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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校成放心地方在于治本/航亿苇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03日 转载)
    温总理在汶川灾区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要让学校成为家长最放心、老师最放心、社会最放心的地方。那么,如何让学校才能成为大家所放心的地方。相信温总理及其他高级官员比笔者考虑周全得多,但草民也还是要斗胆做一个献计者。
    
     学校的问题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最紧要的是人,而人背后最紧要的是制度。中国教育在这三十年中,被批评为改革最滞后的领域之一,同时,教育和医疗、住房变成压在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这就不能不让人从体制上去找原因。 (博讯 boxun.com)

    
     按理说,教育领域知识分子成堆,人才济济。可中国的教育却相当不争气。如今,教育的成果仅仅体现在受教育的人数增长上,升学率年年在提高。可是,教学质量,却越来越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生连一个简历也写不好,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连一个简单的程序都不会做,会计专业的毕业生,连一份会计报表也看不懂。这一现象并非特例。然而,说起考试,他们却是一流的。考题不会做,还有办法作弊。
    
     教育与科研是密切相关的。诸多教师写论文,是为了应付评职称。有些人写不出论文,就抄袭。大学教师搞“科研”,也需要论文和论著支持。很多“科研”只为了捞钱而已。但写论文是件苦差事,这又需要抄袭。同时,发表论文和学术著作变成交易,有了交易就产生庞大的市场。这样,学术刊物须作者交钱才能发表。这弄得中国学术刊物毫无权威性可言。教师发表论文、出论著需要金钱支持。金钱从哪儿来呢?有些人自己咬牙节省出钱来,有些人则靠山吃山,利用教育资源紧张的优势从学生身上掏钱。
    
     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长期不足。但政府也给了政策,可以让学校自己挣钱“发展”自己。学校挣钱的门路从校办工厂和办各种培训班开始,进而各显神通,赚钱的路子越来越广。校办工厂变为公司,培训班渐渐变为合法售卖真的假文凭的工具。然后,又在学费上打孩子们的主意。在学费疯涨的同时,又发觉校服、订报刊、学习资料、补课、学生旅游等等,都是生财之道。
    
     可是,随着学校的财路越来越多,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就浮上水面。有的人因为位置好,收入丰厚;有的人因为善于动脑筋,财源滚滚。在学校之间,也因为学校知名度和历史资源的差别,而分出好学校与差学校来。好的学校挣钱多,差的学校挣钱少。这样,教育系统各个位置由什么人去占据,就存在很难的人事难题。有了这样的难题,就自然让教育部门官员有了世界上最糟糕的生财之道。制度的缺陷很快产生用人的弊端。一些品德不好或能力不强的人,钻营的本事却是一流的。这些人在重要的位置上越多,就越能将中国的教育带向麻烦地带。一个人只要掉进钱眼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对学校而言,最大的事件是基建。突然间,各校争相拼起盖新楼来。盖新的钱,政府出一部分,学校自筹一部分,银行再借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可以借此机会从建筑商那儿得到一些回扣。这样的幕后交易多起来之后,一些人的胃口也变得很大。于是,什么建筑质量,百年大计,谁还去管那么多?同理,学生既然被看作一种生财工具,一些人对教育的使命感也就荡然无存。学校的教学质量,渐渐变得无足轻重。这是否害了孩子们的一生,毁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早被一些“教育工作者”置于脑后。
    
     中国教育最了不起的“成就”或许就是把“最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国外。中国“最好”的大学是清华和北大,而这两个学校的毕业生相当一部分变成长期在国外留学的不归生。有不少人还取得了国外的绿卡,变成正宗的外国人。这些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外国人”有一部分又成为跨国公司的骨干,以老外的身分回到国内做生易。幸好国外经济出现了一些状况,才多了一些人在留洋之后回国服务。这些人被尊称为“海龟”。可“海龟”多了,国内却又“容纳不下”,只好又将一些人赶去国外。其实,也不是国内人才太充裕了,而是位置被人占据了。这又是中国教育的另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由于教育部门批发了太多合法的假的真文凭,让很多重要岗位(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人士都有了“高学历”。又由于假的真文凭太多,教中国的另一种考试文化兴盛起来。你大学毕业也好,研究生、博士生毕业也罢,要想找工作,尤其是当公务员,就得参加各地奇奇怪怪的考试。你现有的文凭,不过是获得考试资格的一个凭证而已。
    
     以上说的是公办学校部分。民办学校,却是另一种风景。民办学校分为两种,一种是贵族学校,是为有钱人子女量身订做的。这类学校由资本家投资与管理,并且开明宗义就是收取高额学费。学校给校长和教师的报酬也较高,但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既难以从基建及大规模采购中获利,也不容易从学生身上捞到多少好处。学校是老板的,一切可能的收入,老板都用眼睛“恶狠狠”盯着,教职员工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没有其他的获利空间。
    
     民办学校的另一种是平民学校。这种学校,多针对贫困子弟。投资办学的也是老板,但通常不属于很有实力的一类。这种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公办学校高昂学费、学位紧张而产生的。基于这一点,民办平民学校往往以较低的收费取得竞争优势,故很难过多地从学生身上榨取钱财。与贵族学校类似,学校属于老板的,校长和教师没有什么权力。但与贵族学校很不一样的是学费低,学校收入少;学校收入少,就不可能高薪聘请到能力强的教职员工。很自然的,学校教学条件一般要比公办学校差一些。不过,这种平民学校出生的学生走出学校后的生存能力,却不一定比公办学校和贵族学校差。一方面穷人家的孩子比较刻苦,一方面校长和教师自身的境况,反而利于学生们学到更符合社会现实的生存之道。除此之外,这类民办学校有一个特别大的困难,就是教育管理部门往往有意无意地排斥和打压他们。他们本来就难,受到不正常的歧视就更难。
    
