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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企业家的“帝王” 思想/曹飞云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14日 来稿)
    
    《中国乡村发现》
     (博讯 boxun.com)

     中国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多数农民出身,都有商业帝国梦。他们不是一开始,就从比尔•盖茨这样的西方商业“帝王”那里诱发,更多是从中国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过来。能从西方商业“帝王”那里诱发的,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帝王”就是“独一人”,首富梦也是潜在的表达。“帝王思想”是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尤其是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的内在驱动力。
    
     中国人历来就不缺乏当皇帝的欲望。著名学者邓晓芒说,中国古代农民深层意识中,都有一个当皇帝的情结。从大国到小家,男人认为自己就是家里的“皇帝”,当皇帝的梦,可以变相地做。这种潜意识延续到今天,大多数成功的农民企业家身上就可以看到帝王情结的变相表达。把“帝王情结”表达出来,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 “帝王思想”。农民企业家所拥有的民营企业往往更像一个“独立王国”,这样的“小王国”,有的是几千人、几百人,或者是三五个人。获得服从的权力渴望和成就感,难免让他们膨胀出了“帝王思想”。
    
     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天主教精神统治,这样一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里显示出来现代性与传统的对立。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奇怪,在一批人追求“帝王思想” 而展开的经济运作中,市场经济发展和变迁获得了一种动力。传统为现代性服务。当然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表现为谋求对他人的经济和思想的奴役,而不是一种对现代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的尊重。所以这种前现代的传统,如何实现创造型转化,融入现代文明之中,成为农民企业家的思想解放任务。
    
    晋商徽商的“僭越”
    
     从古代最著名的商人明清晋商徽商那里,同样可以看到“帝王梦”,不过他们用建筑来变相表达。当今浙江横店集团董事长,自称 “老农民”的徐文荣的“横店故宫”和“圆明园”梦,同样是婉约地表达。
    
     晋商徽商买卖做的也很兴旺,所以手里面的钱财也很多,当年据说是可以和皇上相比的。连乾隆皇帝都感慨地说:徽商比皇宫还富有。富可敌国,不仅仅是财富巨大,而且隐含着与皇权的攀比。以雄厚财力同皇帝权威对峙,用另一个标准求得自身地位的攀高,这一点点的反叛仅仅是为了心中的心理平衡吗?
    
     中国传统建筑,实际上严格遵循着“不逾矩”的礼制准则。在明清时期,对民间建筑有着严格的规定,无论规模、形制,还是用料材质,都不可“僭越”,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富可敌国,也不能把房子修得比皇宫更大更气派,在规模型制上总要小若干号,尤其是在取名上更要谨小慎微,颜色也不敢用皇宫的黄色,而采用了青色,切不可触怒圣颜,否则就是“僭越”之罪。皇帝不允许子民们模仿皇宫,这是对皇权的侵犯。豪绅巨富只好另寻他途,隐秘地实现。
    
     历代晋商徽商中豪绅巨富,在大兴土木时,不敢在外观和名号上炫耀露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幽深的院宅内,满足自己的各种世俗愿望和理想,在房间的内部做文章了。这种野心首先体现在中堂上(客厅),这对古人来说,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心,也是深严道统的象征空间。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微缩的“勤政大殿”。门厅不大却数层出挑,檩檐之上,彩绘生辉,按封建等级规定,斗拱彩画甚至大臣府第都不得使用。
    
     从晋商大院的建筑风格及细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到,一方面,晋商对于自己的这种“僭越”的行为并非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出于对传统礼法秩序的忌惮,他们对自己的“僭越”行为,又做了诸多表面上的掩饰。例如,晋商富户在修建超越自己等级的超大规模的房屋建筑时,一定不会将此建筑建在院落的正房方位,这就是为了不给自己留下后患。这是一种规避“僭越”之罪的办法。日后如果受到责问或追究,他们会辩称自己的房子是用做书房或者仓房的,不是正房主卧,因而不受房屋建筑等级的限制,也就不存在“僭越”的问题了。
    
     徽商们的大宅只敢在细节上作足功夫,在精巧上做尽文章,把更多的钱财和精力投注于雕花梁架、楹联字画上。无论正厅、厢房,还是书斋、卧室,每一处建筑用料都极端考究,装饰也近乎奢侈。安徽休宁县的溪头村,有一座“三槐堂”,当年就是因为超标准,被惩罚性地易名为“茅厕厅”。
    
     晋商徽商僭越传统的礼制,尝试过那种在原有的礼法秩序中本不属于自己的更高级的生活。这样,建筑内部“僭越”之事便成了家常便饭。晋商徽商宅院那几丈高的灰墙里,隐秘地表达无尽的“帝王情结”,有一种食禁果的满足。天高皇帝远,其中的几许僭越也就能逃脱追究,成为晋商心头的窃喜。
    
    管企业与做皇帝
    
     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郭梓林提出一个命题:“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 古代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具有相同的政治结构。今天市场经济中,一个巨大的民营家族企业,都或多或少的带上宗法色彩。家族与国家相似,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上。在家族内,族长就是一个局部的皇帝,几乎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郭梓林提到,人只要在一起合作,就要有规范,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在企业里面也是一样,也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由于皇帝在君臣合作方面,占主导地位,而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当中,也是占主导位置。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企业家(尤其是家族式的民营企业家)与皇帝有很大的相似性。对于农民企业家来说,在中国最容易学习或者说最容易学到的东西就是“帝王思想”。很容易从通俗小说和评书等民俗文化中学到,这是他们的教材。是民俗文化而不是高等教育,塑造了他们。在这种传统文化中长大的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帝王思想”。
    
