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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反垄断法实施欢欣鼓舞吧/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01日 来稿)
    
    别对反垄断法实施欢欣鼓舞吧
     (博讯 boxun.com)

    何必
    
    今天,从立法研究到最终通过经历了近14年时间的《反垄断法》正式实施。法律专家预计,微软很可能第一个被告上法庭,成为国内“反垄断第一个被告”。(2008年8月1日新华网)
    
    反垄断法!多他妈好的一部法律。
    
    自打俺上中学那时候起,就必须为了考试而背诵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什么帝国主义几大特征,什么已经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列宁〈选集2〉第839页)
    
    所以,从小就对垄断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与憎恨。一提起垄断,就气不打一处来。虽然,对于什么是垄断,还是傻屄似的狗屁不通,但光是听到这么个词儿时,条件反射地抵制与对抗。
    
    到后来,受伟光正教育多了,对垄断有了一些很是肤浅的认识,才得以知晓垄断感情一直就在俺身边咧。
    
    王未名发 BBC的相关报道。
    
    2007年02月1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28北京时间 20:28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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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视中国:垄断会带来什么?
    
    透视中国
    
    BBC中文网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 张家文
    
    前段时间,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公开说,中国的国有经济应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
    
    中国的国企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相当比重
    
    这种言论并不新鲜,但是也许会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的信号。
    
    开始“抓大”
    
    从朱鎔基政府开始,中国领导人就已经非常明确地用“抓大放小”来描述对待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即加强大型国有企业的实力和效率,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则采取国有资本退出的办法。
    
    但是与以往不同,这次中国政府不仅再次提出“抓大”的意愿,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做法。例如,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考核;将一些国有企业合并,国有企业数量也许会减少,但是更加庞大;推进国有企业上市。
    
    李荣融在会见美国高盛集团董事长时,表示欢迎外资参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学习新加坡?
    
    怎么理解这一系列的措施?
    
    在七个重要的行业里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地位,这个思路看上去是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相反的。在这几年关于改革的争论当中,也有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就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成色”。
    
    然而,恐怕今天中国的决策者早就超越了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思维逻辑。例如新加坡,它的国有企业控制力绝对不比中国差,但它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淡马锡确实极大地加强了新加坡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因为它几乎掌握了新加坡所有重要经济领域最核心的资源。
    
    在198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就非常激烈地讨论过是要走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还是走强化国家控制力的威权主义道路。这场当时被突然中断了的讨论在今天已经有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李荣融领导的国资委多次派人到新加坡对淡马锡的管理模式进行全方位考察,双方也形成了定期对话机制,共享经验。这也仅仅是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一个方面而已。
    
    新加坡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高度发达,而且人民行动党也实现了长期执政,这种模式对仍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项。
    
    如何解决负面效应?
    
    不过中国的国有企业要模仿淡马锡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能否拥有一支像新加坡那样的高效、廉洁、专业的公务员队伍?而中国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低效、腐败、官僚主义以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不适应也都是无法回避的困难。
    
    那些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反而常常显露出垄断企业的弊病,比如中国的铁路部门直到今年才取消了在节假日涨价的规定,而电 信行业尽管因为蛮横无理的规定经常受到消费者的指责,但是他们甚至从来都不屑于向消费者进行解释。一些垄断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公开抵抗中央政府政策的事情 这两年也率见报端,这恐怕与决策者的初衷也是南辕北辙的。
    
    这些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还对同一领域的民营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民营快递公司、民营石油公司在这几年遭遇到的困难和萎缩无不与此有关。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要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并把它作为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一项措施。目前还很难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垄断的威力绝对不会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
    
    2007年08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17北京时间 18:1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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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过反垄断法引起欧美公司担忧
    
    中国在2006年共有600亿的外资投资
    
    中国人大周四(30日)通过反垄断法,要求安全审查,引起在华欧美商业团体的担忧。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人大会议30日经表决通过反垄断法,将自明年8月1日起施行。
    
    这是中国首部反垄断法,该法规定外资公司如要并购中国某些企业,不但要受到反垄断调查,而且还要受到国家安全审查。
    
    新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如要并购和收购中国公司或外资公司要在当地公司投资,如有关内容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接受审查。
    
    这次是首次把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引入反垄断法。
    
    分析人士说,中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担心外资不断涌入,有可能导致中国工业受到外国的控制。
    
    此外,分析人士还认为,中国担心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流动资产造成的气泡进一步膨胀,推动股市、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增值,引发金融危机。
    
    垄断法的通过似乎标着中国政策的一个战略性改变。过去中国为了加速经济发展,一直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外国企业进入中国。
    
    在华的欧美商会周四(30日)发表声明对中国通过反垄断法表示欢迎,但是对中国可能采取不同的标准感到不满。
    
    欧洲商会发表的声明说:"欧洲商会成员对外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可能受到安全审查表示关注。"
    
    声明说:"现在仍然不清楚中国的安全审查将会如何实施。"
    
    美国商会发表的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具体说明什么情况构成垄断行为以及审查并购计划的具体程序是什么。
    
    中国在2006年共有600亿的外资投资,但外资全盘收购中国公司的情况并不普遍。
    
    根据中国官方资料显示,在2004年之前,外资并购占全部外资投资额5%,但到了2004年是11%,到了2005年已接近20%。
    
    ……………………
    
    洋鬼子对于中国审议反垄断法也兴致勃勃。
    
    中国通过《反垄断法》
    
    2007年08月31日10:05大 | 中 | 小
    
    中国周四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垄断法》,对此表示谨慎欢迎的外国企业称,希望该法律有助于中国实现进一步开放,但同时他们也会对其具体实施问题予以关注。
    
    这部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表决通过的法律将涉及企业共谋、价格操纵等的垄断协议及垄断行为视为非法,不过允许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垄断行为。目前为止,该法律全文尚未对外公布。
    
    相关报导
    
    • 中国新反垄断法引来种种疑问
    
    官方媒体新华社(Xinhua News Agency)报导,《反垄断法》将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表示,商会希望这一法律能促进中国经济更加开放,为在华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最重要的是,遏制垄断行为应该可以让中国消费者得到实惠,让他们不仅可以分享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还可以在面对市场垄断行为时得到更好的保护。”伍德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也对上述法律表示欢迎。商会主席詹姆斯•齐默曼(James Zimmerman)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反垄断法》“在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它为建设一种公平、统一、全国性的竞争法律体系构建了基本框架,而这一体系能够通过认可、保护竞争积 性来使消费者受益。”
    
    不过,上述两家商会都表达了某些保留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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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草案中的一项条款引起了商会成员的担忧,该条款要求境外企业在收购中资企业时必须接受中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审查。
    
    该商会指出,目前还不清楚国家安全审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将如何执行,尤其是“公共利益”一词在这部法律中没有得到界定。
    
    美国等其他国家也建有相关审核机制,对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海外投资进行审查。
    
    中国美国商会也表示,希望获得有关该法律实施问题的进一步明确解释,譬如行政性垄断的标准、对涉及竞争和国家安全领域的交易的审核程序以及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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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反垄断法引来种种质疑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7月23日15:13
    
    中国新生的反垄断法尚未起步便已遭遇重重困难。
    
    距反垄断法8月1日实施仅有数日,但中国政府仍在紧张地闭门讨论如何执行新法打击垄断集团、价格操纵以及其他反竞争行为。律师与学者们表示,由于不愿让出手中权力,政府机构之间在如何执法以及由谁执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Associated Press
    
    中国的反垄断法将影响到采矿等行业
    
    在华的外资公司担心,反垄断法给了监管部门干预商业的广泛权力,而执法部门之间的持续明争暗斗会导致执法不一致。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支持积极竞争政策的人士也担心,新法律可能难以推动大型国有企业控制下的中国市场的自由化。
    
    在去年8月反垄断法通过之前,中国一直是少数几个没有成熟反垄断法律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尽管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有各自体系应对不同运营国家的市场竞争法规,但它们在中国却一直没有必要这样做。
    
    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法律工作小组负责人孔宏德(Peter Corne)表示,中国反垄断领域长期以来缺乏规范。他指出,跨国公司必须自我评估是否符合新的反垄断法;这很有挑战性。
    
    自反垄断法一年前通过以来,三家涉及反垄断工作的政府机构一直在讨论如何执法的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尚未公布最终计划,但反垄断律师们表示,他们已被告知会出现三足鼎立的监管机制,每家机构保留各自相当的权力。
    
    对很多人来说,这听起来就是个麻烦的源泉。北京反垄断学者王晓晔表示,未来肯定会出现冲突。王晓晔是竞争法的支持者,她认为这是当前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宪法”,她呼吁建立一个专门的、强有力的执法机构。王晓晔表示,她对可能出现的执法结构表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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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前的反垄断管理体制中,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各负其责,分别负责审批合并交易、定价以及不公平竞争。
    
    律师们表示,最可能的结果是三家机构在新反垄断法下继续保留各自权力。政府会创建一个新的委员会,协调三家机构的工作。但目前委员会的组成尚未确定。三家机构均拒绝在新法律实施前回答相关质疑。
    
    既然权力之争导致政府迟迟没有公布针对定价等行为的具体规定,那么企业所能做的就是根据其他地方的经验依此类推。鉴于中国反垄断体系借鉴的是欧洲模式,一些律师猜测欧盟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可能也不会符合中国规定。
    
    在遵守新反垄断法方面,外资公司最初可能会承受更重的压力,但许多中资公司此前没怎么经历过反垄断执法,它们的一些做法可能不会通过严格审查。
    
    行业协会或将受到新法律的冲击,中国很多行业协会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机构残留。行业协会成员公司联合决定商品定价与商业惯例的现象仍然很普遍。检举人可能会把这种行为称为合谋。霍金•豪森律师事务所(Hogan & Hartson LLP)北京代表处合伙人魏军表示,行业协会的行为通常都明显的不利于市场竞争。
    
    去年方便面企业在谷物与食用油成本上涨后协调上调了产品价格,但他们遭受了媒体的一波负面报导,随后受到了监管部门处罚。
    
    但魏军怀疑中国各负其责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愿意或能够约束多数行业协会,很多协会仍然拥有良好的政府关系,在政策制定方面还有很强的话语权。
    
    大型国有企业可能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反垄断法给了政府广泛的决定权,保护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不受反垄断法约束。中国国有公司在电力、电信、石油与天然气以及航空等重要行业占有主导地位。
    
    Andrew B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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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直面欧盟反垄断指控 2008-03-12
    
    中国准备通过立法加强国有资产控制 2007-12-24
    
    中国民众对法律寄予新期待 200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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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媒体自然也对反垄断法的拟议与出台情有独钟。多年的朋友许峥发来的内容。
    
    一部反映中国竞争政策的法律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反垄断法》,被誉为"经济宪法"备受关注。专家们说,这是一部综合反映中国竞争政策的法律。它意味着中国开始真正强调竞争政策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和金融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一样的国家政策支柱,这是市场化走向完善的重要标志。虽然这部法律还具有"阶段性",但和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特定的发展阶段决定,反垄断法的任务不仅仅是维护竞争,还要"创造"竞争--限制公权力侵蚀市场机制、扩展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
    
    反垄断法的颁行将会增强企业对市场竞争规则的承载能力、增强消费者对竞争文化的认知,增强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框架性、理念性理解。未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体制改革的深入,反垄断法也要不断完善,最终有望成为真正的"企业自由大宪章"。
    
    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并购将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国企的重组、合并,今后也要按照反垄断法规定进行申报。而最受关注的是对外资并购的影响。反垄断法规定,除了反垄断审查外,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也要进行审查,不过相关的法律依据和审查机制还有待明确。在反垄断审查方面,不仅仅是外资并购中国企业要申报审查,境外的企业之间并购的时候,只要对中国市场的竞争有实质性影响,达到中国反垄断审查的门槛,就需要向中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申报。
    
    欧盟、美国等的政府和企业界非常关注中国反垄断法的进展。而国内外的律师、会计师、经济评估和市场调查等中介服务机构也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分享中国反垄断法实施带来的专业服务市场。外企最关心的是反垄断执法规则的确定性、程序的透明性以及权利救济等。他们希望中国政府加紧颁布与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实施细则,以及对竞争审查及知识产权侵权、实施和惩罚更为明确的解释,从而构建"一个透明且一致的法律框架"。他们希望避免因缺乏透明度或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造成对外资在华经营的不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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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台反垄断法引发外资担忧
    
    20年里不断重复讨论、修改、搁置经历的中国《反垄断法》,终于在8月30日下午,由中国人大常委会高票表决通过。新法将在一年后正式施行。与过去对外资小敲小打的部门规定不同,这部人大通过的正式法律,标志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资政策拐点的到来。虽然中国立法者不断声称,这部旨在消除中国境内经济活动中垄断行为的法律,并不针对外资,也不会直接影响外资在中国的并购活动,但这部法律的通过,仍然引起了外国投资者的担心。
    
    外界观察家们认为,跨国公司将是《反垄断法》的主要规制对象。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是,随着经济实力和外汇储备增长,中国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盲目需要外资了,因而要通过重订规则的方式,按自己需要选择引进外资。
    
    中国方面的说法似乎也验证了这些外界观察家的猜测。“21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中国不一样了,”一位主持《反垄断法》草案拟订的官员解释说,外资在中国也需要一个质量提高的过程。“没有很好的技术、更高的质量,外资来做什么呢?”
    
