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基层干部差额选举公推公选让人唏嘘/何必
请看博讯热点:政治体制改革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01日 转载)
    
    基层干部差额选举公推公选让人唏嘘不已
     (博讯 boxun.com)

    何必
    
    重庆市近2个月来在该市几个区县推行了一项小范围内试点,差额选举县级部门正职。在这些试点中,组织部门不再是“权力授予者”角色,而是归位到“程序组织者”角色。(2008年7月31日东方网)
    
    近来,有关基层干部选举的消息连绵不断。在党政干部群体里,似乎有着比赛看谁在制度创新上能够异想天开走出旁门左道的意味。
    
    是的,以所谓的差额选举、公推公选等等名目繁多的幌子为亮点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得虎虎生风,改得昏天黑地,改得利令智昏,改得民不聊生。
    
    王未名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2007年03月1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25北京时间 19:25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人大代表批评常委选举欠透明度
    
    按照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不超过3000人。
    
    中国全国人大将会在明年换届,各人大代表正审议有关代表选举的草案,不同地区的代表希望改变代表的选举方法。
    
    已经担任人大代表32年的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便在北京,在港区人大小组会议中和传媒面前,批评人大常委的选举方法欠缺透明度。
    
    他希望人大常委选举可以提供更多候选人的资料。他说, "现时我们在选举前两天才收到人大常委候选人的材料,但连候选人相片也没有,我们怎样选?"
    
    今年已81岁,表明下届不再参选港区人大代表的吴康民又说,现时常委只注重立法工作方面的表现,但在民主发展方面滞后,造成不平衡。
    
    但同在北京的人大常委曾宪梓认为,中国问题不能用香港的标准来考虑。他说, " 如果甚么事情都公开,中国就不是社会主义。"
    
    现行的人大常委选举程序,是由各地区人大代表互选出来的人大主席团协商出一份 "候选人名单",名单数目一般比160个议席为多,换言之是实行差额选举,人大代表在投票时,只需删除 "不合意人选"。
    
    吴康民强调,在民主体系中,选拔过程才是精髓所在,并非 "由上而下安排候选人"。
    
    对于吴康民的言论,其它港区人大代表都表示同意,希望当局能改革选举机制。
    
    官员占用过多名额
    
    另一方面,除了希望改革人大常委的选举,也有人大代表希望减少政府官员的代表名额。
    
    33名广东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 建议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尽量少提名政府官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人大代表邓明仪以他所在的广东团为例说, "广东代表团共160名代表,其中政府官员代表就占了代表总数的55%。来自基层代表的名额很有限。"
    
    第十届的人大代表草案列明要增加一线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名额高于上一届,但邓明仪表示,这情况很难保证得到落实,因为过去的情况是有些名额比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人士占用,而政府官员占用了过多的代表名额。
    
    所以代表们向人大常委会建议,要明确规定政府官员在代表中所占的比例, 让更多的全国人大代表从基层中产生, 并向社会展示代表侯选人的基本情况。
    
    他们认为人大要对 "一府二院"(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但如果过多的政府官员当代表,便很难公正地进行监督的职责。
    
    他们建议政府官员不当代表,可以通过特邀或列席全国人大代表会议的方式去了解代表的意见。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说在报告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说,从去年7月起,中国全国县、乡两级人大开始同步换届选举,涉及9亿选民和3万多个县、乡政权。今年下半年,设区的市、自治州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也要陆续展开。
    
    ……………………
    
    南京高官电视竞选 中国首见
    
    【中新社南京二十七日电】「刚才竞选人谈到农民工的医疗保险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险如何?如果你当选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长的话,如何来保障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如何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南京市今天举行公推公选市政府组成人员演讲答辩会,16名参加市政府四个部门「一把手」职位竞选的候选人逐一登台演讲,并回答现场提问,接受「考官」评判。当地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南京市此次以电视「竞选」的方式选拔四名局长人选,不仅在南京是第一次,这在中国尚属首次,成为任用官员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有益尝试。
    
    今天电视公开竞选的四个职位,为市劳动局、药监局、旅游局、市级机关管理局四个局长职位,参与竞职的16名人选中有女干部三人,党外干部一人,平均年龄47.7岁,年龄最大的57岁。
    
    据悉,测评排名前三位的人选,将提交南京市委常委会、全委会分别进行差额票决。
    
    2008-03-28
    
    ……………………
    
    李小鹏从政 网民:山西死定了
    
    接任常务副省长 传李鹏要求「当自己人培养」
    
    【本报综合报导】前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辞去中国最大发电企业华能集团董事长一职,转任山西省委常委,并出任主管煤炭的常务副省长。
    
    李小鹏弃商从政消息传出,引起民众极大关注,负面评价居多。许多网民突破严格的网络监控和封锁,留下「山西这回死定了!山西老百姓又要遭殃了!」等字句,表达心中的不满。
    
    李小鹏弃商从政,对中国社会有如投下一颗震撼弹;中国几个主流新闻网站因担心网络留言过激,遭有关部门关切,加强这则新闻的网管,几个网站干脆取消李小鹏弃商从政新闻发表评论一栏。
    
