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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0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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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人与人权
    
     从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二十年间,谁是中国民间的第一政论家?
    
     我的答案,以及大部分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答案是:刘晓波。一个最明显的证据便是:在美国的著名的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的“作家文集”当中,搜罗了海内外一百多名中文写作名家的个人文集,刘晓波的个人文集以三百五十万左右的点击率位居首位。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被严密封锁,部分大陆网民只能通过“自由门”、“无界浏览器”等特别的软件才能登录。可以设想,如果这种封锁被解除的话,“刘晓波文集”的点击率至少会增长十倍以上。
    
     比点击率更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刘晓波的文章和思想整整影响了“六·四”前后的两代年轻人。在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刘晓波以黑马的姿态闯入文化界,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体制的激烈抨击,成为千万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偶像。然后是八九民运爆发,刘晓波毅然从“花花世界”的美国返回北京,全身心参与其中,并在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到军队清场的最后一刻。再以后,是漫长的牢狱之灾,是二十年如一日的软禁、监控、骚扰、不能在参与公共活动、不能以真名发表文章。教师被迫离开讲台、作家被迫与读者隔绝,这是刘晓波不得不承受的痛苦与代价。然而,他在几乎“一无所有”中坚持走这条孤独的义路,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地下写作”只能在海外发表。他的文字虽然不能像八十年代那样广为传唱、洛阳纸贵,但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海内”与“海外”的界限被打破,仍然像涓涓细流一样打动和启发了许许多多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心灵。
    
     近年来,刘晓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出版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刘晓波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西方世界对未来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估,一种是以华裔学者章家敦为代表的“中国即将崩溃论”,另一种是流行于西方极右翼人士之中的“中国威胁论”。前者忽略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以及中共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不断调整的灵活性,对中共的垮台过于乐观;后者高估了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轻信了中共一手炮制的“中国崛起”的肥皂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恐惧。这两种看法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都是遥远的“隔岸观火”。而在中国国内,对中国的现状也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御用文人甘阳、余秋雨、鄢烈山等人的“盛世论”,认为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盛世,人权状况前所未有之好;另一种则是某些激进的反共人士、某些怀有“吾可取而代之”的野心的人士的看法,他们认为目前的中国处于“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甚至比毛泽东时代还不如。这两种看法都将个体的处境扩大化为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别于以上四种错误的论调,刘晓波的看法是“未来的民主中国在民间”。这个有点绕口的书名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概念,一是“自由中国”,二是“民间”。
    
     所谓“自由中国”,是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彼岸的台湾提出的定义。然而,《自由中国》杂志的迅速夭折,蒋氏家族的独裁统治,表明当时的台湾并不能承担“自由中国”的美誉。半个多世纪之后,“自由中国”在台湾终于成为现实。而在此岸的中国大陆,如刘晓波所言,“自由中国”依然是一种“未来”的状态。但是,刘晓波坚信中国的发展趋势,乃是朝着“自由”的方向,而不是朝着“专制”的方向。换言之,就整体而言,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由,尽管在某些领域会出现局部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中共从未放弃垄断权力的野心,但世界民主化的潮流和国内公共空间的拓展,已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了。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自由、人权、民主、宪法等字眼,已经由昔日的“洪水猛兽”变成大家的日常用语。无论是被强制拆迁的老太太,还是被欠薪的农民工,“维权”都成为他们的口头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一个吓人的帽子,“人权”也是“资产阶级的谎言”。但在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民主自由是个好东西”,即便是体制内以智囊自居的人士,也争先恐后地夺取对自由民主的言说权和解释权。孔子说过,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在今天在中国,自由民主的价值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不可拒绝的正面价值,而如何将其落实到实践层面,则有赖于社会各阶层形成一种“合力”,让民权伸张,让官权退让。自由中国的实现,不能单单依靠某一阶层,比如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自由的中国实现,需要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所谓“民间”,并不是一个整全性的、单一性的概念。刘晓波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立足于民间,也彻底放下身段、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分子参与了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革。这是他与八十年代那批体制内精英之间最大的差异。他不再像传统的中国士大夫那样,怀有“学而优则仕”、成为“南书房行走”的理想,也对从政治局“九头鸟”的言行举止中猜测其思想倾向毫无兴趣。换言之,他提倡每一个公民都奋起捍卫公民权利,都埋头做好各自的事情,而不是缘木求鱼般地期盼出现“党内开明派”、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中国的叶利钦”。刘晓波将目光对准“民间”,他首先对“民间”给予肯定:“现在,中国已经由高度政治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形势比人强,即便暴君毛泽东本人复生,也无法将中国拖回到党控制一切的时代,更何况今天的中共统治当局正处于“权力递减”的循环之中,邓的权威不如毛,江的权威不如邓,胡的权威不如江,一代不如一代。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共当局可以草菅人命、悍然封锁消息、拒绝外来援助;三十年后的汶川大地震,中共当局却不得不允许外国记者采访、允许国内外的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天灾中的人祸因素,如官商勾结、偷工减料所造成的豆腐渣工程等,也都一一浮出了水面。中共不是不想像昔日的唐山大地震那样用纸包住火,但今天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非不想也,乃不能也
    