    这一政策转向,重点体现在《反垄断法》提出对外资并购进行双重审查。符合条件的外资并购案不单会受到反垄断审查,还可能受到国家安全审查。按《反垄断法》规定,才通过不到一年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整个都要改。”在新并购规定里,外资在中国并购的审查条件会更加具体,“必须量化。”
    
    更能说明《反垄断法》对外资政策指导力度的,是由它引发的对其他中国法律法规的修订。根据网站antitrustchina.com统计,反垄断法出台后,直接受到影响的法律法规则有12个:公司法类有8个,知识产权类3个和外贸领域1个。
    
    获得更好的技术,引进更优质的投资,固然是中国改变外资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但通过增强对在中国国内的外资的限制,更好地维护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大国企,尤其在海外的利益,则是《反垄断法》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对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或其他行为进行国家安全审查,集中地体现了这一诉求。
    
    从内部来看,加入WTO后外资在中国的并购日益活跃。一个常被援引的数据是,2000年,并购额只占中国FDI(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5%,2004年已经增加一倍,达到11%,2005年又增加一倍,达到20%左右。虽然这一比例远低于并购在全球FDI中过半的比重,跨国公司却越来越频繁地受到中国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无论去年的徐工收购还是今年的娃哈哈中外股东争吵,都被上升到了反对外资产业垄断的高度。就在2006年一年里,中国出台了3个涉及加强外资并购管理的政策规定。
    
    更重要的是,被称为“走出去”的中国大国企的海外并购和投资活动已经铺开,并在以更大的规模和力度推进。早在2005年3月,中国中央直属企业的境外资产总额便达到6299亿元。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的非金融类FDI已超过730亿美元。最新消息表明,掌握2000亿美元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准备通过16家央企展开境外投资。今年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两笔金额都在30亿美元的境外股权投资。
    
    然而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在发达市场一直容易受到非经济因素左右。尤其自今年以来,“中国制造”的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被拔高到一个危险的水平,中国跨国公司们出海的风险也随之加大。“西方国家两面三刀,我们已经很看得清楚了。”一位参与《垄断法》的中国法律专家表示,最近中国企业的一个海外并购行动又将横遭安全审查,而“中国还没有这个制度”——现在要以新法为契机,把对并购的整个审查制度建立起来。一位欧洲法律人士也认为,某种程度上,《反垄断法》可以看成是中国对两年前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的一个回应。
    
    虽然立意甚高,《反垄断法》在中国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令人存疑。就法条本身而言,留待解释空间太大,可操作性很差。中国美国商会认为,新法亟需得到多种配套法规的阐释,其中便包含了对交易进行竞争和国家安全审查的程序,和美国尤其关心的对滥用知识产权如何定义及惩处。一位中国法律专家指出,中国已具备最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和环境保护法,但执行效果却聊胜于无。但对中国外资政策变化的预期,短期内反而可能加速外资在中国的并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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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有些奇怪了,连中国企业自己都不以为然,洋鬼子为反垄断法着个什么急呀。这种非常表面化的现象,体现出不管在中国待多少年,洋鬼子对中国的了解还只不过一知半解。
    
    多才多艺的胡星斗从经济学的立场上也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中的尴尬状况给予了解析,其中也涉及到了跨国公司对于专利权的高度垄断。
    
    中国成了“专利奴”
    
    在“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与中国互联网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在座的很多是IT专家,我不懂IT,因此仅针对前一个话题——知识产权过渡保护的问题发表点看法。我第一提供一些数据,第二讲一些对策。
    
    我认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专利奴”,现在有“房奴”之类的说法,我提出一个“专利奴”,不知道是否合适。中国几乎成了专利奴,比如中国高科技专利70—80%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申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在中国人的专利申请中只有19%多一点、不到20%是发明专利,中国人的专利80%都是属于外观设计、包装、商标之类专利,只有19%点多是发明专利,而在美国、发达国家专利中,86%属于发明专利,可见中国人目前专利水平非常低。而且中国人的专利大部分都是属于个人发明专利,那种小打小闹、零打碎敲的专利,大概60—70%是个人发明专利,而美国大部分专利是属于团体合作公关的专利,专利的技术水平非常高。中国基本上是个人非职务发明的专利,美国基本上是职务发明的专利。
    
    而且,中国目前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99%的企业没有专利。目前世界上发明专利的97%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只能是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
    
    比如微软,WIN98在美国卖50美金,在中国卖6999元人民币,在美国卖50美金相当于美国人一两个小时的工资,在中国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中国人一年的工资,是一般工人一年的工资。微软每年在中国通过打击盗版获益20多亿元,超过中国软件公司前十大公司的收入总额。再比如英特尔公司每年在中国收取57亿元的专利费,超过了中国电脑硬件行业前十大企业的年利润总和。
    
    再比如大家熟悉的DVD,我们国家每年也是交大量专利费,每台DVD的专利费是十个美金,而我们厂家的利润只有一个美金。现在中国的电视业又重蹈覆辙,美国规定从今年3月1号开始销往美国的电视机必须是数字电视,这个数字电视必须符合美国标准,购买美国专利,这样就使得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视机恐怕要全军覆没,因为数字电视机专利费每台要交20多美金,而目前中国销到美国的电视机每台的利润只有十美金,但是现在要交20美金的专利费。可见这种过于严格保护的专利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在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我想,在知识产权方面还要通过制度改革、制度变革达到不要让发达国家妨碍中国发展的目的。
    
    当然有人说,中国通过加强研发的投入,中国总有一天也拥有大量的知识产权,然后向别人收取专利费。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就像农民工在目前的户籍制度重重挤压之下可能成为城市白领吗?可能性没有几乎。据报道,整个南京市前几年上百万农民工只有4、5个人拿到了南京户口,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农民工几乎永远不可能成为白领。同样,在目前国际上严格的专利制度挤压之下中国也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只会永远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打工仔。
    
    下面,我想说对策:
    
    第一,知识产权不能过度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保护得越严越好。可以说,任何人的知识成果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取得的,几乎没有百分之百的个人发明。因此对于发明要分门别类地进行保护,对于简易获得的、没有多少成本投入的专利和知识产权,比如包括一些歌曲之类的东西,成本不是太高的,这种知识产权,还有,对别人影响过大的知识产权,像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案件,对别人、社会、行业发展影响过大的知识产权要限制其权利。就是说,这些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和个人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置公众利益于不顾,或者说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必须达到平衡。我主张在国际上推动缩短知识产权保护期的活动,比如将平均保护期限的17年、20年,改为只保护五年,甚至三年。
    
    第二,我认为在国际上要宣传“知识产权人道主义”,要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保护“知识人权”之间达到平衡。“知识产权人道主义”、“知识人权”是我一时想到的杜撰的词,就是说,知识产权要服务于普罗大众,关怀弱势群体,体现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改善人权。比如,曾经很多的美国医药企业联合起诉南非政府,指控南非诊治艾滋病盗用了很多的美国的专利,难道说南非爱滋病患者的生命就没有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重要?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理由,这种盗用知识产权的做法或许是合理的,现在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失,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只是一味的商业利益。因此,我们要宣扬知识产权与知识人权的平衡,知识应该改善人权,普惠于大众,两者之间必须达到平衡。
    
    第三,要改变发展中国家成为“专利奴”、“知识产权奴”的状况。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合作,以资源换知识,对等高价。因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资源,发达国家出口知识,我们以资源换知识,合作起来如同OPEC,提高资源价值,对等协商、交换发达国家的知识。
    
    现在,要改变发达国家企图利用知识产权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状况,发达国家“上楼抽梯”,以超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让发展中国家很难发展、很难翻身。而当初日本、韩国之所以能够翻身是因为那个时候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非常宽松的,但是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发达国家对等谈判,改变专利奴的状况。
    
    第四,要以中国庞大的市场、人力资源交换知识产权,在中外合资时合同中要引入知识产权低门槛的条款,对于外国人以知识产权限制中国出口的行为,比如限制中国彩电的出口,中国人应当以牙换牙,限制进口。
    
    第五,尽快通过反垄断法,以国内法中加入“反知识垄断”的条款。我认为,即使这个企业,比如微软、英特尔在美国不违反反垄断法,但是到中国来,我可以以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他们进行起诉,因为你到中国来造成了垄断,因为中国没有这么大企业,没有任何企业可以与你竞争。美国可能有企业与之竞争,但是中国没有。所以,中国必须通过国内的反垄断法对于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实行超级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进行遏制。
    
    第六,要运用WTO中的TRITS条款,关于贸易中知识产权的条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来反对不适当的知识产权垄断。比如美国曾经运用了TRITS,在炭疽热那个时候,美国强迫拜尔公司开放了药品的使用权利。中国也应该增强自信,利用WTO这些条款对发达国家可能损害公众利益的专利提起诉讼,在WTO框架之内提起诉讼。
    
    最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制定关于知识产权发展的国家战略,加强专利预警,制定中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把中国专利上升成为中国标准,所谓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以中国的标准对付外国的标准,这样才可能应对国际上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趋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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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指出,境外利益集团对我国的决策影响,不只是一般的部门决策,而且还影响到立法。包括两税合一、反垄断法、邮政法等都受到境外利益集团大量的游说、杯葛。这是值得关注的。境外利益集团游说的方式很多,而且游说不只是动动嘴皮、跑跑腿,还搀杂着大量的利益输送,通过提供课题资助方式就是其中之一。一是通过提供课题资助研究机构的方式影响决策。境外利益集团热衷于对我国学者、特别是各部委的研究机构提供资助,目前调研到的至少有上百起案例。只要不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学者接受资助无可厚非。但各部委的研究机构掌握了很多数据和材料,在接受资助后,如果提供给境外利益集团,就将在随后的谈判中被其掌握了主动权。不仅如此,境外利益集团在资助研究机构时,会不断以增加资助为诱饵,有意引导研究者达到他的目的,使得一些学者已经受到境外利益集团相当严重的侵蚀。另外,有些学者公开承当一些部门和行业的“黑嘴”。受访专家学者提出,现在有的学者的道德良心很成问题,特别是在经济界。经济界学者“代言”几乎成为普遍的“潜规则”,重大决策自然会受到影响。而且有些学者还公开为一些企业代言,这也是做得过了一些。
    