     每一个农民企业家都有一两件刻骨铭心的事,例如童年的贫困,地位底下,正是这些事已经而且还将影响他的一生。所以这里不仅仅是文化传统,还是对不公平和等级制度的抗争,是一种上升的渴望。现代市场经济恰好提供了一个,让每个人都可以寻找这种解放感觉的可能,这就是做企业,经商可以建立商业帝国,在企业内部和外部世界可以找到这样一种拥有权力的感觉。所以市场经济,用财富的方式,替代了政治权力,让这些农民中的精英人物获得自我满足。这里也带有农民解放的性质。
    
    禹作敏与大邱庄
    
     禹作敏其人可以说是农民企业家“帝王思想”在当代淋漓尽致的表达。禹作敏“统治”期间,大邱庄成为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大邱庄曾是一个“砖头砸死人不偿命”的穷村,因为全村穷得找不到一块砖头。禹作敏当时任大队总支书记,用铁碗带领大邱庄人步履艰难地踏上改革致富之路。禹作敏是带头人,同时又是一个封建式的大家长。当大邱庄拥有32.87亿元成为“中国第一村”时,他也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皇帝。禹作敏有“大邱庄几十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的想法。
    
     大邱庄物质生活极大富裕,并没有改变残留在禹作敏头脑中的“帝王思想”。他以“农民政治家”自居,把自己当做农民的“大救星”,根本没有民主法制的观念。在大邱庄这个独立王国里,他就是最高首脑,他的话就是“圣旨”,他不允许任何违背他的旨意、反对他的人存在。他甚至可以不把静海县乃至天津市的党政官员放在眼里。禹作敏身居党委书记、董事长的高位,却要兼任大邱庄派出所所长,直接控制法律,为所欲为。他握有绝对的权力,没有任何民主监督,法律只是他的“刀把子”,他可以随便地抓人打人,甚至把人打死。因此,在大邱庄,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
    
     禹作敏最后锒铛入狱,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他由一个全国闻名的农民企业家沦为阶下囚,再一次向世人印证了一个道理:“帝王思想”在现代社会要不得。
    
    市场精神将取代“帝王思想”
    
     “帝王思想”,在中国非常特殊地成为市场经济的推动力,然而市场经济将“恩将仇报”,扼杀和消除“帝王思想”。农民企业家“帝王思想”的基础,将逐渐被市场经济大潮消解,一点一点被市场精神取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农民企业家要适应这种变化。
    
     著名上市公司深圳万科的董事长王石,2008年02月28日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中国企业家何时丢掉帝王思想》一文,用万科自己的事例,见证对“帝王思想”的告别,对市场精神的拥抱。他说,产权结构的变化,将会改变企业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使他们更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更加认同市场精神。随着资本市场和企业本身逐渐成熟,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平等自由和契约精神,而不是“帝王思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市场主体的要求。帝王思想只养第一代农民企业家,而第二代“狼奶”就呕吐掉了,企业家由农民变为知识分子。
    
     郭梓林说,中国民营企业目前绝大多数是第一代企业家当家。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都将面临接班人的选择问题,而“接班”是企业要“基业长青”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方面,恰恰是帝王思想、帝王体制的弱项。相对而言,建立在市场和民主基础上的西方现代体制则较好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人平稳接班、顺利过度的问题。
    
     可以国内民营企业上市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民营企业的寿命,一般为23年左右;民营企业能延续至第二代的,仅为39%;能延续至第三代的民营企业,更是只有15%。在中国,那些白手起家的“草莽英雄”,如今需要让他们一手创办、带大的企业,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取得新的发展。这个新的时代,要求民营企业必须进行一次痛苦的转型,一次艰难的二次创业:民营企业由个人色彩、家族性走向社会性,成为一个开放性企业。
    市场经济的观念,将越来越深入职员和工人的意识中,使得企业家的“帝王思想”不得人心,渐渐无用武之地。例如很多浙江民营企业搞外贸,参与全球性的竞争,那么企业家也要与世界接轨,很快就洗髓易经,把帝王思想淡化,把自己的企业带上更多的市场经济色彩。我们可以看到,浙江民营企业比较容易转轨。
    
     还有更多受过西方教育的职业经理人,加入民营企业,影响了农民企业家,这也将促使中国企业家更加倾向于选择西式管理,选择市场精神。
    
     市场经济会迫使中国企业家,断掉“帝王思想”的精神母乳,选择市场精神。王石说,从欧美的发展历史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是“帝王思想”最好的消解剂。而自由平等又会激发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造就企业家精神,最终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观念演变,也一定会合乎这个趋势。
    
     王石还说,“帝王思想”同机会均等、法制精神是不相容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企业家们期待着社会的进一步法制化、民主化,殊不知最大的障碍是自己头脑里的“帝王思想”。在社会的改革当中,我们不能逾越的恰好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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