怕后果还没有完全反映过来时,中国买办集团背后再下杀手,一纸政治宣言,再掀腥风血雨,在分裂和“奥运革命”的双重威胁下,中央政府的退却底线将会一泻千里,四月运动爱国青年的一腔热血注定要付诸东流,“五一”期间对抵制家乐福的打压就是典型,中国警方成为了家乐福的私人保安,所有去抵制的学生都被立刻带离现场,全国的大学都被发动起来保卫家乐福,告诫学生抵制外资企业违背国家利益。按照这个逻辑,韩国和日本的国民天天都在损害国家利益,因为他们数十年来一直都在抵制外国货。警察在本土严禁国民抵制一家外资企业,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即便在被认为历史上最软弱的晚清时期,即便在综合国力最弱小的非洲小国,都从未有过此类先例。只可怜中国老百姓被骗得太惨了,皇甫平一伙天天编造谎言说经济发展了国家就强大了,可现在居然强大到要举国讨好一家法国商场的地步!我们仿佛看到了家乐福的法国老板和皇甫平们龇着大牙的恣意狂笑,他们有理由狂笑,从爱国学生被带离家乐福商场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中国买办集团和洋人的政治联盟已经形成,正是背后有洋人撑腰,他们才敢于南北呼应、分进合击,两家大报分别攻击人大委员长和共和国主席,目的就是要在中国重建民国初年的洋人政治。
    
    二次奉命,由老人政治到洋人政治
    
    中国买办集团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更加超过美国鹦鹉,美国鹦鹉只是按照包装和打造他们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志去影响中国决策,并不能使用强硬手段干预和改变中国决策,美国花钱把他们打造成学术明星,他们利用学术明星的地位为美国服务,是一种纯粹的市场交换行为,并非是对国家和人民怀有极端恐惧和刻骨仇恨的“恶意沉船”。而中国买办集团不仅是在恐惧和仇恨的推动下一定要把国家推向解体,并且他们具有把国家推向解体的强大手段,甚至有能力发动内战。九十年代的老人政治就是以内战相威胁建立起来的,现在又借奥运之机以分裂和内乱相威胁,要在中国建立洋人政治。如果说九十年代的老人政治,造成的是经济彻底私有化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全面崩溃,那么中国买办集团正在建立的洋人政治,造成的将是经济的彻底殖民化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九十年代老人政治和经济私有化的崛起,打前锋的是这个皇甫平,现在要在中国建立洋人政治和实行经济殖民化,跳出来的又是这个皇甫平。老人政治是最腐朽的政治,洋人政治是最黑暗的政治。经济私有化是蓝领老百姓的灾难,经济殖民化则是包括白领在内的整个民族的灾难。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悲剧命运,中国人民的灾难历程,几乎都和皇甫平这个名字相联系。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赵紫阳鱼死网破,京城学子血洒长安,人们才知道此前的两位总书记都是“伪劣假冒产品”,中国仍然是垂帘听政时代,所不同的只是以往是太后听政,现在是老爷子听政。中国人民震惊了,要知道,这可是在推翻封建王朝,历经资本主义的中华民国,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阶段之后的现代社会啊!虽然世界历史上经常有历史的反复,但是一般的历史反复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反复,像这样横跨二个历史阶段的反复,可谓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并且从道德层面来说,清朝太后听政是公开的合法的,并不破坏社会道德伦理体系,而老爷子听政是隐蔽的欺骗的,必然会摧毁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道理很简单,如果连党的总书记都不是真的,那么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是真的!中国社会的伪劣假冒、坑蒙拐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在社会文明的压力下,老爷子宣布放弃听政、退休回家,中国总算看到了拥有一个真的总书记的希望。中国人是一个十分爱面子的民族,拥有一个真的总书记,至少在形式上可以算是进入了现代文明国家。可是,中国人就这点儿可怜的梦想都被皇甫平一伙在上海滩创设的改革教给摧毁了。
    
    当时从上海滩突然冒出的皇甫平自称是要“奉人民之命辅佐某某平”,辅佐到什么程度?要辅佐到太上皇的程度,所以故名皇甫平。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呼吁老爷子再次出来垂帘听政,皇甫平的叫喊被那位原本就不甘寂寞的老爷子及时抓住了,于是携儿带女南方一趟公费旅游,主子一动奴才欢呼,皇甫平一伙硬是把一个退休老人的南方旅行,定性为是皇帝专有的“南巡讲话”,要挟党中央发文件强迫全国学习。大家可以想一下,中国的退休老人何止百万,如果都去公费旅游一番后,再把旅游感慨发成文件强迫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老百姓还活不活了!在看到党中央迟迟没有满足其荒谬要求后,居然跑到首钢公司发表了分裂党和国家的内战宣言:“不要以为接班人问题解决了,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谁反对改革谁就要下台,总理反对改革也要下台”。党和国家只有一个接班人,国务院也只有一个总理,喊着号子要总书记和总理下台,是在指谁地球人都知道。可叹中国被皇甫平一伙弄到了何等荒谬程度,国家有主席、党有总书记、国务院有总理,要改革也应该是他们出来领导改革,可让中国人欲哭无泪的,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党政职务的退休老头儿,领着一帮同样身份不明不白的上海滩小混混,不仅是骑在老百姓脖子上,甚至是骑在总书记和总理的脖子发号施令。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垂帘听政了,完全是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邪教组织,由于他们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号令全党全国,可以称之为是改革教。改革教内部连称呼都黑道化了,没有领导人,只有老爷子。中国具有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改革:一种是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中明确定义的改革,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外一种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九十年代初,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一方,以皇甫平一伙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改革教为另一方,开始了一场决定13亿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战略大决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与改革教领导的对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清算的改革之间的战略大决战。
    
    这堪称是人类编年史上最惨烈的战略决战。决战一开始,皇甫平一伙改革教就提出了连希特勒都会惊得目瞪口呆的血腥口号:“用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砸烂铁工资铁交椅铁饭碗”。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最悲惨的一幕拉开了:数千万工人被抛向街头,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数十万国有企业和上百万集体企业以所谓“管理层收购”的名义,被厂长经理以及他们所勾结的私人不付任何代价地强行占有;福利住房、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障等凡是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制度被统统废除;甚至连老百姓最后栖身的房屋也不放过,在武警黑洞洞枪口逼迫下,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为了防止工人反抗下岗,强令公安局与企业签署协议,为厂长经理保驾护航,至今重庆公安局内部还保留着专门保护企业家的相关机构;如此整治老百姓似乎还不解气,又强令法院拒绝接受企业改制和房屋拆迁的诉讼,把老百姓逼到了名副其实诉讼无门的悲惨地步。这就是皇甫平百般赞颂的南巡讲话的改革春天。这番改革过后,全国1.38亿职工剩下不到3千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几乎被消灭净尽,在公有制企业的累累尸骨上,崛起了一个个与原来国有企业完全不同的官办公司和外资公司。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抢劫中完成,中国的老人政治在道德崩溃中达到顶峰,中国老百姓再次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穷鬼时代,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亿万富豪讲那“春天的故事”。
    
    “春天的故事”激活了所有买办汉奸的卖国基因,北京另一个皇甫平专为纪念这次伟大胜利写了一本书《交锋》,与他的另一本歌颂日本兵大救星的《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堪称姊妹篇。《交锋》出版后在中国的轰动远远超过《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在日本引起的轰动,中国买办集团一片欢呼,甚至个别年老体衰的中共元老都如获至宝,激动的两眼频闪绿光,有位中共元老甚至不顾80多高龄,亲自到处推销该书。从《交锋》到《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从皇甫平当初呼唤老人政治到今天呼唤洋人政治,再次证明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钢铁般的历史逻辑:经济私有化必然导致经济殖民化,掠夺本国人民的改革者最终的归宿只能成为彻底投靠西方国家的叛国汉奸。要了解九十年代初期掀起私有化改革巨浪的那些改革精英在叛国的道路上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不妨从《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中随便摘录几段看看:
    
    ——关于日军占领时期的伪满洲国书中这样写道:“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制治国为目标的国家。以五族协和建设皇道乐土为口号,满洲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国人等的收入也是显著的增加了。”可见,如果让日本占领到现在,东北人民肯定是亚洲最幸福的人民。
    
    ——关于南京大屠杀书中是这样写的:“东京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昭和12年)攻打南京时杀害了中国民众20万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表明,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而且在日军攻占南京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这个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疑点,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因为是在战争中间,所以难免会有杀伤,但绝不会是什么大屠杀!”瞧,日本不仅没有进行南京大屠杀,占领南京一个月后人口反倒增加了5万,可见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政府两代政府都在造谣。
    
    ——更荒谬的是书中认为日本侵华8年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日本是被迫拖入了战争:“在中国大陆的战争陷入泥潭,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同国民党联手的中国共产党,作夺取政权的战略,决定了同日本长期作战的方针。日本也失去了战争的目的,被拖入了无休止的战争。日本希望和平解决,从1938年到1941年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提出和平方案,但都没有成功。”
    
    这就是让中共元老顶礼膜拜的改革精英的真实嘴脸。这些言论放到任何一个曾经遭受过外敌侵略的国家,都肯定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在我国却成为改革的领导者和设计者。由汉奸来设计一个国家的改革方案,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即使前苏联和东欧那些导致国家分裂崩溃的改革者,也只是上当受骗而已,如毁掉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最近就一直抱怨说被美国人骗了,像中国这样从开始就存心把国家推向毁灭的改革者绝无仅有。或许有人会说他们只是后来变坏了,九十年代推动改革时还是好的。可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于这些已经公开了自己汉奸立场的人,正在由当初经济改革的设计者变成现在政治改革的设计者,上面几段话的汉奸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汪精卫最大胆的汉奸言论,可是作者一直是南都报和中青报联手打造的改革明星,就在几个星期前还在《北京日报》上大谈特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皇甫平在《不畏浮云遮望眼》中也再次强调了海外民运派《河殇》的基本观点:中国的黄色文明是劣等文明,唯一出路就是融入西方国家的蓝色文明。
    
    怎么融入?想跟随西方通过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发展起来肯定不行,西方国家先就不答应,如同阿Q想跟随赵老太爷姓赵,立刻被赵老太爷给了一大耳刮子骂道:“呸,你也配姓赵!”。晚清时期搞洋务运动,就是想跟随西方姓“赵”,结果被八国联军一耳刮子打得差点儿亡国灭种;这次西化30年,把中国老祖宗骂了个狗血喷头,从小学到大学把中国文化删除得干干净净,表示要坚决和老祖宗划清界限,绝不效法老祖宗,满以为这样一来总可以跟随西方姓“赵”了,没成想2008奥运这一耳刮子打得更响亮,直抽得堂堂一个大国政府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围着一个法国商场转。既然不能以平等身份融入西方蓝色文明,就只能以奴才身份融入,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政治傀儡和经济殖民地。这就是皇甫平一伙再次出山,二次奉命的历史任务。如果说九十年代初皇甫平是奉命辅助建立老人政治,那么这一次就是奉命辅助建立洋人政治,所以现在的皇甫平应改名叫皇甫洋才对。
    
    与九十年代初建立老人政治和私有化改革相比,皇甫平一伙现在建立洋人政治和殖民化改革的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后果更加凶险。九十年代初,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体系还在,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还在,公有制基础还在,国家经济的独立完整性还在,还没有形成买办集团、汉奸群体和美国鹦鹉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就是在这样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退休老头儿领着皇甫平一帮上海滩上的小流氓,就能掀起完全是抢劫性质的私有化狂潮,彻底颠覆共和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把中国变成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复辟后对老百姓进行全面经济清算的国家;那么,在目前社会道德体系已经崩溃,外资和买办已控制了国家金融等经济命脉和核心产业,汉奸群体已控制了除党报党刊之外的舆论媒体,美国鹦鹉已控制了科研、咨询和教育等领域,美国十大军事基地铁桶般包围中国的情况下,又能指望中华民族凭借什么逃过此劫?看看皇甫平那带有戏谑性的柔和口吻,就知道中华民族已经落到了何等无助的可怜地步:“科学昌明、经济全球化的2008年,不会有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更不会有清朝末年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先不说十字军东征刚刚打下阿富汗伊拉克,并且正在准备攻打伊朗,也不论把抵抗侵略的义和团和侵略者八国联军合称为动乱是多么无耻,单就这戏谑口吻来讲就已经超出了邪恶底线,只有最邪恶的流氓才会对受害妇女戏谑柔和地称呼为宝贝儿,只有持刀在手的屠户刽子手,才会十分轻松温柔地调侃绝望无助的待宰者。皇甫平这段温和语言的邪恶和血腥,甚至完全超过了他们一伙否认的南京大屠杀。特别是对照最近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国家肢解中国的揭露和呼吁,我们对皇甫平一伙完全丧失人性的行为更加愤怒。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梅尼克?罗苏多,最近发表了反对西方国家阴谋肢解中国的《呼吁书》,开篇就一针见血指出:“一个妖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卑鄙运动正在西方开展。领导和策划这一运动的是那些从未支持世界上真正被压迫的人民、且随时准备对非西方主权国家发动所谓预防性战争的政府和新闻媒体。他们挥舞着有时乔装为“自治”的藏独旗帜,支持西藏独立。这个目标如果实现,随后就将轮到新疆、内蒙古、满洲里及中国其它地区。事实上,在西方帝国主义主导全球的狂妄计划中,就是要肢解很多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现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的中国。绝非偶然的是,这次十字军运动的发动者不是同情和赞赏中国的第三世界,而是自鸦片战争起把这个东方大国逼入落后和惨重灾难之中的西方国家。”
    
    德国的绿党政治家、原德国联邦议院副主席沃尔默(Antje Vollmer)女士在刚刚发表的《下一场冷战是否将来临?》一书中也揭露说: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针对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采用的方法与在东欧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完全相同,遭受到全球华人的强烈反对,“这场奥运革命的后果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年人,对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的好感荡然无存,使他们认识到西方国家是多么的虚伪,西方主流媒体是多么的充满偏见。”
    
    连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都忍不住在揭露和反对肢解中国的阴谋,可是这个皇甫平却说什么科学昌明的时代什么都不会发生,唯一要解决的是中国人对世界不宽容,只要中国微笑着面对世界,世界就会微笑着对待中国。真是王八蛋到家了,这比强奸后的流氓拍着受害妇女的脸蛋叫宝贝儿,还要更加可恶千倍万倍!可见,流氓永远是理性的,挣扎呼号的受害者永远是非理性的。中国30年文化自虐自戮的一个可怕后果,就是把理性完全兽性化了,理性成了兽性的代名词。逼人死命的官僚是理性的,残害民工的老板是理性的,强奸妇女的流氓是理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买办汉奸是理性的,为西方国家叫喊牟利的美国鹦鹉是理性的;相反,所有的受害者都是非理性的,所有的爱国者更是非理性的。理性已成为中国所有犯罪集团实施犯罪,特别是买办汉奸卖国灭国的一杆伦理大旗;而受害者的挣扎和爱国者的呼号这类非理性行为,则被看作是人伦大罪。如此没有底线地践踏天理人伦,泯灭人性良知,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过,面对皇甫平发表的这份中国买办集团的政治宣言,我们不得不承认皇甫平的理性和自信是有道理有根据的。
    
