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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真是震出左右派的真实功力/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03日 来稿)
    
    9月2日上午,在汶川大地震过去110多天、灾区大规模恢复重建工作即将展开之际,正在四川地震灾区考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在赴汶川大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慰问受灾群众后,就近在居民安置点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的提问。(2008年9月3日新华网)
     (博讯 boxun.com)

    该报道还记述了温宝宝回答问题的具体内容。
    
    涉及到此次地震,人们似乎都记吃不记打了。
    
    实际上,在委府伟光正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变成了没有记忆的杂种。在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上如是,在南方雪灾混乱责任上如是,在拉萨事件责任上如是,在瓮安事件责任上如是,在济南动车组撞车事件上如是,在四川地震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还是让我们回到地震上来吧。毕竟,那场灾难曾经让我们涕泪横流,曾经让我们怦然心动,曾经让我们对中国有过别样的视角,曾经让我们质疑过看空唱衰的存在意义。
    
    王未名从美国发来媒体的相关报道。
    
    九成企业复产
    
    【新华社北京十九日电】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黄彦蓉19日说,虽然受地震影响,在5、6月全省生产总值连续出现负增长,但总体生产能力没有遭受全局性损害,7月以后全省经济已出现明显回升态势。
    
    在出席「四川灾后重建及经济社会发展新闻发布会」时,黄彦蓉透露,截至8月12日,四川省全省规模以上受灾工业企业已有93.4%恢复生产;农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大灾之年小春仍然略有增产;通过搭建帐篷和板房商店、建设应急市场和流动商店等措施,灾区商业网点过渡性恢复已达92%以上;6月15日已全面恢复13个市(州)的旅游市场和成都市等四个市(州)的部分旅游市场,奥运会开幕前开放了九寨沟、黄龙等景区。
    
    针对地震造成四川大量的房屋倒塌,以及灾后重建、恢复重建需要大量建筑材料的问题,四川省经委副主任张玉山表示,四川省已采取了很多措施千方百计地保证供应,其中包括制定建材生产能力规划。到目前为止,四川省内水泥企业的生产能力已达到灾前的87%,预计年内可全部恢复。
    
    20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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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震百日祭3万人返乡
    
    【本报北京二十日电】19日是汶川大地震的百日祭,被震毁的北川县城在封城近三个月后于17日开禁,让当地群众返家祭奠罹难亲人,共有将近三万名北川人冒雨返家,为遇难亲人举行祭奠。
    
    新华社20日报导,北川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有1万5000多人在地震中遇难,数千人失踪,整个县城变成一片废墟。因为防疫需要,北川县城从5月下旬封城。百日祭奠是羌族人追念已故亲人的传统习俗,四川当局在17日开放北川县城,供民众祭悼。城里不时传来鞭炮声,许多北川人都赶回来,再看一眼家园,祭奠亲人。雨声、哭声与爆竹的闷响交织在一起,让每个人都感觉窒息。
    
    新华社报导,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截至8月18日12时,共计有6万9225人遇难,有1万7923人至今下落不明,37万4643人受伤,财产损失达数十亿人民币。
    
    19 日下著大雨,路上积水漫过脚背,道路两边山上还在滚落大小的石头。在通往北川县城的路上,一路都是撑著伞、卷起裤管的行人,每个人表情沉重,遇上熟人,相互点点头,或是问候一句「你也来了」,大家手里都提著相同的物品:香烛纸钱,在废墟间穿行,很多人还不能确定亲人失去生命的地方。
    
    天府早报报导,刚迁到绵阳复校的北川中学,其原址是祭奠者最多的地方。北川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死伤最惨重。高一原本六百多人,只剩两百多人;高二的六百多人,只剩四百多人。
    
    【本报北京廿日电】据中新社报导,云南省地震局指出,20日5时35分,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北纬25.1度,东经97.9度)发生芮氏规模五的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盈江县已经紧急疏散1200多名受灾群众,目前没有伤亡的报告。
    
    20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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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41] 王未名 说: 中将赠碑11国
    
    【中新社北京十九日电】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19日在此间向媒体透露,为感谢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弘扬珍重生命、关爱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该基金会决定向派遣专业救援队、医疗队来华参加地震救援的俄罗斯等11国,赠送由中国雕塑艺术家专门创作的「汶川地震国际救援致谢碑」,并向来华参与救援的每位队员赠送致谢碑缩微复制品。
    
    中国雕塑学会名誉会长、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曹春生说,致谢碑以五双相握的手支撑起的青铜圆环为主体造型,寓意世界五大洲心手相连、共抗灾难,致谢碑基座刻有中国及受赠国国旗,并用两国语言镌刻纪念碑文以及受赠国救援或医疗队队员名字,致谢碑总高不小于三米,主体雕塑与基座比例约一比一。
    
    这11国是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德国、意大利、古巴、法国、英国、印尼、巴基斯坦等,致谢碑将于12月制作完成。
    
    20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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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阵退缩 67干部遭处分
    
    【本报北京二十日电】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不仅给四川人民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给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造成空前灾难。
    
    人民日报报导,四川省委明确提出,把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一线作为考察干部、班子的主战场。各地组织部门迅速启动非常时期一线干部管理任用机制,在六个重灾市、州火线提拔县处级和乡科级干部236人,其中破格提拔23人。与此同时,四川还对67名有临阵退缩、失职渎职、擅离职守、工作不力等行为的干部进行了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据报导,地震发生后不到一周,四川省对因干部遇难或重伤造成的795个空缺职位全部调整补充到位,对857个部分受损、109个严重受损的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全部完善或重建。  
    
    20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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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路断抢通
    
    【本报北京二十二日电】中新社报导,来自汶川县气象局的消息称,21日凌晨汶川县遭遇了大地震以来最强一次降雨,截至21日上午10时30分,汶川县城降雨量达21.7毫米,全县其它地方同样出现强降雨。
    
    报导指出,21日凌晨1时过后,汶川县境内道路出现零星塌方,到21日上午,暴雨已导致全县出现多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并造成国道213线汶川至映秀、汶川至茂县段道路中断。经过10小时冒雨奋战,终于在下午3点半左右抢通因暴雨阻断的道路。
    
    200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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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8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23北京时间 01:23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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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攀枝花地震 21人死亡
    
    地震倒塌的围墙(新华社图片)
    
    地震造成房屋损毁(新华社图片)
    
    四川攀枝花地区8月30日发生6.1级地震,已经造成21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北京时间2008年8月30日16时30分,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地区发生6.1级地震。
    
    地震发生时,攀枝花市市区、凉山州会东县、会理县、德昌县、宁南县、西昌市等地区震感强烈。
    
    新华社报道说,灾区房屋受损严重,经统计已经有上千所房屋倒塌,救援工作因为暴雨受阻。
    
    四川自5月12日发生8级以上的汶川大地震后,余震持续了很长时间。四川周边地区最近也发生了多次地震。
    
    8月25日夜间,西藏日喀则地区仲巴县发生6.8级地震。
    
    8月6日,四川青川发生6.1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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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查出两亿多元救灾资金被挪用
    
    【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电】中国大陆审计署对十三个省、自治区的救灾资金进行调查,发现人民币两亿五千八百万元被挪用,拿去弥补行政经费或盖办公大楼。
    
    中国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今天在北京向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做报告,披露了这个情况。
    
    刘家义说,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十三个省、区共筹集救灾资金一百六十七亿五千多万元,其中两亿多元被挪用,现已追究了三十个人的责任。
    
    此外,对九家金融机构的审计查出了一百四十一亿多元的违纪金额,共移送涉案责任人一百四十四人。
    
    200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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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亿救灾金遭挪 拿去遛鴗膜j楼
    
    【本报北京二十八日电】中国审计署对13个省、自治区的救灾资金进行调查,发现人民币2亿5800万元被挪用,拿去弥补行政经费或盖办公大楼,有关部门和地方已追究30个人的责任。
    
    中央社报导,中国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27日在北京向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做报告,披露了这个情况。
    
    刘家义说,2005年至2006年,13个省、区共筹集救灾资金167亿5000多万元,其中两亿多元被挪用,现已追究了30个人的责任。
    
    200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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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秀复课 第一堂先学感恩
    
    【本报北京二十九日电】四川映秀小学举行复课仪式。汶川全县近1万5000名中小学生全部实现复课。震中地区的孩子们,将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
    
    华西都市报报导,9岁的阳越睿早早起了床,提前一个多小时到新学校,除了要准备复课仪式上的发言外,他想早点见到三个多月未见面的同班同学。看到同学一个个走进教室,开始读三年级的阳越睿显得很兴奋,对著前排刚到的同学说个不停。突然,在朝后看著空空的座位后,他沉默好一阵子,说:「我们班30多个同学,只剩下了11个,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心里好难受。」
    
    上午9时35分,孩子们带著凳子陆续走出教室,来到临时学校的空坝上,十分钟后,复课仪式正式开始。据报导,全校师生站在一起,面向地震遇难者公墓方向默哀一分钟。五星红旗在校园上空冉冉升起后,阳越睿说,许多好心人都在关心他们,他们会将爱心传承下去,回报社会。
    
    新修的板房校舍共有教室12间,学生宿舍35间,并配套有厨房、浴室等生活设施,总体环境十分整洁。校舍由广州方面援建,于7月底前建设完毕。
    
    报导指出,学校教务主任董雪峰说,最后幸存下来226人,到校报名的人数为132人,其它学生大都被家长转移到外地就读。学校要在9月1日才恢复正常教学,这几天主要进行感恩教育,让学生学会感恩,懂得感恩。同时加强心理疏导以及行为习惯的教育,有三名社工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汶川县教育局局长胡正安表示,映秀小学是汶川最后一个成建制复课的学校。而该县近1万4000名学生在异地成建制复课,则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项纪录。
    
    2008-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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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灾英雄王佳明 清华报到
    
    【本报北京二十九日电】清华大学新生正式报到,被保送清华的四川抗震救灾小英雄王佳明将协助老师负责其它新生的接待工作。他已在24日到校,参加新生党员培训。
    
    京华时报报导,19岁的羌族少年王佳明站在清华大学紫荆公寓1号楼门外,静静地看著这所即将入读的高等学府。「我从来没想到会到清华读书,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报导指出,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北川中学高三(3)班的全体学生正在上课。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班长王佳明和生活委员申龙指挥同学有序撤离。随后,他们从废墟中救出20多名被困同学。
    
    报导称,王佳明得知被保送清华后,感觉是吃惊。「虽然清华一直是我向往的学校,但地震后,很多同学都没了,当时实在高兴不起来。」
    
    报导说,王佳明在地震后曾想报考土木专业,但他在清华将要到环境工程专业学习。由于家境贫寒,王佳明一些生活用品和衣物是北京市民政局资助的,来京的车票也是亲戚和好心人凑钱买的。王佳明说,有很多人关心自己,让他很感动。来北京上学时,他没有向家里要钱。他会想办法申请助学金或者助学贷款。
    
    2008-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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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则别有用心地提及了如此状况。
    
    变废为“宝”──无奈谋生路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8月19日15:16
    
    四川大地震是中国几十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如今,地震废墟正在变为废旧金属交易地,而这些废旧金属都是人们从倒塌的学校废墟中搜刮出来的。
    
    钟启兵(音)在三个月前的地震中失去了正在上初中的13岁的儿子。同许多有相同境遇的父母一样,他也指责劣质建筑是导致孩子死亡的罪魁祸首。学生家长们曾在几千间倒塌教室的现场指责称,建筑的钢筋过细,导致其在地震来临时无法支撑教室的墙体。但如今,同样的金属却成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国家中颇有价值的商品,每磅可从当地收购商那里获得20美分(约合每斤人民币1.50元)。钟启兵的一个表亲就是其中的一员,据称每天回收的废旧金属最多能卖3美元。
    
    特别报导
    
    ?中国西部地震专题
    
    这凸显出地震灾区仍普遍存在的经济困境,同时也令人担忧回收的旧金属可能会被用于新建筑中,导致建筑质量的下降。一位据称是买家的女性没有说出这些废旧金属将用于何处。但建筑专家称,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将二手钢筋再用于新建筑中是常见的做法,尽管其质量不如使用新材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会破坏政府为解决中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工程质量问题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此次地震的灾难性后果进一步暴露了这个问题。
    
    加州结构工程公司Miyamoto International的总裁Kit Miyamoto说,人们不希望再次使用质量不好的钢筋,这绝对是一种危险的做法。Miyamoto说,在到访四川后,他相信中国将在学校等设施的重建中采用最佳规范,尽管这意味着建筑成本的上升。
    
    近年来钢材价格大幅上涨,刺激了那些不谨守规矩的建筑商想方设法降低成本。在很多受灾地区,废品回收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尽管政府努力帮助受灾群众,但许多人依然没有工作,艰难度日。
    
    一位16岁的女孩说,自地震以来,就没有工作可做了。她在学校念书,目前同四位家人住在学校附近的帐篷中。
    
    同红白镇的许多人一样,钟启兵说,他无法指出他表亲和其他在学校捡废品的人有什么错。他说,他们只是想挣点钱。他的妻子则持不同观点,称这种工作“可恨”。同他们的儿子钟施义(音)一道在地震中遇难的还有红白镇初中和小学的300来位学生。钟启兵称,劣质建筑“显然”应该对他儿子的死负责。
    
    中国政府的官方观点是:校舍倒塌是因为此次7.9级的地震异常强烈,无法完全归咎于建筑质量的问题。但官方多次推迟了四川数千间校舍倒塌调查报告的发布时间。
    
    当中国政府7月底宣布从中央预算中拨出约3.32亿美元用于灾区学校重建和购买教学设备时,它还提醒应密切监督资金使用,减少腐败,保证建筑质量。
    
    中央政府本周宣布将在今后三年里投入人民币1万亿元(约合1,458亿美元)用于灾区重建的计划,要求使用优质的工艺和材料,尽管并未特别指出材料需要是新的。
    
    James T. Areddy/Wall Street Journal
    
    废品收购站的人在整理从当地中学收上来的残破桌椅,那所中学的孩子们大多在地震中罹难
    
    近日,在原红白初中的操场上,只有两个篮球筐还显示着这堆废墟曾是一个有着数栋校舍的学校。在废墟周围,约有25名衣衫破旧的男女正挥舞着锤子敲打混凝土和砖块,碎屑四下飞扬。
    
    然后他们戴着手套从砸碎的墙体中抽出很细的钢筋。一些钢筋甚至还不如衣服架中使用的钢线粗。他们偶尔会在废墟中挖出孩子的文具或是教材。锤子的连续敲击声同附近帐篷中电视传出的奥运会体操比赛的声音交织在了一起。
    
    在整个四川,废品回收都很活跃。在红白镇南面的什邡附近,上周工人将数百张课桌装到了废品回收站的一辆自卸卡车中。这些桌子大多已经弯折或是破碎了,工人们称,它们来自洛水镇一所中学,地震中这个学校约有400名学生遇难。这个地区还有人在从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木材,甚至钉子。
    
    在红白镇,其中一个捡拾废品者就是钟启兵的表妹。她身着一套灰色的外衣,面容饱经风霜,她要求我们不要透露她的姓名。她说,她只是想挣点钱,并未考虑这项工作是否不敬。实际上,她说,在地震后不久她就同家人来到了这里,参加救助工作。
    
    她停下了手中的锤子,指着学校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山说,那边是一个墓地,小男孩就埋在第二排。她接着说,“我表达不出这种感受。”随后就又干起活来。
    
    James T. Ar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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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后游四川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王昕杰 2008-09-01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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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后一百天,我坐上了飞往成都的班机。在全中国人民热烈关注奥运比赛的时候,本是旅游旺季的8月今年成了淡季。对四川而言,这个从五月就开始的淡季显得尤为漫长。来自九寨沟的数据统计表明,震前每天接待万余人的九寨沟,目前每天进沟游客仅两千多。就在我出发前一周,距离九寨沟不远的青川发生了6.1级余震,心中不免有些疑虑,去四川旅行真的安全吗?
    
    游四川就是支持灾区
    
    从成都双流机场直接转机前往九寨沟,短短35分钟之后我已经站在海拔3500米的九黄机场那云雾缭绕的停机坪。和当地导游接上头,我们的车直奔黄龙而去。沿途可见藏民在田中耕作,一群群牦牛在斜坡上吃草,远处山脊缓缓地在天幕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好一派高原田园风光。司机杨师傅是四川茂县人,在大地震中家里房屋倒塌,受了很大的财物损失,所幸家人都还平安。一路上他和我们聊起地震之后的惨状,仍是不胜唏嘘。他和导游王小姐都非常感激我们在这时候选择来四川旅游,说这是对灾区最实在的支持。
    
    往黄龙途中要经过海拔4000多米的盘山公路,只觉头晕胸闷,呼吸急促,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原反应了。所幸在黄龙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处有免费吸氧,只要花一块钱买个吸氧管即可。黄龙最出名的就是钙化彩池,悬空修建的栈道让游客能置身于仙境中,又避免了与景观直接产生亲密接触。随处可见的告示牌告诉游客,彩池需要几百万年方能形成,而一次轻轻的触摸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修复。我走过不少发达国家的世界自然遗产,黄龙的旅游设施与环保意识相形之下也是毫不逊色的。
    
    天色渐暗,在山路上弯过著名的“九道拐”,眼前赫然就是九寨沟的沟口。道路两边几乎全是密密麻麻的酒店和客栈,绵延数公里。我们住在拥有200多间客房的中旅大酒店,当天的入住率大约是四成。事先听说九寨沟所有的食物补给都是从成都运来的,因此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没想到不仅餐厅的内部设施现代化程度堪比沿海一线城市的大酒店,连食物也颇为可口。牦牛肉和手抓羊肉肉质紧实,入口没有腥膻味,清炒野菜也是格外爽口,木桶蒸饭不一会儿就底朝天了。为了照顾本地少数民族就业,酒店里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当地的藏族。服务员的服务意识显然有待提高,拨一拨才动一动,且面带不快,与富丽堂皇的餐厅环境形成明显的反差。
    
    九寨沟美丽依旧
    
    次日全天都在九寨沟内游览,据说景区内步行栈道总长有100多公里,因此游人多靠观光游览车代步。90块钱买一张汽车通票,到景点上下车,和搭乘公共汽车一样方便。漫步沟内,潺潺的溪水,金黄的柏杨,藏寨散落其间。那大片的芦苇海,如此绚烂,似乎把整个天空都渲染了,不愧是人间仙境,童话世界!尤为神奇的是,湖泊(当地人称“海子”)中竟然有鱼。由于水极清澈,俯视那些鱼儿“皆若空游无所依”。显然地震没有给这里的自然生态造成大的影响,九寨沟依然是动植物乐园。由于地震后游客稀少,给了常年人头攒动的九寨沟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部分栈道上长出了杂生野花,拍照也不需要排队等候。在九寨沟里,沿着水流步行是一种无比美妙的享受。从箭竹海、熊猫海、五花海、孔雀河到珍珠滩,看着水流穿林过滩慢悠悠地流来,再凌空而下成瀑布,银花四溅,那种纯净的色彩真是令人心醉。环视四周,银白、金黄、湛蓝、碧绿,和着那流畅的色彩和线条,恍如置身油画之中。
    
    久闻九寨沟内藏族的风俗与别地的藏族迥异,我们便去拜访了当地最有地位、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甫进门,藏家姑娘便为我们披上了黄色哈达以示欢迎。怎么不是白色的呢?原来这家百年间出了两位活佛,有资格使用尊贵的黄色哈达。进藏家之前要用取自雪山上的水洗手,还要跨过点燃柏枝的火盆,祛除远方的晦气。进了房间,我们随便找了位置坐下,竟是藏族传统中大当家和二把手坐的位置,因此受到了很高的礼遇。酥油茶,青稞酒和手抓羊肉,核桃花茶等逐一上桌。主人告诉我们,要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才不辜负主人的一片热情。我最喜欢青稞酒,甜甜的很像甜酒酿的味道。随后两个壮汉抬着一头烤乳牦牛登场了,出生不到一周的乳牦牛肉非常之嫩,只是多吃几口便会觉得腻。酒足饭饱之后,就跟藏族朋友交流九寨沟藏族的独特文化与生活习俗,比如“一妻多夫”制。谈及这场大地震,他们都笑称没有对九寨沟产生什么影响,欢迎游客们多多来访。藏族姑娘小伙个个拥有极佳的歌喉,一曲《天路》高亢入云,绕梁三日。曲毕,主人拉着我们在场外围着篝火跳起了热情奔放的藏族舞蹈,将这次藏家之行推向了高潮。意犹未尽的我们,决定再去沟口的剧场观赏由当地藏族与羌族艺术家献演的《藏王宴舞》晚会。整场演出以文成公主进藏为线索,充分展示了当地藏族与羌族的传统活动、藏羌传统服饰展示等。表演中,演员与游客有非常热烈、欢快的互动,一起在舞台上跳起欢乐的锅庄,台上台下气氛热烈,其乐融融。演出的艺术质量是比较高的,有部分节目甚至是上过央视春晚的,因此门票180元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从九寨沟回到成都,武侯祠隔壁的锦里“好吃街”不可错过。锦里的小吃种类包罗万象,在这里你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融入成都。体验休闲原味成都,则要去最近开发的宽巷子窄巷子。叫了辆人力三轮车直奔宽巷子。路上,车夫说,仍然保留着老成都民居建筑的就只有宽窄巷子一带了。这里大概是最能表现成都人的安逸和闲适了,聊天,喝茶的人把茶馆坐得满满的。四川人喜欢摆龙门阵,这几天城中热门话题显然非奥运莫属。漫步成都,春熙路的繁华一如往昔。街上行人表情轻松,曾经的愁云惨雾,已经被坚强的四川人抛在了脑后。去机场的路上,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成都,依旧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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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编辑发来该报纸的评论当中,也有不少涉及到了四川地震。
    
    赈灾捐款不应硬性规定
    
    单仁平
    
    前两天,一位朋友对笔者说,单位规定每人至少要为地震灾区捐款200元。他抱怨道,“我们全家老小非常关心灾区,已主动为灾区捐过款了。虽然我们还会再捐,但是,这种规定捐款的方式让人觉得很别扭、不舒服。”
    
    这位朋友的感觉并非特例,最近,笔者就不时听到一些单位或公司设下员工赈灾捐款的最低指标。设这种最低指标,有的是出于避免在捐款总额上落后于兄弟单位,有的则是为了图方便,以防捐款额过于零碎。然而,这种出于好心的举措,却会给捐款者造成不那么舒服的感觉。虽然从总体上看,它并不会妨碍当前的赈灾捐款的趋势。但是,如果任由这种硬性规定或摊派的捐款方式发展下去而不加以遏制,势必会让这次救灾捐款变味,不仅将伤及当前这次中国人有史以来最真挚的“爱心潮”,更将危及逐渐进入良性发展趋势的中国慈善业。
    
    或许有人会说,抗震救灾,规定大家捐一些款没有什么错。其实,这种说法从法理上和情理上都说不通。从法理上看,我国的捐赠法里有明确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从情理上看,过去半个多月里,国人踊跃为地震灾区捐款,每一份捐款,无论数额多少,无论捐了几次,都是心系灾区的最真挚、最自愿的表达。如果这份真挚和自愿掺杂了外力迫使的因素,即使这种因素只是表面的,也显然会影响捐款人的初衷。
    
    以规定或摊派的方式捐款,可能会在短期内快速地增加捐款额,但从构建慈善社会、培育爱国主义情操的角度看,却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当今被称为“最大的慈善社会”的美国,在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教训。早在20世纪初,美国记者雅各布?里斯就在其《那一半人怎样生活》一书中清楚地记载了美国慈善发展史上的一段弯路。1880年代前后,纽约、波士顿等地出现了各地饥荒流浪而来的灾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初有人推动强迫当地团体和普通个人捐款,为灾民建屋盖楼,并负责他们的教育、卫生等费用。刚开始,诸多捐款者乐意为之,在短期之内还建了100多处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移居住所。但是,沉重的、无休止的负担使那些捐款团体和个人滋生了抵触情绪,捐款逐渐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致使灾民的生存状况也不能得到持续好转。尽管当前中国出现的规定和摊派捐款并不像当初美国那样严重,但是,由此得出的教训却应当让人警醒。
    
    硬性规定捐款还会伤及爱国心。我们应当理解,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这种感情发自于人们的内心,也只有通过自愿的方式来表现,才能持续地保持这种情感。美国著名学者赫伯特?克罗利在其代表作《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中,谈到了“个人意愿如何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强制性行为)降低了个人的自主能力,也会减少了个人参与国家的有效性。而后,无论他表面上多么的爱国和表现出什么善意,他的言词和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侵蚀。某种程度来说,这对社会也起了腐化作用。”可见,要营造真正的爱国氛围,还是应以自愿的行为为基础。
    
    灾区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需要国家的大量投入和协调、灾区的自力更生,也需要民众持续的关注、支持和理解。捐款只是一个开始,灾区重建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比如,重建学校、收养孤儿、赡养孤寡老人等等。这些都离不开全国人民志愿、真诚的支持。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个国民凝聚力强、乐于慈善的社会的形成,需要循序渐进的培育,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强行推动,而是需要法律、文化、经济、道德等各个层面的社会基础。两周多来,国人表现出的团结、善良、友爱和慈善的精神让整个中国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动,我们应该格外珍惜这份纯洁的感情,小心呵护这份发自民众内心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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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讲中国精神,少论模式优劣
    
    刘志勤
    
    过去半个月恐怕是西方舆论对中国最怀有善意的时刻了。一些平时对华苛刻的西方媒体,大多一改往日不太友好的态度,许多对华存有偏见的人士,也纷纷抱以正面的评价。笔者每天都接到不少欧美朋友的电话,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参差不齐。但是,无论持有怎样的价值观,他们都在真诚地关心着地震后中国的状况。这多多少少有些像我们所希望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那种理想的状态。
    
    有人说,这是因为世界对中国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抱以巨大的同情;也有人说,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政府的救援速度表示由衷的惊叹。这些都不够全面。为什么世界上多数报刊都是大篇幅地赞扬中国人民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在大灾大难面前所表现出的优良品质,才是最引人注目,最值得称道的。正是在这次救灾中,中国人民真实地表现出来的善良、同情、团结和坚毅的“中国精神”,感染了整个西方。
    
    这对我们应该如何总结中国模式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这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用西方的理论做依据,苦苦总结中国模式,希望能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找出一个理论依据,并期望把这些理论与西方已存在的、固有的理论相比较。还有一些中国学者,也这样跟随西方思想者做总结,期望由此而减少西方对中国的不确定感和猜忌。但是,这场大地震之后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却提醒了我们,也许,真正值得总结的中国精神,不是在这些理论之中,而是在这些理论之外。
    
    可以想像,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有许多西方舆论像过去那样恢复对华的不公正看法。但是,从这次灾后中国人的表现看,要想让西方脱掉有色眼镜来看中国,除了要更快地发布有关中国的信息,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加大中西方各个层次的交往外,我们还需要充分发掘这种不朽的、让世界惊叹的、已经在中国实践了数千年的、带有普世价值式的“中国精神”,并充分向世界展现这种精神。这种展现不仅是用精炼的抽象语言,也不仅局限于中国光鲜的一面,而是用具体的、形象的事例告诉世界真实的中国:中国自然灾害频繁,有些地方经济落后,中国有时也很脆弱,但中国人善良、勇敢、团结、聪明、仁爱、坚忍不拔……,这远比只从理论上总结更有可行性,也更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某些西方媒体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德国《明星》杂志近几期连载了用历史追溯的方式,介绍中国保持几千年发展的源泉。有德国朋友告诉笔者,《明星》杂志的这个举动是有深刻含义的,“他们正在扩大认识中国的时间维度,以期重新破解中国成功的密码。”
    
    由此看来,要让西方增加对中国的客观、真实的认识,最好还是少从西方理论的角度谈什么“中国模式”,那只能掉入西方人的逻辑陷阱里,陷入模式的孰优孰劣之争。如果我们能够多讲讲中国精神,绕开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争论,既可以抛开冷战思维带给我们的困惑,也能使我们摆脱凡事都分“东方”与“西方”的简单分类的约束,使人们站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高度、从横向来观察中国,观察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深刻变革。“中国精神”能够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和人民从中悟出对自己民族发展有启迪意义的东西,能够让世界更加充分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的发展。▲
    
    (作者是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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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精神书写新教科书
    
    隗 静
    
    汶川发生地震时,我碰巧在国内出差。亲眼看见国家和民众的巨大灾难,是一种痛苦;但亲历在面临灾难和挑战时,人民所迸发的勇气、坚强与亲情,却是一种极大的欣慰。无论是对于铭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古训的中国人,还是想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中国在这场灾难中的表现,都值得写一本新的教科书,不仅是记载中国经历过的灾难,更要说明:今天的中国不同于西方偏见中的中国,也不同于某些国人先前怀疑的中国,中国已经具有一个成熟大国的能力、责任感和正义感。
    
    这本教科书应该首先记录具有震撼力的“中国自信和开放”。我曾在1998年协助一位加拿大记者采访中国洪灾的多处受灾地区,也在美国亲历了卡特里娜飓风救援行动。这次中国的表现是过去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难以媲美的。10年前的那位加拿大记者,走到哪个灾区都要自己问那里的伤亡情况,说“中国政府提供的数字不可靠”;而这一次,国际媒体发布的消息大都直接来自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中国政府和媒体的信誉度不再令人质疑,长期在国际突发事件中“失声”的中国媒体在这次报道中占据绝对权威的地位。10年前,那位加拿大记者动辄说,“在湖北农村看到的灾民是孤独的”、“最贫穷的人总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之类的话,但是,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对灾区的同胞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传统上非常腼腆内敛的中国人喊出了“我们爱你”。10年前的那位记者非常苦恼,因为他们报社在采用了几个中国故事之后,就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新闻上去了,而今年国际媒体对于中国地震及救灾的报道却是空前的。西方媒体及捐助机构比以往更加关注中国的抗震救灾,而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政府的自信,也正在以令人震撼的力量吸引着世界的关注。
    
    这本教科书还要再次称颂中国军人。被西方描述为“中国崛起主要威胁”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一线救死扶伤,他们的出色表现再次展示中国军队首先是“人民之师、和平之师”的宗旨,是中国人民甚至是他国人民在任何危难关头都值得信赖,值得依靠的生力军。新生代中国军人的素质并没有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而降低,他们对于艰巨任务的坚决服从和任劳任怨,使我想起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对中国军人的评价:“他们几乎就是疯子:我们的机枪扫倒了一排,后面会有另一排人再站起来。在战场上他们是打不死的。”一个数十年来保持威武,却始终维护和平的军队,已经超越了西方传统的理论假设,这更应该有一本厚重的书来总结。
    
    最重要的是,这本教科书应该表彰中国人的精神。多年来,常常有西方人“担忧”中国人缺乏精神,没有信仰寄托,中国的价值观“不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在这次出差旅途中,我还听到一位欧洲人对一位美国人说,中国人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天气好的时候,他(中国人)会和你一起逛公园。可是一下雨他就会先走,告诉你说,他会给你拿雨伞来。可是他再也不会出现。”然而,事实证明中国人不是这样对待同胞、对待朋友的。虽然近年来感染社会的“物欲横流”,使社会上出现了缺乏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现象,但是,灾难唤醒了人们的真心,悲痛令人们压抑了很久的真情得以释放。从抗震救灾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富裕之后的中国人并没有变得那么自私和冷漠,他们的精神生活并不空虚。
    
    如果说在30年前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那么,汶川地震就是一个新起点:这一次,中国人重写了一种从政府到军队到民众的“中国精神”。这需要以一种厚重的形式流传下去。▲
    
     (作者是旅居美国的著名中国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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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力量需要协调
    
    刘晓峰
    
    1995年造成日本6000多人身亡的阪神大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日本留学。许多人都觉得日本的地震危机应急机制非常完善,其实,那个时候并非如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自觉组织起来的数百万志愿者。
    
    当时,很多日本媒体都在批评政府反应太慢。震后三小时,当时的兵库县知事贝原接到的报告只是“百名以上死亡,数百名失踪”,后来又接到地方警察部门的报告说死者只有四人。错误消息耽误了快速请求大规模援助。首相也只有通过电视和收音机来了解情况,这一切导致日本自卫队大规模的救援活动展开得非常迟缓。
    
    然而,在救灾中,与日本政府反应迟钝相比,志愿者却空前活跃。大批志愿者通过网络和灾区联络,了解到具体的受灾情况,形成了援救活动的信息网。只要有志于救灾的志愿者,都可以登陆相关的信息网和查询相关公告,看看自己可以在哪些方面尽力。比如,有哪些街道或地方最需要哪些物资;哪个灾区急需哪样的志愿者;哪个灾区的志愿者太多,需要协调,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日本出现了高达300多万的志愿者,但基本上很少出现志愿者有劲使不上,或是某地志愿者偏多造成灾区负担过重的现象。
    
    更难能可贵的是,日本的志愿者之间有比较好的协调。在很短的时间里,志愿者们就开始设立类似于决策小组、后勤调度小组、救灾工作小组等,快速高效地协调着数百万志愿者的行动。在最紧张的“救人”阶段结束后,志愿者组织又安排相应人手在灾后重建中照顾残疾人、孤儿、鳏寡老人,而剩余的志愿者则被安排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恢复社会正常运作。
    
    尽管也存在一些小缺陷,但是,日本志愿者如此有效的工作,几乎完全弥补甚至短期内替代了政府“反应慢”的失误,大大降低了地震的损失。这令当时我们所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惊叹不已。日本政府为了纪念志愿者,干脆把地震发生日1月17日,定为“防灾与志愿者日”。
    
    现在,每年1月17日地震发生的时刻,志愿者们都会召开各种纪念会追悼死者,或进行防灾训练警示生者。持续照顾地震受灾者的志愿者相互交流经验,或是搞一些防灾预测的展示活动。正是因为志愿者的优异表现,促使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如今,日本的志愿者已经遍及环保、卫生、治安等各个方面,有效地协助了日本政府的工作,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一步高效运行。
    
    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大量活跃在第一线的志愿者,他们也成为政府组织的抗震救灾工作的有效补充。他们不计报酬、不怕困难、不顾危险,彰显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辉。正如中国著名女作家张抗抗所言,从这些志愿者身上,我们能够感觉到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健康的成长。
    
    中国的情况虽与日本不同,但如何发挥志愿者的作用也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我们看到,在此次的抗震救灾中,有些志愿者因为缺乏组织、协调,他们的力量不仅未能充分地、全部地用于抗震救灾,反而给灾区造成了一定的负担,背离了表达爱心的初衷。比如,志愿者大量涌入给灾区的交通、食物、饮用水造成很大压力。因此,如何引导和培训志愿者,不仅是此次灾后重建中的重要工作,也是未来防灾抗灾的重要工作,是政府和民间的共同任务。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加强我们的抗御能力,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首先要加强政府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其次我们也需要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关键是要协调好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志愿者,让整个社会连结成一个网络。平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传播相关知识,了解自然灾害的基本情况,遇到灾害发生,能够立即在政府的指导下展开自救、互救和互助工作。特别是灾后重建家园、走出灾难阴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如果组织得好,志愿者就能够发挥出更为积极的作用。▲
    
    (作者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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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疗伤影响救灾质量
    
    郭春原
    
    “9?11”恐怖袭击事件三年后,美国的媒体曾经热议、反思过“一个肩膀”的话题。一名遇难者家属在电视上坦言,灾难发生时她最想的只是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而不是对袭击者的仇恨或对政府的问责。这一真实的故事,鲜明地刻画出面对大难时无助者的脆弱心态。
    
    历史经验证明,凡是伤亡巨大的灾祸,都会对亲历者形成深远的精神创伤,很多影响甚至是终生的,对于汶川大地震,灾后精神疗伤的任务十分艰巨。在某种程度上,被灾难摧毁的有形家园容易恢复,被伤害的心灵恢复起来会更困难。这方面的先例很多。例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距今已经20多年,当地许多人的精神创伤却远未抚平,资料披露,相对于辐射所引发的疾病,医生更担忧的是当地严重的酗酒现象。再如,日本广岛遭遇原子弹爆炸过去了半个世纪还多,阴影犹在,在日本有一个特殊的文学题材“原爆文学”,便主要以此为素材。还有,纽约市的卫生专员弗里德曾经披露,在“9?11”五年后,许多纽约人都因那次袭击事件而产生了生理或心理问题。更有资料显示,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很多人心中的烙印犹在,不少人伴有各类心理疾病,某些失去亲人者每年7月28日前后,都会心乱如麻,感到万箭穿心般的痛苦,甚至大病一场。
    
    确实,与大自然的力量相比,人们只是“脆弱的芦苇”。骤遭重大变故之后,在无力感、虚无感等巨大痛苦的体验下,很多人会有参透生死、看破红尘的感觉,然而,这种参透和看破,对有的人固然确是一种顿悟,但也有些人实际却是走向了心理的扭曲和变态。可以说,大灾之后的有效精神疗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迄今都难以找到可以效法的显著的成功经验。然而,从维护社会协调运行,更为以后有效与灾难抗衡的角度出发,必须对这一难题寻求破解之策。
    
    有鉴于此,亟应建立针对地震灾区的心理救助计划———而且应该是比经济恢复更长久、更细致和更需要及时调整的计划。因为,与物质救援尤有不同的是,精神救援是一个更为长期性的任务。灾后的物质重建可能10就能完成,然而,精神救援并不能以10年为期。之所以说要更细致,是因为精神救援需要更专业的技术,寻常的“出于常理”的“非专业”的安慰帮助不仅往往无效,甚至反倒可能会形成伤害,就如同现在某些媒体对幸存者很不专业的采访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样。
    
    在这样一个计划中,应该考虑到各个可能的受害群体,以求对症施治。为此,灾民当然应该是接受救助的主体,这自是毋庸赘议。而除此之外,特别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那些容易被忽略、实际受到的精神创伤却十分严重的群体,比如部分参与救援的人员。从电视画面上看,这次参与救援的军人多数都还很年轻。若干年以后,对这场惨烈灾难的记忆将会怎样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人生态度?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据悉,美国参与“9?11事件”救援的消防员至今新闻仍然不断,而且许多都是负面或悲剧性的,比如自杀或性丑闻,研究和调查显示,幸存的消防员产生心理问题者高达30%,高达1/6的“9?11”废墟清理人员患上了忧郁症。
    
    总之,大灾过后,对可能的心理危机人群的救治,是十分必要的一项工作,当然也是一个难题。能否有效解决,决定救灾质量高低,关乎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进一步说,应该努力通过这样的过程,锤炼人性,使更多国民的性格变得更加从容,若能如此,或可称因祸得福。▲
    
    (作者是河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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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震:比完速度,接下来比耐力
    
    单仁平
    
    “10年!”这是美国彭博新闻社对中国抚平地震伤口的时间预测。而美国CBN新闻的报道也注意到了汶川地震后的所面临的艰巨的恢复工作,“那些心灵的伤口将更难愈合。当他们从世界媒体的焦点处消失时,记忆仍将深深地留在受难者的心中。”
    
    的确,地震与洪灾、传染病等灾害不太一样,异常、巨大的地壳震动,带给人的伤害是瞬间的,却是永久的。仅仅数秒钟的刹那间,从生存到死亡,从繁华到废墟,从健康到疾病,从欢笑到悲凉,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了骤变。对遇难者,地震的危害是无法挽回的;对于遇难者亲人的创伤,地震带来的也将是永久的、久久难以平抚的。这就决定了抗震救灾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工作。
    
    地震突发时,我们说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耐力。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救死扶伤是比速度,那么,在我们依然期盼生命奇迹的同时,接下来第二阶段的重建就是比耐力了。这种耐力就是来自于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来自于社会持续不断的关注、支持和爱护。
    
    “我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成为过去10天每一位中国人心里想着的问题。这10天,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活跃着英勇的救灾人员、踊跃捐款的热心人士和企业、主动投入抗震一线的志愿者,情系灾区的数亿民众,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成熟的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欧洲著名学者皮埃尔?卡兰默曾说过,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全民都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这一点,我们正在做到。而现在,3天哀悼日已过,当我们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是,我们将如何继续保持这份热情和奉献精神。
    
    500万受灾失房者需要安顿,数以万计的受伤者还在医院,还有2万余名失踪人员没有找到,数以万计的震后孤儿需要资助或领养,同样有更多的老人需要赡养和关切,还有新建城市的规划、新学校和住宅的建设、灾后民众的心理疏导、灾区的社会就业、全民防震抗震教育……我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太复杂了。当外国媒体惊呼“一个现代新中国已经诞生”时,我们就更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把前面的问题和困难想得更充分一些,对抗震救灾的持久性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多想想如何把对救援受灾民众的关怀转向更细致、更深入、更长期的重建工作上去。
    
    这不仅仅是摆在中国各级政府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我们需要上上下下都保持一种长久的毅力、意志和耐心,需要稳健、坚定的政策指导,更需要强大、持久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不能形成这样的社会力量。而有了这样的社会力量,我们也就有了顽强的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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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赈灾捐款,别总看美国政府
    
    刁大明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肆虐美国时,中国支援美国500万美元, 而汶川地震发生后,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向四川地震灾区捐出了50万美元,这确实有些令人失望。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美国的捐款只够沙特的1/120!只有美国对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捐款的1/3840!
    
