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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案审理被锁定在程序正义层面上/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27日 来稿)
    
    杨佳案审理被锁定在程序正义层面上
     (博讯 boxun.com)

    何必
    
    26日,“杨佳故意杀人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08年7月1日9时40分许,犯罪嫌疑人杨佳携带刀具等作案工具伺机窜入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在多个楼层先后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公安民警,致6名民警死亡,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杨佳被民警当场擒获。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杨佳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7月10日,此案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庭审结束后,法庭没有当庭宣判。(2008年8月27日新华网)
    
    前几天就看到官方媒体上对杨佳案件将在26日开庭审理的报道。今天才看到,官方媒体就此的所有报道,就是这么寥寥数语。
    
    有关杨佳案,还是人们非常关注的焦点。
    
    王未名发来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杨佳之母失踪 疑遭律师绑架
    
    【本报北京二十四日电】「上海袭警案」又生枝节。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劲松23日在该律所网站发表文章称,他已向北京、上海两地有关部门寄出实名举报函。举报函说,杨佳的母亲王静(化名)已与家人失去联系20多天,极有可能被绑架;而杨佳的律师谢有明可能是绑架王静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此前,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有明已被聘为杨佳的两名辩护律师之一。杨佳被捕当天,谢有明即介入此案,并向杨佳提供法律帮助。不久后,谢有明同时担任上海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的身份被媒体披露,从而引发他是否有资格担任杨佳辩护律师的争议。
    
    据财经网报导,李劲松是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曾担任北京「小贩杀死城管案」中被告方崔英杰的辩护律师。李劲松表示,他是在详细分析了7月15日至7月19日期间的相关媒体报导后,得出相关结论的。
    
    另据京华时报报导指出,「上海袭警案」发生后半个月里,杨佳的姨妈王丽(化名)与杨佳的母亲王静失去了所有联系。从7月2日开始,王丽多次试图与王静取得联系,都没有结果。7月13日和14日,王丽连续两天到北京大屯派出所打听王静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多方寻找没有结果,可以向警方报王静走失。7月17日下午,王丽前往北京大屯派出所,报告王静走失。随后大屯派出所启动了对杨佳母亲王静的寻找程序。
    
    李劲松根据相关报导和法律程序分析,「两位律师专程会见杨佳母亲王静」,并与其办理授权委托手续的时间,最早只能在7月17日,即检察院将案件公诉到法院的当天。当时,王静已与其家人失去联系长达半月之久。
    
    李劲松据此提出疑问:「杨佳的姨妈都不知自己的姐姐身在何处,只能用报警办法来寻找,连北京的警方都找不到,谢有明律师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的呢?」
    
    2008-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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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人们更多地将杨佳案与当下中国内地的整体形势强拉硬扯起来。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
    
    2008年7月17日 星期四
    
    寒山:奥运安全与长治久安
    
    北京奥运还有三个星期就要敲响开堂锣鼓了。盛世逢盛会,北京的兴奋和紧张是不难想象的,以至于有人用"奥运焦虑症"来形容,尤其是奥运的保安。当局调动了全国的警力和正规军,把个京城围得铁桶相似,外地人进京不知要过多少关,每根电线杆都由专人负责看守,连新建成的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馆周围也安营扎寨,架起了防空导弹,祖国的心脏真正成了一座密不透风的紫禁城。
    
    官方说疆独,藏独,法轮功等等都不会甘心让奥运举办成功,会想方设法捣乱破坏,甚至可能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进行恐怖袭击。但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国内发生的一些大小事件表明,奥运和中国社会秩序的真正威胁并不来自那些有名有姓的和北京作对的政治组织,而是一些无名无姓难以防范甚至防不胜防的的社会因素。
    
    这些因素具有是由社会不公、政府腐败和其他形形色色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广泛散布在民间,既有群体性的,如上个月在贵州瓮安发生的以地方政府为对象的涉及数万群众的大规模骚乱,又有个人针对具体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如上海的杨佳袭警案。前者有数万群众参加,整个事件基本是自发的;而后者则只有一个人,但却是精心准备的。
    
    这些事件说明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像是一个闷罐子,充满了无处发泄的不满和怨气,一不小心什么地方有一条缝隙就会出乱子,而那些乱子和什么疆独藏独法轮功都毫不相干,和西方反华势力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了多起因社会不满而导致的暴力事件。其中最能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奥运安全问题的,莫过于发生在1994年天安门广场的田明建事件。
    
    田明建是驻扎在北京地区的职业军人,军事素质很高,枪法很准。他因为和上级有冲突,家信受到检查,他在农村的妻子不顾计划生育怀上了第二胎的事被上级发现,部队告知他家乡的政府后,他的妻子被逼做人工流产,结果和腹中的一个男性胎儿一起死亡。愤不欲生的田明建精心准备了一个报复计划。9月20日,在离中共国庆还有10天时,他在出操中先杀掉了几个包括团政委在内的上级军官,然后劫持了车辆来到天安门广场,一路上滥杀无辜,死者中甚至包括外国使馆人员。在天安门广场他和闻讯赶来的武警和民警展开枪战,打死打伤多人,最后被来自自己军营的枪手击毙。
    
    田明建事件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广场,时间是大白天,可以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由于事发现场靠近加拿大记者的公寓,加拿大记者用摄像机拍下现场枪战的实况,赶在中共政府关闭卫星电视转播网之前传出一部分图像,这个令人震惊的新闻于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但在中共主要官方媒体上竟然见不到一条报导,更不用说对导致惨案的原因作检讨的深度分析。
    
    由于事件影响实在太大,看到的人太多,连外国使馆人员都被杀,而且部分图像也传了出去,于是新华社只得授权北京晚报登了一条不满100字的消息。这种封锁消息、掩盖真相、粉饰太平的所谓"新闻",在一定意义上比惨案本身更让人震惊。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直到最近才有知情人在网上透露出来。
    
    田明建在天安门广场的杀人案已经过去了将近14年。14年来,中国社会矛盾的积累又到了新的临界点,形形色色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骚乱和个人报复事件层出不穷。一切愿意中国平安和进步的人都不希望看到在这次倾中华之物力举办的奥运会上出现什么不测。以官方如此的严密戒备,相信也不应该再出什么乱子。但奥运很快就会过去,一切都会恢复常态,如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RFA)
    
    附录:网络资料
    
    田明建事件---九四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枪战(解密)
    
    94年发生在北京使馆区的一次枪战,现役军官vs警察and武警
    
    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附近的枪战(资料最全)
    
    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去,留心的话会看到一个被7.62mm步枪子弹贯穿两个洞的钢盔,看到这个钢盔就会让你知道步枪子弹可以轻而易举贯穿任何头盔(当然包括头盔要保护的头骨),头盔的目的只是心理安慰,头盔设计的目标只是防手枪子弹和炮弹弹片的。再看看这个钢盔底下的主人姓名(东城分局民警曹付昆)你就会想知道这钢盔是被谁射穿的,这就牵扯出一个全世界军人都在模仿其动作的野战军人--田明建
    
    在野战军军人与武警和警察的你死我活的实战转播中,由于有了此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展示了专业高素质军人令人佩服的动作,在香港,好莱乌警匪片中,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纷纷仿效的单手换弹匣的漂亮动作终于有了出处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加拿大各大电视台突然播出紧急现场直播:"中国首都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附近发生枪战,伊朗外交官和他九岁的儿子当场死亡"。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辆黄色的"面的"挡风玻璃已经粉碎;一辆两节相连的公共汽车浑身弹洞;受了伤的伊朗外交官的孩子在车里大哭大叫;武警和警察在持着枪奔跑;人们抬着伤者急冲冲地撤离。与此同时,叭叭砰砰的枪声不断地爆响着。
    
    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关闭了电视卫星传播,禁止各国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加拿大记者是因为枪战就发生在他们的外交公寓下面,而且是因为他们估计到了中国政府可能采取措施,在中国政府尚未"醒"过来的瞬间,抢在禁令之前转播了现场实况。这才使人们看到了几个珍贵的镜头。.
    
    国内的新闻媒介全部奉命对此保持沉默。只是当天的"北京晚报"被新华社授权刊登了的一条一百余字的新闻。以致于该报价格暴涨,洛阳纸贵,据说最高的被抬到了原价的五十倍。.凶犯系驻守在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副连长,刚满三十岁,来自河南农村的田明建。.
    
    该人聪明机智,勤恳好学,军事素质极高,特别是枪法出神入化,而且为人精明,处事也算老道。曾被保送西安陆军学校深造,军事技术颇有造诣,特别是枪法,是学员中的尖子。在团司令部任参谋时,深受上司赏识,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十分圆滑,许多官兵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关头,常常托他代为疏通,既然"一言兴邦",自然也就少不了"一字千金"。一次,某战士重礼贡进,但求事无成,一气之下将他受贿的隐秘曝光,田明建遂被下放连队任职。副连长这个职务,按部队惯例是负责行政管理的。此前不久,一士兵请假探亲,田未批准。该战士平素与田关系不好,知道他借职权之便作梗刁难,与之争吵不休,田盛怒之下,对他拳脚相加。不打人不骂人是部队的纪律,殴打战士更是绝对禁止的。这就成为了轰动军营的事件。田明建停职反省,但一直思想不通,拒不承认错误,并与营团两级主管言语对抗,上级遂决定予以处分,而且,公开警告说:再不悔过,将令其还乡务农。此时又发生的另一件事促成了田的铤而走险。田在农村的妻子曾与其生下一女,像大多数农村子弟一样,他一直盼望妻子能为其生个儿子,他受处分之前他妻子即已怀孕,由于农村严格的计生政策,他一直对部队隐瞒自己老婆怀第二胎的事,受处分后团里检查田的家信,得知其妻怀孕后即通知地方计生办,派人带其妻去乡里作强制人流,结果由于怀孕已近七个月,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孩子(后证实为男婴)没了,连大人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田明建见似锦前程化作泡影,老婆儿子也没了,顿感心灰意冷人生绝望,他不甘于默默地沉沦,决心采取极端方式呼唤社会的注意。部队的惯例是:被停职反省而非隔离反省者,在正式处分下达前,只是不工作,不出操课,而无须办理交接。这给田明建向社会寻求报复提供了可能。九月十九日晚,他请枪库保管员吃饭,并从他手中借了钥匙。他从连队的武器库中取出一支部队刚刚装备不久的八一式步枪和满满六匣子弹。出操之前他把枪藏在检阅台旁边的椅子下面。.图为田明建作案使用八一式自动步枪
    
    他又和平时相熟的老乡战友打了招呼说第二天出操他叫卧倒就趴下(事后这几人因发现征兆却未举报受了处分),九月二十日晨,连队出操之际,他像所有因身体不适,度假,调离等而无需参加训练的军人一样,站在旁边观望,谁也没觉得什么意外。谁知,当团政委来到操场上作例行视察时,田明建突然喊卧倒然后出枪射击,团政委等四人当场死亡,十多人受伤。军营一时大乱,田明建趁机窜上公路,劫持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直奔天安门广场而去。.
    
