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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民主体的精神信仰或思想和理想来看待当代美国/顾广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08日 来稿)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今天强大的美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是一种崇尚和信仰自由的精神造就了今天强大的美国。美国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崇尚自由和独立的精神.我从移民主体的精神信仰或思想和性格上来看到了美国精神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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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弃旧世界的安定生活去追求莫测的新世界,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一种富有独立精神的心理状态。绝大部分的殖民者是农民。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有一位法国人米歇尔·吉劳斯·琼·德克里维柯在《一位美国农民的书信》一书中所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农民的心情。他说:“我们全部精神饱满,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一种没有桎梏没有束缚的事业,因为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没有任何的专制君主,有钱的主持或全能的上帝要索取我们的工作成果。”这样一种自食其力培养了自力更生和争取胜利的决心。[1]   而我从17世纪早期第一批来自英国的移民登上美洲大陆以后所签定的《五月花公约》上,我看到了这些移民对正义的捍卫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1620年 11月,一批英格兰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船在海上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踏上了“新大陆”的土地。终于踏上了“新大陆”的土地。欢喜过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离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殖民区相距甚远。实际上,他们抵达的普利茅斯已经超出了英王的管辖范围。经过协商,他们决定自治。11月11日,41名辛存下来的男性移民“在上帝面前庄严结盟,同心协力为较佳秩序与生存建立一个文明政体……并且……要随时制定、拟订和设计那种公认为最适合于殖民地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治理机构。”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虽然他们制定的这个公约没有什么法律根据,但是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无人反对。在那以后许多年内,普利茅斯的移民们一直在没有外人的干扰下管理着自己的事物。[2]公约作为普利茅斯殖民地民政政府的基石一直生效到1691年,这一年普利茅斯并入马萨诸塞湾殖民地。[3]《五月花公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公民协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该公约中确立的地方自治原则对后来的美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无论在北美殖民地时期还是在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时期,分散型都是美国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4]     
    
     17世纪早期移民决大多数都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清教主义倡导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和自由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别人按照他们的意愿选择非清教的信仰,17世纪以清教主义为精神信仰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是不能容忍有非清教徒的异教徒,殖民地政府常常对这些异教徒施以暴政。他们害怕这些异教徒给他们带来专制的君主或教皇。但是清教主义对美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厚的影响。[5]清教徒认为不管男女都要是学会识字,读懂《圣经》,他们是最早在美国发展教育的先驱之一。他们主张学习,有助于发展美国本土的文学,他们坚信,教会成员应该管理好自己的事情,这一点有助于培育出美国人要求独立自主的热情。[6]另外清教主义在同一个宗教信仰内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也有助于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以及民主共和制度在美国的确立。但是随着有着各种宗教信仰的移民不断涌入这片新大陆以及殖民地工商业的发展,“要利润,不要虔诚”,几乎成了所有殖民地的口号。伦敦的贸易大臣宣称:“实行宗教自由,对于一个产业国家的致富及发展是极端重要的。英王陛下的殖民地均应对此奉为神圣。”“实行宗教自由”,在17世纪是一种革命的原则。历史学家佩里·米勒写道:“欧洲还没有一个国家能使政府摆脱宗教;也没有一个政府设想过,宗教信仰可以由个人选择。”当时英国纯粹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解除了宗教压迫,它试探性地批准的宗教信仰自由,后来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中,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予以强化并具体化。[7]到1720年时,宗教的正统性开始衰退,人们对物欲的追求降低了人们对宗教的热情,占美国人宗教信仰为主体的清教徒的排外性情绪也大大降低了。到后来独立战争后,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正教分离以后,清教徒和其他宗教和宗教派别的信仰者可以相互之间容忍并和平相处了。所以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和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化是美国发展的趋势,但是各种宗教和文化和种族同时受到美国清教主义文化以及受到美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影响,最终形成崇尚自由和独立精神的传统。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把殖民地人“强烈的自由精神”,归因于两点:他们绝大部分具有不列颠人的天性;他们支持新教徒派别那种“最反对思想和意见上的绝对服从”。[8]   移民主体在精神信仰或思想以及理想都有一种反叛以及革新的精神。这些在国内的异教徒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和精神信仰对美国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确立和美国文化以及美国精神的形成都有深厚的影响。美国教友会会员威廉·佩恩引来不少德国人充实了宾夕法尼亚的荒野内地,他们都是宗教上的反对派,对能有机会逃脱法国占领军的残酷迫害身表感激;这些刚强、虔诚的农民就是今天被错称为“宾夕法尼亚荷兰人人”的祖先。法国于格诺新教徒也在几乎每个殖民地都受到欢迎。苏格兰 -爱尔兰的长老会教徒,多半是农民和织工,也都是蜂拥到美洲边界上来逃避英国圣公会教的霸权(有11位美国总统的祖先是逃来的长老会教徒)。[9]     在德国,这十它还没有建成统一的国家,1848年发生的革命企图推翻封建主义,把小君主们领导下的38个争吵不休的小联邦合成的现代民主国家。运动失败以后,成千位领导者——学生、知识分子、手艺人逃往美国。他们并没有建成一个“新日耳曼尼亚”,像不少人曾经希望过的那样,可是他们的奋斗,把旧世界的文化与政治理想的色彩,加进他们所定居的美国社会中。[10]在移民队伍中有小股的热衷的理想家,他们在美国的森林里和草原上看到宗教与世俗的各色乌托邦的理想地点。尝试在荒野里创建完美社会失败了的人们中包括拉普分子、欧文分子、千年至福分子,震撼派教徒。这些主张没有留下多久,但都留下了印记。[11]      “那么美国人是什么样的呢,是一种新的人?”米歇尔·纪尧姆·让·德·克雷夫科尔,一位热情的法国客人,1782年第一次提出这个难题。就带当时,他的回答——美国人“要么是欧洲人、要么是欧洲人的后代”——已经不足以描述那个已经包括印第安人与非洲人的多样化民族了。不过他的预言,新世界的生活将从旧世界受迫害的农民身上造就刚强的、自力更生的、能独立思考的公民,他们的“劳作和他们的子孙有朝一日必将促成世界的巨大改变。”已经出色地证明是完全正确的。[12]尽管有偶然的挫折与减缓,美国现在继续一步一步向着两个世界以前克雷夫科尔所表达的理想迈进。“在这里”,他写过,“人们不问你父亲是谁、他是干什么的,而是问……你是干什么的。”[13]   本文主要探讨移民主体的精神信仰或思想和理想来看待当代的美国,其实在移民群中,也有很多人是为了寻找一个好的工作,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们几乎都是怀着发大财的希望到新大陆或美国来。所以他们艰苦劳作、住着简陋且拥挤的房屋、生活节俭。但是他们对未来总是满怀着信心,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总会一天天慢慢好起来。这种乐观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对造就当代的美国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1]转引自孙云畴、王岱、 符家钦、 曹德谏等 编译《美国史话》(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8   [2]转引自何家弘 主编《当代美国法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P9   [3]同[1]注  [4]同[2]注  [5]孙云畴、王岱、 符家钦、 曹德谏等 编译《美国史话》(上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327   [6]同[1]注 P328   [7]同上注 P326   [8]同上注 P330   [9]同上注 P290-291   [10]同上注 P292   [11]同上注 P293   [12]同上注 P302   [13]同上注 P303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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