    的确,如果从政府层面上来看,美国的捐款不多。但是,我们不应一提捐款就把眼睛盯着政府,美国更多的捐款实际上是来自民间慈善组织,来自普普通通的美国老百姓。目前,美国各界向四川灾区的捐款总额已超过了2300万美元,并且在持续增加。
    
    为什么“财大气粗”的美国政府对中国如此“吝啬”呢?制度上可循的原因在于美国国会独掌着关键而根本的“钱袋权”,这就决定了白宫、国务院等行政机关可以紧急调用的财力有限。同时,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来冷眼看去,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更多出于安全、经济、形象等多方面战略利益的考量,而对中国的捐助则是“姿态大于利益”。正如国际关系学大师摩根索认为的那样,任何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看到了这一点,就应当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应把对外援助与慈善混为一谈。对外援助代表的是政府,政府当然要考虑战略利益。但慈善不同,慈善更能体现的民众的情意。
    
    美国始终是一个相当崇尚慈善捐助的社会。比如,作为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就曾在遗嘱中要求将其遗产资助那些“品格优秀而有才华的已婚青年人”。根据《时代周刊》的统计,仅2002年一年内美国人的捐赠额就高达19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生产总值的2.1%。而现在美国巨富中流行的趋势则是,捐钱越来越早,往往刚富起来就捐,许多人在壮年时就把大部分财富都捐出去。美国信托2007年调查,在拥有500万美元可投资性财富的美国人中,他们的财富只有20%被继承了。
    
    更需要我们理解的是,美国普通老百姓是一支慈善捐助的大军。美国一年4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美国报纸不久前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有一位老人一生省吃俭用,最后把所有积蓄共计百万美元全部捐献给了红十字会。这次美国红十字会对四川灾区的第一笔捐助就达到1000万美元,这些钱主要来自于民众的捐助,其中说不定就有这位老人的捐款。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与中国四川地震相关的新闻,还有专门开设的为中国灾区募捐的网页,最少捐助额为10美元,民众的捐助正在源源不断地增加。
    
    除了红十字会,还有很多慈善基金会都在开展对中国灾区的捐助活动。笔者的一位朋友住在明尼苏达州,她所在的小区教堂,上周最主要的一项活动就是为中国灾区募捐,有很多孩子拿出了他们的零花钱。另一位在纽约工作的华裔朋友说,他所在的华人社团上周也募集了上万美元,将通过一家慈善基金会转送给中国。这些普通人捐出的钱虽然不多,但却体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爱心。
    
    慈善基金会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强势存在,符合了美国“小政府、大社会”传统政治的审美要求。作为非营利部门,基金会在政府和市场缺位的情况下很好地“补台”,分担了那些政府“没有做、不能做或者不愿为之”的社会事务。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基金会等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必要地协调、参与管理好更多社会事务,这更是美国正构建为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此外,法律在规范基金会运作的同时,也对捐款人安排一定的行为激励:达到某一额度的捐款者可享有减免某些税收的优惠政策。虽然此激励曾被指责为大额捐款人投机避税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它实现了在“藏富于民”的美国社会中充分动员财力的积极效果。
    
    从50万到2300万美元之间的悬殊差距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的是值得借鉴的经验,应当看到的是慈善捐助的作用。慈善捐助决不应以多少而论,它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才是我们理解世界、世界理解我们的纽带。如果因为美国政府捐得少,忘记了美国百姓,那我们就真的亏大了。▲(作者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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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富人该多捐款吗
    
    编者按 抗震救灾对全国民众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责任是一场考验。连日来,全国上下纷纷发起向灾区的爱心捐助,爱心无价,真情永存。许多名流慷慨解囊,颇受赞赏。但也有不少名人大亨的捐助与他们的声名和财产不成比例,颇受非议。本报今天刊出两篇文章,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论点,以期引起讨论。
    
    赚得多,责任也多
    
    张敬伟
    
    “小巨人”姚明捐款200万元人民币,与他的名声与每年过亿的收入相比,简直是凤毛麟角;地产大亨王石、潘石屹都仅捐款200万,还不及大城市繁华地段一套房的市价……虽然这些捐款绝对额不算少,但是,相比于他们的名声、收入及其应当承负的社会责任来说,这些捐助似乎很不相称。
    
    2005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NBA明星中出名吝啬的加内特,慷慨地拿出了120万美元。收入和名声远比加内特高,四川地震也远比那次飓风严重,被青年人称之为“偶像”的姚明怎能如此“落后”呢?万科老板王石十年来,年均用于其爱好登山的费用都动辄几百万,难道登山比救助受灾同胞更重要吗?他一直在社会上呼吁的企业责任、文化形象就是这副模样吗?更糟糕的是,在18日晚全国“爱的奉献”抗震救灾募捐晚会上,数百名人与企业积极参与,而那些充分享受国家发展并获暴利的房地产商们,竟然“集体失语”,没有一人出来捐款,实在是全国房地产业之耻!难怪有网民斥责,“这些盖房子的良心都跑到哪里去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少下岗职工和困难群众都竭尽所能,出钱出力,那些声名显耀、坐拥豪车豪宅的明星和大亨们,仅仅奉捐数万,这样的爱心显然是不够的。名声越大,财富越多,社会责任意识就理应越强,这是社会公理。美国首富比尔?盖茨曾说:“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哪些人的名声、财富和责任倒挂,哪些人的名声、财富和责任相符,透过这场天灾已然分晓。成龙慷慨解囊千万元,不愧为娱乐界龙头大哥;邵逸夫夫妇爱心奉献一亿,显示出高尚的道德境界。
    
    苏格兰头号首富亨特认为,“不想把十亿镑财富带入棺材。”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至理名言是:“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和中国民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财富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如此,亨特捐出10亿英镑,美国股神巴菲特捐出85%的家财,美国首富比尔?盖茨更决心几乎将所有家产投入慈善事业。我们不指望中国的名人、大亨们在财富观上向世界著名慈善家看齐,只是希望他们在社会危难时期恪尽应负的责任而已。名流们的地位、名声和财富,都来自于社会,国家有难,责无旁贷,更重要的是,名流用相应的巨款回馈社会,对整个社会都有道义号召和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名流们是决不应当退缩的。
    
    如今,地震灾区开始进入重建阶段,还需要社会更多的、持续不断的捐赠。笔者建议,一方面,政府可以参考慈善业发达的国家,加紧完善一些关于慈善的法规,鼓励更多的名人富人多捐款、多奉献;另一方面,在当前“国难当头”的时候,政府相关部门有责任对企业、名人“论功行赏”、“奖罚分明”,甚至设立并完善类似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指数,对于一些积极捐款或通过其他方式支援灾区的企业和名人,给予更多嘉奖和优惠政策。而在社会舆论方面,要给那些吝啬的富翁们形成一定的压力。▲(作者是江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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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捐助是志愿
    
    戚 华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救灾捐助都是一种志愿,而不是一种义务,更不是一种赋税。你多捐说明你道德水准高尚,有社会公德心和爱心,别人少捐、不捐,只能说明他有他的想法,或许有他的难处,未必就能代表他没有责任心,或是不想帮受灾同胞尽一份爱心。我们不应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捐不捐、捐多少,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对这种基本的权利,应该予以基本的尊重和起码的理解。
    
    对灾区同胞的奉献和爱心,也有多种方式,有的可以立即引起媒体的关注。比如,慷慨捐出大笔善款。有的则未必会引人注意,比如长期救助孤儿,为灾民们送去他们需要的衣物、用品等。更重要的是,有的富人愿意公开宣布自己捐了多少钱,还有的富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即便是捐了款,也不愿意公开去讲,大家不知道,以为他们没捐多少钱。
    
    慈善捐助重在心意,心意是无价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没有必要把慈善折算成“钞票”。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捐所有财产和捐1元钱,都理应被视为一种爱心的表现。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应该以正面号召、树立典型的方式,去鼓励任何形式、任何数量的捐赠,而不是设立一个“占本人财产多少百分比”的硬性杠杆,以反面批评的形式来掂量你的爱心有多重。换句话说,捐款多是值得赞扬的,但捐款少却不应受到公开的指责,这才是一个社会成熟慈善事业的表现。尤其是对企业家来说,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并不只能看他们的慈善捐款有多少,还有诚信守法、照章纳税、扩大就业和保护环境等等,甚至做好自己的工作,管好自己的企业,都能体现出他们是否尽了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现在,如果我们用“示众”、“排行榜”来逼迫名人、富人捐款,甚至谩骂一些捐款少的人,显然已经脱离了慈善的本意。对于名人和富人,社会压力时时存在,名流需要督促,但同样也需要社会的鼓励和爱护。让救灾捐助成为名流们的一种物质和心理负担,对普通人来说,虽然解气,但无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笔者认为,在捐款问题上,每个人都应该严于律己,先要求自己做到乐善好施,慷慨助人,而应宽于律人,对慷慨捐助者热情鼓励,对犹豫不决者善意推动,对缄默者可以批评,但不应以“别人比你穷都捐了,你为什么不捐”之类给别人定尺度、下评判。毕竟这是道德而非法律层面的问题,你也不是道德法庭的法官,任何人只应也只能从自己做起,把自己管好,而不应一味苛求他人。事实上,许多激烈指责他人“不慷慨”者,自己做得也并非很好,即使做得很好,对于一个道德修养高尚的人而言,那不也是应该的么?
    
    只要真正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整个社会风气和公德水准就会在润物细无声中得到提升,同情心、公德心和爱心才能成为全社会的公心,社会上所有需要关怀、同情的人和角落,才能被全社会爱心的阳光所普照。▲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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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计中国,法国《解放报》失民意
    
    翟 华
    
    “此次灾难正在转变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感知,缩小了围绕着奥运而起的争议”,17日美联社报道中的话道出了当前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态度转向。
    
    然而,就是在许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灾情的报道趋于平实客观的同时,也存在若干极不和谐的噪音。以法国《解放报》为例,这家报纸自汶川地震发生后一周内发表了十多篇相关报道、评论和分析文章。非常遗憾的是,这家素来以批评中国而著称的法国“左翼”媒体(曾以“给中国一记耳光”的语言描述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遭遇的干扰),并没有因为地震灾难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创痛有任何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倾向。
    
    该报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坚持以负面为主的新闻导向,在灾区看不到任何拯救生命的感人事迹,看不到勇气和希望,到处是“绝望”、“愤怒”、“混乱”,还对中国政府的救灾努力和中国媒体对抗震救灾的详尽报道做出了另类“解读”。该报驻京记者Pascale Nivelle女士在16日发表文章“一场被利用得如此之好的灾难”,甚至还嫌这样的标题太隐晦,竟加了个副标题“北京要大家忘记对西藏危机的专制处理”。配合这篇报道,《解放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计算”的社论。这两篇文章对中国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指挥救灾的行动冷嘲热讽,居然说这是为了“平抑通货膨胀中的愤怒”,还称中国政府抗震救灾和媒体的公开透明是精心计算的战略,其目的是让大家忘记西藏危机和抵制奥运会开幕式的呼吁。
    
    借用《解放报》的语言,该报发表这篇文章以及社论也是“精心计算的战略”,其目的是把法国公众对于中国震灾的同情和关注拉回到所谓“西藏危机”和“抵制奥运”的陈词滥调上来。然而,从法国读者和网民的反应来看,《解放报》的战略不仅完全碰壁,而且适得其反。《解放报》网站上,那两篇文章下的留言显示,绝大多数法国网民都对《解放报》这篇毫无事实依据、违反新闻报道基本准则的文章感到不齿。
    
    一位网友感到困惑:“实在想不出记者怎么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另外一位网友的答案是:“在这个记者脑中没有别的,只有政治。”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篇文章的低俗达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作者不配记者的称号。她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日常工作没有丝毫了解。如此轻率的结论,如果不是愚蠢和低能,就是作者以为我们会轻率地盲从任何反华举动。”更多的网友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批驳:“这是一场自然灾害,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救人!政治与男人、女人、孩子们的生命无关!”“ 您是否知道,中国人也是人,而且在灾区藏族人口占30%。请你先有一颗人心,然后再维护人权!”中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救灾行动得到了法国网友们的赞誉:“我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是我赞赏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救援自己公民的行动!”“这篇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想像一下,如果震后中国总理两天后才到灾难现场,这位记者又会怎样说?”
    
    透过《解放报》这篇奇文,法国网友们对本国媒体就中国报道的“客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有位网友以调侃的语气写道:“我算看透了,中国要么做得太多,要么做得太少,总之在某些人眼中永远不对。”另一位曾经在中国居住过的法国网友留言说:“我搞不懂为什么总是有这样的反华宣传,可惜对中国和她的历史不了解的大多数法国人只能看到这些自认为拥有‘真理’的媒体的宣传,我已经很长时间不相信法国媒体了。”还有一位网友在“致《解放报》”的留言中写道:“以狂妄自大和逢中必反的心态评价中国事务是‘法国病’,建议贵报记者及早走出思维误区。”
    
    
    看到这些法国网友的留言,一位中国网友不禁用法语留言写下了“太谢谢了!”,对这么多清醒和客观的法国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我想,我们应该感谢的还不仅是这些维护新闻准则的法国朋友,也应该“感谢”《解放报》的记者和编辑部,用写得如此偏颇离谱的文章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热诚的法国网友,见证了真实的法国民意,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中法乃至中西方沟通的希望。▲
    
    (作者是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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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社会大进步告慰受难者
    
    孔寒冰
    
    学会在应对灾难中进步
    
    汶川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和随之而来救助行动对中国人情感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是前所未有过的。在它们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除了不停地流泪,都在公开或默默地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除此之外,人们还有另外的一种强烈感受,那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场地震给遇难者带来的伤害是永恒的,所有幸存者都宁愿那一天只是一个梦,醒来后一切如初。但是,自然灾害很难避免,我们必须坚强,我们必须学会在灾难中前行,以便在以后的发展中不再重复、减少甚至避免类似灾害造成的损失。从几年前的“非典”到今年春天的南方冰冻和不久前的胶济铁路撞车事故,对比之后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对意外灾害的反应越来越迅速,调动与整合全国军政民各方力量的能力越来越强,应急措施和机制越来越健全,救灾技术和设备越来越进步。从这个角度说,这场灾难为中国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社会的进步固然离不开高瞻远瞩者的远见和设计,但在许多时候,我们又只能从应对灾难的过程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比如,日本的房屋防震性强,抗震救灾技术比较先进,就与地震的频发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失有关联。日本人正是在不断面临的地震威胁中,学会了应对地震、减少生命财产损失的很多方法。欧美很多国家的危机管理机制也是在应对天灾人祸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
    
    当然,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没有人愿意看到如此惨烈的灾难。但问题在于,天灾及其后果带有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灾难已经发生了,社会就必须以相应的或更高的进步应对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灾难。比如,把房子建得更结实,把各种防患于未然的应急预案制订得更多、更周全,经济和社会发展设计和规划更加科学,等等。这才是对受难者最好的告慰。
    
    人们的心灵秩序得以重组
    
    数万遇难者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无力挽回,我们只能用空前的社会凝聚力和真正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希望能减少遇难者家属们的苦痛。
    
    正因为此,中国许多年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之多的人被感动。正是这种感动,让我们看到了许久以来似乎渐行渐远的人间真情。面对四川灾区,人们不再冷漠,不再争执,都在用心默默祈祷和祝福,都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实际表达自己的一份真情。这种感动和真情可使死难者得以安息,可使受难者拥有精神上的抚慰并且重新燃起他们生活下去的希望,可使以各种方式救助受难者的人心灵得到净化。
    
    在这场地震及其受难者面前,中国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他们不再分地区、阶层、职业和贫富,骨肉同胞和血浓于水的认知得到了升华,“中国”和“中国人”变得空前亲切。爱国不是空洞的和情绪化的口号,而是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具体行动。这些行动不论大小都是那么的纯洁,都不再掺杂着某种情绪化的宣泄目的。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赛跑,抢救出尽可能多的人,减少尽可能多的损失,防止次生灾难的发生。地震可以一时地摧毁物资上的秩序(家园沦为废墟),打乱生命上的秩序(许多人遇难),却重组了人们心灵上的秩序,人性和大爱成了主旋律。只有这样的主旋律能够持续下去,和谐社会在中国的建立才有可能,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营救一个又一个平民百姓的努力中就会变得鲜活起来。
    
    世界看到更加真实的中国
    
    近年来,国内外常常讨论中国崛起,但是,人们的着眼点往往集中在诸如GDP总量的快速增长、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等所谓“硬实力”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不断扩大等所谓“软实力”方面。这些当然都是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不是崛起的全部,甚至可能不是核心因素。一个国家崛起的支撑点除了软硬实力外,还需要两个支点,一是政府的号召力和应急能力,二是民众的响应力和凝聚力。没有这两点,软硬实力的增长也很难持续下去。
    
    四川地震无疑使中国经济实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但这对整个国家来说只是“表皮伤”,政府的号召力和整合力量的应急能力却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这对中国崛起更为重要。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民众财产损失的弥补和心灵创伤治愈,而且可以使中国在今后发展中减少天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从长远看,后者更为关键。
    
    民众是一个国家崛起最主要的基础,没有民众的响应和齐心协力地参与,再好的政府和再好的政策也是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在这场地震中,民众的响应更多地表现为自发的行动,是灾难和灾难的受难者把民众凝聚在一起。13亿人的响应力和凝聚力是超强的,这是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力量。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中国还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和胸怀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及时并持续地播放了这场灾难及其惨烈的后果,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抗震救灾的风采,感动中国的人和事也感动着世界。透过在这场灾难中产生的冲击和震撼,整个世界都更加真切、更加全面地看到了中国的崛起。这种崛起不只是简单地以GDP为指标,而是建立在政府的“以人为本”的政策和民众高度认同的基础之上。
    
    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汶川地震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它重新整合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许多方面。在地震中遇难和受难的人,同样也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中国崛起的历史上,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中,也理应有他们的一座。▲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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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看中国,眼光变了吗?
    
    编者按 过去几周,整个西方都对中国的抗震救灾惊叹不已。西方对华印象究竟变了什么?什么没变?西方是怎样看中国的民间力量和重建工作的?本报邀请了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丁刚、联合国专家顾问马千里(Jean Marie Cishahayo)、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克朗凯特新闻与传播学院吴旭博士等四位专家进行探讨。
    
    对华印象改变了多少?
    
    马千里:我1987年就来中国了。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紧急的情况。从全国关注和影响程度看,这次抗震救灾可以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国家整体行动。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最高领导层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在灾区,他们都会等下面处理好了后再过去。毕竟,地震之类的灾害刚结束时,灾区还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却能始终和老百姓在一起,加上中国军队的表现,是胜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换成非洲一些国家,只能干等着国际救援,但中国却在自救,而且成绩显著。对中国救灾,我周边的外国朋友没有一个说负面的看法。他们只是担心重建过程中老百姓的生活。当然,在救援过程中,国际社会曾有过不满意之处,认为中国允许他们进入救援的时间太慢。我可以理解,这是中国考虑到国际友人的安全。未来只要完善应急机制,规定什么样的情况、多长时间,以及国际救援可以到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我来说,最有争议的还是中国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问题。一些中国企业的和个人的捐款受人争议,这本身就说明“社会责任”问题在整个中国并没有形成共识。
    
    吴旭:汶川地震后,龙门山断裂带被抬升了4米,四川盆地下降了4米,这种地理学概念上的地层位置错移现象,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所有国家和媒体对中国重新认识的程度,主要表现在: 否定中国的声音减少了,肯定中国的报道在质和量上都有大幅提高。这是因为今年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地震和奥运,以大悲大喜的形式,极度地冲击着世界上所有人的心理底线,并用显性、急迫的方式激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心态调整。这种调整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并将持续震荡一段时间,不仅各国政府在调整对中国的认知和定位,各国的意见领袖、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包括外国驻华企业,都在重新审视中国,也同时审视自己的中国观。
    
    但是,现在需要注意的是,从公共关系学上看,应对危机通常分为预见规避期、危险控制期、紧急应对期和调整修复期四个阶段。我们当前已经进入调整修复期,许多前期隐藏的、没时间也没心情顾及的问题,都会显现出来。一般而言,一场大灾的5到6周后,受灾者在初遇家破人亡时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坚强感或麻木感会逐渐弱化,而有关媒体基于同情、道义基础上的“礼貌性善意期”也会慢慢结束。这时候,一些关于灾后安置、保险理赔、捐款处理、责任调查和疫病控制等问题,极易被某些西方媒体刻意炒作,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新一轮的伤害。
    
    裴敏欣:要让西方重新认识中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转变。汶川地震后,西方主流舆论给予中国正面评价,尽管现在看来还很难说这种正面评价会持续多久。但是,几个西方世界基本的看法已经被扭转了:一是中国政府是可信的、透明的,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和领导能力,也是值得敬仰的和受中国人爱戴的。二是整个中国社会是能够被动员起来的。第三,中国媒体此次给予了全力报道,而且公开透明。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国内有人说西方认识中国进入一个拐点,这种看法只能是值得期待的,但并不一定确切。一方面,西方还是认为,这次中国媒体的开放是偶发性的,是否会持续,西方还在质疑。二是,虽然这次中国公民社会显现了民间的自发力量,但是,在西方看来,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也还不确定。所以还需要时间,才能改变西方对中国发展基本的、传统的思维定势。
    
    丁刚:的确,思维定势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两次事件就可以改变的。正因为如此,我对西方对华印象的变化有不同的看法。这次中国的抗震救灾,西方媒体正面评价不少,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因为西方没有想到中国会这样做。按照西方对中国的思维定势,中国政府的动员组织力量比较强,他们是能够想到的,但这一次的反应这么快,组织得那么好,而且坚持以人为本,处处事事体现出对民众的关爱,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没有想到”今后如果不断增多,最终就会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因为,有些变化很可能并不是西方所期待的,这样的变化增多反而可能会让一些西方人感到更加担忧,更加难以理解中国。西方有可能会在中国的发展中找到与他们相似的地方,这些相似的地方会唤起他们的共鸣,但关键在于,那些不相似的地方,他们能不能认同。这是我们在审视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化时需要注意的。
    
    西方怎么看中国民间力量
    
    马千里: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许多令人感动的事情。中华民族本来就很团结,这次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应该做到的。这次西方非常惊叹中国的团结精神,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中国人的新现象,事实上,中国人应该有自信,不是西方发现了中国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远比大多数民族团结,否则怎么会生存了几千年呢?现在西方有人质疑,中国人的这种团结还能持续多久。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就应该把当前由于经济发展过快导致的“个人优先、社会次之”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点,甚至根除,这是一个非常持久的问题。
    
    吴旭: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的民间力量,尤其是沿海和东部地区数亿民众表现出来的强大公民意识和救助能力,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从主观意愿上丝毫不亚于美国那样有强大慈善组织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4月份开始,中国一些“80后”、 “90后”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更是让人刮目相看。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上公开亮相,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新形象。另外,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志愿者团体,也能从客观上帮助纠正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错误认知。西方常用狭义的、带有侵略排外性的“民族主义”来形容现代中国的民族情绪,这是非常不准确的。这一次抗震救灾中,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仅有手足同胞的亲情,还有对同一个文明的认同;不仅有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还有感同身受的家园意识。每个中国人都发自内心地喊出“四川,挺住!”“我们都是汶川人!”的口号,仿佛那一刻,我们都是一家人。事实上,只有中国的语汇里把“国”称为“家”。这种强烈的家园意识、文化意识、集体意识,是西方世界所没有的,也是值得我们发扬的。
    
    丁刚:对中国民间力量的认识同样存在一个“没有想到”的问题,不是中国的民间力量因为一场地震而发生了巨变,而是西方甚至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都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民间力量发生巨大变化的30年。可以说,通过今年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拉萨“3?14”暴力事件,奥运火炬传递在西方国家遇到干扰等,西方对中国民间力量的认识与过去会有所不同,特别是民间力量所展现出的爱国主义激情。这次抗震救灾更会让他们明白,发展模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会出现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问题只不过是这个现代公民社会在很多地方可能会与西方不同而已,它必然会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的传统精神和民族意识。
    
    裴敏欣: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西方主流并没有感觉到中国民间力量在与西方舆论交锋。中国声音是在自己的舆论平台上出现,西方言论极端者与中国网民,并不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中国网民的平台是互联网、以中文为主,而西方的则在少部分西方媒体上。两者是平行的、并不交错。西方主流媒体偶尔感觉到中国网民的巨大声音,也并不当一回事,而是贬义地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中国的民间力量如何影响西方主流媒体,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任务。
    
    怎么看重建工作
    
    裴敏欣:一些西方人看来,重建不仅应在灾区,更应该包括中国公民道德、社会风气、民族凝聚力等全国范畴之间进行。这话是对的,救灾呼唤着中国人能够重拾过去的道德,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善良之心,这些都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重建的契机,涉及到中国整体社会的正义感。这次中国人表现出的巨大的善良,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千万不要把这次地震造成的深远影响,与当初1919年、1949年、1978年之类的相比,那样就拔得太高了。实际点说,这次救灾应该给了中国一些建立自己公民社会的新思维。
    
    马千里:西方现在可以说看到了不同的中国,不仅在国民精神,也在于中国西部艰险的地势,给中国发展以及在灾难中救援工作带来的脆弱性和复杂性。在救援的最初一段时间,中国交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给中国的启示是,如何解决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提高西部偏远山区救出的交通问题。这可能需要非常深层次的智慧。未来随着全球变暖,各种自然灾难还会有,中国未来最主要的挑战可能还不是来自于人为因素,更应该在于自然灾难。重建问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硬件方面的建设,对中国不算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在社会文明、人文精神、制度法律、教育等方面的重建,国际社会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多听听他们的建议,特别是联合国方面的建议。毕竟,汶川大地震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世界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非常愿意与中国配合,从不同角度提供不同经验。
    
    吴旭:从传统安全观上,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威胁最有可能来自于外国尤其是西方的入侵;但事实上,在核时代,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入侵中国。而从这次地震灾害的惨重程度来看,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危害,甚至高于一场局部战争。因此,我们首先要把防灾救险上升到一个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并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来构建制度、协调机构、组织实施;这样才能符合国家安全新形势下的要求。
    
    其次,中国要考虑如何构建相关制度法规,以适应中国国民不断增长的公民意识,引导并善用民间力量。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成长得那么快,不懂得如何利用,不仅是浪费,而且会挫伤民意。在慈善业发展、非政府组织管理、社会舆论监督等各个方面,中国的有关制度还不够健全。我们不主动改,在特殊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出现公民或团体突破制度的现象。
    
    另外,我觉得,这次大灾也给我们如何融洽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需要主动出击,给西方了解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表达感谢,那么多国际救援物资和人员到中国投入救灾,中国应该有所表示。我建议,国家相关部门不妨可以制作一系列短片或公益形象广告,主动到西方媒体里播放或刊登;一来感谢世界对中国的帮助,二来借此机会,向世界讲述一个人性化的中国、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一个坚强的中国、一个梦想奥运的中国。要作到这点,时机最重要;我们必须抓住最近这个新闻热点周期,塑造中国知恩图报、温情人性的善意形象,培育和推动这一轮良性的认知互动。  
    
    丁刚:最近,我见到一位来中国开会的美国学者,我问他,现在美国人最关心中国的什么?他说仍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美国人一直希望能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看到,中国究竟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有了这样的确定性,美国人才好制定他们对华的策略。我感到这位学者说的模式,其实就是希望能用他们原有的那套理论来套中国。可以想见,重建工作开始后,西方仍然会用他们那一套来套中国,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种论调,要静观中国会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什么叫真正的变化?显然,他们不是在理解、认同中国,而是要“套”中国的变化。只有在更多的、更有效的结果显现出来之后,西方才有可能慢慢地转变到理解和认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将会伴随着中国复兴的整个过程。▲
    
    (本次讨论由王文主持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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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防西方有人借骂中国出名
    
    江肃京
    
    莎朗?斯通是谁?十多天前,她只是一个过气的好莱坞女星。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她拍过什么片子,即便对于能记住她是谁的人来说,她长的什么样也已在记忆中模糊。在中国,这个演员的片子甚至都没有公映机会。但是,十来天前她对四川地震大放厥词,在引发中国人极大愤慨的同时,也在中国迅速地“走红”,此事甚至还招来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于是,这位姓氏中文意思为“石头”的女星实现了其50岁人生的世界最高媒体暴光率。一个多星期来,人们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她说了什么转移到她是否道歉,然后开始关注她的生活和动态。再过一段时间,她赖以生存的西方娱乐圈根本就不会记得她说什么,但她的“演艺生涯”却可能因为这段时间的暴光率而“枯木逢春”。
    
    这个女演员的“口误”会不会是一次精心策划出来的自我炒作呢?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近年来,在西方,攻击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成为过气的娱乐明星、新闻记者、学者、末流政客甚至商界人士成名的诀窍。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发展最迅速的国家,又是一个越来越对西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的遥远国度。“中伤中国”,当然不会引起周围人的反感,弄得好,还能以捍卫西方利益之名博得“正义、果敢”的美名,就算弄得不好,引起中国人的反对,那也无关痛痒,大不了不去中国,却反而可以趁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西方名利场上本来就有一个“潜规则”:越是过气的明星,越是想一夜成名的记者或学者,越是想拉到更多选票的政客,就越是会借用百姓的情绪,有意制造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词,引发轰动效应,而中国常常会因此而成为“替罪羊”。
    
    在娱乐界,那位借达尔富尔问题炒作中国的女影星早已年过六十,最近忽然时来运转,听说她许多年前的片子要被翻拍了;那位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的好莱坞导演,原本执导能力已经在走下坡路,屡屡受人诟病,但却最终因敢于与中国“背道而驰”而获得美誉;2001年,那位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的华裔律师,现在只要一出书就会被译成多种文字,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大学至今还纷纷邀请他做访谈,搞讲座,就连美国国会也邀请他参加听证会;有位南欧国家前总理恶毒攻击中国“把小孩子们煮了作肥料”,顿时博得大名,屡上头条新闻,又为其政治生命打上了强心剂。
    
    路透社的一位专栏作者曾经对有些借贸易问题对中国发难的名人雅士做过一番评价,用在这些借中国而出名的人身上,也十分恰当。他说,你看看那些用贸易高调来攻击中国的人吧,他们要么是白宫之外的政客,要么就是想削尖脑袋往里钻的人,只要他们进入了白宫,腔调没有不变的。说白了,那些谩骂、攻击中国的人并非没有“政治立场”,他们最大的“政治立场”就是能当上官、能出大名。
    
    很多中国人听到那些攻击中国的言语狂妄、无知和充满偏见,总以为那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不了解。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愿意了解中国。中国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为了成名,或是达到别的什么目的借用的工具而已。
    
    事实上,一些西方人士谩骂、攻击中国,就是希望能有回应,回应得越强烈,他们反倒会越高兴,越是求之不得。而我们的回应之声,往往又会被西方媒体炒作,无意中又替那些谩骂者扩大了影响。更应当注意的是,有的时候,这些所谓非官方的攻击中国的声音,常常会被某些西方政客所利用,成为要挟我们的“民意”借口。对此,国人和媒体需要有谨慎之心,要先明辨那些言论是个人的无稽之谈,还是潜藏深层的阴谋;是连西方舆论自己都一笑了之的鬼话,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言论;是事关大局的造谣污蔑,还是某些人士的哗众取宠之举。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确定正确的应对策略。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各种关于中国的奇谈怪论还会不断出现,甚至还会有更为狂妄、恶毒的语言,这样的刺激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我们需要学会理性地面对这样的刺激,既要敢于表达情绪,又要善于表达情绪。中国南方有句俚语叫“不理你胜过打你”。对于那些想要借骂中国而出名的人,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冷落、漠视、不理会他们,不给他们任何炒作的机会。▲(作者是北京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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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如何迈过“心理坎”
    
    刘 迪
    
    “急速升温”是过去三周中日关系的真实反映。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小插曲,比如,几天前,两国舆论热议“日本自卫队军机是否进中国参加援助”,使得救援物资运输的问题,变得敏感而复杂。这正是中日两国政府、媒体和国民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中日关系如果要继续往前走,就需要有更多的共同利益,需要通过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一点一点地加固民意改善的基础,才能使这些敏感问题不再敏感。
    
    中日心灵距离有多远
    
    中日之间的心灵距离究竟有多远呢?汶川大地震后,中日关系迅速转变,开始出现“善意循环”:首先是震灾巨大的伤亡,震撼了日本列岛,牵动了饱受地震之苦的日本国民的关爱之心。日本政府与民间,都以最短时间表达慰问并开始提供支援。其次,面对日本政府、国民的同情与支援,中国官民衷心感谢。这种深切的谢意,又感动了日本。
    
    日本民族是非常自尊的民族,很在意他人的目光。当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后,老布什总统曾对各国表示感谢,唯独忘掉出资130余亿美元的日本。这件事让日本国民很受伤,也很愤怒。长期以来,日本认为自己在国际上发挥了作用,没有得到相应的尊敬,而中国的“感谢”让他们有种“如愿”的感觉。
    
    民族的情感如同个人的情感,往往也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剧变。上世纪30年代,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在《风土》中指出,日本人感情特性属于“季节性与突发性”并存,“恰如季节性的台风带有突发性的强度一样,当感情从一处转向另一处时,也容易露出突发性的剧变。”二战结束前后,日本对美国敌视态度的转变,宛若台风吹来忽又消逝一般。而此次地震冲击了同样是自然灾害频仍的日本,唤起了日本国民对中国受难者的关爱之情,为最近20年间日本对华的深层心理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暖流,也让我们看到了两国民间未来增进了解的希望所在。
    
    最深层问题在于心灵沟通
    
    抗震救灾促成了中日之间的心灵激荡,这正表明中日最深层问题可能并不在经济或政治,而是在心灵沟通。这些年来,中日两国交往日益增加,但遗憾的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却未成比例发展,反而有疏远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知识界重新发现鲁迅。他们对鲁迅做了日本的解读,认为鲁迅精神体现的是民族独立与自尊。他们觉得,中国的道路,就是鲁迅的道路,对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日本知识界认为应以鲁迅精神来“抵抗”。那个时代,中日民间和知识层具有不少共同目标,例如,携手反核、支持日本冲绳归还运动。这几十年间,中日乃至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那个中日民间与知识层的“共同体”已不复存在,而新共同体如何建设尚未找到基础。
    
    这些年来,中日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让两国国民彼此的认识有些错位。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很多日本人有恐惧感。有的学生曾在笔者的课堂讨论中表达了这种恐惧的中国观。不少日本人还觉得中国“傲慢”,中国对日态度有种“威压感”,说话也不够谦和。在全球事务中,日本人觉得,中国不希望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愿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
    
    同样,日本的形象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也是十分矛盾、复杂的,尤其是日本右翼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所造成的阴影,依然萦缠在许多中国人的心头。而小泉时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让不少国人心存疑虑,无法在短期内增加对日本信任感。
    
    我们知道,外交空间的扩展离不开民意的基础,离不开彼此民众真诚的相互理解,而缺乏心灵沟通显然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政策调整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每当中日关系面临重大问题时,两国国民内心深处的这些“心理障碍”就会跳出来,使一些原本不是那么复杂的问题变得敏感起来,给解决一些问题增加了不少难度。由此看来,中日国民之间现在出现的善意还很脆弱。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心理障碍不可能一下子就消失,我们在心理上应当有所准备。
    
    如何呵护正在改善的民意
    
    中日关系与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不同点在于,它更多地受到双方民意的影响。民意不变,双方关系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小心呵护、精心培育这次在抗震救灾中显露出的、数十年来难得的善意,创造更多的改善民意的条件,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日关系的回暖来之不易,没有人希望重陷小泉时代的泥沼。就此,应该首先将“互信作为一种信念”塑造成中日外交实践的新模式。这就要求两国政府、媒体、民间三者互动,首先是共同呵护已有的善意,在两国发生误解时,应避免冲动,更多地想一想化解误解的方式,尽量为对方的决定留下必要的回旋空间。其次,要更多地挖掘和创造出能够引起民心共鸣的东西。两国思想界可以从共享的文化价值、社会共识中,寻找更多的共同价值,为双方国民迈过一些问题的“心理坎”创造条件,进而为政策推进创造更多空间。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扩大共同利益。过去中日关系曾经有过相互友善的民意,这与当初反帝反霸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有很大关系。如今,只有在区域化潮流、环保、能源、自由贸易等各个方面,切实推动中日之间的合作,中日之间民意的改善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这同样需要中日两国各个方面长期、耐心地共同推进。▲(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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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视西方体制,中国应更自信
    
    张维为
    
    ●一种政治制度好坏的衡量标准,说到底是老百姓的满意程度
    
    ●中西体制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
    
    ●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
    
    从几个民调说起
    
    一种政治制度好坏的衡量标准,说到底是老百姓的满意程度。今年6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意调查结果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领导人。今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西方6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六国国民对现状的满意度仅分别为4%、7%、19%、20%、28%、30%;不满意度分别为80%、67%、52%、41%、36%、38%。《纽约时报》去年10月发表了一个民调:68%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总体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远远高于西班牙(51%)、英国(44%)、加拿大(45%)、美国(39%)、法国(28%)、德国(25%)等,同一调查还发现:76%的中国人对未来表示乐观,也高于其他国家。
    
    如果上述民调确实反映了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本国现状的总体满意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的优劣等一系列问题。
    
    客观地说,中西体制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他坦率地对我说。
    
    吃西餐引起的联想
    
    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优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这使我想起了在一家德国饭店就餐的经历。见到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我的德国朋友笑着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但我们吃饭的仪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换刀具、杯子、盘子。我后来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比方说,过去30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了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发达国家: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2008年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2003年8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意大利像走马灯似地换政府,但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这正是西方民调为何有那样结果的原因。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一部分为内容服务,如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较卫生,就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程度的监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杯子,就像西方民主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尽管中西体制实现的“内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力。这些做法比较容易使公众有一种参与感,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但这种形式为百姓创造了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都想看,但看完之后又说没太大意思。西方国家,除了少数外,一般大选的投票率都仅有50%左右,但主要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往往收视率较高,说明很多老百姓只是要看一出好戏,要一种形式美,而内容上,谁上台都差不多。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中国人是很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中餐是不如西餐分食那么卫生,但只要加一双公筷,就解决了卫生问题,中西形式就接轨了。可见,在体制上,内容更重要,形式也不能被忽视。我们在形式上可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也可从自己的传统资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土洋结合创造出新形式。
    
    大胆走民主创新之路
    
    西方政治制度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在权力监督和制约方面,但在借鉴西方做法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我们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大胆地走民主创新之路。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该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竞选总统,这本身是对民主的巨大伤害,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勒曾提出的忠告: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者,另一种是民主激进论者。今天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属于后一类。
    
    我们在民主建设中要研究并超越西方模式,特别是超越美国模式。美国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土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往往又不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明了这一点,连美国2008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其《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承认:“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金钱者的利益。”就我个人观察而言,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之一是它的基层民主,特别是社区自我管理,而非劳民伤财的总统选举。所以,该借鉴什么,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
    
    好戏还在后头
    
    我主张“积小变为大变”,从我们身边无数的“小民主”开始,最终汇成中国的“大民主”。 “小民主”就是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如住宅小区的“阳光”管理、事业单位的“阳光”财务、单位第一把手权力的限制、各类论证会、听证会、辩论会、记者招待会、市长热线、电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访制度的完善和规范、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差额选举比例的扩大、各类的民意调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讨论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等等。
    
    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生活中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多,感到他们可以参与讨论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同时,这个改革的过程又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断受益的过程。民主与阳光共生,民主从身边做起,民主从小事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更为完整的政治改革思路,一定会适时应运而生,就像通过前16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 而无数的“小民主”的确立,最后一定能汇成中国整个社会和体制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的最终形式将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如果说30年前,我们中一些人还比较习惯仰视西方,那还情有可原,毕竟中国当时经济凋零,百业待兴。但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今天还是像一些人士那样,动不动就是美国怎样,西方怎样,就有点贻笑大方了,恐怕连西方人对你都要少三份敬意。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挖苦或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我们最终用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最终也只能来理解、诠释并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西方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这很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现在中国崛起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好戏还在后头。▲(作者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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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左派却远没有官方媒体这么温文尔雅。他们对地震的看法充满了斗志昂扬。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
    
    为什么,垮塌的偏偏是学校?
    
    李北方
    
    5月15日下午3点,地震过去72小时之后,38岁的赵昌限夫妇在聚源中学的操场上点起两只蜡烛、两根香,将一叠纸钱点燃。赵昌限胡子拉喳,神色疲惫,他的妻子蹲在一旁,一边用手拨弄着纸钱使其充分燃烧,一边无声地流泪,她已经很累了,哭不出声音。待纸钱燃尽,赵昌限让围拢在旁边的人闪开,点燃了一挂鞭炮。
    
    鞭炮响起
    
    每当一个孩子确定丧生,就有一挂鞭炮声响起,当地人称之为“升天炮”。3天来,这里鞭炮声不断,从密集到稀疏。赵昌限夫妇可能是最后一个放鞭炮的,聚源中学的救援工作已经在当天早晨6点左右停止,垮塌教学楼形成的巨大的废墟堆几乎都被翻了一遍。推土机开始清理曾经堆满尸体的凌乱的操场。
    
    这里的解放军士兵已经开赴汶川奋战了。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撤离的命令来自指挥部,因为继续救援已经失去了意义。当时,据围观群众称,还有十多个家长没有领到娃娃。同时,也有若干具遗体尚无人认领。
    
    有些人并不死心。来自成都市新都区的志愿者杨先生带头在废墟上空手搬动瓦砾,试图有所发现,但他凭双手根本无法改变瓦砾堆的形状。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在一边呼吁废墟堆上的人尽快下来,以免发生意外。他们都离开了。但过不了一会,又一群人爬了上去。更多的人是对着废墟在感慨。一名自称来自崇州的妇女说,她特地来现场看看,报道中的场面究竟是不是真的。
    
    这是怎样的一个场景。4层高的教学楼瞬间消失,只有两个楼梯间还保留着形状,西侧的一个几乎完整,东侧的一个则只剩一层高。翻动过的废墟堆,混合着钢筋、水泥块、衣服、鞋子、课本、书包。紧挨着未倒塌楼梯间的墙面的外侧,是教室的黑板,上面还写着板书。而每一层的楼板,沿着立墙面齐刷刷地折断,只有一点钢筋连接着,挂在那里。地震发生后,有多少老师学生就是这样脚下一空,陷入无尽的深渊。
    
    许昌限的儿子叫许佳雄,16岁,教室在二楼。孩子个子很高,许昌限比划着,说孩子已经长到一米七八,高他半个头了。地震发生前一天是星期日,孩子住在家里,晚饭后还出去跟同学打篮球,第二天很早去上学,许佳雄随后到林岩办事去了。
    
    地震发生后,他赶紧往回赶,5点左右就回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有两辆吊车在现场参与救援。他的孩子是午夜之前从废墟中挖出来的,腿部粉碎性骨折,后脑破裂,在后半夜3点左右就送往火葬场。那个时候,火葬场已经收到了60多具遗体。由于送去的遗体太多,直到14日晚才火化,他们夫妇在15日下午,到学校操场为儿子补放“升天炮”。
    
    面对死亡和眼泪,采访是艰难的,害怕伤痛伴随着回忆加重。记者不忍多问,劝许昌限不要太难过了,这个汉子没有眼泪,只是轻声地说,能不难过吗?
    