    车过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突遇红灯,司机趁机将车撞到路旁的树上后弃车便逃,岂料遇上田明建这样的枪手,只一枪就把他撂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了。田转身朝迎面驶来的黄色"面的"冲去,出租汽车司机见凶犯朝自己来了,急忙开车门想逃,但,未容他离车,无情的弹雨就盖了过来。紧接着,田明建的枪口转向了路上的行人,车辆和建筑物,一时间血肉飞溅。田一下车就被已经接到警报的特警2支队和特勤发现,田与警察在立交桥附近展开枪战,大批武警持枪赶到,企图用强大的火力将凶犯消灭。在绿地草丛中,警察有一人殉职,多人受伤。田以街心交通护栏为掩体,时而卧倒时而半蹲,准确射击,数十名武警竟一时无法靠前。恰在此时,一辆44 路公共汽车驶来,如果司机冷静机智,以最大油门全速直冲,本可有惊无险。但哪个司机受过这种训练呢?被横飞的枪弹吓懵了的司机,竟然把车刹在了路中间,子弹成串地飞到车里,乘客纷纷倒在血泊之中。不少早晨上班的人是被从自行车上扫下来的,(死亡17人)。正在这里硝烟弥漫,枪声震耳之际,伊朗大使馆政务秘书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纳里架车送孩子上学由此路过,一串子弹飞来,尤素福当场身亡,四个孩子中一死两伤。
    
    建国门枪战的全部资料所显示出来的田明建的战术动作,在低姿快速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沈著冷静对敌方面相当有素养,可是,他在几十名武警和警察在街树,楼房,车辆掩蔽下向其逼近之际,竟然依旧背对对方狂奔,在最后,已经身陷包围圈中时,依然向空旷处寻求生路,而不是就近利用建筑物隐蔽自己,作困兽之斗。
    
    田明建毕竟只是针对社会发泄不满闹事寻死,没有更慎密的思考和谋略,所以,枪战了一阵之后,便且战且退被军警围困在雅宝路的一块空地上,所带的近两百发子弹将近打光,他便用短点射压制警方火力,田向使馆区逃窜,被射伤后转向雅宝路市场,被逼入死胡同后被乱枪击毙,后来部队狙击手进入使馆区的高楼从背后向他射击他才中枪毙命。.
    
    在此次交战中彻底证明了野战军军人的素质高于武警和警察,警察真正到了实战中,一个个都怕死的要命,真正冲上去的都是军人武警。但现场看看吧,警察一个个都躲在后面,没有敢冲上去的
    
    建国门围捕田明建枪战中,敌我双方都趴在路边草坪里,侦察兵、区公安局防暴队和市公安局刑侦、特警挤在一起各喊各的人明语联络,当即招来田犯的短点射,东城分局民警曹付昆哪里会想到田明建军事素质的过硬,枪法的精准,还像抓捕流氓一样伸头察看田明建,就在伸头的一瞬间,田明建证明了他神射手的称号,一个点射后曹付昆戴的钢盔被7.62mm步枪子弹击穿,脑颅受重创,当即死亡。
    
    队员郑勇今年25岁,从警前为射击运动员,曾参加多种现场处置,可称"老枪"了。谈到"9•20"枪战,他心有余悸地说:"当时现场很混乱,各部都用嘴喊,田犯原是部队军事尖子,他的八一式半自动步枪打的都是短连发精度射。咱们有的民警大大咧咧地站、蹲在灌木、车门后隐蔽;有的扣住扳机不撒手,带的子弹一下就打光了
    
    事件的发生时间正在国庆四十五周年的前十天,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务院总理李P在当年的国庆讲话中,不得不加上了"我国一些地方社会治安还有许多问题"这样的话。
    
    田建明事件反映出解放军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落后的管理体制。政工干部私拆他人信件,农村计生干部视人命如草芥,长此以往,必有大乱。
    
    巷战,起码有三件不可或忘的要领,即:一,正面对敌,背有依托;二,敌众我寡,凭险据守;三,弹勿虚发,留有后备。田选择半自动步枪而非冲锋枪是对的。. 建国门枪战的全部资料所显示出来的田明建的战术动作,在低姿快速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沉着冷静对敌方面相当有素养,可是,他在几十名武警和警察在街树,楼房,车辆掩蔽下向其逼近之际,竟然依旧背对对方狂奔,在最后,已经身陷包围圈中时,依然向空旷处寻求生路,而不是就近利用建筑物隐蔽自己,作困兽之斗。.田在与武警接火之后,仍然胡乱扫射无关之物体,除了表明他意在闹事寻死之外,也表现出他缺乏一个职业军人在巷战中所应有的本能。(注:田明建不会开车)
    
    "田明建事件"后,北京卫戍区领导进行调整。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兼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何道泉中将(原任哈尔滨23军军长,何长工之子)降职为军区副参谋长,后任国防大学副校长),现已退役。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刘逢君少将对调,任司令员至今。北京卫戍区政委张宝康少将撤职,调南京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现已退役。杨惠川少将调任政委。副司令员佟喜刚大校撤职、副司令员秦涛少将免职卫戍区警卫第叁师及12团的处分情况不祥,据称12团于1996年被撤销编制
    
    单手换弹匣:
    
    单手换弹匣,是一个非常规的战术动作。我军中早已有之,但是扬名于天下居然是由于一名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魔!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建国门枪战(或称使馆区血案或田明建枪案),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副连长田明建,暗盗枪枝,出其不意,杀死数名军人(出操时),后又杀死数名社会无辜群众,随即,大批军警赶到,就在使馆区街道上交火,其间伊朗大使馆政务秘书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纳里开车送孩子上学路过,尤素福当场被田明建击中身亡,四个孩子中一死两伤,田明建,一人,一枝八一步枪,六匣子弹,对抗数十全副武装的军警,居然有攻有守,后狙击手进入使馆区的高楼从背后将其击毙。
    
    事件发生后和进行中,我国严密封锁了消息,但仍有加拿大记者(枪战就发生在他们的外交公寓下面)抢在我国禁令下达之前通过卫星转播了数个片段的录相,至今,北京居民应该仍对此事记忆犹新。
    
    (篇幅所限,此事上文已做过介绍),给中国形象的损害也不说了,单说田明建事件造成的巨大影响。
    
    最震惊的还是老外们(国内的民众恐怕听说此事的人都不太多,但当时当兵的都知道,因为这事全军通报了),以前他们只知道中国军人厉害,到底厉害到何种程度,只怕亲眼见过的不多,在那几个录相片段中,田明建的战术动作,如低姿快速前进,对'敌'的冷静(冷酷?),擅于利用地形地物(其实就是街道上的隔离墩),单发与短点射交替使用压制……等等,最让他们惊奇还是他居然能在射击中'单手换弹匣'?!!!
    
    单手换弹匣过程:右手持枪,左手掏弹匣,然后左手用新弹匣猛顶枪械上的弹匣卡榫,顶开后,空弹匣松动,这时新弹匣向前一挤,空弹匣向前方掉下,新弹匣按正常顺序装上。左手伸到向右边一拉枪机,子弹上膛(这个动作不可少,因为AK系列没有空仓待击功能,必须手动上膛),换弹夹完毕,如果有意识地等到最后三四发子弹时再换,就不必有上膛的过程。
    
    有人可能会奇怪,老外应该是见多识广了,难道连这么简单的动作都不会?
    
