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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胜:华国锋的离去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1日 来稿)
    
    一
     (博讯 boxun.com)

     华国锋去世了。追悼会上,能来的都来了,丧事规格之高,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这大约还是出于政治的安排。作为一个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盖棺之时需要论定,便以丧事规格向普通公众释放信号,表明逝者的地位,已经受到后来执政者的肯定。“一举粉粹‘四人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扫除障碍物,如此转折了历史方向的功勋,自然是无法抹杀的。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单就职务来说,华国锋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一段时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主席、军委主席、政府总理一肩挑,中共历史上,仅此一例。一时间,他被誉为英明领袖,画像得以与前任的伟大领袖并列悬挂。
     我当时还在小学课堂,抬起头来,就能看见他慈祥的面孔。应该是摄影的缘故,他的眼眸显现双瞳仁,乡下迷信的说法,这样的瞳仁,合该黄袍加身的。他的前任,因为下巴颏长了个痣,各地流行的顺口溜就是“一痣痣下颏,领导全中国”。
     到底是天生异相,还是时势造英雄,或是机缘凑巧,怕是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因为凭他的资历和能力,实在没有一举登上权力宝座的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选拔国家领导人的机制,是何等的荒唐,何等的不负责任。
    
    二
    
     就人生来说,华国锋活到87岁,能够善终,则是莫大幸事。
     政治人物,尤其是上世纪的政治领袖,生命结局大多不妙。华国锋之后的几位领导人,且不罗列。往前,党的最高领导者,按时间倒序,分别是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明,向忠发,瞿秋白,陈独秀。此外,张国焘、李立三等人,虽然没有担任总书记或党主席的职务,但一度掌控党内大权,也可算一号人物。看看他们的结局:
     陈独秀为党的最重要创始人,连任四届总书记,可晚景甚为凄凉,抗战期间染病不治,寂寞地客死四川江津;
     瞿秋白长征之前受命留守苏区,也可以说被有意抛弃,很快落入敌手,在福建被国民党枪决,年仅36岁;
     向忠发是一个刻意被回避的党主席,他工人出身,一身流氓习气,在上海被逮捕后旋即叛变,两天后被国民党枪毙。一同被捕的,是一名正陪同他的妓女,据说,妓女当时并没有供出他的身份,所以,周恩来气愤地斥责此人气节还不如妓女;
     王明解放后感到失意,1956年或主动或被动前往苏联“治病”,因在国外写回忆录诋毁这边“伟大领袖”而遭严厉“封杀”,1974年客死莫斯科;
     秦邦宪因飞机失事,和叶挺等人一起遇难,年仅39岁;
     张闻天“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1976年在发配地心脏病突发离世;
     张国焘1949年前往台湾,后移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一张冰冷的病床;
     李立三则是1967年惨遭迫害死亡。
     回顾历史,触目惊心。政治的残酷,革命的无情,在领导人身上,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有意味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很长时间内,都是以“戴罪之身”写在历史教科书上的。
     所以,相比之下,华国锋的一辈子,算是很顺当的了。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本党的历史自然了如指掌。据说,他离任后,选择做一名沉默老人,不写回忆录,不接受采访,最终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人说他大智若愚。
    
    三
    
     华国锋当政,可谓“席不暇暖”,不是因为忙,而是由于短。老人家临终前选定他接班,意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没有料到,他只是过渡一下而已。当一位70余岁的老人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报纸上开始讨论真理标准的时候,他只能收拾起“两个凡是”的保护伞,打道回府,在自家小院种葡萄去了。
     在后人的眼里,华国锋的名字,与“两个凡是”为同义词。他当年赖以登上宝座的,是前任用铅笔写下的“你办事我放心”六字纸条,而导致他终于离开宝座的,正是他固守的这“两个凡是”四字箴言。世人应该体谅他的难处,“你办事我放心”和“两个凡是”,其实是一张纸条的两面。他如果放弃“两个凡是”,水晶棺里的人岂能“放心”呢?可人心思变之时,他坚持以“两个凡是”为是,套用当时流行的语言,又无疑是“逆潮流而动,开历史倒车”了。
     所以,他的离开,不能说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而是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他能够在家安度晚年,正是他平和地退出历史舞台得到的最好礼品——革命,不再像他信仰的那样,以革掉人的性命为目的。
     对他政治生命的终结,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额手称庆,因为“文革”的惯性这才真正消除,一辆充满恐惧冲向毁灭的庞大列车,这才煞住疯狂的车轮。
     不过,还是应该谢谢他,因为他像一个忠诚的卫兵,在1976的10月,阻挡了恶魔进入祖国神圣的宫殿;只是不必拔高他,因为他本人,无力驾驭此后历史航船的方向,所以,理应要由更伟大的舵手来领航冲出漫天的历史迷雾。
    
    四
    
     在我看来,打倒“两个凡是”,无异于打倒了帝制。
     准此,上个世纪,在政治家的队伍里,两个人最是伟大,一是孙中山,一是邓小平。因为他们两人,都有打倒帝制之功。虽然都很不彻底,但毕竟让历史的天平倒向了民主和自由的一边。
     似乎有不少人怀念华国锋。如果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对他的人格有所怀念,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困惑,从而怀念他以及他的前任,那就太可怕了。历史无法假设,设若他一直执政,坚持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那今天的世界,该是怎样一幅场景呢?
     而华国锋之后的这近三十年,我们都亲眼看到了——这个当年近乎崩溃的国家,仅仅喘息了三十年,就已经恢复生机,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在华国锋去世的当天,贺卫方先生曾有一问:“假如到了另一个世界能够与毛再相见,他会向后者怎样描述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呢?”
     我想,他不妨引用毛自己的一句词来回答: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五
    
     华国锋上台后,他的书法一度很“流行”。不少报纸的刊头,都是他的墨宝。我读书的大学,就曾请他题写校名。后来,一夜之间,又都抹为空白。如今,唯有天安门广场上那座纪念堂的匾额,他六个颜体大字还“金光闪闪”。
     字以人废,虽然显得势利,但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我感到悲哀的,恰恰不是他被废掉的字,而是保留下来的这一幅。
     “两个凡是”早就不“是”了,但“两个凡是”的标志,那张挂在城楼上的巨幅画像,以及画像对面不远处的纪念堂,怎么都还保留?
     一介草民,于政治原本了不相干,但身处时代的大变革中,岂能对此视而不见?我想,一切有良知的人,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因为一张画像和一座坟墓式的建筑而蒙羞吧。它们的存在,无疑是对文明进步的嘲讽,无疑是对几百万上千万蒙冤受屈国民的漠视,无疑是对国家亘古未有的大灾难的忽略。
     信奉唯物主义者的政党,怎么能够盖起如此荒唐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建筑呢?退一步说,保留遗体,也是很不人道的做法,同时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此人是第一个在火化倡议书上签名的。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某一年,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在被问及纪念堂会不会撤除时,邓大人明确表示此事该由后人决定(大意如此,我手头无邓选,不能具引原文),但后人似乎忘记了这个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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