    他们是幸运者
    
    有不幸者,也有幸运者。幸运者就是成功从灾难中逃生的人。在聚源中学垮塌的教学楼中上课的是初二、初三两个年级,地震发生时,有两个班在上体育课,另一个班在紧挨着的实验大楼上电脑课,学生全部幸免于难。同时,还有不少机警的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成功逃生。
    
    15岁的文国婷是幸运者之一。她是初二?七班的学生,教室在一楼,她说能成功跑出来多亏了老师。当时他们正在上地理课,老师对地震的发现及时,立即对学生们喊“快跑”,可是只有一半不到的人跑出来,楼就塌了。说到这里,文国婷的眼泪喷薄而出。初二?七班共有75人,只有30多个在教学楼垮塌前撤到了安全地带。文国婷还听说,他们班有一位强壮的同学在逃生的时候撑住了窗子,帮着更多的同学逃了出来,这位同学自己也成功脱险了。但她只是听别人说的,不清楚这位勇敢的同学是谁。
    
    聚源中学教务主任陈老师,也对记者提到了初二?七班的地理老师在疏散学生时的表现,他说,这位老师姓蒲。陈主任对初二?七班掌握的信息是,这是一个60多人的班级,有50多人逃了出来。这与文国婷的说法差距很大。
    
    陈主任称,在地震中,有6位老师死亡,2男4女,其中包括一位22岁的女老师,今年刚刚参加工作,教化学。那位英勇机智的蒲老师,目前情况如何,记者截至发稿日仍无法确认。
    
    地震发生时,陈主任正在紧邻的实验大楼,即教室办公楼(也有一部分学生实验室,上电脑课的那个班即在此楼中)一层的办公室,他赶紧跑出来。强烈的地震让他几乎无法站立,等到他踉踉跄跄地跑出约100多米,正对着教学楼的位置,教学楼就开始坍塌了,坍塌的顺序是从西到东。
    
    约10分钟后,就有家长和老师赶来,开始抢救被掩埋的学生。陈主任说他自己就救起了3个,都是二楼的学生。第三个学生的腿被砸断,他往外拖的时候,听到了撕心裂肺的喊叫。一个房梁压在窗台上,在下面留下了一点空间,空隙中的学生急切地呼救,他和一位姓刘的老师向里面递了6瓶水,让学生耐心等待。这些学生都在解放军到来之后被成功救出。
    
    42岁的兰彬也是幸运的。他在都江堰当一个汽车修理工,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在吃饭,眼见着楼房在摇摆,路上行驶的汽车失去控制,横在路中央。他急着往回赶,路上搭了一辆奥迪A6车,这让他感慨,关键时候还是好人多。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地震发生后几分钟就赶到了学校,面对已经坍塌的教学楼,“脚都软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儿子出现在她的面前,孩子恰巧在上体育课。
    
    他们家住的平房几乎毁掉了,家具都压在了垮下来的屋顶下。他们邻居家的一对双胞胎女孩,都在那座教学楼里上课,被发现的时候,都已经离去。
    
    陈主任称,废墟下掩埋约380多人,有700多人成功逃出。但这个说法被附近的群众否认,他们都认为这不可能。文国婷的估计是,跑出来的有200到300人之间。根据陈主任自己的说法,教学楼垮塌之时,他从办公室跑出来才100多米,粗略估算也就是一分多钟的时间,按常理推算,的确不够700多人逃生。
    
    但记者还见到了就读于初三?八班16岁的宋涛,他的教室在三楼,靠楼梯较近。他说他们班有37人在坍塌前逃离。也许,确切的死亡人数和逃生人数,只有等一切恢复平静之后,才能有确切的统计。
    
    生死一瞬间
    
    老师在灾难发生时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们逃生的机会。一些家长认为,这里面有老师的失误,让娃娃们不要动,娃娃们也太听话了。陈主任也认为,是有的老师没有经验,当时的反应不够快。那座楼里在地震之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已经无法得知了,这些说法只能看作是一种推测。
    
    但该推测在初一?五班13岁的邱莉佳的回忆里可以得到一些参照。聚源中学初一的学生在另外一座楼里上课,那里是原来的聚源小学。该建筑在地震中没有受到太多的破坏,基本框架和外观均得以保留。邱莉佳回忆,地震发生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钻到桌子底下,过了约五六秒才有人开始往外跑。老师的反应是让大家不要慌不要跑。这个小姑娘像个大人一样反思,如果所有人都一窝蜂往外冲,“踩都不知道要踩死好多人”。
    
    向娥乡的中学和幼儿园都在地震中发生了垮塌,现场情况的惨烈比聚源中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向娥乡是都江堰市最偏远、交通最不方便的一个乡镇,救援开始的时间要晚一些。15日下午,在聚源中学的搜救已经结束10个多小时后,解放军士兵还在使用大型机械在向娥乡中学的废墟上继续挖掘。
    
    操场上,约15具遇难学生的遗体一字排开,无人认领。在场人估计,这些孩子的父母有可能在地震中遇难,也有可能在外打工无法回来。经过3天多的时间,尸体已经开始腐败,整个操场上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教学楼和邻近的教师办公楼一起垮塌,教学楼一侧的废墟已经翻过一遍,当时正在搜寻的是办公楼的位置。由于当时在上课,老师大都在教室之中,办公楼下掩埋的人据估计不会多。可是,仍有四五十个学生下落不明。指挥救援的驻渝某红军师的一位中校介绍,由于还抱着一线希望,不能使用大型机械,以免有幸存者二次受伤,所以行动进行得比较缓慢。
    
    22岁的小赵,中学就是在这里读的。他的一个亲弟弟和三个堂妹也都是中学的学生,除了一个堂妹恰巧跑到门口,只受了一点擦伤外,另外两个堂妹都遇难了,而他弟弟还没有找到。小赵和他的婶婶,也就是遇难两个女孩的母亲,还在等待弟弟的消息。
    
    这个中学成功逃生的人几乎没有,当婶婶说出某个人的时候,小赵立刻否认,说也是救出来的。教学楼坍塌的速度太快了,学生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小赵说,翻开废墟救人的时候,很多学生保持着坐在课桌前的姿势,连动都没来得及动过。
    
    距离向娥乡中学500米左右距离的院子里,是乡里的小学和幼儿园。小学的教学楼没有坍塌,所以楼内没有学生死亡。而当时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睡午觉,房屋坍塌后将一些孩子压在下面。
    
    43岁的陈洪生当时正在小学对面给朋友看铺子,而他的孩子就在幼儿园上学,所以他第一个冲了过去,把孩子们往外抱。他说,他和随后赶来的人一共救出了30多个孩子,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内。在屋顶垮塌下来的废墟中来回地爬,陈洪生的腿上满是擦伤的痕迹,他说当时他以为自己是出不去了,可是并没有停止救孩子。即便抢救及时,还是有十多个孩子死去了。
    
    民房都没垮得那么厉害
    
    震后的都江堰市聚源镇,道路基本未受损,大多数建筑物受损害的程度也并不严重。一个粗心的人如果空降到这里,也许不会意识到刚刚遭受过强烈地震的侵袭。也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下,聚源中学教学楼坍塌得很突兀。
    
    垮塌的教学楼坐北朝南,由先后建成的两个部分组合而成。据教务处陈主任介绍,东侧的一半建成于1987年,由中间的楼梯间和两边对称的教室组成,正是这一半率先倒塌,只有楼梯间还孤零零地站立着。西侧的部分,结构完全相同,建成于1998年。与教学楼西部分相连接的东西走向的是实验大楼,由教师办公室和部分实验室组成,虽楼体受到损害,但结构保存完整。陈主任就是从这个楼内跑出来的。
    
    实验大楼再南侧,是原小学的教学楼,即聚源中学初一学生的教室。教学楼面对的是操场。教学楼东侧自北向南依次是两栋学生宿舍,和一栋居民住宅楼。教学楼的背后则是食堂。
    
    在这样由一组建筑组成的学校里,只有教学楼发生了垮塌,而且垮塌得那么彻底。
    
    如果围绕着学校附近转一转,对比就更明显。周边红砖建的平房都保存着房屋的架构,只是屋顶塌落而已。
    
    聚源中学附近的一名居民对记者说,他自己的房子倒了,倒得心服口服,可是学校的教学楼为什么会倒。一名来自郫县姓闵的志愿者的感慨很有代表性:普通民房都没有垮这么凶。
    
    灾难发生后,政府的救援行动比较及时,解放军战士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尤其是温家宝总理当晚就赶到都江堰慰问灾情,并向死难者遗体三鞠躬的场面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也包括遇难者的家属,故而当地群众的情绪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但据记者了解,当地人内心怨恨的情绪还是很严重,主要集中在为什么只有学生的教学楼发生垮塌这件事情上。
    
    老百姓异口同声,认为教学楼早就已经被定性为危楼。但陈主任否认了这个说法。
    
    聚源中学的救援行动结束后,群众开始走向废墟,仔细查看建筑物的质量。一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对建筑比较了解,他指着折断的房梁给周围的人解释:房梁中只有两根主筋,虽然够粗,但数量太少,至少需要三到四根,且有一头没有弯;二排筋粗度不够,应该与主筋一样粗;箍筋太细,直径只有6毫米,应该是12毫米。
    
    其实,学校用房的低劣在全国是个普遍现象,这不单涉及设计与施工的问题,地震把这个问题更激烈地甩在了人们面前。
    
    学校的建筑标准
    
    在日本的阪神大地震中,许多房屋垮塌,但当时在地震中保存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按照日本的防震规划,学校的建筑防震级别最高,各级政府都把学校辟为临时避难所。地震发生的时候,政府会组织居民搬出自己的房子,到附近的学校集中避难。
    
    向娥乡中学的楼,建成于1998年。小赵上初一的时候,作为第一批使用该教学楼的学生搬了进去,当时每个学生还交了100块钱用于购买课桌等。该教学楼在建过程中,曾因质量问题,被停工半年多,后来继续兴建并投入使用。
    
    中学有一座新修建的宿舍楼,尚未投入使用,在地震中,一楼的阳台变形,但整体结构未破坏,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纹。旁边信用社的老楼,受损严重,却没有倒塌。学校南侧的医院也没有倒塌。
    
    一名从都江堰赶回来等待侄子消息的居民说,大家都承认这是天灾,可是为什么别的建筑不倒,偏偏倒学校的楼房?至少是一半天灾一半人祸,人祸的因素可能大一些。人们只是嘴上抱怨而保持着冷静。
    
    小学的旁边是乡政府。政府的房子也一起倒了,且有伤亡。
    
    中科院建筑设计结构专业的专家徐工对记者说:“在抗震等级方面,目前建筑业必须遵守的国家标准是2001年颁布、2002年 1月1日实施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四川的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附件A中有明确规定。其中北川、绵竹、汶川、都江堰等地的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
    
    事后看,应该说7度相对于这次地震的发生偏低了,这次地震在当地烈度相当于9度到10度,所以很多房屋都倒塌了。
    
    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杨榕表示,目前我国针对中小学校已有专门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对中小学校校址选择、平面布局、教学及辅助用房、建筑层数和构造、交通和疏散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对于中小学校建筑的抗震设计要求,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都有相应的规定。
    
    学校的教学楼很多属于长楼型,大开间,单跨式,少墙面,承力点少,结构设计上天然地决定了在高强度的地震面前的耐震性无法跟办公楼、居民楼之类建筑多跨超稳建筑相比。只要一个承力点断掉,整栋楼都会倒塌。
    
    一般诸如汶川这样的县级学校的建筑标准,是以结构级别最低的砖混结构为主,而一般诸如县级政府大楼,通常是以结构级别较高的框架甚至框剪结构为主。
    
    1976年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根据前往现场的结构工程师回忆,绝大部分房屋都已经倒塌,主要因为当时该地方普遍为砖混结构建筑。可见,尽量减少采用砖混结构可以缓解地震带来的破坏。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大部分地震设防地区都强制要求4层以上建筑改为框架结构,同时高层建筑中剪力墙结构或框架剪力墙结构应用更加普遍。
    
    多位专家都表示,根据国际结构设计规范重公共轻私人、重人多轻人稀的普遍理念,学校较之于政府大楼明显属于公共人群的重要建筑物,那么,学校倒塌的程度应该更轻。
    
    然而抗震设防烈度只是理论数据,实际操作中,当抗震度达到一定程度,每提升一级抗震度要花费整个工程几乎一倍的价钱。而不管是砖混结构还是框剪结构,如果统一抗震级别是6级,那么在相同的地震烈度下,不管是砖混还是框剪结构,都不能倒塌,这是设计规范的要求。所以,如果抗震要求相同,对结构级别较低的砖混结构,抗震设计要做的工作比框剪结构要多得多。
    
    面对一处处彻底垮塌的教学楼,记者无法判断它们是否都符合抗震设计标准,也无法分辨出,砖混结构的教学楼废墟里,究竟哪部分设施是为达到同级别抗震标准而比框剪结构的建筑物多做的工作。
    
    正如台湾的“9?21”地震后,立即限制建筑商出境,许多网友在互联网上呼吁,国家技术监督局或纪检部门应提前介入取证,并在全国范围内严查教育用房质量。据悉,建设部已要求当地建设主管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
    
    (记者杨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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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谁代表国家?谁在发动颜色革命?
    
    张宏良
    
    国丧三天的轰炸已经过去了一周,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谁代表国家?在哀悼日国丧期间进行大规模谩骂栽赃和陷害,不到3天时间超过500条的肮脏轰炸,其行径之野蛮暴虐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最无耻的流氓。最近之所以连续介绍两组右派网站的文章,就是想让大家了解哀悼日期间的肮脏轰炸并非是来自一般意义上的右派。因为右派辱骂左派的罪名一般都是什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集权主义或者文革余孽等,决不会辱骂左派是准备发动颜色革命的叶利钦,是准备推翻中央政府的美国特务,可见,哀悼日轰炸的那些人绝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右派。不过这些人至少在客观上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目前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利益和美国利益的争论,是中国势力和美国势力的较量,而绝不是什么国内改革开放两派的争论。所以他们才会突然骂左派是受美国驱使准备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通过这些天对右派网站的了解,相信大家已经十分清楚,右派是永远不可能骂左派搞颜色革命的。那么,哀悼日轰炸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究竟又想要干什么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过程和背景,5月18日晚发了一个帖子,对央视晚会的时间安排表示了一点儿异议,其后就是哀悼日期间的集中辱骂,并且绝非是一般网民的辱骂。一般网民辱骂比较散乱直接,不会有组织地设置政治陷阱,进行政治陷害,而哀悼日期间的辱骂则是阵容整齐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左派的名义发布各种所谓造反、推翻、打倒之类的口号和宣言,另一部分则以捍卫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名义对左派进行批判。其中反复提到叶利钦和颜色革命,反复提到左派在勾结美国颠覆国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晚会的时间安排问题,为什么有人如此敏感,和叶利钦和颜色革命联系在一起?提升到颠覆国家的高度?为什么对一台晚会如此紧张,甚至仅仅为了肯定晚会的演出效果,不顾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去请示党中央总书记要求批示?如果把时间再向前拉几天答案自然就浮显出来了,这个答案就是有人的确在搞颜色革命,所以才会如此敏感。就在地震之前,承接台独和藏独势力闹事之后,中国或者说与中国相关出现了3件大事,一是中国银监会宣布中国金融全面开放;二是与中国完全相反,美国新的外资管理法案把外资阻挡在绝大多数产业之外,经济管制达到了二战以后最高峰,完成了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击(除军事之外)的经济防御准备;三是中国买办势力在国家统一和基本制度问题上直接攻击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迈出了颜色革命第一步。
    
    今年4月针对藏独暴力事件,胡锦涛主席发表了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十分明确地肯定了西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吴邦国委员长也发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拒绝西方宪政模式的讲话。两个讲话立刻成为国内买办势力攻击的目标。南方都市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不点名地对胡锦涛关于西藏问题讲话进行了全面批驳,中国青年报也发表文章,对吴邦国拒绝西方宪政的讲话也不点名地进行了否定。其中皇甫平的文章可以说是打响了颜色革命第一枪。文章对涉及到改革的中国所有领导人都赞扬了一遍,包括含蓄地赞扬到了赵紫阳,甚至提到了刚刚进入中央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唯独漏掉了毛泽东、胡锦涛、吴邦国三人。毛泽东是开国领袖,胡锦涛是现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吴邦国是全国人大委员长,显然不可能是疏忽,实际上也没有疏忽,之所以把所有领导人都赞扬一遍,并不是真的赞扬那些人,目的是要突出衬托出毛泽东、胡锦涛、吴邦国的另类地位,从而使不点名批判更加醒目,免得使读者看不出来是在批判这三位领导人。问题不在于对三位领导人的批判,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进行批判,为了让大家能够直观地了解他们批判的立场,我们不妨从他们最近的大作《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中随便摘录几段给大家看看:
    
    ——关于日军占领时期的伪满洲国这样写道:“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制治国为目标的国家。以五族协和建设皇道乐土为口号,满洲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国人等的收入也是显著的增加了。”可见,在他们看来,只有让日本继续占领东北,人民才能过上富裕生活。
    
    ——关于南京大屠杀是这样写的:“东京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昭和12年)攻打南京时杀害了中国民众20万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表明,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而且在日军攻占南京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这个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疑点,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因为是在战争中间,所以难免会有杀伤,但绝不会是什么大屠杀!”瞧,在他们看来,日本不仅没有进行南京大屠杀,反倒一个月就给南京增加了5万人口,可见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政府两代政府都在造谣。
    
    ——更荒谬的是书中认为日本侵华8年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日本是被迫拖入了战争:“在中国大陆的战争陷入泥潭,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同国民党联手的中国共产党,作夺取政权的战略,决定了同日本长期作战的方针。日本也失去了战争的目的,被拖入了无休止的战争。日本希望和平解决,从1938年到1941年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提出和平方案,但都没有成功。”
    
    这本书的作者是皇甫平之流的核心成员,是他们几家报社联手打造的改革明星,就在地震前几周,还在一家党报上发表长篇论著,大谈中国改革方向。上面三段话,可以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政治立场。可是,地震后在数万家报刊当中,恰恰是南方都市报和中国青年报上了央视,并且宣传的仍然是普世价值,特别是在报道默哀3分钟这一举世瞩目的重要片断里,所引用3家报刊评论中,就有2家是南方都市报及其所属报社。这一切不能说都是巧合吧?先不说由这些人主导中国改革开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眼下中国金融业的全面陷落就是这些人主导改革的结果。在这里我们想要说的是,在当今中国,究竟谁代表国家?谁在发动颜色革命?如果说对央视晚会的时间安排表示异议就是攻击国家,那么对国家主席和委员长讲话表示异议,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基本政治制度表示异议,则更是严重的颠覆国家!为什么这些人反倒成为中央电视台近期的热点?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人大常委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国家主席是国家荣誉的象征,矛头对准这3个人的政治攻击,不是准备发动颜色革命又是什么?今年以来,台独藏独,火炬受阻,美国突然关闭金融大门,俄罗斯也突然关闭产业大门,欧盟领导人突然把保护国家核心产业作为竞选口号,可是就在此时,有人却在经济上全面打开中国金融大门,在政治上发动对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的攻击,所有这一切,不是在准备对中国动手又是什么?不是在准备发动颜色革命又是什么?
    
    中国买办集团对左派的仇恨主要来自于左派以下的历史片断:无论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什么颜色的革命,最终都会成为红色革命。美国突然关闭金融大门无非也是在对中国颜色革命做两手准备:如果能够通过颜色革命成功地更换掉中国领导人,则顺利推行他们的殖民经济计划;如果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失败,逼出第二个普京,则提早关闭金融大门,防止中国动用巨额美元反扫美国核心产业,形成玉石俱焚的被动局面。美国的两手准备,说明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十分顾忌,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国内反动势力为什么要对胡锦涛、吴邦国进行攻击了。
    
    可见,中国金融全面放开,不仅仅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内发动颜色革命的一部分。再过几个小时,外资银行就要发行在中国第一张信用卡了。外资对中国金融的进入已经超越了中国法律法规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已在中国违法发行投资基金,面对记者对外资银行违法活动的质疑,中国银监会回答十分干脆利落:不管。
    
    对违法活动的外资不管,对正在发动颜色革命的不管,而对一台晚会时间安排的质疑,却要扣上攻击国家的罪名,集中进行谩骂围攻。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却在围攻捍卫国家利益的人危害国家!对国家主席可以质疑,对党中央可以质疑,对人大常委会可以质疑,却不能对电视节目的时间质疑!质疑党中央质疑人大常委会,是民主自由是文明进步,而质疑电视节目的时间安排则是攻击国家攻击政府是颜色革命!这就是中国右派的所谓民主,他可以民主地从事任何活动,包括劫人财物、淫人妻女,甚或杀人性命,你却不能有任何反抗的自由。我突然想起了美国总统布什去年在“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讲话,那个讲话设定了中国颜色革命后宪政道路的基本框架,就是立法把宣传共产主义列为刑事犯罪,如同欧洲把法西斯言论列为刑事犯罪一样。这就是颜色革命的其中一个政治目标。对此中国人民一定要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西方国家联合中国买办集团准备通过颜色革命建立起来的所谓民主制度,绝不会是独联体和东欧国家那样的政治制度,而只能是重演民国初年军阀专制的黑暗年代。要知道,在资本主义最黑暗的时期都没有剥夺共产主义存在的合法性,而中国右派则十分坚决地要彻底剥夺共产主义存在的合法性。虽然布什总统声称共产主义灾难超过法西斯主义,但是美国禁止宣传法西斯主义,却没有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如同在金融问题上一样,美国自己限制外资进入金融领域,却要中国敞开金融大门,美国自己并没有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却在鼓动中国右派将来要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中国人民不能再糊涂了!如同在丢掉医疗、住房、教育和养老,成为下岗工人以后,才明白私有化改革的可怕后果已经太晚了一样,我们绝不能再等到国家陷入分裂、人民血流成河时,才明白西方国家肢解中国的战略有多么可怕。
    
    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国设置了十分清晰的亡国路线图,就是改革私有化——开放殖民化——政治分裂化。私有化改革剥夺的主要对象是蓝领,是阶级的劫难;殖民化改革剥夺的主要对象是白领,是民族的劫难;如果说前两种剥夺是经济劫难,那么,政治分裂化的西方宪政改革则是全国人民的生死劫难。2008年似乎注定是中国要承受诸多劫难的年份,但愿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攻击的这两位领导人——胡锦涛和吴邦国,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劫难走出困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
    
    其实,现在的矛盾解决起来也并不困难。比如金融问题,只要我们按照对等原则像美国一样开放,问题就解决了。美国自称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我们和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对等开放,总不能说是闭关锁国了吧!美国今年4月刚刚修订的外资法案规定:外资进入美国产业,如果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参股比例不能超过10%;如果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不仅1%都不允许,还要对试图投资的外资企业进行巨额罚款。美国耗费近一年时间才完善了这一规定,如果中国做出和美国同样的类似规定,只需要一天就够了。可见,解决眼下的问题并不困难,让全国人民放心也很容易。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买办集团就走到了历史尽头,必将进行殊死反抗,这才是中国问题的难点,也就是说,目前解决问题的困难已经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社会集团的利益。
    
    当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已经十分简单,连街头卖烤白薯的都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时,历史为政治家犹豫不决留出的空间将会越来越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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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本原因
    
    铃兰台
    
    没必要继续释放“四人帮破坏”的迷雾。事情过去32年了,一直拿“四人帮”当替罪羊,拿的着吗?地震预报是专业性和群众性很强、社会责任极大的事业。“四人帮”里面没一个是搞地震专业的,没一个是主管地震工作的,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凭什么要去干扰地震预报?
    
    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本原因,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里写得明明白白,他写道:
    
    【1975年1月12日,全国会商会上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归纳一下什么是“东西之争”?所谓“东派”是以汪成民、耿庆国等年纪轻一点资历浅一些的专家为代表。他们重视基层意见,走“群测群防”道路,坚信唐山一带有大震。对立的“西派”是以查某、梅某这些处于较高行政权力、担负着决策责任的专家为代表。他们年纪相对大一些、资历深一些,专注于专家路线,不大瞧得起基层群众和一般的科技人员,他们的观点,是坚信“唐山无大震”。
    
    “东西之争”的实质是什么?是门户之争、是所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不同所导致的争论,还是说到底,是由于科研路线分歧所导致的争论?恐怕这些都兼而有之吧。张庆洲说这种“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汪成民对张庆洲说:“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要命之处就在这里 ——“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当权者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西方“无明显前震即是无大震”的模式僵化成唯一模式、奉为行动指南,漠视来自基层的意见和紧急呼吁,甚至漠视同样也是专家的汪成民的意见,逼得汪成民不得不去地震局大楼刷大字报。尽管如此,当时的局领导和处于决策地位的专家(梅某等)仍等闲视之、不以与闻;他们指责基层观测数据不准,“线路很乱”,“干扰所致的误报”,甚至以十分傲慢、语带讽刺地对马希融说:“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言下之意你还嫩得很,对于群测点的工作瞧不起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阻力。唐山地震后,他们又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让有功之臣汪成民去做替罪羊,被搞得妻离子散,这就不再是什么“学术之争”的问题了。对于国家地震局内部西派对东派的压制,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中有诸多叙述,有兴趣的可一阅。
    
    全部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不能说与政治运动一点关系没有,但可以肯定地说,其间的关联是微不足道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中“批邓”,重要的一条就是批刘邓的“专家路线”。1975年后邓对于中科院的“整顿”,就是从强化专家地位和作用着手的,后来受到了批判。如果说“批邓”批掉了科技领域的“群众路线”,这简直就是一句笑话;说“批邓”批掉了唐山“群测群防”批出了漏报,就更是笑话,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然而大地震发生前,在唐山,“群测群防”确实受到了冷遇,确实没人想起去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这也是事实。谁该负责呢?
    
    北京队预报大地震,这样要命的事情居然被副局长查某一拖一个星期、再拖又过去了五天,直到26日,终于不得不对北京队作出反应说开个会。此时预报室主任远在云南,负实际责任的副主任梅某却偏不到会。汪成民感到十分紧迫,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在7月27日清晨去堵局长刘某(老红军),经再三要求,刘这才答应10点钟听汇报。刘某是忙“批邓”去了吗?不是,他是忙着看自己的鼻炎去了。
    
    第二,有人指责说,这次本来可以对汶川大地震作出预报的,却由于要举办盛世奥运而被压下不报。对此论调,国家地震局发言人当即给予了回应,称这是“没有道理的。”以此类推,把漏报唐山地震与“批邓”相联系,是不是也同样“没有道理”呢?不能顾此不顾彼,说得通才是硬道理。更何况“批邓”远比不上奥运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全球性、这样的高潮迭起。“批邓”在1976年7月份似乎不算什么高潮吧,全国人民该干啥干啥,工农业生产同比都在增长(地震后开始滑落),怎么其他都没受到影响,偏就地震预报受到了影响呢?可见是出了大事,只好弄个说法抛出替罪羊,来蒙混过关罢了。
    
    第三,假设1976年10月,在中国没有发生过“粉碎四人帮”这档事,那么,24万条人命,轻视群测群防,漠视基层报告引出漏报,如此天大般的事,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必然会被“四人帮”拿来当作攻击政敌的靶子,这是必然的。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水落石出。会不会造成冤假错案呢?不好说,至少不会到了32年后的今天,责任问题还是一头雾水,这样的状况太对不起24万蒙难的唐山同胞了!。当然了,我们这里只是在说一种可能性,一种假设,并非说果真如此,我国的“群测群防”就绝不会闹到今天这般的凋零,地震预报水平就绝不会受到今天这样的责难,汶川大地震就绝对不会被漏报,……,这里没这样的意思。
    
    第四,如果说1976年的“批邓”政治运动耽搁了唐山地震预报,那么1974年以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何就没有耽搁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地震预报史上的奇迹 —— 1975年成功预报出海城大地震了呢?
    
    事实上,海城地震的预报可以追溯到四年之前。早在1970年1月,辽南便被圈定为重点监视地区。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中共辽宁省委相应组建起地震工作机构和专业地震研究技术队伍,逐步开展了各项工作。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工作主要是以专家为主,那么从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做出了中期预报、把短期预报圈定在渤海北部地区圈内那个时候起,辽宁省委便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部署“群测群防”工作: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大力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尤其在辽南地区成立了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的群测群防网站,初步形成了专群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展开了仔细的监视和测报活动。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
    
    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功绩吗?抑或如陈词滥调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广大群众坚决抵制”的结果?对于这种论调,早就不值得费心加以评判了。公认的说法是,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是群测群防的胜利,是“科学的奇迹”。
    
    这个时候提出追究32年前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似乎不太合时宜。不过,前有海城地震预报这样的奇迹,后有唐山大地震的漏报和24万个生命的陨落,接着就是“群测群防”方针被抛弃,接着就是汶川大地震的事前的不声不响,是得下决心好好想想了,总不至于让“四人帮”钻出坟茔来做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替罪羊吧。
    
    现有的关于唐山地震漏报的所谓“结论”,也实在是在哄小孩。张庆洲问汪成民:【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回答说:【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张庆洲问:【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之于众,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答:【我意识到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平静的对话,留给人们沉甸甸的思考。
    
    铃兰台
    
    200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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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灾呼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奚兆永
    
    一、从国家地震局未发地震预报说起
    
    最近的汶山大地震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人们纷纷发问:为什么国家地震局事前没有做出预报?
    
    5月19日的《报刊文摘》摘编了5月1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的一位记者在5月13日下午采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研究员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两段对话:
    
    记者:当地好像有媒体报道过地震前的异常现象。为什么没引起重视呢?
    
    孙:事实上,我负责全国的地震预报卡管理。坦率地讲,我原来担任地震预报首都圈负责人时,每年收到很多预报卡,不管哪一天,总有人做出预报的。
    
    记者:震前四川当地地震局对此有反应吗?
    
    孙:地震预报分长、中、短和临震预报,所谓临震是指10天以内的,短期指3个月以内的,四川地方地震部门对其危险性的判定,认为这个地区(四川)未来三个月有5级以上地震。但这只是个背景分析,产生于地震局每月一次的例行分析会,向省政府做例行汇报,他只是分析意见,不能作为短期预报。同时,5级和8级不是一个概念,首都北京4级地震一年有4、5次,5级11年才会来一次。当时考虑到有所起伏,只是一种背景而非预报,不会采取措施。
    
    从上述对话里,人们明显地感到这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漠视和对于来自下层信息的轻蔑。他对于记者问到的“媒体报道过地震前的异常现象”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而他所强调的是,“没有收到过一个正规的地震预报卡(关于这次地震)”(这就是说,不是以“正规的地震预报卡”而是以其它形式提出的地震预报还是有的);而“地方地震部门对其危险性的判定”“只是一种背景而非预报”,正好四川地方的地震部门曾经向他们作了报告,而被他们否定了。在这位“首席预报员”看来,这些从其它方面或下面来的信息简直不值一谈,因为“不管哪一天,总有人做出预报的”。
    
    首席预报员的这些话使我想到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条信息: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耿庆国,在2008年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工业大学抗震所举行的天灾预测会上坚持预测,5月8日前后(正负十天),在阿坝附近(正负150公里)将出现7.5级以上地震。其他会员有不同意见,最后天灾预测委员会统一上报:从兰州到成都,将出现强震。此预测曾于4月30日密报国家地震局,但是,中国国家地震局轻蔑地不予采纳。”
    
    应该说,这是关于此次汶川大地震的一个相当准确的预报,而且是报给国家地震局的,是不是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地震预报卡”而没有进入这位“首席地震预报员”的视野了呢?
    
    此前,我还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信息:在四川一些地方曾出现大量癞蛤蟆大迁移过铁路的现象。对于这些异常现象,有关地方当局不仅不将其看作是地震的前兆,反而将其说成是“造谣”,大搞所谓“辟谣”活动。甚至在发生大地震以后,某地震专家还大讲“动物活动异常与地震没有必然联系”。
    
    最近,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北川中学幸存的高一班贾国伟同学在其日记中说,“就在5月12日下午2点多,我们班正在上物理课,好像是刚上到半节课,先是二三秒钟的轻微震动,同学们都以为会停下来,因为北川原来也有过地震,但都是轻轻震动一下便会停下,但事实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就在这轻轻的摇晃以后接着便是一阵剧烈的摇摆,把教室里的桌椅全部掀翻,上面的楼层沉重地塌下来了。”这说明,这次大地震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突如其来的,这之前有小震。按照过去所总结的经验,“小震闹,大震到”,而北川一带又恰好在地震断裂带上,在去年和前年都曾多次出现过令人感到恐怖的山体滑坡现象,为什么国家和地方地震局不事前向当地群众打招呼,使他们有预防的准备呢?
    
    至于这位“首席预报员”说什么四川地方地震部门判定未来三个月有5级以上地震只是背景分析,认为5级和8级不是一个概念而予以否定,这更加让人气愤。“5级和8级不是一个概念”,难道“5级以上”和“5级”就是一个概念。现在预报的水平还不能做到十分精确,但是报与不报,有准备与没有准备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借口准确预报才算预报而采取不报的做法,这是为了保持自己预报的声誉而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最大的不负责和不尊重,是最严重的失职行为!
    
    国家地震局这位“首席预报员”对于同行其它专家的预报和来自下面的信息采取这样一种贵族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令人十分气愤,不,令人万分气愤!此公在地震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之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与不安,居然还如此狂妄,实在不能令人容忍。我们要问:国家地震局对这次大地震自己既不进行预报,而对来自同行其它专家提出的预报建议和群众提供的有关宏观异常的信息采取如此漠视和轻蔑的态度,以致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不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对于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失职行为的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应该不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是不是真正负责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是不是对得起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五万多死者、近三十万伤残者及数以百万计的无家可归者的大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今后类似事件是不是会重演的大问题,理应严肃对待,给人民以明确的交代。
    
    与之相联系的是建筑的抗震防御标准问题。1953年,我国学习苏联,制定了建筑物抗震设防的标准,1962年和1974年又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了修订, 1976年唐山地震后,又于1978年进一步提高了抗震设防的标准。各个地区因为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设防标准,有对地区可以不设防,而地震严重多发地区设防标准就较高。按照设防标准进行建筑,就可以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在这次大地震中聚源中学、北川中学和东汽中学的教学楼很快就垮塌,造成大量老师和同学被掩嗋,伤亡十分惨重,而与此同时,有一位投资者捐建的五所希望小学,由于注意建筑质量,严把质量关,结果所有这五所学校的教学楼没有一座垮塌,师生也无一人伤亡。我们从电视上也看到,这次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县虽然经历了这次烈度达10度的大地震,但是由于是8度设防,县城街道两旁的楼房尽管损坏很大,以后已不能使用,但是并没有倒塌。这鲜明的对比可以充分说明,如果严格按照抗震设防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严把建筑质量关,房屋就不会垮塌,死伤就可以大大减少。就此而言,此次大地震,伤亡如此惨重,与其归之于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所致。对于造成这一惨重后果的责任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如果不对他们依法严惩而对他们姑息纵容的话,我们将何以面对死去的亡灵和伤残的生者?又将何以面对那些失去亲人而成为鳏寡孤独的灾民?而其后果,这样的“豆腐渣工程”不仅会一再出现,而且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又怎么能得到安宁?!须知:对一切作恶者的宽容,就是对所有善良人民的残忍!
    
    二、抗震救灾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历史上,震级高、范围广、破坏重的大地震曾经多次出现。有人说这次汶川大地震其范围之大、范围之广、破坏之重是前所未有的,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不说外国,仅就中国而言,在历史上,明嘉靖34年(公元1555年)1月23日,在陕西渭南、山西蒲州以及河南一带发生大地震,造成83万人死亡。及至近代,据查: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发生8.5级大地震,烈度达12度,死亡24万人,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破坏;1927年5月23日,甘肃古浪发生8级地震,烈度11级,死亡四万多人;1931年8月11日,新疆富蕴发生地震。地震震级为8级,震中烈度11度,形成170公里长的断裂带,最大错动幅度达20米,是中国大地震中已知错动幅度最大的一次地震;1933年8月25日,四川茂县叠溪镇发生震级7.5级的地震,震中烈度10度,叠溪镇被摧毁,震时地吐黄雾,城郭无存,岷江断流,壅坝成湖;1950年8月15日,西藏察隅县发生震级8.5级的强烈地震。震中烈度12度,死亡近4000人;1966年 3月8日,邢台隆尧县发生震级6.8级的大地震,3月22日,邢台宁晋县发生震级7.2级的大地震,两次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000人;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发生震级7.7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0度,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的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重伤16.4万人。这些地震震级也很高、范围也很广,破坏也很重。就以唐山地震来说,虽然我国公布的震级是7.8级,但是境外测报的震级往往更高一些,如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测报的是8.2级,英国皇家天文台测报的是8级,台湾气象局测报的也是8级,但是当时并没有根据这些测报的数据对7.8级进行“修正”,而从地震死亡人数看,由于唐山工业城市,人口稠密,同时又是一个没有抗震设防的城市,而地震又发生在夜间,应该说,其破坏程度是高于这次汶川大地震的。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和历史上发生的地震比,还是与其它一些国家发生的地震比,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抗灾救灾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出色。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现在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用极端恶毒的语言竭力贬低、肆意丑化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有一个自称叫王布衣的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从唐山地震与汶川地震对比看社会之进步》,说什么唐山地震时报纸报道“地震发生时人们都在关切地问:‘北京好么?毛主席好么?’似乎中南海住的才是人,才值得关心”;说什么毛泽东“坐镇中南海,……不知在忙些什么”;说什么“拒绝并防范国际援助,竟将8.3级地震谎报为7.8级地震”;还说什么“空军按兵不动,军委命令空军自保”,等等等等。
    
    这是对唐山地震救援工作的污蔑!谁都知道,当时毛主席已是83岁高龄,而且正在重病之中,唐山地震波及天津、北京,人们出于对领袖的热爱,关心他在地震中的情况,正体现了群众与领袖之间的血肉关系,有什么可指责的?讥笑毛泽东“坐镇中南海”,难道要一个83岁的重病老人到抗震第一线去指挥?实际上,党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派煤炭工业部长肖寒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到唐山去了解情况。而与此同时,开滦矿的李玉林和空军驻唐某团副政委刘忽然也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开车或驾机到北京向党中央去汇报情况,使中央很快能够作出决定:由肖寒与刘子厚在地震一线指挥;由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对抗震救灾全面负责;同时立即组织各大军区和陆海空等军兵种的人民解放军十多万官兵开展救援工作。毛泽东虽在病中,但是还是坚持阅读汇报材料,他为唐山地震的死难同胞痛心不已,竟至嚎啕大哭,充分表达了革命领袖对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也曾亲赴灾区慰问灾民。中央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三万多医疗人员、两万多各条战线的干部,发扬“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参加了抗震救灾工作。由于领导决心大,措施有力,干部 其中觉悟高,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得及时而有效。许多伤员在第一时间就通过飞机、火车、汽车被运往全国各地进行救治。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开学,工厂复工、商店开业,入冬之前,百万余间简易房建成使用。震灾发生时正值高温酷暑,但是没有出现瘟疫。这一切,都是地震史上的奇迹。
    
    应该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生这样大的灾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中美尚未建交,其它国家力量有限,我们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的援助。就是今天汶川大地震,我们尽管有国际上的援助,但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外国的救援看得太重,而应该把救援工作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之上。
    
    当然,今天的情况已和当年不同。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高,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我们抗震救灾所采取的方针和方法,实际上仍是唐山地震时所采用的方针和方法,仍然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仍然是集中全国军民的力量,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员干部群众发扬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去完成任务。这些年来,有些主张搞新自由主义的人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绝对化,要搞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以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的这些思想在严酷的地质灾害面前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如果根据所谓“经济人假设“,假设人都是自私的,谁还会舍己救人?谁还会支援灾区?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一切都由供求关系决定,灾区的物价就会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暴涨,哪里还有灾民过的日子?地质灾害也如冰雪灾害一样,它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应该是什么纯粹的市场经济,更不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事实再一次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在我看来,如果把汶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与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加以比较,那旧一个说,汶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与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有许多共同点。实际上,唐山大地震也为以后的各次地震包括这次汶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提供了经验,而他们共同的经验就是充分利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和汶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对立起来,贬抑前者而褒扬后者是完全错误的。当然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不能说今天的救援工作就没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是有其基础的,不应该否定这个基础。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称赞中国的救援工作,但是,他们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要学习中国的经验也是很难学到的。
    
    三、震灾呼唤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震救灾和各项工作
    
    说到这里,不能不看到震灾也暴露了我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指导思想有关。30年来,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总的方面来说,是正确的,有成效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国门打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加以我们又放松了对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乘虚而入,对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政界和知识界,一些人以为,过去时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自己没有办法,不好说不;现在,马列主义不那么时兴了,还要学他做什么?在地震预报和房屋建筑方面出现的问题看来都与此有关。惨痛的教训正呼唤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以地震预报而言,本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世界应该是可以认识的,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当然也是可以认识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地震的生成还是它的爆发都是有表现的,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和研究来认识这些表现并进而认识它的规律。当然,人不能一下子就全部认识它,这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但是,现在在地震部门占主流的思想却是所谓“地震不可预报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看来和一些人的崇洋媚外思想有关。在他们看来,在世界上预报地震的国家不多,只有中国、俄罗斯、日本几个国家,而美国是不搞地震预报的。他们以美国为榜样,以美国人的是非为是非,既然美国人都认为地震不可预报,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够预报?除了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只相信专家,不相信群众。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最有知识的就是所谓“精英”,而群众不过是无知无识的“群氓”。他们不懂得,群众是实践的参加者,一切真知都来自于实践。毛泽东在谈到向群众作调查时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作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1958年5月18日他还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一些自认为有知识的人来说却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和愿意向群众学习的人,把它们从实践中得到的真知说成是“伪科学”而加以摒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这种轻视乃至歧视群众、轻视乃至歧视实践经验的思想又有所抬头和滋长。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一切工作只要掌握群众的实践经验就够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成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在这方面,专门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应该实行专群结合。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载到群众中坚持下起。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句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耿庆国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却受到所谓主流派的打压,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和汶川大地震的预报就是这样夭折的。这样的事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地震局的所谓主流派之所以忽视同行专家的预报和来自下面群众的实践经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怕负报错预报的责任。他们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自我出发,认为一旦报错,就会威信扫地,被世人唾骂,他们更怕别人说他们是造谣惑众,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可以做到知情不报;他们连想也不想,如果该报而不报,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灾难。古人说,“有备无患”,“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报与不报是大不一样的。以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来说,耿庆国在震前曾根据已经测得的资料和宏观异常的现象,要求国家地震局开会研究预报问题,但是总是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在地震前,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开滦马家沟地震台的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但是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却把电阻率值下降说成是干扰引起的,不予重视。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7月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小时。此时北京也监测到各种异常。对于这些,国家地震局始终没有引起重视,结果酿成了巨大的灾难。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即在唐山大地震前十六天,一场防震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专家汪成民向与会者呼吁说,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汪成民回到北京之后,还在国家地震局张贴大字报,呼吁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当时以汪成民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人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行为使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长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 结果,河北省青龙县距唐山仅115公里,这个县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 在这里,时任青龙县县委书记兼县长的冉广岐起来关键的作用。他当时想,如果是没有震,大不了老百姓被蚊子叮几个疙瘩,老百姓再骂咱们几句,再不行咱们鞠个大躬下台;但是如果是地震预报不发,真震了,咱们愧对一方的父老乡亲!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你过不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果断发布地震预报,跟谁也没打招呼,跟省里面根本没备案,不震拉到,大不了官丢了,别人拿这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个尿憋子。这才是人民的好县官,他不计个人得失,挽救了青龙县四十多万人的生命。他这种为人民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是值得所有地震工作者学习的。
    
    再说建筑的抗震设防。本来,基本建设是百年大计关系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这些年来,一些人受金钱的驱使,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儿戏,官商勾结,出现了一大批“豆腐渣工程”。这次汶川大地震中许多房屋的坍塌显然与此有关。昨天(5月25日)网上见到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吴志强写的一篇文章,讲到地震中一些房屋包括教学楼的倒塌,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建筑时没有圈梁。由于水泥楼板架在砖墙上没有圈梁在四周箍住,建筑的整体性很差,地震一来,很快就倒塌。这不仅不符合抗震设防的要求,也是完全不符合建筑章法的做法。这说明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都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显然是为了偷工减料,“节约”建筑成本,牟取暴利所致。对于这些违法并致人死命的“豆腐渣工程”,一定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给予严惩。
    
    联系到开春后冰雪灾害中暴露出来的大量“豆腐渣工程”至今未见处理,我感到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太软弱无能了。对这样一些明显违法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的问题为什么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而不敢追究和处理呢?如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还有什么尊严?!制定那么多法律岂不成了一纸空文?究竟还有有什么实际用处呢?!
    
