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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文人传统”不如壮大“公民社会”---与郑永年先生商榷/林明理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11日 转载)
    
    郑永年先生的文章我几乎每逢必看,他的很多文章对中国社会的精辟分析我大多认同,其既能有深刻批评、又能符合中国大陆官方话语要求的写作风格也非一般人所能娴熟运用。今日读了郑先生的《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觉得虽然作者从“文人传统”这个独特的角度分析中国官民矛盾的原因有一定意义,对其中的基本观点我也赞同,并且我还以为此文对中国大陆知识阶层怎样坚守自身独立个性,怎样促进学术独立与自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我更以为,在普世价值之光终究会照耀全人类的今天,呼唤“重建文人传统”,还不如壮大“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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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所称的“文人传统”,也就是相对独立于封建皇权,又区别于普通民众的知识阶层对传统“道义”的坚守。这种传统在历史上确实起过沟通权贵与底层、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但也正如郑先生所说的那样,它常常要么被收买被御用,要么被镇压。它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它真正独立的时候几乎没有。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至今,已经有一种被历史证明非常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式,它就是公民社会的壮大。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独立人格、公共空间、志愿结社、互助关怀、抗衡强权、参与监督制约公权力等等因素,是现代成熟的法治社会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纵观全世界,凡是公民社会强大的国家(或地区),无不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
    
    遗憾的是,中国历史发展至今,除了港澳台,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在毛泽东时代,不但“文人传统”几乎消失,公民社会更被消灭殆尽。
    
    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这种缺少公民社会、让统治集团掌控一切资源的体制,虽然能方便执政者推行施政意图,但也得让他们必须承受所有的责任,虽然能求得一时的安宁、稳定,却往往会潜伏下更大的总有一天会爆发的危机。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一个偶然的事件便会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在有些国家,这还往往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没有公民社会,即便存在郑先生所说的“文人传统”,那也是脆弱的、命运多舛的。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形象概括就是:“你们(指知识分子)不听话,我不给你们饭吃。”只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保障,身居其中的“文人们”才具备独立思考、独立发声、独立行动,坚守专业精神、学术良知的基本条件,也才能发挥缓和矛盾、促进稳定的某些作用。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从情理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让公民社会自由发育壮大,正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党的“主权在民”的理念(当然,这一理念可以有不同的表述:“人民当家作主”、“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天赋人权”等等,其意义应该大同小异)的基本体现,也几乎合乎世界所有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自由”的原则。然而遗憾的是,总有某些国家(地区)的某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让自己掌控所有政经社资源、拥有超乎宪法与法律之上的权力才“有利于”国家的治理与稳定,错误地认为存在独立于自己的公民组织会挑战“稳定”,更有人以“保持稳定”为借口行垄断权力与资源的一己之私,因而公民社会的发育壮大总是步履蹒跚。归根结底,还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一些人或是思想僵化保守,不够“解放”,或是放不开既得利益。这不但让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民不得不承受过高的“稳定 ”成本,也使相关的执政党不得不背负过重的、根本背负不了的历史责任。
    
    因此,要说唤回“文人传统”,它虽是一剂能缓和矛盾促进稳定的好药,但远不如壮大“公民社会”这剂良药具有长久的彻底的疗效。撇开“公民社会”而只呼唤“重建文人传统”,那是舍本求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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