    问题在于,因为AK系列的弹匣卡榫和弹匣结构与西方枪械不同,所以这个动作只有AK系列的枪械才可能实现(如图),八一是我国自AK47发展而来,自然也没问题。
    
    单手换弹匣这个动作据说是由我军的某战士在对越自卫反击时发明(发现?)的,随即流传开来,但也只是老兵们私下里练练(还有其它的版本,如左手握住护木持枪,右手单手上弹匣),军队的教材里是没有这方面的教程的,而且也禁止(至少是不鼓励)士兵们练习此动作,理由是容易损坏弹匣卡榫和下护木,但是这个战术动作却确实有很实在的意义,在战场上,单手换弹夹只用2~3秒就行,比用正规的方法要快上很多,如果是那种打过N多子弹,对枪械很熟悉的老兵(比如田明建),会等到前一个弹匣只有三四颗子弹时再实施单手换弹匣动作,这样连用左手拉一下枪栓上膛的动作都免了,这样的火力持续性岂不是令人瞠目结舌?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好莱乌警匪片中,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纷纷仿效的单手换弹匣的漂亮动作就是在这一天由田明建介绍给世界的.这事充分表明我军装备的八一式步枪的优异性能。当时整个北京的警方,被田明建八一式步枪,压在马路上,不敢抬头。一名警察由于抬头过高,当场被一枪击中,造成颅内重伤。此事也表明我国当时警察部队由于没有手语,造成现场混乱,各单位互相喊话,暴露目标。事实也证明,当时北京没有一支专门的特警部队,最后不得不靠部队的狙击手,击毙田的是他所在部队自己的人。
    
    后记:
    
    1 。田明建不是一连副连长,他是一连连长,全团唯一红军连的连长,如果是副连长就不能让文书打开枪库,为他压子弹了。田明建军人素质较高,事发前,全团干部进行比武,还得过全团第二,出事后,他的照片还在光荣榜上张贴着。
    
    2、他老婆并没有死,部队称"建国门"事件为"9.20事件"因为那天还是中秋节,9月19日他还在给他老婆打电话。
    
    3、他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当年部队搞一个叫什么"双四一"的活动,军人天天除了背题就是拉动,特别是把卫戍区做为一个样板来搞,田明建所在的一连是全团唯一的红军连,也就是其它连队都是一些改编或者俘虍过来的,地位当然不能比了,全军的将军级人物都到该连参观学习,因此事,田明建被团里给了一个"团嘉奖"而该团团长则在事发前8天被提为警卫三师副师长。而田明建本人想得二等功,好办老婆随军,(副营随军)但希望破灭,而采取这样的极端行为。
    
    4、田明建曾参加过全军大比武,给JZM都做过汇报演出,站姿、立姿射击战术动作相当不错,30发的弹夹,只打29发就能换弹夹(不会拉枪击)而当时部队全部是八一,没有冲锋枪,而全团也只有一连组织了实弹射击,所以有子弹,而其它连队是没有的,包括特务连,后来特务连还是到弹药库去拿的子弹。
    
    5、田明建犯下如此大的错,应该说不对的,我们是感到失望的,但当时的体制和现行国家政策下,是应该考虑的,就拿现在来说,国家制定的和市政府制下发的文件,就是你拿到文件当到起说,地方的都不认,只送你三个字"生不逢时,现在是市场经济"我还想杀死这些人了,但我比他理智。
    
    6、这件事发生后,张震同志很快的赶到了部队,而团里也组织特务连进行追击,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后来将其打死,立了二等功,回家了,但是隔了两年,最后得了精神病。
    
    7、处理了一打人,军务股长被判刑,因为是一个怕死鬼,枪响的时候,自己先躲起来了,文书被开除书藉,司令员何道泉,政委张宝康被降职,而副司令、三师师长、政委,三师副师长(原12团长)被撤职等等。十二团在事隔两年后编制撤销,至此警卫三师十二团在我军编制中消失,现该地方为北京卫戍区预备役2师所在地。全军"双四一"也不在搞了。
    
    8、田明建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战士们还是比较喜欢他的,因为他针对的不是战士,而是当官的和这个体制,当时一个连长能拿几个钱了,所以了他闹出了"办假兵,收山羊"的笑话。但是他对工作还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工作不出色,能让他当全团的龙头"红军连的连长吗?,能让他组织部队为全军"双四一"搞试点吗?能在全团没有子弹的情况下,唯独只有一连枪库里有子弹吗?连担当突发事件处理的特务连都没有。
    
    9、至此,在全军的所以建制团,重新立了一个规定,统一成立一个战斗班,24小时呆在司令部,枪弹分发,随时准备处置突发事件(为什么9.20,田明建从通县可以杀到建国门了)路程至少有20-30公里,没有人阻拦了,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处理机制。
    
    ……………………
    
    而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则有着这样的内容。
    
    对中国当前政治的几点看法
    
    韩西林
    
    一、政治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
    
    发展中国家大多受到政治不稳定的困扰。由于政局动荡,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不能正常进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受到阻挠,因此,如何获得政治稳定,成为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对政治稳定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从不同国家的情况看,有的国家——比如北朝鲜、古巴、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执政党下台,政府倒台,政治制度瓦解,民众的政治反抗频发这样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却乏善可陈,甚至在有的国家,人民差不多是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但来自国民的对统治者的政治拥戴却有增无减,国家的政治-社会也并没有出现不稳定。而另一些国家的情况则似乎刚好相反,比如像泰国,内阁频繁更迭,民众的抗议运动如日出日落一样常见,其经济增长却有骄人的业绩;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政权易手、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经常,首相总理的迎来送往如家常便饭一般,有时甚至连续地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按习惯看法,这些国家的政治肯定是不稳定的,但这并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20世纪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所以,政治稳定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
    
    政治稳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它表示的是政治系统在运行中所呈现的秩序性和持续性。所谓秩序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排列秩序的合理性,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所谓持续性,指系统功能的发挥不受阻碍,保持正常运转,这意味着政治体系的主干部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参阅塞缪尔.P.亨廷顿、乔治. I.多明格斯:《政治发展》,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5页)。政治稳定表现为政治制度既能维持已有的统治秩序,又能适应不可避免的政治变化:即政治体系在跟随社会整体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时,不出现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政治骚乱。
    
    亨廷顿等人曾经指出,一般学者使用政治稳定概念,往往有两层含义:一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存在的时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经常通过非法方式(如政变)而更换,那么,就存在着稳定的隐患;二是暴力事件如群众示威、暗杀等爆发的频率和规模。“稳定有点像合法性,因为了解什么时候稳定不存在,要比了解什么时候稳定存在容易得多。对稳定的经验研究一般都是用不稳定的标识来衡量稳定性的。”(同前引书,第155页)政治暴力、政变、暗杀、暴动、骚乱、镇压势力和集团间的暴力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伤害事件,被看做是不稳定的证据;政治组织机构和政治人物经常更换也是证据。
    
    综合分析,政治稳定具有三个评判标准:
    
    ①政治系统具有强大的权威性,社会以其自身的稳定性表示对政治系统的肯定和承认;
    
    ②政治系统功能齐备,运转正常,表现为政治体系的自身调控能够正常进行,对社会的调控功能发挥正常;
    
    ③政治生活的秩序性,表现为政治活动能够在法制的范围内合法地进行。
    
    在政治发展理论家看来,政治稳定体现为许多方面,主要包括国家主权的稳定、政权稳定、政府稳定、政策稳定、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稳定性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组织(或制宪)结构,不发生变化”(同前引书,第155页)。
    
    亨廷顿认为,可以从静态的政治制度化和动态的政治参与两个层面来解释政治的稳定性。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政治制度化简单的说就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政治制度化水平反应了一个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因此,考察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僵硬性、复杂性-简单性、自立性-附属性、凝聚性-离散性,就可以对该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做出基本判断。(同前引书,第12-23页。)
    
    另一方面,政治稳定和不稳定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说政治制度化提供了稳定的平衡机制,那么,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和行动就构成了打破稳定的解构机制。参与的要求对既有秩序形成挑战,如果政治制度足以容纳公民的参与要求,并将其参与行动纳入既有的制度化渠道,那么,政治秩序依然保持一种稳定状态;相反,如果既有的政治安排不能将政治参与的要求和行动纳入制度化轨道,那么,政治的不稳定就会出现。
    
    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稳定在于政治系统有能力承受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压力。他指出,任何持续的政治系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功能:其一,能够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其二,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必须将这种分配作为义务予以接受。“当一个权威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家的论述,政治稳定可以划分为强力控制型和动态平衡型两种形态。有的国家比较开放,政府较少使用暴力手段控制社会,所以暴力性事件较容易发生;而在另一些国家,政府以强大的武力和特务机构来控制社会,因此,表面看起来,社会上没有反对势力,也没有示威或其他异常政治事件,但这并不表明政局的真正稳定,相反,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会陷入高度动荡局面。“在独裁的政治体系中,骚乱活动发生率之所以很低,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镇压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结果。”(加布里埃尔. 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03页。)因此,政治发展理论家们很注意区别威权统治下的政治“稳定”和开放的民主政治下的政治稳定或“不稳定”。
    
    那么,一个存在并不断产生着不稳定因素的国家怎样实现国家宏观政治的基本稳定?
    
    从最基本的层次来看,一个国家,只要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高效与低耗,就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应该说,当前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合乎以上要求的。
    
    更深入地分析,大力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增加社会流动机会,有效地容纳政治参与,使社会势力之间保持力量和利益的均衡,减少社会不平等,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目标,这些是政治学家就政治稳定的实现途径进行思考后提出的要点。
    
    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中,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执政者的执政水平(能力)是关注的焦点。
    
    政治制度化水平越高,政治系统越具有权威性与合法性。亨廷顿的研究说明,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程度直接关系政治稳定程度。政治制度由于是一系列合法的政治行为规范,因此,它是缓解社会矛盾、控制社会力量的最有说服力、最有效、也是最稳妥的手段。因此,通过改革,自觉地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执政者的执政水平可以从决策水平、自律程度和政治技巧三个方面来衡量:
    
    第一,执政者的决策水平高,体现在能够高瞻远瞩,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制订出顺应发展潮流的战略和政策。正确的政策能避免和消除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引导社会沿着稳定、有序的方向发展。低水平的决策则缺乏预见性和指导力,不能彻底有效地排除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不但会加剧原有的不稳定状况,还会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
    
    第二,执政者的自律程度是指统治集团内部凝聚力的大小和廉洁高效程度,对外代表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对内则关系到政治系统自身的存亡与稳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侵蚀政权的合法性,统治集团权力内耗,削弱政权的效力。因此,加强统治者自律能力,也是提高政治体系应变能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执政者的政治技巧即执政者集团中的主要领导者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熟练、灵活应用政治权力和政治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客观因素促成的不稳定现象不可避免,这就要求政治系统必须在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适时调整社会政策,缓解社会压力,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发展。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政治发展理论家提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存在对于实现政治稳定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减少由于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而造成的政治不安定的可能性,在现代化过程的初期就需要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亦即政党”(同前引书,第388页。)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能够通过扩大参与,控制或转移暴力性的政治活动;同时,能够缓和并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且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同前引书,第399-400页。)
    