    毛泽东在教育干部方面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是提倡宽严结合、以教育人为目的的。如果只有宽没有严,变成宽大无边,就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试想,如果没有“惩前”又如何能够“毖后”?如果不去“治病”又如何能够“救人”?这样发展下去,坏人必然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好人就会跟着学坏,好人越来越少,国家的前途就堪忧了。
    
    震灾呼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人民呼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
    
    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国际接轨”?
    
    黎阳
    
    2008.5.28.
    
    “中青报负责人”在中央台四套谈话节目中说,这次四川大地震,全亏了“改革开放”的“国际接轨”接来了“普世价值”,中国人才知道了“尊重生命”,才有了举国一致的抗震救灾。
    
    是否果真如此呢?容易得很,把这次抗震救灾的重大举措逐一分析一下就行了。
    
    一.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迅速部署救灾,亲临灾区视察——新中国领导人的老传统。毛泽东的遗产。不是这次才有的、靠“改革开放”、“国际接轨”接来的“新生事物”。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震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第一次发生的大地震。地震后几小时周恩来总理即下令解放军部队迅速奔赴灾区救灾,随即几次乘直升飞机亲自到受灾村镇进行慰问视察,鼓励灾区人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闻风而动,极端重视,迅速部署,亲临灾区——这是周总理42年前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第一次大地震时便立即以身作则开创的先例和榜样,为而后的中国领导人立下的规矩。这次四川大地震,温家宝总理地震发生后也闻风而动,迅速部署,亲临灾区——这叫“萧规曹随”,继承发扬当年周总理开创的光荣传统;不是“国际接轨”,而是“接”毛泽东的“轨”,按毛泽东时代立的规矩办。——这大概是新中国领导人才有的“专利”:许多外国媒体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做不到象新中国领导人这样如此迅速部署救灾,如此迅速亲临灾区——不信搜索搜索看,能不能找到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立即亲临灾区视察救灾的图片报道,能找到多少,能不能象新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代又一代代代相传。
    
    要说“国际接轨”,那倒很可能是其他国家今后向中国“接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国家领导人应象新中国领导人那样闻风而动,极端重视,迅速部署,亲临灾区。如果做不到,就可能面临老百姓的质疑:新中国领导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二.迅速调动军队救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传统。毛泽东的遗产。不是这次才有的、靠“改革开放”、“国际接轨”接来的“新生事物”。
    
    有人说调动军队救灾是各国司空见惯的事,中国调动军队救灾没什么稀奇。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外国碰上重大天灾出动军队救灾的历史好象并不悠久,至少二次世界大战前没怎么听说过。而且外国军队的“救灾”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抢险救灾实际内容大不相同。解放军的抢险救灾是实实在在的抢险救灾,当真抢险,当真救灾。而外国军队的“救灾”往往是制止骚乱,维持秩序——难怪外国媒体惊讶奔赴灾区救灾的解放军居然不带武器。——有这样的“国际接轨”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抢险救灾的传统不是跟外国“国际接轨”来的,也不是“古已有之”,而是毛泽东独创的。在此之前中国历代军队的传统都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兵匪不分,当兵的别说为民抢险救灾了,能少祸害老百姓、自己别造灾就不错。中国古代闹天灾,何曾见皇帝亲临灾区指挥军队救灾?封建帝王如此,国民党统治时代照样。抗日战争时期河南有句民谣:“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灾、旱灾、蝗虫闹灾和国民党汤恩伯军队的祸害被老百姓并列为四大灾,甚至公开喊出口号:“宁让日本鬼子烧杀,别让国民党军队驻扎”。——“蒋委员长”八面威风的照片很不少,但何曾见过他发生灾害时立即视察灾区的照片?何曾见过他指挥“国军”奋不顾身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的照片?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蒋介石不救灾不说,还动不动就造灾。1938年,蒋介石为了掩护嫡系军队逃跑,亲自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人为制造了一场大水灾。蒋介石特别关照此为最高军事机密,务须秘而不宣,事前也不许组织百姓转移。黄水下来后,毫无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八十九万人,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中国老百姓死亡人数几乎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占八年抗战中中国损失的3500万人口的2.5%,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对此蒋介石是什么态度?满不在乎:“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此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忌,克竟全功。”
    
    1947年,蒋介石又一次企图决黄河之水淹没解放军的中原野战军,称“可当四十万大军”。只是由于中原野战军迅速挺进到了大别山,才使中原人民避免了一场新的没顶之灾。
    
    蒋介石干了这一切,却在今天被吹捧成“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而吹鼓手还居然成了“理论创新标兵”——这也叫“以人为本”、“尊重生命”?
    
    中国有史以来只有毛泽东第一次石破天惊提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有这样宗旨的解放军为民抢险救灾早已司空见惯。这次四川大地震,解放军奋不顾身抢险救灾,“接”的仍然是毛泽东建军之始就制定的“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轨”,而不是什么“国际接轨”——除了中国,世界上还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轨”可“接”?这样的传统,这样的作风,就是想现学现培养也没门。
    
    三.充分发挥人的因素,艰苦奋斗,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毛泽东时代的老传统。毛泽东的遗产。不是这次才有的、靠“改革开放”、“国际接轨”接来的“新生事物”。
    
    地震后抢救生命的“黄金时间”只有72小时。面对地震带来的山崩地裂、大雨滂沱,平时吹得天花乱坠的“现代化”统统不堪一击:汽车、飞机、供电、供水、电话、网络等等顷刻间全部失灵,此时此刻什么现代化都指望不上,一切只能靠最原始的手工作业:靠人用双手争分夺秒挖开废墟抢救生命,靠人背负肩扛运送伤员,靠人翻山越岭传递“鸡毛信”,靠人手搬肩挑运送物资……如果不懂得发挥人的因素,抛弃了艰苦奋斗,只知道消极等待“现代化”救援,那72小时的“黄金时间”转瞬即逝,还救什么灾,谈什么“尊重生命”?人到此时此刻才能明白:救灾紧要关头,最可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艰苦奋斗的老传统。救灾要“接轨”,需要“接”的是毛泽东艰苦奋斗的老传统的“轨”,而不是单纯依赖现代化的“国际接轨”。
    
    四.接受国际救援——“国际接轨”。
    
    效果:日本救援队没救出一个活人。俄罗斯救援队据说救出了几个活人。其他国家的救援队救出了多少人尚不清楚,但似乎也是个位数。而地震灾区中国军民救出的人则数以万计。换句话说,有国际救援固然好,但没有也不影响大局。——接受国际救援的一大后果是从此不大见“精英”们象以前那样喋喋不休指责当年唐山地震死亡惨重是因为没有国际救援所致了。
    
    五.“以人为本”——两种解释:一是“为人民服务”,二是“普世价值”、“尊重生命”。
    
    把“以人为本”解释成“为人民服务”是“接”毛泽东的“轨”。把“以人为本”解释成“普世价值”、“尊重生命”则是“国际接轨”。
    
    按“国际接轨”、“普世价值”、“尊重生命”来解释“以人为本”,那这次四川救灾基本就没法救。道理很简单:“国际接轨”、“普世价值”的“尊重生命”首先尊重的是自己这条命,如此“以人为本”首先“以”的是自己这个“人”之“本”。要救灾,一是先救自己,二是不能危及自己。如果自己有危险,那就先得扫清这种危险,否则理所当然可以拒绝冒险。典型例子是当了“先跑老师”的“北大学子”范美忠——人家就是用“尊重生命”、“以人为本”、“自私是人天性”、“无权要求别人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等“普世价值”来为自己辩护的。而一些“精英”更将其“理论化”:“‘以人为本’如果没有了一个个具体的、现实的个体,就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以人为本’的‘人’,可以而且必须理解为个体的人”……这次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处处险情,泥石流不断,气候恶劣,暴雨不绝,要进入灾区救灾无论是陆路还是飞机都得冒生命危险。按“普世价值”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那就只能首先保全自己,等天气好了余震停了再说,否则就违背了“普世价值”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
    
    按“普世价值”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温家宝救灾时摔电话发脾气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要求空降兵在恶劣气候条件下不惜代价强行伞降时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等等都破坏了“以人为本”、“珍惜生命”——救援人员和空降兵难道不是人?难道不属于“以人为本”?他们的生命难道不该被珍惜?既然如此,那就没有权力要求他们“不惜代价”牺牲自己去救别人。——“先跑老师”范美忠们不正是这样替自己辩护的吗?所以说按“普世价值”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四川这次救灾没法救下去。
    
    这一切只有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才解释得通:“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的道理很清楚:“尊重生命”尊重的是全部生命。在战争条件下和灾害条件下,要挽救生命不可能没有代价,不可能没有牺牲。“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就是牺牲少数,挽救多数,用少数人的牺牲换取多数人的生命,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这才是切实可行的原则。而“精英”们首先尊重自己的所谓“尊重生命”实际是只“尊重自己的命、不管别人死活”,只要自己活下来,不管别人死多少,实际效果是死得人最多,最不“尊重生命”。
    
    只有根据“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才有权利命令救援部队“不惜代价”冒险进入灾区,“不惜代价”牺牲自己去救别人,才有权命令:“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才有权宣布:“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如果不“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个“轨”而接“普世价值”“尊重生命”这个“轨”,那就无权要求救援部队牺牲自己的生命抢救别人,就象无权要求“先跑老师”范美忠“舍己救人”一样。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救援没能救出几个活人:按照“普世价值”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你首先必须保证人家自身的生命安全。那么你敢安排人家象解放军那样“不惜代价”强行冒雨伞降吗?敢命令他们象解放军那样没有汽车时冒着山崩地裂泥石流翻山越岭强行军吗?敢让他们象解放军那样忍饥挨饿拼命吗?不敢,就只能让他们去不冒险、交通已经恢复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中国人岂能放过?早就抢救过了。既然如此,有后来那样的结果奇怪吗?
    
    鼓吹“国际接轨”的“普世价值”“尊重生命”实际在直接对抗破坏抗震救灾:余震不断,塌方不断,要救灾就必然有危险,就必须提倡舍己救人的精神,就必须表彰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你这里提倡先人后己勇于牺牲,他那里公开宣扬自私自利见死不救是“普世价值”、“人的本性”,用标榜自己的行为公然嘲弄响应号召勇于牺牲的人的行为是“傻瓜”,公然挑战指挥抗震救灾的权威,公然瓦解军心败坏士气。而一帮“精英”不救灾不算,还一起为这种行为喝彩鼓噪赞美叫好:“作为一个人范老师只是做了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情”、“自己的生命,自己亲人的生命,永远重于别人的生命”、“西方文明的根本是建立在人性自私,人性贪婪的基础上的。”“只有承认人性私,正视人性私,保护人性私,惟有如此,才能建设一个文明的,可持续的社会。”“它预示着中国社会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现实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时代即将来临。现在正是风雨欲来,是黎明的前夜”、“范美忠的利己主义宣言,则吹响了向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军的号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护范美忠,要保护他能够坦坦荡荡地表明他自己,以及一切普通人的利己主义观点的权利。”——舍己救人遭到冷嘲热讽,见死不救的受到欢呼保护,既然不管别人死活自己逃跑“只是做了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情”,“自己的生命,自己亲人的生命,永远重于别人的生命”,那奋不顾身拼死抢救灾民的人岂不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岂不是破坏“普世价值”、“尊重生命”?抗震救灾如火如荼时大肆宣扬这一套,这难道不是公然对抗救灾?——“普世价值”对抗震救灾的直接破坏作用难道不是一目了然?
    
    不同版本的“以人为本”凸显出“精英”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尖锐对立:广大人民群众在拼死抢险救灾,在大力表彰舍己救人的英雄,在提倡“为人民服务”的牺牲精神。“精英”不但见死不救,而且公然嘲笑提倡舍己救人的精神是“虚伪”、“你愿意当英雄去实现你的个人价值你当去,也是自由主义的表现么”,不但恬不知耻地公然宣布绝不为别人冒险:“凭什么为了别人的人权就要牺牲自己的人权?”而且把自己的行为美化为“普世价值”、“尊重生命”。——潜台词:舍己救人的人都是傻瓜,不懂得“普世价值”、“尊重生命”,只有我“精英”才是真正“以人为本”。但如果大家都学“精英”,都不冒险了,那救灾也救不成了。那时“精英”们保险立刻又有话说了:“拒不救灾”、“见死不救”、不“尊重生命”、“灭绝人性”……总之他们见死不救“有理”,其他人见死不救有罪。结论:“精英”不应该为别人冒险,其他人必须为“精英”冒险。实际效果:“尊重生命”=尊重“精英”和富人的生命。“以人为本”=“以富人为本”+“以‘精英’为本”。
    
    六.“普世价值”——“国际接轨”。
    
    效果:破坏救灾。
    
    且看这次救灾中一些记者媒体的作用:
    
    ——为求曝光 台湾祥鹤老总和记者强占救命机位……公安厅官员明言,本来一架次就能接回四名团员,因为硬挤上陈文义和记者,于是不得不另派一架飞机去接剩余的三名台胞。下午一点、三点分,军方接连派两架直升机去七盘沟,都因能见度不好、地面飞沙影响视线无法着陆,无功而返。连同七日的三架次,军方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一旁等待接灾区重伤患的救护车,却因接不到病人,大排长龙,徒呼负负。
    
    ——映秀镇一广场,直升机准备升空,阿坝州工商局局长斯卫平,一拳把准备登机的央视隋姓女记者打了下来,他说:「都是你们记者占了救命机位!」一旁,还有五位重伤者等着去成都的医院救命。
    
    ——5月17日,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一名队员对着镜头怒吼。为什么?因为摄像机的强光灯正对着幸存者的眼睛!俄罗斯队员然后把门关上,记者又冲了进去。CCTV记者许波在直播时竟然进入手术室采访,消耗掉一件无菌手术衣不说,还无知的强行采访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喊道:“你把我搞脏了!”徐波赖着不走,继续问医生已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好的病人的伤情如何,耽误医生重新消毒的时间,以及病人的手术时间。
    
    ——一位女民警失去了父母和女儿。男记者冷漠的问她在地震中是否失去了亲人?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在拼命工作?最后丧心病狂的问:“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女民警被问的离开帐篷,悲伤的话都讲不出,很快昏倒。
    
    ——四川台女记者采访一个男孩,他哥哥压在废墟里的,问男孩,哥哥还会回来吗?男孩答“会回来”,她还追问:“说实话”。——非要人家哭着说哥哥死了回不来了才高兴么?怎么有这么冷酷的?
    
    ——四川电视台记者:在水泥板下埋了72小时后的陈坚 身体已经严重虚弱 记者却不停的和他说话。为了配合直播 还居然拨通直播间的电话连线让他说话。记者的煽情 使陈坚的情绪一直处于非常激动的状态。当救出他时体力已经消耗殆尽,最后死去。
    
    ——四川电视台SCTV-4记者为了抢新闻,简直是不择手段了:打搅伤员的救治,打搅抢险的进行,哪他们都要插上一杠子,又帮不上忙,还老坐直升机,占用有限的空间。
    
    ——一个女记者正对着摄像头播报,一个幸存者被救出来了抬着担架走过,她就过去揭开盖在人伤员脸上的布看是什么人。伤员在地下被埋那么久根本不能见光,她为了播报就不惜把人家眼睛弄坏。
    
    ——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很多医护人员来自重灾区北川县,他们家属多有伤亡。救治伤员任务繁重,这些医护人员对家人安危无暇顾及。一批批媒体赶到这里采访,记者不停追问他们:“家人去世了坚持工作,有什么感受?”
    
    ——公安局副局长纵身推开女记者后遇难……高速旋转的直升机尾翼近在咫尺,全神贯注摄影的女记者却毫无察觉,死神正悄然逼近。“危险!”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四川省汶川卧龙森林公安局副局长王刚,纵身一推,女记者与死神擦肩而过,而王刚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5月16日这一天。……这一天恰好是他42岁的生日,他走的时候身上还揣着60多张皱巴巴的平安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388位卧龙被困群众亲人的电话。
    
    ……
    
    所谓救灾是一救命,二救急。不管是谁,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妨碍了这两条客观效果就是破坏救灾。而这些记者都干了些什么?占据直升飞机座位,一个人一来一回至少剥夺了两条生命的获救机会:去,剥夺了一个向灾区运送救急物资和医护人员的机会;来,剥夺了运回一个伤员的机会。一个摄影组有几个人?来回一次要耽误多少人获救?而这些记者大爷们在灾区停留期间又要消耗掉多少辛辛苦苦送过去的救灾物资?那么多记者摄影组到处乱窜,无形中害了多少条生命?这是间接的戕害人命。直接的呢?那个抗震英雄、汶川卧龙森林公安局副局长王刚,没有死于地震,却为保护到处乱窜“全神贯注摄影的女记者”而枉死于直升飞机事故——没有这些狗屁不通、毫无自理能力却还要到处乱窜的记者,哪会有这种事?至于打搅伤员的救治、打搅抢险的进行等等就更多了。这还不算,还专门往别人的伤口上洒盐,专门问家破人亡、死里逃生、奄奄一息的人“你现在什么感觉?”“你现在有什么感想”——这类问题只能向心情舒畅、心平气和、如释重负的人提问,否则就是存心精神上心理上折磨对方。这是一个作人的起码常识。如果连这都不懂,那就是“不通人性”。如果懂还要明知故问,那就是“灭绝人性”。而向灾区民众这样提问的记者们就是这样灭绝人性。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目标不在救灾,而在“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用长平的话就是因为“在一场公共事件面前,人们对于资讯的强烈渴求”,所以“呼吁政府体谅民众的这种信息渴求,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媒体采访自由”——如此不择手段的“采访”,不是为了救灾救命,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资讯的强烈渴求”,换句话说,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商业行为”。——“普世价值”的“新闻需求”高于“普世价值”的“尊重生命”。否则怎么可能不管不顾救人如救火的“黄金时间”抢占直升飞机的空间?怎么可能不管不顾灾民的生命安全干扰救灾活动、硬逼着被压在废墟下奄奄一息、迫切需要节约体力延长生命的灾民回答问题?怎么可能不管不顾抢救的需要硬闯手术室、用聚光灯直射患者眼睛?怎么可能不管不顾受害者的巨大痛苦心情专门问人家最伤心欲绝的话题?这一切实际根本就不是为了抢救生命,而是在把别人的苦难变成一场冷酷的演出,给某些处在安全地带的嗜血阔佬提供一些别开生面的刺激性娱乐。——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必须遵守救灾期间一切活动必须服从于救命救急这个原则,记者也不例外。首先就不能把毫无自理能力的白痴派往灾区。要派,就派身强力壮的、能自己照料自己、自己保护自己、不会变成别人负担的。其次,绝不干扰救灾活动,更不妨害救灾活动,危急灾民安全和健康,尤其是在救命的“黄金时间”。第三,要采访,自己携带一切必需品跋山涉水,决不跟灾民争资源、抢座位,更不让自己变成救济对象。做不到,那客观上就是用“普世价值”的“新闻自由”来谋财害命,破坏救灾。
    
    再看这一条消息:“由于极端环保组织所传播的谣言和境外的一些反华势力的大肆炒作,紫坪铺大坝危险即将溃决的消息曾经一度令人们十分的恐惧、担心。有关部门不得不在刚刚到达灾区为数不多的救灾部队中,抽出二千多人奔赴紫坪铺大坝。而灾区的救助力量必然受到了重大影响。在救助伤员的最佳时机,二千多人不能参与救人,而被谣言误导到紫坪铺水库。恐怕我们难以计算,在这场地震中,到底有多少人是被伪环保分子传播的谣言所害死。”“网友揭发的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有关新闻报道的证实。目前已经被删除的网易新闻曾报道说‘中广网北京5月14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报道刚刚得到消息,紫坪铺水库非常危险,因为他离震区很近,两千名官兵已经火速前往。’”(“地震中,伪环保谣言害死了多少条人命?”[水博]于2008-05-25 16:39:24)
    
    这是5月14日的事,正是5.12大地震后救人的“黄金时间”——救人的最要紧的时刻,一条谣言从救人现场一下子调走了两千多人。就这一下,直接间接害死了多少人?这难道不是杀人?然而这又是“精英”们的“普世价值”的需要:
    
    ——“谣言不足畏惧。谣言可能杀人,但没有谣言的国家更加危险。谣言止于公开。”(南都专栏作家何兵)
    
    ——“如果不能‘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怀有恶意,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後果,请不要用传播谣言为理由来抓我们。”(南都专栏作家长平)
    
    ——“大灾大难时新闻媒体的职责首先是告知公众,即便有错误资讯,但只要不停追踪也会接近真实,公众全息掌握资讯,做出行动选择,也就为救灾创造了更好条件。”(南都专栏作家蒋兆勇)
    
    ……
    
    “精英”们说得多么娓娓动听:“即便有错误资讯,但只要不停追踪也会接近真实”——实际呢?等“接近真实”了,救人的“黄金时间”也过去了。不知多少本来能不死的人死了。为什么而死?“精英”的“普世价值”的需要——“言论自由”,包括“撒谎造谣自由”。
    
    就凭这些就可以说,“精英”的“普世价值”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七.举国哀悼——表面上“国际接轨”,实际上发扬毛泽东的传统。
    
    “精英”说,为普通老百姓举国哀悼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可见这是“国际接轨”的“可喜成果”。
    
    表面上看,似乎的确如此。实际上并非如此。
    
    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一直被称为“蚁民”、“草民”,命贱如蚁,命贱如草,从没有真正被当成过人。只有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石破天惊地提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
    
    中国为普通老百姓哀悼的实践始于毛泽东:“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在此之前,中国何曾有为普通老百姓的死亡举行哀悼的传统?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立本身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哀悼无名英雄的一种形式。
    
    为灾害死难者举国哀悼是一种形式。当形势允许时可以采用这种形式。但不能因此说以前其他的哀悼形式都不算数。就象过去解放军的军服不一致,不象07式军服那样整齐划一,但不能因此说过去解放军就没有军服一样。真正确立尊重普通老百姓的意识和形式的,是毛泽东。这次为四川地震死难者举国哀悼,形式上“国际接轨”,实质上仍然是继承毛泽东的传统——“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四川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老传统,而不是“国际接轨”。“精英”们一口咬定抗震救灾是“国际接轨”的“可喜成果”,是因为他们这次理论上输得连裤子都没了:他们再鼓吹靠“市场经济”、“理性人”、“经济人”等等抗震救灾,老百姓还信吗?这一切“理论”早被地震震得七零八落了。再不抓住“国际接轨”、“普世价值”当救命稻草,“精英”们就只能光屁股逛大街了。所以他们才如此拼命抓住“国际接轨”这块遮羞布不放。
    
    苍蝇嗡嗡嗡到处传播病菌,“苍蝇型文人”也一样。
    
    ……………………
    
    抗震救灾见证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巨大作用
    
    言川
    
    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里氏8级大地震,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它作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将永远留在华夏儿女的记忆里,并深深地灼痛着他们的心。同时,作为一段历史,它异常有力地见证了一个平日并不被普通人注意、却被少数人刻意模糊甚至颠倒的真理,即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政治遗产作用巨大,价值无比!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留下的遗产宝贵而且丰富,除了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经济建设、对外事务、国家安全等等之外,尤其重要的是政治遗产。这次极其浩繁复杂的抗震救灾战斗之所以能有力、有序、有效地进行,得到全国人民普遍赞誉以及世界舆论的好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毛泽东留下了一个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党——中国共产党。他和他的战友们在长期的斗争中,确立了党的纲领、宗旨、性质、组织原则等等,这是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源泉。他还确立了选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即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标准,保证了党的组织特别是中央领导核心的纯洁和统一。据统计,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二十八名,全部成长于毛泽东时代;其中有二十七名大学或高中学业结束后的第一份职业是工人或技术员、农民,有多名下乡知识青年或在被污蔑为“牛棚”的五七干校生活过;他们是真正从群众和实际工作中产生的、极具平民情怀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在地震发生后不到两小时,即对抗震作出部署或飞临抗震第一线,和灾区人民及救灾人员零距离,使多少人热泪盈眶、力量倍增?这样的被境外媒体誉为世界各国“想学也学不来的总理”,之所以诞生在中国,不正是因为中国具有毛泽东政治遗产这一独特条件吗?
    
    毛泽东留下了一个无比优越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此次地震,其强度为建国以来地震强度之首,到昨天19时为止,已造成34000多人死亡,240000多人受伤,还有大量人员失踪,重灾区达到100000平方公里,无数房屋倒塌,道路损毁,经济损失无法估量。抗击惨烈的灾情,没有举国体制不行;而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举国体制只能是空话。无论是数百趟运送抗灾人员和震区重伤员的专列,还是无数源源不断运往灾区的药品、食品、各种抗灾抢险设备等;无论是以最好医生和设备接受救治近60000名伤员的四川省内外诸多大医院,还是数以万计的来自全国、活跃在震区的医疗和防疫人员,都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到,而在完全私有化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留下了一支与人民水乳交融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次抗震救灾,传诵着无数个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他们在地震发生不到4小时就陆续赶往灾区,总计动用兵力近100000人;他们在漆黑的深夜伞降在震中汶川;他们在大雨和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连续急行军21小时、行程90公里前往重灾区北川;他们把自己带着的干粮送给饥饿的灾民;他们将唯一一架大型直升机也投入抗灾……而人民也给予自己的子弟兵以无限的信赖与关怀:多少被埋在废墟中的人听到战士的声音,信心倍增;多少人看到战士象看到亲人一样泪流满面;多少人自觉地给子弟兵送饭、送水……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以“党指挥枪”为建军原则、以从人民利益出发为最高宗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做到。
    
    毛泽东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教育、影响了中国民众,使之成为一个空前团结和自信的整体。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自私、散漫、懦弱和愚昧成为普通国民的人格标签,许多仁人志士痛心疾首。鲁迅先生,曾沉痛地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先生一语中的,而“改变精神”的重任却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他们以思想政治工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坚持不懈地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不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育出无数英雄人物,而且使见义勇为、先人后己、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等思想成为民众普遍的价值观。这次救灾,全国各地的献血长队,雪片般的捐赠款物,络绎不绝的奔赴灾区的队伍,自己的亲人生死不明却去抢救他人的回乡民工,父母和女儿在地震中遇难却投入救灾的公安干警——数不胜数,可歌可泣!而一位父母在外打工、为救同学负伤、名为陈浩的中学生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出了这一切的真缔:“老师教导我们,要有雷锋精神。”
    
    汶川地震,民族巨痛;抗震救灾,千秋壮歌!当我们为自己的党、自己的军队、自己的社会、自己的人民在抗震救灾中的所作所为而骄傲的同时,对带来这一切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也不禁涌起深深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诋毁毛泽东是对中国大多数人情感的伤害
    
    诋毁毛泽东是对中国大多数人情感的严重伤害。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是因为,热爱和怀念毛泽东是目前中国大多数人的共同情感。虽然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进行普查,但至少有以下三点为这一判断提供佐证:
    
    其一,得到对毛泽东持否定态度的一部分主流精英承认。例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认为,怀念毛泽东是目前民意的主流。虽然他们以为这是毛泽东“民粹主义”的结果,是“极左”的流毒,从而不屑一顾。
    
    其二,网络是最好证明。打开互联网,那些怀念毛泽东的帖子令人目不暇接。以笔者本月20日发表在强坛深水区的帖子《抗震救灾见证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巨大作用》为例,它于次日11时38分被网友转贴于中华网论坛,至27日晚10时,赞成该文观点的8858票,而反对的只有174票。
    
    其三,毛泽东时代所实施政策惠及的是人口的大多数。例如,土地改革和工商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使几乎一无所有的普通民众获得生产资料,并且参与管理,经济和政治地位双提高;颁布《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禁止娼妓,使占总人口半数的妇女摆脱被奴役地位;大力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和推广简化汉字、汉语拼音等文化工程,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覆盖城乡、接近免费的医疗保障体系加上不间断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使人民平均寿命大幅提高……即使是广受诟病的所谓“政治种姓”(即划成份)制度和频繁的政治运动,受到伤害者也不占多数(这当然令人痛心!);广大的工人、城市贫民和贫农下中农由此得到更多的升学、参军、入党、提干的机会,成为对知识分子实施“再教育”的人,有的还直接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组成人员。他们及其后代是那一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当然对毛泽东怀有热爱和怀念之情。甚至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中,也有不少人不是从自身利益,而是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对他心存感激。最动人心弦的例子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他说: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人民也许还在黑暗中痛苦摸索!
    
    其次,少数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已远远超出批评的范围,是不折不扣的诋毁。毛泽东是伟人,也是凡人,也会犯错误,对他当然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以事实为依据,符合逻辑。少数人不是这样,而是无中生有,无理起闹,达到无知、无聊、无耻的地步!请看看围绕四川汶川地震,他们说了些什么:
    
    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奔赴灾区,他们指责毛泽东没有到唐山地震灾区。当时他老人家正挣扎在生死边缘,得知唐山地震泪流满面,亲自部署救灾工作,签发平生最后一个文件也是专谈抗震救灾问题……他们的指责还有人性吗?
    
    汶川地震后人民解放军迅速投入救灾,人们歌颂毛泽东缔造和培育的子弟兵.他们却说,人民解放军在南昌起义中诞生,毛泽东没有参加;第一次农村武装起义是彭湃领导的,与毛泽东无关。他们不谈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不谈建军思想和原则,不谈战略战术等问题,一股劲地胡言乱语!
    
    汶川地震后接受了大量捐赠和外国救援,他们指责唐山地震时毛泽东拒绝外国援助。不错,今天确实接受了外国援助,但谁也不能否认,抗震救灾主要依靠的是中国自己的力量,今后重建家园还是会以自己的力量为主,从这点看,汶川和唐山两次抗震救灾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有一位参加指挥过唐山抗震救灾的中央领导同志回忆说:“地震只过了两个月,我们就恢复水、电、通讯和交通、安置了伤员、控制了传染性发生,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这是一个奇迹!靠什么?靠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靠全国人民大力支援、靠唐山人民自力更生、靠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将这段话改动一个字,即把“毛”改为“胡”,换一个地名,不就是对汶川抗震救灾情况的生动概括吗?
    
    最后应当指出,诋毁毛泽东是对诋毁者信奉的所谓普世价值、尤其是其核心观念——“民主”的践踏。民主、民主,就是以“民”意为“主”,既遵循多数,也尊重少数。在目前的中国,即使怀念和热爱毛泽东只是少数人,他们的情感也应当被尊重,何况这样的人是多数!虽然这些人基本上是普通老百姓,但和具有高深的学问、显赫的地位、丰厚的收入者一样,有着高贵的人格和情感。一些人在谈论毛泽东的时候,信口开河,颠倒黑白,严重亵渎和伤害了大多数人的情感,长此以往,必然会加剧社会的裂痕,滞阻和谐社会的建设。望以诋毁毛泽东为己任的诸位先生们三思!
    
    ……………………
    
    伤痕——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四川地震灾后思考
    
    书剑子(原名王邦进)
    
    5月12号的四川地震,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汶川迅速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这次地震,伤亡很重。经济损失惨重。震后7个小时内,死亡人数官方报道就有8000人,很多地方整个镇子几乎被夷为平地。我觉得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达到7万人,伤残可能达到20万。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再考虑间接经济损失,全国人民今年一年白干了。
    
    通过这次地震,暴露的问题很多。
    
    1、大众科学素养不足:
    
    地震作为一个频发的自然灾害,几乎每年全世界都会发生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地震。历史上造成重大伤亡及重大损失的高烈度地震史不绝书。但是由于我国特色的教育,孩子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长达近20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但是关键时刻,这些哲学并不能救人一命。地震来了,只有科学的避震知识才可能给你捡回一条命。但是,官方教育体系里并没有任何关于各种自然灾害的急救知识。
    
    其次,多年的爱国主义科技史教育,也遭到了报应:很多人质疑政府刻意隐瞒地震预报,很多人责骂地震局及科研人员的水平低,依据就是古代张衡就能制造出能预测地震的侯风地动仪,而为什么现代科技预报不了?更有人以此作为依据,开始怀疑现代科技,转向相信一堆具有“东方色彩”的“东方科学”。各种荒诞不经但是瞎猫逮个死耗子的“预测理论”都找到了市场。实际上,我并不相信历史上所谓的地动仪。虽然我没有认真地查证过史料,但是根据广为流传的官方教育,说其中间是一个直立的柱子,柱子与其周围的龙头里的珠子有关联,当地震波传来,珠子就掉到蛤蟆的嘴巴里,于是,蛤蟆就指示了地震的方位。实际上,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是一派胡言:首先地震发生后,能量由三种波向远方传播,包括纵波(P波)、横波(S波,震级就是根据S波的相关参数计算得到的)及面波(L波),这些波分别以不同的速度传播,且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地层的作用发生衰减、折射、反射、滤波、共振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整个过程十分复杂,目前人类尚无法认识清楚。而倒立的柱子相当于一个倒立摆,遥远地方传播过来的地震波对其的作用,使其受到微小扰动后的倒塌方向根本无法预测。退一步说,就算能指示出方向,那也只能作为地震灾后报告,而不能“预测”。所以,我们的教育部门应该好好反思中国科技史的教育和急救及灾害防护方面的宣传教育。
    
    2、政府战备不足:
    
    地震预报分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长期预报主要是研究地震区划,为地区的建筑抗震设防建立科学的依据。中期预报,则是为政府准备救灾物资,制定应急预案作为依据。而临震预报,地震科学界的主流已经逐渐减弱了在这方面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地震高度复杂,很难准确地在时间空间上预测准确。所以地震抗灾不能依赖临震预报,而只能寄希望于中长期预报,做好地震区建筑抗震设防,做好政府应急预案及救灾物资准备。这样一旦灾害性地震发生,立即开展救援,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至于网上广泛流传的龙小霞的论文,我认为可以一笑而过。因为她的“可公度法”的基础就是认为地震的发生是完全由一个确定的规律决定的。是有精确的周期性的,这个周期性由“公度”决定。这个基础就不被目前地震学界的绝大多数人认可。虽然地震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但是并非具有精确的周期性,一个典型的例子如下:
    
    美国Parkfield由 于处于地震活跃期,差不多每几十年就一次地震(好像是39年左右还是19年左右,我今天没去查阅相关资料了),近7次地震的间隔相当有规律,美国的地震学家们预测将在1989年至1992年将发生一次地震,所以在该区域设置了大量的观测仪器进行监测。然而一直到2004年这场地震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并且遗憾的是:虽然近场布置了大量的各种仪器(差不多比全中国的仪器总和还多, 也只有美国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地震还是在地震学家们毫无准备中发生了。
    
    Nature于2005年10月刊发了一篇论文,表示可靠的短期地震预测仍然无法做 到[文献1]。
    
    该文中说:大约20年前,地震学家认识到,圣安德列斯断层的40公里长的 Parkfield部分,是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接近一次大地震的高质量测量结果的地方。 他们安装了一个密度很大的仪器网络,来监测一个自1857年以来至少发生过6次 大地震的区域。按预测应发生的地震没有在所预测的1993年发生,但监测工作继 续进行,2004年9月终于发生了一次6级地震。所记录到的数据显示了以前从未看 到过的地震过程的某些方面,但没有发现任何关于2004年Parkfield地震的明显前兆。所以,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受到密集监测的地区可靠的短期地震预测似乎仍 然是做不到的。(Article p. 969)Nature 437: 7061 13 October 2005
    
    建立有效的防灾减灾体系是减少灾害损失的关键!目前国际防灾减灾的主题已经从试图对灾害的预测转向了对灾害的预防和灾后最有效的重建。这是防灾减灾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各国都大力进行防灾减灾方面的工作,在不放弃监测预测的同时,提高抗灾能力,加大防灾宣传,积极进行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由于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同时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所以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我们没有看见报道说日本对哪次地震预报多么准确, 但是在各次地震中日本总是保持着相当少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灾后也能快 速地进行救援和恢复建设。可以说,在防灾减灾方面,日本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以上这两点,我在上次九江地震中已经在《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任重道远》一文 (XYS20051129)中进行了强调,但是遗憾的是,近2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任何改观。
    
    这次媒体被政府要求围绕“救人”这一主题,一个又一个舍己救人的故事,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母亲的故事,一个又一个人民解放军奋不顾身舍小家顾大家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人们的眼泪都快流干了,各大电台一直在现场直播一个又一个救人的场面。但是有几个人能反思反思?下一次再来一次这样的地震,我们是否还要付出同样的代价?为什么近10年来,大大小小也不少次地震了,引起的很多问题就是无法得到解决?为什么政府的过错要用无辜的生命作为代价?为什么要用惨重的伤亡来做为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最震撼的注脚?为什么要用天文数字的祖国花朵的凋谢,来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一无耻的谎言作注释,让那么多灿烂的笑脸永远定格在青春少年?
    
    现在屁大的事,媒体都要加上一句“某某政府启动了紧急预案”,那么我怎么这么多年来,没有看到任何公开出版的或者政府内部的所谓“紧急预案”?能不能别装B?实际上,哪次灾害,都是政府官员内部先内斗一次,然后才能缓慢地在人治下开展工作。哪来什么在一个法律框架或者政府应急预案的框架下工作的样子?
    