    一是宣言中开列的政治名单显示了空前强大的历史阵容。仔细看一下皇甫平开列的政治力量对比名单就会发现,在这个名单中,除中国左翼政治力量之外,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政治力量,《中青报》批判民粹主义的文章,又补充了海外民运力量和台独势力;除了胡锦涛和吴邦国之外,几乎包括了所有政治领导人,甚至连刚刚进入中央工作的席近平都被列入阵营,估计此举是要显示中国的新兴政治力量同样属于他们。如此强大的阵容,比之九十年代初一个退休老头儿领着一帮小混混闹改革,可谓是已经鸟枪换炮,当初那个阵营中,除了陈希同(北京市委书记)和周冠五(首钢党委书记)具有党政职务外,没有一个正经人物。无论这个名单是否属实,其中有多大水分,对于准备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西方国家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决策信息。
    
    二是西方国家已经结成历史上最强大的反华同盟,势力对比远远超过当初的八国联军。早在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为中国设置了成为“国际奶牛”的改革路线,把中国变成“国际奶牛”最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2007年仅银行和房地产二个行业就被外资掠去约3万亿财富,相当于2006年中国全国工资总额的1.5倍,而当年中国全国GDP增长也就2万亿,相差的1万亿只有变现中国资源来满足,全国被外资控制的行业超过20个,每年流失财富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比中国人还关心中国改革的根本原因,2006年美国多次警告中国政府,如果再不继续深化改革,美国就要对中国采取严厉措施。也就是在这一年,网上出现了美国兰德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建议:一旦中国不听话,就要毫不犹豫地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本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中国变成“国际奶牛”的计划已经完全成功了,中国民族经济已经被彻底摧毁,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品牌,品牌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真实标志,包括韩国那样的小国,经济发展都是通过品牌表现出来的。可是,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料到的是,中国买办集团的疯狂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居然在极短时间内把整个国家资源几乎变现干净,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把能找到的资源全部变现干净的国家,全国再也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河流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变现和对社会公众的疯狂掠夺,把社会矛盾和自然矛盾同时推向了极端,曾经逼出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西方国家十分清楚,矛盾达到极端必然走向反面,不是引发革命就是导致强权。
    
    他们不想重复失去俄罗斯的错误,本来搞跨苏联就是为了享受俄罗斯的丰富资源,可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普京,彻底粉碎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资源的梦想。所以西方国家必须赶在中国出现普京和爆发革命之前,通过肢解中国“一次性地永久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愈演愈烈的毛泽东热和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兴起,更加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下了“杀牛”的决心,这样一来,中国便由长期榨取的“国际奶牛”,变成了准备宰杀的“国际肥牛”,于是肢解中国的战略全面启动了。中国买办集团十分清楚西方国家准备肢解中国的战略,只是在时机选择的战术问题上,中国买办集团与西方主子之间存在分歧。中国买办集团的恐惧和疯狂,促使他们希望中国越早解体越好,中国早一天解体他们就早一天感觉踏实安全;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在等待初战必胜的绝对把握,他们深知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后一击,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最后一次出手机会,一旦出手,中华民族要么解体要么崛起,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所以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在观察等待,而中国买办集团则已经等不及了,呼唤撒克逊人最好是借奥运会动手。
    
    三是20世纪末期的腐朽的老人政治,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经济繁荣下的国力日渐衰弱,中国再次走上了肥大国家的历史道路。老人政治和洋人政治,是近代以来中国悲剧命运的一对罪恶姊妹花,老人政治用绞肉机绞杀这个民族,洋人政治用刀叉享用这个民族。这里讲的老人政治是专指没有正式身份的垂帘听政,它不是依靠正常的政权秩序实现统治,而是在政权秩序之外形成的一种邪教力量,这种邪教力量统治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听话,不容许有丝毫的骨气和血性,无论这边进去的是骨头是肉,那边出来的都只是软绵绵一团,哪怕稍有一丁点儿棱角,都要重新再绞一遍,直到没有丝毫骨气的成熟为止。中国两届总书记都是在年届七十岁时,因为不听话被老爷子赶下台的。70岁的垂垂老者,尚且像孩子一样因不听话而被严厉处罚,一般官僚的顺从程度更加可想而知了。这种建立在消灭独立人格基础上的老人政治,造成了整个官僚集团的极度扭曲和变态,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太监化国家,太监化国家的主要特点,就是具有极端双重性,对外极端软弱和对内极端凶残。当初中国买办集团那句“杀掉20万,稳定20年”的著名口号,就是太监化国家的典型产物。
    
    太监化国家的另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没有尊严和地位,难以得到起码的承认和尊重,平时会成为国际社会敲诈的对象,乱时会成为国际社会宰杀的对象。一个国家对自己国民的态度,往往决定着世界对该国的态度:一个对自己国民高度负责的国家,肯定也是被世界高度尊重的国家;相反,一个把自己国民看作是牲口的国家,肯定也是被世界看作牲口的国家。当初毛泽东凌晨3点突然下令要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方面立刻把尼克松从梦中唤醒,匆匆忙忙赶到毛泽东书房会见。后来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讲,整个会见过程中他一直挺身而坐,脊背没有片刻靠向过椅背。同行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更是以崇拜的口吻写到,当他握住毛主席手的那一刻,顿时理解了女儿为什么会成为追星族。全世界都会理解,一个能够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写入宪法的国家,一个敢于呼吁青年人要勇于反潮流的国家,一个在制度和法律上承认民众造反有理的国家,自然会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高度尊重。
    
    可是九十年代末让中华民族蒙羞千古的“消气外交”,却把中国人再次打回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时代。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为了提醒中国人已回到了20世纪初的历史原地,至少在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已再次变成了20初的中国,美国无故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3名中国外交官,炸残炸伤多人。轰炸大使馆,这是连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本人都没有跨越的底线,如此残暴行径引起了中国大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对中国大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美国朝野一片愤怒,中国那位老人政治造就的杰出人物,那位用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砸烂国内百姓铁饭碗的经济沙皇,立刻飞到美国国会痛哭流涕,声言是专程来让美国消气的,对方轰炸了我们的使馆,杀伤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总理反倒哭着要求对方消气,哭完还接受了美国2800万美元的羞辱性赔款。为什么说是羞辱性赔款呢?美国一个老太太去星巴克喝咖啡大腿上被烫起个泡,获得2700万美元赔偿,我们一座使馆,三条人命,十几个伤残,不过只值美国老太太大腿上一个泡,如此作践本国人民,怎能不被世界蔑视敲诈!
    
    所谓“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美国国会山上回荡着的中国总理的哭声,把1949年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那句时代最强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变成了百年前的历史哀鸣,中国如同一个被摧残蹂躏得浑身伤痕累累的悲惨怨妇,一边擦着眼泪还一边劝慰摧残她的男人要消消气,不要和自己一般见识。从那时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坚信,对中国随心所欲的时代又回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一信念,形成了皇甫平一伙毁国灭国的强大力量。
    
    颜色革命并非真正革命,而是肢解中国的沉船运动
    
    谈到颜色革命,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望文生义,把颜色革命看做是传统意义上的真的革命。可以说,除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中国买办集团十分清楚颜色革命的真实含义外,包括许多老百姓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经常把它同传统意义上的真正革命混同在一起。革命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彻底改变现有制度,而不仅仅是更换政策和政治集团,它是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根本方式。而颜色革命只是借用革命的词句而已,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瓦解别国政权,建立亲美政权的一种国际政治斗争工具。颜色革命本来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买办集团为了掩饰其肢解中华民族,建立法西斯专政,把中国变成西方殖民地的真实目的,故意给颜色革命涂上一层意识形态色彩,仿佛颜色革命是反对现有制度的革命,从而能够得到右派和左派等各个政治派别的拥护。其实,颜色革命作为国家之间斗争的工具,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它既不反对法西斯主义,也不反对社会主义,而只反对民族主义。所以迄今为止,颜色革命无一例外地都是发生在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民主国家。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末21世纪初颜色革命主要集中在东欧和中亚国家的原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皇甫平所辅佐的改革教突破了世界历史上所有法西斯匪徒不敢突破的道德底线,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地狱夜晚,那个恐怖夜晚把全世界都打懵了,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打醒了;他们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反复告诫的历史含义,毛泽东反复告诫他们,官僚资产阶级上台就是法西斯专政;他们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中国文化大革命要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了;经过半年沉默思考后突然爆发,仅用个把月时间就推翻了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集团统治,完成了1966年中国人民想要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是继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苏联东欧人民掀起的又一场真正革命。由于是人民革命,人民天然的爱国主义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新政权打上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这显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法接受的。于是,那些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民主国家,便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对象,那些冒险推翻共产党领导刚刚经过民选上台的所谓“民主斗士”领导人,便像本?拉登、萨达母那样成为美国的缉拿对象。推翻共产党后上台的南联盟民选总统米洛舍维奇,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典型,他领导的革命把共产党领导人关进了监狱,他自己被美国人领导的颜色革命关进了监狱,并很快死在了监狱里,是自然死亡还是谋杀,只有美国人最清楚。可以说,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东欧和中亚所有被颜色革命颠覆的无一不是民主国家,颜色革命的结果无一不是更换亲美政府,对现有社会制度没有丝毫改变。颜色革命完全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实现世界霸权的工具,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有联系的话,那就是颜色革命是对东欧和中亚等国革命本身的革命,是对革命的革命,是美国革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命。
    
    国内许多政治力量并不了解这一点,反倒希望通过美国发动的颜色革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是十分天真幼稚的政治幻想。我们经常听到许多自由主义右派十分真诚地责问:颜色革命有什么不好?通过颜色革命可以建立民主自由的宪政国家。其实这完全是自由主义右派的一厢情愿,前面已经分析过,近代以来中国曾经多次试图跟随西方国家姓“赵”,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的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结果都被赵老太爷一巴掌打了回来,西方宪政道路走不通才选择了现在的道路。西方国家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而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强大的宪政国家。况且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国际肥牛”,已经失去了选择西方发展道路的历史条件。至于一些所谓左派希望通过颜色革命恢复红色政权,更是脱离实际的清秋大梦,不仅是一种错误的政治路线,甚至是一种邪恶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面对西方国家肢解中国的图谋,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有信心也有能力把任何颜色的革命变成红色革命,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任何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的爱国政治力量,都绝不能主动支持美国的颜色革命,绝不能请狼外婆来给我们看孩子。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近期目标,是经济殖民化和政治附庸化,长期战略目标把中国肢解为许多许多独立的政治实体,把统一的中国变成一个松散破碎的政治联邦。就美国的战略目标来看,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目标正在有条不紊地按计划实现,这主要是通过中国官员腐败实现的。看到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实体居然如此轻易地毁在几个买办手上,连操纵这一切的美国都吓怕了。今年四月美国制定了历史上最严格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成立了超过战时规模的庞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直接领导,成员囊括了包括财政部、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总检查官办公室、国土安全部、能源和劳工部、科技政策办公室等许多主要部门;严格限制外资投资比例,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投资不能超过10%,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投资1%都不允许;并且严格审查外资人员的政治履历等。许多人不理解,又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为什么美国会紧张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美国看到了中国的悲惨处境,要全力防止这种悲剧在美国重演。美国之所以把几乎所有国家管理部门统统列入“外国投资委员会”,理由很简单,就是最大限度防止外资通过贿赂官员来损害美国利益。美国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控制中国经济的,控制几个买办,贿赂几个官员,收买几个鹦鹉,就全都解决了。对外资人员进行政治审查,也是来自于中国的教训,号称“总统俱乐部”的美国凯雷集团全部由西方退休政客组成,最懂得一个国家的软肋在哪里,进入中国后直奔中国装备工业,严重威胁到中国国防工业和国防安全。中国经济因腐败而被外资控制的悲剧,不仅震动了美国,甚至震动了整个世界,世界各个国家都在纷纷构筑金融壁垒和经济围墙,防止成为下一个中国,世界由此进入了经济民族主义时代。
    
    对中国经济殖民化控制和财富掠夺,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推动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兴起和毛泽东思想的复兴,这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惕和恐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俄罗斯普京上台的教训太深刻了,绝不能再让中国落入毛派共产党人手中。普京上台只是避免了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毛派共产党人上台,则意味着西方国家对世界的统治秩序和现有的兽性化生活方式都会遭受彻底挑战。与此同时,与中华民族越来越不共戴天的买办集团,比西方国家更加迫切需要解体共产党和肢解中国,以避免遭受历史清算。许多人总是不理解,现在的共产党和西方国家关系不错,又是买办集团的寄生体,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搞垮共产党?美国战略家和中国买办集团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们不仅仅只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更看重长远战略利益。只要共产党这个名称在,共产主义的政治基因就会随时复活;只要共产党在,中国统一的力量就在,肢解中国就比较困难,所以他们一定要搞垮共产党。要搞垮共产党有两种方:中亚的街头革命方式和苏联的高层演变方式。皇甫平的出手显示西方国家将在中国采取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即通过社会骚乱或经济危机等方法,迫使中共高层更换领导人,把共产党改变成社会民主党,然后按照美国总统布什的说法,立法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把宣传共产主义列为刑事犯罪。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宗教国家来讲,在30年来已经摧毁了传统道德体系的情况下,一旦再摧毁社会主义这唯一的表面纽带,中国社会必将陷入极度混乱,国家和民族的解体也就水到渠成了。
    
    到那时,全世界看到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上被宰割的中国,而是一个政治上和领土上也同时被宰割的中国。其实,“3.22”台独、“3.14”藏独、占领钓鱼岛、中国西部突然出现4个美军基地,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宰割;皇甫平的政治宣言,更是显示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更换中共领导人、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改方案,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很快就要开始了。
    
    ……………………
    
    (老潘注,张宏良被国内外毛派称之为“民族英雄”。这恐怕言过其实了。张宏良也能够收到我如此邮件,不知道他对此如何感受。这篇文字,与张宏良其他文字一脉相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海阔天空暴戾恣睢。其实,从这篇文字里,清晰地表现出张宏良在其专业领域之外功力之欠缺。比如,“如同官员行为是衡量政府的尺度一样,学者行为是衡量国民的尺度”。这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相关言论当中最匪夷所思的内容。要知道,学者本身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即使是张宏良言必称的毛泽东,也把这个群体单独对待。张宏良应该记得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言论吧。因此,张宏良犯了在理论上和常识上都站不住脚的错误。我一直认为,中国不存在通常意义上所谓知识分子,那是因为中国学者的奴颜婢膝,完全失去了独立人格与社会道义代言人的品格与风骨。但即便如此,把学者的堕落看作是国民的悲哀,显然文不对题。我并不认为中国国民没有问题,但这在学理上是另外一个论题。我也反感卖国求荣的右派。再例如,“孙子具有无边的自由(身份和财产在国外)”,这无疑也一不留神暴露出张宏良对中国国民自由状况的负面描摹。还有,文字里到处都透露着人治的色彩,流淌着对开明君主的礼赞。这一点,在张宏良屡次三番地对现如今最高领导人的宣示效忠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个层面上,张宏良比新左派要求国民平等政治权利以及公正社会资源形成与分布机制的诉求来,还是有着显而易见的差距。而且,张宏良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鸿篇巨制,却没有说清楚任何一个问题,只是在浪费惊叹号和形容词上下了不少功夫。这很有碍英雄形象耶。哈哈。不过,张宏良如此看空唱衰,我倒是同意。)
    
    钱钢:地震预警初探
    
    钱钢
    
    (汶川地震大规模应急救援告一段落后,二〇〇八年六月,我开始专注于地震预警问题,搜集整理资料,写成《地震预警问题的背后》,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08年8月号。就在文章刊出时,中国地震局官方网站公布,“2008年8月11日,中国地震局召开全系统视频会议,全面部署四川5.12汶川8.0级地震科学总结与反思工作”。这是一条重大新闻,然而除若干网站有简短报道外,全国各报刊均没有刊登。我将文章交予《二十一世纪》后,研究继续。本文是《地震预警问题的背后》一文的扩展与修订版。这依然不是思考和追问的终止。我希望将现有的资讯和未解的疑惑,一并交予同样关切此问题的朋友,邀更多同道一起来展开严谨的探究和更为深入的反思。——笔者,2008年8月31日)
    
    汶川八级地震,震动世界。这场在无预警[1]状况下发生的浩劫,引起公众质疑:汶川地震为什么未能预报?汶川地震为什么没有预防?
    
