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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30年后的矛盾与分化/仲大军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08日 来稿)
    
     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社会各色人等纷纷撰文总结纪念,各流各派也纷纷举办会议研讨总结。8月最后的两天,天则所纠集中国最右的一批学者齐集北京顺义郊区开了个会,9月6日乌有之乡也将集合一批偏左的学者开个会。中国的改革已经阵势分明,各执一端,已经难以沟通和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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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种局面我是痛心疾首的,因为我是一个走过来的人,是一个有比较的人。我总是怀念过去那个曾经能够坐到一起的年代。譬如,20年前的1989年,那个时候学界和理论界的人还是都能坐到一起的。1989年4月,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理论精英会议,有400多人出席,我就是在那个会上认识的茅于轼、周其仁、杨帆、石小敏、黎鸣、温元凯等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李克强、李源潮同志也参加了那个会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同志还到会上讲了话。那么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界的学者会聚一堂,那个热闹,那个气氛,与今天的中国形成了天壤之别。
    
     从那以后,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就开始分化,到了今天已经进行了大分化。如果说改革30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思想理论界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人成为主流,占据了主要的话语权力,一部分沦落成非主流,但客观地评价起来,在这几派之间,主流派今天应当是比较心虚的,因为中国经济日后发展的结果,可能证明主流派早先的一些主张是有问题的,并已使中国经济遭到了较大的损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谁对谁错,历史总在不断地给人提供答案。下面发出郭树清、胡鞍钢、程恩富等人的文章。郭树清是官员型的学者,写的东西很值得看,胡与程都是学院派的学者,这两个人都是左派,有共同的特色,即都是官家左派,但风格又有不同,程恩富已被誉为海派马列主义,胡鞍钢看来要被誉为牧歌左派,看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种牧歌式的特点,他们和民间那些左派最大的不同是缺少批判性,即使有也仅仅是就资本主义而言。这就是官家左派的特点。
    
     相比较左派学者,本集有篇文章的汪丁丁教授简直应当叫抽派,汪教授的文风历来是云里雾罩得让人看得不知所云,因为他写文章 从来都是以哲学性的思维在思考,所使用的大多是抽象语言,就是没有具象的词汇,梁小民教授就对丁丁教授的风格提出过尖锐的批评。真不知道汪先生小时候是否学过中国文学。
    
     这些年来,就是这样的学者在知识圈里叫得响,才有人崇敬,这是中国改革后搞精英崇拜的下场,再差一点就要掉到魏晋玄学的时代了。中国历来有仕大夫传统,仕大夫传统的核心文化是什么呢?就是等级!不平等,玩玄。他们高雅,富裕,有文化,有才干,所以他们在封建社会里高人一等,要与平民百姓拉开距离,长而久之,中国的封建等级特权文化就这样形成了,这种意识至今深深地渗透在权贵层的骨子眼里,蔑视大众,鄙视大众是毫无奇怪的。今天中国的右派大多由这样一些人所组成。这就是中国右派学者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与平民文化相冲突才怪了。
    
     如果说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们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现实,已经发展到只能抽象地谈事情的境界了,那么留在现实中的还有施晓渝、田忠国、黄卫东、章东生这样的小人物,这些人还能说出点老百姓能听得懂的真真实实的话。这就是当前中国现代化的悲哀,越是现代化,越是非人化,抽象化。今天的中国精英以一堆堆让人眼花缭乱的语言符号,打造出一个个伟大的光环和追星的偶像,蒙唬着平民大众,抽取着“奖金”,用英文prise来代替这个词比较合适。而那些难以鉴别的小民们也只有匍匐到他们的脚下顶礼膜拜了。
    
     这就是等级社会,已占据高层的精英们拼命打造名、利、禄的光环,下层社会拼命奋斗向这个顶层攀爬,中国改革的30年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目前这样一个宝塔尖形的等级社会已显现雏形。但是,精英文化越是强大,越要遭遇平民文化的激烈对抗。中国今天社会上所有的思想分歧和文化对抗都是由于改革分化而导致的。当中国封建仕大夫文化越向极端发展,具有现代意识的平民大众越反感这种优越和不平等。
    
     至于说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矛盾和分化到何种程度,举个例子便可以看出,在8月31日召开的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会上,两个著名学者周孝正和韩德强在吃晚饭时因观点严重冲突,坐在饭桌边就差点动手打起来。用韩的话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用语言的问题,而是要用拳头或决斗来解决。两个学者都挺绅士风度,但在观点上已没有任何调和余地。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右派反攻倒算已经30年了,有些人还嫌不够,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但是,他们也许还没意识到,再骂毛泽东就真要把一批人惹急了。
    
     而天则所开会就很高明,左派人士就根本不请,请得全是气味相投的右派学者,如张五常也被从香港千里迢迢请来了。这样也好,省得打仗了。在这个时候,谁犯得上和谁积气啊!左右两派已经阵营分明了。这个阵势很象30年前的华国锋时代,四人帮和老干部剑拔弩张,当矛盾达到顶点时就发生了政变。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但在今天看中国的这两个派别,谁将是当年的四人帮?谁将被大众和时代淘汰和唾弃?现在还搞不清楚,是张五常、茅予轼等人吗?以后再看分晓吧。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种种迹象使我想起中国的文化根源。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说过一句很值得关注的一句话:“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 意思是薰草与莸草不能同在一个器皿中收藏,尧和桀不能共同治理一个国家,因为他们的类别不同。
    
     《易经》第四十九卦是“革”卦,为什么要革呢?因为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所以革成了自然界更替的规律,“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中国的古代智慧不能不重视。但人类社会毕竟是进步了。容纳不同意见者在一个社会里共同生存,在现代政治学要解决的大课题。如果永远象中国古代政治那样,一帮人革另一帮人的命,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出路?我认为是有的,关键是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法,增强基本人权。
    
     譬如开会,就很能体现中国的文化。前几天,我参加徐景安等召开的“重建中国文化”第八次论坛,晚上吃饭时,老徐对我说,你的说话要注意点了,有人跟他反映说,要是仲大军再那样说,我就不来了。我听后感到愕然。什么人这么不容人?这不是中国传统的“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的思维吗?这不是二女同居一室其志不相得,非要把别人赶走或干掉的思想吗?这种专制精神至今仍然严重地流行在当今的中国,连一个小小的民间文化论坛都呈现出这种不宽容状态,要是上升到国家层面,会是什么样?
    
     所以,你要是理解了中国社会是什么文化,就会明白中国政治为什么会是这个样。今天的中国已经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出现了分化。如果再不产生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派别自由说话的文化共识,不从基本做起,那么中国的政治高压就是必然的。但是,熏陶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革”的思想,能够轻易地从人们心里消除吗?
    
     关键是这个社会在物质和财富层面上不要再分化了。有了这物质基础,意识形态的分裂就更厉害了。所以,我还是怀念大同社会。一个相对均等的社会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没有今天社会这么多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的改革需要好好反思。千总结,万总结,只要差距不拉大,就是改革最宝贵的宗旨,这就是我在改革30年之际发出的一点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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