    政治学者指出,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超前而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相对滞后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此,要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相应地提高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力。(同前引书,第12-23页。)亨廷顿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形式,甚至也不在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的程度,而在于是否达到了足够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发展中国家政府控制能力一般较弱,以至政潮迭起,政变频繁,如不消除这种现象,现代化建设就无从谈起,因此,政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政治制度化,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谋求政治稳定的过程。也就是说,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上述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
    
    虽然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复杂,但政治学家一般坚信,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有助于政治稳定;反过来,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会加剧社会冲突和军事干涉。(参阅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因此,设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发展,也是实现政治稳定的一条有利途径。
    
    做到了以上这些,社会就会进入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中国当前政治-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分析
    
    我曾经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现状的特点分析》一文中对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进行过分析,通过分析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政治实际上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分析中国当前社会,同样可以看到,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并且在发展着,并且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产生大量不稳定因素的过程,所以,面对不稳定状况既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可掉以轻心,不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的现象。如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适当,危机因素则大可缓解,当然,如果处理不好,大的危机也随时可能爆发。
    
    大体说来,当前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可以从政治和经济-社会两个方面来分析。
    
    1.国家政治生活方面
    
    在当前中国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治暴力冲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公共权力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导致公共权力私人化。
    
    中国的官员将公共权力用作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早已是普遍现象,每年被查办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最有力证据。公共权力私人化导致了国家的权威下降,政府的权威下降,法律的权威下降,以及公共权力的权威下降。公共权力私人化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导致广大民众对包括合理的差距在内的任何差距的拒斥,导致民众对制度的仇恨,这可以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不安全的因素。
    
    ②暴力机关滥用暴力,导致日常生活中暴力“合法”化。
    
    拥有“合法伤害他人能力”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使用权力侵害平民,渐成司空见惯之象。可以举出两个比较最典型的例子,一是2003年海南省一个县公安局副局长勾结他人诬告私人企业主蔡宝银,强行夺走蔡的1.8亿元巨额资产。如果说这个案件只涉及少数几个官员,那么2003年的郑恩宠案件则是国家诬陷的一个典型。上海的“红顶商人”周正毅勾结地方政府官员强行拆迁居民住宅,为受害居民辩护的律师郑恩宠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逮捕,并于2003年10月判刑3年。郑案表明,中国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与诬陷手段对付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人士。由利益集团操纵法律任意诬陷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权力私人化与暴力合法化现象。(参见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
    
    还有学者谈到了当前中国执法部门滥用暴力的情况:
    
    近年的暴力蔓延似乎首先发生在行使权力(尤其是“治安”权力)的那些部门,如警察、看守所等。“文革”以前这些部门本来没有酷刑式暴力的传统,往往更多地是采用精神压迫的方式,但“文革”这场全民性的暴力运动的发展使人心的暴力化变得十分普遍。80年代以来社会犯罪率的上升、看守所和监狱人满为患、警察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下降,导致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越来越多。
    
    例如,北京西苑派出所的警察因看不惯一位画家的生活方式,便将其拖入派出所毒打,即使画家说出他是某市的人大代表,也仍然被继续毒打。北京的媒体对此事未予报导,一位作家在《南方周末》报上发表了纪实文章,介绍了此事件的梗概。又如,《南方周末》报2001年4月12日第6版报导:河南省荥阳市的一位律师仅仅因履行律师的职责为嫌疑人辩护,便被公安局和检察院视为碍事(其实这些执法部门早就对此律师之“狂”嫉恨在心,意欲整治),于是就用一张没有公章的空白拘留证将该律师“刑事拘留”,关在看守所内连续14天残酷刑讯,警察打累了便雇打手施暴;他们把律师的一只手从颈向后压,另一只手从后腰往上提,用“背铐”铐住他的两个拇指;还扒光律师的衣服,戴上死刑犯的脚镣手铐,拖着他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地上奔跑;又将律师双手铐住当作练“飞腿”的沙袋,边踢边喊,“你不是中原第一大律师吗?你不是很狂吗?”该律师于1998年12月2日被捕,至2001年1月4日无罪释放。(参见唐逸:《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总第78期))。
    
    这种暴力机关滥施暴力的行为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执法暴力首先是摧残血肉之躯的生命,其次还不可弥合地摧残了被害者的心灵,在其心灵深处以血刃留下累累创伤。更重要的是,它还摧毁了法律和执法过程的程序正义。
    
    此外还有一点可能以前被忽略、而在“杨佳事件”后才引起人们重视的后果,那就是暴力残害所具有的双向性。一个社会的执法机构如果经常依靠施行暴力来维持“安定”,其结果必然是最终毁灭安定。因为,一个社会中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被暴戾压抑和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空间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然随之减小。这种政治生活暴力化的后果是民众对滥施暴力的仿效,从而致使暴力极度扩张和普遍蔓延,最终结果是包括滥施暴力者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暴力的残害对象,成为暴力的承受者,成为暴力的牺牲品。
    
    任何具有真正的内在稳定性的社会,都主要不是靠暴力来维系的,它的稳定依靠的是国民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而对秩序的认同和自觉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任何个人无端的暴力残害,就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威胁,因而也是对社会秩序稳定机制的破坏。
    
    显然,日常生活暴力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冲突乃至政治暴乱的酿成。
    
    ③政府官员与涉黑团伙相勾结,导致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
    
    近几年在各地频频发生的城市拆迁事件与农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夺民财的经济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撑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还表现在政府官员与黑社会勾结,充当其后台和保护伞,并利用黑社会的特殊“功能”来实现自己的某种“黑色”目标。如沈阳市的原市长、两个原市府副秘书长和几个局长,浙江温岭市的原市长和公安局长就是如此。正因为有了政府官员这样的靠山,近年来各地出现了许多黑社会集团,它们大量采用暴力手段进行各种犯罪活动,在行动中几乎不留活口,以训练有素的冷静方式杀人如草芥,其冷血程度较之好莱坞电影中的变态杀人狂有过之无不及。(唐逸)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有一个表现是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居然还具有了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括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情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些一经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2.经济-社会方面:
    
    ①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增长颓势已现。
    
    中国经济自90年代末之后进入一种奇怪的状态,其特点是: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支持下的高增长,但最后取得的是低效益。这是一种低级的增长模式,即增长主要靠投资的堆积和资源的消耗,产值(GDP)高,增加值低。这样的增长迟早会进入难以为继的状况。此外,中国经济中还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对出口的依赖,再就是资本的积压。目前出口已经遇到越来越大的问题,这个依赖已经难以长久。而资本积压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货币流动性差,流动性差导致流动过剩,流动过剩致使物价上涨,继而引发通货膨胀。
    
    就世界各国也包括中国的情况看,通货膨胀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接踵而来的必然就是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国民党怎么垮掉的?说到底,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危机,其表现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引了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执政基础,使整个政权变得不堪一击。1989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1988年以来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高耗低效、出口依赖和资本流动障碍是中国经济中已经存在了一个较长时期并且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的问题。
    
    就当前来看,中国经济表现出如下一些具体的矛盾和问题:
    
    其一,投资过高和投资不足并存。
    
    一方面是投资过高,一方面是资本积压,投资不足,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情况看上去十分可笑,令人费解。其实只要了解个中缘由,就不会感到奇怪。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增长方式的问题:即经济增长中技术含量过低,增长方式处于原始状态,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能源的消耗来实现。很多地方不顾一切地追求增长速度,拼能源、拼消耗、拼环境,简直可以说是到了不顾死活的地步!
    
    低级增长方式必然导致投资过高,在增长方式没有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追求高增长只能依靠高消耗,同时必然带来高污染。而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能源危机,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原有增长方式实在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政府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不敢再鼓励投资了,因为继续投资必然导致情况更加恶化,所以要紧缩投资。
    
    但紧缩投资又导致另一个问题,即现有资本闲置,资本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就出现了严重的资本积压。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银行中积压了大量资金(央行还在不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储蓄资金没有效益,但利息还得照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结果也很严重,迟早也会引发危机。
    
    增长方式的问题说到根本,还是思想问题,是庸俗发展观在作祟。所以现在要大讲科学发展观,但似乎已经为时过晚!另外,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单纯地用数量性指标来考核官员的政绩,也是导致问题出现并日益严重的罪魁。有了思想上把发展仅仅简单地看作量的增长的官员,这些官员又大权在握,同时他们又被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精英文化神化着,被在实际通行的“顺我者尊显之,逆我者出局”的用人潜规则之下扶植起来的一帮无德、无才、无耻的狐群狗党簇拥着,被同样的上级用贯穿着GDP崇拜的指标体系考核着,事情会做成什么样子是不难预料的。
    
    其二,货币政策面临两难。
    
    中国当前经济另一个突出矛盾是货币一收紧就出现需求不足,货币一放松就出现通货膨胀。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指导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其三,整个经济对出口过度依赖。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2002年就有学者指出,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名列第一。美国目前对中国来说是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数百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参见王思睿:《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总第76期))
    
    其四,资源消耗极其严重,环境遭到空前破坏。
    
    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出现严重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下降似乎是很难避免的了。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极度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一直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低级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40%左右,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这种情况,使得近30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不光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也成为吞噬环境和生态的怪兽。
    
    有学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描述道:“眼下的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根据这一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假如按照绿色GDP 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30年的发展是负值。”(周天勇:《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CHN强国网。)
    