    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信息开放度增加。但传媒的追问和反思受到抑制,地震预报等问题难以自由讨论。公众无奈地看见“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甚至“地震不可能预测”)成为强势话语,[2]却缺乏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知识,去纾解愤懑与疑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写作《唐山大地震》,笔者曾对地震预报问题进行过长时间调查和研究。一九八九年后,我从军队专业到国家地震局,在《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我所服务的报纸,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管,使我有机会和更多的地震科学家近距离接触。时值“国际减灾十年”,我们曾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巨灾问题,编写了《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考证研究了二十世纪中国一百个最大自然灾害的史料。
    
    汶川地震,也使我心中充满疑云。我的问题是:
    
    对于早已被专家认识、并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带,地震界做过哪些监测?政府做过什么防范?一九七六年在同一区域曾发生松潘、平武大地震(两地分属阿坝州和绵阳市),其后的三十二年间,地震界对这个地区的震情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和四川省地震趋势会商,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有什么样的中期预报意见?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有没有发挥必要的功能?部署于南北地震带的观测网点,是没有发现异常信息,还是各种信息没有充分交换、未能提供广大地震预报工作者共享?在震后必然要进行的回溯性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宏观异常?这一地区还有没有长期观察这些异常的、哪怕是硕果仅存的“群测群防”?按照信息公开的规定,有关部门有责任公布,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和临震预测意见?——包括专业人士的和业余人士的;包括通过规定程序正式上报的和在学术场合探讨的。而最重要的是,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本文将论及科学范畴的“地震预测”,但探讨的主题,是须由政府、科学界、社会三方合力达成的“地震预警”问题。中国大陆的地震预警,已有四十余年历史。四十余年中,曾有拯救了数万生命的海城地震成功预警,也有唐山地震等错失临门一脚未能实施预警的惨痛记忆,汶川,则是惨痛事件的最新记录。
    
    我们期待汶川地震的震前资料全面公开。在最终能够使用确凿数据,准确判断汶川地震前设防决策的得失之前,笔者从灾害史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梳理与地震预警有关的史料与观点,作为深入探究的预备。
    
    中国大陆地震预警简史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破坏性最大的十二个地震和相关地震预报情形如下:[3]
    
     时间 地点 震级 死亡人数 有无预报
    
     1950.8.15 西藏察隅 8.5 4000 无
    
     1966.3.8
    
     1966.3.22 河北邢台 先后发生6.8、7.2 8064 无
    
     1970.1.5 云南通海 7.7 15621 无
    
     1973.2.6 四川炉霍 7.9 2199 无
    
     1974.5.11 云南永善 7.1 1541 无
    
     1975.2.4 辽宁海城 7.3 1382 有长期、中期、短期、临震预报
    
     1976.5.29 云南龙陵 先后发生7.3、7.4 98 有长期、中期、短期、临震预报
    
     1976.7.28 河北唐山 先后发生7.8、7.1 24.2万 无短期、临震预报;有长期、中期趋势判断
    
     1976.8.16
    
     1976.8.23 四川松潘、平武 先后发生7.2、7.2 41 有长期、中期、短期、临震预报
    
     1988.11.6 云南澜沧、耿马 7.6、7.2 743 无短期、临震预报;有长期、中期预报;
    
     1996.2.3 云南丽江 7.0 309 无临震预报;有长期、中期、短期预报;
    
     2008.5.12 四川汶川 8.0 估计8万 无短期、临震预报;有中长期趋势判断
    
    一九五〇年察隅八点五级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烈度高达十二度,印度称为“阿萨姆邦地震”。因信息闭塞和科技水平落后,中国政府将它看作异国地震,还曾援助大米给印度。[4]
    
    一九六六年,距北京不足四百公里的河北省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八千多人死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科学界提前解决外国从未解决的地震预报问题。[5]地震预报工作在邢台仓促上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震区调查前兆现象,产生朦胧的认识,并立刻应用。在七点二级地震发生后仅仅四天,竟然成功预报了一个六级强余震。
    
    自一九六六年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一九七〇年初,云南通海发生了七点七级大地震。这个完全没有预警的地震,导致一万五千多人死亡。地震工作加速发展,国家地震局开始筹组(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式成立)。
    
    中国政府当时对地震预报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计划三五年内在重点地区实现五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6]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填西江月词四首,献给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他将地震比喻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认为人类应该比敏感的动物更能够清醒感知地震。词曰:
    
    (一)
    
    七十年代伟大,
    
    各条战线扬镳。
    
    风流人物看今朝,
    
    地震力争预报。
    
    
    
    肩荷赶超任务,
    
    岂容松懈分毫!
    
    必须力戒躁与骄,
    
    呈出崭新风貌。
    
    
    
    (二)
    
    翘首西南一角,
    
    为陵为谷频传。
    
    工农兵学齐上前,
    
    高举红旗抗患。
    
    
    
    当作帝修看待,
    
    大家擦掌摩拳。
    
    集中力量将敌歼,
    
    敢向地球开战!
    
    
    
    (三)
    
    地震还同纸虎,
    
    虫鱼敏感异常。
    
    请看鸟兽犹激昂,
    
    岂有人而怅惘?
    
    
    
    总结由来经验,
    
    制成规划远长。
    
    赤心奉献红太阳,
    
    树立全球榜样。
    
    
    
    (四)
    
    有所发明创造,
    
    为毛主席争光。
    
    爬行主义太荒唐,
    
    祸国殃民无量!
    
    
    
    跃进歌声四起,
    
    行军军号悠扬。
    
    东风吹送岭梅香,
    
    转瞬百花齐放。[7]
    
    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8]形势逼人。一九七三年二月,四川炉霍发生七点九级地震,两千余人死亡;一九七四年五月,云南永善发生七点一级地震,一千五百多人死亡。两个地震均无预报。与此同时,华北和东北和地震前兆观测,发现了令人警觉的迹象。
    
    一九七四年六月,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下发第六十九号文件,[9]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通报震情。
    
    六十九号文件转达了地震工作者的预测意见,如“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决定加强地区间协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简称“京、津、唐、张”)协作组与渤海地区协作组,共同监视近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的大地震。[10]
    
    这是一次国家层级的地震预警,空前绝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活跃起来,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
    
    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不久,地震工作者和地方政府即成功地对辽宁海城七点三级地震作出了预警。一九七四年底,渤海地区协作组工作范围内,出现地下水、动物行为等多项宏观异常。辽宁省委决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11]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震前二十天,国家地震局提出了“辽东半岛地区,特别是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的短期预报。二月一日后,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出出现了类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现象。二月四日凌晨,省地震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的临震预报意见。[12]二月四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省政府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发布了临震预报。工厂停工,集会取消,救援队待命。当时正是严冬,政府命令“人离屋,畜离圈”。当晚七时三十六分,强烈地震在海城发生。预警大大减轻了人员伤亡。根据当地人口密度和邢台、通海、唐山三个地震的平均伤亡率推算,如不设防,地震将造成五万人以上死亡。[13]而海城地震实际死亡一千三百多人。
    
    海城式的地震预警,不是孤例。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发生在云南龙陵的强震再度被成功预报。[14]龙陵地震包括先后发生的七点三级和七点四级两个强震,震中烈度达九度,毁损房屋约四十二万间。因防范在先,死亡九十八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地震工作者还成功预报了四川盐源一云南宁蒗间的六点四级地震。[15]
    
    中国地震预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展迅速。“地震预报的研究”,被中科院列为文革困乱时期仅有七项“难得的科研成就”之一。[16]
    
    也就在龙陵地震被准确预报之时,地震界正在全力捕捉另两个可能的大震——即此后三个月之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
    
    唐山地震预报和松潘、平武地震预报,两者有密切联系。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四川省政府以正式文件,发布了该地区的短期地震预报。国家地震局调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内地震观测队伍入川,捕捉临震信息。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京津唐渤张”的监测力量。[17]而四川发布短期预报后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临预报变得十分棘手。
    
    唐山地震前,“唐山”这个地点确在地震工作者监视范围内,但他们监视的焦点是北京。一九七六年五、六月,北京以东地区异常日趋明显。七月初,一系列异常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警觉,[18]作出了“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的判断,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七月二十六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人员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未形成一致意见。在首都圈地区,能否公开发动群众防震,成为问题关键。会商时有人以四川已经出现的动荡为例,认为北京的预报要慎重。七月二十七日,国家地震局领导听取预报人员汇报,决定用一周时间作准备,圈出危险区,派队伍去“抓地震”。仅十几小时后,七点八级地震在唐山发生。[19]
    
    未能预警的唐山地震,结局极为惨烈。二十四万余人死亡,十六万余人重伤,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
    
    当唐山地震发生时,已经作出短期预报的四川地震却迟迟未至,成都平原动荡加剧。八月六日,四川省发出时间点更精确的临震预报。八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两个大地震在松潘、平武相继发生。这是继海城、龙陵地震后,又一次出色的地震预报。但它不是一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防震避震造成人员伤亡,停工停产损失严重。[20]
    
    从唐山地震后到汶川地震前,中国没有发生过死亡超过八百人的地震。这三十余年间,最大的两个地震,分别是一九八八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和一九九六年云南丽江地震。这两个地震,有正确的中长期趋势判断,但前者没有作出短期和临震预报,后者作出了短期预报却没有作出临震预报。[21]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八级大地震在没有预警的状况下突然爆发。
    
    地震科学: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学是地震预警的基础条件。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间三十二年,中国地震科学界做了什么?地震预报研究有什么进展?遭遇了何种困难?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至二〇〇七”,对中国地震预报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前一个单元,为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第四个“高潮幕”,恰与文革重迭。后一个单元,地震从平静期走向活跃期,正逢“改革开放”。
    
    文革后,总结唐山的惨痛教训,人们一度把原因归于政治,认定“四人帮”及其党羽严重破坏干扰了监测预报。[22]改革开放初,“唐山地震未能作出短临漏报,根本的的原因是,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还很差”才成为官方表述。[2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地震科学水平有了可与天文学中望远镜的使用和生物学中显微镜的使用相比拟的飞跃。[24]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于二〇〇〇年通过国家验收。总投资近二十三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前的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刚刚通过验收。[25]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三十二年中,中国地震工作的方针和地震预报体制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地震预报,地震部门加强了工程地震工作,承担了大批建设项目的工程地震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26]
    
    文革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受到大规模整顿。唐山地震后,全国有群众测报点三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二十万人。群测群防队伍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在一九七九年后开始整顿,到一九八〇年底,群众测报点降到到五千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两万人。[27]文革期间,四川堪称群测群防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一万四千人,文革后叠经整顿,到一九八五年已剩下不足千人。[28]
    
    “法制”,“科学”,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此前许多事物成为“改革”的对象。然而,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国大陆地震预报?那一个地震“高潮幕”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后的地震科学发展有各种意义?
    
    地震科学家张国民等人认为:“(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一时期是地震预报事业空前发展的时期,它奠定了地震监测手段和预报方法的基础”。但由于对地震孕育的情况不十分清楚,目前人们还很难分清构造运动、地震孕育和部分干扰所呈现的前兆异常的区别和联系,无法确认一一对应地震的前兆异常和地震活动性异常,因此,“目前的经验性预报思路很难使目前的地震预测水平有质的提高,更不可能通过它取得地震预报的全面突破。”[29]学者吴忠良写道:“地震预测中一些经验和掌握这些经验的专家,是目前的计算器所无法取代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经验变成可继承、可重复、可发展的知识体系”。[30]
    
    唐山地震后的三十余年中,中国地震预报陷入混沌的状态。它的某些方面在迅疾发展,某些方面裹足不前,某些方面在退步。
    
    还必须特别指出,唐山地震临震漏报,在地震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唐山地震前的学术争议,在改革开放以来掺入权力和利益的复杂因素,造成队伍的分裂。经历过从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的一些“计算器所无法取代的”富有经验的地震预报工作者,在从事科研的黄金年龄段,被边缘化,甚至受到排挤打击。
    
    一九八八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被认为是新的地震活跃期到来的标志。一九九〇年,国家地震局强调“九十年代很可能是我国大陆强震多发的时期”。[31]实际情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地震活动,远未达到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强烈程度。影响较大的地震分别是:一九九六年发生在云南丽江的七级地震(死亡三〇九人)、一九九六年南黄海六点一级地震(上海有震感),和一九九八年张北六点一级地震(死亡四十一人)。这三个地震均无临震预报。
    
    从一九九六年起,盖勒(Robert J. Geller)等人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的大地,任何一次小地震都有可能灾变为一次大地震”,因而地震不能预报。随即有人针锋相对发表反驳文章,在国际地震学界爆发激烈争论。[32] 许多人认为,即使能对地震作出正确的中长期预测,短期和临震预报还是不可能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唐山地震后的三十年来,中国地震工作者仍作出了二十余次较为成功的短、临预报。[33]这本是地震界的成就,却基本上没有被大众传媒报道——有关地震预报的任何信息,无论正面负面,似乎都受到控制。
    
    笔者核实,这些震例包括:北京小汤山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四级地震;[34]青海共和一九九四二月十六日五点八级地震;[35]云南孟连中缅边境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七点三级地震;[36]四川甘孜白玉——巴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五点五级地震;[37]新疆伽师一九九七年四月六日六点三级、六点四级地震;[38]云南宁蒗一九九八年十月二日到十一月十九日四次五级以上(最大六点二级)地震;[39]辽宁岫岩一海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五点六级地震。[40]四川绵竹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五级地震(震中在汉旺镇);[41]云南大姚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六点二级地震、十月十六日六点一级地震;[42]甘肃民乐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六点一级地震;[43]最近的事例,是二〇〇七年六月三日云南宁洱六点四级地震。[44]这些预报的成功,仍得益于经验性预报方法。其中小汤山地震,在地震界亦称“亚运会地震”,震中距亚运村仅十公里,发生在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前数小时,对它的预报,意义非同小可。前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回忆:
    
    ……我记得九月十八日下午,在门头沟开会,当时有十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讲得都非常朴实,比如这个手段目前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与这个地区历史上一些中强震的关系,据此提出了近期的判断意见。所以回来以后我们报告了国务院,而且对地震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讲得比较客观。若发生四到五级,不会造成什么伤亡、破坏等,要求亚运会保持冷静,否则人踩人就可能带来伤亡,这样,组委会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结果,开幕式当天上午十一时零二分就发生了一个四级左右的地震,恰好又离亚运村那么近。[45]
    
    这就是中国地震科学的现状:高新技术的运用,尚未显示奇效。唐山地震三十二年后,地震预报仍在摸索前行。有时,地震的踪影被发现并捕获。更多的时候,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包括在二十世纪认定的中国主要强震危险区的概念、发现的强震高潮幕起落规律,似乎都要被改写。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人们认为的强震平静期内,在传统认定的地震高烈度区外,昆仑山口西发生了八点一级强烈地震。[46]科学家们正在讨论“二十一世纪,在我国是否会发生死伤十万人以上的地震”[47],汶川大地震降临。
    
    面对质疑,官方的解释是:地震部门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没有接到任何有关这个地区正式的短临预报意见。从震前的监测结果来看,没有发现显著的、大范围的、能够让地震学家们在现有科学水平上、依据现有经验做出判断的“前兆”异常。[48]然而,本文写作之时,到震区考察的地质学家,已经发现震前存在明显的宏观异常现象。[49]对本次地震的深入探究,已经开始。
    
    汶川地震有没有长期和中期预报?答案是清楚的。对汶川地震的构造背景——龙门山断裂带,地震界和政府从未放弃过监视;汶川地震发生的两年前,地震部门曾指出这一地区有发生七级地震的危险。[50]然而究竟为什么,没有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以致完全未能预警?
    