    ……………………
    
    人们也从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方面对垄断有着解读。虽然说,其中充斥着现如今中国右派的底蕴,但是,反垄断法本身就是个权利法案,是对于自由的肯定。因此,右派为此喋喋不休,也就在所难免了。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周其仁
    
    谢谢论坛。对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改革开放,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酝酿了很长时间。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因为这两个事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准备。
    
    第一个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报告到北京的河南信阳事件,这个地区当时人口850万,根据时任行署专员的回忆录,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在百万以上。这是一个及其严重的事件,引起国务院和中央的强烈反应。有记录说,就在决策层讨论信阳事件处理的会上,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紧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有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里,给农民私人权利划下的第一道线。当时没有讲新政策执行的时间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安排,因为根本来不及。差不多同时,大饥荒还逼出了波及全国多个省区的包产到户。回头看,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十几年后的农村改革准备了经验。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那一年,由于各种传言,说香港要开放关口,当然也由于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曾积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广东62个市县。这变成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当时约6万人逃了过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加上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安顿和疏散,并严格了出境制度。也在那个背景下,当地还提出过“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政策,以边境的贸易活动来活跃市场,改善民生。也要回头看,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
    
    这两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仅有局部地区对灾难性事件的自发反应,不足以直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逼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形势好一点,还是可能又被改回去。这就是过去讲的:吃饱了饭,又要瞎折腾。事实上,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我国经济政策还是日子好过了就继续向“左”,比如靠政治运动促生产,“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对外开放更谈不到。
    
    真正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还是1978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根本的,是整个执政党看待体制、制度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邓小平当时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思想路线就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因为达到这个层面,人们才会去想,中国选社会主义也好,选公有制也好,选计划经济也好,讲到底,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个出发点看问题,前人写下的本本,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我们自己实践的检验。选错了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要调试。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逻辑多么有力量,做的效果不好就必须改。回头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没有思想解放,以后的一切都谈不到。
    
    所以,恰恰在1978年以后,刚才讲到的那两个历史事件才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从农村看,包产到户在几年时间内席卷全国,一步一步得到合法化承认。其实,根据杜老的回忆,邓小平早在19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1960年就没有这个政治条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虽然农民和许多基层干部对于用什么办法可以多打粮、少挨饿,早就是明白的。包产到户被合法承认了,就意味着从传统的全盘公有化体制里,清楚划出一条农户私人权利的界线。这样,经由一个承包合约,中国正式开始重建私人产权。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本本”上从来没有讲过的事情。中国的改革,就是这么起步的。
    
    开放也是逼出来的。历史说,1977年宝安又一次大规模集积了逃港人口。当时广东的主政者习仲勋去调查,知道很多逃港农民跑过去两年就寄钱回来盖房子。为什么到香港有这么高的收入?答案就是扩大经济自由:农民不但务农,也可以打工,并开放市场,活跃生意。那时深圳靠香港边境有一个罗芳村,对面也有一个罗芳村,原来都是这边罗芳村跑过去的人建起来的,只是对面村民人均年收入比这边高出100倍!这样就逼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把门打开,划出一块地方,让香港企业开到境内来,这边的农民不逃港也可以打工?广东第一线提出这个构想,汇报到北京,邓小平赞成,至于用什么名字,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因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
    
    回头看,包产到户、自留地、农民小自由,逃港事件,“利用香港、发展内地”等等,历史上都多次发生。但是,只要政治思想路线不对头,那些来自第一线的探索,顶多就是一个权益之计。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普遍。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才成为更主动、更系统的变革过程,成为“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世界上还真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华盛顿共识”指导出来的结果。我认为那是对历史的无知,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华盛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说了些个啥。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把饭吃饱搞建设,怎样把过去死教条捆出的手脚解放出来。还有人要编“北京共识”和人家打擂台。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因为北京共识早在1978年就有了,纲领就是改革开放。
    
    农村改革和特区开放,两端发力把整个神州大地卷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我这里发言的题目,不过是取一个角度来观察经济体制大变革的一条线索。过去全盘公有化的计划体制是一套权利界定,因为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界定。概略地说,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是分为四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是原本全盘归国家和集体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体”为其所有者,所有具体的、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在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地位?到底公有制里面可不可以再划分出一些权利界线来?改革开放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公有制可以通过承包合约再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个人的。农业承包,工商业承包,做的就是这个层面的权利界定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通过承包划出的私人使用权,又发生转让。就是说,从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这当然引发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可转让的范围、转让价怎样形成,等等。其实,全盘计划转向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就是转让权。什么叫市场经济呢?一般讲就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什么是价格机制?无非就是有人喊价,有人还价,而喊价应价都首先是一个权利,如果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教科书上写的“市场价格”又从何而来?于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次就启动了市场经济,从使用权入手,进到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资源配置就再也无从靠苏联教科书那一套范畴运转了。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认所有劳动者身上拥有的劳动能力,是他本人可控制、可拥有、可支配的。“企业家才能”更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个人可以合法拥有,可以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业,办民营企业。这一条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各个方面都有人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层权利界定,当年的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年广九就不能搞“傻子瓜子”。这在当时都引发大争论,要邓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预才没有一棍子打下去。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个权利保障,怎么会有后面的局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产品生产出来,销售到全球市场上去?谁想得到,柳传志领导的联想从计算所传达室打到纽约?马化腾这么个年轻后生就“抓”得住几亿中国QQ客户?马云立志为中小企业服务就真的心想事成?内蒙古大草原呢,有一个伊犁不算,又生出一个蒙牛?
    
    第四个层次,就是无论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重新确立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互利前提下放到一个合约里面来,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过去的公有制非排斥私产不可,但股份制经济可以私产为基础,通过一个合约形成“公司”,也就是私产为基础的公产,来容纳相当一部分生产力。这是第四个层次,也是集积新生产力的权利安排。没有这个层次,资本市场从何谈起?至于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更要和全球范围的私产结合,学习、练习被叫做“公司治理结构”的那一套利益结合、制衡、共用的文明。
    
    事实上,这四个层次的产权改革,到今天还有大量未解决好的问题,还引发不同意见。不过从大势看,这条路开始走出来了。绝大多数人愿意继续探索,并让国家、市场、法律、道德、舆论和公民意见的直接表达,一起发挥更好的合力作用,不断完善改革和权利重新界定的过程。特别重要的是,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应该准确地说,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开放下的中国产品,没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是进不到别人国家里的,这与封闭经济自我循环的“高增长”,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国际上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才有国际竞争力。国内不少人也相信这个解释。对此我有不同意见。我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难道不是更便宜,为什么那时中国产品远没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劳动力便宜是要素有竞争力,但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把要素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过去中国由于体制不对头,要素固然便宜,但组织和制度的成本及其高昂,结果就是产品并没有多少国际竞争力。
    
    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的高度增长,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就使得廉价劳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经由学习曲线的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世界上占有可观的一席之地。这就是重新界定产权,经过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带来的影响。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有渐进的特点,就是哪个领域里的问题严重,或者比较容易启动改革,就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权利界定不是全面并进,而是不整齐的,不均衡的,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厘定和保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矛盾和冲突,特别是不同权利之间怎样取得平衡,成为改革的一个难点。从目标来说,产权设置必须是普遍的,绝不能保护了这一方,侵犯了其他方。经济自由也是有边界的,那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也不会为社会所接受。但是渐进改革的实际情况,却是有的走得快,有得走得慢。一些领域得改革,甚至停滞很长时间。
    
    现在大量实际问题,包含环境污染,农地征用、矿产开采权、旧城改造、山林经营权确定,以及行政垄断行业进一步得市场开放,政府本身体制改革,等等难题,讲到底难都难在权利怎样进一步清楚界定。这些问题具体研究涉及很多细节,不是今天得题目。但它们的共同困难,是产权界定从来就不是完全靠民间自发活动就可以解决的。产权界定是稀缺资源的排他性制度安排,没有拥有合法强制力的国家的介入,不可能划清楚,更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性的难题:要求合法强制力提供产权界定的公共服务,但社会怎样约束、监督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私用,从而使产权界定过程变歪,远离普遍的、原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承认和保障体系呢?
    
    中国的经验教训说,这个难题没有简单的解。邓小平以来许多领导人多次讲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从推进。问题是,能够与我国经改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谈何容易?从学术上看,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但我所知的优秀经济学家,同样也关心这个问题,如杨小凯临去世之前写的那些文章、笔记,中心关注点就是这个问题。我自己在国内做调查也碰到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有更大的难度。当然总思路也可以说有了,那就是法治(the rule of law),即不是说一些人拿上一些法条去统治别人,而是所有的人,任何人,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即法律目前人人平等——用同样的准则约束所有人的行为。今天上午几位前辈都讲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摆在未来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不行。但强大的国家力量,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是一个我们的历史传统尚没有很好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势必参与整个资源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越来越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要点。
    
    现在的麻烦是,中国早已远离了饥荒,遭遇的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比过去为小,因为中国经济的表现至今在国际上相当抢眼。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认定,继续改革的未来收益很大,因为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界定,成长为普遍的权利界定,一定会进一步扩大不侵犯他人的经济自由,从而走向一个普遍约束权利、普遍保障自由的现代国家。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也远比过去为大。如何汇集新的动力,推进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是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在座年轻朋友要面对的问题。谢谢各位。
    
    (本文转载自经济观察报。原文是作者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发言,文字稿经作者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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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如今语境下的老牌右派则更是对垄断义愤填膺。
    
    我国税收增长率大幅度高于经济增长率说明什么?
    
    吴稼祥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49442.73亿元,比2006年增加11806亿元,同比增长31.4%。 而据世界银行预计,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1.3%,税收增长率接近经济增长率的3倍。这说明什么?
    
    第一,我们可能在杀鸡取卵。如果我们是养鸡场老板,假如我们想让鸡蛋增加得比母鸡增加量快几倍,剖开母鸡肚子直接取蛋是比较省力的办法。
    
    第二,政府的幸福可能建立在纳税人的痛苦上。在《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2006年中国排名第二,2007年中国排名第三。估计2008年大有希望夺得锦标,因为当年公布的是对上一年税负情况的评估。谁的痛苦?当然是纳税人的痛苦,不是政府的痛苦。中国税务官员说,《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并非国际公认,其娱乐性强于科学性,这完全可以理解,正在洞房里美滋滋的新郎官听到窗外的光棍汉荒腔走板地喊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也会觉得很娱乐。
    
    第三,在平等与效率勾兑的鸡尾酒里,平等的兰姆酒继续增加厚度。纳税人,特别是高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高收入的富裕阶层;理论上的税收受益者是需要救助和享受福利保障的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因此,税负减少,有利于储蓄和投资,也就是有利于效率;税负增加,有利于再分配,也就是有利于平等。
    
    第四,国家还有浮财可捞。中国税收增长率持续走高,并没有在实际上损害经济增长,可能是中国存在着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关联的税收源泉,比如高额的土地板块税收,主要不是来源于经济效率提高,而是来源于国家对土地的垄断和对普通购房者的转嫁;还有,突然繁荣的2007年股票市场所带来的大量印花税,也不是物质财富的突然增长带来的。这些都具有浮财性质,捞一把算一把。
    
    第五,月亮会上的,航空母舰会有的,但也将有更多的小“中南海”。税收大量增加,表明国力增强,雄心勃勃的登月计划有了资金保障,传说中在建造的航空母舰也不容易遇到资金链突然断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腰包也鼓了起来。2006年中,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政府震惊国人,它占地530亩,建了一个号称“世界第一区政府”的地方“白宫”,老百姓称为“小中南海”。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对税收使用的监控机制缺失,预示着将有更多的惠济式的政府官邸诞生。
    
    简言之,税收大幅度增加,不完全是坏事,也不完全是好事,让坏事减少,好事增加的一个办法是,公民既有纳税义务,也有代议权利。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者,人人有义务纳一口公粮;“谐”者,个个有权利表达自己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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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上以邮件方式发送的右派电子杂志,也有着评论员文章,拿着雪灾与垄断牵肠挂肚起来。
    
    雪灾,让我们反思
    
    本刊评论员
    
    2008年的一月,最牵动国人心理神经的是一场范围广泛的暴雪,仿佛电影《后天》的场景真实再现,华中华南许多省份暴雪成灾,天寒地冻,很多城市停水停电,急切等待回家过年的人们被堵在了路上,被堵在了火车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广州火车站,每天数十万人,挤压在有限的空间里,在煎熬中等待着回家的一线可能。!
    