    1949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作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总之,目前中国的经济中潜伏着极其严重的危机因素,经济方面的危机因素如果不能很快消除,经济增长就会停滞,而经济一旦出现停滞,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就丧失了仅剩的最后的依据,改革开放以及现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会受到质疑并失去主要支撑,到那个时候,全面的政治危机就到来了。
    
    ②普遍的道德沦丧使社会道德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现今的中国如果说除经济增长之外在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还有争议的话,那么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处于建国以来最坏的时期这一点则差不多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中国的政治精英在这3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基本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现今的中国,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精英更是除了牟利之外什么都不顾忌。他们心狠手辣地巧取豪夺,无耻至极地坑蒙拐骗,可以说是在用普通百姓的尸骨堆砌自己的财富城堡,用人民大众的血泪填写他们的发家履历。别看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一度也是“穷光蛋”的暴发户们在公众场合下衣冠楚楚、光鲜明亮,在电视节目中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竭力在使自己向“文化”、“文明”靠,但他们吞噬起同类来可是一丝毛发、一颗骨渣都不会剩。这是一帮通体内外都被罪恶与无耻熏成了黑褐色的恶棍。再看中国的文化精英,其状况更是不堪入目,中国当下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了权力面前百依百顺的奴才、人格方面矮小而丑陋的侏儒、精神世界极端空虚的怨妇、文化上毫无建树的掮客,这是一群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骗子。他们既骗取名誉,又骗取地位;既骗财,又骗色。再看中国的“民众”,如今的中国人,既抛弃了传统伦理道德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条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大公无私”的精神训诫,又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嗤之以鼻;既不害怕现世报应,更不害怕来世报应;既不信奉上帝,也不敬畏鬼神。他们因无所畏惧而十分可怕!
    
    组成社会的人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样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何清涟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了在中国与立党立国的经济建设密切关联的经济信用问题,以此来说明中国当前社会道德沦丧的程度:
    
    中国的信用严重失常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4个层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那时的产量造假达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这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官方曾公布了一些惩处数据造假的消息:1997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局联合开展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起,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叶长林特别指出,这6万多起是情节比较轻的,故称“统计违法行为”,此外全国还立案查处了1.5万起情节比较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2001年全国统计系统又查处统计违法行为6.2万多起。(参见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
    
    中国素来有民“以吏为师”的传统,在此传统下,官行民效,上行下效,官府尚且如此行为,又怎能对民众有更好的期望呢?
    
    事实果真如此,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它是反映民众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相当于当年GDP 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
    
    ③巨大的失业人口造成了空前的就业压力。
    
    目前的中国如果把单位内部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其炎于2001年9月20日在全国劳动保障系统办公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期间”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达1.5亿)统统都算作失业人员,估计国内的失业率至少在20%以上。(洪肇辉:《中国失业率到底有多少》,中国雅虎。)失业的3大社会群体为原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几乎囊括了中国几个最大的社会群体。
    
    先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近几年开始出现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就业之艰难。2007年,根据经济学家朗咸平提供的资料,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最高也就在50%左右。也就是说,大学生起码有一半失业。一些本科生甚至去做洗脚的工作,工资800到1200元人民币不等。(朗咸平:《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一毕业就失业?》,新浪网。)
    
    其实从2001年开始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就每况愈下:2001年,毕业生115万人,本科生就业率为80%,专科生为40%;2002年毕业生145万人,就业率降为53%;2003年共毕业212万人,未能就业者达106万人,就业率仅为50%(据说这还是高报的)。2004年毕业生达280万人,比2003年高出近70万人,就业的艰难可想而知。由于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政府禁止国内媒体再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全国性数据,只是由教育部和劳动部宣布:一定要在当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按照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既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成了有既定目标的“政治任务”,那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一定会“全力完成”,否则乌纱帽难保。所以,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其真实数字则成了“国家机密”,不对国人公开,当然更不让国外知道。
    
    再看城镇。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681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两者加起来共1200万人,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6—7%。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18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9—10%。(参见赵晓:《处于临界点的中国失业问题》,搜狐网。)
    
    再看农村。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一说是乡村从业人员为4.99亿),全国耕地19亿亩(约占世界的7%),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按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约为2亿)。
    
    如果全盘考虑就业压力,除了上述失业人数外,还要加上新增就业压力。我国现有人口12.6亿,若人口自然增长率按1.1%计算,劳动力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例按50%计算,则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因“十五”期间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城乡每年实际上可能会有1000多万新成长劳动力将进入劳动大军。
    
    综上所述,先不算需转移出来的富余人员,我国需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为1.77亿人,相当于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4。再加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2000万,我国需就业和再就业的劳动力就达到1.97亿人。假设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则每年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为800万。两者相抵,我国还将有1.89亿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相当于现在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90%,或者全部劳动力人数的1/4。未来5年造饭碗的压力相当于过去50年,压力之大可谓惊人!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洛杉矶时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用了“中国失业成定时炸弹”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参见同上赵晓文章。)
    
    今年以来,由于沿海地区大量的出口型中小型民营企业倒闭,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所以,不管怎样粉饰,近期内失业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将与其他问题(如物价问题、股民问题等)聚合在一起产生裂变效应,爆发的能量将是相当惊人的。
    
    ④农村越来越凋敝、农民出现游民化、农民工的生存处境越来越悲惨。
    
    第一,农村经济的凋敝。
    
    中国的土地承载不了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以官方承认的数字论,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预计下世纪中叶人均耕地会降到1.2亩,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由于目前农用耕地迅速减少,人均耕地减少趋势会加速)。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同时,农户总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54亩,户均耕地面积8.59亩;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43亩,户均耕地面积锐减为5.44亩,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已逾6,000万人。户均耕地面积惊人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不断缩小,经营农业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扩大为1:3.24。2003年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农民收入还在下降。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耕农尚能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
    
    第二,失地农民增多,农民出现游民化。
    
    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曾经被誉为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特点。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出现萎缩,并由萎缩进入萧条。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迅速减缓,1997、199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数还未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与此同时,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第三轮“新圈地运动”,这轮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农民的用地为目标。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已经赤裸裸地将公共权力用作私人瓜分资源的资本,与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济精英及农村基层干部合作,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迁者与耕地被占用者就范,失地农民因此剧增。据测算,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的损失至少在10万亿元以上,而这些资金本来完全可以用来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2亿左右(按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但由于城市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也逐渐梗塞。从1996年开始,许多城市开始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要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以上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导致了中国社会-政治矛盾的尖锐化,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必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三、要保持中国宏观政治状态的基本稳定,使国家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在政治方面有许多不足与欠缺,这些所以不足与欠缺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克服,通过改革,建立起符合现代民主制基本原则的政治体制,是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避免政治危机爆发的唯一途径。
    
    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限定内进行,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
    
    政治民主化对消除不稳定因素,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有学者指出,民主政治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优点:其一,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其二,效率的基础在于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的积极性和创意,而民主程序为支援个人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其三,民主程序的开放性使得决策机构变成“智慧的竞技场”,使得政府以及政党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其四,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份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大众传媒的大胆揭露和批评,也不断地刺激政府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季卫东:《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至于法制化,其意义一点也不逊于民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国家、人民吃没有法治的亏更甚于吃没有民主的亏。专制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没有民主,而在于没有法治。不仅如此,专制往往还喜欢“民主”,因为在没有法治的状况下,“民主”会沦为专制的工具,转而为专制服务。这一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法制化的真谛在于约束权力,也就是约束官员,一个社会,权力的运作正常了,社会发展也就正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六十年的发展,政治-社会方面最大的、至今仍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的问题就是约束权力。所以,民主与法治不可偏废。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已认识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在着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已经进行的改革内容来看,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还是致力于提高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使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民主化、法制化,这可以说是抓到了政治发展的根本。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的说来,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通过改革,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痼疾得到了一定克服,我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不断和缺陷得到了改正和完善,我国政治向着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有了很大的进步。
    
    不过,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方面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崩溃,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接连下台,国内也出现了一场大的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改革不得不中断。那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基本不再提及。不仅不再提及,很多前一段已经改掉的明显是弊端的东西反而还得到恢复。比如,已经取得了相当效果的“党政分开”改革停止了,党的集权又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实例就是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已经不再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又开始强调。其他如分权制衡方面的改革停止了,权力又开始集中;党和政府又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活动;……等等,这一切,造成了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的缺失,权力寻租现象越来越厉害,腐败越来越蔓延,社会不公情况越来越严重,黑社会泛滥,暴力泛滥,……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出现。总之,我们在以上提到的政治方面的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止有关。
    
    所以,要想保持中国宏观政治状态的基本稳定,使中国经济-社会正常发展,还是应该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路继续进行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需要做的事很多,比如“反腐败”,比如以上说的民主与法制,比如监督、参与、制约等等,但就当前来看,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消除政治对经济的制约,使市场经济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所谓建立市场经济,说到底,不外是使被异化了的经济行为还原自己的本来性质,实现经济行为从国家行为向私人行为的回归。经济行为实质上属于人的生活行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元素是民众个体,它具有完完全全的私人性质,没有丝毫的公共性;它也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也不带丝毫的政治性。人的经济活动有了以民法为主体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与规范,就用不着权力再介入其中。任何经济活动,只要有权力在其中肆虐,无一例外的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包含在内。因此,现有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是违背经济活动的本性的,它必须被解构!所有国家的发展都证明,经济自由发展是经济-社会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前提,要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就必须使经济得到解放,而所谓的经济解放,就是使经济摆脱政治的束缚。经济解放是一切解放(包括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的前提。所以,一个国家在踏上现代化进程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破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实现政治经济的二元化,从而实现经济解放。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关键的就是使政治与经济彻底分离,让权力与经济活动分开。为此,就必须严格地规范和限制权力,改变靠权力推动经济进程和靠权力完成经济行为的状况,使权力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有这样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最基本的前提。
    