    总结中国地震预警的经验和教训,请允许我重复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
    
    对于早已被专家认识、并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带,地震界做过哪些监测?政府做过什么防范?松潘、平武大地震后的三十二年间,地震界对这个地区的震情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和四川省地震趋势会商,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有什么样的中期预报意见?总投资近二十三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发生前有没有发挥必要的功能?部署于南北地震带的观测网点,是没有发现异常信息,还是各种信息没有充分交换、未能提供广大地震预报工作者共享?在震后必然要进行的回溯性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宏观异常?这一地区还有没有长期观察这些异常的、哪怕是硕果仅存的“群测群防”?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和临震预测意见?——包括专业人士的和业余人士的;包括通过规定程序正式上报的和在学术场合探讨的。
    
    地震预警,说到底,是政府的公共治理行为。人们更需要知道,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政府:有效预警的困境与可能
    
    中国的各级政府面对两难抉择:地震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却无法放弃;现有地震预测还只是概率性预测,却必须在许多时刻作出有效预警。
    
    前苏联、美国和日本都有过雄心勃勃的地震预报研究计划。前苏联的研究始于一九四八年阿什哈巴德大地震后,但进展缓慢,一九八八年,在无防备状态下发生亚美尼亚大地震。美国的地震研究,本为侦察核爆试验而设,一九六四年发生阿拉斯加大地震后,遂制定了地震预报研究的十年规划,同样绩效不彰,一九九四年,未能防范在洛杉矶发生大地震,损失二百亿美元。日本的研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七十年代圈定东海地区为发生八级地震的高危险地区,这个地震迄今未至,却在一九九五年发生了未有预报的阪神大地震。
    
    除了日本仅对东海地区继续开展负有减灾责任的预报,世界上只有中国,在科学研究尚未过关的情况下,承担地震预报任务。邢台地震后,中国政府层对地震预报承担了令世人难以想象的沉重责任。曾有文章记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处理地震预报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河北省河间县地震后,李四光在一个深夜里接到了国务院紧急开会的电话通知,他赶到会场已近凌晨两点钟。总理正坐在长桌的一头主持会议。总理让李四光在他的右边坐下,桌上摊开了一张京津地区的防震地图。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这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要求国务院准允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这也就涉及到毛主席的安全。会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讲过了。周总理这时问李四光:请你说说,情况真是这样紧急吗?
    
    李四光在发言以前,先走近电话机,迅速给他近年来在北京周围按地质力学理论亲自建立的地应力观察站打了电话,让他们仔细汇报近日来地应力值是否稳定,有无异常。当他得到“无异常”的回答后,这才坐回到他参加讨论的位置上来。这时候,能够给李四光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但是,根据北京地区地质构造条件,当他掌握了必要的可靠资料,经过了紧张的思索与迅速判断之后,必须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
    
    李四光十分明确地说:不存在这种紧急情况。并且建议:最好不要发警报惊动全市市民。李四光对周总理说:请毛主席安心休息吧!总理同意不发警报,并说:“李四光同志,您年纪大啦,身体不好,早点回去休息吧!”[51]
    
    这段史实,记述了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起步时的极端状态:预警决策,取决于一位科学家和一位领导人的决断。当时八十高龄的李四光,有时需要亲自爬上山坡观察断层、伏在乡村井台上测量水位。为北京近郊一口水井的水位大幅度上升和麦田里的地裂缝,总理周恩来曾一日数问。[52]科学家的经验性判断,和领导人的“拍板”,都冒着巨大风险。然而此后数十年的地震预报,并未完全脱离这种“经验判断+风险决策”的模式。
    
    让我们从危机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九七四年关于华北地区防震的中国国务院六十九号文件,以及与这个文件相关的地震预警实况。
    
    一九七四年关于华北地区防震的中国国务院六十九号文件,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次中期预警。在发布这一文件的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地震预报起步不久。依据李四光的构造理论和地震活动现象,地震工作者对华北及渤海地区正在孕育大震有正确判断(这种长期趋势判断的水平保持至今)。对一、二年内可能发生地震的估计,虽有人提出“华北已积累七-八级地震的能量”,但并没有人预测到会接连发生海城、唐山两个强烈地震。这种情况下,文件依据多数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分析,要求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从地震科学角度看,六级与“七-八级”差别巨大,“六级以上”,表述含混。但从防灾的角度看,这样的判断,已足以使预警产生实效。
    
    较大范围的中期预警达到三个效果:各级政府开始应急准备;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队伍开始密切监视地震前兆信息;公众开始接受广泛的地震和防震知识宣传。海城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
    
    据海城地震当事人回忆,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仅辽宁南部地区就建立了群众测报网点两千六百多个,参加测报的人员四千多人,放映地震知识电影六百多场,发放地震知识小册子十五万册。[53]在海城地震发生前的三个月,辽宁全省有一千八百多起宏观异常现象被报告。种种异常和小震活动,使地震工作者较准确地在震前二十天发出了短期预报,在地震前一天发出了临震预报。[54]
    
    辽宁省委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早晨作出的地震报警决定,是在民众已有一定思想准备、地震的前兆信息、特别是前震活动比较明显的情况下作出的,但仍不无冒险性质。成千上万百姓在寒冬被动员出住所,而大地震竟然在数小时后“准时”到来。
    
    唐山是相反的例子。六十九号文件发出“中期预警”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都有过广泛的防震宣传活动。但在地震发生前数月,地震工作者判断与争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北京这个高度敏感的地点。四月,内蒙古和林格尔和河北大城先后发生六点三级地震,使关注华北震情的科学工作者陷入困惑,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55]六月,四川防震引起的社会恐慌,又使得对北京的震情判断增加难度。和后来唐山地震有关的监测、争论、乃至“告急”(包括唐山当地几位观测人员的预报[56])都没有产生正式的预报意见送达政府。只有距唐山市一百一十五公里的青龙县是例外。
    
    在唐山地区的一次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青龙县领导听到一些地震工作者关于“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五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的预测意见,决定“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防震抗震的部署传达到所有群众。地震发生时,有准备的群众及时逃生,虽然有七千三百多间房屋倒塌,直接死于地震的却仅有一人。震后五小时,青龙县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赶赴唐山救援。[57]
    
    国际地震界公认,在海城地震前确实存在着具有减灾实效的预报,该预报是由地震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共同完成的。[58]国际上同样高度评价“青龙预防”。联合国的官员曾到青龙考察,仔细查阅了该县一九七六年的档案。[59]一九九六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做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作出的,加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60]
    
    青龙的案例,使许多地震工作者痛心疾首:既然青龙可以在震情预测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措施,并收到效果。那么,唐山地震前,在京、津、唐这个更大范围,地震工作者是否可能在犹疑焦虑之际及早向政府报告,而政府是否可能在难以决断之际以“打招呼”的方式开始临震阶段的预警设防?
    
    事实上,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对“京津唐渤张”的中期预警,对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重要的大城市,是有极大减灾作用的。国务院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中央机关和北京、天津两市均建立了抗震防震指挥机构,除广泛宣传外,还进行了建筑物的普查、鉴定和加固,尤其是对电力、煤气、石油、铁路、交通、通信、供水和容易产生次生灾害的单位的建筑物作了重点加固。天津市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和一九七六年五月两次部署应急准备,包括疏散方案、医疗救护准备、救灾物资储备等。天津是唐山地震的严重波及区,破坏烈度高达八度,如果没有中期预警,这座城市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坏将倍增。[61]唐山地震未能临震预报和预警造成的震惊世界的惨烈后果,遮蔽了北京、天津因中期预警而减轻损失这一事实。
    
    痛定思痛,人们后悔,如青龙那样“打招呼”的临震预警,为何未能在包括唐山市的更大区域实行?但是,“打招呼”的确切定义为何?对地震“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决策原则可否广泛运用?在首都圈的大中城市,而不是在青龙这样的农业县公开进行地震的短期、临震预警,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政府忧惧破坏性地震漏报,同时也忧惧影响广泛的虚报,甚至包括防震损失大于震害损失的正确预报。预警于唐山地震前、发生于唐山地震后的松潘、平武地震,其长达四个月的公开防震,在成都平原引起极大恐慌。这一事例,让人们不能不以冷静的态度,来思索地震预警问题。
    
    如果我们把地震的术语“漏报”、“虚报”套用到预警,称为“漏警”和“虚警”,那么可以大致概括:唐山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一九八六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
    
    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二年,广东、贵州、山东、江苏、四川先后发生多起地震虚报。[62]一九八四年初,全国震情会商会认为京西北和河北、山西、内蒙交界地区有多项异常,需重点监视。此后异常增多,河北省地震局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三日前后可能为一个可能发震时间段”。地震部门虽然仅强调“严密监视震情”,并没有发出临震预报,但在具有中强地震发震的地质构造背景的张家口,政府开始严密防范,军队、铁路、电力、邮电等也从各自的上级得到消息。三月初,张家口和邻近地区处于紧张状态。大批市民搬出楼房,许多单位进行疏散演习。地震最终未发生(到十四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发生了张北六点一级地震),该事件被定义为“地震误传”。[63] “虚警”付出代价。
    
    一九八六年,国家地震局局长安启元要求首都新闻界向群众转达一项忠告:切勿轻信地震的谣言和误传,那只能导致无谓的紧张,扰乱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64]地震预报开始被越来越严格地管理和控制。在“把地震预报纳入法制轨道”的理念下,从一九七七年颁布《国家地震局关于发布地震预报的暂行规定》、一九八八年颁布《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到一九九八年颁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65]对地震预报做了一系列约束。一九八八年的规定甚至要求“涉及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报水平的宣传报导、写实的文艺创作,在发表前应征得国家或省级地震部门的同意。”[66]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地震活动却相对平静。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本地的稳定,对任何可能“影响投资环境”的负面信息都严加控制。唐山地震后对地震的“过敏”,变成对地震谣言、地震误传和一切“不安定因素”的“过敏”。如海城地震和松潘地震前的大规模发动群众公开防震,在这一时期已然绝迹。一些成功的预警,都可以称之为“秘密预警”。
    
    一九九九年,一个类似海城地震预报的事件,在同一地区重演。在有正确中长期预报的基础上,辽宁省地震局在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省政府发出了海城-岫岩将发生五点五至六级地震的临震预报。但当时他们仍无完全的把握,提交给省长办公会议的分析意见,一是“临震”,二是“进一步看变化,也可能发展成一般的震群活动”。辽宁省地震局前局长徐心同写道:
    
    我们这样的不确定的分析预测意见,提交到省政府常务扩大会上,实际上是给省政府的决策者们出了个难题,在看到省长们决策时为难的样子,而我们又无能为力,处境真是十分尴尬。政府的决策者们面对的是把我们的不确定的预测意见变成是否发布预报、采取预防措施的确定性行为,这是典型的风险决策。[67]
    
    辽宁省政府决定发布临震预报,但采取了周密的实施方案:按内紧外松原则,各级领导和关键部门做好应急准备,不惊动更大的社会面;在省地震局圈定的最危险的两个镇,动员居民和师生撤离危旧的住房和校舍,通知井下人员停止作业。政府的预报发出不到两天,二十九日中午,五点六级地震在岫岩-海城交界处发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中缅边境七点三级地震的情形,与岫岩-海城地震相似。地震工作者在震前三十小时作出了临震预报,政府做好应急准备,在有限定的危险地区公开防震;如命令孟连县的学生撤出校舍,放假防震,在地震到来时避免了重大伤亡。[68]
    
    地震以及其它重大灾难的预警,政府必须有决策。决策不能闭目塞听而作;但也不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后才出。获得专业部门的概率性预报后,政府要做的,是对涉及社会、经济甚至国防的诸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警兆”和“警度”作出判断,发出不同级别的预警讯号。政府的判断,依然是概率性判断。事实上,无论恐怖袭击、化学灾难、疫情爆发还是可监视性已经很强的洪汛、台风,政府即使尽最大努力预先获取准确信息,决策的盲区仍将无可避免地存在。
    
    显然,当前各级政府的灾害预警能力很低。尤为奇缺的,是先进的危机管理思想。
    
    地震界把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称为“三要素”,在预测预报中全力追求“三要素”的精确性。但“三要素”的精确性,并不是政府预警的先决条件。例如,就所释放的能量而言,一个八级地震是七点八级地震的二至三倍,是一个六级地震的九百倍,差别巨大。但是政府预警的最基本举措,却未必一定要有这种精确的“级差”。当政府对一个可能震级为六级、破坏烈度为七度的地震进行预警时,就应该撤离、疏散人群。这个举措完全覆盖了震级和烈度更高的地震。又如,对一个地震,仅仅有较准确的地点判断,却没有较准确的时间判断,或者相反,预测准了时间却预测错了地点,这从“三要素”的标准衡量是不及格的预报,但对政府的预警却仍有宝贵的价值。在茫茫的时间/空间海洋中,若干危险点凸显出来。政府可以运用行政力量,作有效防范,弥补地震科学水平的不足。并不精确的预报,却可能达成有减灾实效的预警。
    