    官方媒体急切的宣布,这是一场罕见的天灾,“1月10日以来,一场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袭击了我国南方,范围很广,持续时间很长,强度之大、灾害之重为历史罕见,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这次灾害是天灾,也是重大的自然灾害。”纯粹从气象报道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这些论断并没有太多分歧,的确这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持续时间之长,强度之大,为历史所罕见。
    
    这次暴雪在中国演绎的种种悲惨故事,足够让我们对大自然保持敬畏。这次雪灾暴露出来的制度性软肋,应该引发广泛的公共讨论,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反思。通过这种努力,才能形成问责压力,变革那些落后的制度安排。
    
    那些对公共事务有所思考的公民,可以列出下列加剧暴雪灾难的制度性弊端:
    
    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尤其是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的人为催生了许多人员流动,户籍制度抬高了家的门槛,使得无数人被迫在恶劣天气下踏上回家的道路。(请参看本期傅蔚刚先生相关文章)
    
    行政垄断---水电煤气等基础性行业的国家垄断,使得效率低下,危机反应失灵。同时民众失去选择权,除了这些垄断企业,没有其他选项。这次雪灾引发部分城市长时间断水断电,是这次灾难中最让人心酸的部分,当地公众应该通过法律程序向这些垄断企业索赔。
    
    公共管理体制――地方危机应变机制落后,部门和部门交叉重叠,决策机制混乱,地方和中央事权和财权的不合理划分等都是导致灾难恶化的原因。公共机构在开会,批示,指示,视察等环节上耗费了大堆时间,整个救灾体制一直要最高领导层介入,才开始逐步动员起来,一直到暴雪严寒肆虐数周之后的1月31日,国务院宣布成立国务院救灾中心。救灾机构繁多却造成机构集体失灵,以致需要再临时成立一个机构来领导救灾行动。这充分说明公共治理体制混乱到何种程度。而且,没有行政职务的政治局常委纷纷出面指挥救灾,直接干预行政,这使得本来就低效混乱的行政系统更加低效混乱。
    
    公民社会组织缺位---社会自发生长起来的力量无疑是最重要的救灾力量。而在这次雪灾过程中,我们看到公民社会自治能力的登台。尤其是在广州这个公民社会发育比较成熟的地方,很多公益人员,很多热心人士自发参与安置疏导人流,包括募集,分发食品,御寒衣物等等,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有关机构对公民组织的打压和控制,使得公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低,加上缺乏经验,因此这次救助行动中的功能无法充分展现出来。
    
    新闻自由――信息传递不及时,影响决策层的认知,使得危机处理机制没有及时启动。同时公众因为无法得到必要的信息,未能及时调整出行计划,使得问题恶化。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互联网,而依靠传统的下情上达的通道,这次灾难就更加不可想象。新闻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是有效应对灾难的重要保障。
    
    我们应当从这场雪灾中检讨和反省的制度因素。发现了病因,重要的是治疗,我们希望付出惨烈代价之后,会激发更多的制度改进的政治意愿,一些拖延多年的制度变革早该起步,哪怕是一小步。
    
    沉疴不治,灾难不止,中国社会已经经不起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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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让人感觉石破天惊的是,咱们亲爱的国有企业的老总却全然没有这份担忧。听听人家是这么说的“
    
    垄断代表了人民就不是“垄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文瑞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垄断不是贬义词,而应该看其代表了谁的利益。如果垄断体现了国家的利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垄断”。
    
    怎么样?现如今的中国,在认知上竟然存在着如此高度的错乱,这恐怕并非空穴来风吧。
    
    这模样的说辞,俺实在是懒得污言秽语地骂丫挺的啦。
    
    国内研究机构对于这中石油给出了路线图。
    
    【形势要点:中石油踏进银行业已接近最后落定】据悉,中石油重组珠海市商业银行一事已尘埃落定。中石油与珠海市有关部门于几天前正式就珠商行的财务重组达成协议,中石油将出资20亿元参股珠商行,成为该行的绝对控股股东,而珠海市政府同时将斥资约20亿元对珠商行历年不良资产进行冲销。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中石油集团参股重组珠商行,系中石油集团与珠海市政府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的附带条件。此前,中石油集团于10月20日与珠海市政府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国石油集团将与珠海市在炼油、销售、天然气、金融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其在生产领域的投资将超过100亿元。中石油旗下的财务公司——中油财务公司有关人士认为,在央企打造产融结合的大背景下,中石油集团参与收购重组珠商行一举显得“有理有据”。中石油染指银行业亦是为旗下金融资产构建平台。据了解,目前,中石油集团旗下拥有注册资本金30亿元的中油财务有限公司,并通过中油财务与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中意人寿,其注册基本金为19亿元,中油财务持有其50.00%的股份。凭借在石油领域绝对垄断权而获取的巨大利润和资金优势,中石油正在其他领域迅速扩张自己的地盘。这正是我们过去分析过的国有经济的合纵连横。(ACL)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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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人对中石油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态势忧心忡忡。许峥发来的内容。
    
    谁来制止“想涨就涨”
    
    中国加油站网的数据显示,南京地区、苏州、汽柴油的批发价格出现普涨的局面,中石油的批发价格也出现上涨,整体上供应持续偏紧。在国内商品物价普通上涨的时刻,石油巨头们早已不甘寂寞,蠢蠢欲动,他们两度联手向国家发改委申请成品油涨价,理由是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国内油价与国际严重脱轨,炼油企业普遍亏损。令人惊诧的是,在国家发改委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中石化、中石油的批发价格竞然擅自涨价,尽管石油涨价是区域性的。垄断企业这种“想涨就涨”的做法,并未把国家和消费者放在眼里。
    
    知晓成品油涨价申报环节的权威人士透露,每次涨价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和所属价格司都不会主动调整,而需要企业提出申请,然后依据申请开会研究决定涨与不涨。
    
    欧美一些国家,像地铁、邮政、公交这样的国有垄断企业,尽管也是常年亏损,但并不轻言涨价。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涨价,而是涨价听证会程序之复杂,成本监审牵扯之广泛,关注之热烈,都将是相当严格的和旷日持久的,到最后未必涨得成。如果涨价违规,轻者重罚,重者当事人要坐牢。
    
    反观国内一些垄断行业——电价:想涨就涨;票价:想涨就涨;水价:想涨就涨;邮资:想涨就涨……至于听证会,几乎要么是“涨价新闻发布会”,要么就根本不开。
    
    面对垄断企业对公众利益的损害,各级政府不能以“市场的事让市场解决”为借口袖手旁观。石油价格长期以来“跟涨不跟落”的怪状,早已表现出公众的无能为力。尽管石油行业面对的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但后者相对分散,是以众多个体来与垄断组织博弈。因此,相对于石油巨头们来说,消费者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可以肯定地讲,如果政府该出手时不出手,“想涨就涨”依然会上演;“想涨就涨”局面一旦形成,于国于民则百害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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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更是对垄断企业的倒行逆施冷嘲热讽。
    
    国有企业的利润幻象
    
    秋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兴奋地宣布,央企正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其实,这个繁荣期早就开始了。前3年,国有资产每年的利润平均增加1500亿元,上缴的税金每年增加1000亿元。去年央企利润达到6000亿元,今年预计到年底将接近1万亿元。
    
    国资委官员十分自豪,准备改写源于西方的经济学、创造中国的国有企业经济学了。国资委表示说:国有企业大量赢利的现象说明,无论什么所有制企业,只要遵循企业发展的规律,就可以办得很好。而规律又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出资人到位”——其实就是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之成立。
    
    这样的理论创新,确实可以令世人吃惊。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即其创造利润的能力,经济学早有定论:国有企业不可能有效率,不可能具备内在的利润创造能力。为什么?中外经济学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与理论推理,并提出过诸多理论,比如激励约束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在现实中,国有企业也无一不陷入低效率困境而难以自拔。所以,才会有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去国有化运动。如撒切尔夫人出售英国国有企业,法国改组国有企业,以至最新的日本对国有的邮政事业进行私有化。
    
    当然,经济学的结论未必能够说服各国政府放弃国有企业,事实上,各国也都保留着一些国有企业。但政府这样做的时候给出的理由通常是,保留国有企业可以保证公共品的普遍供应,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像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将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仅仅是为了打击他心目中的外国殖民者。从来没有人会拿效率、拿利润来论证保留国有企业的正当性。
    
    相对于普遍趋势,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点都不特殊。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全球同步,大量国有企业遭到无情淘汰。中国也保留了部分国有企业,却没有人认为那是因为这些国有企业赚钱能力超强。至于这些国有企业现在大赚其钱,丝毫也无损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结论的普遍性。
    
    简单而言,这些国有企业正好赶上了一个通货膨胀型繁荣期——专家们编造出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名目,但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国早就处于通货膨胀过程中,普遍的资产价格上涨、投资旺盛,就是典型的通货膨胀所促成的繁荣。在这一繁荣周期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中,能源、投资品等商品的价格最早开始上涨,上涨时间最长,上涨幅度也必然最大。而大量国有企业恰恰集中于这些领域,因而它们的利润出现了大幅度增加。
    
    举例说,在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周期中,任何人,只要能够数得清钱,随便开办一家石油公司,都可以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在当代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开办石油公司,政府用严密的法律和政策维护着几家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它们数钱数得手抽筋,一点也不奇怪。
    
    尽管这些钱在财务上被记入利润栏,但是,不会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相信,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民众、舆论也普遍不相信。近几年来,每当国资委自豪地宣告国有企业又创造多少利润的时候,从舆论那里得到的回应总是质疑、批评。中国人都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都知道,在正常的市场中,企业的利润归根到底只能由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每个浙江人、广东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利润需要以勤奋打拼、对利润的敏感、警觉及商业智慧为前提。而国有企业有可能发现具有这种能力的企业家吗?国有企业的治理机构有可能激励其积累、发挥这些能力吗?
    
