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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权力的蜕变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05日 转载)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模式,从来都是从一个优秀的政治集团走向一个腐败的政治集团,从而出现一个个政权的更替。中国共产党自从执政以来,就从来没有忘记过与腐败和蜕化做斗争,但这一核心政治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时期过度注重了对权力集团的 制约,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的约束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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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权力主要指官僚群体。在任何国家,对官僚群体的监督和约束都是政治的首要任务。但偏偏在我国,现行政治已经解除了民众对官僚群体所有的制约方式。
    
     到200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已进行整整30年,我国的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政治领域却进入了一个建国后从来没有过的腐败和极权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文化大革命后,为了矫正前一时期过分残酷的整治干部运动,我国进入了一个权力反抗和权力报复的历史阶段,具体表现就是将一项项对权力有制约力的民主权利一一取消,宪法里抽掉了“罢工”的内容,社会上明令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在这些基本权利被限制之后,官僚集团空前强大,特权与腐败卷土重来。
    
     第二,为了集中精力抓经济,几届政府相继采取了少谈政治或不谈政治的发展战略,以精英政治替代了大众政治, 以经济增长代替了阶级斗争,使得中国经济得以在一个阶段内保持高速和平稳增长。这种政治模式更象政治学中所描写的极权政治,并且,极权政治往往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时期特有的现象。中国在这种特有的现象中已经持续了30年。 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精英和极权政治隐埋下的社会问题也不少。
    
     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是两个极端,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精英政治具有高效率的特点,但也极易产生腐败。种种事实表明,30年间权力集团的腐败已经达到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官民矛盾也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任何事物走到极端,都要向回返。目前,精英政治的历史钟摆已经走到极端, 再继续走下去已经十分困难,大众政治和民主政治正在呼之欲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经济和贫困的问题,公平、公正、合理已经成了社会的主要诉求。政治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对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后,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变革的主线还要进行清醒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主要有两条历史主线,第一条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防止干部群体搞特权和腐化堕落。第二条主线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千方百计追求GDP,追求经济增长。这两条主线都是在其发展到顶峰时期而转向。如果说第一条主线是以文化大革命为顶峰而结束,那么第二条主线将以经济高增长的改革30年为分水岭,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将不得不进行 适当的转移。
    
     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两大任务:防止官员腐败和经济建设,这两条主线分别由毛泽东和邓小平代表。历史表明,单抓哪条主线都不行,忽视经济一味抓清正廉洁不行,而一味抓GDP,放弃权力制约也不行。实际上在江泽民接班之后, 也并没有放松对权力腐败的治理,但由于整个工作重心不是以遏制权力为中心,又缺少相应的政治体制做保障,所以,十几年里政治上的努力比不上权力蜕变来得更快。
    
     胡锦涛执政后,更是面临着抓经济增长还是抓政治腐败的问题,以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手段,实在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因此,政治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而没有政治保障的经济改革,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经济增长只是一个惠及权力财富增长的无底洞。
    
     经过30年的改革,人们开始理解毛泽东,开始理解为什么当年毛泽东要那样做。人们看到了失去毛泽东之后的权力蜕变是一件多么现实的事情!直到今天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是一个历史上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执政党,它敢于以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来制约权力的蜕变和干部的变质。历史哪一个政权敢于这样做?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有一个从革命到腐败、从优秀到昏庸的过程。共产党政权也不例外。富有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领袖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建国后,毛泽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针对执政党自身的革命。但是,毛的理想主义超出了权力集团的忍受力和接受能力。四人帮被粉碎后,毛的理想和主义基本被放弃。中国进入了一个世俗主义、物质主义、特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盛行的极权时代。
    
     权力上的专制和物质上的世俗,使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放弃的理想,转而发展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少有的滋生腐败的温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高增长就是权力群体的财富高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成了权 贵精英群体的发展。因此,这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自21世纪以来遭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抵触。
    
     2008年到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变革的呼声已经变得不仅高涨,而且成熟。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总结反思的历史阶段,改革30年了,应当站到一个新的认识高点来梳理下一步改革的思路。
    
     建国后,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防止权力群体的腐败和特权, 但随着他的去世,先前的一切努力都化做了泡影, 遏制权力腐败的力量从党内到党外都消失了。改革开放的30年, 是权力群体权势大解放的年代,随着民众权利的被收缩,以前所有的监督和约束都消除了,官僚群体获得了任何历史时期都难以比拟的自由伸张。伴随着这种权力的扩张,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毛泽东,才能对这一领袖人物作出公正而准确的评价。
    
     拥护还是反对畸形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人们态度的试金石。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会对这种改革大唱赞歌,坚决捍卫,而在改革中受损的平民大众,却饱尝了这种精英改革的苦楚。
    
     何去何从,胡温政府已经需要慎重选择。如果说文革时期反对的对象仅仅是政权中的走资派,那么今天政府需要清理的对象应当是政权中的贪腐分子 ,甚至是产生贪腐的制度根源。如果说当年毛泽东运用的是群众运动的手段,那么今天要将法制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两种手段结合并用,一方面放开社会监督,依靠社会力量,一方面调整组织路线,在现有的组织体系上,只要换掉一批人,换上一批人就什么事都办了。
    
     从毛泽东当年的一条腿走路,到今天的两条腿走路,中国政治今后可以动用的资源还很多。特别是大民主,中国还要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形式和内容,决不能因官僚集团的反对而放弃。
    
     总之,传统的办法已经无法遏止官僚群体做大,中国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和办法。中国没必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还是老方法,听取群众意见,组织换人。中国传统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极权政治的核心是人,只要选对人,问题就解决了。东方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差异就在这里。否则,即使搞得天下大乱,问题也仍然解决不了。
    
     革不革自己的命?是对一个政府和政权的严峻考验。中国的改革如果是光革社会大众的命,而不革政府自己的命,这种改革是难以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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