    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政治全能和权力本位的社会,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靠权力来推动。目前的中国,政治权威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有没有权力,权力的大小和官阶的高低是一切领域中事情成功与否和成就大小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况与改革开放前比变化不大,所不同的是,在经济体制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在依赖权力驱动和权力调控的情况下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决定一切的情况愈演愈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一切生产资料和资源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也叫“公有”或“国有”。“全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财产的“管理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并完全支配这些“全民所有”的资产,以至控制并支配几乎所有社会资源。这样,“全民所有”就变成了“官有”或“权有”。权力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垄断一切的权力体系并未崩溃,而是随着逐步建立的市场继续扩张。目前,在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权力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趋势,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变成了正常发展的障碍。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大量基本的经济活动仍然还需要权力的推动才能进行。由于权力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它就成为一切生产要素的总代表——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所以,权力实际上成了一切要素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正因为如此,权力成了“赢利”的关键。权力能带来利润,权力自然就要求“分红”(也有的学者把这叫做“租金”,它还可以叫做“贿赂”),权力获得了“红利”, 权力就彻底成为了“资本”。也就是说,权力就成了一种特殊资源——一种能支配其他所有资源的资源。掌权者也就掌握了一种特殊资本——一种能够吸附和支配其他一切资产的资本。权力一旦资本化,公权就变成了私权。权力一旦资本化,它就要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并竭尽全力地阻碍完全市场的形成,以保证权力资本化的过程永不终结。权力资本化只是权力在一种特定社会条件下才具有的功能,一般说来,这种特定社会一定具有至少三个特征: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没有现代民主政治;没有完备的法制。
    
    权力资本化使市场经济畸变为“依附权力的经济”。在这里,每一项经济活动最终的结果都取决于是否有权力这种资本加入其中和加入了多少,交易者是否能够找到权力“卖家”、权力能否寻找到合适的“买家”成为整个经济活动能否启动的前提和关键。这种“依附权力的经济”甚至比完全的计划经济为害更大:
    
    首先是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将统一的国家大市场用权力分割垄断,变成若干个地方小市场,造成“诸侯经济”。大大小小的官员盘踞在各自的地盘上,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幌子下,集各种大权于一身,成为“新寡头”。这些“新寡头”集中地代表了局部利益,形成为一个一个小中心,造成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殊的“蜘蛛网”现象:每一个“蜘蛛网”都是一个特定的局域势力范围,它是这里的“一把手”——“蜘蛛”自己的小王国。整个国家被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蜘蛛网”分割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对改革开放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的阻碍。
    
    其次是造成财富的大量流失。我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带动起来的,也就是说是靠权力来促动的。改革之初,有权力没市场,只有靠权力来创造市场。于是,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奇特现象:市场在权力的哺育下发育成长,权力在市场的基础上膨胀扩张。权力和市场这一对世界史上不共戴天的世仇,在中国的现实中居然奇迹般的成为相依为命的胞亲!权力创造市场必然造成市场的权力化和权力的市场化,市场的权力化使市场成为权力的工具,权力的市场化则意味着公共权力成为谋利的手段。二者的方向是一致的:国有财产逐步流入掌权者个人手中。事实也是这样:据统计,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此时有 20 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也有2万元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5万亿财富转移。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人民币;5年3500亿元。有10%(大约350 亿元)的财富转移。第四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人民币。第五个阶段是“土地开发”,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的损失至少在10万亿元以上。以上汇总,估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50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遣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以上部分引用了扬帆提供的数字。参见扬帆:《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载刘智峰主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6月)另外据胡鞍钢的研究,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国民财富的流失平均每年高达占GDP比重的14.5-14.9%。照此算法,三年间被腐败分子攫取的国民财富即达5万亿人民币左右。(参见胡鞍钢:《各类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网2002年3月1日)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权力资本化的过程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千万、亿万富翁。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和在运作中的愈益扩张,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
    
    总之,权力资本的存在和扩张对国家经济-社会是极其有害的,权力的资本化不能遏制并消除,必将造成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倒退!所以,当前政治改革必须立即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迫使权力退出市场。
    
    要使政治与经济开离,使权力退出经济领域,通俗地说就是取消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这大概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一件事。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指望较快完成,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要做这件事只能是“渐进式”!因为“渐进式”尚有成功的可能,而任何想要“快一点”的做法都必然会失败!因为目前中国权力与经济难解难分,其纠缠的紧密程度是超乎人想象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再难的事也必须要做,不然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更何况就当前的条件看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如我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思考》一文中说到的,“这方面当前立即可以做并且只要抛开对集团利益的顾及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如:限制税收和政府收费;尽可能地压低政府费用;取消许可证制度;取消审批制度;取消准入制度;取消贸易保护制度;取消政府定价制度;取消特许经营制度;取消政府垄断制度;取消户籍制度;不再搞什麼定期的政府制定、人大通过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尽可能压低政府预算等等。”除这些之外,政府机构也可以作一些相应的调整,该撤消的撤消,一时不能撤消的也应该在职能方面作一些限定。总之,方向是使经济活动尽可能少地受经济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制约和干扰。“渐进式”总比无所事事好!
    
    解决了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就容易多了。在这些问题都相对解决之后,社会动乱的隐患也就基本消除了,社会动乱的隐患消除了,人民也就安心了,经济-社会发展也就随之正常了。
    
    ……………………
    
    当前,无论发生什么样规模的事情,总会导致人们把目光指向一个终极,那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电子杂志的内容。
    
    袭警与合法性危机
    
    文彰
    
    “袭警”,最近忽然成为新闻媒体上一个热门词汇,一系列袭警事件震撼了中国,引发国人广泛的议论和思考。
    
    当然,中国的治安不良由来已久,警察的伤亡似乎也不是今日才有。不过,据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二月份在新华网介绍,2007年因公务伤亡3797人,其中死亡452人,多因劳累或是交通事故。面对罪犯搏斗牺牲者只有7位,比2006年下降65%。据他的解释是因为警方抓能力建设,面对罪犯处置得力,减少了死亡。然而,最近一系列袭警案尤其是杨佳一案引发许多讨论,包括对警察能力的质疑。确实,从这一系列袭警事件可以看出,警方在应对来自民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罪犯的袭击常显得惊人的脆弱。不过,依笔者看来,这却不能或至少大部分不能以警察无能或袭击者“丧心病狂”(上海当局有关为何杨佳能袭击多名警察得手的说明)来加以解释的。在因所谓能力增强使得面对罪犯搏斗时牺牲者减少(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数据)和袭警案剧增、警察因此伤亡者众之间似乎是有一个需要解释的矛盾。
    
    老实说,不要说中国警察能力提升有限,设想一下,就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训练装备精良的警察面对这种中国式民间袭击,其受到的伤亡大概也不会比中国警方好到哪里去。道理很简单,因为,警察的职责在于打击罪犯,维护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正常的情况下,警察所面对的威胁主要来自罪犯而不是其要保护的对象,所受的训练和所作的防备、所养成的警惕意识也基本是从此出发。而现在出现的一系列袭警现象表明,恰恰相反,警察们现在不仅要警惕来自传统的罪犯的威胁,而且也受到照常理来讲应该对其表示谢忱和敬意的受保护者们的敌意和攻击,处在一种腹背受敌的尴尬状况。
    
    根据1995年2月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来看,中国的警察的任务如“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等等与其他的国家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在其总则的第三条上却有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的特殊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据说,“人民警察”的“人民”二字是1950年时任国务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加上的,或许想借此昭显新政权革旧布新服务人民的意愿,也与“人民共和国”之称谓相匹配。然时至今日,这样一个如此强调与人民的关系的警察制度的警察却不断遭到民间的袭击,恶性袭警案层出不穷,民间存在着对警察的强烈不满,因某一特殊事端便很快引发以警察为攻击目标的袭警事件,在在凸现出警民关系的严重紧张,——吊诡地显示“人民警察”恰恰没有很好地处理与人民的关系。
    
    众所周知,警察是秩序的维护者。但一个合理的、稳定的秩序的前提就是具有公正。维护这样一个具有公正性的秩序的警察才具有合法性。相反,无论警察得到怎样的上级授权,其维护的秩序本身如果缺乏公正,这样的警察最终也难免不受到这种不公正的秩序的受害者的敌视、挑战甚至是威胁。
    
    一般来讲,一个公正的秩序的具体体现就是具有公正性的法律和行政系统。在当下的中国,尽管法律有许多缺陷,但毕竟具有某种程序正义。而“人民警察法”中也提及“人民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纪律严明,服从命令,严格执法”(第四条)。可事实上,警察执法犯法,有法不依的现象依然是比比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警察虽然是公务员,但事实上由于党政不分,以党领政,警察也是党务员;强调警察要为人民服务,但党又号称代表人民,经警察又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因此,人民警察常常在现实中成为党的警察,成为具有政治意含的警察也就势所必然。一切执政党政治上的失误、缺失乃至腐败,警察都不可能不为之付出公信力上的代价。党与警察的共生结构,党在现实生活中高于法律秩序的作为,也就不可能不造成警察常常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而违背和践踏法律,进而损害警察作为法律公正的代言人、维护者的角色。对访民的非法截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显然是违法的,但政治需要,警察就必须执行。
    
    此外,由于中国缺乏透明和监督机制而造成的普遍的腐败,也表现在警界。持强凌弱,刑讯逼供,贪赃枉法,狐假虎威,烂施暴力,黑白通吃等一列有关警察的负面报道时有所闻。前一段沈阳市打掉三个走私毒品犯罪,竟然牵涉出沈阳市缉毒队长李喜贵、副队长陈鑫等21名涉案警员,从普通民警到市公安局副局长、禁毒支队长、刑警支队长、特警支队长、多个公安分局的局长、副局长,都与走私毒贩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湖南耒阳市公安局局长,曾被评为“任长霞式公安局长”和“优秀公安局长”结果却是黑社会的保护伞。这类案件这些年层出不穷,乃至有官方的媒体都做这样的分析评论:“既是黑社会组织,就必定有保护伞;只要有“黑伞”,就必有警察的身影,这是个“定律”:“黑恶势力后面的“黑警察”比黑恶势力更“黑”,其祸患比黑恶势力更大”。(“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是黑警察”,中国新闻网,2008年7月18)自然,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造成的信息传递的不对称,警察受袭得到报道者多,而大量发生的警察虐待欺凌民众的事件则被曝光者少。缺乏内部和外部的监督,警察的腐败日甚,问题多多。强制拆迁,虐待访民,暴力计生,……每日都发生着许多由警察执行的既违反宪法也违反国际人权准则的甚至是违背传统人伦的的令人发指行为。如此,又如何能指望民间对警察的愤怒不与日俱增?
    
