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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法比安•维特:《事故共和国(残废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中译本序言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08日 转载)
    
     大约在一百年前,美国“耙粪”作家阿普敦•辛克莱尔出版了一部批判小说,内容讲述了美国肉类加工企业的生产状况。在这本名为《丛林》的著作中,辛克莱尔描述了恐怖的工作环境与惊人的职业危险。但在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工人们却对这种工作条件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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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辛克莱尔的小说却未能带来他所期望的工人工作状况的改善。事实上,辛克莱尔这次揭黑所产生的骚动催生了一九〇六年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这部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工人,而是保护消费者。辛克莱尔后来评论道:“我原本希望敲醒公众的心灵,却无意间冲击了他们的胃口。”
      
      但在一个世纪后的工业化国家中,工人的工作状况看起来非常类似于辛克莱尔时代的美国。直到最近数十年间,我们还可以确信,在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〇年之间,美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工业国家内最严重的工作事故率。尽管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东亚经济体也正在经历着大致相当的事故率。正如工业化初期的美国,长期看来,当代的工业化国家也必须走上管制工厂安全风险的道路。《事故共和国》的研究让我认识到,建立工厂安全的有效法律制度的问题正是工业美国法治发展的试金石。从宾夕法尼亚与西弗吉尼亚深入地下的煤矿,到纽约市高楼内的纺织血汗工厂,从匹兹堡市的轧钢厂,到布法罗市的铁路,新型的立法如要扫荡美国工业世界的边角缝隙,强大的新制度能力是必需的。如果法律确实能够改变现状,繁荣和分散的工业经济就要求法律制度去变革多元工业环境内的无数场所。
      
      事实上,在我看来,关于工作事故这类工业问题的法治建设构成了一项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美国与其它主体才着手应对工业化带来的更为复杂的挑战,比如环境风险。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才开始面对环境危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问题提出了关于科学证据与统计因果的难题。当发展中国家开始处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时,工厂事故可能(正如它们在美国)已经构成了工业经济的法治制度建设的检验标准。
      
      对于新世纪中的工业化国家而言,美国经验存在着两重主要教义。首先,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年的关键理念动力在于,适当的工业安全不仅有利于工人;它同样是有效率的。过度危险的工作条件拖累了生产,造成了高成本的劳工流失,降低了工人学习新技术的激励。这就解释了美国故事中的有些主要参与者并不是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而是生意人和管理者,这些人(包括一些女性)认识到,如果没有工作安全领域内的效率,他们关于更有效率的生产体制的梦想可以说是遥不可及。
      
      美国经验的第二个教义认为,在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走向工业风险的降低并非只有唯一正确的道路。正如美国人经常说的,达到目标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今天的美国在这一领域内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混合体,它包括了工业伤残的行政赔偿、初审律师推动的诉讼,以及一个相对软弱的监查体制。这一政策制度的混合体制可谓是美国经验背景下的历史发展产物,例如,美国的联邦制、法院的权力与司法审查的实践,美国公务员的人数不足,以及将权力分配给私人团体而不是公共机构的传统。历史条件塑造并引导了美国走向工业安全的政策道路。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确在工业安全领域内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从一九一〇年建立工作事故的工人赔偿体制开始,工作死亡率就开始迅速下降。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每年有23,000位工人在工作中失去生命。而在今天,即便美国经济已经出现飞跃式的成长,美国的人口数量也有了三倍的增幅,美国工人的年度死亡数量却维持在5,000人左右。
      
      正如美国在一百年前曾经试验过多种道路,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也有着各式各样的途径去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但无论它们走上哪条道路,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工业安全的难题,这很可能会塑造它们在新世纪内的法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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