    东方卫视找了一个狗屁上海市救助与防灾处副处长作为嘉宾。当前方不同地区的记者纷纷传回伤亡最重的都是学校,且都是教学楼整体垮塌,死亡人数触目惊心的消息,男主持人说“我以前去过日本,在日本期间也发生过地震。日本作为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在灾后学校都作为避难场所,可见日本的学校是比较坚固的。而这次汶川地震,恰恰相反,学校几乎全军覆没,成为伤亡最重大的地方,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然后把目光投向那个副处长。这个长期在官场浸淫的畜牲,面部肌肉抽搐一下,然后说到“主要原因还是这次地震震级太高了”。我当时就把遥控器砸过去了。然后女主持人接过话茬:“我们看到啊,这次地震,经济好一些的镇子,楼房倒塌的比例就小得多,而经济落后的一些镇子,几乎夷为平地。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经济条件好的地区,抗震设防做得要好一些?这是不是也说明了,这次地震惨重的伤亡也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关系?”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东方卫视的主持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感到很欣慰。这个畜牲副处长,除了糟蹋粮食和纳税人的钱财,还能对救助救灾起什么作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3、我国建筑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建筑管理上,我国还是一直是二元化管理。各地建设局只管理公共建筑、政府建筑和商业建筑。私人业主的,没有经过商业市场的建筑,没有纳入建设局的管理范围。实际上,各地的建设局与土地局,除了在房价上升上推波助澜外,对地方的建筑安全,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这次地震,县级以上政府的房子绝对经受了考验。四川成都市政府花费数十亿巨资,由鸟蛋和鸟巢的设计人安德鲁设计的莲花型的建筑群,连玻璃幕墙都没裂一个;其次就是商品房。商品房虽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偷工减料,但是由于都经过正规的设计,都具备抗震能力和良好的延性。因此,即使发生破坏,也没怎么造成人员伤亡;再次就是农民自己的房子,虽然一些经济好转的农民,把毕生的资产都投入了房子上了,也都采用砖头、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但是由于没有经过正规的建筑结构设计,完全凭借包工头的经验,而这些包工头的经验根本算不得经验——这些没有任何结构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包工头,连静力荷载的传递路径有时候都不合理,别说什么抗震设计了。这些农民也根本没有抗震概念,把钱都花费在没有用的地方。我都被我哥哥气死了,作为一个土木工程师,我连自己亲人的观念都无法改变。在他有建造房子的意图之后,我从一个土木工程师和房产界人士的角度,给了他很多专业意见,但是他就是听不进去。最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花费6万元建造了一个200个平方米的2层小楼。结构上存在相当多的不合理之处。而我的堂哥,作为当地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之一,90年代末建造自己住宅,几乎犯了所有的结构安全大忌。现在房子几乎成为危房,更别说抗震了!我们那里农民追求房子的进深(从大门到“中堂”的距离,即房子的宽度)。他的房子是9米进深,客厅宽度8米。采用横墙承重方案,4米跨度的预制板。但是9米跨度的主梁,梁下不但没有“梁托”,而且梁的边缘距离门洞的边缘在水平上几乎只有20公分的距离,在高度上,也只有半米的距离,1米2的门洞没有过梁,直接采用砖砌。所以,想都不用想,不到1年,就从梁端发展了一条直达门洞角的裂缝!9米跨度的主梁,他以前从来没做过。于是也不放心,加大梁高,增加配筋数量和直径。但是不幸的是,4根直径22毫米的钢筋净距离太小,又因为我们村没有三相380伏特的电力,没有采用机械振捣,只采用了人工振捣,混凝土的坍落度、水灰比等指标可能也不合适(他们搅拌混凝土绝对不会有水灰比的概念),混凝土的石子无法穿过钢筋间隙,造成很多主受力钢筋外露,而第二排钢筋又被他配在中性轴的位置,对正截面抗弯完全不起作用。箍筋采用直径为6的钢筋,且间距达到40公分以上。可见,箍筋配筋相当不足,而由于混凝土密实性不足,屋面又没做好防水,梁长期处于潮湿环境,钢筋锈蚀严重。更要命的是,前面的走廊,预制楼板直接放在1米2长的悬臂梁上。而变截面的悬臂梁梁高不足,混凝土密实度又不够,负弯矩的钢筋又严重不足(只有2根直径为10的钢筋),他自己也害怕,于是在预制板上面又浇筑了4-10公分厚度的碎石混凝土。实际上,这一措施,起反作用——因为碎石混凝土层的存在增加了重量,但是对负弯矩的抵抗能力没有一点增加(这需要工程力学和混凝土结构学方面的知识才能理解),然后他又对梁进行加固,在跨中增加一个砖头砌筑的柱子,把9米跨度的梁变成一个4米5跨度的两跨连续梁。学过力学的人都知道,如果梁不发生一定的挠度,他后期砌筑的柱子不受力。假设梁发生大挠度,但是这样在柱子上面会产生负弯矩,而他的梁在上层只有2根很细的架立钢筋,根本没有主受力钢筋,所以主梁如果真的产生大挠度以后,柱子顶部位置,梁肯定会裂。还有一大堆其他问题。这就是一个接受过高中教育,有多年工程队经验的农村建筑包工头的水平。所以可想而知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设计的,由这些包工头和农民设计建造的房子,安全性如何。
    
    最差的就是学校建筑。这又由多种原因决定。
    
    首先资金不足。在贫困山区的学校,教育拨款很少,又不能象城市学校那样可以收取大额度的各种借读费等费用,所以资金十分紧张。在建造过程中,再加上政府部门主管官员,教育局主管官员,学校主管官员,包工头等层层剥削,可以想象最后能花费在教学楼上的钱还能有多少。
    
    当一个地区抗震设防等级提高以后,政府部门,重要的企业等都会对房屋进行鉴定、加固。但是这些学校,70年代设计建造的房子也不会有人管。所以,学校的老房子设防不足,学校的新房子偷工减料。学校的房子没几个好的。从大量的描述和照片上可以看到,发生整体垮塌,伤亡最大的,都是采用预制板的教学楼。预制板建造方便,省钱,平时使用也没大问题,但是对抗震十分不利!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用四个砖头在桌子上围成一个边框,上面放一个小石板,小石板的两端分别压在两侧的砖头上(前后的砖头仅仅起到围护作用),这个时候你前后摇晃桌子,你会发现,不那么容易把这个简易的房子摇倒塌。但是你再试试左右摇晃,保证稍稍一用力,被承受小石板重量的左右两个砖头就剧烈摇晃起来。要是你摇晃的频率恰好接近它自己的自振频率,则很快就倒塌了。这个时候虽然前后两个砖头不容易晃动,但是它“帮不上忙”。从这个小实验中可以看到——墙体被横着摇晃的时候,如果上面再有大的质量,很容易倒塌。但是如果是顺着墙的平面内晃动,则不容易倒塌。在工程力学上,这叫做“平面内刚度远远大于出平面刚度”。而如果是采用半框架结构,现浇板作为楼板,则相当于用胶水把小石板的四周与四个砖头都粘接上。这样无论从哪个方向摇晃,四个砖头都能起到作用。总有一个方向的砖头能起到强大的作用(面内刚度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灾区有的房子不倒塌有的倒塌了,这不仅仅取决于房子的质量,也跟房子的朝向、承重方案等有关,非专业人士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所以仅仅根据房子是否倒塌就直接下武断的论断说没倒塌的房子好,倒塌的房子都差,是不严谨的。
    
    而对于框架结构,则墙体全部是起围护作用(尽管也对抗震起很多作用,但是在结构计算分析中都忽略,这样使得结果更偏向安全),所以框架结构的房子,窗户大开间大,完全不是伤亡惨重的理由。网上有关于抗震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锡元院士(说起来还是我的师叔呢)的采访,认为“学校校舍的抗震设计时世界性难题”,我认为很可能是记者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他的原意的。如果他的原话真的那么说的,真的是那样的观点,那也太无耻了。因为一个合格的土木工程的本科生都不会那么低水准的。校舍由于开间大、窗户多等因素,确实对抗震不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在技术上设计不出来能抵抗高烈度地震的教学楼!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从很多幸存者的描述来看,大部分造成重大伤亡的教学楼都是脆性破坏,在地震开始的数十秒甚至数秒就倒塌了。并且一旦倒塌,就是粉碎性的倒塌,很难给幸存者留下多少生存空间。经过正规抗震设计的建筑结构,就是最终倒塌,也绝对不会是如此快速的脆性破坏。退一万步,就是倒塌的时候人还没来得及跑,经过良好抗震设计的建筑结构,其倒塌后也不是如此彻底的倒塌,而仅仅是关键部分的损坏造成的整体侧倾,底层框架柱屈曲等形态的破坏,能保证尚未逃生的大部分人都能有生存空间。
    
    所以,如此重大的伤亡,房屋结构的抗震设防不足,施工质量不好等因素是主要因素,急于用震级过高来辩解,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地震正常,高烈度地区的建筑物发生大面积倒塌也正常,但是如此动辄在地震来临瞬间就彻底崩溃,把数百上千人活埋,整个建筑变成活地狱式的倒塌,是无论如何辩解,也是洗刷不了清白的。
    
    所以,震区应该加强地震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抗震相关法规的建立和政府监管的力度!所有新建住宅都纳入建设局的管理之中,建设局切实服务好,提供一些常规结构农村房屋结构的标准图纸,对建房技术人员实行签字负责制度,并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实行农村房屋建设市场持证上岗。当然,不要又把这些搞成药监局那样的花钱买证。二是不收费进行服务,经费由政府专向拨款。
    
    经费由政府专向拨款。
    
    4、地震烈度来描述建筑质量不合理:
    
    目前描述地震有两个重要参数,一个是里氏震级,一个是烈度(中国地震烈度表http://www.hnccic.com/Web/HTML/oftendata/cysj13.html)。前者是地震中释放总能量的度量,后者是地震破坏程度的度量,很多普通人对这两个概念区分不开。一个同样震级的地震,其断裂模式不同,震源深浅不同,不同的震中距,则烈度也不同。甚至范围很小的地方,由于地质条件不同,也会形成显著的差异。例如一般孤立山头上烈度会大一些,沉积盆地由于松软土层的滤波、放大作用,也会造成烈度增加。
    
    目前描述地震的破坏程度和某个场地的地震剧烈程度,主要依靠这个描述性指标——烈度。抗震设防也是使用烈度,同时与超越概率以及峰值加速度等关联起来。譬如平时所通俗说的抗震设防要“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这个小、中、大的分界,就由两级烈度来区分:低于设防烈度的,就叫做小震,介于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之间的,叫做中震,超过罕遇地震的,叫做大震。而“频遇”、“罕遇”的区分,又是由超越概率来决定。各地区的抗震设防标准,最后与烈度相对应,具体在做抗震计算的时候,又与峰值加速度关联。因此,烈度相当于是一个过渡量。烈度作为一个描述性指标,无法直接运用来指导抗震设计,真正的抗震设计,还是使用峰值加速度和一些代表性的地震记录作为计算依据。而最要命的是,当一个地区的建筑设防采用烈度这一概念,同时,又采用该地区的建筑的损毁状况作为评价一个地区地震烈度的描述指标,因此构成一个逻辑上的循环。是极其不合理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甲、乙两地的地质状况、地震加速度谱等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别(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姑且做这个思想试验)。同时两地又采用同一套图纸建造了一批房子,但是甲地的房子没偷工减料,建造质量很好,乙地偷工减料很严重,房屋质量比较差。自然地震过后,甲地的房子受损少,乙地房子受损严重。于是灾后调查的时候,专家根据烈度的描述性指标,就会说“甲地房屋的损毁比较比较小,烈度较小仅有6 -7度,乙地经过抗震设计的房子多数倒塌,烈度达到9-10度”然后,乙地房屋的建筑商就会以乙地烈度比甲地高为依据,来为他们的房子损毁严重辩解:“我们这里的烈度达到9-10度,而我们的设防仅仅是7度,所以大部分房子损坏了!房子倒塌并非因为我们质量问题,而是由于烈度超过我们的设防烈度”!而为什么乙地烈度会比甲地高,专家学者们又会找出一大堆专业的理由,普通百姓自然是不懂!
    
    所以,从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出,烈度这个描述指标,是不适宜作为地区抗震规划时作为设防的指标量的!而仅仅适合用来作为灾后损失估计的量(不管你房子的设防是什么样的,根据房屋受损比例和严重状况,加上地区的人口密度等参数,可以较为准确地估算灾害损失)。我多次跟相关研究人员辩论,希望改变这一现状,免得烈度这个描述性指标成为不法建筑商的庇护伞!
    
    烈度这个指标,在真正的抗震设计上并没有直接作为设计依据(目前一般性的结构设计,仅仅考虑一个等级的峰值加速度作为地震力的计算指标,同时,在概念上,进行各种有利于抗震的细节设计及构造设计;重大结构则采用若干条与场地类型匹配的地震加速度记录时程曲线,进行时程分析。特别重要的结构,采用基础隔震、、耗能减震及主动控制及半主动控制等相关措施),但是在设防上,却作为设防分级标准,是极其没道理的!
    
    5、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位于世界前列,远远超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现在官方也都尤抱琵琶半遮面地承认这一尽人皆知的现实。这次地震灾害中,受灾最严重的人往往是最弱势的群体:学生、穷人、农民、小城镇的贫民窟等。用数以万计的性命来作为这个畸形经济的注脚,是否太残酷了点?
    
    6、对地震灾害的重视程度不够、规划不合理:
    
    这次地震灾害中,有一些例子值得重视。一是一些化工厂的化学物品发生泄漏。化工厂的抗震设防应该更加重视,因为化工厂破坏可能引起更大的次生灾害。一些重要的化工厂不应该修建在地震危险地带。特殊行业的厂房建设之前应该进行地震危险性分析。但是这次地震中,还是很多化工厂倒塌,发生一定规模的化学物品泄漏。目前还没有透明可靠的数字,不知道对环境和周围人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著名的剑南春酒厂,储存陈酒的库房遭到毁灭性破坏,损失惨重。这些都是鲜活的例子。其实,按照道理,陈酒的库房应该进行特殊的抗震设计的,譬如进行基础隔震等特殊的措施,可以保证就是把大地震翻过来,酒坛子都不会坏一个。
    
    7、 赈灾善款的使用透明度:
    
    网上有文章说,03年北部某省,国家发改委给了5900万的赈灾款,到省级政府后,就截留了4700多万,发了1100多万给市,市政府则又截留1000万,给100万给民政局,民政局则再次截留50万,发放50万赈灾款,而这50万,也是由关系有路子的,真正没点关系的灾民,几乎都没得到一分钱。老百姓到省里去告(可能以为仅仅是下级地方政府有问题吧),结果省政府高度紧张,把这些告状的劳教了。
    
    最近网易低调发布消息,说停止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截至某日以后的善款将由另外一个非政府组织来接受。原因就是红十字会不原意接受监督。这些有很强的官方背景的各种慈善组织,总是让人不放心。缺乏透明度,善款很容易被挪用甚至贪污!
    
    国家审计署审计车辆强险时发现,车辆的强险,理赔的花销仅仅占保险费的不到一半,收的保险费大部分都被掌管这个庞大基金的人员以各种名义花费了。譬如工资、福利、办公楼房会馆等等,且完全是不透明的。
    
    同样,具有强烈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人们很难相信这些官员们能有一颗慈善的心。
    
    这次地震,是个鲜活的教材。如果不认真反思,认真总结,并迅速落到实处,10年之内,我国还会有无辜的性命牺牲在地震灾害中。实际上,我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希望。因为从建国后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地震也数十次了。多一道练习题,我不认为成绩就一下子有多大的提高。要不了多久,照旧歌舞升平!
    
    此文恰于地震7天整默哀的鸣笛响起之时写成,谨以此文表达对不幸遇难同胞的深切的同情,并勉励幸存的同胞们走出心理阴影,共同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Parkfield 2004: late result) Implications for prediction and hazard assessment from the 2004 Parkfield earthquake. Nature 437: 7061 13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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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养薄葬真孝子——写在汶川大地震全国哀悼日后
    
    暂时无派
    
    降下一半的国旗在风中低垂着,她伴随着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的华人在悲哀中渡过了三天。超过五万个鲜活的生命,在一瞬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死得并不“英勇”,我们也实在很难用“重于泰山”来形容他们的死。他们,和你我一样,是一群普通的百姓,既谈不上“精”,更不是什么“英”,但他们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许多年前,一位伟人在纪念一位战士时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人总是要死的,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寿终正寝,是被当作喜事的,因为衰老的生命将被新的生命取代;旦夕祸福,是被归于“运数”的,因为它们带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在天灾面前,活着其实是一种幸运,正如这次地震后有人对刚被抢救出来的儿童说的:你既然活着,就好好活下去。我们都很幸运,因为幸运,我们就更为不幸的人深深地悲哀。
    
    民间有句老话:厚养薄葬真孝子,因为“厚养”是为了曾经活着的人的生命,而“厚葬”却是为了仍然活着的人的心理和脸面。降半旗哀悼三天,应该说算是对死去的同胞的“厚葬”了,许多活着的人可能也因此从某种心灵压力上解脱出来。现在,国旗又重新升到旗竿顶端飘扬,但是,我的心却依旧沉重着。我不能使自己相信这样一个结论:他们都是死于天灾。我不知道,在“厚葬”了他们之后,我们那些原来被称为“人民的儿子”,后来改称为百姓的“父母官”的人,当真敢在这些逝去的灵魂面前问心无愧地说,他们也曾“厚养”了他们。
    
    按照地震部门的解释,他们的死,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因为地震是不可预测,更是无法预报的。为了加重这个说法的权威性,他们不仅在自己的解释中加进了“国际惯例”这样很“普世”的字眼,而且还专门引述了一位专家的意见,并且没有漏掉这位专家前面的那个令人生畏的定语——美国。但是,我还是无法就此如释重负地将自己“凝聚”到什么地方去。我得承认,在这个“万众一心”的日子里,我有点“三心二意”。这种三心二意,既因为我听到和看到的事实,也因为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强迫思维,那就是:不把我知道的和胡思乱想的东西在那些还没有走远的灵魂面前说出来,我好象就在犯罪。
    
    说来可能会让人觉得可笑,直到这次汶川大地震之前,我一直以为地震局的主要工作就是预报地震。现在知道了,地震预报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临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中国却做到过。海城地震也是七级以上,那场大地震也死人了,但只死了一千多人。之所以没有象这次这么惨,是因为那次有预报。后来,又有了一个唐山大地震。唐山的人没有那么幸运,二十四万人死去了,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地震了。由此看来,海城的预报好象是有某种偶然和幸运。但两年前,有个叫张庆洲的作者却在一本名为《唐山警示录》的书中说,事实并不是如此,唐山地震不但有不少的人预测到了,而且预测的结果和后来的地震相当接近。据作者说,因为没有预报这个相当准确的预测,地震界的一些有良知的专家们整整痛心了三十多年。作者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故事:离唐山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个青龙县,它的县委书记兼县长相信了那些预测并预报了地震。结果,全县四十七万人在大量房屋震塌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死于那次地震。再往后,我们得知四川和云南又相继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地震,因为提早打了“招呼”,都没有死很多人。
    
    中国能预报地震,是因为中国人比别人聪明还是因为中国有别人没有的“高科技”?好象都不是。中国靠的是“土”得掉渣的办法——周总理领导建立的“群测群防”体系和专家群众两条腿走路的路线。据张庆洲采访的一位地震专家说,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群测群防被否定,同时,地震预报也被否定了。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凡是认为地震不能预报的,都是科学家;凡是认为地震能够预报的,都是骗子”。我猜,在“科学的春天”没有到来之前就逃过大地震的海城人,如果听到这个说法,一定会说“受骗真好”;我猜,那二十四万唐山地震的受难者,如果在九泉之下知道附近的青龙县人被骗得如此“悲惨”,一定会很羡慕他们;我猜,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死去的同胞们,如果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人敢骗他们了,他们一定……。很遗憾,我实在猜不出他们会怎么想。
    
    有人说,只有象海城地震那样的临震预报才是真正的预报,中期预警(或象地震界人士说的“打招呼”)得不偿失。我不知道因为预防地震,当年的经济受了多大的影响,老百姓在外面受了多少罪。也许,要不是因为那几年“躲”地震,中国的经济早就突飞猛进了,根本就不需要后来的改革开放了?我不能理解,那个只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年代,为什么那么看重“生命的尊严”(我个人理解,人只有活着,才谈得上“生命”),而在今天这个处处体现“以人为本”、处处闪耀着“人性”光彩的年代,利弊权衡时却为什么如此不向“尊严”倾斜?
    
    地震前,大自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宏观异常,这些宏观异常,常常预示着大震的脚步声声逼近。有的时候,自以为是的人类真的不如头脑简单的动物更敬畏“天变”,动物们常常会比我们更早地感知大难临头。观测它们的异常行为,曾经在群测群防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现在,我们被告知,它们的异常行为和地震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观测动物的表现来预告地震是不科学的。是的,动物懂什么“科学”呢?非但不懂,他们有时还会亵渎“科学”的。比如,都江堰的一个部队分散值勤点上的一只狗,就非常不“科学”地在这次地震前一个多小时给三个战士发出了警告。而那些比它早几天行动的蟾蜍们就“懂事”多了,它们虽然大批量地招摇过市,却没有挑起有关“科学”的争端。
    
    地震预报,在国外的确被认为是个难题。于是,他们将预报地震转向预防地震。以美国为例,加州地区就是地震高发区。美国有关部门从没有发过临震预报,但他们对当地的建筑有很高的抗震要求。所以,虽然,那个地区发生过多次震级达到破坏性程度的地震,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不严重。也许有人会说,汶川大地震已经由7.8级修正为8.0级了,这样大的地震怎么防?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二者没有可比性。我们姑且承认这样的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和国外比,和自己比行不行呢?纵向比,可以和三十年前的开滦煤矿比。地震前,开滦煤矿没有接到预报,也没有“躲”地震。地震时,井下有一万多工人在工作,但是,由于他们高度重视地震的预防,各项措施严格到位,处在震中的整个开滦矿,仅有七人死于地震。如果有人认为当年的地下和今天的地表还是没有可比性,那么我们就横向比。这次汶川地震,出了个“史上最牛希望小学”,汉龙希望小学。在一片废墟瓦砾中,这所小学执倔地站着。别跟我说这是因为建筑位置特殊造成的偶然现象,同一个人监督建造的当地五所希望小学,在此次地震中无一倒塌。他们用了什么特殊的抗震材料了?从透露出的信息看,并不特殊。他们做的,无非就是把沙子里的泥土洗净,把扁圆的鹅卵石捡出来而已。这样的防震措施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难啊!简单得是个人就能做到,困难得只有一个人做到了!不倒的希望小学,多象一座丰碑,向世人展示着一种叫做责任的人性;不倒的希望小学,又多象一面镜子,折射出一种叫做冷漠和贪婪的丑恶。
    
    在地震预报方面,中国近些年与“国际接轨”了,走上了不预报的“科学”道路;但在地震预防方面,中国却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坚持几十年不严格要求建筑抗震标准不动摇。既不报,也不防,地震来了就只能看个人的运气了,正如某“院士”说的,谁让你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呢?
    
    听说,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一位领导人发了火,说了“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看着办”这样的狠话。我不知道他是对谁说的这句话。如果是对我们的子弟兵说的,我要说,请慎言!从打诞生的那一天,我们的子弟兵,火里水里,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的队伍,他们从来没有辜负人民的养育!如果是对属下的地震部门说的,我要说,说得好!人民养育了他们三十多年,他们都干什么了?既不能报,又不能防,人民还有必要继续养育他们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特色”:一个政府部门存在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证明它不应该存在,就象既不能预报地震、又不能监督预防地震的地震局,就象一心想把全民资产送光卖尽的“国资委”!
    
    一场大地震,将中国人民迅速地凝聚了起来。我在问自己:这种凝聚的力量是什么?是爱国主义还是“大爱无边”?是社会主义信念还是 “普世价值”?是对死者的哀悼还是对幸存者的同情?是对抢险救灾的人们的敬佩还是对未来的信心?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还是来自内在的和力?是感激还是愤怒?它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还是转瞬即逝?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自我陶醉在虚假的“盛世”中的民族,是一个即将面临危机的民族;一个敢于面对自己错误的民族,是一个无往而不胜的民族!
    
    我们还没有取得这次抗震救灾的胜利,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要战胜的对手是谁的话,这次抗震救灾将根本不会有胜利。我们的对手是谁?如果说是大自然、是地震,那么它早已撤退了,在它面前,我们谈不上胜利。真正的对手,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敢承认自己的不足,如果我们只会激动地高喊“汶川加油”,如果我们在激情冷却后继续坚持着昨天做的一切“毫不动摇”,那么,当下一次类似的灾害来临时,我们面对的,将还是“生命尊严”的消失;我们能做的,也只能还是哀悼和“厚葬”。
    
    附文:
    
    国家地震局:我国地震预报跻身世界前列
    
    http://www.gov.cn/jrzg/2006-07/27/content_348056.htm
    
    国家地震局:我国减灾实效地震预报跻身世界前列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记者吴晶晶、隋笑飞)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我国已实现20多次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跻身世界地震预报领域前列。
    
    1975年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至少减少了近10万人伤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作出的具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此后的30多年来,我国先后对1976年四川松潘7.2级地震、1985年新疆乌恰6.8级地震、1995年云南孟连7.3级地震、2003年云南大姚6.2级地震和甘肃民乐6.1级地震等20多次地震进行了较为成功的预报,取得了减灾效益,也大大增强了人们战胜地震灾害的信心。
    
    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介绍,目前我国建立了1200多个地震监测台站,布设了总长度达数万公里的流动测线,建立了近万个群众业余监测哨,覆盖全国、现代化的地震观测网络初具规模。这为捕捉地震前兆信息、开展地震预报探索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目前我国一年左右的中期地震预报准确率达到20%到30%,短期地震预报准确率不到10%。”陈建民同时表示,从世界范围来说,地震预报仍处于经验性的探索阶段,迄今为止,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未科学地认识地震孕育发生的规律,地震预报方法仍是经验性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陈建民表示,要解决地震预报的难题,必须大力发展地震监测技术,建立立体地震观测网络,显著提高地震监测能力,深化对地震孕育发生规律的认识,这可能需要几代地震工作者的努力。
    
    ……………………
    
    四川大地震震出了一群能预报地震的神仙!
    
    庙上之人
    
    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令整个中国大地为之震颤,瞬间,山崩地裂,房屋坍塌,无数条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想想那废墟中一具具的尸体,让人不忍心看那电视中的现场画面,也不忍心去听那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相关的文章也不忍卒读。听着专家的话:地震当代无法预测。短期临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如此权威的话让人不由得不信。这些日子,我常天真地想:“要是有人能对地震做出预报,那他简直就是神仙呀!”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几天我还真找到了一群能对地震做出预测的神仙!现在就将他们一一列出:
    
    毛泽东 有人说他老人家怎么是神仙呢?他真的能预报地震?说这话可太肤浅了吧。你知道毛泽东思想吗?想想过去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取得了多少人间奇迹,在这就不需要我多说了。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教育家、医学家、地震学家……有人说他老人家怎么还是医学家呢?一般的医学家只能给人看病治病,一生看病的人数也是非常有限的,可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的体质”的思想就能让无数人的体质强健起来,不生病,少生病,那人数可是无数呀!岂是一般的医学专家能比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毛主席是大医学家不过份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在一切领域战无不胜的法宝!自然中国地震界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那也不可能取得1975年2月辽宁省海城地震成功预报、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时青龙县及开滦煤矿成功预报、1976年8月四川松潘成功预报等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我国人口较密的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震后的惨状让我们的总理思考地震预报的问题。当时有的同志说:“这个问题比较难,国际上还没有解决。”周总理斩钉截铁地指出:“国际上还没有解决,我们自己就不能解决吗?”周总理指出:“这次邢台地震,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必须从中吸取经验,研究地震发生的规律。这在外国从未解决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前解决吗?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一九七○年,当周总理听到通海地震前曾观测到一些前兆现象,有人在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从而减少伤亡时,又及时指出:“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报的。”“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啊!要有雄心壮志。” 他特别指出:科学就要有数据,必须从各方面来研究,不能由一个方面包了。“研究地震,要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业余群众队伍。环绕在专业队伍的周围,要土洋结合实现预防,广大劳动人民也可以预测”。根据周总理多次指示的精神,制定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防”的地震工作方针,组建了全国统一的地震科学队伍。 周总理是毛泽东思想落实到地震的具体实施者,你看他的“群防群测”的指导方针不正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地震工作中的反映?其他的神仙正是在毛泽东思想,周总理的“群防群测”方针指导下才能预报地震的,领导神仙的还不是神仙?
    
    李四光 这位神仙相信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就是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打破洋权威,一举甩掉了洋权威扣在我们头上的“贫油国”的帽子。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更厉害的是,早在1967年他就发出了预言:天津-北京,清楚地有一个北西向的断裂带。北京西山到西北旺一带,可能是一个由剪切力形成的北北西向的羽状断裂。即使京津不发生地震,是在京津以外的地方发生地震,它的影响是很远的,也有可能影响到京津。滦县-迁安,可能东西向构造带的活动更重要一些。东西构造带很深,范围很大,很强烈,发生震群的话,可能延续的时间长,释放的能量也比较大。这里,地震沿构造向南延展的可能性小,而向东西则可能大些。因此,我们应向滦县、迁安这个东西构造带地区做些观测(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资料室文件(00148号)。
    
    冉广岐这个神仙可厉害了,1974年至1977年时任的青龙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点53分,唐山7.8级大地震爆发了,而同属震区的青龙县竟创造了47万人口仅死难1人的奇迹。听听他这个神仙是怎样预报地震的:“我任青龙县委书记以后就总琢磨,京津唐渤张要闹大地震可不得了。我对地震一无所知,只知道要有地震。但为啥地震,地震怎么发生怎么预防,一点不知道哇。我就托人上科委上外地找资料。为啥呢?一方面被震情所驱使,另一方面老人家有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还说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我就学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地应力怎么发展,怎么由小到大,怎么积累到一定程度,地下的力超过了岩石的弹性极限,就突然爆发。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为啥有地方地震,有地方不地震。这就要学点板块学说。地球不是完整的,它有好多条大裂缝,七裂八歪的,这就是地震断裂带。我研究这个不光是为了对付地震,青龙要修小水库啊。青龙水利化建设当时居全国第4位。我修的水库不能在断裂带上,漏水呀,怎么防渗,挖多深合适,全县好多小水库呢。就研究《地质力学》,研究板块学说,研究地震预报学。”于是在他的领导下,青龙县就建了16个地震观测点。结果在震前就发现一观测点——冷口温泉的温度一年四季都很平稳,突然就上升了2度多。他亲自到冷口去落实,结果属实。别一观测点——大杖子公社土坎子大队路边有一口井又出现了异常:往日用扁担勾着水桶往上打水,可震前却手拿着瓢就能舀水。他分析:这说明地壳已经开始活动啦。其它观测点也是危险信号频传:气象局的地电微安表出格!娄丈子中学地应力异常!双山子中学土地电微安表出格!7月27日,某泉水异常。平日清亮见底,那天却不断地往上翻白浆,水搅成了乳白色。平时趴在水底的黑虫子也浮上水面来回蹿动。地震监测员说,比海城地震前兆还邪乎!青龙县中学地震研究小组发现黄鼠狼在白天乱跑。再参考一个不能代表国家地震局的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的预报,于是乎他冒着因发布地震预报被罢官的危险,拍板通知县内人民注意防灾。1976年7月26日早8点,全县43个公社的干部按照县委的死命令,全部到岗,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临震总动员。此时,距唐山大地震仅有44个小时。现在都说“地震当代无法预测。短期临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可事实摆在面前,人家愣是能预报地震的呀!你说他是不是神仙?这还不算,当他听说唐山是震中!心里那个着急呀,老天爷,那里是重工业城市,上百万人口啊!第二天,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事实上也联系不上上级了,他们就兵分两路:一路在本县救灾;另一路由副主任王春田带队,集中青龙所有的汽车(一共12辆),拉着食品拉着水,紧着去唐山救灾,由于学过地震知识,冉广歧同志知道自来水管在地震中必然受到破坏,准知道唐山没水喝!是谁培养了这样的人才呢?听听他自己的话:“说实话吧,我也有老婆孩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地掂哪。毛主席的话还真给我壮胆了,共产党员要具备"五不怕"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
    
    耿庆国 1941年1月生,北京市人,满族。
    
    1965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毕业,分配到地质部物探研究所。
    
    1968年1月任地质部物探所地震预报室技术负责人和北京管庄地震前兆预测台站首任台长。
    
    1970—1979年在北京市地震队工作。
    
    1980—1989年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从事地震预报应用研究。
    
    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项目科学顾问。
    
    这个神仙那也是不得了,那法术可大呀!能掐会算。你看,那还是多早的时间—— 1972年11月,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在临汾召开。耿庆国的旱震关系报告,令与会者震惊: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旱区面积达113.4万平方公里,在大旱后一至三年半时间,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将发生7.5级以上大地震。若在旱后第三年发震,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1974年5月31日,北京市西颐宾馆北馆五单元诞生了一份中国地震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极其重要的报告《关于对我国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特大干旱提出的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的基础依据和分析结论》。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的"地震工作要以预报为主"的方针。在对未来震情判断(尤其是对可能发生地震的震级预报方面)有争议的地区,为了正确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我郑重建议:不妨以最坏的情况,即可能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考虑部署地震预防工作,这样做于人民的事业是有利的。
    
    鉴于大面积旱区一般都是旱后可能发生强烈地震的波及区和有感区,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对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
    
    请有关方面切实加强京津唐张地区和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的防震抗震和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测报工作,特别要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和沈阳的震级在7级以上,甚至7.5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几百天之内强震就有到来的可能!!!
    
    1976年7月24日,在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震情分析预报人员召开震情会商会议。耿庆国说:"根据当前的异常报临震,你若能把所预报地震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根据低压突破、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就将报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耿庆国建议,正式书面上报短期临震意见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措辞为:根据当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水氡、地磁K指数、气象要素异常等情况,认为未来一周(1976年7月25日-7月31日)内,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
    
    1976年7月27日,耿庆国特别想念儿子,就去了朝阳门外三里屯他岳母家。当他看到岳母家楼外两棵树之间拴的一根铁线晾晒的衣服上爬满了蚂蚁;再看到地面上这么潮湿。。耿庆国就知道这是地下水往上涨啊,坏了坏了,马上就要地震了!
    
    2006年这位神仙又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日和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并且他还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
    
    马希融 1933年7月生,河北唐山人。回族。1955年参加工作,后进修矿井地质及物探专业,任职于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
    
    他自1975年以来,长期在第一线主持地震监测预报及科研工作。1975年主持建设唐山市第一个形变电阻率测报点。这位神仙也不简单,你看,1976年7月6日,他就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1976年7月27日18点距离唐山大地震9个小时他又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1976年11月初,这位神仙又准确地预报了11月15日发生在宁河西部的6.9级大地震。
    
    田金武 原唐山二中的一位教师,这位神仙也是相当的厉害,你年他连地震的位置都预测得令人难以置信。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在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在唐山主持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这位田金武老师手中的教鞭在"地震数据曲线图"上滑动,边讲解边分析,列举了土地电、地应力和磁偏角异常的确凿数据,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有人问,你说有一个大震在哪儿呢?
    
    田金武说,大地震就在脚下。
    
    你说预测得准吧。除了神仙,凡人可是做不到的。
    
    侯世钧 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1964年8月,分配到唐山地区乐亭城关中学("文革"期间更名乐亭红卫中学),任初高中物理课理化教研组长。
    
    1969年,渤海地震后,红卫中学成立了地震测报小组。
    
    1970年1月,参加首届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这位神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了。他对唐山大地震的暴发的预测时间是侯世钧的临震预报是7月23日左右。1976年7月24日,忍不住将天机泄露给了他的学生及一些同事。可24日、25日还不震,接下去的26日、27日让他紧张得不得了,全身的神经的都绷紧了!这四天,我简直难于想象他是怎样挨过去。焦躁不安,热窝上的蚂蚁都不足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反正27日晚上10点左右,侯世钧无奈地回到了宿舍。为了能及时逃生,依然没有锁门,门里边支了一根小木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爱人均匀的呼吸声……大地震轰然而至。侯老师夹着孩子蹿出了门外。因为没锁门,一点逃生的障碍也没有。他爱人紧跟着出来了。刚逃离宿舍,山墙便轰轰隆隆地倒塌了。大地剧烈地摇晃,人根本站不住。侯老师右手抱着一棵树,左手夹着孩子。那一年孩子六岁。神仙毕竟是神仙误差只有四天!不得不让人心服口服!
    
    这样的神仙太多了,什么吕兴亚、汪成民、姜义仓、孙威……
    
    到底这些神仙有没有预报地震的能力呢?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
    
    刘占武 ,1976年任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从1979年起,担任中心台台长,直至2002年退休。
    
    这位当年唐山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事隔20多年后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为张庆洲调查唐山地震漏报真相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内容。
    
    刘占武也是钱钢《唐山大地震》一书中的人物。钱钢描述了震后受伤的刘占武被群众唾弃的过程,这部分的小标题是“‘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请介绍一下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区的地震监测情况。
    
    刘占武:当时唐山地区监测地震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唐山监测中心台,还有一个是唐山地震办公室。我们中心台是专业队伍,唐山地震办公室管辖唐山市市区范围内的地震台,是业余地震监测队伍,负责人是杨友宸。我们两家是平行机构,两家上面还有一个机构,是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
    
    杨友宸这个人非常能干。他东奔西走,在唐山市建起了几十个地震监测台站。遗憾的是,地震前不久,他被弄到干校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地震前,你们掌握了哪些情况?
    
    刘占武:我们管辖的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阻出现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到了1976年上半年,地电阻率值下降得相当快,很不正常。我们先后到昌黎后土桥地震台检查了3次,线路没有问题,也排除了干扰。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杨友宸下辖的地震台站很多出现了异常,而且有的台站还做出了明确的地震预报?
    
    刘占武:是。唐山二中的地震台、唐山八中的地震台、马家沟矿地震台都和我们交流过震情。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还发出了地震警报。杨友宸下面的地震台站真的很厉害。吕兴亚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的地方(正好是唐山南火车站附近),7月底8月初将发生6到7级地震。侯世钧预报:7月23日前后,唐山将发生6到7级地震。
    
    中国新闻周刊:吕兴亚和侯世钧的地震预报报给你们中心台了吗?
    
    刘占武:报给我们了。
    
    中国新闻周刊:接到他们的预报之后,你们是怎么做的?
    
    刘占武:我们向上级机构,就是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做了汇报。当时我说,第一,应该肯定他们的大胆预报,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第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现在地震预报尚处于探索阶段,不能说人家的预测结果完全不对。第三,我们认为应继续观察。
    
    当时已经有昌黎后土桥地震台出现异常,又有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短期预报,还有唐山二中、唐山八中、马家沟矿等好几家监测台站提出可能发生大震。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已经很多了,当时应该立即要求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可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而是提出继续观察,延误了战机。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当年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原因在哪里?
    
    刘占武:没有做好专群结合。当时对于吕兴亚和侯世钧的预报,我也是将信将疑,有点看不起群测群防的土方法,觉得他们用的是土地电,只能打到地下几米深,而我们专业台用的地电能打到地下1000多米深。现在看来,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经验丰富,能够敏锐地捕捉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
    
    另外就是国家地震局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专业地震队和地方地震工作队是地震预测的两条线,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应该在国家地震局。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今天,唐山灾难能够不再重演吗?
    
    刘占武:很难说。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
    
    刘占武:地震预测要靠两条腿走路,专群结合。可唐山大地震以后,群测点都撤了。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群测群防那么重要,怎么反而撤了呢?
    
    刘占武:(沉默)。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事当年你向《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说过吗?
    
    刘占武: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为什么20多年后又讲出来?
    