    最近一系列的袭警案暴露出的远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警察是国家的一个具体象征之一。当着杨佳和瓮安等袭警案中的参与者对袭击对象不做区别,突破个人仇怨的层次,以警察本身作为攻击目标的时候,事件传递的信息就远不止一些警察受袭这样简单;其背后暴露的是一个更严重的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人们既不再有对国家政权——至少是其地方代表的认同,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具有恐惧;维系一个国家政权的权威的条件在急剧丧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一个状况,当然是一个长期演进的结果,是国家主导的畸形的发展路线带来的一个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后果。不断发生的袭警案是这个合法性危机最直接的体现。可以说,缺乏执法公正和贪污腐败的警察是造成这样一个合法性危机的因素之一,但反之合法性危机的形成从根本上却不能归结为警察执法不公和腐败,而必须从体制和发展路线上去寻找。
    
    一系列袭警案发生后,近来有种种关于推动保护警察立法的动议。从司法完善的角度讲,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舍本求末,不对这些袭警案所意味着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进行根治,不直面社会矛盾,不加强警界的纪律整顿,开放社会的监督,则无论推出何种保护警察的法律都注定将无济于事,一些新的袭警案也依然会继续出现。或许,消除袭警现象乃至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还在回归这“人民”二字,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转移,真正地服务于人民。不过这次,“人民”不应该再是一种虚饰,一种抽象,而应是每个具体的公民的集合。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必须通过民主和法律的方式得以真实和公正地表达和保护。警察的职责只在维护这样的秩序。相信只有如此,警察面对的腹背受敌的状况才真正能得以解除。
    
    ……………………
    
    社会事件与政权合法性
    
    张雪忠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连续发生几起影响较大的警民冲突事件,包括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上海袭警事件等。在这些冲突中,一方是一般的民众(有时利益诉求明确,有时则不然),另一方则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政权行使机构,而大众舆论的支持几乎无一例外地倾向于前者。
    
    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多源于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矿产开发等问题引发的经济利益纠纷。这些纠纷往往是由政府的行政命令导致的。由于缺乏对行政机构形成有效制约的独立的司法机构,那些认为利益受损的民众往往难以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性渠道。
    
    将穷人驱逐出中心城区
    
    在纠纷发生时,承担社会治安维护职能的民警在更高政治权力的驱使下,总是以少数人(如开发商、矿井承包商等)经济利益守卫者的面目出现在纠纷现场。这既损害了政府公正性,也摧毁了警察的形象。杀害六名无辜民警的杨佳,竟得到了不少网民的支持乃至赞扬,这表明民众对政权认同和信任的流失是何等严重。
    
    政治制度中民主因素的缺失,既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也是影响这些事件得到妥善处理的障碍。由于缺乏制约,政府权力经常被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民众权益也经常被当权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加以侵害和剥夺。
    
    以房屋拆迁为例,不但拆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野蛮场面举世罕见,而且这种席卷式的拆迁运动造成的后果也极为深远。中国式的城市拆迁过程几乎就是将穷人驱逐出中心城区的过程。它让穷人远离劳动回报率更高的市中心,使他们要么接受更低的劳动回报,要么为原来的劳动回报支付更高的时间和交通成本。
    
    欧美国家各大城市中心区域贫民区的破旧,与中国各大城市中心区域的富丽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差别经常成为不少人夸耀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成就的例证。他们也许忘了,把城市中心从贫民区改造为富人区,既不需要高新的技术,也不需要高尚的政治良知,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政治权力的野蛮运用。
    
    “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于这一得到无数次确证的经验性政治定律,中国似乎也不具备特殊的免疫力。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最多是使其适用得更具中国特色,也就是使腐败更为普遍和严重。
    
    在中国,政府权力不但没有成为谨慎调节贫富差距的利益平衡机制,反而不断成为决定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政治权力失衡造成的普遍腐败和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严重流失,造成了一种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基础。
    
    由于政权的产生并非基于民主政治的运作,执政者对政权的合法性并无足够的信心。如何维护政权的稳固便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更多的资源不是用于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和促进民众的福利,而是用于掩盖政府的弊病。
    
    这样一来,各种社会事件发生后,也往往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因为一旦要彻查事件的缘由和责任,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也可能难辞其咎。对这些人而言,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封锁消息,并将事件参与者推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加以压制,无疑是最便利的选择。
    
    要重视还是要漠视?
    
    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相对于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和上海袭警事件,昆明公车爆炸事件的处理就更为顺畅,信息披露也更为及时和透明。因为在这种性质明确和单纯的治安事件中,相关政府机构不会有任何暴露家丑的顾虑。反观上海袭警事件,面对人们对律师委任、现任辩护人言论不当、杨佳母亲下落等问题的不断质疑,相关部门却未能作出及时合理的回应。
    
    实际上,对于杨佳的最终结局,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其他的猜测。但如果案件处理出现程序不公的情况,剥夺了六条无辜的生命却仍得到不少人同情的杨佳,很有可能被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共同塑造为一个司法不公的受难者。这对受害民警及其家属而言,无疑是进一步的伤害。
    
    一些检讨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学专著或评论文章,由于受众范围较为狭小,对社会政治心理的影响最多是潜移默化的,并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如果一些万众瞩目的社会冲突不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则等于将政府的滥权与不公,以极其戏剧性且极易读懂的方式展现在亿万民众面前,因而必然会对政权的合法性造成迅速和直接的伤害。
    
    大量的历史经验表明,作为社会政治制度弊病的表征的各种社会事件,如果能够得到公正妥善的处理并引起当政者的反思,很有可能成为进行必要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契机。但若果当政者对频频发生的社会事件及其背后的制度根源一味漠然视之,则它们就有可能成为预示一个朝代尾声将至的末世征兆。
    
    来源:联合早报
    
    崔之元发来的只言片语。
    
    Cui Zhiyuan
    
    2008年7月29日 18:27
    
    上海杀6个警察与奥斯卡最佳电影《撞车》
    
    一罪犯在上海杀6个警察,究竟反映什么?在美国警察觉得受危胁就开枪(纽约一警察开50枪打死一个新郎被判无罪),上海警察局有“便民窗口”,才使罪犯容易潜入。比较起来,中国警察的人权观念是强还是不强?
    
    奥斯卡最佳电影“撞车”(Crash)里的一些镜头较真实地反映了美国警察的行为和人们对警察的本能反应,可在网上观看
    
    http://www.mtime.com/movie/17326/
    
    ……………………
    
    Cui Zhiyuan
    
    2008年7月30日 14:55
    
    侦破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造谣一案- 视频-
    
    侦破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造谣一案-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yMTQ3NDg=.html
    
    为什么很多人信这个谣言?
    
    ……………………
    
    而就杨佳案本身,则有着法律工作者们此伏彼起的折腾。
    
    北京16名律师请求查处杨佳的辩护律师
    
    来源:《财经网》
    
    实习记者罗洁琪/来自北京八家律师事务所的16位律师,日前联名致信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请求对上海谢有明律师代理杨佳案件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处理。
    
    同日,上述律师还致信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要求紧急查处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董、陈、许姓三位检察官。因为后者强行阻止杨佳父亲聘请的两位北京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严重违法行为。
    
    两封举报信的起草人程海律师向《财经》记者证实了此事。这两封信以及邮寄证明的扫描件,都保存在程海律师的公开信箱中。
    
    谢有明被指涉嫌违法
    
    在第一封信中,16位律师劝告谢律师,应向北京警方提供杨佳母亲失踪的行踪线索。他们指出,杨佳母亲目前是惟一有资格为杨佳聘请律师的人(据上海检方声称,杨佳不接受其父亲为他聘请的律师),但她已失踪多日,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谢律师却于7月17日与杨佳母亲签订了委托协议,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
    
    这些迹象表明,谢律师与“控制”杨佳母亲的人,有某种默契和配合关系。
    
    另外,16位律师还请求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调查谢有明律师一系列有害于嫌疑人的言行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应当劝其立即退出本案辩护,并按照律师法、律师执业纪律对其予以惩处。
    
    16位律师强调,根据《广州日报》7月8日的报道,谢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发表了一系列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观点:比如说杨佳精神正常,法律意识强,“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的,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关于这些言论,谢有明律师至今没有进行公开反驳。
    
    而这些言论,甚至是在他还没有接触案卷资料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的,严重违反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纪律中要求律师审慎评论的义务。
    
    程海告诉《财经》记者,要求查处同行谢有明律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如果媒体披露的谢有明律师的一系列言行属实,那么谢律师就严重违反了律师法以及律师执业纪律,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了。
    
    这样的事情对律师界的影响很恶劣,甚至对法治的进程破坏性也非常大,所以16位律师认为,对于此事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16位律师还请求调查处理,谢有明律师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和回避的问题。理由是谢有明律师现为上海市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众被害警察的工作单位和侦查此案的公安机关均是政府的下属部门,所以谢律师应当回避本案。
    