    可以说,现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创造巨额利润,是一种侥幸,据此改写经济学,不过是自我娱乐而已。当然,侥幸挣钱也挺好,总比赔钱,让民众补贴要好。但管理层恐怕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侥幸结果不具有普遍意义。
    
    最可怕的事情是,管理层因此而错误地以为,短期事实证明了,国有企业永远具有赢利能力,甚至是超强的赢利能力,而继续采取偏离市场化转轨的政策,强化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样做必然会有两个严重后果:第一,经济结构将被日益强势的国有企业所扭曲,其他企业和民众为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利润付出巨大代价,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第二,一旦经济周期逆转,现在赚钱的垄断国有企业陷入亏损困境,公众又得掏出巨款为其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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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星斗认为,石油特别收益金应不应该为国家所有。
    
    石油特别收益金还利于民
    
     胡星斗
    
    近日,国家发改委表示,2006年国家已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450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征收410亿元,预计全年征收600亿元以上。石油特别收益金大部分用于对公益性行业和困难群体给予补贴,2006年补贴了210亿元,今年已补贴420亿元。
    
    2006年3月26日,国家开始对油价超过每桶40美元的国产原油超额收入征收20%~40%的石油特别收益金,俗称“暴利税”。此举意在还利于民,把某些国有资源、政策性垄断行业的利润归还全民。
    
    其实,世界上许多石油大国早就是这样做的。
    
    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曾经宣布,为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环保型能源的开发,政府将对石油公司收取更高的“盈利税”。此举使得英国财政收入年增23亿英镑,合300多亿人民币。
    
    委内瑞拉从2004年起实行石油国有化的政策,由此该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加58亿美元。石油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到了教育、医疗等项目。
    
    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也大多进了国库。2006年俄罗斯政府的石油税收达到1390亿美元。根据阿尔法银行的测算,俄罗斯乌拉尔油价在高于每桶25美元时,油价每提高1美元,需支付的出口关税就占其中的65%,加上其他税收,留给石油公司的收入增加部分只有11%。
    
    依靠石油的巨额收入,如今俄罗斯拥有高达3560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和黄金储备,还拥有1080亿美元的“稳定基金”。俄罗斯进而计划在“稳定基金”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未来基金”。
    
    石油给俄罗斯全体国民带来了财富和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从1999年至2006 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因素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200%。目前俄罗斯人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莫斯科最低生活标准线为每月5124卢布,约合人民币1700元。
    
    如今的俄罗斯除了完全免费或者几乎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水、电、暖气之外,政府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
    
    俄罗斯财政状况的转变,主要源于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为了改变窘困不堪的财政而对石油工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石油从为寡头牟利转变到为全体国民增进福祉。
    
    中国也开始这样做了。尽管20%~40%的石油特别收益金还没有把石油收益的大部分让全民分享。
    
    200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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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特别收益金更应该转化为制度化了的超额利润税,对于经济体的垄断所得进行制度性剥离。当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改变财富占有分布,也是如此剥离后公权力在公平正义领域的应有之义。
    
    高官撑央企遭狂轰
    
    垄断经营「背恶名」 高层收入「不算高」 2007年12月19日
    
    早前内地多个省市出现「油荒」,令在内地有最多加油站的中石油、中石化备受指摘,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则为这两家央企鸣不平,指它们「为国家做出贡献,却既背风险又背恶名。」李荣融此番言论随即引起网民强烈回应,被网民更指其「昧t茖}心讲话、一派胡言!」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称,李荣融这番讲话「并不适当」。
    
    《法制日报》昨日引述李荣融的话说,央企利润增长有部分价格增长因素,主要从加强管理和提高技术上「抠」(节省)出来的,比如中石化有千多项专利,若不提高技术跟国外炼油厂一样早挡不住了。
    
    指港深油价相差两倍
    
    他并列出一份本月16至17日港深两地油价单,指两地差价为两倍,在地方炼油厂停产时,中石油、中石化稳定油价、保障供应,为国家做出贡献,却既背风险又背恶名,「我为他们鸣不平」。
    
    对于李荣融这番话,有网民在新浪网反驳称,香港油价包含养路费、车辆购置附加税、车船使用税等,「应同时比较两地油价及油费支出占人均月收入比例。」而易宪容在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李荣融对央企高利润原因分析并不正确,像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首先属于垄断性经营,无偿占用大量资源;其次由在市场经营中由国家承担风险,其高利润并非靠自身努力、提高效力所得。
    
    百万年薪仅收入一部分
    
    另外,李荣融也谈到央企高管收入问题。他指有人猜测中建公司总经理孙文杰年薪200万、400万,但他实际只有40万元(税前),目前央企负责人最高年薪是118万元(税前)。对此,易宪容指出,对外公布的央企高管薪金只是其总收入一小部分,因为这些人其实还有非职务性收入、非现金性收入及各种隐性收入等。而央企负责人日常开销中不但自身受益还惠及家属,例如衣食住行及交际娱乐全数报销,仅这一项就是数目不菲。
    
    一名自称石油工人的东北网民表示,「我们经理(处级)一年都快50万了,要是总经理(部级)可以拿多少呢?请李主任把自己年收入说说。」
    
    有网民更称,「陈同海(前中石化董事长)炼油技术没提高,『练情妇』的水平天天提高;前药监局长(郑筱萸)每月几千块却能经常打高尔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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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奕嘉
    
    2008年1月15日 15:15
    
    近期网文共享
    
    反对补贴石油垄断巨头--叶檀ZZ
    
    2008-1-8每日经济新闻
    
    据报载,中国最赚钱的两家企业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有关人士表示,公司正在向政府汇报政策性亏损的实际情况。中央财政在前年和去年两次出台补贴政策,中国石化分别得到一次性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
    
    对于中石化的连续补贴,可以看作是政府为控制通胀不愿提升成品油价格的妥协,实际上是由全体纳税人每人出了十几块钱,结了一笔糊涂帐。
    
    给中石化补贴是错误的,既无益于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也不能使中石化的生产效率得到正向的激励,惟一的好处是在中石化与成品油消费者之间和了一把稀泥,矛盾不至于那么尖锐。对石油巨头而言,此次补贴似乎并非志在必得,而是视为展示牺牲姿态的机会。
    
    补贴不是绝对不可行,要看为什么补,怎么补?在个别不能实行市场定价的行业,一旦出现亏损则由政府承担补贴。补贴有两种方式,补供方与补需方。现在政府在两头出钱,由中央财政出钱补贴中石化这样的供应方,由地方政府出钱补贴农用油与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薄弱行业与公共行业的需求方。
    
    但是补贴必须遵循三大原则。
    
    第一,对于某个行业与某个企业的补贴必须有足够的成本收益理由,给享有垄断溢价的中石化与中石油补贴理由不充分,无法得到纳税人的普遍赞同。
    
    比如发达国家政府动用公共财政补贴农业,原因是农业竞争力总体不如工业,如果不对农业进行补贴,政府就必须花高价进口粮食,同时还必须将所有的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肩负起来,最终付出一点也不比补贴所花的钱少,并且还不能得到食品安全。
    
    第二,补贴属于动用公共财政,是全体纳税人承担了成本,应实行信息公开透明原则,不仅对于补贴数额,而且补贴之前有必要对于该行业的赢亏得失情况作出详尽的公开说明。
    
    目前争论最大之处在于,这两个企业到底是亏了还是没亏。两大石油巨头给出的理由是承担了炼油板块亏损与数十万吨成品油进口的亏损。反对者质疑的是,作为上下游产业链打通的垄断巨头,炼油板块与勘探生产板块是否应该截然分开?按照上下游财务合计来看,这两家企业是当之无愧的赢利企业:中石油2006年净利润1422亿元,中石化是539亿元,但中石化2005年、2006年炼油亏损均达到100亿元,2007年预估在炼油损失在80亿元左右。两家企业尤其是中石油,炼油亏损期就是原油价格上升期,两个板块收益此消彼涨,取得平衡。如2007年上半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挫,中石勘探及生产的营业利润减少280亿。而炼油和销售板块却扭亏为盈,从去年同期亏损138多亿到盈利39亿。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油价上涨,在进口增加的同时,石油巨头也有足够的动力维持旺盛的出口势头。
    
    不仅如此,即便是炼油板块也非全部亏损。今年处于化工行业的景气周期,中石化作为全国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商和分销商,乙烯的生产能力达到616万吨,是化工行业景气周期的最大受益者。只强调垄断巨头的牺牲精神,而对于其他板块的赢利能力以及成本的增加只字不提,这种选择性信息,会让纳税人的口袋遭到间接盘剥。
    
    第三,补贴应有助于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如越南对于国营石油进口单位进行燃料油补贴,最终是为了放开油源管制,分阶段进行市场机制改革。
    
    我国油源迟迟不放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有些讽刺,保障的结果是近些年几乎年年油荒,珠三角、中原地带排队加油的盛况空前。以至于有人抱怨,与其无油可加,倒不如放开油源放开价格,让民资与外资也参与竞争,这样既保障了油源,也能使真实的市场价格浮出水面。否则我们将只看到喋喋不休的牺牲者,而永远无法指认真正的垄断获益者。
    
    涨价、补贴而无竞争与税负激励机制,对于石油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利。仅举一例,上半年,中石油经营支出增加了三成多,其中,雇员酬金成本增长三成二,从去年同期的170亿元增加到224亿元。企业用工成本大幅提升,上到管理者下到普通投资者却无从置喙,到了年初还得面临补贴要求,无论用公益企业还是用市场化企业的标准衡量,中石油的做法都溢出了游戏规则的边界之外。
    
    补贴垄断石油巨头一无助于建立市场机制培养石油巨头的竞争,二不会让公共财政体系更透明,三不会让石油巨头产生感恩之心,四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周期性油荒,五无法缓解中国的能源紧张状况,对于公共财政、能源安全与市场秩序负面影响极大,补贴给最赚钱的企业——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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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对于垄断权的争夺,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早就是明火执仗了。
    
    【形势要点:为垄断猪肉配送权而动枪意味着什么?】百物腾贵,为垄断猪肉配送权有歹徒竟动用真枪实弹!近日,广州东圃综合市场一名新代宰商带人前往天河牲畜交易市场提取生猪及“肉票”(指《畜产品检验合格证》,用以证明所售猪肉为安全产品)时,遭到三十多名持刀、枪的歹徒围殴恐吓,强索“肉票”,双方混战,歹徒掏枪对天开枪,随后上车逃窜。警方当场拘捕1人,10人受伤。据透露,被袭的新代宰商月前也曾遭人伏击,怀疑今次事件与生意纠纷有关。一名不透露姓名的肉贩透露,今年9月,旧代宰商擅自提高价格,导致市场内的肉贩罢市抗议。罢市停止后,旧代宰商又不惜以本伤人,在档口展开价格战。经旧代宰商受理的猪肉档口价格一度降到每斤7.5元,每天贱卖十几头猪之多。不过,持续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因生意亏本支持不下去,恢复到每斤猪肉8元以上的价格。同时,新旧代宰商之间的冲突亦时常发生,自邹先生接管46家肉档的代宰权后,被伏击、抢“肉票”便接踵而至。和重庆抢购打折食品油而发生践踏并致死人命一样,这一事件也是物价上涨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一个写照。(BCL)返回目录
    
    被现如今中国右派们不厌其烦地引用的哈耶克对于垄断,就有着嫉恶如仇势不两立的态度。
    
    “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文明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文明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眼,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只要不同意见不受压制,总会有人站出来怀疑和探究那些支配着同时代人思想的观点,并以新的观点投入到辩论和宣传中,去经受考验。”“认为人类心灵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观点是混乱的……当我们试图控制它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为它套上枷锁,并迟早会引致思维的呆滞与推力能力的衰退。”(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中译本序)
    
    实际上,中国的官方媒体一直在对垄断所造成的弊病大都不是。2006年有媒体指出,政府通过垄断资源所获取的利润实质上是“行政垄断市场权力的租金”,而为权力租金支付成本的则是国民大众。尤其是当每年数以千万亿元计的垄断利润并未形成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而是变成政府与利益集团的消费时,国民经济的“增长”就衍变为全体国民为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打工”的虚幻数字。
    