    刘占武: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以前,我身为中国人只是知道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可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却震出了我国一群能预报地震的神仙,我才知道这些神仙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令世人叹为观止!听听,1976年6月,美国“赴海城地震考察组”负责人雷利教授在地震现场说:“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是第一流的。海城地震预报是十几年来世界上重大的科学成就之一”。我为中国有这样一群神仙而感到自豪!但神仙也要有法宝,失去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法宝,神仙的法力自然而然就会降低了许多。更何况,随着毛主席,周总理这二位大神仙的驾鹤西去,我们肉眼凡胎也就不识什么神仙了,在我们眼里,他们几近骗子,他们的话也就成了疯癫之语,谁人会信?这样什么人间奇迹也产生不了了。
    
    ……………………
    
    自由主义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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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尚未过半,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能感受到这一年是一个多事之年。所谓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多事之年使中国人经历了不少磨难,但也使中国人得到了历练。比如说,一向不被看好的80后、90后,在这次地震灾害之后,让人们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灾难的历练必将升华为思想,而旧思想的改变与新思想的形成将是意义深远的事件,这应该就是“多难兴邦”的真实内涵。经常倒霉、经常遭难,怎么就会“兴邦”了?显然这里面要有一个转换才行,这“转换”其实就是思想的改变,“多难”使人反思,而反思就为新思想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那么随着这吸取了“多难”教训的新思想的出现,“兴邦”就成了可能。所以,地震之后咱们听到了很多“多难兴邦”类的悲壮的情绪渲染的语言,但煽情要变成实际的行动,邦要可兴,其实仍然依赖于冷静的思索。
    
    在08年的这多事的上半年中,思想领域中的最大变动当属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没落。年初的雪灾,虽然暴露了国家在灾害应急上的诸多问题,但在抵抗灾害过程中,中国人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团结互助,政府在救灾中的也表现出了对责任的担当,灾害不仅没有使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反而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那时某位成天嘴上挂着“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说“这个政权还是有效率的”。政府虽然有效率,但这种效率却不符合自由思想的理念,因而那位知识分子没少被他的同类们批评。雪灾之中究竟什么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满意呢?不满意的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团结互助”、“凝聚力”令他们不满了。按说,遭遇灾难,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灾害,让损害降到最少,应该是每个受灾者的企盼,也是未受灾的幸运儿的希望,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倒也不见得就想见到别人受苦受难,但问题是,这种应对灾害的方式不符合其理念,因而就被这些自由人士反对了。
    
    在中国传播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自由主义古典时期的思想及其变种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是个人,它将个人对自己行为的决定权绝对化,把“自由”理解成个人对其私域的全权做主。在这种思想下,政府始终是站在个人的对立面的,政府就是“自由”的敌人,他们对政府是象防贼一样防着的。这种思想下理想的政府是“小政府”,所谓“小政府”,其实是指只对个人及其私域的全权做主进行保护的政府,私人领域的做主被理解为“权利”,于是对“私人权利”的保护就是小政府的全部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下,对“公共”做了特殊理解,“公共”指的是每个人的私域共有的“权利”,除了“权利”是公共的外,任何其他的具体的资源都不应是公共的。这种思想下理想的国家是彻底私有化的,政府不掌握任何公共资源,资源都属于个人,政府只要保证每个资源所有人都可以对其拥有产权的资源全权做主,这时那个神秘的市场之手就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都能生活幸福。
    
    以这种思想来看救灾,立即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了。首先,团结互助共同抗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了,这就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神秘市场的说法完全相反了。自由理论理解下的市场是一个没有共同目标的东西,它没有目的性,不为了完成某项任务,市场中的参与者没有共同的意愿。自由理论下理想的市场参与者是只为了自身利益的个体,个体之间是不需要协调的,自由理论相信,这些无联系的个体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就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了,那么总体的利益也就最大化了。现在的共同救灾,无疑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它是设定了一个目标,而后大家共同努力,因而这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自由主义者例来是反对人为建构的,这不符合其关于事物自然发生的理念。所以,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抗灾他不反对,但共同抗灾他就要反对了,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的抗灾应该是各干各的,只要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市场,灾民们在这神秘市场中各人顾各人,就会神奇地把灾给抗了。
    
    其次,有了共同目标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对这目标有了责任了,这目标既然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那么我们每个人就该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这“应该为目标努力奋斗”就对个体行为提出了约束,如果你的行为不符合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行为就可能被禁止,而这点就是自由主义者决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者理解下的个体行为,在个人的私域内,个体的行为是无约束的,即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私人领地我想咋样就咋样。而当涉及到个体间的行为时,自由主义者的行为是受公共法律的制约的,也就是说,当涉及他人时,自由主义依靠法律作为其行为的参照。对“法律”,有种理解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共意愿的表达。但对自由主义来说,“自由”作为抽象的普世价值是存在的,是应该被每个人信奉的,而针对具体事务的“公共意愿”是不存在的,因为个体之间很少能对同一件事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公共意愿”是指多数人的意愿的话,这就涉及“多数人的暴政”,这也是自由主义者所不愿看到的。那么这“法律”在自由主义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自由思想下的“法律”指的是首先保护私域的法律,在确保了私域受保护之后,个体之间的问题通过自由订立的契约完成,而法律就是保护这种契约的工具,法律的公共性质指的是对契约保护的公共性,而不是说找到某种“公共意愿”而后强制执行之。自由主义理解下的个体间的行为,只能通过契约完成,有了契约之后,遵守契约的强制就是合法强制了。以救灾的事情来说,如果救灾之前政府先跟每个人都签个约,每个人都同意在救灾中听从政府,那么这时再有一个共同目标,再对个人行为提出约束,要求个人为救灾出力,自由主义者对此就无话可说了。在未签约的情况下,中国的老百姓们居然就大伙一块儿抗灾了,这就很不符合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程序正义了,以他们的话来说,中国老百姓们的行为就是奴性的表现,上头一号召,下头讨价还价也不来一下,太缺乏自我了。
    
    再其次,雪灾中的团结互助共同抗灾,不是由受灾者自发组织成团体来抗灾,而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抗灾,这就更触动了自由主义者的神经。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政府是不可靠的,政府该做的是保护受灾者自发组成的团体去抗灾,而不能亲自参与进去,政府参与进去,就意味着政府偏离了只保护契约的精神,就意味着政府权力将因此扩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最近几十年来所努力实现的目标,就是将政府“小政府”化,就是要想方设法限制政府对具体事务的参与,这例来是作为政治改革的首要目标的。但现在一出灾害,政府立马插手,总理亲自飞临现场,指挥救灾,这就完全无视“小政府”的理念了,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们也居然毫无政治头脑,对此一点不警觉,仅仅因为政府的快速行动让他们减少了损失,就遗忘了“自由”的大目标,竟然为政府歌功颂德,感谢起政府来了,这显然是见小利而忘大义,这让自由主义者如何能够容忍?所以,当某位知识分子感叹起“这个政权还是有效率”的时候,就必然要被其他更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咒骂了。
    
    如果说雪灾只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遭遇的一次小失败的话,奥Yun的火JU传递事件则表明海外的华人也不能接受那些纯粹自由主义者的观念。对完全基于个人的自由主义来说,国家是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因为对这类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是个普世的概念,是适用于每个人的,因而是不分国家的,理想的“法律”也应该超越国家,成为所有人共同遵守的规范,即使因为现实原因,不得不有“国家”这个概念,但自由主义者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也决不应该从这类区域性的概念出发,而只能从普世性的概念出发。比如说,中国的现政权的组织形式不符合自由主义者的理念,自由主义者正在努力改造它,因而就不应有任何形式的对其支持。国内迫于压力,自由主义者有些话不便说,但海外的华人是完全不受这限制的,不料不这受限制的海外华人在火JU传递之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表现出了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无比热爱,不允许别人破坏国家的荣誉。这就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相当地不爽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努力实现的其实就是把中国溶入西方,采用西方的观念,西方的政治架构,重新塑造出一个中国出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制止一切关于中国特色的说法,要让每个国人都知道,不存在“中国”这个概念,“中国”只是未开化的西方,西方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中国人只需要学习,并且把学到东西贯彻落实就可以了,任何对“中国”概念的强调都是有碍于这溶入西方的进程的。因而对于海内外中国人在奥Yun火JU传递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就极尽诋毁之能事,将其斥之为“民粹”,斥之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而,这样的诬蔑并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在对别人的训斥中,自由主义者反而被老百姓越抛越远了。
    
    特别是近期的地震灾害,自由主义的理念更是在现实面前支离破碎。面对震区中遭受苦难的同胞,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自由”,不是个体的“权利”,而是同胞的需要,即使四川人没有跟我们签好合同,没有谈好利息,但现在遭受苦难的四川人需要帮助,那么咱们就应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人在同胞的灾难面前,不去考虑我的东西就该是我的,而首先想到是救助别人。这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对“自由”来说,私域的确定是首要的问题,“自由”本来就是私域里的自由,把属于自己的东西转让给别人,其实就是对自己“自由”的破坏。比如说,把自己的车给了别人,靠两条腿走路与开车相比,哪个自由?把自己的房子给别人,自己挤集体宿舍去,待在私家花园里与待在集体宿舍相比,哪个自由?东西给了别人,就意味着产权的丧失,就意味着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权力的丧失。因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是涉及到理念的根本问题的。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更喜欢的是交换,即引入那个神秘市场之后的交换。然而,面对灾难,先谈条件,条件谈不拢就不救助,显然比较冷血,这样人人都知道自由主义者不是东西了。对此问题,自由主义者是通过如下方式解决的:四川人受灾,需要帮助,但四川人需要帮助并不意味着别人就应该帮助他们了,假如有人愿意帮助他们,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东西给四川人,那么没有问题,这也是符合自由理念的,但如果因为四川人受灾了,就要求别人帮助四川人,这就不符合自由的理念了。但不巧的是,对中国人来说,帮助灾民显然是自愿的,但这自愿的帮助也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应该的,中国人是因为“应该帮助”所以“自愿帮助”的。而自由主义理想中的自愿帮助是无条件的,它不能有原因,有了原因它就认为这要么是被迫、要么是诱骗的,就不再是“自由”的了。显然这样的自愿帮助无助于灾难问题的解决,它在强调自愿的同时,也为某些人不帮助别人找到了理由,在这种观念下,不帮助灾民也是合理的,也是不可被指责的。这点违反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观念,因而自由主义的思想被中国人抛弃也就不奇怪了。
    
    地震灾害之后的热点事件是王石的捐款问题。按说王石捐多少钱是王石自己的事情,但王石的捐钱多少应该不影响其他人对的王石评论吧?比如说,现在老百姓们对王石的抠门大加鞭笞,以中国人的观念来说,这很正常,你既然干了事情,我就能说得,这就是所谓民意。民意并不意味着对王石的强制,只不过觉着不合理而已。如果说王石出来说,他想多捐,但股东们不让,他做不了主,那么民意就不会对王石再加鞭笞了,老百姓所要了解的不过是一个合理原因。而王石对此的响应却是,他捐200万是合适的,别人是管不着的,更进一步的潜台词是,别人不仅管不着,批评也是不应该的。王石的说法如果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下则完全可以得到支持。对自由主义来说,私域是别人不可介入的,虽然王石的捐款分明是一种公益行为,王石的行为不仅将会对受灾者产生影响,也会对其他捐助者产生影响,但自由主义者就是无视这些后期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捐款”行为本身,他们相信“捐款”只是王石一个人的事,因而只要王石自己满意就行了,后续的影响跟他们没有关系。这说起来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心态,但其实更加是一种鼠目寸光。捐款本来是为了帮助别人的,因而思考捐款行为的时候应该从是否帮助了别人上考虑,如果你的行为无助于帮助别人,那么这行为有何意义?举例来说,捐款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说:“一块钱也是钱,捐一块钱也是捐”,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就是概念性的思维,他们认定的是“捐款”这一概念,只要符合概念,他们认为事情的意义就结束了。捐了一块钱,他们就认为已经实现了“捐款”了,如果再给“捐款”打上道德的标签,他们就认为自己道德高尚了,至于“捐款”是干嘛用的,他们就不考虑了,就与他们的“道德”无关了。这其实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是一种给抽象概念贴标签的思维方式,西方人例来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而自由主义思想不过继承了这空洞的思想罢了。王石所以能把“捐款”当成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就在于其思维方式上是西方式的。
    
    捐款如果不是为了“捐款”这个名声,而是实实在在为了帮助别人,那么就不会把“捐款”看成是一个人的事了。别人需要10块钱,你给人家1分钱,而且还到处宣扬“捐1分钱也是捐,我帮助过你了”,这人是为了帮助别人还是为了帮助自己?如果你确实没有那么多钱帮别人,只有1分钱给别人,这也不是不能理解,但这理解的前提显然是你已经尽力了,而不是“捐1分钱也是捐”、“捐款是捐款人的自由”吧?再如果,你本来就不想捐,那么干脆不捐就是,没了王石的200万,灾区人未必就没法活了。干脆不捐,说起来也是个真小人,中国人对此也能理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多了这种鸟也不奇怪。但如果“捐款”的名声要的,钱又不肯多掏,不注意自己的影响力,不考虑是否带了个坏头,还要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不管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别人还是害别人,这种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就不是东西了,就显然应该狠批了。自由主义在灾害面前所以被中国人抛弃,其实就在于这是一种愚蠢而自私的思维方式,它不从把事情办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反而专注于概念,为自己缺心眼的行为寻找理由,那么引起国人的反感就相当自然了。
    
    自由主义思想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它还是一种强制性的思想。仍以王石的例子来说,王石捐不捐、捐多少,当然是王石自己的事,别人是无法强制的,但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别人不能强制王石还不够,别人还不能对王石的行为进行评论,一评论就是“逼捐”、就是“以理杀人”。王石有决定自己行为的自由,但别人有没有评论王石行为的自由呢?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别人没有这个自由。理由很简单,因为自由就是“权利”,而“权利”就是Right,Right就是“正当”,就是“正确”,做“正确”的事当然就没理由批评了。比如,王石捐200万是不是王石的自由?王石有没有捐200万的权利?要说王石就不能捐200万,那倒确实没有这个说法。于是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既然王石有捐200万的权利,那么王石做的就是对的,王石既然做得没错,你们凭什么还批评王石?批评王石不就是“逼捐”,不就是“以理杀人”了?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逻辑相当清楚,如果你顺着他的逻辑走,显然你就没有理由批评王石了,通过这种技巧就实现了对批评者的强制,批评者就不允许发表批评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说法里,问题究竟在哪里?事实上就在于自由主义理解下的“权利”就是“正确”,而“正确”与“错误”是截然对立的,非黑即白的,这就使得“权利”成为排他的,“权利”只能是有或没有两种状态,“有权利”就是“正确”,就获得了所有的自由,就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想捐一块钱就捐一块钱,捐了对别人有没有用管他屁事,只要他有“权利”就成;而“没权利”就是“错误”,就丧失了所有的自由,你就不能发出任何不满意的声音、做出任何不满的表情。于是如果“捐款”被搞成了王石的“权利”,王石就可以想捐多少就捐多少,想怎么捐就怎么捐,甚至不捐也是他的权利,而你却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他了。任何事情只要被上升到了“权利”的高度,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事情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了,所谓“Right is right”,权利即是正当,除了遵从,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咱们知道,自由主义者们嘴上都是反专制的,所谓专制其实就是违反别人的意愿,让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而在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下,咱们就可以清楚看到这样一种专制:在“自由”、“权利”的名义下,王石们得到为所欲为的“权利”,而别人却连指责一下也是非法的了。捐款这事,有的人捐得多,有的人捐得少,有的人慷慨,有的人抠门,对慷慨的人表扬一下,对抠门的人谴责一下,这都很正常,但为何在自由主义思想下,就既不能表扬又不谴责了呢?因为有了“权利”就自以为“正确”在手,就可以要求别人必须按着他的逻辑行事,这不是一种专制,什么还是专制?实际上,专制的思想都是确立一个“正确”的标杆,而后要求所有人都依照这个“正确”的标杆行事的,而自由主义理论不过是把“自由”作为这个标杆而已。比如说,“公共利益”就曾经是这样的标杆,在对王石捐款的批评声中,也的确有这样的声音,依照“公共利益”的标准,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因而为了实现这个社会责任就有理由要求王石掏出钱来,这就是一种强制,作为制度的话就成为了一种专制制度;但现在“自由”也不过是使用了另一个标杆,有了这个标杆之后,为实现王石的捐款“权利”,就可以要求别人不能对王石批评了,一批评就是“以理杀人”了,这就不是一种专制了?所以,自由主义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思想而已。
    
    捐款这事情,如果跳出西方人的思维定式,不采用那种非黑即白的思考方法,那么很好解决。王石捐不捐、捐多少,是王石自己的事情,但别人如何评论也是别人的事情,捐款是王石的权利,但批评也是别人的权利,“权利”不意味着“正确”,你能做这事,不表明别人不能做其他事。如果两者都是“权利”,而两者又是明显相关,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两拔人各干各的,两都都“正确”?这样的话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就是典型的相对主义了。要摆脱这种相对主义,其实只要进入具体问题就行了,一到具体问题上,是非对错立即就清楚了。捐款是为了帮助灾区,王石的捐款帮助了灾区没有?能解决哪些具体的问题了?王石尽了他的力把帮助灾区这事做好了没有?以王石的能力是否能做得更好?如果王石未尽力,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别人为什么不能批评?王石为他行为的辩解是有助于解决灾区问题还是无助于解决,如果无助于解决问题,别人为什么不能批评?批评的对错其实也应该从解决灾区问题出发,强制王石捐款,进而强制所有有钱人捐款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除了强制之外是否有更好的方法让企业捐款?比如说,灾后重建就是一手好牌,现在不帮助灾区解决问题的人,将来的灾后重建自然也不能让他分一杯羹。很多问题的解决不一定需要强制,关键在于有“道”,找到了好方法就可以不需要强制了。而象王石,出钱救灾的时候推三阻四,灾后重建的大单子他倒基本落实了,这就属于行政的“无道”,王石做出这样的榜样,其他人何必再捐款,还不赶紧到灾区抢地盘去?
    
    在一系列的灾害面前,咱们看到,自由主义的思想完全无助于解决问题。团结抗灾是自由主义反对的,共同目标是自由主义反对的,政府主导抗灾也是自由主义反对的,国家观念是自由主义反对的,民族观念也是他们反对的,即使是捐款他们也要玩花招,就想少出力多挣钱,那么这自由主义到底是干嘛用的呢?似乎除了告诉你“自由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而你就是该相信它们之外,就毫无用处了。说起来这倒颇有些基督上帝的意思,上帝虽然对人间百事不管,一无所用,但人们就是该相信上帝,这里头的逻辑是一致的吧?
    
    面对灾难,是大家相互帮助、共同抗灾更能减少损失,还是各归各抗灾更能减少损失?答案是显然的。但这明显的答案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就不接受呢?这就是“理念”做怪,因为他们宁可相信理念,也不相信现实。实际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出几个傻人也不是太奇怪的事,但问题是,这些自由主义者还有个奇怪的信念,那就是“普世”,也就是只是他们自己犯傻还不行,还必须将这犯傻“普世”了,只有让人人都象他们一样傻,他们才能算完。因而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专制思想的专制性质正体现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仅自己不顾现实,也不能容许别人看到现实,就象对王石捐款的批评一样,只要他们认定了捐款是“权利”,别人就再不能批评他们了。
    
    “共同目标”的确有的时候会出问题,的确会出现有人借“共同目标”强制别人的情况,但这并不表明任何形式的共同目标都是错误的,为了应对灾害而形成的共同目标将来就必定会发展成为专制。这些自由主义者们不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是去解剖具体共同目标的组织结构,行动方式,不去提建议如何防止出现专制,而是一勺烩,凡是共同目标都不是好东西,任何共同目标都不能有。只要你提共同目标就是为专制招魂,就是破坏自由,就是自由的敌人。这就是典型的概念化思维,典型的非黑即白。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它不考虑事情的成败,而是专注于意识形态的对错,它不分析具体问题,而是分析人的思想,不以改变事情发展为目标,而以改变人为目标,最终的结局就是整人。咱们知道文革是这种模式,而自由主义其实也是这种模式。比如说,自由主义者口中经常念叨的“启蒙”、“国民性”、“觉醒”、“理性”、“现代意识”等等,从这些词语里,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关注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你的思想,他们始终想“启蒙”你,想改造你的“国民性”,把不符合他们思维方式的人称作“黑屋子”里的人,要让别人“觉醒”,要把“理性”、“现代意识”灌输给你,这与文革中的思想改造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换了些新名词罢了。更为搞怪的是,他们对这种新式文革还不以为耻,象红卫兵小将一样,把这当成了他们信仰,当成了他们的责任,为这目标居然还不惜牺牲自己了,犯傻把自己整死掉,还自以为是烈士了。
    
    西方世界的“政治”所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实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以“共同目标”的例子来说,面对“共同目标”这个问题,它不是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不是去看“共同目标”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而是直接对“共同目标”这个概念进行判定。倾向于“左”的思想认定“共同目标”这个概念是好东西,并且努力论证之,而倾向于“右”的思想则认定“共同目标”不是个好东西,想尽一切办法将其诋毁之。无论“左”还是“右”,首要的目标都是让别人认同他们的观念,改造别人的观念是他们最基本的诉求。在改造了别人的观念的之后,西方人认为这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了,于是“法”就可以制定了,西方人的法治社会本质上是基于共同观念的,只有有了大家都认同的观念,西方式的社会才成为可能。“政治”所以对西方人相当重要,就在于“政治”是形成或确保共同观念的东西,因而这种“政治”就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了。意识形态的确立是西方社会的根本。这事情以“左”的话语来说的话,就是:“党指挥枪”,而以“右”的话语来说的话,就是“启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以以“启蒙者”自居,其实其目的就是在于改变“政治”的意识形态,让国人都认同自由主义的观念,当这种观念确立之后,就可以实现他们“法治天下”的理想了,也就是实现了“党指挥枪”的目标。然而最令这些自由主义者们头疼的是,中国的老百姓们对意识形态不感冒。虽然很多人把“左”的一套看成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并没有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这其中的相似性是相当明显的。中国的老百姓们吃过意识形态的亏,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例来不是意识形态式的,因而“左”的一套未能深入人心,“右”一套的命运也必然是这样。自由主义所以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文化的原因,现在中国人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抛弃,也是因此。
    
    “共同目标”与“共同观念”不同,“目标”是很实在的东西,是可以对其实现方法、对其后果进行分析的东西,而“观念”则完全摸不着看不见了。中国人系来务实,对实际的东西理解得很快,而对抽象的东西就把握得不够好了。虽然因此可能就给了某些人可乘之机,可以利用抽象来糊弄一下人,但真实的利益是糊弄不了的。在面对灾害时,是大家形成一个共同目标一起努力好,还是各归各好,这是无法置疑的。自由主义者的愚蠢就在于它们仍然要用他们的观念来强制人的行为,不从人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从他们的观念出发,最终就走向了人们的对立面,面临被抛弃。自由主义者在面对政府介入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自由主义者认定了政府是他们的对立面,于是就完全否定了政府了作用,对政府的任何介入都表示不信任。但对中国人来说,政府并非就是人民的对立面,政府是因为人多了需要管理而建立的,政府并没有先验的意义,不是所谓“公正”的代名词。政府给百姓提供了方便,为百姓实现他们的目标提供了渠道,那么这就是个好政府。政府是哪种意识形态的,这不是中国百姓关心的问题,意识形态再好,成天坑害老百姓就不是一个好政府。面对灾害,人们更需要组织起来,而政府本来就是起组织作用的,政府领导抗灾本来就是它的职责,这对中国人一点不奇怪。灾难之中所以许多人说政府好,其实只是因为政府尽到了它的责任,组织起百姓共同抗灾,让损失尽量减少了。这点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却成为完全另一套话语了,国人说政府好成了国人对政府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不巧的是政府的意识形态又恰恰是自由主义者们所反对的,于是,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者就对中国的老百姓们颇不满意了,就要说老百姓们奴性不改了。你可以看到,这些自由主义者们就是依据他们心目中的观念来判断一切的,符合他们的观念就认为是对的,不符合的就认为是错的,因而这些自由主义者们是没有任何宽容心的,容不下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思想的。对这类人中国人有个好词可以描述,那就是“刻薄”。面对灾害,他们依然那么刻薄,那么他们被大多数国人抛弃也就不奇怪了。
    
    自由主义的思想,与西方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虽然名义上自由主义是“人本”的,是反对“神本”的,但实际上,自由主义从基督教神学思想里继承了很多东西,自由主义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相当明显。自由主义与神学最大的不同大概不过是将抽象的上帝换成了抽象的人,将原来的立法者上帝变成了现在的立法者“人”。但在自由主义里,这个“人”并不是活生生的、有人味的“人”,而只是一个观念的存在物,它的最本质的特征其实是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人”。因而这个“人”其实仍然不过是“上帝”的化身。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民主”是有约束的,你这个“民”再做“主”,也决不能破坏了“自由”,即那个想干嘛就干嘛的“私域”,“私域”其实就是“自由”这个“主义”中的真正的“上帝”。而在面对灾害时,为了更长远的利益,就可能不得不毁了这个“上帝”,需要人们把他私域里的东西贡献出来,去完成对生命的拯救。对中国人来说,钱财不过身外之物,只要有了人,钱财可以再创造,因而你现在贡献出来的东西,会在将来得到回报。对中国人来说,“生命”,也就是那些真真实实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才是一切的出发的点。而反观自由主义的话,就可以看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套尊重生命的思想,为了“私域”的完整性,为了这所谓的“自由”,自由主义者是不惜放弃别人的生命的。他们对捐款自由的强调,对共同目标的反对,对政府介入的反对,对先跑教师的支持,没有一样是以“生命”为出发点的,没有一样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他们是一群为了意识形态的正确可以牺牲任何生命、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的人,因而他们本质上是一群“神棍”。“上帝”已经被人们抛弃了,“自由主义”也必将被人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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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震救灾莫忘维护领土主权
    
    ——评日本趁我救灾窃我领土钓鱼岛
    
    杨芳洲
    
    据台湾《联合报》5月20日报道(引用原文段落):
    
    “日本与南韩、中国、台湾等的领土纷争,因为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决定要将竹岛与钓鱼台等岛屿,以‘日本固有国土’的名义列入中学学习指导要领内之后,再度引起了领土主权的纷争。……这项消息传出后,南韩政府今天已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方面目前还正在忙于地震救灾,还没有发表驳斥言论。”(全文附后)[注1]
    
    日本一方面派出一个救援队象征性地参与救灾,在我方人员配合下赚足了中国百姓千万倍的感激之情。一面却又在我国人民全力救灾悲痛难忍无暇他顾之际,利用中学教科书窃我领土钓鱼岛。
    
    日本在中学教科书中圈我钓鱼岛为其“固有领土”,是非常严重的侵犯领土行为,这不仅是向全世界宣告我钓鱼岛领土主权为日本所有,而且教育其国民及其子孙后代要永远霸占我领土。尤其钓鱼岛海域目前又在其实际控制之下,而我政府又忙于救灾无暇他顾,更会向世人造成我对日本利用教科书宣示钓鱼岛主权的默认假象。因此其性质更为恶劣,对我造成的伤害也更大更严重。
    
    因此,望外交部莫忘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责,尽快对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日本政府趁人危难之恶劣行径决非始自今日,在2003年我国全力对付非典时,日本悄悄完成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重大军国主义扩张立法。
    
    就在前不久,趁我应付藏独骚乱西方反华之际,日本又浑水摸鱼。“4月20号的参考消息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坦率’地对来访的中国外长说,西藏骚乱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4月19号参考消息还有一篇文章,是转载的日本共同社消息,其中说到‘日本方面提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奥运问题,目的是在西藏和东海气田开发问题上迫使中国作出让步’。还是这篇文章‘据日本政府人士透露:日本‘由谁出席将视中国在西藏问题/气田开发及饺子中毒事件问题上的态度而定’。”[注2] 网友戴旭对此评论道,“这就是日本。……日本人的面子就这么大?中国的领土领海和尊严就这么不值钱?奥运会开完就完了,领海让出去,千秋万世也回不来了。日本真认为中国人都是三岁小孩,他给中国一个笑脸,中国就要给他一个金条。” [注3]
    
    现在,日本再度趁人之危浑水摸鱼,又玩了一把给中国一个笑脸换中国一个金条。
    
    日本人以笑脸换中国人金条其实是一贯的:比如以首相暂不参拜靖国神社(其他政客和大批议员照样参拜)这一表面秀,就换得我巨大经济和战略利益——高铁、核电等大单,还有即将到手的钓鱼岛、东海油气资源及海域等等。
    
    这次日本政府以派出救援队这个笑脸,并不只换到了教科书窃我钓鱼岛这跟金条。在我有关方面及大批亲日汉奸的配合下,日本政府的这个笑脸换来其绝对意想不到的巨大回报。中国民意似乎一日之间由“仇日”变成“亲日”,连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方宣传部门和亲日汉奸的配合下,先引导人们对救援感谢,再以“中日友好”的高帽上升为对日本(国家)的感谢,再利用中国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善意给以无限放大,奇迹就出现了,对救援人员的谢意变成了对日本国感恩戴德涌泉相报的巨大人情债。(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中方人员的配合。)日本政府这次的笑脸就岂止能换到金条,而是大块的金砖了。因为中国民意的“亲日”,很快就会导致日本顺利窃取我东海及钓鱼岛主权权益。
    
    据境外媒体报道,中日东海谈判合作开发的海域是所谓“中间线流域”包括我已开发的春晓气田等,准备6月份就达成协议,并于7月八国峰会正式签约。[注4][注5]
    
    我买办内奸勾结日本人出卖东海钓鱼岛主权权益图谋久矣,早在两年多前,日本提出在所谓“中间线”以西我无可争议的资源区域“共同开发”。而我谈判代表团团长崔天凯对此荒谬要求非但不一口回绝,还说这是“可行的” 。如今这位崔大人已是驻日大使,而东海问题的解决似乎仍未离崔天凯当年的老套子,这期间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两国军事实力对比也有了重大变化,但惟有中日东海谈判的新旧版本不变,都是要完全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只是过去不敢承诺的现在要答应人家了。)今年3月的台海危机未缓和前,说是怕日本介入台海冲突。现台海已缓和,日本此牌已废,却又冒出个奥运问题。为了奥运可赔上子孙百年的资源宝库及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及领土主权?这哪有什么“顾全大局”“权宜之计”,分明是谁向日本许诺了什么,(不顾形势已发生的变化,)非要将其兑现落实不可。而过去的台湾问题,今天的奥运问题则显然是其硬扯进来,用以配合日本的敲诈勒索而忽悠中央对日让步的借口。
    
    买办卖国所顾虑者,人民反对也!毕竟有“21条”引发五.四运动前车之鉴,即使买办寡头权势再大也不能不投鼠忌器,加之中国人民受日本欺负百年,血海深仇未报又总续填新恨。
    
    而现在这个顾虑没有了,“民意”不反日了,还要对日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看来6—7月中日东海签约已无大碍。可悲呀!我国人民因自己的善意,将丧失更大的利益!东海和钓鱼岛地契要被人顺走了!
    
    我们已经有了巨大损失,难道还要再加上东海和钓鱼岛?
    
    我们刚经历了亡亲之悲,毁家之痛,难道还要再添失土之哀,丧权之辱?
    
    这岂止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这是在我们的伤口上割肉吸血下蛆!
    
    善良的国人啊!对窃贼捧出赤诚之心是个什么下场?《农夫和蛇》《东郭先生》等等都忘了吧?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要看对象啊!若对心怀觊觎之窃贼,因其一笑脸就相报以涌泉,岂不正中人家圈套。我们中国人吃日本人的亏还少吗!?
    
    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新日铁利用我们缺乏经验,以种种卑劣手段拿到宝钢建设巨额合同而获暴利,欣喜若狂的日本人不仅对作为“上帝”和“衣食父母”的中国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反而回国后互相大肆嘲笑说“中国人蠢得像猪一样”。
    
    今天,我对其“涌泉相报”之心,使其可轻易得手东海、钓鱼岛,日本人难道不正掩口窃笑,笑我东郭、宋襄之仁,“傻得可爱”吗?!
    
    更危险的是,日本得手后其野心贪欲必更加膨胀,也必刺激欧美列强及我周边韩、越、印等闻腥群至,要求“利益均沾”,我外部环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将因此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中国又将回到晚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以牺牲主权权益以夷制夷的衰亡老路。
    
    关于网上对日本的谢恩潮
    
    鄙人在此绝无贬低日本救援者善举之意,而是指出人道救援一旦作为政治家的工具,为其政治目的所用,事情就复杂化了。正如网友们指出的,地震国际救援搜救实际作用十分有限(医疗和物资救援除外),自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国家的地震国际救援总共也就挖出过几个幸存者,(南亚地震时中国国际救援队曾救出3人,此次俄罗斯救援队挖出1人,台湾9.21地震国际救援共救出4人。)因此,其更多的只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象征意义,因而也往往为政治外交目的利用,如国外传媒所说的“救援外交”。这次中国首先批准日本队来救援,甚至将其排在许可台湾同胞救援队来之前,媒体和官方大网又刻意引导网友大肆感谢日本,而俄罗斯的救援工作远比日本出色,其他国家救援队也不逊于日本,这些都未引起媒体和官网发动网友感谢,唯独对日本没完没了的引导网友大谢特谢,保留的回复几乎全是一面倒,如此小题大做,可见政治家们需要中日亲善的气氛。
    
    日本救援人员的工作是救人,至于此举的政治含义他们管不了那么多,中国人民对日本救援者的谢意原本也是如此,感谢他们前来帮忙,感谢的是其态度和辛苦,而并不在意其具体救援效果,(实际上日本救援队也只是挖出了两具尸体,) 至于其政治外交意义,一般老百姓就更不管那么多。事情原本就这么简单,只是一次象征性的人道救援,远扯不到国家间友好不友好的层面上。(就是敌对国家,和平时期仍有相互的人道主义救援。)
    
    但是一旦将其上升到国家间的政治外交问题就复杂了,网民对救援人员的谢意被刻意引导到中日友好国家关系的高度,并小题大做,刻意渲染成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恩戴德,大批亲日汉奸趁机大煽哈日媚日之情,诱导国人反省抵制日货之偏狭,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之愚误。
    
    官方大网(包括平时很爱国的一些大网)共主导掀起了四波谢恩浪潮,来了感谢,挖出2具尸体再度感谢,日本人向遗体致哀再谢,日本队员因未救出活人而要辞职又再谢。四波浪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汉奸煽情一次比一次肉麻。一个几十人的救援队竟有如此威力,日本所欠中国罄竹难书之巨大孽债,中国所给予日本数不胜数之巨大恩惠一日之间竟被乾坤颠倒成中国对日本感恩戴德。难怪连日本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在谢恩最积极最狂热执著的网民中,有不少人操着政府官员教训老百姓的腔调,却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显见其平日并不上网关注国事。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三年前曾经有过的类似情景……
    
    三年前(2005年),为平息民众抗日示威,我一些地方的宣传部门给其工作人员布置了大量在互联网故意抹黑群众示威的任务,一时间国内各 非官方网站突然充斥着大批新注册的网名,铺天盖地贴出大量诋毁抹黑群众抗议示威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是操着政府官员的口气,众口一词将人民群众的抗日示威统统描绘成打、砸暴力,号召群众不要参加这样灾难性的行动。而当时国内所有的传媒,包括官方网站又不许登载任何有关群众抗议活动的消息,各官方网站论坛也禁登任何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显然这是出于避免抗议风潮发展扩大的考虑。但因没有关于群众抗议活动的任何正面报道,因此只好听任日本媒体对其肆意诬蔑诽谤。于是,我人民群众完全正义的爱国运动在日本媒体的歪曲报道和我主流媒体不作为及一些宣传部门网络虚拟宣传的共同作用下,就在全世界面前被丑化成了青面獠牙的暴力示威,原本处于被告角色的日本政府也因此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竟本末倒置要我道歉。
    
    (实际上,我民众所谓“暴力”无非是少数年轻人扔石头、鸡蛋、西红柿等打碎了日本驻华机构和日资店铺几块玻璃而已。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过激行为,远比不上日本右翼暴徒于同期对我驻日机构包括枪击、纵火、投掷爆炸物、汽车围堵、寄子弹刀片恐吓、打砸、涂油漆等数十次真正的恐怖威胁和暴力骚扰。)
    
    宣传部门不负责任有利于敌的作为,把民众抗议活动中的过激行为给以了十倍百倍的放大,将我政府及警方维护示威秩序的成果破坏殆尽,对国家利益也因此造成了十倍百倍的损害。对敌人则给予其巨大的利益。他们其实比那些扔石头的人更应受到追究。
    
    今天,我们仿佛又见到了三年前那些熟悉的官员腔调和国事盲。……
    
    可见破坏抗震救灾还真有其人!那些趁地震我巨大损失和悲痛无暇他顾,而内外勾结,助外贼窃我领土主权,助其在我痛苦的伤口上剜肉吸血的人,就是破坏救灾趁火打劫的大强盗团伙,应该从严查办!
    
    我们的人民多好啊!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团结一心,勇敢坚定,富于牺牲精神。可惜这么好的人民正被诱导对心怀叵测的盗贼要“友好”,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一些网友之所以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豺狼本性认识不清,产生一厢情愿的亲善幻想,主要是受买办内奸误导,由此足见其互相勾结,操纵我行政资源,制造舆论之巨大能量。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不切实际的亲善幻想也说明相当一部分人有自贱心理。视日本“笑脸”如至宝,于是受宠若惊,以至要涌泉相报。当然,这其中主要因汉奸煽情,但也确有不少人有自卑感。这是一百多年来买办文化长期积淀泛滥的结果。愈自卑就愈觉日本“笑脸”值我“金条”,于是我愈失财而日穷,日本则愈得财而日富,我越穷则越自卑,越自卑就越失财,……这种买办化道路自卑——失财——更自卑——更失财的恶性循环何时能有个头?可悲呀!
    
    中国人比日本人差在哪里?就是因日本未走过买办化道路而未产生买办内奸文化,因此其民族自尊心未被摧毁,日本人不论是反战的还是支持军国主义的,都是爱国的。不似中国,历经晚清、民国、加上对外开放这段历史共百余年长期买办化道路形成买办汉奸文化毒瘤,造成中国人中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自信之相当数量哈洋族,汉奸买办也是从这些人中产生。并因此而形成崇洋媚外恶劣风气。尽管日本历史远不如中国悠久,其文化远不如中国灿烂辉煌,其国民智慧也不如中国,只因未有买办文化,其民族自尊精神就落实为无处不在之国家意志。仅凭此而强中国远矣。
    
    现在不是说要学习日本先进经验吗?这点民族自尊精神恰恰就是中日之间最大差距所在,是我们最该优先学习的。
    
    最后,我们还想提醒那些惯于玩弄民意操控舆论者,凡是制造出来“民意”都是自欺欺人的伪民意,经不起任何考验,尽管可得意一时,“但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未有!”
    
    中国人民已经很悲痛了,谁想趁我们心怀悲痛办丧事无暇他顾之际,哄骗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宝贵财富民族血脉让心怀叵测的盗贼窃走,让人们悲上加悲,痛上加痛,则必将聚民悲而生民愤!最终激起人民的雷霆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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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联合报》5月20日《日教科书钓鱼台列日领土 引爆纠纷》(见附文1。)
    
    http://udn.com/NEWS/WORLD/WOR3/4348479.shtml
    
    注2:戴旭《福田称”西藏已成国际问题”,日本浑水摸鱼心态毕现》
    
    注3:同注2。
    
    注4:《朝鮮日報》2008.05.09《中日两国将共同开发东中国海气田》(见附文2。)
    
    注5:《中國时報》2008.05.09《中方讓步東海油氣田解套有望》(见附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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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芳洲
    
    200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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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勾结的“中日友好”对谁有利?
    
    杨芳洲
    
    当前买办权贵所主导的“中日友好”其实质是什么?无非日本人勾结买办,收买汉奸,以“友好”的笑脸欺骗中国人民,算计侵吞我国家民族利益。
    
    大家可回顾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日友好”我们占过什么便宜?钓鱼岛、东海、高铁、核电、稀土、煤炭、矿产……不外乎失地丧权,资源贱卖,过时技术贵买,财富外流,污染内进。二战受害者问题(慰安妇、劳工、细菌战、化武、大轰炸)日本至今也拒不赔偿,可见其“友好”诚意!就那点日元贷款可算双赢,其中日本所得好处并不比中国少。其它都是日本勾结买办汉奸侵我领土主权权益,掠我财富,并对我进行文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等全面渗透。其煽动扶持我国内民族分裂势力,支持台独、疆独、藏独,及培植操控其在华庞大的“第五纵队”,已使其成为对我颠覆、分裂、渗透、掠夺、扩张,并左右我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方向的危险敌国。
    
    只有在我们清除了买办内奸,中国人民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条件下,中日友好才是互利双赢,造福两国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两国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先辈们所谋求的正是这样的中日友好。
    
    而当前买办内奸所主导的“中日友好”,是要中国人民对心怀鬼胎的盗贼一厢情愿的友好,以利其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对日本它是一场“盛宴”,而对中国人民却是一场灾难。因此它只能不断激起我民怨,加深积累旧恨新仇,中国人民的抗日情节之所以不断高涨,正是买办主导的媚日政策激发出的对立物。
    
    在这种内外勾结谋我领土海权及其它民族利益的严重形势下,帮着敌国蓄意煽动亲日气氛而损华利日,与抗日战争中煽动中日亲善性质完全一样,都是卖国行为!是汉奸罪!只不过现在是买办内奸利用行政资源公开这么干,所以把是非都颠倒了。很多年轻人也被搞糊涂了。
    
    警惕内外勾结为日本东海和钓鱼岛侵权窃土再煽亲日潮
    
    这次日本以一个救援队而改变“民意”反日情绪,使我买办内奸卖国不再有顾忌,从而可使其顺利得手我东海及钓鱼岛,尝到甜头后日本为巩固其成果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派个医疗队或其它什么队,在我宣传部门和大量汉奸的配合下,再导演几出谢恩亲日潮。
    
    有的网友认为,谢恩归谢恩,领土是领土,一码是一码,我们恩怨分明。
    
    您网上这一谢不要紧,您这滴水被汇聚成制造伪民意的谢恩潮,其亲日气氛被买办们利用来卖国,导致我们丧权失地,还一码是一码互不相关吗?您那时再恩怨分明怕是悔之晚矣!
    
    况且谁对谁有恩?谁又该对谁谢恩?从给过日本巨大恩惠且又苦大仇深的中国人嘴里说出对恶贯满盈且至今不知悔改的日本谢恩不觉得别扭荒唐吗?岂止荒唐,而且太作贱自己!太没骨气!中国人民是那种可随便杀戮欺负一百多年,最后给个笑脸就感恩戴德的贱种吗?
    
    有的网友认为这是一种宽宏大量的美德,当年宋襄公、东郭先生何尝不这样想?这不是大度,这是愚蠢而且自贱。民族自尊才是美德。
    
    有人说谢的是日本救援者,没错,是日本救援者,但在网上,日本派来的救援者就成了抽象的日本人。因为网上所谢的日本人,网友们也不认识,不知谢的是三木还是木村,是黑田还是加藤,总之是日本人,殊不知抽象的日本人实际上就被当作日本,是日本民族。而谢恩者当然也不是为自己谢恩,他们实际上自认为是在代表中国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感谢日本人民,实际上是自己认为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于是,对救援者的感谢很自然就被上升为对日本的感谢,加之冠以“中日友好”的谥美和“涌泉相报”的放大,颠倒乾坤的亲日感恩潮就搞定了。连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里的关键是引导网民谢恩,即引其以(抽象的)中国人身份感谢(抽象的)日本人。
    
    既然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有个民族尊严问题。如果你有民族自尊,就会本能的对官网引导网上谢恩感觉不快!我们不欠日本的,倒是给过日本数不胜数的巨大恩惠;相反日本欠下我们罄竹难书巨大孽债血债至今没有偿还且不知悔改。因此,谁也没有权利代表中国人民因为日本一个象征性人道救援,一个国家之间大面上的笑脸就对其感恩戴德,从而贬低矮化自己的民族,伤害14亿同胞的民族尊严!
    
    难道对救援者不该感谢吗?当然要谢!但这个谢应该符合礼数,不卑不亢。礼太过则卑,失已尊严;礼不够则亢,伤人尊严。何谓合礼数?与救援队接触者,对其表示感谢,即使热情感谢,可也!因为这才是感谢(与抽象的日本人相区分的)实际救援者。而引导网民感谢则无此必要,因为它反映的是(抽象的)中国人和(抽象的)日本人,即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因此而谢日本则礼太过而自贱!尤其这还是在日本正勾结我买办内奸侵吞我东海和钓鱼岛之时!
    
    俄罗斯远比日本救援出色,救出一被困127小时的61岁妇女。其他国家救援也不逊于日本。巴基斯坦倾其全力,将帐篷等战略储备全部捐给我们;秘鲁宣布其全国降半旗致哀三日比中国政府还早两天;沙特捐给我们5000万美元现款和1000万美元物资;这些都未引起媒体和官网发动网友感谢,唯独对日本没完没了引导网友大谢特谢,对日谢恩潮若合礼而不卑,岂非对俄、巴、秘、沙等其他国家失礼而过亢乎?且又未见有对日谢恩者抱怨我对俄罗斯等国失礼,何以双重标准?可见引导网上对日谢恩,人们应能感觉出其礼过失尊之处。
    
    其实对巴基斯坦、秘鲁、沙特、俄罗斯等国倒真应热情感谢一番,网民们也自发的发表文章,表达由衷的感谢。因为这些国家的真诚相助反映了其与中国国家、民族、人民之间真诚的友好关系和愿望。
    
    而日本一个象征性的人道救援还上升不到国家、民族间友好不友好的高度。
    
    这次日本一方面派出一个救援队,在我方人员配合下赚足了中国百姓千万倍的感激之情。一面却又在我国人民全力救灾悲痛难忍无暇他顾之际,利用中学教科书窃我领土钓鱼岛。(我不但不抗议还请日本派自卫队军机来。如此没有骨气,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还造成我主权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损失。)
    
    日本当前与我买办勾结制造中日亲善气氛无疑是为窃我东海、钓鱼岛主权权益。这岂止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这是在我们的伤口上割肉吸血下蛆!
    