    现在问题,恰恰出在把政府预警和科学的预测混淆、等同,深层原因是体制设置错误。中国地震局和各级地震部门,在确定地震预报意见方面,具有法人地位。它兼有“政府”与“科研者”双重身份,既是地震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实施者,也是地震预报的把关人。事实上,地震部门不可能代替政府实施预警,每一个预报的“球”都踢给了地震部门之上的政府。但政府却没有危机管理指挥中枢。震情严重时,政府常常没有判断能力,一次次问地震部门:“你们说呢?”“你们到底有没有准确的意见?”球又被踢回。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地质背景、经济状况、人口密度差别甚大。由中科院院士、著名地震科学家马宗晋领导的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地震灾害分区”概念,提出对我国地震的四种类型——“华北型”、“川滇型”、“西北型”、“江淮型”采取不同的防灾减灾策略。[69]他们还提出了地震灾度的概念,将地震分为微灾(死亡一到九人)、小灾(死亡十到九十九人)、中灾(死亡一百到九百九十九人)、大灾(死亡一千到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和巨灾(死亡等于或大于一万人)。[70]
    
    笔者借用此概念,将“微灾”与“小灾”合并,列出“灾害等级”和“防范等级”的双因子表,显示政府灾害预警的十六种可能的状态:
    
     无防 小防 中防 大防
    
     无害 无害无防 无害小防 无害中防 无害大防
    
     小害 小害无防 小害小防 小害中防 小害大防
    
     中害 中害无防 中害小防 中害中防 中害大防
    
     大害 大害无防 大害小防 大害中防 大害大防
    
    由于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乃至突发事件,在破坏性上相似,因此政府的预警策略亦具有兼容性。表中的“无害无防”、“小害小防”、“中害中防”、“大害大防”是四种“最好”的状态;“无害大防”、“大害无防”是两种“最坏”的状态;而“小害大防”、“大害小防”、“中害不防”、“无害中防”是四种“较坏”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应倾力追求,最坏和较坏的状态要努力避免。在付出努力后,可能得到的另六种“中间状态”。 “小害无防”、“无害小防”、“中害小防”、“小害中防”乃至“大害中防”、“中害大防”,是现阶段科学水平和政府危机管理水平下较有可能经常出现。中间状态并不理想,对灾害判断不准,或是反应过度,形成惊扰,或是反应不足,造成损失。但这是需要接受的现实。
    
    汶川地震属最坏状态:“大害无防”。这一次,中国没有重演海城地震成功的预报和预防(“大害大防”);也没有重演松潘、平武地震付出代价、有深刻教训、但毕竟发生了的预报和预防(“中害大防”);也没有出现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
    
    在汶川地震前的两年间,如果确有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判断,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中期预警举措?在汶川地震前夕,如果确无精确的“三要素”预报,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从地震部门获得欠精确的预报意见?如果有,他们又是如何处置这些“欠精确”预报的?有没有“内紧外松”的应急措施?有没有小范围或特定目标的局部防范?是否有过犹疑、彷徨、顾忌、争论,直至最终未能实施预警?
    
    深入详尽的分析,有待信息全部公开。需要指出,文革时期数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除了地震科学工作者的贡献,“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捕捉异常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计后果”的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地震工作和战备、人防实行统一领导,有的地区甚至直接由军队领导。而在新历史时期,海城预警模式、青龙预警模式或者更宽泛地说“六十九号文件预警模式”,已难以复制。从唐山到汶川,三十二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面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机管理,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困难。
    
    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二十二时到二十四时将发生二到六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地震谣言源于公众对地震的恐惧,源于科学知识不普及,源于信息封闭、信息畸形传播和民间社会调适功能薄弱,也与地震科学未过关、震情信息若明若暗有关。中国大陆发生过多起地震谣言,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一九八〇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八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两万多平方公里、两个市十余个县,据调查,全烟台地区七百万人口,相信的人达百分之二十,半信半疑者达百分之五十,本地经济和民众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71]
    
    一九八一年夏,陜西省汉中地区发生暴雨洪灾,关于八级地震将发生的消息随之流传。原因是一个冶金地质勘测队因拆房建房,临时搭建油毡棚。有人说,地质队是通中央的,人家知道得早,要地震了。这起谣言影响二百万人,引起混乱。一次电影院里有人惊呼“地震”,造成踩踏伤人事故。[72]
    
    另一起发生在广东的地震谣言,起源于一九八〇年香港《明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称,“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旷大洞 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73]。次年,广东海丰地区发生小地震群活动,当地民众的海外亲属联想起报纸信息,纷纷致信、致电、汇款。民众大惊。三月二十九日,汕尾渔民吹响螺号,次日下午,近二百条渔船载着六千多男女老幼,逃离家乡。其中有一百零六条,载着四千多人到达香港,被香港当局拦截。[74]
    
    一些对地震谣言的研究,结论引向政府的管理,要求对地震谣言严厉打击。然而,许多的地震恐慌,并非谣言所致,而是与地震预报有关。
    
    一九八三年在甘肃古浪发生的地震传言,起因是一位教授的内部预报意见。该教授预测,九月十七日前后,古浪一带,将发生六点二级地震。这个并未形成共识的意见,本由地震部门内部掌握。但地震测量队在野外工作时钱财被盗,向县公安局报案,顺便向公安部门透露了这个消息,并有“君子协定”,商定绝对保密,不能外传。于是公安局内首先出现了防震棚,路人问询,又神神秘秘不作回答。不久,防震棚便在古浪县遍地开花,连群众大会都不敢在礼堂内举行。[75]
    
    一九七六松潘、平武地震,预报取得成功,预警却有深刻教训。[76]这次预警,在地震中期预报被作出后即开始。年初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肯定了川、青、甘交界地区,特别是松潘、茂汶在一九七六年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级以上地震的意见,将其列为全国重点危险地区。四月,四川省召开地震工作会议,部署松潘、茂汶地震危险区和其它重点区工作。绵阳、阿坝、温江等地区先后召开地震工作会议,地震局派出大批专业人员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水、理县、江油、大邑、邛崃等县协助当地加强群测群防工作。在地震发生的四个月前,震情信息已经广泛传播。
    
    某种意义上说,四川防震,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地区的预警方式有关,也与海城地震和刚刚发生的龙陵地震被成功预报有关。六月十四日,省地震局发出该年度第二期地震简报,提出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二个月内,特别是在六月下旬可能发生六级左右地震。这个短期预报意见,引起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
    
    但社会缺少成熟的应急措施和精神准备。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挥部在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相继成立时,动荡随之出现。二十四日凌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厂的锅炉放气,人口密集的生活区一片混乱,一些人跳楼致伤。当晚,成都火车站地区警报器误动,又引起市民恐慌,数万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省地震办公室接到各种各样的问询电话,从水库是否需要放水、电影院是否可以开映到医院的手术能否进行。
    
    人们紧盯着预报所说的“六月下旬”。二十二日,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南北带中段地震趋势会商会”。有专家判断,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的映秀湾一带(即本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可能是发震地点。而人口集中、工矿企业较多的灌县,是危险区中的危险点。消息迅速传到灌县。县政府决定,县城的五万人全部撤离。市民搭汽车、火车,或是在大雨中步行,撤向成都。二十六日,灌县已经成为一座死城。月底,地震没有发生。省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短期预报,预计发震时间推迟到“八月底前”。
    
    七月,成都气氛稍缓和,月底唐山地震爆发,恐慌再起。人员外流、哄抢仓库、砍伐树木、干部带头撤离家属等事件连连出现,满城遍布防震棚,停工停产。中共中央为此发电报指示四川稳定局面。八月初,地震部门发出临震预报。这个预报所圈定“十三日、十七日、二十二日前后”三个时间点。八月十六日,为贯彻中央指示而召开的二十万人大会结束不久,松潘七点二级地震发生。二十二、二十三日再接连发生六点七级、七点二级两个强震。震后,地震部门又发出虚报,成都警报拉响,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八月二十七日,在政府已撤销警戒后,四川省安县秀水镇红光村发生六十一人集体投水、四十一人死亡的奇异事件。两个月来,有线广播里频频发布的地震警报,使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风声鹤唳,许多自然现象和动物行为,都被当作异常报告,有的公社的业余观测员,也可以向全社发布地震预报。地下的“一步登天道”在这时散布“四川要沉为汪洋大海”、“毛主席讲的天翻地覆,就是要发生地震,要赶西山塞东海”、“大难临头了,善人要收一半,恶人要收完”、“只要进佛门,赶快做功,祖师爷就会派慈船来接你们到仙山,回到西天躲劫难”等传言,致使六十一人连续四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 [77]
    
    松潘、平武地震的预报是在小震活动不明显的情况下作出的,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它没有带来成功的预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预报那么“幸运”,短、临预报发出后不久地震就发生;松潘、平武地震对发震时间的判断几经调整,预警持续了较长时间。公开发动群众防震的有利之处,是宏观异常可能被迅速报告,地震短临预报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弊端是社会要承受动荡压力。这个案例提醒人们,地震预警的实际操作有极大复杂性,在社会自调控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公开防震,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是极大挑战。
    
    历史的吊诡在于,文革时期信息封闭,但在那一时期,地震信息却曾有过公开的传播;文革结束至今,社会逐渐开放,地震信息却被牢牢控制,防震知识的普及也大大减少。公众对地震的反应,仍处于幼稚阶段。中国大陆的“地震恐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汶川地震后还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日,山东苍山县发生五点二级地震。震害不大,却有许多人惊慌外逃,因摔倒挤压、跳楼造成伤残,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小学生。原因是大多数人缺乏地震知识和避震常识,尤其是部分教师率先外逃,引起学生极大恐慌(这一事实显然不曾传播到四川)。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甘肃玉门五点九级地震,间接死亡的两人,亦因惊恐。有三百五十人,在惊慌逃离住宅时拥挤压伤或摔伤。更严重的是,恐慌的人群在严寒中滞留户外,八千多人冻伤患病。[78]
    
    一些论者认为,唐山地震后,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严重的恐震心理。事实上,政府的恐震心理,确切说是政府因“稳定压倒一切”、怕地震信息引起社会动荡的“恐乱心理”,更为严重。与其责怪百姓蒙昧,不如首先反省现行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控制体系。因为信息的过度控制,独立媒体缺位,使单一管道释出的官方信息公信力日减。因为社会体制的僵硬,民间社会不发育,政府和民众间缺乏有弹性的中间层,民间缺乏自我调适机制,无法参与灾害预警。政府与民间,表现为管制与被管制的二元分离状态。公众对地震预报,存有对气象预报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预报的破坏性地震,常会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和政府的追究诘难,导致“人祸说”流行。而政府则因此越加谨慎,严控舆论,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发布临震预报和公共管理增加了难度。公众的忧震、恐震心理,公众对地震专家、政府的期望与信任,与整体上临震预测的可信度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间形成强烈反差,使地震信息高度敏感,极易传播“扰动”社会正常秩序。[79]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新工具为包括“临震应急”在内的公共管理提供了便捷条件,然而传播中的信息“放大”效应,也成为政府地震预警必须正视的新困扰。
    
    结语:地震预警的现实选择
    
    中国地震预警的现状是:地震预报水平虽领先各国,却仍处于“荆天棘地”的摸索前行时期;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应对灾害的社会素质,均亟待提高。
    
    二十世纪,中国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五十万人以上,而美国在二十世纪七级以上地震总共二十次,总死亡人数一千三百八十人。中国别无选择,不能放弃地震预警。
    
    在汶川地震后思考地震预警问题,笔者以为,下列诸点尤为重要:
    
    一,彻底改革巨灾应急体制。政府在灾难预警中处于最关键位置,在现实条件制约下,政府肩负有限责任,但必当全力以赴。政府应向公众坦陈风险决策的难度,并明确说明对预警的承担。我国亟需建立常设紧急事务部门,统筹职能区分明确的灾害情报信息系统和减灾事务管理系统。[80]包括中国地震局在内的各级灾害情报系统,负责向此常设机构呈递特定灾种的预报。依据损失最小化原则,是否宣布预警,在什么范围、实施何种等级的预警,由此预警枢纽(必要时由政府首脑)决断。
    
    二,给地震科学研究充分的学术自由。政府的责任归政府,科学的天职归科学。要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免于恐惧,放手工作,向灾害情报系统大胆预报。地震预报队伍,既包括目前政府地震系统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有科研机构和民间潜心地震预报的人士。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在政府支持地震预报同时,要探讨市场(保险业)和民间组织(包括非赢利基金)资助的可能。要重新审视文革时期的地震工作“群测群防”模式和防震抗震科普宣传模式,探讨在新的社会格局下,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地震观测的新方式。
    
    三,增加震情信息开放度。全国和各省的地震活动背景、长期地震活动趋势、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应编成面向公众的通俗宣传品。中期预报意见,应在媒体向社会披露,通过政府部门、科学界各种非政府组织向公众进行防震科普宣传(包括辨识地震谣言)。在经济、文化较发达、同时存在地震危险的首都圈和沿海地区,此事宜早不宜迟。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送达政府后,如决定预警,应在特定范围、以特定方式传布。
    
    四,减压。当前特别需要减压——政府给科学界减压,社会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三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应密切沟通。全体社会成员同舟共济,宽容,务实,沉着面对巨灾威胁;理解预警需要成本,共担必要代价。在地震预警的困局面前,将急切的诉求,转为理性期待和积极参与。
    
    五,建立预警过程的“复盘核查”制度。预警的决策结果必须允许失误,但预警的决策过程决不容存漏洞,事后必须检验,不要让决策的巨大难度,成为玩忽职守者逃避责任的理由。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中国地震局正式展开汶川地震的科学总结与反思工作。这一总结和反思,必须容纳一切意见,特别是中国地震界学术异见人士的意见,真正做到民主和公正。反思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任何机构和阶层的专利。这一总结和反思,必须信守中国政府关于信息公开的承诺,向社会公开,接纳社会参与,让媒体充分报道。笔者呼吁,尽早公开没有任何理由视为“秘密”的汶川地震震前资料,全面启动汶川地震预警问题研究,化惨痛教训为公共治理的宝贵知识资源。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修订于香港大学圣约翰学院
    
    --------------------------------------------------------------------------------
    
    [1] “预警”有两重定义。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岩手发生七点二级地震。东京市民在感觉到震动前片刻,从电视上看到了来自气象厅的警报。这是狭义的“地震预警”(Earthquake Early Warning)。它利用了地震波传播速度与无线电传播速度的时间差,使受地震影响地区有数秒甚或上百秒反应时间。广义的“预警”,是指危机管理的监控、预防、处置、恢复全过程中的监控和预防。本文中“预警”的定义属后者
    
    [2] 见腾讯网专题:《脸厚可以预测地震》http://view.news.qq.com/zt/2008/yucedizhen/
    
    [3] 笔者根据国家地震局的官方数据和其它公开数据编辑。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地震长期预报,是指对未来十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的预报;中期预报,是指对未来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和强度的预报;短期预报,是指对三个月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临震预报,是指对十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时间、地点、震级,习称“三要素”。
    
    [4] 人民日报1951.04.19 第4版
    
    [5] 周恩来在邢台抗震指挥部的指示;《中国地震年鉴》(1949-1981)卷首;地震出版社,北京,1990年
    
    [6] 《中国地震年鉴》(1949-1981),页5;地震出版社,北京,1990年
    
    [7] 陈非比:《悲壮的历程》,页202,
    
    [8] 马宗晋等着:《中国九大地震》,页2;地震出版社,北京,1982年
    
    [9] 文件编号为“国发[1974]69号”,题为《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
    
    [10] 钱钢着:《唐山大地震》页183;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5年
    
    [11] 《辽宁省志:地震志》页160,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沈阳,1996年
    