    还是在2006年,媒体报道,垄断行业包揽企业年金。企业年金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发改委近日公布报告称,我国企业年金从2000年191亿元增长到2005年底的680亿元,增长了256%。但覆盖范围较小,绝大多数都是垄断企业。报告显示,2004年企业年金基金积累超亿元的行业全部集中在电力、石化、石油和电信等行业。
    
    不仅如此,垄断更是给形势日益严峻的就业带来的祸害。许峥发来的内容。
    
    七大“拦路虎”加剧就业矛盾
    
    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突出的社会问题形成鲜明对比。中国GDP总量即将超过德国的同时,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企业改制所引起的减员增效、因农村科技进步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大学生在长期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出现紧张状态,致使广大城乡居民生活稳定性减弱,收入预期不乐观,内需难以启动。可以说,失业已成为当前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所长贾品荣文章指出,目前民营企业发展遭遇障碍,就业岗位不充足,创业中存在七大“拦路虎”,这些都加剧了就业矛盾。
    
    创业遭遇七大“拦路虎”。产权制度缺失。在中国,长期以来,产权的主体、地位、界限、获取与转让,不是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在操作,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政策在运行。产权制度的缺失,是创业的第一障碍,抑制了人们的积极性。行政垄断。中国的行政性垄断,不光指实业垄断、金融垄断,还包括中介机构垄断。在中国,中介机构是不能随便办的,只能政府审批。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由政府负责审批和管理。本来,这些机构是最公正的,由于是政府管理、审批它,结果公正难保。
    
    市场准入限制民营。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必然抑制创业活动。中国金融业至今没有向民间资本开放,没有建立起非国有经济的投融资机制。在非金融领域,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外资有62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一半,为41种。行政成本高。注册资金的要求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业壁垒之一。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要求的公司注册金高,那么,有创业理念但无资金的人就不能进入创业者行列。融资不便利。充足的资金是创业活动的前提。据世界银行对中国私人企业融资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400家私人企业中,大约80%的企业认为融资难是它们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正是由于融资上存在巨大的瓶颈,相当一部分中小私人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后,不再做大,不再扩大投资,不再增人增设备,维持“微型化”。
    
    税负偏高。有研究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税费总额已占到GDP的1/4。在证券交易税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为单向征收,仅澳大利亚、中国两个国家,为双向收取证券交易税,中国是全球收取证券交易印花税最高的国家。中国税负偏高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企业家精神不足。企业家精神中最重要的是创造力、创新能力、灵活性——这三点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是缺乏的。在中国,如果你有一千万元资产,工商要查,税务要问,邻里要骂,直到你的企业被各个利益集团均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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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不算完。2006年媒体揭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王建明10月24日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届年会上说,中国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和部门。资料显示,电力、通讯、公用事业、交通、教育、金融等部门和行业,由于掌握着管理处罚、资金信贷、审批调配、工程发包、质量监督等权力,成为滋生腐败犯罪的高发区。2005年,反贪污贿赂总局确定的六个重点领域和行业中,侦破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约占全部案件的四分之一。
    
    就此,官方媒体几乎众口一词。
    
    广州日报 率先破除关乎民生的垄断。垄断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领域成为今年代表委员进行一致讨伐的对象是在意料之中,但问题不是一蹴而就便能轻易解决的,从关乎民生的垄断入手,或许是一个既有利于解决民生难题,又易于逐个破解垄断铁幕的不错选择。
    
    中国青年报:不专业的公众如何应对专业的涨价。一种商品的成本和价格,没有经历市场竞争的洗礼,就不可能真正合理。要是不信,看看民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的廉价机票,就能知道竞争带来的好处。因此,拿不专业应对专业,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打破行业垄断,松权放手促进竞争。
    
    新京报:央企为什么这样“红”?一些国企利润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与民争利”的基础上,国企利润暴增会加深公众“为垄断巨头打工”的相对剥夺感。只要市场主体不能自由参与竞争,“增长势头压不住”的央企利润就不值得骄傲与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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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衙门却对垄断视而不见。崔之元发来的内容。
    
    Cui Zhiyuan
    
    2007年9月9日 17:06
    
    Fw: 商务部报告称中国没有行业真正被外资垄断
    
    商务部报告称中国没有行业真正被外资垄断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08日20:29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厦门九月八日电(记者 俞岚)中国商务部八日在厦门发布二00七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真正的垄断企业还多是国有企业。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在报告一文中指出,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一些人说某领域被外资“垄断”了,其理由是这个行业各个外资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达到很大的比重。
    
    他认为,这种判断有两点失误。一是同一行业内的外资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不应将一个行业所有的外资企业加在一起作为一个市场主体来判断。二是市场份额集中是垄断的条件,但不等于垄断。判断是否垄断主要看这个企业是否运用其优势地位限制竞争。从现有调查看,有少数行业的确存在某个外资企业市场份额集中度高的情况,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垄断。且从目前看,一个外资企业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对中国某个产业的垄断。
    
    文章指出,现在真正的垄断企业还多是国有企业。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大,绝大多数行业应该允许外资、民营企业进入,这样对中国的产业安全最有利。
    
    其表示,不能把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困难就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这样做往往会使某些企业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名行企业保护之实。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在报告另一文中指出,中国要适应全球趋势,吸引跨国并购投资,但要引导和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注意防止垄断、确保国家对重要战略产业的控制力、完善并购价格决定机制、加强监管等问题。未来外资并购案例在中国将继续增加。
    
    报告数据显示,二00六年,中国以并购方式新设外商投资企业一千二百七十四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十四点一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百分之三点一和百分之二点二。
    
    从全球看,收购兼并已经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方式,过去十余年占跨国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
    
    嘿嘿。
    
    商务部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权力部门,有着如此说辞,倒是不新鲜。这也反映出,衙门各自为政的现实。所以,别跟咱们说什么抽象而空洞的国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实际上,有的仅仅是具体行政部门的团体利益,再往后,就是部门领导人的个人利益。
    
    崔之元发来的另外一则消息,则对上面这条内容给予了注解。
    
    Cui Zhiyuan
    
    2007年9月9日 17:27
    
    Fw: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是个“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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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件人: WSG
    
    发送时间: 2007-09-06 09:34:56
    
    收件人:
    
    抄送:
    
    主题: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是个“黑箱”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是个“黑箱”
    
    梁志坚 
    
    有专家指出,技术控制尤其是核心技术的控制仍然是跨国公司制胜的秘密武器。跨国研发机构凭借其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的优势,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自主创新形成很大压力和挑战。
    
     用意不在“研发”
    
    如果有人说,一些在华的跨国研发中心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高新技术的科研机构。人们肯定不会相信。
    
    但如果走进这些跨国公司母国的研发中心,就会感受到明显的不同。
    
    一位参观过博世德国研发中心,也参观过博世中国研发中心的人士这样感慨:“进去一看就知道,不仅是规模、设施的问题,而是它们根本没有打算在中国进行原始创新。”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其主要成果是别克内饰改进、推出鲲鹏等概念车以及包括君威在内的数款引进车型的改进。其未来的计划也仅是“尽快形成内饰、外饰设计能力,动力总成标定、底盘调整的核心能力”。
    
    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资中,有52%是投入到应用研究方面,只有33%投入到开发活动中。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却是相反。
    
    在很多外资研发中心里,研究和开发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门,职能和规模也相差很大。这一点在IT跨国研发机构中表现更为突出。
    
    IBM中国研究中心,是IBM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首家研究中心,但上千人的研发队伍,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新技术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本地化和项目开发。这一点可以从每年IBM的技术专利中看到,几乎90%以上的技术专利都是出自IBM在美国的研发中心,而中国的研发中心则连1%都不到。
    
    松下研发中心人士也曾公开表示,基础性研究机构多设在日本本土。例如,松下研发公司承担的聋哑儿童学习系统已经有了成熟的日文版,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中文化。
    
    在西门子的研发体系中,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研发中心主要承担了基础性研究的工作,为西门子探索可能出现的新技术;在德国的5个研发中心,则是把这些技术变成现实,支持14个业务集团;而中国的研发中心则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开发,验证这些技术成果的可行性,再反馈给其他的研发中心。
    
    “跨国研发机构在中国所解决的往往就是产品中国化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王俊峰副所长对《环球财经》记者说。
    
    中国软件企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说,国外研发中心的研发重点基本上是本地化。他们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占领中国市场,更基础、更核心的很多技术实际上没有带来。
    
    “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活动具有非常明显的研究指向。”王俊峰认为,大多数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都主要是用于进行技术的本地化研究,原创性开发和创新性研究的比较少。即使有一些高层次的研发,也主要是为其在华企业加强技术垄断优势,并借以谋取垄断利润服务。
    
    “在华跨国研发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是全方位收集情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滕飞博士向《环球财经》记者介绍说,这种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世界各国在美国设立的研发机构最多,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得最新经济情报,跟踪和获取技术成果。
    
    很多跨国研发机构都设有公关部,其背景都相当复杂,有些甚至挖来政府官员担任重要职务。“在华跨国研发机构一个很大的战略目标是影响政策。”王俊峰向《环球财经》记者解释说。
    
     严防技术溢出
    
    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不少人曾乐观地认为这是从产品到技术的输入。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除了争夺市场以外,研发中心大举进入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控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其技术垄断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说,外资企业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培植自己的竞争者。相反,会牢牢地控制住研发活动。王俊峰认为,“市场换资本、换技术的策略事实上并没有起到相应作用。”
    
    商务部调查显示,有46%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建立独资的研发中心,其首要原因就在于技术控制。
    
    “通过独资形式来投资,跨国公司可以自主管理,保护知识产权,根据市场情况及总公司战略决策来调整生产与研发方向。”王俊峰介绍说,即便是采取合资的形式,外方也注重控股权,或把中方的相关机构置于附属地位,封堵在华技术扩散渠道。
    
    “很多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成立知识产权部,设立知识产权专员,对其在华知识产权活动进行科学化管理。”滕飞博士向《环球财经》记者介绍说。如摩托罗拉在北京成立了大中华知识产权部,IBM和西门子公司也相继成立了知识产权管理部。
    
    滕飞向《环球财经》记者介绍说,跨国研发机构在华签署的技术合同大多以母公司的名义,在中国的研发成果也返回母公司,由母公司在境外申请专利,其技术转移主要在母、子公司和全球研发网络内部循环流动。最终的专利和技术成果体现在境外。一般在40个月后才会在中国申请专利,而此时,此项成果已经在境外产业化了,跟随技术而来的,是成熟的产品。
    
    “中国是片肥沃的土壤,而在这片土壤上结出的果实却被跨国公司总部摘走了,中国的研发人员、科研院所都成了高级打工仔。”滕飞感叹说。
    
     抑制本土创新能力
    
    跨国研发中心的强势进入,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短兵相接式的竞争态势。
    
    目前中国技术发展对外依赖性很大,新的先进技术产品,尤其是其关键元器件,严重依赖于进口,处于不断模仿创新的状况,在全球产业链合作中处于低端地位。
    
    同时,多数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过程中,没有通过引进、消化、创新把这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加深了中国相关产业各环节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
    
    例如中国汽车合资已20年,几大国家重点企业依然没有生产出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品牌的轿车,反而是近年兴起的体制外的民营企业艰难的自主开发生产。
    
    “跨国公司往往将最新技术在内部循环,而把较陈旧的技术转让给合资公司或当地公司,有的合资公司将原有中方企业的研发机构合并或取消,削弱了中方的自主研发。”滕飞如是说。
    
    由于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而导致的利润低下,又会影响其在研发领域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影响基础研究的投入,这又会进一步导致国内企业技术后劲的不足,从而在将来的研发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跨国研发机构还可能以其较强的竞争力,夺取中国公开招标的研究课题,许多中国公共财政投入产生的成果可能被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低成本利用,造成了技术的逆向扩散,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性。
    