    向日本倾斜的中日关系真对日本有利吗?
    
    现在中国人民主导不了自己的命运,也主导不了中日友好,而日本民意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政府。因此,现在的“中日友好”保障的是日本(多数国民所要求的)“现实”的民族利益。其实质是日本人勾结中国买办损害中国人民而获不义之利。这种失去制衡而向日本倾斜的中日关系真有利于日本吗?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此内在统一性却往往因其外在的严重对立表现为相反的东西。
    
    日本因其军国主义未受彻底清算而恶习不改,又继续追求损人利己之不义“现实”民族利益,必严重危及其真正的民族利益。但这并非其所有国民都能认识到,如同过去军国主义得逞时,从其不义民族利益中受益的日本人民曾狂热支持过军国主义一样。只有在其损人利己的利益扩张遭到惨败,日本人民因此而遭受灾难,才会认清攫取损人利己的“现实”民族利益其实是不现实的,是与其真正的民族利益对立并最终将带来灾难的死路。因此一些日本有识之士恰恰希望中国对日本持强硬立场,这正是为了日本民族的真正长远利益而避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考虑。
    
    对日交往唯坚持原则,强硬回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无理要求,才可能有真正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中日友好!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中日关系乃此真理之最好诠释。
    
    而我买办权贵所主导的媚日政策,祸及两国人民。从中得到好处的,除日本财阀及右翼政治家们,还有中国的大买办们。大买办不仅得到经济利益,而且还得到日本对买办们国内政治地位的支持。如晚清民国……
    
    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斗争并非不讲中日友好,却恰恰在其中发展着真正圣洁的中日友谊。我们将永远铭记那些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艰难岁月真诚帮助过中国人民的日本朋友——伊田助男、福健一夫、绿川英子及日本反战同盟等众多义士。铭记冒着生命危险开创中日友好事业的日本前辈。铭记“中归联”等反战和平人士及义务为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的日本律师们。铭记这些日本人民的真正代表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支持!
    
    待中国人民能够再次主导自己命运之时,中日两国人民所共同发展的中日友好必定是造福两国人民的真正兄弟情谊!
    
    而当前,却一定要对买办内奸勾结日本人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而煽起的亲日潮保持高度警惕!莫被政治骗子既欺骗了感情又骗走了财富地契!
    
    大家看过《恰同学少年》,新任湖南督军汤芗铭要孔昭绶校长以第一师范为发起地,在湖南学界搞一场以“袁大总统英明之中日亲善政策”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为“21条”卖国条约造舆论。汤芗铭此举无疑是汉奸卖国行为。
    
    今天,为日本人窃取东海、钓鱼岛主权权益而刻意制造“中日友好”的舆论,与汤芗铭、袁世凯有什么两样!?
    
    2008年6月2日
    
    ……………………
    
    警惕四川地震之后的十大政治、经济、社会危险
    
    ——围绕四川地震展开的斗争尚未结束,而只是开始
    
    徐亮
    
    2008.5.16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
    
    奥运会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会而已,而四川地震不同,我们面临着这场超过唐山大地震的灾难,这场准战争动员的人数、抢救的规模、动用物质的数量、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一场现代地区局部战争的规模。如果说很多普通中国人忽视、漠视奥运会的存在和发生,但是几乎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被四川地震的惨烈所震惊了。地震中产生出无数真实的动人故事,这些故事比那些报刊杂志上无病呻吟的波希米亚情调更让人动容。
    
    地震是一场自然斗争,然而自然斗争在一定条件会转化为阶级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面对关于地震的反思,不能不警惕灾后重建中投向分配不公和资金运用中可能会发生的腐败,由于政治社会阶层捐款的数额有所区别,是否会对未来政府的政治阶层政策造成区分,这一切都是我们所应当严密注意的。
    
    1、捐款资金的使用:警惕巨额捐助资金被挪用或是分配不当
    
    我们看到,截止5月17日,中国政府接受的国内外救灾捐款达60亿,其中国内捐款48亿。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只是不停地象光荣榜一样罗列每个捐助者的名字和数字,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更加详细的,关于捐助款去向、使用细节方面的信息。
    
    由于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贪污腐败成风,经济审计过程不够透明,往往造成了救灾款的挪用、偷空、侵占和贪腐。因此,一旦世界、中国人民如此庞大规模的救灾款被地方官员侵吞或者以其他手法转移部分款项,其造成的国内外政治损害与政府声誉的下降将全部抵消政府救灾带来的正面形象。
    
    如果直接将捐助款发放到灾民的手中,将推动当地的物价向更高方面发展,带动已经高企的通货膨胀向更加难以调控方面发展。
    
    如果救灾款被政府以间接的形式进行建设投资,以政府采购的形式购买生活物资给饥民,则加大了基础建设在经济恢复中的比重,推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由于地方政府被赋予投资者的角色,在没有透明的监督体制的情况下,将助长腐败。
    
    以上的两种情况无论是单独成立的,还是以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配给互相结合,都将导致周边物价的继续飞涨,从而加剧业已存在的经济危机。
    
    如何恰当地分配资金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如果政府公务员得到的捐款和普通农民的比例有较大的差异,农民居民和城镇居民得到的也有很大出入,或者企业、富农、地方干部等得到的救灾款与普通的劳动者有明显差别,将引爆阶级斗争意识和政府信誉危机。
    
    2、捐款的来源:警惕当心政府会对捐款政治集团作出政策性让步
    
    媒体报道的政治宣传性质往往出其不意地体现在了报道中。一些网络媒体的报道成了大款、企业、外资、明星、政府官员的“捐款秀”,其中隐藏的动机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做样子,以求重新恢复市场,比如被抵制的法国家乐福;也有的是“舆论的压力”,比如房地产商的捐款;有的国家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日本回报中国在东海问题上的让步,俄罗斯为了保持传统的中俄准盟友关系等等。可以预测,这些捐助较大的集团,政府可能会给予政策性让利,或者给予相关的利益回报。尤其是西方世界,将在这次捐款秀中扮演弥补“奥运火炬”危机带来的外交裂痕。
    
    捐款人的心态,也是非常复杂的,有真正的同情,有作为体制内一员不得不做的考虑,有周围捐款氛围的软胁迫,有出于一种政治上表态的考虑,有的则纯粹出于作秀,还有的社会群体和国家则试图希望以支援行动换取政府在政策方面进行一些让步。一些知识分子捐款的心态是复杂的,也是非常矛盾的,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种矛盾,就是对政府如何运用这笔资金过程是否为腐败分子中饱私囊的忧虑。
    
    无论如何,那些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捐助虽然不多,但是仍然比那些富人、权贵群体的作样子要更加让人感动,无数的普通人不问任何名利赶赴灾区。一旦国家以捐款的多少来评价一个群体、一个公民在为国家贡献的程度,那么这场地震的援助就异化为新社会阶层和政府表达、树立其良好形象的演出了。
    
    一旦国家为了感谢外国政府、感谢外来捐款者、感谢经济政治明星而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让步,就必然成为国家政策性进一步异变的重要驱动力。这是捐款政治化的必然结局。
    
    3、外国捐款和救助:警惕某些帝国主义买办知识分子借助捐款鼓吹普世价值,将外国捐款阐释为人类普遍的人性。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外国捐款既带有外交性质,也带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性质。这些捐款的表面都体现为货币形式,看不出他们的差别;但是在每一笔外国捐款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警惕《南都》等买办媒体借机反扑,试图鼓吹人类共同的人道主义,以买办洋奴的价值观颠覆和取代地震中形成的爱国主义价值。
    
    4、逃避预报责任:警惕个别政府部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公开推动洋奴哲学
    
    从地震的预测开始,人们就流传着早已经有地震征兆的言论,比如四川蛤蟆的迁移、阿坝一个村子的地震“谣言”、恩施水塘的突然消失……人们直接从这一地震早期预兆的被疏忽转移到对政府官僚作风的抨击上来,而且由于国家机关的官僚化和对真正学术的荒废化,学术官僚已经建立起对中国真正思想的扼杀机制。当一切思想都以西方为蓝本,认为连西方对地震都无法预测何况中国,已经将自己建立在了西方科技的精神奴隶基础上了。
    
    关于地震是否已经被预测,是否能够预测,答案是以是否追究政府官员的渎职为依据的。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会认为,地震完全是可以预测,因为张衡的地动仪已经创造了历史的科学依据。普遍人民的常识,只会使人们真正了解到个别部门试图推卸责任的用心。如果地震研究部门只是事后诸葛亮,那么其存在的价值也就是有疑问的。地震前的力的研究,旱情和地震关系的研究,完全符合科学的探索精神的。如果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科学自信建立在西方的标准中,那么他只能从精神上做西方的奴隶。
    
    当绝对稳定和经济为中心的发展需要稳定,那么所有灾害即使有所预兆,有所秘密的预报,也会被束之高阁。
    
    5、逃避建筑抗震设计责任:警惕开发商逃避建筑方面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学校建筑夷为平地,而政府大楼的损伤程度却远小于学校。当大批学生被压在钢筋混凝土下失去生还的希望,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令我们惊讶的是,其中有一处希望小学的所有学生都安全地躲避过了这场地震,这个结果无疑给了这些地方官员一记耳光。
    
    当记者们发现,政府的办公大楼损伤程度远远不如已经彻底坍塌的学校时,当人们看到死亡的学生如此众多时,人们纷纷对房地产商人所建造楼房抗震程度产生了怀疑,同时也对监督建筑质量的政府机构发生了质疑。
    
    即使房地产商捐款了,也不能逃避其责任。如果地方政府以不追究来推委,只能证明他们以前的同流合污的旧案底。
    
    6、封建迷信乘机兴风作浪:警惕封建迷信、谣言的唯心主义论鼓惑中国,引发社会恐慌
    
    灾难总是伴随着谣言。地震发生后,谣言四起,其中著名的谶语也很多,大多通过网络的渠道秘密地流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巴西预言家的预测,雪灾、藏乱、地震的日子月与日的相加恰好为080808,还有关于奥运会四个娃娃的形象与几个灾难性事件的关联,等等。一时间,怀着各种目的的言论也出现在网络上,非主流的地震学家重申了力学、旱灾与地震的关系理论,而良心败坏的骗子们也乘机骗取善良人们的钱财,敌国的特务也乘机散布一些救灾不利的言论,也有一些社会不满者,看到政府救人、政府的形象得到表象上改善而感到醋意。这一切,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复杂与当代中国社会的隐藏着的深刻矛盾性。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公开地反对这些谣言,避免参与这些谣言的传播,使谣言止于智者,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目前中国社会的面临的各种矛盾,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7、逃避政府责任:警惕某些政府部门在海量的正面信息报道中遮蔽掉不利的信息
    
    政府正在利用这一灾情中的行动挽回四面楚歌的形象危机。我们在媒体中看到的是第一位的政府官员救灾言论和行动,其建立的正面形象已经足够强大了。即使一些报道对政府的形象不利,其实也是没有必要回避的。如果政府连起码的承担一些难免的失误的勇气都没有,那么只能说明它已经病入膏肓了。
    
    当人们质疑着地震预测科学在资本、官僚的双重围歼下的消亡,又开始转移到对是否紧急救灾上来。比如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在报道中引述了灾民们的气愤言辞,比如说政府官员救灾不力,开始救灾的时候只在城市里而不顾及乡村等等,而且在关键的早期救灾时,派遣的人员非常地少,远远不能达到紧急的48小时的要求。即使真正投入救灾,我们也会感受到那种救助的缓慢——花费8个小时以上只救一个人。
    
    如果地震的预测已经以秘密文件的形式上报到主管部门而人民仍然没有得到任何预警,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疏忽大意,官僚体制的麻木所致,尤其是官僚化的学术体制造成的对科学真理的排斥;二是故意压下,怕引起群众的恐慌,以官僚的心理,是无法承受万一预测失真带来的责任事故的;三是故意让事件发生,以便政府通过这一事件挽救摇摇欲坠的形象、信任危机。我们想到了二战时期,罗斯福故意压下了日本要攻击珍珠港的情报,将美国拖入二次世界大战,并使美国取得了霸主地位;20世纪末,小布什压下了恐怖分子要攻击美国的情报,当911发生,美国乘机占领了中俄的西部传统安全地带,基本完成了对中俄的全球战略包围。当然这第三种的结果是可怕的,也是目前可以否定其可能性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家没有人能够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根据我们的推断,之前可能已经有预兆,只是被某些部门压了下来,他们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而地震的破坏严重程度是那些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另外,一些国外媒体的消息称,四川地震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远不止2万,可能是20万。记者们看到大批的尸体就地掩埋,而没有任何的统计。而地震的级数有人说是被估计人为降低了,余震达到了5000余次。当地震局为自己的预测无法准确定位而推卸责任时,它是否想到提醒人们警惕灾难也是一种责任?
    
    还有一种信息的准确性问题,我们只看到了正面的报道,其中的一些负面报道都被有意识地过滤了。食品和水被无计划、随意地任由饥民疯抢,抢救被困人员仪器的不能迅速到位,对地震早期投入人力的不足,个别政府媒体依然故我地“娱乐调侃”,等等。考虑到中国人占有资源的有限性和由于中国人对政府能力长期形成的不信任,使得我们似乎能够理解人民自身的缺点,但是对比人民的这些缺点,政府的责任是主要的。
    
    8、哀兵求胜:警惕政府试图通过地震企求列强为奥运会网开一面
    
    地震成了政府的形象公关,已经创造出了无比巨大的价值。国际上因此也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和救灾力度称赞有加。问题是,政府的救灾责任,为什么要使全国人民都为了政府的责任“买单”?另外一个问题是,发动人民自救为什么似乎消失了。
    
    救灾的根本目的是救助生命,这一点政府是知道的。问题是,政府通过“哀兵”来取得列强对奥运会的“放一马”效应,恐怕也在政府未来办奥运的构思中。
    
    9、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警惕敌对势力乘机渗透、分裂分子乘机捣乱、不法商大发国难财
    
    当各个政府机关、各个组织都形成了捐款的流向中心,大量的现金迅速流入银行,迅速地使各个组织、各个政府部门的帐户上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数量巨大,让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鲜血、捐款、物资的走向产生监督、透明了解的要求。由于捐款人是良心的行动,他们有这个权利要求政府将每一笔钱的使用过程进行公开,并对乘机发国难财的腐败官员、无良商人进行严厉的惩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分子的蠢蠢欲动进行密切的监控和警惕。
    
    在中间,也要警惕资本和地方官员乘机敛财。当爱国者的捐款被资本利用来聚集财富,当爱国者的良心被腐败贪污的官员玷污,当爱国者的救援被无良的商人亵渎,爱国者将反弹起更加强大的反制度力量。一些政客和商人心态是超过了一般善良人们的预期的。当亲民只出现在媒体的表达中,而通过通货膨胀、生产生活资料物价上涨,全面抵消了所谓亲民“表面化”的成果。
    
    10、封闭知识分子的反思之口:警惕以救人要紧,反对“反思”的言论
    
    救人是紧迫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抗灾结束以后,仍然反对“反思”;甚至以“地质灾害”为名义,将地方政府、建筑商、地震部门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只能让老百姓心里嘀咕,对这些言论背后的用心表示怀疑。如果地方政府、开发商、地震部门真的是有失误而敢于承认,那么其在抗震救灾中挽救回来的形象将进一步巩固,否则一味辩解,只能瓦解信誉。善于遗忘的民族总是会重蹈覆辙,正如帝国主义收买的走狗曾经出卖过中华民族的利益一样,即使汉奸一次又一次地被消灭,新的汉奸又总是不停地滋生出来。
    
    如果救灾是应急机制,那么地震之后我们应该将视野放在能够保证灾区正常发展,医治受伤心灵,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上来。避免在舆论“高密度关注”之后发生“力的懈怠”。与其哀痛死者,不如将更大的生活希望和发展权给予那些活着的人和正在恢复健康的受伤者。
    
    最后说一句,客观地说,全国人民救助灾区,发出了“我们众志成城”、“爱的奉献”之歌,根本上是毛泽东“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思想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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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朗?斯通吐漏了真情
    
    左大培(2008年5月28日)
    
    据已经公布的至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数字,5月12日发生在中国四川省的汶川大地震,至少夺去了将近7万人的生命。地震发生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全民奋起抗震救灾。就连我们这些远在北京的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救济灾民的工作,也多多少少捐了些款,以表我们对地震中的死难者和灾民们的同情和救助之意。
    
    可是,就是对这样一场纯粹的天灾,那些支持中国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的西方人也不想放过。美国好莱坞的那位靠肉欲表演出名的女星莎朗?斯通,5月24日在法国戛纳接受采访时就口出恶言,将汶川地震说成是中国活该得到的报应。她说:“因为他们对达赖喇嘛不友善,而达赖喇嘛是我的好朋友。而现在发生这个地震,这该是报应吧。当你自己不善的时候,坏事情就会找上你。”
    
    莎朗?斯通此言无疑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大概只有少数几个死心塌地追随西方帝国主义的中国“自由派分子”可能是例外。互联网上对莎朗?斯通的痛斥已经变成了一片怒骂,但是这些怒骂说的却都是毫无疑义的事实:莎朗?斯通确实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妓女”。不过令我增长知识的倒是,这种靠脱衣成名的人竟然还被上海举办的什么“艺术盛会”奉为上宾。也难怪连《色?戒》那种作贱抗日爱国者的电影也能在中国风行一时。在那些把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当成正义的解放事业的“自由主义分子”把持下,中国人民可真是注定要受到追西方之星的报应的。
    
    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不要把据称智商高达150的莎朗?斯通的“报应”论当成一个婊子的信口胡言,也不要把她说的这种恶言恶语视为西方“个别人物”的观感。在我看来,莎朗?斯通幸灾乐祸地把地震说成是中国受到的“报应”,倒是吐漏了一点真情,那就是:那些最热衷于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东方国家政治事务的西方人,往往是最没有人性、最践踏人权的人。
    
    不要忘记,莎朗?斯通宣称汶川地震是中国应当得到的“报应”,理由是中国没有“善待”西藏的分离主义分子,而西方那些支持西藏分离主义运动的人为自己辩护的最主要理由,就是“维护人权”、“人权高于主权”。正是在这样的“维护人权”、“人权高于主权”的喧嚣声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999年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战争,武装占领了塞尔维亚的科索沃;也正是靠着那些“维护人权”的西方人对萨达姆“践踏人权罪行”的口诛笔伐,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才有了一点可怜的“道义上的理由”。这种“维护人权”、“人权高于主权”的喧嚣在最近缅甸风灾的救灾问题上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西方的媒体已经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美国和英国是否应当以缅甸军政府拒绝对风灾的国际援助为理由入侵缅甸以“救济灾民”,推翻缅甸军政府。
    
    中国有一批热衷于为西方帝国主义者当应声虫的“自由主义分子”,跟着西方人的腔调以“维护人权”来为西方的侵略辩护。他们无视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中国政府也曾全力救灾的铁的事实,以当时的中国政府拒绝了国际援助为由指责中国政府“不人道”。他们全然漠视的一个事实是,美国政府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拒绝外国救灾援助的政府;但是他们否认不了的另一个事实是,对于中国遭受的巨大自然灾害来说,外国援助在拯救人的生命上的作用几乎等于零。
    
    日本在汶川地震时派出的救援队,只在灾区挖出了20具尸体,连一个活人也没有救出来,而在这次地震中救出的近7千人,几乎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救出的。至于“自由主义分子”们的上帝——美国的援助会有什么作用,我们看看美国政府为这次地震捐赠的区区150万美元,就能想象得到。别看美国侵略伊拉克出动了十几万人,你要让他为哪一国救灾出动一万人,那你的脑袋一定有病。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人在援助哪一国救灾时救出了多少人。美国人自己一直指责布什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后救灾不力。这样的美国能帮助外国救什么灾,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既然如此,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们为什么要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不停地指责那些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东方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是出于“把人和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普世价值观”:西方的援助作用再小也毕竟对救人有好处,“多救出一个人就比少救一个人强!”而东方的“独裁者”们则是杀人犯,而且其有罪也不在于杀人多少,“杀一个人就有罪”!听他们这一说,似乎他们仅仅关心人的生命,别的都不重要。一经使用这种义正词严的话语,西方国家以“人权”为理由对主权国家内政的干预,就全都成了为拯救人的生命而作的大慈大悲之举了。
    
    在这样的“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一片鼓噪声中,竟然发出了莎朗?斯通那“中国活该得报应”的惊人一语,把所有的真情和天机都泄漏了出来。莎朗?斯通也让我们明白了此前早有人在暗地里嘀咕的“天谴”说。汶川地震刚一发生,在“自由主义分子”阵营中颇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就曾经故作悲天悯人地忏悔:我们中国人该从喧嚣中清醒了;为什么我们会遭此大难?难道是“佛诞日”的“天谴”吗?莎朗?斯通似乎在与这位中国“自由主义者”相呼应。她回答了他的问题,一语道破了这种看似“人道”的“感叹”中所隐藏的暗示:汶川地震,就是中国人反对达赖的分离主义所遭到的“报应”!
    
    真情说破,原来如此。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理由对它国内政的干预,原来并不是因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而是为了让那些甘作西方哈吧狗的“朋友”们能在这些国家上台执政,取得特权地位。哪一个国家没有执行西方洋大人的这种指令,它就活该遭到“天谴”和“报应”,在地震中死掉成千上万的人。至于死去的人生前到底是否与“藏独”作对过,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属的国家——为了我们“自由世界”的朋友们如达赖,应当让这上万的“蚁民”丧命以显示洋大人旨意的不可抗拒。
    
    在“自由主义者”们的洋大人心目中,恐怕这些在地震中死去的灾民算不算“人”都是一个问题。他们的生命当然也不包含在对“人权”的讨论之中,其实本来就不会把他们的生命当一回事。这些人的生命只不过是洋大人们侵犯东方国家主权的一个筹码。这些以“人权”为理由干预和侵略它国者,骨子里就是这样地最没有人性、最践踏“人权”。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造成了若干塞尔维亚人死亡的北约侵占科索沃的战争,在“人权卫士”们口中简直成了“替天行道”;为什么所谓的推翻“毫无人性”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会使伊拉克人民陷入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什么那些鼓动美英军队入侵缅甸以“救灾”的人竟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不知道入侵造成的武装冲突会破坏救灾工作,使灾民的状况更坏。其实对任何入侵者来说,“维护人权”都是假,扶植听命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才是真。为达此目的,侵略军铲除起反对侵略的抵抗者来才不会讲什么“人权”、顾惜什么“人命”的。美军在伊拉克侵犯人权、草菅人命的“德政”,就是最好的例子。
    
    事实证明:不能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的国家,其人民不可能享受什么“人道”的待遇;那些想要依靠西方帝国主义者破坏本国的独立自主的人,不管他口头上说的是多么“自由主义”的词句,骨子里都是想在本国当儿皇帝,靠着外国主子享用欺压本国人民的特权。
    
    据说中国政府此次不遗余力地抗震救灾,在西方的政界和舆论中颇得好评。可是尽管如此,还是遭到莎朗?斯通这种乌鸦嘴的诅咒,说中国活该受到地震的报应。中国的灾民们遭到西方大明星的如此痛斥,真是倒霉到家了。反观人家缅甸,据说军政府极不关心灾民死活,而且竟敢拒绝西方援助,结果反而招来西方各界踊跃地要给予援助,招来西方的“人权卫士”们一片声地对灾民们的“同情”,听不到“活该”之类的诅咒。由此看来,还是象缅甸军政府那样不管本国人民死活的好。政府全力救灾本身可能会使灾民多活下来几个人,但是按照我们可爱的西化“自由派”的说法,东方国家的这种“独裁政府”有什么能耐?它再努力救灾也赶不上西方国家那点“援助”,只有在西方人对灾民“友善”时,灾民们才能脱离苦海。问题在于,“独裁政府”一全力救灾,就会殃及全体国民,惹得莎朗?斯通这样的专跟“独裁政府”作对的神话式人物出来诅咒你们的国家“活该受到遭灾的报应”。按照中国的那些西方人的“自由主义”哈吧狗的说法,这洋大人们如此震怒,那天可真就要塌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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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它来自哪里?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专家)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举国上下大规模的抗震救灾在电视台和媒体报出了无数令人感动的故事。中国领导人、政府、军队、志愿援助人员、严重受地震损害的四川人(包括老师和儿童)的表现都很令人钦佩。使得历来只倾向报道中国负面消息的西方媒体也出现了较为肯定的报道。中国表现的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这种抗震救灾的英雄精神到底来自哪里?这是很值得认识清楚的,是个从根本上树立中国人自信心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把它叫做“以人为本”,叫做“人性化”。有些人还说这是国际接轨而来的“普世价值”。似乎中国人在过去是不讲“人性”的,是没有“尊重生命”传统的,而只是与国际接轨之后,才学会的。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中国人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的精神是一直延续在自己传统中的精神,是一种特有的中国精神,是中国两千年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温总理“多难兴邦”说法,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也是中国互系性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中国人是在困难之中站起来的,这是中国精神,也是中国人的经历。这是针对整个民族的精神来说的,这正是西方传统中所不突出的。
    
    西方传统,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突出的是自私和邪恶的人性观念。这与中国人所看到的人性的美与善,是明显不同的。这明显不是从西方来的。所谓现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以人性恶作为基本设想所建立起来的制度。这一点是与中国人对政府和政治的观念存在根本区别的。所以,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是自己传统的。西方的所谓“尊重生命”,是尊重单个个人的生命,是把“人”想成是一己的、单个的,不是中国人的把“人”想成是互相联系不分的,是“大家”、是“民”、是“群众”。尊重一己个人生命,尊重单个个人生命,在逻辑上是不能直接产生、也不能在现时中实现尊重每一个人生命的。中国是把个人生命看成是与群体相联系的,不像西方个人与群体是对立的。所以,所谓“尊重生命”在西方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自由主义,个人把“我”这个一己看成是绝对的,是生命的完全意义,完全以一己为中心,一切围绕自己转,以自己为终极目的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则总是把个人看成是离不开与他人和群体、社会的联系的。这是中国传统固有的思维。而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就是依赖这种世界观和认识,具有了自己的精神,是在这种精神之下获得自己民族的延续和在任何困难面前站立着的。
    
    世界上是没有普世价值的。所谓没有普世价值,就是没有绝对不变的价值,没有抽象的价值。任何价值都是具体的、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情势而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是金钱、是个人财富、是个人幸福、是个人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核心、是保护这些的权力政治、是西方概念的“democracy”,是西方概念的“法制”。这些都是绝对价值,是不变的价值,是抽象的价值,是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但在现实中,这些都不是绝对的、都是不抽象的、都不是普世的价值,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以互不联系的单个个人为假设基础上的。在直接逻辑上和现实社会中,都不导致所有个人的金钱、幸福、自由、权利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力政治(或“democracy”)和法制。而是,即便是一些个人的这些价值的实现,也是在竞争当中去实现的,而正是竞争是根本不会实现普世价值的机制。也即是说,竞争是以产生不平等为前提的,是以非绝对价值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点上,正是与中国精神相逆反的。恰恰是中国传统历来不推崇竞争,而是提倡合作与友好竞赛精神,是产生普遍价值(注意不是普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正是如此,才有大地震中国表现出的这种独特的精神。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政府、军队、志愿援助人员、严重受地震损害的四川人(包括老师和儿童)和全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表现?为什么西方报纸有对中国军队的表示惊讶?这就是中国传统所延续到当今获得迸发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来源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对人的认识,也即,把人不看成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个人,而是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就是把人看成是互相联系的而呈现的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把人看成是一己个人的,互无关系的,就不会有感同身受。感同身受是自由主义对人的认识产生不出来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它只讲个人感受,只局限于一己,当中是没有感受他人的逻辑的。相反,它在认识上和心理上,必然导致二元对立。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中国人把人看成是互相联系的,个人与群体不是对立的,看到的是人性的善和美,正是这些使得中国人所理解的“普世价值”,不是西方那个普世价值。因为西方普世价值是建立在人是互不联系的、人性是恶的,个人与群体是对立的,一己是终极目的的认识和心理状态上的价值,是由于这种情况,那种认为中国人是由于国际接轨学到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对普世价值的不了解,只是出于对西方概念的一种盲目崇拜。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别,才有了人们所熟知的在中国和在西方,有截然不同的政府和人民关系的认识。在西方,政府与人民永远是一对冤家,永远是对立的,个人对政府永远不能信任,永远怀有戒心,因为政府中的人也是个人,也是人性恶的,永远是在为自己权力追求的,任何政府中的个人必然是对其他个人造成威胁的。这就是众多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而中国人的认识是,政府和人民(不是个人)之间不是对立而是联系的;人不是没有好人的,政府是可以由好人来行使的,可以有好政府,好政府必须是为人民(不是为个人)利益的,可以是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这在自由主义传统是无法产生出的认识,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中国的精神和很多说法,在西方是奇怪的,是不可信的。因此,大地震中的政府和军民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是与所谓“普世价值”毫无干系的。
    
    中国有做人的说法。这种做人的说法,是西方没有的。做人的说法,就是基于人性有两种,一种是伟大、高尚的,一种是渺小、低级的,甚至是卑鄙的、龌鹾的。所谓伟大、高尚的,就是特别注重把个人看成是与群体相联系的,在正当把握上,追求一个更合适的尺度。中国人历来的英雄精神是那种将天人视为合一的,把小我融入大我的认识和行为。而所谓渺小、低级的,甚至是卑鄙的、龌鹾的,也正是在不同程度上的把一己摆在人民之上或社会之上的不适当位置。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都无不是追求一个在特定情势条件下的一个小我与大我的恰如其分的关系,都是把小我的价值体现在与大我的联系之中。这次大地震之中,中国军民之表现的可歌可泣,还是这种体现。它体现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体现在没有过多时间考虑的时刻,所以体现的更是与人性接近的品质,体现的是人性的真实,而不是虚妄的人性,编造的人性。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特有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的认识和中国的经验,是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生存和自强的遗产。这种精神,就是古代的民本,就是近现代的革命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就是今天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尽管说法不同,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脉相承。它基于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特有经验的价值观念。用现在的话讲,这个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生命高于一切,就是个人敢于为着弱者、为着大多数人,为着他人敢于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某个知名学者将此指为“愚蠢”,说明他已经不再与中国的精神相认同。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是中华民族久经磨难而不倒,多难而兴邦的坚忍不拔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力量所在。也可以说,中华民族不是靠以个人第一生存发展下来的,而是靠以抗震救灾这种在生死存亡的现实面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性和精神,而生存自强起来的。
    
    所谓“普世价值”,西语是“universal value”,是基于一种特有的西方思维,它包含一整套传统架构,一整套诸如“人性恶”、“个人第一”等的假设。中国有区别于西方这种价值,区别于这种架构的一套自己的东西。它是适合于中国自己生存和发展经验而来的。中国的价值是中国自己的一种文化和心理成熟的标志。成熟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互系思维的结果。也就是说,它看到高尚和渺小两种人性,看到如何从渺小走向高尚的过程。中国不把人混同于动物,不混淆人性与动物性的差别。在中国的意义上,不能有一个没有高尚和渺小差别的人和社会。一个没有这种差别的人、社会或民族是个迷失方向的人、社会和民族。只有高尚的人性才堪称人性,才是真正的人性。渺小的人性是伪人性,只是某些人的假设,是某些人的迷信。只有高尚、伟大的人性才是人性的所在,才是人生存的灵魂,才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打不垮的精神支柱,才是支配巨大物质的力量。这种人性存在于每一个人。地震中表现的美丽人性,众多的是发生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这种美丽,只在于人对自己的人性开发。而放弃对自己这种人性的开发,摒弃这种真正的人性,制造只有渺小才是人性,则是少数人虚妄概念对多数人的强加。这两种精神差别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和人、个人与社会是否是互相联系的认识;人是以单个人独立存在还是以联系的人之间形成的共同体而存在,是人以共同体形式的生存、自强,还是依赖某种假设的外来主宰力量。
    
    新自由主义错就错在把个人利益突出为抽象概念的“人”的终极目的。它在于要把这个假设的概念从市场利润竞争的狭小范畴无限的扩大,扩展成普世价值、绝对价值,强加给任何人,强加给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而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实现的却只是少数所谓强者、成功者对大多数人构成的不平衡权利和权力关系。人们应当弄明白、认清新自由主义这种对社会、对人心、人性的危害和腐蚀。
    
    当然,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对少数信仰自由主义的人怎么办?推崇这种理念造成的危害,已经在我们周围有丛生的现象。然而这种人是必然有的,也即,人和人不一般齐,十个指头不一般齐,怎么办?这就是一种社会运行的操作问题,就是不承认它政治上、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或正统地位;而是要把它控制为在操作层面的适当处理问题。也就是说,把它控制只在适当的市场范畴之内,使它对社会的冲突影响被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2008年6月1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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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救灾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
    
    (原标题:《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
    
    赵汀阳
    
    汶川救灾已经注定成为一个历史大事,必定会给人们留下某种重要的精神遗产,汶川救灾的惊险和激情过去后,冷静的思考刚刚开始。突发事件最能够激发人们灵魂深处的精神,这些潜伏着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不明显,但一直存在。汶川救灾的紧迫性使人们心中的中国精神爆发出来,就好像人们的人格一时间都得到普遍提升,令人震撼的万众一心、不计私利、不怕牺牲、见义勇为、先人后己的精神在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中充分体现。这一集体自觉行动以事实而不是以话语对所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人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人在哪里能够获得帮助和拯救?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汶川救灾的事实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每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人的手里,他人就是我们的命运,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拯救自己,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如果哲学地说,每个人的存在、利益和幸福都取决于他人,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条件,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人之间的关系所定义的。假如学校是由不负责任的他人建造的,那么学生的生命就遇到严酷的挑战;假如没有那些英勇无畏的救援者,学生的生命就不会得到拯救。既然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和拯救,所以他人就是救星。在他人之外无拯救,在人间之外无拯救,只有人能够救人。正因为只有人能够拯救人,无论是拯救他人或者为他人所拯救,所以人对他人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他人负有责任意味着,当他人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就有责任提供他人所需要的帮助。这就是以他人为思考重心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说,人的问题只能在他人那里得到解决,而不可能在上帝那里或者在自然权利那里得到解决。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这种人间精神的表现。
    
    有的媒体认为汶川救灾所以伟大是因为向世界承诺和表现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歪曲事实的解释令人吃惊也令人失望。如果中国救灾所表现的无非是西方价值观,那么西方就不会对中国救灾所显示的力量感到出乎意料和吃惊了,很显然,假如中国和西方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就根本不值得西方惊讶了。汶川救灾证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是中国向西方交出的答卷,而是中国人对中国精神的一种发展和再创造。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圣经、奥古斯丁、洛克、康德、伯林、海耶克、罗尔斯之类,也恐怕很少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在救灾英雄们身上奔腾的是中国心,恐怕不是西方心。
    
    在当代思想市场里有许多价值观在竞争,人们可能会各自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人各有所好,这是正常的。同时,人们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在特殊价值观之外还需要普世价值观。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价值才有资格成为普世价值?什么才是检验价值的标准?很显然,没有哪一种价值观能够评价另一种价值观,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其它价值观的规范和标准,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最高权威,否则的话就变成精神独裁和思想专制了。检验价值观的标准必定落在价值观之外,必定落在话语之外,所谓有理不在声高。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如果这一事实显示了最大化的兼利和兼容,或者说,它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同时对任何人的伤害最小化,这样的价值才有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同意,才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救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假如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要是说中国在物权法之类的法治改进上接受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比较靠谱了。中国并不拒绝其它文化所创造的普世价值,所谓见贤思齐,例如自由和法治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了的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价值都是普世价值,更不意味着中国价值不是普世价值。事实上,包括中国和西方在内的各种文化都对人类普世价值有所贡献,无论是中国价值还是西方价值,只要被事实证明为对人类普遍有益,被证明为能够有效解决人间困难,它就是普世价值,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天经地义。
    
    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最常见的错误理解是把普世价值理解为一个单调或单面的价值观。但是,人类生活的事实是复杂多面的,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指望某一种价值观就能够一揽子通吃所有问题,完全是不理解复杂人性的幻想。人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各种困难需要各种解决方式,所以需要多种普世价值的联合体系。因此,一个真正普遍有效的价值观体系必定具有最大兼容性,它能够合成并且容纳来自各种文化对普世价值的创造。比如说,每个人都需要安全和利益的保证,事实证明,由法治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西方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贡献;同样,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和情感,事实证明,由情义所塑造的共享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中国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贡献。这两种普世价值缺一不可:没有个人自由,每个人就有可能被迫害;没有他人情义,每个人就得不到救助。避免迫害和获得救助正是每个人存在的两大条件,如果模仿伯林的说法,似乎可以说是每个人生存的“消极保障”和“积极保障”。可见,如果一个普世价值观体系能够综合各种文化的贡献,才是真正优越的普世价值。
    
    目前西方声称的普世价值体系就只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希腊罗马的“美德为本”价值观已被抛弃),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没有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它过分突出了“个人”,这会导致社会的现代病。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子式的个人权利、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个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既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自己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的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放心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和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对他人的遗忘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处处与他人划清界线所导致的痛苦就是现代特征的孤独无助,上帝拯救不了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无助的痛苦心灵,因为上帝从来不出手,所以现代人只好等待作为替代品的据说能够指导生活方向的“戈多”,可是戈多也永远等不来。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主要试图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后者很可能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去优先考虑与他人共享幸福和互助,所谓的个人权利就只不过是契约性的,就不可能获得存在论上的可靠保证,就不可能是真正保险的。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显然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的一些其它条件,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正是好生活所必需的另一些条件。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恐怕不是古代人的灾难,而是现代人自己的灾难。
    
    在中国的价值观体系中,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价值都是普世价值。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同样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1)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一种“责任为本”价值观;(2)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以仁所创造的人际关系中把我和他人都塑造成为可以依靠的人。这是一种以仁造人的“美德为本”价值观;(3)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因此试图把家做大,成为万民能够共享幸福之“大家”。这是一种“情义为本”价值观。
    
    ……………………
    
    (老潘注,这种在普世价值上的中西之争,似乎有些浑水摸鱼的意味。回到本体层面,还是得对是不是存在普世价值、什么才能构成普世价值等进行讨论。至于中国与西方价值各自体系当中什么可以被纳入普世价值,那是外延问题。当然,详细内容另当别论,于此不赘。)
    
    都学“范跑跑”,谁也跑不了
    
    黎阳
    
    2008.6.13.
    
    如果人人都学“范跑跑”,大灾面前全凭本能自顾自逃命,那死人只会更多,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本来能跑的也跑不了。
    
    用“个人的性命高于公德”、“人权高于道德”、“国家、道德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第一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等等替“范跑跑”辩护本身意味着认同了一个原则:灾难面前有权而且应该自顾自。
    
    如此主张的“理性人”们显然觉得“个人逃命第一”的原则对自己有利:我有把握逃得性命,所以坚决反对顾及别人,免得让别人妨碍自己逃命。但是这些“理性人”们似乎忘了一点:你能跑,别人难道就不会更能跑?你反应快,别人难道就不会反应更快?你善跑,别人难道就都不会更善跑?你身强力壮,别人难道就不会更身强力壮?你如此大肆宣扬“个人逃命第一”是“人权"、“普世价值”等等,实际社会效果就是让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有样学样,如法炮制,群起效尤,照葫芦画瓢:本来不自私的,从此学会自私了;本来不会不管别人只管自己的,从此敢于不顾一切自顾自逃命了——再发生突发性灾害,人人都立刻不顾一切拔脚便逃——如果人人都同样反应机敏,那结果必然是一大群人一下子就把逃生通道挤得水泄不通。谁都想不顾一切尽快逃命,结果反而是谁都逃不成:人人夺路的结果是人人没路,“欲速则不达”——挤公共汽车时如果乘客人人都只顾自己快,人人只顾自己拼命往前挤,人人争先恐后一拥而上,结果必定是乱成一团,卡在车门口动弹不得,谁也上不去,浪费的时间反而更多。如果大家不那么不顾死活你抢我夺,遵守秩序排着队鱼贯上车,那总体用的时间反而最少,能够上车的人反而更多。但是这就有了个先后顺序问题:谁先谁后——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要分先后那就意味着生与死,那问题就大了:既然“个人生存权高于一切”,那凭什么该我让着你?凭什么我要在你后边?凭什么我的生存权要低于你的?既然“怕死逃生是最基本的人权”,那任何人都有权用一切手段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权”——把挡了自己道的人踢倒推开,自己夺路先逃,“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人人都同样“个人逃命第一”,人人都同样容不得任何人妨碍自己,那结果必然是“丛林法则”——强者优先,弱者遭殃,互相抢夺、谁身强力壮谁抢先……一旦密集人群出现这种大混乱,就是没天灾都要自己踩死踩伤一大堆,灾害面前更是本来能逃出去的也逃不掉了。
    
    “范跑跑”和替“范跑跑”辩护的“精英”们大谈特谈“逃跑是基本人权”的时候,显然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强者:我逃跑本领强,只存在我救不救别人的问题,不存在别人救不救我的问题,所以话题总围着捍卫自己的“逃跑人权”转,一个劲地嘲笑批驳自己的人是“伪道学”。但问题在于:你不能永远指望面对的是一群半大不大、灾害关头不知所措的孩子,不能永远指望别人比自己反应慢,不能永远指望别人不如自己身强体壮、总比自己慢一拍。你大肆宣扬“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是“基本人权”,闹得家喻户晓,人人效仿,一旦再有灾害,又碰上比自己更机灵、更强健、更灵敏的,大家一齐夺路而逃,一齐坚持自己的“优先逃跑基本人权”,一齐不择手段清除妨碍自己优先逃跑的人,那“范跑跑”们还能继续当强者吗?还能毫无障碍地捷足先逃吗?他们恐怕就得当自己坚持的“自管自己不管别人”、“逃跑是基本人权”、“丛林法则”、“强者优先”等原则的牺牲品了。
    
    替“范跑跑”辩护的人把争论归结为“法律”与“道德”之争,即“有权如何”与“应该如何”:逃跑是“人权”,是我的权利;救人是“道德”,是一种选择;自顾自逃跑“不犯法”,指责这种逃跑是“用道德代替法律”;你无权干涉我的权力,把道德强加于人——这是最典型的“精英”诡辩伎俩:一切从自我出发,从个人出发,从概念出发,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从完全脱离实际的“理论”出发,关起门来用逻辑假设代替客观规律夸夸其谈。
    
    当地震灾害袭来时,法律就不起作用了:法律的基础是强制。强制的基础是恐惧。面对灾害带来的生死恐惧,人们对法律的恐惧算得了什么?灾害破坏了社会秩序,顺便也就破坏了正常社会中得以运转的法律的基础。灾害环境下能自动制约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因为道德不是靠恐惧来维持的。所谓“道德不能代替法律”只适用于法律能正常运转的和平时期。在大灾大害面前,法律失灵,所谓“道德不能代替法律”就成了胡说八道——在法律已经不起作用的时刻,哪里还存在能不能代替的问题?
    