    [12]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328,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13] 同上,页334
    
    [14]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341,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15] 张国民等:《地震预报回顾与展望》。《国际地震动态》2005.5
    
    [16] 《中国科学院》页170,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4年
    
    [17]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388,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18] 陈非比着:《悲壮的历程》页151,地震出版社,北京,2006年
    
    [19] 钱钢着:《唐山大地震》页188-193,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5年
    
    [20] 陈焕新:《成都平原的动荡》;《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页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21] 张洪由、李怀英:《1996年2月3日云南丽江7.0级地震概况》,《国际地震动态》1996年4月
    
    [22] 人民日报1977.12.21 第1版
    
    [23] 陈非比着:《悲壮的历程》页212,地震出版社,北京,2006年
    
    [24] 张国民等:《地震预报回顾与展望》,《国际地震动态》,2005年第5期
    
    [25]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4/11/content_7960200.htm
    
    [26] 同上
    
    [27] 《中国地震年鉴(1949-1981)》页784,地震出版社,北京,1990年
    
    [28] 《四川省志.地震志》页216、217,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年
    
    [29] 张国民等:《地震预报回顾与展望》,《国际地震动态》,2005年第5期
    
    [30] 吴忠良:《中国式地震预测经验的继承与发展的技术问题》,《国际地震动态》,2002年第8期
    
    [31] 《中国地震年鉴(1990)》页11,地震出版社,北京,1992年
    
    [32] 盖勒的学术观点和中国学者的观点,详见吴忠良《自组织临界性与地震预测》、《地震前兆统计检验的地震学问题》、《地震前兆检验的地球动力学问题》等三篇论文,见《中国地震》1998年12月号、1999年3月号、2006年9月号
    
    [33] 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2006.07.28 第5版
    
    [34] 《北京地区的地震与防震》页21,地质出版社,北京,2000年
    
    [35] 夏玉胜:《共和5.8级地震的成功预报》,《高原地震》1995年6月
    
    [36] 李宣瑚:《1995年7月12日中缅边境7.级地震预报成功》,《国际地震动态》1995年9月号
    
    [37] 程万正:《四川白玉、巴塘县间5.5级地震的短临预报依据、过程和防灾决策》,《四川地震》1997年2月
    
    [38] 朱令人:《1997年伽师地震临震预报的经验与启示》,《华南地震》1998年12月
    
    [39] 程序等:《1998 年宁蒗5.3 、5.2 、6.2 级地震的短临预报》,《四川地震》1999年第3期
    
    [40] 徐心同:《关于岫岩-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思考》,《东北地震研究》2000年6月
    
    [41] 潘正权等:《1999 年9 月14 日和11 月30 日四川绵竹两次5. 0 级地震预报》,《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2007年2月,页30
    
    [42] 苏有锦:《2003 年7 月21 日、10 月16 日云南大姚6.2 级和6.1 级地震预测预报回顾与讨论》,《国际地震动态》2004年1月
    
    [43] 杨立明等:《民乐- 山丹6. 1 级地震短期预报的科学总结》,《西北地震学报》2004年3月
    
    [44] 中国地震局关于2007年度十大地震科技进展评选结果的通告。见中国地震局官方网站:http://www.cea.gov.cn/manage/html/8a8587881632fa5c0116674a018300cf/_history/08_06/30/1214800805375.html
    
    [45] 《中国地震年鉴(1995)》页8,地震出版社,北京,1996年
    
    [46] 孙加林:《对中国地震预报现状与未来的思考》,《国际地震动态》2005年第5期
    
    [47] 陈颙等《“十一·五”期间中国重大地震灾害预测预警和防治对策》,《灾害学》2005年3月号
    
    [48]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长、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南北带地震构造研究组组长张培震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国地震灾害与防震减灾专题讲座时的讲话。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26/content_8445749.htm
    
    [49] 吴冲龙:《汶川地震有前兆》,长江日报2008年6月25日http://www.cnhan.com/gb/content/2008-06/25/content_900909.htm
    
    [50] 汶川地震发生后,笔者曾在CCTV新闻频道的直播节目中听国家地震局首席预报员孙士鋐说过此言,但事后未能查到文字记录
    
    [51]黄钢:《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人民日报1978.01.07 第2版
    
    [52]人民日报1979.03.07 第3版
    
    [53] 刘益民:《回忆海城7.3级地震》,《东北地震研究》1986年12月号
    
    [54] 参见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321,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55] 陈非比着:《悲壮的历程》页111,地震出版社,北京,2006年
    
    [56] 详见张庆洲着:《唐山警世录 : 七. 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6年
    
    [57] 国家地震局1976年11月8日所发《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见钱钢着《唐山大地震》页202,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5年
    
    [58] 陈棋福:《海城地震预报过程的回顾及地震预报发展的思考》,《国际地震动态》2005年5月
    
    [59] 刘玉成:《当年的奇迹》,《中国档案》1996年7月
    
    [60] 钱钢着:《唐山大地震》页217,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5年
    
    [61]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354,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62] 宋守全等:《地震谣言和地震误传事件对策》,《国际地震动态》1985年4月
    
    [63]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94,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64] 人民日报1986.10.16 第3版
    
    [65] 中国地震局官方网站:http://www.cea.gov.cn/news.asp?id=5356&classID=4
    
    [66] 一九八六年笔者的《唐山大地震》一书出版,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此作品时,应国家地震局要求,删除了有关地震预报问题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67] 徐心同:《关于岫岩-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思考》,《东北地震研究》,2000年6月号
    
    [68] 李宣瑚:《1995年7月12日中缅边境7.级地震预报成功》,《国际地震动态》1995年9月号
    
    [69] 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页75,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70] 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页67,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71] 宋守全等:《1980年中国山东省烟台地区流传的一起谣言及辟谣对策》,《国际地震动态》1981年8月
    
    [72] 苏刚等:《1981年陜西省汉中地区暴雨洪灾中的地震谣传及辟谣对策》,《国际地震动态》1982年4月
    
    [73] 香港《明报》1980年7月20日
    
    [74]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408
    
    [75]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92,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76] 有关史料,参见洪时中:《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前后成都市防震抗震指挥部工作的简要回顾与思考》,《四川地震》2006年12月;罗灼礼、杨懋源:《临震预报与公共管理的思考——从1976年松潘地震谈起》,《国际地震动态》,1998年3月;韩渭滨:《松潘-平武地震预报经验的有效性与推进地震预报的艰巨性》,《四川地震》,2006年12月;张珍:《我们是怎样预报松潘7.2级地震的》,《四川地震》,2007年9月;陈焕新:《成都平原的动荡》;《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页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77] 陈焕新:《成都平原的动荡》;《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页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78] 陈颙等:《“十一·五”期间中国重大地震灾害预测预警和防治对策》,《灾害学》2005年3月
    
    [79] 参见罗灼礼、杨懋源:《临震预报与公共管理的思考》,《国际地震动态》,1998年3月
    
    [80] 参见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页160、165,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
    
    新法家传真
    
    2008年9月6日 8:52
    
    劫后江山依旧在,眼前风物自从容,精魂堪信古今同!
    
    编者按:读罢倦尘鸿(徐光梅女士)"劫后江山依旧在,眼前风物自从容,精魂堪信古今同!"诗句,方知中华文脉尚存,雄魂猛志且在。三年前新法家网站刚开通时,倦尘鸿寄诗来,其中有:"走吧,战士,去担起使命,让东方圣火照彻大地!"此言犹在耳,新法家永志不忘;《浣溪纱?德阳罗江凯江桥上震后饮茶》是倦尘鸿参与非政府组织震后重建工作时所作。作者原按:大灾之后,虽然街市萧条,但受灾不太重的地方,茶摊饭铺,依旧营业。人民往返,神态从容。如此劫难,不灭人民坚定沉着之心志。想来遥从大禹治水至今,我古今人民,精诚忠勇之民族魂,古今一如,从未更改!
    
    浣溪纱?德阳罗江凯江桥上震后饮茶
    
    文/倦尘鸿
    
    
    
    燕舞鸥飞过画桥,
    
    塔亭清影碧波中,
    
    含茗思共水朝东。
    
    
    
    劫后江山依旧在,
    
    眼前风物自从容,
    
    精魂堪信古今同!
    
    
    
    附:倦尘鸿2005年7月8赠新法家诗《走吧,战士》
    
    战士,这是我们的时代!
    
    千年的智慧这里蕴积,
    
    万里的江山正在呼唤,
    
    而我们就生存于此时!
    
    
    
    走吧,咬紧你牙关冷冷,
    
    默默捡起失落的锋镝――
    
    遥远的祖先们所铸造,
    
    去迎接正吮血的仇敌!
    
    
    
    深兰的大海波涛汹涌,
    
    夜色密布目力之所及。
    
    但那目光已刺向天际,
    
    已看到东方升起晨曦!
    
    
    
    走吧,战士,去担起使命,
    
    让东方圣火照彻大地!
    
    ―――――――――――――――――――――――――――――――――――――――――――――――――――――――――――――――――――
    
    支持我们!作为独立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新法家(中文版:http://www.xinfajia.net 英文版:http://www.xinfajia.net/english/)的全部资金来自个人捐赠,我们的资金主要用于研究经费、日常办公开支、各类会议开支等;为了监督每一笔资金,请您务必将捐款数额及汇出日期告诉我们,每年12月31日前我们将向所有捐赠者提交年度财务报告。新法家银行帐号:
    
    中国银行长城卡: 4563 5101 0085 5080 069
    
    中国建设银行龙卡:4367 4200 1085 0351 685
    
    开户名称:翟玉忠
    
    联系电话:13683537539;13801309232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联系人:徐光宇 翟玉忠
    
    ――――――――――――――――――――――――――――――――――――――――――――――――――――――――――――――――――――
    
    ……………………
    
    环球时报编辑发来的内容。
    
    东亚应建立国际救援队
    
    [日]安富步
    
    东亚国家天灾频生,当灾害突发之际,如何刻不容缓,并且投入大量的人员与装备进行有效的援救呢?一个建设性的方案是东亚三国共同设立国际救援队。
    
    1995年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教训之一,就是由于道路的截断裂开与堵塞停滞,造成救援队无法到达灾区。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情形也完全相同。今年6月,日本岩手县、宫城县发生内陆地震,救援队与山岳深处灾区的交通联络也困难重重。
    
    地震被埋在废墟下巨大的恐怖是无法想象的。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看着近在眼前、陷于痛苦深渊的亲人却无力救助,同样是一种巨大的恐怖。无疑,救援工作迫在眉睫,然而,当地的警察、消防系统自身也大多陷入地震的重灾之中。受灾者如果产生“谁都不会来救我了”的念头,精神上痛苦的折磨就更不可想像。
    
    要迅速到达灾区,必须利用高空手段,包括使用为救援专用设计的高性能空运手段,让具有高度专业技能技术的救援队员与丰富的物质器材,迅速地空运到灾区,那么就能挽回更多人的性命。
    
    请想像一下这样的情形:受灾者在束手无策、呆若木鸡之际,突然天空中出现几乎遮天盖日的大型飞机、直升机,救援队员一个一个 从天而降,携带着红外线示波器、人命探测器、救援机器人、救援犬、医疗器具、食品的救援队着陆之后立即展开救援活动,那么,受灾者的恐怖感和痛苦将减轻多少?
    
    这看似神话,但以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实现起来并不难。对受灾者最为重要的是,坚信“自己没有被弃而不顾”,一直怀有生存的信念。从天而降的救援队完全能将此希望带给受灾者。
    
    毋庸置疑,常设一支具备强大力量的救援队需要很多资金和人力。如果由一国常设一支如此强大的救援队是困难和低效的,由地震多发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联合常设一支救援队是不错的选择。因此,笔者以为拿出一定的防卫预算与兵力,将之转用为“东亚国际救援队”的编制运作。这样做,在减轻军事不安定性的同时,又可以大幅度地缓解因灾难带来的恐惧不安。
    
    若将整个东亚地区纳入救援范围,那么,救援队活跃的机会将更多。与此同时,救援队的技术、经验、知识不断提高,还将获得未来应当开发怎样的新技术的信息情报。以设想的地震、洪水、大火灾、核泄露突发事故等不测之灾难为基础,进行缜密周到训练,再加上频繁的出动,能够确保救援队具有高水平的抢险能力。三国的军人共同进行日常训练,展开救援活动,还能够提高超越语言、文化障碍的沟通与相互理解。
    
    在四川大地震中,日本和韩国救援队的活跃令众多中国人深受感动。中国也曾多次派遣救援队赴周边国家救灾。这些救援队所展现出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融入了人们的心灵,有力地推动了相互的理解。三国若能正视这一区域地震、台风等灾害频繁发生之危机,采取大胆而恒久又有远识的战略,必将会有助于三国民众之间的感情交流,促进这一地区的长远和平与稳定。▲
    
    (作者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编者按: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对西方价值观的再思索,随之而来的则是一股回望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是什么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当今的中国人可以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什么?如何才能利用好传统资源?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A.Bell),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对这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回归传统能解决现实问题吗
    
    ●现代化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心理上的焦虑,儒家的道德规范可以填补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真空
    
    ●传统资源只能是我们的灵感来源,只能取其意得其神,然后重新创作,以旧开新,绝不可死守重复
    
    ●中国肯定会与西方有不一样地方,关键要看这些不一样从哪里来,还要看这些不同是不是道德的、正当的
    
    必须按照新问题重新创作中国文化
    
    贝淡宁:可以预见,今后中国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全球力量,这也意味着中国应该确定它的文化遗产。近几年来,中国经历了儒家思想的复兴。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化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心理上的焦虑。现在,对于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对社会责任的要求则在降低,对别人的关心也越来越少。挣钱当然是实现好生活的手段,但是什么是好生活呢?难道仅仅是保证自己的幸福吗?至少是在中国,大多数人不想让人认为自己是自私的。要让自己真正感觉好,我们需要对别人好。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需要有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义务的美德。简而言之,儒家的道德规范可以填补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真空。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很多讲话中也开始引用儒家的价值观,比如,和谐。政治实践也同样体现了相同的价值,比如,在一些地方,干部考察已经包含了孝道和家庭责任等标准。在海外,政府也通过孔子学院来推广儒家思想。
    
    此外,在面对中国现今一些社会和政治难题时,很多学者也开始转向儒家思想。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对传统持批评意见,并转向西方寻求灵感。但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审视中国的传统,从传统中寻找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方法。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西化,但是他们都相信,一个稳定的合法的政治安排需要建立在,至少是部分建立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之上。诸如贤人统治,举止文明和社会和谐这一类的观念,在独立于政府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很有市场。
    
    赵汀阳:与其说儒家复兴,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家涵盖的范围相对来说还是小了一些。复兴这个概念也让人有些犹豫,这个说法好像有点猛了,而且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混合文化的存在,西方观念和中国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并列资源。现在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有一种想像中的回归,实际上不是真正落实为实践和制度的回归,而是心情上的或精神上的象征性回归,很少有人愿意真做真干,因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好处是有矛盾的。儒家社会是建立在过去那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之上的,这在今天完全不适合。而且儒家社会所以在现代被批判,就是因为它有很多明显的缺陷,你可以看看清末民初的老照片,除了个别英雄豪杰,大多数人哪怕是少年都是阴沉麻木、萎靡怯懦的面目,这种精神面貌意味着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性,相比之下,今天中国人的面貌就灿烂多了。
    