     中国的民间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抗衡官府,但官府已经无法忽视民间的存在了,正如刘晓波所论述的那样:“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官方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也就是说,当局虽然维持着一家独大的局面,但已经无法一手遮天。刘晓波在书中论及产权改革与政治民主化、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政治改革、基层民主自治的呼声、网络民意的压力以及新闻自由的追求等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各种力量的犬牙交错、抵消与牵制,已经不能黑白分明地“一言以蔽之”了。正是因为不能理解此种复杂性,使得海内外大多数的“中国叙述”都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
    
     其次,刘晓波对中国当下的“民间社会”也作出了深切的反思。他认为,正如官方不是铁板一块一样,民间同样不是铁板一块。在官方内部存在着少许良性的力量,而在民间内部亦存在着各种恶性的势力。刘晓波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打着“民间”的幌子、企图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的人士,比如某丧失了律师的职业伦理、自我加冕地充当民众的“新闻发言人”的维权律师,比如某企图煽动狂热民族主义来赢得民心、一举成名的宪政学者,这些人以“坚决反共”的姿态占据道德制高点,一般人均不敢对其提出非议。批评他们比批评共产党更为困难,稍有不慎便会被攻击为“党同伐异”、“自毁长城”。刘晓波偏偏知难而上,他不是以“大局为重”,乃是以真理为旨归。八十年代,他是一匹揭穿中国文化界真相的“黑马”;九十年代,他则是一位“反求诸己”的“先知”、是反思“民间”的第一人。
    
     在近期由“和解智库”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中,刘晓波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民间生态特别复杂,不要以为民间就是政治正确,民间不择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间不能放大自己的正义,也不能低估对手的灵活。放大正义的结果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低估对手的结果就是民间尽干蠢事。所以,民间更应强调自己的公民建设、自己的内部规则,自己的责任伦理。”换言之,如果“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创建一个民主社会和自由中国。如果仅仅有共同反对的对象,而没有共同追求的目标,“统一战线”便无从谈起,因为“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职之是故,如果反对运动在精神品质、思维模式与言行方式上都与共产党“平行”或“同构”,那么此种反对运动最终只能导致更大的专制的出现。说出此类真理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勇气,刘晓波因此一度招致铺天盖地的谩骂和造谣。然而,我们看到,二十年来,多少显赫一时的“英雄”早已改弦易辙、灰飞烟灭,只有刘晓波等少数的堂吉诃德式的“老实人”,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连监视他的秘密警察都从科长熬到了局长,连“六·四”前后出生的孩子都已经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他仍然矢志不渝。这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战斗”。
    
     是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在每一个孙志刚、每一个师涛、每一个陈光诚、每一个丁子霖、每一个高耀洁以及每一个挺身捍卫自身权利、每一个尽力说真话的公民身上。在此意义上,刘晓波以他的文字、思想和践行,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刘晓波本人并不完全同意,但敏锐的观察者大都发现,以“六·四”为界,有“两个”刘晓波。旅美学者陈奎德在为《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刘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的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转变之外,据我个人的观察,刘晓波的身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从“持不同政见者”转变为“持自己政见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标准仍然是中共的是非,以中共认为是者为非,以中共认为非者为是,“不同”变得比“政见”本身更重要;而所谓“持自己政见者”,则彻底从自我出发,根本不管中共之政见为何,惟独坚持自我之政见,“政见”以属于“自己”为尊。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政见,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敢于坚持个人的政见,那么真正的民间社会便来临了,那么刘晓波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可以周游列国去了。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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