    即便撇开道德不谈,无情的事实是:当灾害突然发生时,越是人人只顾自己抢先逃命,就越会彼此阻碍,情况就越混乱,逃生速度就越慢,总体逃生成功的几率就越低,伤亡就越大。这就是客观规律。
    
    逃生的要害是用最快的速度脱离险境。如果建筑物里有一大群人同时不顾一切拼命逃生,走廊拐角、楼梯拐角、大门等咽喉要道的瞬间人流量必然大大超过建筑设计的最大容量。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有两种结果——
    
    1.自相践踏,乱成一团:人人都只顾自己,都想把别人踢倒推开,自己抢先逃跑,结果必然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抢我夺,争先恐后,形成“抢挤公共汽车现象”——人为形成拥塞,把通道阻挡得水泄不通。结果:欲速则不达,反而迟滞前进速度,甚至动弹不得,反而快不起来,反而耽误了时间,逃生的机会反而更小,伤亡反而更大:不仅有灾害造成的伤亡,还要加上人群相互踩踏造成的伤亡。
    
    2.井然有序,鱼贯而出:有人提醒、有人指挥大家保持冷静和秩序,而在场人们都能相信并服从这种提醒和指挥,整体上得以遵循客观规律,不乱跑乱撞挤成一团,而是有顺序分先后依次外撤。最大可能地避免逃生道路发生人为阻塞,尽可能地保持逃生道路畅通无阻,最大限度地利用客观允许的最大人流量。结果:能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有限的逃生时间,使尽可能多的人获救,使伤亡总数降到最低。
    
    第一种情况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人怕乱营、马怕炸群”、“兵败如山倒”、“人挤人、人踩人”、“自相践踏”、“死伤狼籍”……
    
    第二种情况最典型的当属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的经历。以下是张庆洲先生的《唐山警示录》一书中的有关描述:
    
    “吕家坨矿革委会副主任(副矿长)贾邦友与一千多名职工,滞留在险象环生的地层深处。”
    
    “从采面撤到大巷,从大巷撤到井口,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是何等地艰难!”
    
    “这一千多人中,有一百多名机关干部,有兄弟单位的打井队,有参加大会战的洗煤厂工人,有下井不足半个月的新工人,竟然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在黑暗和恐怖中,谁也看不清谁,一千多人在并不宽敞的巷道里,犹如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蠕动的长龙。”
    
    “吕家坨矿的风井是竖井。竖井的梯子间是矿工生还的惟一通道。几百米深的竖井,铁梯子只能容一个人往上攀登。他们头上是暴雨般的淋水,脚下是不断摇动的大地。人类的求生本能,提醒着他们尽快离开险地!”
    
    “伟大的开滦矿工用他们高尚的人格展现了一幅不亚于《泰坦尼克号》的悲壮场景,一束束矿灯光柱射向井口。这里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只有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女同志先上!’她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了几百米高的铁梯,每攀上一级便向生还靠近了一分。她们毕竟是女人,腿在颤抖,速度就慢了许多。无数矿灯光柱无声地照耀着她们……”
    
    “新工人上!”
    
    “老工人上!”
    
    “最后是干部,这是一群真正受人尊敬的领导者。他们很清楚,竖井内平时就淋水不断,铁梯在潮湿中很容易腐蚀,极易发生危险。何况,竖井已经震坏,铁梯扶手如果不坚固,经过一千多人的手拉脚蹬,险情随时可能发生。”
    
    “人在井口一眼就能看见,昨日的家已经夷为平地。可先上井的人并没有跑回自己的家,在余震中焦急地等待,一直等到早上八点多钟,副矿长贾邦友最后安全返回地面。”
    
    “吕家坨矿井下矿工无一伤亡。”
    
    “一千多人在险象环生的地层深处死里逃生,如果没有出色的指挥,因混乱而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张庆洲在《凤凰卫视》2005年拍摄的《唐山地震29周年祭》里再一次感慨:“一千多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出色的组织,踩也得踩死几个。我这么想啊,踩也得踩死几个。当时贾邦友就往井口一站:女同志先上!女同志上完了以后,新工人上。有规定的。人家文件里边都写着呢:新工人上。新工人上完了以后老工人上。最后,共产党员最后上。贾邦友当时就这么讲的:共产党员最后上。”“我真钦佩1976年吕家坨矿的这帮共产党员们。他们最勇敢。最后上完了以后,人们在井口谁也没有走。为什么呢?他们的老矿长贾邦友还没上来。男女老少在井口谁也不走。贾邦友上来了,一看大伙都在那块静静地等着自己,当时也很激动。他说走吧,你们回家吧。去看看自己的亲人死了没有。投入抗震救灾吧。”
    
    如果当年人人都如同“范跑跑”,“自己逃命是基本人权”、“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然后才可能组织疏散”,井下这一千多人个个拼命抢着先爬梯子,你争我抢谁也不让谁,即便有人出来指挥疏散也不买帐,那必然象张庆洲说的那样,“踩也得踩死几个”,最后谁最强壮谁逃生,其他的活该被困在井下憋死淹死挤死困死——本来死不了的也得死了。而不讲“自己逃命是基本人权”、按“舍己救人”的原则办的实际结果呢?一千多人零伤亡——到底谁真正“尊重生命”?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侥幸,时间充裕,如果房屋马上塌了,落在后边的就得死。
    
    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当时谁能知道下一秒钟会出什么事?就危机感和紧迫感而言,当年那些处于井下的矿工与如今的“范跑跑”没什么两样。但是人家的精神面貌与“范跑跑”截然不同,行为举止截然相反,结果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至少没有因为惊慌失措自相践踏而损失一个人。——这次四川地震中的伤亡难道都仅仅是因为逃生不及吗?难道就没有因为争先恐后挤成一团彼此阻碍耽误了时间而导致逃跑不及的因素吗?
    
    震发生时如果楼几秒种就塌了,那自然没话说:本来就没有逃生机会。如果楼不塌,那本来应该无伤亡(但如果因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自相践踏踩伤了人,那不用说是不冷静、没有秩序造成的恶果)。地震发生时人们既然逃生,那就意味着人人心中假定的既不是楼不会塌,也不是楼立刻塌,而是“楼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后要塌”,否则还逃什么?既然按“楼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后要塌”的情况处理,那问题的要害就是如何最充分利用这有限的时间使尽可能多的生命获救。
    
    无情的客观规律是:当逃生时间极其有限时,越是人人只顾自己乱成一团夺路而逃,逃生机会越低,甚至谁都逃不掉。此时只有保持冷静、实现有秩序逃生的人群逃生成功率最高,伤亡率最低。而要做到这点,第一需要有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指挥、维持秩序,第二需要危机中的人们服从这种指挥和维持。
    
    要指挥、维持秩序,就必须最后撤退,也就是说,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人牺牲的概率最高。而要实现有秩序逃生,就必须做到人人都服从指挥,就必须按照实际情况有先有后井然有序,就必须做到人人都放弃“个人逃命第一”的“压倒一切”的“权利”——这也是一种牺牲。这两种牺牲加在一起,换来的结果就是总体伤亡最小,能救出的生命最多。这就是客观规律——要么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肯牺牲自己,结果是大家谁也逃不掉;要么是有人甘愿牺牲,甘愿冒险,甘愿把风险加给自己,结果是多数人获救机会最高。——这不仅仅是争执“道德”与“法律”谁有权指挥谁的问题,而是要不要遵循危机面前集体逃生的客观规律问题。毛泽东历来主张的原则就是:“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狼牙山五壮士”牺牲了自己五个,换来的是整个大部队的突围、不牺牲;董存瑞牺牲自己一个,换来的是更多的人的生还。只有少数人敢为为多数人牺牲,甘愿牺牲,才能换来多数人的生存——这不是瞎拍脑袋,不是道学先生卖弄文章,而是客观规律的总结,是大规模高密度人群集中情况下防意外事故实践经验的总结(“精英”们只会从个人角度想问题,只会从自己的愿望与需要角度看问题,真正大规模人群密集条件下人们行为特征的真实情况和实际客观规律他们知道多少?)是无数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实践干出来的,是环境逼出来的,经过无数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要说“尊重生命”,这才是最大的“尊重生命”。
    
    “精英”们大骂毛泽东提倡的这种牺牲是“不尊重生命”,好象他们很“尊重生命”,其实他们才是最不“尊重生命”——反对“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结果就是“牺牲多数,保护少数”:让别人牺牲,让自己逃生。他们的“尊重生命”实际是“牺牲别人的生命,确保自己的生命”——以前还有点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现在索性借替“范跑跑”辩护的机会赤裸裸连裤子都不穿了:“尊重生命首先是尊重自己的生命”、“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然后才可能组织疏散”、“个人生存权高于一切”……不折不扣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如此心狠手辣,还有脸说什么“人权”、“人性”、“尊重生命”?——这岂是“言论自由”、“诚实的小人好过伪君子”之类诡辩搪塞能掩盖过去的?能说强盗比骗子“诚实”,所以抢劫就不算犯罪吗?能说教唆犯只是“动口不动手”,所以教唆犯罪就不是犯罪而只是“言论自由”吗?
    
    如果说过去地震之类突发灾害面前因人群争先恐后夺路逃生导致堵塞通道反而造成更大的伤亡是因为自发的盲目的惊慌失措,那么今后再发生灾害时出现类似的伤亡就完全是“范跑跑”和宣扬“范跑跑”的“精英”们教唆的结果:他们搞的不是“理论争论”,也不属于“言论自由”。他们搞的是教唆煽动:教唆煽动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在危机突发时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夺路争逃,并用“法律”、“人权”、“人性”等“理论”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合法化、正义化,形成“范跑跑规则”:教唆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在危机面前损人利己,争先抢路,坚持“个人逃生权高于一切”。“范跑跑规则”的实际后果是为灾害救生预设定时炸弹、预伏地雷,一旦危机爆发必然导致人为混乱,必然导致人群的自相践踏,必然加剧混乱,必然拒绝任何可能妨碍“个人逃生优先”的现场指挥调度,必然破坏任何可能的灾害控制,必然最大限度降低人们的获救概率,必然造成大量本可以避免的伤亡。这是不折不扣的预谋犯罪,教唆犯罪。
    
    今后中国只要发生地震灾害和突发性灾害如火灾之类,只要事后发现因人群阻塞逃生要道而导致集体伤亡者,那就不能不归畧于宣扬“范跑跑规则”的必然社会后果:过去灾害发生有人这样做属于自发的、盲目的无意识行为。现在有了那么多媒体,尤其是《凤凰卫视》的大肆宣扬,“范跑跑规则”已经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这种情况下再发生这种灾害混乱堵塞通道导致的伤亡,“范跑跑”和《凤凰卫视》之类媒体就责任难逃了:他们的大肆宣扬、教唆煽动导致了蓄意行为:人人坚持“逃跑优先权高于一切”、不管别人不顾一切争先恐后夺路而逃、谁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优先权遵循顺序逃离的原则,致使人群自相践踏阻塞通道、耽误了逃跑时间、导致逃生要道出现集体死亡的悲剧。既然如此,那死难家属和伤残人士就有权起诉“范跑跑”、《凤凰卫视》和一切大肆宣扬“范跑跑规则”的“精英”,要求赔偿损失。不仅如此,只要发生人群密集时因灾害惊恐引起人们不顾一切竞相逃命导致自相践踏造成伤亡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都有权照此办理,起诉“范跑跑”、《凤凰卫视》和一切大肆宣扬“范跑跑规则”的“精英”,要求赔偿损失。道理很简单:他们在中国头一次系统地、独创性地、理论性地提出并宣扬的“范跑跑规则”导致成了人们有意识地在危机关头不顾一切、不管别人死活、不管一切秩序、坚持“个人逃生高于一切”的原则,导致了这种自相践踏的混乱局面,造成了“都学‘范跑跑’,谁也跑不了”的后果,造成了本可以避免的众多伤亡。既然如此,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永远负责,用法律逼迫他们负责——你既然煽动教唆,那就必须为自己的煽动教唆付出代价。
    
    ……………………
    
    社会观察:为无耻辩护的社会性和谐
    
    苏杜
    
    从来没有见过中国社会呈现出这样的和谐,为无耻辩护的和谐!
    
    当“范跑跑”“故意”地用他母亲做了垫背,“夸张”地用他女儿做了道具,对着谭千秋、张美亚等一大片烈士遗体发起“挑战”而大放獗词时,《凤凰》、《腾讯》迅速地为他搭起平台,《将范美忠批倒批臭我们就高尚了吗?曹林?东方早报》、《当道德燃烧弹射向范美忠?何龙?羊城晚报》、《感谢“范跑跑”讲出真话?处州晚报》、《宁选“范跑跑”不要“郭跳跳”?凤凰网》等名家名文快板急奏,一刹那间,为无耻辩护的之音响遍了大江南北的阔城闹市、长城内外的穷乡僻壤。
    
    但这并不是孤立的音符,它是“无耻辩护交响乐”中的一个乐章。谓予不信,请看:
    
    当民众对日益飙升的房价质疑利益集团操控时,任志强说:“121文件本身就是利益集团出台的,银行也是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什么错?利益集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如果没有利益集团的博弈,怎么会有市场经济?所以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很多无知的民众在被诱惑之后,最后采取的是自己要倒霉的意见。就像傻瓜一样,哭坟哭错了坟头儿。穷人哭着喊着非要说降低(商品)房价,再低他也买不起!”任某一辩,君曾记否?他与“范跑跑”,谁为上下?
    
    当民众对日益飚升的学价质疑教育改革并对教育部发言人一系列发言表示不满时,这位发言人说:“中国不仅需要一个王旭明,还需要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现在还远远不够。”他说,“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我比较能抗压力。”他的同行则评论他为“敢说实话的人”,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具西方色彩的新闻发言人”。王某一辩,君曾记否?他与“范跑跑”,孰为伯仲?
    
    当民众对日益飚升的医价大喊大叫时,广东某政协委员说:“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的是中中,看病最不贵的是中国。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学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观。”尊员一辩,君又曾记否?他与“范跑跑”,谁更代表先进?
    
    当民众对日益飚升的生活资料价格忧虑重重时,官员们曾经做过怎样的解读吗?他们说,这是“恢复性涨价”,这是“结构性涨价”,这是“季节性涨价”,这是“猪耳朵性涨价”,这是“农民工进城带来的涨价”,这是“一毕业就想买房子造成的涨价”。众官一辩,君曾有印象否?他们与“范氏跑论”,合拍还是不合拍?
    
    去年今日,当民众对山西八岁窑奴一片追问时,长袖善舞的官方曾经的解释吗?他们说,错了,不是八岁,是十四岁,他不是来窑场干活的,是随他父亲来这儿玩的。今年今日,广东童工又起波澜,民众质疑,官方的回应更为“彻底”,他们说:“没有发现童工。石排派出所内的近百名凉山工人,由于没有身份证明,无法判断其具体年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疑似童工’,‘疑似童工’并不能将其定性为童工。在企业里面工作,未满18周岁是前提条件,在工厂里面查到的才算,没有在工厂里的我们不能说他们是童工。”众官再辩,君曾聆听否?谁适担纲领唱,他们还是“范跑跑”?
    
    还有,深圳对“官员试错免责”的“立法”以及“大学教授”的“解读”:“错是大家的错,不能让官员一个人来承担,他们也是人”。又有,上海对“官员受贿免责”的“纪要”以及“法学专家”的“力挺”:“上海的《纪要》是一种科学的做法。这个《纪要》与国家现行的法律产生抵触,但更符合法律精神;看起来有些不合理,但让人感觉更合理。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一种考虑,当然老百姓可能不会满意。一个班子,人家都收了,你一个人不收能行吗?比如一把手说每人一份你就不要推辞了。这种情况属于轻的,而有些时候受贿具有强迫性,你不收还可能遭到威胁。”对这样的“法制理念”,对这样的“法学原理”,诸君又曾耳闻否?谁更适于高音部,是这些“大学教授”“法学专家”,还是“范跑跑”?
    
    但以上所举诸例,难抵“史上最牛”的“原罪雄辩”:“不是我们不说,实在是这个问题太没有意思,连一点争论的价值都没有。”端茶,送客,关门,完了。“范跑跑”自称“知识与思想在中国是最顶尖的”,但“范氏跑论”与“不争论”比起来,至少失于“噜嗦”,难得抓住机遇。
    
    好吧,如果说这些与“范跑跑”归在一起音律还不够那么和谐的话,那就让我们再不厌其烦地将“茅私私”在中国青年节,也就是大地震前八天发表的一段名文,以及“厉宁宁”的一段“列子新编”抄在下面,听听效果如何:
    
    “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我不赞成为了大家牺牲自己,因为这不是快乐的帕累托改进。从道德的角度看,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但我主张要尽量避免自己遭受痛苦。自己快乐也帮助别人快乐。和谐社会就是这样实现的。‘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牺牲自己绝不是简单地跟别人捣乱,而是有一个崇高的目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当然,我们会认为这是愚蠢的想法。可是仔细想来,世界上一切战争都要靠大规模的动员,用的理论就是牺牲自己去实现一个崇高的目标。比如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口号),为了解放别人而输出革命等等。如果我们懂得快乐的帕累托改进是最高原则,就有可能避免上当受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听起来这是道德高尚的精神,其实是欺骗性的,因为每个人无例外地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话,请问这利益该给谁去享受?”“如果全国人都大公无私,那利益就得出口,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大公无私,那利益就得输出到月球上去。”“毛泽东还要求他的子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果人人都敢于牺牲,不怕死,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人人都可能变成恐怖分子。”“你为什么敢坐飞机呢?因为你知道驾驶员怕死啊。”(茅于轼《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及在某研讨会上的发言)
    
    “厉宁宁”2006年向南京财经大学学子们讲授“管理经”,他“寓道于事”,说:赵钱遇虎,赵立换运动之鞋。钱质曰,“虎疾于人甚,尔换运动之鞋可奈其何?”赵答曰,“吾知虎固疾于人,然吾疾于尔足矣。”钱不语,脱履援树。虎不及树上之钱,终扑地下之赵而食之。”据说,众学生皆恍然大悟而报以雷鸣之掌声。
    
    大地震尚未发生,“茅私私”没有“故意”,没有“夸张”,“厉宁宁”也没有“刺激传统的孝道”,更没有“缺失灾难应急演练”的慌张状,作文如是写,演说如是讲,几十年都在做慢板娓娓谈,但“茅私私愚蠢观”、“厉宁宁原跑说”与“范跑跑先跑论”放在一块,不是正可互补缓急,堪称绝妙的老少三重唱吗?
    
    真的,这真是中国社会少有的和谐,为无耻辩护的和谐!“倡导八荣反对八耻”,被深锁在中南海的红墙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是一个人的感慨。北京城里正在开大会的共产党人的助手们,虽然还在兴高采烈,但在“宁要范跑跑,不要郭跳跳”的呼声里,他们早被骂倒在地,成为一帮“伪君子”、“道德家”了。他们将与英雄烈士一道被“拒绝”,令一场大会的效果尚未发挥便烟消云散。我不知道“代表大会”报道的“点击率”是多少,但它发出的声音,恐怕颇像夏虫的清鸣,早为这种轰然而起的交响乐淹没了。
    
    一个流氓是无法生存的,他得有帮伙。一枝红杏也是出不了墙的,她得有王婆。一个人的无耻只能生存在无耻的空间中,正像一条蛆虫总是在一堆蛆虫中钻出钻进一样。“范跑跑”之能“先天下之跑而跑”,在于他本属于“先进一族”。
    
    这“先进一族”是“先天下之富而富”的一族,是“先天下之横而横”的一族,是“先天下之奢而奢”的一族,是“先天下之恶而恶”的一族,也是“先天下之狠而狠”的一族,更是“先天下之黑而黑”的一族。这是一个阶级的联合,“富横奢恶狠黑”是其共通的音阶,为无耻辩护就是这七个音阶的共鸣。“茅私私”、“厉宁宁”震前并不知道天下还有个“范跑跑”,“范跑跑”震后也不会“牛马走”于“茅私私”“厉宁宁”门下,他要“自立”,也许正有若多“跑鞋”等着他去“代言”呢,但他们发出的声音是多么地一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阶级的壁垒是这样的分明!是这样的水火不相容!伟大的马克思,不死的毛泽东,你们怎么早在百年之前对之就洞若观火了呢?
    
    不必为这种强大的阶级联合所震摄,有一个阶级的联合,就会有另一个阶级的联合。一个阶级联合的强大总是在与另一个阶级联合的斗争中形成的。为无耻辩护的轰然而起,就是因为存在着另一个默默对抗的阶级联合。轰然而起的无耻辩护是声势浩大的,但它终于无奈对抗阶级之何。“先富”也好,“先跑”也罢,终于会遇到工农大众这个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为“儿子”选择“人”而“拒绝英雄烈士”的“人”是早已有之、古已有之的,并不是“范跑跑”跑出来的,但这并没有挡住英雄辈出烈士不绝。壮烈牺牲于汶川崇山峻岭之中的空军五英雄,也不会因为“茅私私”的“飞机驾驶员怕死论”而黯然失色,此行多险,命悬一线,他们是视死如归的。撑起身躯保护学生的教师,毅然返回帮助同学的少年,此举多险,命悬一线,他们也是视死如归的。而数以亿计的民众对英雄烈士的敬仰与追随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茅私私”们的“愚蠢观”,“厉宁宁”的“原跑说”,“范跑跑”的“先跑论”,终为国人、世人所唾弃!
    
    是的,也有人“宁可而不”地、“永不反悔”地“选择”了“范跑跑”。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进一步说明,“选择范跑跑”还是“选择英雄烈士”,是阶级的对立,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自由”。在壁垒森严、鸿沟两分的阶级社会中,只取“人性”而不认阶级性,就像提着自己的耳朵要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为“儿子”选择“范跑跑”的自去选择“范跑跑”,让“儿子”在“真正的教育”下,平日里舍爹娘而“先富”,危难中舍爹娘而“先跑”。选择英雄烈士的仍会选择英雄烈士,他们不惮“伪君子”的恶谥,掩埋好谭千秋、张美亚的遗体,擦干自个儿身上的血汗,踏着他们的足迹,又前行了。路的确还很长,很艰难,悬崖,峭壁,滚石,塌方,陷阱,泥淖,猛兽,毒虫,冷箭,诬陷,落伍,背叛,都会有的,而且会很多,但是,我就是不相信,中国,这个产生了大禹、毛泽东、屈原、鲁迅的中国,这个群星灿烂的中国,会断送并永远断送在一群无耻屑小手中!
    
    是的,选择,人人都在选择,“范跑跑”在选择,“茅私私”“厉宁宁”在指导着人们选择。我也要选择,我为儿子与子子孙孙选择英雄烈士,要他们永远唾弃“范跑跑”“茅私私”这样的群小,决不与之为伍!世世代代与他们做不可调和的斗争,一代斗不过就再斗一代,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就扑上去,武器不精良就去找好武器,技艺不如人就下功夫磨练,但决无屈从的那一天!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危难之中,先帮别人一把,永远不要先掂足了自己的斤两,去做不赔只赚的买卖,那是一切罪恶的开端。一事当前,先要自己不死,二要自己快乐,三要自己无损,这其实早将救人助人化作了一种交易,一桩买卖,这是一条取奸之道。国难当头,他就是国奸;灾难当头,他就是灾奸;承平日久,他顶多出息成一个掺糠使水、造假制劣的商奸。按照“凤凰网”所倡导的《宁要范跑跑不要郭跳跳》中的“前提”,谭嗣同、秋瑾、宋教仁、蔡公时、吉鸿昌、张自忠、闻一多等等,都“早尊父命”,“选择”“自立、自保、先富、先跑”而绝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了,没有了他们,没有了一些人不愿提及的李大钊、方志敏、江雪琴、刘胡兰、闻一多,我们这些为衣食所累的芸芸众生,早就如虫蚁一般,不知寂灭于何处了。其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伟大而又平凡的,说它伟大是说完全彻底做到它很难很难,说它平凡是说凡人皆可向它努力,无时无事不可实践。“崇高”不在天边而在脚下,“伟大”在大处更在小处,小算盘里算不出“正义”,先标下“前提”不是“美德”,是讨价还价。不过,这些话,我不是对“范跑跑”“茅私私”“厉宁宁”们说的,他们自有主张,我也决不企盼他们认同,连“有限的道歉”都不企盼,我是对我的子子孙孙说的。
    
    这是我的一篇贴文,也算是对我家子女的一个家训,立为家规,逢年祭祖,必拜先人而诵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子子孙孙,世代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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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范美忠为什么要“先跑”的理由
    
    老田
    
    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最密切的引路人是老师和父母。地震塑造了几个最著名的老师,其中一个是范美忠,这个老师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地震来时先跑,这还无可厚非,先跑之后还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进行不妥协的辩护,这就出了名了。
    
    不仅仅是范老师一个人,每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都要通过家庭、朋友、学校、媒体等漫长的教育,以及生活中间的耳濡目染,被从一个纯粹的小动物,教养成为一个在特定社会规范下生存的人,这个过程被称为社会化过程。把一个人教养成为什么人的人,在中国最近几十年内有着革命性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把人都贬低为芸芸众生中间的一份子,要求人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个人的价值实现只能在整体的进步中间去解决。这个老套的想法后来被改革了,根据老家农民的认识,改革过程是这样的——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等小哥,他为自家谋利益,他教人民各顾各。这是关于个人社会化过程的根本转折,自己成名成家和发财致富才是最主要的。
    
    自从推崇少数人先富之后,对世界的理解就变了样子,很难不认为这个国家是隶属于那些先富人群的,对于非先富人群来说,再也难以认定这个国家就是我自己的了。因为把按劳分配原则贯彻到底,一般的工农劳动者的价值就完全由他所付出的劳动量来衡量了,即便还没有被“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也很难不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纯粹的工具,一个需要与牛马竞争之后才能确定价格的劳动力。任何指望劳动力成为主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从范美忠的学历看,好不容易考入中国第一流大学,原本指望借此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最低限度也要脱离按照劳动来计量个人价值的范围,但是终于没有最后实现。他已经够倒霉的了。与北大EMBA学员——在上海滩上发家致富的著名校友张荣坤相比,他这个北大文凭已经太不值钱了。
    
    老实说,少数人可以先富的基本理由,肯定是要以否定国家或者民族共同体实际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国家和民族的全体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的话,少数人先富就没有道理,而是应该真正的各尽所能去风险自己的努力,同时,不得要求过分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或者剩余索取权。
    
    这是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社会结构来说的,从一个人被教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方面看,作为北大毕业生的范美忠,也应该反应他的老师们的教育成效,如果他所做的竟然与那些著名的北大教授所主张的截然相反,那就说明他这个文凭是白混的,如果每一个北大学生都把名教授们的教诲,统统被抛之脑后,完全不作为行动的指南,那花那么多的钱来开办北大不是成了纯粹的浪费吗?
    
    主流经济学家说了很多年,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共同体不过是幻想,尤其是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是一个不真实的幻想,金钱和权力才是真实的,必须用这些真实的东西去酬报那些不平凡的人——例如智力超群、权力超群、银子特别多的人,如果不把这些金钱权力的大部分作为报酬分配给那些超人,整个中国经济就无法发展,就注定要落后。
    
    最通俗地说,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迎合普通工农的意愿和落后想法,是以现实中间并不存在的人的平等作为认识依据,这是想要以共同体的实际存在为借口,否定上层对于权力和金钱的更高要求,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反人性所在,是毛泽东错误地引导共产党人走了一段民粹主义的“弯路”,是违背了西方国家创造的主流文明和价值的。特别是,在这次震后救灾的过程中间,一些人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利用人们在天灾面前形成那种一致的感受,明显是一个阴谋,是想要推广那种落后的看世界方式。由于近年来网络舆论的兴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声望累受打击,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家声望的过分下降是不利于推广那一种理论认识的,在这种灾后“民粹主义发作高峰期”,所有的主流们都很精明地选择了“一句话也不说”。不说话并不是没有看法,而是避免在损失较大的场合说,等到以后有利的时候继续说,只有从前话语权较少的自由主义者才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说话,想要在民粹主义高峰期推广来自的普世价值,趁机多占点话语权市场,但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不屑为的。
    
    大家只要回顾一下北大名教授们的著名主张,例如张维迎、林毅夫、焦国标等等,就知道范美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了。如果北大99%的毕业生都是范美忠这个表现,就说明那些北大的教学效果还是可以的。反过来,如果北大不能把那种“危险的时候还想着别人的傻帽”的比例,降低到百分之一以下,就说明教学效果极差,要进行深刻的反省。
    
    有些人因为范老师遭到了一些批评,就得意洋洋地说新自由主义要灭亡了,这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就算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到一些批评,难道资本主义就这么经不起风雨吗?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多的人被杀死,大萧条期间那么多的人类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比一战杀死的人数高出十倍以上,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稳如磐石,其辩护士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只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算是丧失了一些信誉),到1970年代之后反而愈战愈勇,迄今已经席卷全球并在中国成为普世价值。以为区区一场地震就能改变什么,那实在是太天真了。
    
    要是不服气的话,不妨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先跑的被处分了,而那个说“天谴”的人却安如泰山,没有任何检讨反省还预备下次继续说?说到底,是因为范老师还没有挣到一个不以劳动量来衡量自己的地位,所以他需要按照被统治阶级的伦理来进行判别和处分;而说“天谴”的人明显不是被统治阶级的一份子,所以就不以同样的伦理来判别,处分和没有被处分都符合特定阶层的伦理规则。当然,我这么说只是就事论事,客观揭示那条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又宽又深的鸿沟,明显不是要为范先跑鸣冤叫屈。
    
    由于“各顾各”被教导了三十年,一代年轻人就是这样的舆论环境中间被社会化的,所以,出几个先跑官员、先跑老师是不奇怪的,如果整个灾区完全都是“后跑”老师,我看那倒是成了天方夜谭。先跑老师的唯一问题在于,他原本还没有挣到统治阶级的实际地位,但是却满口统治阶级话语,这就给人一种荒谬的感觉——好像他本人比统治阶级还统治阶级似的,有明显的猪鼻子插葱“装象”的味道。如果他到了著名的自由派巨擘朱学勤那个位置,不要说先跑,就算是说“这是天谴”学生死了活该,也不见得有人会把他怎么的。据说,先跑老师已经受到了处分,这说明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偶然还是会产生把人降低为芸芸众生的一份子来评判的需要,但是决不能认定这个处分本身已经意味着有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必要与可能。
    
    要是把被统治阶级的愿望和伦理扩张开来,并切实应用于统治阶级身上,这显然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复辟,这是某些人要坚决避免的危险;如果把统治阶级伦理贯彻到全社会,显然“各顾各”就有最高的正当性,这是某些人要杀开一条血路继续走的方向。如果这个方向无法逆转,要为灾区的孩子们祝福的话,也只能祝福他们真的爬上范先跑的校友张荣坤那个地位上去,最低限度也要爬上“天谴论”教授的地位上去。虽然张荣坤很倒霉,但是究竟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和例外,大多数张荣坤仍然是我们社会中间获得最滋润的人,现实的选择是清楚的,如果不能改变社会结构,那就只有想尽一切办法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现在小学生都知道了长大之后不当工人农民了,问题仅仅在于:这一条上升通道的通过率越来越低了,已经接近于封闭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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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法盲“范跑跑”普法
    
    徐迅雷
    
    我本来是下定决心给那个“范跑跑”老师最高的蔑视的。但发现不行,不能再固守鲁迅式的最高轻蔑、不予理睬了。因为陕西勉县教育局日前出台的“禁跑令”,已被时评家们骂得如同网友骂“范跑跑”。
    
    勉县在6月2日出台了“禁跑令”,显然在“范跑跑”事件发生之后,规定今年高考若碰上余震,在场监考老师不能先于学生撤离考场,要负责考生疏散,违反者将停职或开除。结果时评家们大规模上阵,大呼“漠视教师生命”、“别把最高道德标准套上禁令枷锁”,小叫“强令教师殿后不可行”、“放大了教师职责理性的同时也忽略了尊重人性本能的生命感性”。所见个别肯定性的评论,也只是说“禁跑令闪烁着道德光辉”云云。我要下定决心,给法盲“范跑跑”和法盲时评家上一堂普法课,告诉他和他们,得看一点最基本的法律条文。
    
    普法之前,当然先要结合“范跑跑”范美忠教师自己的言行,给做一个“法盲”鉴定。
    
    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的语文教师范美忠,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正在教室里上语文课的他,丢下学生第一个逃到球场。“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其速度大概堪比刘翔。而他的学生当时根本还没反应过来。
    
    事后,在5月22日,范美忠跑到网络论坛上发文章为自己的行为鼓吹,文题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这位范老师,曾在名校杭州外国语学校教过两三个月的语文,笔者现居杭州,真是感到害臊,好在学校很快将他请出去了。范美忠老师在地震中独自“胜利大逃跑”的事迹被自己得意洋洋地披露后,网友们毫不客气地送了他一个“范跑跑”的绰号。语文教师范美忠对当代中国语文的最大贡献,恐怕就是为“范跑跑”这个新名词提供了原型,如同陕西那个“周老虎”。
    
    范美忠高声鼓吹自己的行为:“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
    
    一时舆情强烈。自我鼓吹的范美忠,随即转为自我辩护:我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原因是“对道德绑架的反感”,“还有是对伪善的反感”,“想刺刺某些道德家”,云云。
    
    从以上范美忠的言论中,可见他满眼只有“道德”“伪道德”“道德绑架”等等,没有法律概念和观念。再看他两年前发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长文《一个北大毕业生的自白》,当年我看过该文,有点印象,没有深究,感觉这个来自北大的毕业生有点愤俗、有点迷惘,而已而已;现在从法律储备的角度再去看它,很显然,这位北大毕业生实在稀缺法律这门手艺。比如这句标榜自己对学生进行“洗脑”的话:“给学生大量介绍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电影、摇滚、绘画等各方面的课外知识;依然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这样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真是天晓得是“启蒙”还是“蒙启”了。
    
    在这个长文中,范美忠标榜“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这句话还成为一个小标题。呵呵,这是有可能的,比如培养“逃跑大师”之类,当然,魔术杂技团里的“逃跑大师”除外。
    
    下面给这位满脑子道德观、下决心要培养大师的范老师普法,普最基本的法,关于教师保护学生安全的法律规定,希望范同学不要吓出一身冷汗。
    
    我们首先请范同学看看《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这是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法规,很新的。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就关系到发生“地震、洪水、泥石流、台风等自然灾害和重大治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该怎么办。这时的首责是教育等部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转移、疏散学生,或者采取其他必要防护措施”,来保障学校安全和师生人身财产安全。请范美忠老师不要太高兴,以为自己和学生一样,都只是被保护的对象,没有保护他人的责任。紧跟着的第五十六条就规定:校园内发生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时,“学校应当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组织教职工参与抢险、救助和防护,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请范同学把这句话再朗诵一遍:“组织教职工参与抢险、救助和防护,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好,朗诵过后,再看下一条第五十七条:“发生学生伤亡事故时,学校应当按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等,及时实施救助,并进行妥善处理。”请范美忠同学到黑板上默写“及时实施救助”6个字。
    
    下面请范同学把第六十二条念一遍,并作为课后背诵的作业。这一条讲的是不履行有关安全责任该怎么办,条文比较长,明确告诉范同学考试要点是这个规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学生和教职工伤亡,以及发生事故后未及时采取适当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直接责任人员要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暂时不在今天这堂课要讲的范围之内,请范同学课后自己先温习一下。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还有两条,不作考试的重点,但也要请范同学掌握起来。第四十二条:“学校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师生开展多种形式的事故预防演练。学校应当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针对洪水、地震、火灾等灾害事故的紧急疏散演练,使师生掌握避险、逃生、自救的方法。”第四十五条:“学校应当制定教职工安全教育培训计划,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使教职工熟悉安全规章制度、掌握安全救护常识,学会指导学生预防事故、自救、逃生、紧急避险的方法和手段。”
    
    好,下面来学习其他有关法律。请范美忠同学专心一点,不要做小动作,不要开小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章,标题《学校保护》,第二十二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采取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请范同学朗读一遍。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学校要制定应对各种灾害等突发事件的预案,配备相应设施并进行必要的演练。当然,在演练中,像范老师那样作“逃出生天”的逃命示范是可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规定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其中一款是“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还有一款是“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第三十七条规定了教师被行政处分或解聘的情形,第一款就是“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请注意,这里不仅仅是指“教学”,还有“教育”。什么叫“给教育工作造成损失”?这个问题作为课外作业,请范美忠同学及时完成,明天把作业本交上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教师除了“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外,还得“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应当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第五十五条规定:教师在义务教育工作中违反教育法、教师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教师法的有关规定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二条同样规定,教师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什么叫“忠诚”,什么叫“人民的教育事业”,作为思考题,请名里带“忠”的范美忠同学课后思考。这里提供若干可资思考的材料:
    
    汶川地震发生时,北川县委礼堂内正在开会,有六七百人参加,同样名字里带“忠”的县长经大忠大喊:“党员干部留下,让学生先走!”德阳市东汽中学谭千秋老师双臂护住4个学生,自己遇难。北川中学初二4班政治课李佳萍老师,用身体抵挡住已变形的门框让学生逃出,她自己牺牲。映秀小学老师严蓉在救下了13个学生后殉职,女儿只有1岁半。崇州市怀远镇中学英语老师吴忠洪,守护着学生一个接一个跑过三楼的楼梯口,当发现还差两个孩子时,吴老师飞快转头义无反顾向上跑去,在同学们撤离几秒钟后,房子倒塌吴老师和班里的两名同学被淹没在一片废墟中……同样是“跑”,“有的人”与“有的人”方向完全相反,请默诵名诗《有的人》。
    
    好了,范同学美忠老师,这堂课就先上到这里。还有许多关于教师职责的法律条文,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介绍了,希望你课余多多自学。与一些法盲时评家相比,你也不算差,你们的考分都只是“零分”而已。最后要对你说的是,你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你的高论能够自由发表,这也是你所言“追求自由”的现实映射。有位武警军官曾对震灾中偷东西的小偷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要是在唐山地震,你们就是就地枪毙!“范跑跑”先生,你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要是在唐山地震,你这样的逃跑和这样的发言,恐怕也会就地一枪毙了的。那样的话,你可甭指望安慰自己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
    
    怎么样?看着很是过瘾吧。
    
    中国左派(在此应该说明,我以为左派与新左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派别。)与右派犯着同样的毛病,那就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在这点上,与委府不相上下,都是在说辞与舆论技术上拿着差不多百年前的货色喋喋不休。其中,以张宏良最为典型。我会在其涉及到其他领域的文字上进行简单分析。虽然张宏良也能够收到我如此每天一篇的邮件,不过,我还是认为他不能光是这么意气用事,了无新意。如果张宏良与刘军宁一样,总是重复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不思进取,那么都会被看作是坐享其成吃饱了撑的。
    
    我看了左派不少文字,各式各样的都有。感触是,就凭借这些内容想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绝无可能。在事实层面,无非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问题。原本,事实就是个汪洋大海,取哪个不取哪个,取决于个人偏好。左派与右派都可以站在事实上侃侃而谈,只不过各自的事实都犯了德国人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窠臼的毛病。左派与右派的争论,颇有些鸡同鸭讲的意味。双方有时争论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到现在,我没有看到左派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说辞。
    
    我曾经说过,张宏良在其文字中提及他来不来就热泪盈眶,好像泪腺有毛病似的。以其作为左派的笔杆子和文胆,就像是让司马南充当五毛党旗手与急先锋那样不切实际。
    
    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左派的做法,与其说是赞许毛泽东,不如说是进一步丑化之。学养的匮乏,使得貌似毛派的主儿们只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来到公共空间,可麻烦在于语无伦次逻辑混乱颠三倒四海阔天空。如果毛泽东在世,非得对他们丫革命不可。
    
    退一步说,即使回到毛泽东的路线上,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么?好像远不是那么简单。人们注意到,在经济竞争、政治集权、地方分治、修养官僚等层面上,毛泽东与封建时代的领导人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在名义上更换了政治体制而已。左派们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还是有着非常浓重的人治色彩,希望能够有明君在世并大权独揽。这种将国家以及十多亿人口的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的路数,本身的危险性显而易见。在此,左派远不如新左派要求政治民主来得更加理性与实际。
    
    国外的黎阳、李宪源等等毛派人士,也未能免俗。美国有人看到我的文字,对我破口大骂,说要与我辩论,说应该向张宏良那样,成为民族英雄。怎么着?无言以对。二屄呗。
    
    而且应该注意到,左派也好,新左派也罢,右派也是,都是体制内一群文人相轻的路数。按照穆军的话说,无非都是在寻求个人利益,都有着个人视角的精打细算。
    
    这也是我拒绝承认中国有知识分子的原因所在。按照通常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原本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群体,是社会良知的捍卫者。但是在中国,这已经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了。中国的左右派,远远不够充任社会良知守护神的资格与能力。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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