    今天唯一可能并且可取的做法是,在中国资源背景下,重新回到百家争鸣的时代,重新创作中国的文化,绝不能是简单回归,而必须是按照新问题去重新创作中国文化。如果没有创造性和现实感,传统就死了。像孟子、朱熹、王阳明等的思想论证在今天看来就是完全不合格的,概念混乱,逻辑不通。所以,传统资源只能是我们的灵感来源,只能取其意得其神,然后重新创作,以旧开新,绝不可死守重复。
    
    贝淡宁:但我认为,还是要确定主流的思想,我们不可以什么思想都学,要有选择。我觉得在这方面,儒家还是有主要贡献的。比如,儒家强调社会责任,现代社会,包括中国,都强调个人主义,可社会责任是必须的。从哪来呢?儒家思想在这方面有比较重要的贡献。
    
    赵汀阳:对,在中国的资源里,儒家思想所占的份额肯定比较大。古代中国在独尊儒学之后,也就是儒学取得了优势意识形态地位之后,长期的情况是,中国的价值观基本以儒家为主,但处理具体的事情所采取的方法论,却是以道家和兵家为主。那是一种把对方互动策略考虑在内的随机应变的方法论,这种思维方式的博弈论性质很强。中国人做事往往不依据普遍原则,讲究灵活应变,因地制宜什么的,这绝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另一种理性。西方的理性强调逻辑性,追求普遍原则,而中国的理性有些不同,这还需要研究,我倾向于把它说成是一种水性的理性,就是以水为榜样的方法论,也就是老子以水为隐喻不断诠释的以柔克刚、顺势成事、寻找最小阻力的方法论。在考虑中国文化资源时,方法论应该与价值观同样重要。
    
    失去精神生活就失去了价值标准和制度依据
    
    赵汀阳: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欲望倒也不难理解。中国过去长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定调的革命模式是颠覆一切传统和权威。长期以来,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已经将中国的传统颠覆差不多了。但革命有一个问题,很多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革命的后遗症是严重的,它使一切都变成了废墟。破坏一座大楼是简单的,建一座却很难。革命者有个幻觉,以为打倒什么,也就是在创新。事实证明,这是错的,破坏就是破坏,绝非创造,你把楼拆了不等于有了新的楼。长期革命之后,人会感到匮乏和空虚,旧的去了,新的没来。失去精神生活,失去价值标准,失去生活、制度和道德的依据,社会必然出现判断和行为的混乱。砸东西过瘾,砸完就傻了。所以就怀念旧传统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发展了。人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想的只是吃饭,当有了物质,精神就成为突出问题,比如对文化身份(identity)的追求。传统的资源是最现成的,虽然未必样样都好,但它是最方便的,人们就迅速把它举起来。
    
    贝淡宁:我认为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最方便”的,还有别的原因。人们会考虑什么东西是对自己最有价值的。很多人会发现,是家庭。那么哪种思想会强调家庭的价值呢?儒家思想正是最合适的,它可以解释人们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价值观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准则。比如,汶川地震以后,很多中国学生感到,我一定要到灾区去帮忙。这些关爱别人的想法是从哪来的?事实上,法治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认为自己对他人负有责任,就像汶川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很大程度上,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赵汀阳:汶川救灾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它显示出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确实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点。这种特点到底是什么?一时还不能很好地描述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一定与中国的“家”观念有关,就像贝先生说的。在中国,家的观念是比较广义的概念,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可以无限开放的家,是一个推广型的家庭式社会。比如,在传统中国,乡亲是足够可以信任的关系,就像家里人似的,所以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类的说法。这个家庭观念还可以推广到国家,甚至,在理想的状态下,推广至世界,就是所谓的“天下”一家。儒家的精髓就是孟子概括的“善推而已”,就是善于把家推广到整个世界。
    
    贝淡宁: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你对比中国和西方的老板,问他们善待员工意味着什么,你会发现西方老板会说,我要给员工工资,但中国的老板会说,我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我的员工,一起吃饭,就像姐妹兄弟一样。还有师生的关系,我的同事将学生称为“弟子”,一开始我不明白,我问他“弟子”是什么,他告诉我就是学生。在西方,这是不可想像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唱歌,就像家人一样。这些其实都来自于儒家思想的影响。
    
    赵汀阳:当然,这种推广型的家模式中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费孝通指出的,推广到一定程度,恩义就非常寡薄了,这些问题需要儒家进一步回答。儒家的复兴也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好,都需要重新创作,要以旧开新,而不是传统至尊,必须能解决今天的问题,这才是好的回归。一些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回归,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把儒家思想变成不可质疑的宗教,举得太高,很累,容易出事。如果我们把儒家实实在在地看作是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就像柏拉图是西方的一个重要资源,就很好了,没有必要抬到类似基督教在西方的地位,那样既不真实又不利于思想创新。
    
    至于汶川救灾和奥运会之类事件是否能够促进中国传统价值复兴,应该说,大事件总有某种精神遗产,不过,传统思想和价值的复兴在根本上更需要连续性的长期工作,首先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把传统思想以通俗为名而庸俗化、弱智化和娱乐化,那是犯罪。事实上孔子、老子等的思想无需通俗化,小学生本来就能懂。同时,更需要落实为制度设计去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变成空话、口号和广告。一句话,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真正的劳动,投机取巧不可能成就国家大业。
    
    贝淡宁:我想在增强社会责任方面,长期的变化不仅仅产生自大事件,还需要通过教育和日常的活动来实现,也许这一点更重要。所以,学校应该多教授一些儒家思想。同时,还应该有一些社会活动让有权人和弱势群体同时参加,唤起有权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扩展到更多贫困者身上。
    
    复兴传统的中国不会威胁到西方
    
    赵汀阳:很多人关心,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不是会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比如个人权利等等产生矛盾。问题肯定有,但并非不能融合。中国经过百年和西方文化的混合,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纯粹中国文化的国家,也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国家,而是一个跨文化存在。
    
    中国的传统资源面临的挑战很多,比如,中国过去是一个人情社会,但如今要成为一个法治社会,情感必然面对法治的挑战。同时,民主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儒家虽然强调“民心所向”,但并没有发展出民主这种表达民心的技术手段。现代人一般认为民主这种技术手段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今天西方流行的民主模式存在很大缺点,还有待改进。各种文明都有它特殊的成就,民主是西方的发明,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这个概念,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些原则也许能够用来改进民主,这才是今天需要的创新,才是中国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虽然和传统观念长得可能不太像,但有密切关系,就像儿子和父亲间的血缘关系一样。
    
    贝淡宁:我觉得西方的“一人一票”的制度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年轻人经验不够,他们的判断可能就不如年纪大的人的判断。很多社会学的研究都发现,老人的智慧比年轻人高,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然后做出判断。再比如,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往往强调,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并不是事实。儒家则认为,我们要承认等级,所有的社会都有等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有权人对没有权的人有一些关怀,让有钱人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有一些关怀。这一点值得学习和重视。
    
    赵汀阳:“和”是个非常古老的中国概念,从古代到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现在,人们理解“和”往往认为是要搞好关系,和平相处,照顾一下弱者之类。但“和”的真正思想含义其实要深刻得多了。古人最早的解释爱举例子,比如煮汤,如果你只用白水,加了一勺又一勺,那汤肯定不好喝,必须加上各种作料,才成了美味;还比如,不同的意见能够互补,然后获得最好的结论,如此等等。核心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找到合适的办法让不同的东西之间形成利益互补,或者形成绝对的利益挂钩,这样,损害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也会受损,促进他人利益,自己的利益也会改进,这样人们就不会冲突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当然,如何创造一个满足和谐标准的制度,这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上,都是非常有难度的,需要有高超的智慧。
    
    贝淡宁:西方有可能会怀疑中国恢复传统是一种威胁,但儒家传统不是一种威胁。西方也要承认,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一定要按西方的模式来发展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西方不应该认为中国的全部传统都是封建价值,并要破坏这些东西,这样的思想完全是错的。中国肯定会与西方有不一样地方,关键要看这些不一样从哪里来,还要看这些不同是不是道德的、正当的。如果一些儒家价值观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不同,但这些价值观同样是道德的,那么西方人就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将这些价值观视作一种威胁。也许,他们还会接受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从儒家的思想中获得资源,以充实他们自己的生活。▲(本文由本报记者查雯采访、整理。)
    
    ……………………
    
    多才多艺的胡星斗则干脆建议在灾区等地建立新的特区,而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种特权本身就与特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huxingdou
    
    2008年6月27日 9:44
    
    转发: 设立政治改革特区,试点宪政社会主义——建议将深圳、阜阳、汶川地震灾区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设立政治改革特区,试点宪政社会主义
    
    ——建议将深圳、阜阳、汶川地震灾区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胡星斗
    
    北京奥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辉煌时刻,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成功和长达20余年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束。
    
    目前,中国又处于何去何从的方向性抉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巨额的物质财富,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或第三,对外贸易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也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成就的确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另一方面在国内,改革开放的事业却受到了空前的质疑,据凤凰网对“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全国人大将12月18日确立为‘改革开放纪念日’”的看法的调查[注],截止2008年6月26日晚8点,“同意,改革开放的不朽功绩不能遗忘”的网民仅1609人,占总票数4364的36.9%,而反对的却占63.1%。
    
    在国外,各种各样的对中国的指责层出不穷,“中国威胁论”不断地翻新,奥运火炬被抢,中国人民深感受辱——原来只是我们的巨大市场被人看重但国家却不被人尊重!
    
    有人借机掀起极端民族主义浪潮,反对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炒作西方阴谋论、遏制中国崛起论,致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有逆转的势头。
    
    孰不知,中国目前出现的绝大部分问题如腐败、特权、贫富悬殊、道德堕落、弱势群体、工人农民贫困化、产业低端化、过度外贸依赖、资源环境破坏、国有资产流失、公民社会的缺乏、极端民族主义的亢奋等等都源于瘸腿的改革,即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及宪政民主与之相配合;扭曲的经济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统统走进了死胡同!
    
    但是倒退更是没有前途的,特权制度、户籍制度、劳教制度等正是源于改革开放之前,源于经济与政治的垄断。
    
    现在要做的是以政治体制改革纠正经济体制改革的偏差,以宪政民主矫正人治与垄断的过失。
    
    唯有进一步改革开放、启动名副其实的政治改革、推行宪政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正道,也是中华民族的前途所在。
    
    政治改革可以仿照邓小平在南方“划了几个圈”的做法,循序渐进,逐步推行,不妨将东部的深圳、中部的阜阳、西部的四川地震灾区如汶川、北川、青川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深圳是当年首批经济体制改革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国家创新城市”,其在政府体制方面已经有许多创新尝试,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也非其莫属。
    
    安徽阜阳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城市,其所辖多数地区属于国家重点贫困县区,该市部分官员的腐败也堪称全国之最。如前安徽省副省长、前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前后两任市长李和中、肖作新、阜阳中院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前腐后继”、阜阳颍东区委两任书记、原亳州市委书记、原蒙城县委三任书记、原阜南县委书记、原颍上县委书记、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原副市长等人纷纷落马。该市闻名全国的事件还有:劣质奶粉造成“大头娃娃” 事件;肠道病毒EV71感染事件;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蹊跷死亡事件,等等。可以说,阜阳是中国治理失败的典型。
    
    警惕中国的“阜阳化”,就要从阜阳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
    
    四川地震灾区如汶川、北川、青川百废待兴,甚至面临易地重建。不妨也将之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借助再造之机,致力于打造崭新政治,树立廉洁政府,加快灾区发展,取信于灾区民众。
    
    总之,我建议在东部、中部、西部及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特殊地区各选择一个或几个城市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进行以宪政社会主义为指针的改革试点。
    
    所谓宪政社会主义的改革试点,指在深圳、阜阳、汶川、北川、青川等政治改革特区由全国人大及中央政府授权,进行以下十个方面的改革:
    
    一、 进行违宪审查,树立宪法权威,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废除劳教、二元户籍制度。
    
    二、 人大代表直选、专职化、非官员化。
    
    三、 落实人大监督权力,尤其在财政、官员任免方面。
    
    四、 限制政府权力,规范公推公选等中国特色的民主选举制度,废除官本位、特权待遇体制。
    
    五、 司法独立。地方法院、检察院在财政上、人事上独立,由中央直接负责。
    
    六、 媒体独立,禁止地方政府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为自己歌功颂德,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让新闻充分反映民意,监督官员。
    
    七、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
    
    八、 改革地方财政,废除征地及强制拆迁制度,保护私有财产;统一城乡土地制度,进行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将小产权房合法化。
    
    九、 民间组织(NGO、慈善组织、公益组织)合法化,培育公民社会。
    
    十、 建立公益诉讼和公民问责制度,包括财政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股东公益诉讼等。
    
    [注]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806/0624_2201_613426.shtml
    
    2008-6-2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
    
    曾经因为写作而在今年遭到迫害(被迫下井采煤)者后来又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了。
    
    田忠国
    
    2008年5月20日 4:50
    
    写在全国哀悼日
    
    一
    
    汶川,一个永远被历史记忆的名字
    
    将永远永远
    
    写在2008年的5月12日
    
    这个日子,留给中国的
    
    是不尽的伤痛
    
    留给世界的
    
    是噩梦
    
    留给逝去的
    
    是美好的向往
    
    留给未来的
    
    是鲜血和躯体构成的疑问:
    
    帕累托主义
    
    是拯救中国?
    
    还是毁灭世界?
    
    二
    
    不屈的汶川人民
    
    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
    
    最需要我资助的时候
    
    我,当了逃兵
    
    难道我的良心
    
    被狗吃了?
    
    不、不、不
    
    我最渴望的是社会良知
    
    但我是个一贫如洗的思索者
    
    一个在痛苦的孤旅中
    
    苦苦挣扎
    
    常常为吃一袋方便面
    
    还是吃一个菜煎饼
    
    痛苦选择很久的人
    
    三
    
    我的儿女常常埋怨我
    
    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汶川人民:生者和死者
    
    也一定会用审判的目光
    
    拷问我的灵魂
    
    我也常常为我的失责
    
    泪流满面
    
    但是,孤独的哀叹
    
    常常拱破夜空
    
    朝宇宙呼唤:
    
    请还我为儿女
    
    为汶川人民
    
    尽责的权利
    
    四
    
    我一直以为
    
    儿女有了幸福
    
    我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快乐
    
    我一直以为
    
    父母有了幸福
    
    我就拥有了活的乐趣
    
    我一直以为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这块土地
    
    上的人民,拥有了幸福
    
    我就拥有了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但我一直,一直
    
    没有给儿女带来幸福
    
    没有给父母带来幸福
    
    没有给我热爱的人民
    
    带来幸福
    
    难道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
    
    让我经受无尽的炼狱般的折磨?
    