     人才“境内流失”
    
    人才是创新之本,人才“境内流失”犹如釜底抽薪。
    
    前些年,中国科技人才大量流出海外,一度引起各界高度重视。随着大量跨国在华研发机构的设立,人才表面上开始出现回流,但当前也出现人才在国内流向跨国研发机构的倾向。
    
    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说,国外厂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是一把“双刃剑”,带来技术和新的研发,同时导致了研发人才流失。他建议,国家应该注意这些国外厂商同时带来的新一轮研发人才的竞争,加大对本土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扶持。
    
    目前跨国研发中心奉行的战略是人才本地化,也就是说,支撑这些研发中心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技人才。除负责人和少量高级研究人员来自国外,绝大多数研发人员都在国内招聘,且以硕士、博士为主。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本土化的研发人员超过95%。杜邦高层告诉《环球财经》记者,杜邦中国所有的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全部是华人。
    
    跨国研发机构提供了比国内机构优越得多的待遇、设备、工作条件和环境,吸引了大批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骨干。有关统计表明,国内人才“最优秀”中的40%、“优秀”中的45.7%都流向了三资企业。
    
    中国众多的优质廉价的科技人才和良好的科研设施为跨国公司实现研发的当地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以IT业为例,有数据表明,中国的IT产业从业人员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9,印度IT人才的使用成本也是中国的2倍。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高级IT人才即已成为重点争夺对象。资料显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分别有82%和76%去了美国,这部分高端人才,即便是回流,也多数进入在华的跨国研发机构。
    
    据知情人士介绍,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需要大量汽车研发工程师,其中汽车标定工程师,目前国内仅清华大学有该专业。每年校园招聘季节,德尔福都会赶在第一时间北上“抢人”。
    
    跨国研发机构还向中国科研院所、企业挖掘人才,由于在中国特有的体制下,大部分研发机构是国有的,产权不明晰,产权保护意识不强,至使中国的研究积累、公共财政投入产生的成果,甚至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保密技术也随着被挖走人员带给了跨国公司。从而形成了逆向技术扩散,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性,甚至对国家科技安全构成威胁。
    
    “几年前,中国仅仅是世界的制造中心,跨国公司掌握的是中国人的手。而跨国研发中心大举进入,实际上是要掌握中国人的创造力。”有专家感叹说。
    
     中国高校成了“帮办”
    
    日前,通用汽车等四家全球500强公司,在同济大学设立PACE(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与工程教育推进伙伴计划)中心,向后者提供超过4.7亿美元的硬件设备和相关培训。
    
    早在1994年通用汽车就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通用汽车-清华大学技术研究所”,1998年通用汽车又与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通用汽车-上海交大技术研究院”。
    
    不仅是通用汽车积极与中国高校合作。IBM把中国的研究开发总机构命名为中国大学合作部。从1995年,IBM开始陆续与55个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宝洁公司与清华大学共同创建全球第19个大型科研中心。
    
    大多数中国高校的研究经费不足,是进行技术研发面临的主要困难。高校纷纷与跨国公司进行项目合作,获得经费。其隐患也日益显现。
    
    有研究表明,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高校产生不利影响,例如高校已有或通过合作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被跨国公司低价占有,研究人员从本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向外资研发机构的流动等问题。
    
    由于合作的经费主要来自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往往掌握主动权,研发出来的技术或者专利,最终都归外资研发机构及其母公司所有。
    
    滕飞认为,高校和企业的技术合作必须坚持“在开放中自主”的原则,高校不能沦为跨国公司的附庸。
    
    “近年来,中国高校逐步开始考虑自身利益的长远保证和知识产权的维护,开始有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滕飞说,“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已经警觉起来,开始主动争知识产权了。”
    
    《环球财经》在调研中发现,在合作研发过程中,很多高校明确要求与跨国公司共同享有知识产权。
    
    目前,研发成果的产权的归属绝大部分也确实由合作双方共享产权,但往往会签署“未经对方允许,不得转让第三方”等附加条款。
    
    “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中国的研发主体是科研院所,而跨国公司是企业,企业可以直接把研发成果产业化,而中国高校只有通过技术转让才能获益,‘未经对方允许,不得转让第三方’这样貌似公平的条款下,中国高校是难以获得知识产权带来的持续收益的。”滕飞向《环球财经》记者揭破了其中的假象。
    
    目前,几乎所有中国重点高校都设有外资参与的奖学金,其中很多受到外资企业左右,并影响到毕业生的分配。来自商务部网站的信息,在清华大学近100种奖学金中,外资公司出资的占了一半,且数额巨大;北京大学的每年400多万的奖学金中,外资占了300多万元。
    
    部分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开始深入到中国大学教材的制订上,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出资参与中国高校精品课程。
    
    专家分析,这会不会潜移默化地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改变教育方针?值得探讨。
    
     利弊权衡
    
    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说,权衡起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增多并不是什么坏事。从环境影响等方面考量,“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研究机构总比大规模建加工厂好,高端环节过来总比低端过来强”。
    
    倪光南院士举了几个例子,他认为影响比较好的除了SAP中国研究院外,还有INTEL中国研究机构在开源软件研究方面的努力;以及SUN中国研究院围绕JAVA做的工作,也是做开源软件研究的,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
    
    事实上,部分大型跨国公司的在华研究机构有很多具有公益性的研究项目,比如对开源软件的支持。“全世界的大型跨国公司除了微软之外都在支持开源软件”,以抵制微软在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方面的垄断,而这种公益性很强的工作很多跨国公司的中国研究机构都在做。
    
    因此,对于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的评价,要看其“工作是公益性多还是私利性多”,倪光南院士对《环球财经》记者分析。所谓“私利”,倪光南院士更多的是指其是否服务于跨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目的。
    
    即使对于微软在华的研发机构“微软亚洲研究院”,倪光南也没有完全排斥,“微软(亚洲研究院),一部分是搞本地化的,为其产品服务,增强其竞争力;而搞基础研究的,看不出有什么坏处。”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就具体的研发机构定量地说才行。
    
    “打着研发旗号搞别的东西的也有可能,需要我们的有关部门警惕”,倪光南院士对《环球财经》记者说,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的大规模增多“对中国有利有弊,如何趋利避害,主管部门需要清楚这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肯定是对他们自己更有利,因此我们没必要去感谢他。”
    
    SAP中国研究院院长芮祥麟博士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增多对中国的影响,“要看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机构在整个研发流程中所占的角色,我们知道目前大多数的都只是将生产的部分搬到了中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好的。对于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是不利的”。
    
    “但是总还是有很多像SAP这样的外资企业愿意将最核心的技术、最先进的研发理念和管理机制拿到中国来。”芮祥麟博士继续说,“这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应该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补白:跨国研发机构蜂拥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司司长奥滕日前在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和最具吸引力的研发投资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对全球跨国公司开展的调查显示,最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的国家排名依次为:美国、英国、中国、法国、日本及印度。
    
    博思艾伦的报告显示,2000年至2005年间,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印度的研发投资增长了17%,在日本的增幅为3.8%,在欧洲增幅为5.2%。未来3年内跨国公司设立的3/4以上研发中心将落户中国和印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此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逐年增多,2001年以后增加较快。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俊峰博士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接近一千家。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之一。不但数量快速增加,现有研发中心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在全球研发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出于节约研发经费、利用中国人才资源的考虑,将研发基地投向中国,己成为跨国公司必然选择。
    
    研发中心的迁移热潮的背后是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重新认识和定位,随着中国的战略地位的提升,这些跨国公司开始急切地在中国建立起从研发、制造到销售的一条完整的价值链,从而建立起更具有优势的竞争地位。
    
    跨国研发机构对华转移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计算机、通讯、电子、化工、汽车、生物和新材料等行业上。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国外发达市场上的饱和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石油、建材等传统产业和技术密集程度并不高的一般产业,跨国公司也在建立技术研发机构。
    
    从区域看,北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多以IT业为主,其中尤以美国公司居多。化工、汽车、医药行业是上海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主力,比重超过50%,其中欧洲公司占50%。广州、深圳则以通信领域为主。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大多采取独资形式,少数与中国大学或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
    
    专家认为,跨国研发机构对华转移目的是适应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将在华研发视为全球研发网络的节点,充分利用全球研发资源,实现研发的全球一体化。
    
    (《环球视野》刊摘)
    
    ……………………
    
    嘎嘎。
    
    林林总总,给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的垄断做了画像。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
    
    [email protected]*****
    
    2008年1月19日 16:41
    
    谁写的,真牛啊
    
    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抢钱时代(上)――大壳帽与抢钱
    
    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抢钱的时代,而且是武装抢钱。
    
    今天中国的城乡,大壳帽、红袖章、身着执法象征制服公务员、准公务员四处味??0病⑿?堋⒘?浪娲?杉??BR>
    
    老百姓的吃、穿、住、行、通讯、娱乐,企业的生产、销售、财务、人员、设备等方方面面,面对的具有执法权力的机构、部门越来越多。
    
    如果你有自己的房产,那么要恭喜你,你将成为被抢的对象。如果你的房产地处黄金地段,又被奸商和贪官钉上了,你要做好家破人亡的准备。而且如果因此自杀,也仍然会触犯刑律、被判入狱。
    
    中国的许多地区,甚至在首都北京,在征地、拆迁现场,经常可以看到公、检、法的身影。警察本应代表正义、公平与秩序来行使公权力,可是在如今的中国大陆,警察却时常现场参与对个人财产的破坏与掠夺―――强制拆迁,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历朝历代也没有出现过皇帝命令军队为富豪强拆子民房产的记录。
    
    如果你有一辆车,那恭喜你,你已经成为多个具有执法权力政府行政部门“关注”的对象,当然“关注”的是如何从你身上抢得财富。这其中包括养路费征稽部门、强制保险机构、汽车检验机构、一年一度的车般使用税、以及道路行驶管理部门、公路过路费……。这些部门的背后站立的又是“可爱的”人民警察。
    
    被公众指责为违法的养路费,由于部门利益,十年来一直在准备“适时推出”取消,可年复一年,遥遥无期。尽管养路费使用时常在媒体上曝出丑闻,可公路管理部门仍在力争上路扣车的执法权力。
    
    交强险保险本可视为商业险,可在大陆又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有的有车族必须购买,而且由警察来实时监管,未购买者重罚。既然是强制购买,何不称之为强制车辆税更贴切,因为税收需要暴力机关保驾。2007年年终结算,民间算法有400亿的盈余,可是保监会却说亏损39亿,想必其中对执法部门需要支付相当的辛苦费。
    
    不仅如此,车船使用税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税种,这次也要与交强险同步执行,实际上是由交警监督缴纳。
    
    其它如过路费(全球2/3的收费公路都集中在中国)、交通违规处罚………名目繁多。2007年仅交通警一个部门对全国车辆的罚款就达127亿。
    
    ……………..
    