    鉴于合格的律师介入本案事关重大,媒体披露的谢律师言行,已证明其在本案中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16位律师呼吁,应在一审开庭前完成上述调查处理。
    
    为此,16位律师建议,应在对谢有明调查处理结束时,再开始审理此案。同时,有关方面应将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以挽回不良社会影响。
    
    三检察官被控越权
    
    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及上海市检第二分院的第二封信,详细描述了受杨佳父亲委托担任杨佳辩护人的熊烈锁和孔建律师,到上海市第二检察院要求会见杨佳但被拒绝的经过。
    
    在信中,熊烈锁和孔建律师称在2008年7月12日,他们两位依法接受杨佳之父杨福生的委托,欲担任杨佳的辩护人。
    
    7月15日上午,熊烈锁和孔建律师到上海市第二检察院向负责该案的陈姓和许姓检察员递交了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律师证及杨佳之父杨福生的身份证复印件。
    
    检察官对熊和孔两位律师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他们要通过公安局落实委托人身份的真伪及是否委托了律师。第二、通过司法局要核实律师证的真伪。第三、是否聘请律师他们要征求杨佳的意见,但目前杨佳没有表示要请律师。鉴于上述情况,检察官让两位律师等答复。
    
    熊和孔律师则认为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提出了异议,但未被采纳。
    
    7月15日下午,熊和孔两律师直接来到上海市看守所,看守所警官认为可以会见杨佳,但鉴于看守所吃饭时间已到,为保障两位律师有充分时间会见杨佳,让他们明天一早再来。
    
    7月16日。两位律师赶到上海市看守所,等到接近11:00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号为005564的警官告诉两位律师,会见杨佳需得到“二分院”准许。
    
    7月16日15:00,熊和孔律师来到“二分院”。“二分院”董姓检察员向二律师出示了注明日期为7月15日的询问笔录,并根据杨佳在笔录中的陈述----“我只接受母亲为我聘请的律师,其他人聘请的律师我都不认可,包括我父亲”(大意),告知两律师不能担任杨佳辩护人,不能阅卷和会见杨佳。
    
    7月17日,两律师被告知,杨佳已于当日聘请谢有明等为其律师。就在当天,熊律师和孔律师所在的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投诉信,要求依法督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保障律师的阅卷、复制、会见权。
    
    针对以上事情经过,熊烈锁、孔建律师和其他共16名律师认为,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三位检察官,侵害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须检察机关许可;如何安排会见嫌疑人,亦应当由看守所依法办理,与检察院无关。
    
    16位律师表示,熊和孔两位律师接受杨佳父亲聘请担任其律师合法,并有权会见杨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检察院虽然有通知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义务,但无权干涉嫌疑人是否聘请律师和聘请哪位律师;检察官就杨佳如何聘请律师做笔录,并依据该笔录阻拦律师担任杨佳的律师,拒绝律师阅卷和会见杨佳,缺乏法律依据。
    
    他们还强调,熊和孔律师在要求会见杨佳时,递交了律师手续和杨父的委托书,符合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两检察员和看守所都无权以讯问笔录对抗和剥夺二律师会见杨佳的权利。
    
    另外,针对检察人员的这份笔录,16位律师共同认为,该笔录最多只能算作杨佳曾向第三人陈述的只愿意接受其母亲代聘请律师意愿的一份民事证据,而不可能是回绝杨父为聘请熊烈锁和孔建律师的民事行为本身。杨佳父亲为杨佳聘请律师,杨佳拒绝其父亲为其聘请的律师,都是公民民事行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无关;要拒绝律师,也应该由杨佳会见律师后亲自提出才作数。
    
    根据上述的理由,16位律师向上海检察院及上海检察院第二分院提出以下的请求:
    
    1、立即调查陈、许二检察员7月15日违法拒绝熊烈锁、孔建律师依法执业、会见杨佳的违法行为。   2、立即调查陈、许二检察员7月16日依据杨佳审讯笔录,阻止熊、孔二律师担任杨佳的辩护人、拒绝熊律师会见杨佳,并将该笔录违法交给看守所或告知看守所的违法行为。
    
    3、调查处理三检察官没有如实告知杨佳其父亲已经为他聘请了律师,律师要求会见他的事实(笔录无此记载)。
    
    4、依检察官法对违法的检察员进行惩处。
    
    5、查清做笔录的检察员的行为是否有领导授意,如果有授意,授意人应当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6、将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挽回恶劣影响。
    
    16位律师最后强调,熊和孔律师有权就拒绝律师会见杨佳的行为,起诉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和上海市第二检察院。
    
    ……………………
    
    福建律师王利平劝请谢有明律师辞任杨佳辩护人的公开信
    
    尊敬的谢律师:
    
    您好
    
    因杨佳一案,你近来在全国很“有名”了,先是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劲松举报你涉嫌参与绑架杨佳母亲,接着是来自北京八家律师事务所的16位律师,联名致信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请求对你代理杨佳案件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处理,再是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刘子龙律师致你公开信,你的“有名”已在律师界引起了公愤,你现在一定为名所累。杨佳案原定于7月29日在上海市二中院开审,现已延期,作为同行,我真诚地希望你立即辞去辩护人,因为你辞去辩护人是杨佳案得以公正审理的前提。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面对国家追诉,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律师辩护权就成为抵御国家公权滥用的利器。你既是上海市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又担任杨佳的辩护人,这已公然违反了《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也许你认为替政府分忧,献身都可,违个法算啥。但是,你的身份确实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无法抵御国家公权滥用,而事实亦证明了这一怀疑的正确性,以《广州日报》7月7日的报道为例,你曾向媒体发布信息称,“此人(杨佳)除了性格有些内向,精神状态正常。”并一再强调“杨佳十分冷静,头脑清醒,逻辑清晰”。这是否会向公众强化“杨佳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一至关重要的案件信息?此外,你还表示,“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从你的以上言论来看,你不仅不能抵御国家公权滥用,还扮演着“帮凶”的角色,这是受到公权诱惑的结果呢?还是受到公权胁迫的结果呢?难道你不知律师就是在替“坏人”辩护,给弱者代言,与强者抗争,为权利斗争中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吗?
    
    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有人形象地将检察官比喻为踩油门的,将律师比喻为踩刹车的,将法官比喻为掌握方向盘的,将法学家比喻为交警。在杨佳案中,由于你的介入,刹车失灵自不用说,现在问题是你和检察官正一起踩着油门向前急速行驶,试问:坐在这辆车上你会觉得安全吗?我正在为你的安全担心得很,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同行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请你赶快下车吧,别再玩下去了,一点也不好玩。
    
    因为有了你的参与,上海的公、检、法、司有足够的信心按他们的既定目标将杨佳绳之以法,此时你退出,他们一定会百般相劝,我希望你不要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你长远的安全,你已经够“有名”了,我更希望你“有明”,有能力明白我的苦口相劝,你的退出也会使杨佳案的公正审理有一线光明,否则,在不久的庭审中,真不知你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岂不又成全了杨佳的“英雄气慨”,以一人之力战包括律师你在内的整个上海法律界。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上海司法部门也许会后悔选你担任杨佳辩护人,也许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你帮助他们越多,他们就被抹得越黑,也许没等你主动辞去辩护人时,他们已发出要你辞去辩护人的“密令”。作为政府法律顾问,你已养成了为政府着想的习惯,上述可能性你为政府想到没?
    
    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还是怕你不明白,总结一句话,为了杨佳案能得到公正审理,请你立即毫不犹豫地辞任杨佳辩护人。我想你现在就辞任杨佳辩护人,律师同仁们一定会原谅你,并会被你知耻而后勇的精神打动,不然,你将永远成为律师界的耻辱。
    
    以上建议敬请批评指正。
    
    顺颂
    
    业安!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王利平 律师
    
    2008年8月1日
    
    ……………………
    
    《杨佳母亲案》最新进展_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定职责依法答复李劲松律师
    
    《杨佳母亲案》最新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_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定职责依法答复李劲松律师
    
    李劲松律师8月5日收到了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的《答复函》
    
    “李劲松同志:根据你反映的内容,按照管辖,我们已于2008年7月28日将来信转给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处理。特此简复。”。
    
    ……………………
    
    嘎嘎。
    
    很是云山雾罩吧。
    
    无论是在官方媒体上,还是各式各样的相关研讨会上,抑或互联网上,呼吁杨佳案异地审理的声音铺天盖地。可是,情况怎么样了呢?
    
    开篇文字当中,对于杨佳案的辩护人方面的信息只字不提。这当然是宣传部门刻意为之的了。公众想知道太多的有关审理的内容吗?我就是不给你们丫挺的。不知道,现在的格局是,凡是民间拥护的,官方就要反对,凡是民间反对的,官方就要拥护?这已经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统治规律。执政者如此坚定不移地把自己放到民间的对立面上,在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等华而不实的口号下,对社会上哪怕苦口婆心的善意建议也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在让官民对立扩大化的路上自行其是一往无前。
    
    这地方可是习近平离开不久、继任者同样为太子党的俞正声。中南海对杨佳案的干预如何?
    
    也别提什么法官职业化、独立审判或者司法民主。左右派之间的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在杨佳案上当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至少,没有了异地审理,对于杨佳案的审理来说是个很让人悲观的征兆;而杨佳的辩护律师是不是更换了,则更是个令人期待答案的事情。
    
    实际上,杨佳案现在已经被锁定在了程序正义的层面上,人们也在依此作为佐证现如今中国迷局究竟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以及看上去被全世界捧得红极一时的中国到底是个他娘的什么狼心狗肺的细枝末节的重要依据。
    
    不过,杨佳案到现在的所有情势,都显示出来负面的迹象。
    
    或许,我们可以由此推而广之,得出更为宽泛而深远的推论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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