    思了又思
    
    想了又想
    
    原来,原来我的理念
    
    不合帕累托原理
    
    而且还是、还是法西斯主义
    
    五
    
    鸟啼声声
    
    大梦尚未清醒
    
    远方的太阳
    
    大声哭泣
    
    2008年5月20日星期二
    
    ……………………
    
    前天,中秋节,黄纪苏发来内容。
    
    huang jisu
    
    2008年9月14日 10:21
    
    拙文一篇,祝中秋快乐
    
    市场社会的样板人.doc
    
    市场社会的样板人
    
    ——近三十年大众文化推出的人格类型
    
    黄纪苏
    
    俗话说的“世道人心”,不妨理解为(广义)社会环境与群体人格。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浏览古代文献时,像“世降俗薄”、“草稀民悍”这样的高度概括比比皆是。在陶渊明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里,老老少少尽是“怡然自乐”。嘉庆朝福建地方官给皇帝上的奏折分析了“闽省民风”与当地吏治间的因果关系:
    
    闽省风气俗悍民刁,向称难治。然臣察访闾里小民最畏官势,亦甚有良心;官长如果清廉,即听断偶误,亦皆心服,以为官长未得钱也。自贪吏辈出,以词讼为取利之源、以械斗为敛财之渊薮,不但不能养之,并其所养者而夺之;不但不能教之,并其服教者而诬之:而民心始离矣。始而怨官,继而仇官;遂至抗粮、械斗之风日益滋甚。
    
    从最畏官势到怨官仇官、抗粮械斗成风,一地的群体人格就这样由境而心再由心而境辩证地生成了。
    
    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社会历史时空之内,存在着从五湖四海到三教九流无数的“境”,以及从温柔敦厚到儇慧凉薄等各色的“心”。【注释1】就中国当代史而言,三十年前最大的境是计划经济,三十年后最大的境是市场社会,而三十年间最大的变迁则是前者向后者的山河巨变。至于心,三十年前盛行的基本是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价值理性,三十年后则为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工具理性。在境尤其是心的变迁过程中,一系列活生生的人格类型或者说样板人应运而出,次第登上大众文化的展台。这些样板人以富于感染力、号召力的形象教育并动员大众,使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些样板人,其影响风气,打造人心的力量,根本不是英模事迹报告团可以望其顶背的,他们头羊或牧羊犬似带领着芸芸众生前往历史命数所指定的方向。
    
    去年我曾从舞台剧的角度对过去三十年间价值观的变迁做过一番回顾,其间发现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在塑造当代中国的人心和人生方面其实没有多少建树,它们顶多是记录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远不如小说、电影、报告文学之类都曾有所作为。本文提出市场社会样板人的脉络,固然要在戏剧之外为三十年社会经济变迁再添一条平行线,但真正的旨趣却在于理解境与心也就是社会与观念形态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并以此窥测社会历史变迁的机理。
    
    正副标题中有几个名词须略加说明。其中“样板人”借用的是“样板戏”或“样板房”,不喜欢这种比喻的朋友就按“模型”、“模板”去理解也没关系。“大众文化”在一般的分类中是和“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但那样的分类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无定居、居无定人的剧变转型社会并不贴切,本文只取其广泛性。“人格类型”虽然看上去略带学术气,好像要混进“内向—感觉—思考—判断”或“外向—直觉—情感—感知”的人格心理学书房似的,其实跟老百姓平常说的“那时候的人实诚,没现在滑”在同一档次。
    
    前世
    
    说三十年不免要说说它的前世。中国自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张,陷入前所未见的近代大危机。风雨飘摇的国势特别需要大批泣血悲歌、奋发蹈励的仁人志士站出来,将小我暂时束之高阁,手拉肩扛,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大我带出危急存亡之秋。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舍生忘死、解民倒悬的楷模代不乏人,早已通过从诗书到戏曲等大街小巷传播得家弦户诵,成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常客。例如先秦时代的那位钟仪,人关在晋国的牢里,却能服故国衣冠,奏故国音乐,今天看来也许够“死性”的,但却成为历史上可能坐牢或已经坐牢的仁人志士的精神伴侣,如宋末的文天祥(“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清末的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丘”),民国时期的恽代英(“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再如那位义不帝秦、蹈海自绝的鲁连,陈天华显然步的他的后尘;青年周恩来当年负笈东瀛的时候也是把他——也许连同陈天华——装入怀抱的(“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老榜样之外还有许多新榜样。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龚澎女士,我最近在小摊上买了她女儿的回忆录,知道她是仰慕烈士的澎湃其人,为自己改了名字——而中国人本来是不大热衷于直接拿往圣先贤命名自己或儿女的,就像西方人那样。由于有了这种因境(危机环境)发心(精神力量)、由心造境的辩证过程,缺少“资本”的中国才有可能创造奇迹,在该慢时能快,该弱时能强,该败时凯歌高奏。样板人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力量在鼓舞人心、节约成本方面所起的作用难以估价,写过《长城经济学》的吴思先生他日能帮着量化一下就好了。
    
    当然,近代社会也还有其他样板人风靡一时,例如现代版的才子佳人徐志摩、陆小曼,以及什么“民国四大公子”——我读到的就有五六种组合。当时过境迁,忧患稍缓,人民复归日常生活,各类价值、各种榜样便会五色登场。不过以近代中华民族生存空间过于逼仄窘迫,危机往往旋踵而至,间不容发,样板人作为普遍期待的直接产物,基本国势的间接产物,是不大可能为非仁人志士留出太多名额的。近代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与样板人的相对清一色形成强烈反差,构成心与境的另一种紧张关系。例如张学良,其风流公子兼少年将帅的倜傥形象本来每每呼之欲出,却终于被九?一八厉声喝住。马君武老先生当年赋诗哀叹“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其实赵四、朱五之类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禁忌,普通中国人,包括士大夫,只要风声不算太紧,都乐于把汨罗江当秦淮河。写明亡的《圆圆曲》和写清(差不多)亡的前后《彩云曲》固然沿用了《长恨歌》以小女子寄托大历史的笔法,其中无不透露出士人对灯红酒绿人生的执着把玩。在近代历史迷离恍惚的那些间隙片刻,梁启超、杨度、吴虞、陈独秀这些人物一转脸,哪个又不是青楼红袖间的文酒风流人物呢?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完了近代危机的初级——也就是通常说的“救亡”——阶段。在其后的中级阶段,共产党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以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手段,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国道路上马不停蹄。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配套的,是一套高度同一的内心结构以及强调集体、抑制个人的价值观。雷锋、王杰、铁人、焦裕禄、麦贤德无不是这套价值观的拟人化,也就是“样板人”。样板人还通过拟物化进一步提纯,成为“永不生锈螺丝钉”。螺丝钉的第一个特点是顾全大局;第二个特点是踏踏实实;第三个特点是标准化,就那么几种尺寸和型号。小说中频幕上展出的样板人更是整齐划一为浓眉、大眼、国字脸,近乎京剧的脸谱,其言谈举止基本都是国家行为,由党章社论组成。“落后人物”成了七情六欲的难民营。平心而论,这些样板人放在大到历史视野里,应该得到后人的理解。别说一支深入异国他乡的孤军,就是一个在野地走迷路的旅游团,都要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以最大化生还的机会。挣扎摸索于近代危境中的中华民族,在喘息稍定、警报未除的形势下选择了一套紧急集合而不是个人自由活动的政经制度以及文化社会动员机制,自有其合情合理之处。论者多以“封建专制”的惯性便宜解说,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普天下还没有见过真跟传统一刀两断的事情——却忽略了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基本处境。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用一户一个购粮本、一个副食本的准军事共产主义手段保障公平,凝聚人心,自有无须争辩的意义。与此同时,个人的某些正当需求受到过度压抑,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中有些为境所限,为势所迫,哀而不怨可矣;有些则属于体制的深刻弊病、政策的胡作非为,需要认真反思以为镜鉴。
    
    文化大革命将国家社会主义乃至中国革命的道德积蓄吃光花净。其结果,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深刻的质疑,集体利益的形象代言人迅速人老珠黄。剥他们“画皮”的运动在民间悄然兴起,一直津津有味地持续至今。记得文革后期就听人说,王进喜的豪言壮语“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说的是男人横竖要扒女人裤子。《杜鹃山》中的柯湘和雷刚也在民间传说中“还原”为灌木丛中的男女,被巡逻的工人民当场拿获。对中国革命或新中国头号样板人毛泽东的解构,在文革后期也已经开始了,诸如毛在接见马克斯夫人和比兰德拉皇后时拉着人家不撒手的传闻不胫而走,我就从不同渠道听到过不同的版本,都说是新闻电影制片厂里看到的未剪片。
    
    今生
    
    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套体制、价值和人格到了70年代即已举步维艰。随后发生了中国现代史向当代史、计划经济向市场社会的的根本改道。市场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资本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价值。大众文化需要提供这种精神和价值的人格形象。
    
    陈景润
    
    最早推出的形象应该是陈景润,今天的年轻人不一定听说过,当年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可是风靡了大江南北。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1978年初,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恢复高考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项最重大举措,它对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有力扭转,并不下于小岗村联产承包对农村改革的影响。我一直不明白么中国改革为什么不从76年9、10月而非从78年12月算起。没有毛泽东去世,高考不可能恢复;没等他们开会,个人奋斗和资本主义精神已然随高考的冲击波扫荡天下了。高考这条将人分快慢、智分高下的跑道明明白白往那儿一摆,“人人平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等各种彩旗缎带立即没了颜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三十年爬楼比赛,起点在77年高考;跑在第一集团的自然是莘莘学子,即正在崛起的知识精英。那些如箭脱弦或如箭在弦的新老知青们,需要一位前三十年没有过的样板人,一来做他们的人生蓝本,二来做他们的形象代言。这样,无论在“又红又专”的十七年还是在红成一片的文革十年只够当反面教员的陈景润以及他的数字化生涯,便充当了这样的角色。陈景润是一位可爱的纯粹学者,他其实更适合出任数学的形象大使而非知识精英的样板人。他对时代交给他的这个任务毫无准备,见记者时车轱辘话反复说的,全是徐迟在那篇报告文学里替他推敲斟酌的那两句话。
    
    但中国发展的目的地不是传统的士绅社会,而是工商阶级主导的市场社会。这就决定了陈景润样板的过渡性质。对于一个即将到来的充满野性的时代,他这样一个最好住图书馆里直接吃书的书生,能否存活会是一个真问题,起码讨老婆会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除非历史的魔术师把他变作柳传志那样的儒商。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几年里,陈景润登上了人生的珠穆朗玛峰,并在峰顶喜结良缘。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跟他一样的男书生也在婚姻市场上的畅销甚至脱销,以至文化高端女士因找不到可以匹配的男士而尖叫“中国的高仓健都哪儿去了!”我们都知道,姑娘们嫁什么人不嫁什么人,反映社会价值的排序和变迁最是直截了当。知识精英虽然不会是市场社会的主角,但他们有理由成为这个社会的首批贵宾,成为当代史上最先崛起的群体。这是因为在在各类社会不平等当中,基于知识的不平等最富正当性,在中国最为源远流长,因此最易率先通过社会心理的重重关卡。
    
    在社会经济的演变的过程中,文化跑前跑后的现象十分有趣。按唯物史观的排序,文化应跟在经济后面亦步亦趋。但历史的实际却不尽如此,文化在头前带路的情况所在多有。对于世界近代史中的后发国家,这似乎更具普遍性,但原因各异,又不可一概而论。
    
    刘晓庆
    
    未来市场的主角是工商阶级。但且不说中国社会的抑商传统,四民之中,商人叨陪末座,新中国更是通过公私合营、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政策将这个阶级一笔勾销。到了改革之初,当这个群体从混沌挑、仔裤摊、西瓜堆后面散兵游勇似地重新出发时,看着实在不成气候。他们中许多人,不是刚从局子里放出来,就是接长不短要被派出所叫去问话,道德上全无优势,只能闷声发小财,根本供不起一位本群体的专任形象大使。前几年我写作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曾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摊小贩做过这样的描画:
    
    我妹去店里顶了我妈
    
    我弟进厂子接了我爸
    
    咱一板儿车仨轱辘
    
    卖大碗茶是它
    
    上仔裤是它
    
    趸西瓜还儿它
    
    饭桌是它
    
    床铺也儿它
    
    看见工商一拐把
    
    小胡同地道战的干活——
    
    知青怕什么呀
    
    对象暂时没戏
    
    但面包会有的
    
    就说这月挣的
    
    比我弟我妹加起来还多一张
    
    钱不是爸爸——钱是叔叔
    
    大约82、83年的样子,刘晓庆粗声大嗓登上了公共论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西南地区大地震的说法从何而来
  • 对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倒塌房屋的质量调查结果应当予以公布/康新贵
  • 地震真是震出左右派的真实功力/何必
  •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无协议房“六.一人工大地震”
  • 中国奖牌51金21银28铜暗合四川地震
  • 奥运奖牌数和四川大地震的宿命数字吻合?
  • 华夏匹夫512汶川大地震百日宣言/佚名
  • 关于地震中受伤人员的工伤问题/王明
  • 汶川百日祭:紫坪铺水库曾预报大地震!
  • 奥运也别忘记为汶川地震遇难者进行百日祭奠/何必
  • 杨恒均:四川发生过地震?北京即将奥运吗?
  • 地震中的改革大厦——30年改革的回顾与前瞻/章立凡
  • 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地震考验建筑质量/李清溢
  • 诗歌:孩子,我们对不起你——献给5.12地震中那些无辜死去的孩子/华夫(图)
  • 伪地震片《震撼世界的七日》震撼了谁?/冯笑
  • 地震搂草打兔子带来了中国的骄傲/何必
  • 从河南发生的“见死不救”被定为“故意杀人罪”谈到隐瞒汶川地震预报/公民自由联盟
  • 明天(七月16日)成都政壇将发生地震
  • 正视大量学生地震遇难中的豆腐渣人祸 —— 致中国领导人的呼吁书/裕雄
  • 警告:攀枝花可能还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
  • 甘肃陕西交界发生5.5级地震
  • 国际地质物理学家警告中国西南还将发生大地震 (图)
  • 住房城乡建设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以原址为主
  • 四川大地震重建所需资金严重短缺(图)
  • 深圳大鹏南澳19天内轻微地震10次(图)
  • 深圳昨日发生两次轻微地震 相关部门密切监测
  • 四川大地震重建需筹措1.67万亿 资金缺口近8成
  • 海南省政府称9月13日地震海啸谣言无科学依据(图)
  • 四川会理地震遇难增至29人 中小学复课再度推迟(图)
  • 災區開課地震陰霾揮不去
  • 专家质疑西南可能还有7至8级地震说法
  • 中国西南9月或有大地震
  • 四川家长不接受学校地震倒塌解释
  • 汶川地震倒塌校舍责任问题仍在调查/RFI
  • 汶川地震专家披露震区校舍垮塌原因
  • 四川地震死难学生家长感叹投诉无门/RFA
  • 汶川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 死亡和失踪8.7万人
  • 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 四川最严重 
  • “5.12” 四川大地震天主教成都教區受損情況統計表
  •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6.8级地震 可能引发海啸
  • 南方周末人事地震爆发,十名记愤然请辞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