    响应江泽民与时俱进的号召,今天大陆的抢钱方式出现如下新的特点
    
    手段先进yy
    
    多部门协同化、电子化,让你无处可逃。企业的增值税、种种年检、认证等都已经电子化。目的是要在多个环节、由多个部门对企业和个人进行全方位的管制。有报道说北京养路费征稽已经与银行联锁,成为个人征信的依据。使这项违法收费公开加入个人的信用评价体系中。
    
    由于电子化yy
    
    北京的交通警察大概是全世界创收效率最高的。2005年在环路采用电子眼监控,当年就取得开门红,警方士气大振,在物质犒赏战斗在罚款一线众将士的同时,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在北京的环路和主要道路上设置的电子眼达到无缝的水平,在任何地段、任何时间都可以监测到违章,让你无处要逃。随之而来的是停车场的管理员、交通协管员群起效仿。
    
    态度无赖yy
    
    由于背靠专政机关,抢钱机构完全摆出不讲理的态度。已经抢的不会归还,已有的收费能延长就延长。当年5000元一部的电话初装费,取消之后对以前缴的人没有任何交待。如今的机场建设、养路费、公路收费,手机双向收费等,都是依靠权力机关的强势和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能骗就骗,能抢就抢。当骗局被戳穿无法回避时,就由政府权力机关出面,将过去的欠帐一笔抹过。如京石高速,首都机场高速已经收回全部投资,也超过规定的收费期,却由有关部门出面规定费用征收延期,不做任何理由的说明。无赖的嘴脸暴露无遗。
    
    目标明确yy
    
    现今社会普通就业者、中小企业被视为唐僧肉。占有行政资源的权贵,常以检查、考试、审批、考核、培训、认证、考级、换证等形式对中小企业、个体商户、求职者敲榨。而这些没有行政级别的中小企业、个体商户与众多的求职者,,由于希望能够正当经营或者有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只能任人宰割,接受各种考评、认证、审批、检查、考试。
    
       一个企业、商户要正当的生存,要在公开的场所正当经营,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除了公开的各种税费之外,存在大量隐性的费用。如果商家不付出代价,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执法查检,面临的可能是更多的罚款。为此,中小企业、个体商户常常在合法与不合法的成本计算之间,进行着痛苦的两难选择。从江朱上台到目前,民营企业、小商户的数量已经大大缩水,可能就是选择之后的结果。
    
    有时抢钱已经发展到非常荒唐的地步。河南某市因为馒头卖得好,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就成立了馒头办,统辖市内的馒头事宜。新年伊始,国家有关部门颁布实施馒头生产的国家标准,北京将实行早餐的行业标准。以后馒头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早餐经营不符合标准,面临的是罚款。如今中国经济活动中这种关卡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每项规则、规定、标准的背后都隐藏着不断膨胀的部门利益。
    
    部门增多yy
    
    目前,中国的行政部门与垄断寡头的抢钱机制已经完全被激活,已经由原来单一行政系统照章执行,发展到目前所有拥有行政资源的机构都在创造条件、制造规则抢钱。呈现群魔乱舞,百家争鸣的景象,而且搭车抢钱的机构、部门有增无减。
    
    企业的年检最典型。企业每年面临税务年检、工商年检、法人代码年检、行业年检、统计年检,以及不定期的检查,如劳动法检查、卫生检查、安全、消防……..。稍有问题,即要停产、封存、罚款。为此企业疲于应付,付出了国外企业无法想象的精力与隐性支出,而且加入抢钱行列的机构越来越多。甚至出版社、残疾部门也加入其中。
    
    如果企业不购买税务局、工商局指定的书刊,如果企业不吸纳残疾人或者缴纳相关费用,就要面临年检不合格,随之而来的是工商(大壳帽)查、税务查,如果抗争,警察介入….。
    
    具有行政色彩的垄断寡头企业,石油、能源、矿产、通讯、媒体、银行等官办企业,改革了多年非但没有实现企业化,反而与权力部门沆瀣一气加入抢钱行列。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的燃油价格与国外相差无几,可国外的价格包括了燃油税,很少的收费公路;中国移动、联通垄断的话费比国外要高,并创造出漫游等实际成本基本为零的收费;银行跨行收费比国外名目还多。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疗行业、传道授业、为人师表的教育部门在江泽民、朱镕基执政期怂恿下,也加入了抢钱的行业。
    
    过程暴力yy
    
    执法部门暴力执法已经不是新闻。公检法系统中曝出的在押期间非正常死亡、执法过当的报道时有发生。即使对人类的朋友小狗,了采用暴力执法的方式。因为对养狗的管理可以为警方带来不蜚的收益。以北京为例,每年对养狗的收费可以达到十几亿以上。为了保障狗户口的收益,北京警方有专人负责,并定期组织警力扫荡。对收缴的无户口狗及流浪狗处理却看不出有资金的支持与人道精神。而对养狗人稍有组织的反对,立刻坚决镇压。
    
    各部门争取执法权、扩大执法权的目的是可以用强制力实现部门的意志。税务稽查大队、养路费稽查部门、工商执法大队、消防稽查部门、安全执法部门、劳动执法、城管执法、环境执法、卫生执法、药品食品监督执法部门……各色执法机构.越来越多。它们都不同程度拥有对企业、个人财产的处置权、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一旦出现抗拒的情况,可以直接强制执行,甚至暴力相向。
    
    最近刚刚发生的湖北天门市城管人员打人事件,二十几个城管执法人员仅用几分钟就将用手机拍摄其暴行的路人暴打至死,是一起典型的滥用权力、伤害他人生命、财产的事件。
    
    现实中,大陆的民众生活在一个无处可躲的警察和准警察世界里。大壳帽、穿制服的越多,需要供养的人也就越多,老百姓的负担也就越来越大。具备暴力执法、侵犯私人财产的部门数量,与公民、企业的财产的安全性成反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未来,官民对立、暴力相向的事件只会有增无减,而且走进反抗抢钱的队伍日渐庞大,大壳帽亦越多的怪圈之中。
    
    中国已经进入抢钱时代(下)--- GDP与抢钱
    
    2007年中国大陆税收较上一年增加33%,GDP增长11.3%。为什么GDP不断增加,税收屡创新高,抢钱却愈演愈烈,而且是暴力抢钱呢?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官僚体系人数增加
    
    江朱执政时,一直在喊精简机构,可是实际直接、间接吃财政饭的并没有减少,编外人员、附属机构反而增加。有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公务员和准公务员达到7000万人。供养他们需要大量费用。如果按照平均年收入三万元,就占到国内税收收入的一半。再加上公费旅游、公车、公款招待每年的费用达到万亿以上。即使朱镕基让再多的国企职工下岗,也不够这些人员的吃喝,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给政策不给钱,让他们去抢钱的喂养方式。
    
    上行下效
    
    江朱执政期,是中国官僚体系迅速蜕变的时期。党政系统自上而下全面腐烂,道德底线全部丧失。江的儿子与奸商周正毅合伙操纵上海东八块的圈地抢钱,传闻江泽民本身也在海外有大量存款。被视为清官的朱镕基,公子朱云来所在的中金公司,直接垄断当时大陆企业在海外的上市业务。是把持中国最大的会计事务所的重量级人物。试想,有这样的总书记与总理,下面的官员会如何。中国过去的封建王朝,皇上至少还要为国库着想,可目前的体制皇帝缺位,所有的官僚全都在抢。
    
    当官的成本增加
    
    江朱后期,跑官、买官愈演愈烈,谋得一个官位的价格水涨船高,级别不同几万到几百万不等。赔本的生意贪官决不会做,他们花多少,就要变本加利的捞回来,抢钱自然是下一步的动作,整个官场生态环境如此。
    
    动用国库不如抢钱
    
    国库钱财的动用要经过程序,各派势力都虎视眈眈。光天化日之下从国库挪用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效忠江泽民的前财政部长项怀成从财政部、社保基金为江派挪用资金,险遭杀身之祸。而江的公子从网通、上海房地产抢的钱以数百亿计,传曾庆红、王乐泉的公子抢掠山东鲁能的数量也是以数百亿计算,则可以逍遥法外,可见抢钱反而更加保险。如此,抢钱成为上下权贵热中的事情。
    
    圈钱平台老化
    
    房地产、银行等圈钱平台,过江朱执政期的长期运行以及众多权贵加入,税收、垄断企业,教育、医疗、媒体等行业,都成为从中小企业、老百姓手中抢钱的机器。民间的钱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企业、商户死的死、倒的倒,当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无钱可圈时,当遇到民众对圈钱的抵制时,暴力抢钱就开始粉墨登场。
    
    一般理解,只有强盗才抢,因为强盗以掠夺他人财产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现体制下,许多政府执法部门、管理部门行为也同样符合强盗掠夺的特点。首先他们对财产所有人的索取具有强制性,是以暴力为后盾,其次,其掠夺的目的是满足小团伙、部门的利益。当然由于以政府的面目出现,抢钱往往披上合法的外衣。
    
    中国有系统的抢钱是以民众为一方,以官僚系统为一方,官僚系统用公开的武装介入与间接的手段强制从民众、企业手中将其收入掠夺走。
    
    在中国能够实现抢钱,是因为许多权力部门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不受约束的鱼肉民众的权力。虽然许多抢钱行为以立法的形式出现,但由于权力的来源缺乏民众基础,主权不在民,抢钱本身也就具有非法的强盗特征。而决不是什么裁量权大小的问题。
    
    如果政府的权力真正产生于民众,政府必须以服务于选民为前提,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权力受到法律的保护,产品、劳务的生产、流通、分配产生于独立的所有权主体之间,即使政府参与其中,也是以平等交换的一方。任何规则的制定要反映民意。这样的政体不可能出现运用法律工具、暴力工具抢钱的现象。可是在一个具有很强贪欲、权力来自上级的官僚体系,出现就不足为怪。
    
    实际上,中国的抢钱过程,是一个税收之后的另一次以武力为后盾的财富分配;是在垄断企业与弱势群体,包括中小企业之间的一次再分配;是官僚系统与民间的一次再分配,是一次国家统计局无法统计的财富再分配。它的数量可以达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面对这样的抢钱环境,可以被称之为广义的税收,百姓的纳税痛苦指数能不高吗?GDP再高有什么用?税收再多与百姓何干?
    
    ……………………
    
    呵呵。
    
    反垄断法开始实施,微软可能要成为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主儿。可想而知的是,微软感觉自己冤枉死了。
    
    微软攫取垄断利益,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可如果说,在美国或者在欧盟,微软处于如此被反垄断部门兴师问罪的话,微软可能还无话可说。问题是,在中国,情况就与发达国家千差万别咧。
    
    反垄断法最该反的是什么?行政垄断。但是,在出台的反垄断法当中,行政垄断只是被草草带过。
    
    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并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而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在进行不下去了,不得不借助外力来对尾大不掉的官僚体系进行可怜的约束,试图用国际规则来遏制像病毒般快速扩散蔓延的行政权力。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入世谈判历程,与中国反垄断法的时间差不多。实际上,入世与反垄断法,只不过是同一事务的两个侧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推动呢?这恐怕尽人皆知。
    
    同样,反垄断法一面世,人们就发现它只不过是个很二屄的货色。
    
    首先,对于行政权力的约束几乎荡然无存。这就使得这部耗时13年才得以呱呱坠地的法律,具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
    
    其次,执法权上你死我活的争夺,在工商局、发改委、商务部之间演绎得刀枪剑戟,折射出法律成为部门利益工具的嘴脸与实质。
    
    再有,缺乏可操作性,是中国法律的老生常谈,具体细则的缺失,让很多看上去不错的法律流于一纸空文。作为利益集团博弈的成果,中国太多的法律都停留在原则性规定上,给执行者留下了释法的难度,同时更留下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弹性空间,为设寻租提供了辗转腾挪的机会与场所。
    
    另外,法律以抽象而难于量化和具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形成了在国家利益屏障下对外资以及中国的民营企业进行歧视与制裁的法律条文,这使得中国的垄断企业们风光无限日渐膨胀的同时,微软却成为了中国反垄断法的第一个刀下鬼。这让微软、以及洋鬼子们又如何能够心悦诚服?
    
    人们看到,近来再国有化、再封建化愈演愈烈。而这与理论上的所谓公有制完全南辕北辙,只不过是加剧了财富向权贵手里集中化的趋势而已。
    
    因此,咱们也就别对反垄断法的实施活蹦乱跳地弹冠相庆了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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