     民办学校的命运,全系于老板。老板真心办教育,学校就越办越好;老板如果只想到赚钱,学校的境况比公办学校还糟糕。
    
     说了半天,只是讲了中国教育的现状。然而,如何找到根上的教育之道,就在于认清教育的问题,并勇于面对。要治本,必然回到体制上来。但教育体制,又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记得有一段时期,教师的工资由各学校属地发放,有不少农村学校教师工资,来源是当地的乡村。可众多乡村财政困难,教师的工资只有拖欠复拖欠。后改为县级财政统筹发放教师工资,这一难题渐渐消弥于无形之中。这说明中国教育面临的困境,只要有好的办法,照样能够解决。
    
     中国的学校目前绝大多数仍为公办。公办学校,“老板”是国家。但国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的资源支配,是各级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其中以教育管理机关为主体。中国教育的一个大困境,就是教育管理机关如何代表国家行使“老板”职权产生认识上的重大混乱,再加上一些贪官、庸官充斥其中,更将教育问题复杂化。
    
     首先,教育管理部门并不是真正的投资主体,学校需要的投入这位不是老板的“老板”(笔者戏称之为“二老板”)拿不出来。这样,“二老板”并不怎么操心教育投入的事,也不太注重教育投入的规则制定。或者即使有规则,也不认真检查与考核。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人当校长,“二老板”的影响力巨大。校长的屁股决定脑袋,得在重要问题上听命于“二老板”的指挥。按理说,既如此,“二老板”管好校长便好了。一个好的校长确实就能有一个好的学校,至少常常如此。但这可不成。评价校长的工作成效太难了。或者说,教育管理机关一直就没有一个准确评价校长工作成效的科学系统。“二老板”是一级政府机构。政府机关嘛,就要管理一切兼修理一切。于是,学校的各方面,“二老板”都要有相应的职能机构监管学校。于是,学校事务,“二老板”这也管那也管。校长一乐,既然你管,我就可以卸下很多应当承担的东西。而“二老板”毕竟又不能事无巨细,把什么事都管到位。这样,学校管理就必然留下太多的盲点,学校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
    
     有了问题,“二老板”更觉得责任重大。可是,机关工作人员,又要习惯于机关做派,喜欢做些表面文章。于是,就总在看得见的地方下功夫。学校要建新教学楼,因为拥有审批权,钱又不是自己个人口袋里掏出来的,还可能从中……又是看得见的,所以“二老板”绝对支持。学校的操场、实验室、图书馆等,也是看得见的,故要从严要求,迫使学校越搞越气派。评选重点学校、等级学校等,一度是“二老板”最热衷做的一件事,也是因为做这样的事是看得见的,可以把多种表面文章变成一块块牌匾,让学校用金钱与人力购买下来。还有升学率,也是看得见的。尤其中小学,最后拼的就是这个。至于素质教育之类的事,看不见,摸不着,除了写写论文之外,对一些人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
    
     “二老板”又把对付公办学校的做法搬到民办学校。但民办学校的投资人是真正的老板,“二老板”的有些做法会与民办学校有很大的利益冲突。于是,就经常看见“二老板”与民办学校闹矛盾。
    
     中国教育要做根本性改变,就必须改变教育管理机关“二老板”的作态。教育界也有很多明白人。一些地方把教育厅、教育局改成“教育委员会”,就曾包含这层意思。但是名称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教育管理机关的职能究竟应包含哪些。
    
     教育管理机关管不了学校的投入问题,也不应该管。在钱财方面,她只有一个责任,通过一定规则告知政府,哪些学校需要政府财政支持,需要多少。至于学校盖楼或进行其他投资,则由财政放钱,审计监督。建筑设计及质量,也是其他部门的事。如果建筑质量有问题,她有责任配合学校对有关责任方提出要求。作为教育管理机关,在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上,最重要的是倡导资源相对平均的原则。特别是中小学,避免分出三六九等来,中国很多教育的乱象即可消除。在具体教育事务管理上,教育管理机关不需要那么多人,那么多职能机构,只要抓住关键一点,选好校长,并对校长的工作成效作客观、公正并科学的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看的是学风,学生的全面能力培育,与升学率之类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学,则要加一些学术成果方面的东西。如果认真设计考评体系,公正而客观,对学校的评估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学校里的状况,教师、家长和学生是非常清楚的。由于学位紧张,学生难以自由转学,原本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就被这样掩盖掉了。解决学校教学上的困局,也就是选好校长,监督好校长。至于民办学校,校长由老板决定。教育管理机关对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事要做。如果民办学校违法,则通过法律解决,教育管理机关对其日常事务,没有必要干预。
    
     说到底,教育管理机关需要大大地精简,充实一些公正、客观,思想品德好,研究能力强的学者型评估员。将教育部改编为教学委员会更合适一些,但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咨询兼监督都的角色,而不是换汤不换药的机关衙门。
    
     过去,很多企业有对口的职能管理机关,如机械工业部、二轻部、纺织工业部等。这些部门撤销之后,国家的工业生产非但没有倒退,而且还快速地发展了。对学校的管理,对比工厂管理而言,要简单得多。教育界并不缺德才兼备的人。只要选好了校长又有完善的校长考核体系,要把中国的教育办好,可能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好的校长在正常的监督之下,就不容易产生贪渎行为。没有贪污和渎职,无论是盖教学楼还是进行教学管理,都可以预期能做得比较出色。既如此,学校又怎能不是最让人放心的地方?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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