    不过,网民的意见是封不住的,一些网民为躲避网管,把意见贴到同名同姓的体操选手李小鹏贴吧里,表达对太子党李小鹏从政的愤怒。
    
    李小鹏出任山西省常委,网络一面倒地负面看法。一名网民写道:「山西的煤要养一只大老虎了,山西老百姓要吃苦了!」
    
    山西网民在网络留言说:「我们山西人做错了什么呀!」同情山西民众的网民回写四个字「晋民何辜?」有的网民只写两个字「六、四」。
    
    网民希望「庙堂之人」能「给个说法」,为何起用一个商人来当山西副省长?网民质疑李小鹏的治理能力,说他充其量是靠太子党身分往上爬。
    
    还有网民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必须对李小鹏进行「离任审计」,严格审计和调查他在「华能」任内的金钱调度和作为,看看有没有违法或贪污之事。
    
    不少激动的网民直接用「人神共愤」形容李小鹏任命案,有网民干脆直接怒骂李家人,指他们是「巨贪家族,堪比清朝和珅」。
    
    一些网民对此一任命感到无奈和担忧,说:「这样任用领导,国家将亡矣!」
    
    一名网民写道:「自己很爱国,地震捐款不遗余力,但看到这样的任命,觉得不值得,这个国家终究将会垮在巨贪们的手里。」
    
    也有网民采取嘲讽方式,表达看法。一名网民写说:「你看人家一家全是电老虎,这回煤涨了,又看上煤了,真是有眼光!」
    
    外传李小鹏弃商从政、调任山西省,是李鹏今年初向中央提出,并经过中央政治局决定。据称,李鹏要求中央政治局把李小鹏当「自己人培养」。
    
    2008-06-05
    
    ……………………
    
    李小鹏 任山西副省长
    
    【中通社太原十三日电】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通过重要人事任命,49岁的李小鹏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他将协助孟学农省长,分管商务、市场监管、外事、旅游等方面工作。
    
    据消息人士称,山西省政府办公厅昨日下午已发布副省长李小鹏、胡苏平分工调整通知。新任副省长李小鹏,将协助省长分管商务、市场监管、外事、旅游等方面工作。具体分管:省商务厅、省外事办、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旅游局、省宗教局(省民委)、省侨办、省民航机场管理局(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
    
    协调联系:省对台办、省侨联、省外宣办、太原海关、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贸促会、山西航空公司、东航山西分公司。
    
    与此同时,山西省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栏目下的「政府领导」公示也已更新,新的副省长排名为申联彬、李小鹏、牛仁亮、胡苏平、陈川平、张建民、张平。
    
    2008-06-13
    
    ……………………
    
    2008年06月1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3:57北京时间 11:57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山西煤矿爆炸造成至少27人死亡
    
    安信煤矿仍有数名矿工被困
    
    山西吕梁孝义市安信煤业公司煤矿发生井下炸药爆炸事故,造成至少27人死亡。
    
    据新华社报道,孝义市下堡镇安信煤业有限公司主井底星期五(6月13日)上午11时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43人被困井下。
    
    事故发生后,孝义市矿山救护队、汾西矿山救护队、吕梁市矿山救护队共100多人参与了救援行动。
    
    当天下午6时左右,先后有9名矿工获救,据报道他们都健康状况良好。
    
    新华社记者引安信煤矿的矿工说,遇难以及仍然被困的矿工大多来自四川、重庆和湖北等地。
    
    据山西省政府透露,事故发生后,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孟学农紧急赶回山西前往事故现场指挥抢救行动。
    
    山西省政府官员表示,挽救生命是目前政府的当务之急。
    
    据称,安信煤矿搜救行动仍正在进行中。
    
    安信煤矿发生爆炸之际,共有58人在井下作业,爆炸发生后有15人安全出井。
    
    据初步调查显示,安信煤矿六证齐全,而且已通过2008年复产验收。
    
    另外,就在安信煤矿爆炸事故发生不到一个小时前,即星期五上午10时20分左右,吕梁市离石区上安村还发生山体自然滑坡,造成至少16人死亡。
    
    山西省是中国煤矿最重要产地之一,同时也是煤矿安全事故多发地区。
    
    本周早些时候,山西宣布任命前中国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为该省人大常委兼副省长。
    
    有媒体报道称,原任中国国营电力企业华能集团董事长的李小鹏将主管山西煤炭方面的工作。
    
    ……………………
    
    陆昊 连任共青团第一书记
    
    【本报北京十四日电】中国大陆共青团第十六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13日在北京举行,选举产生新一届共青团中央领导机构,陆昊为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
    
    新华社报导,会议同时选出杨岳、王晓、贺军科、卢雍政、罗梅、汪鸿雁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同时,经差额选举,万超岐、王晓、王志杰、王雪峰、卢雍政、吐逊江•艾力(维吾尔族)、刘剑、刘可为、刘道刚、关海祥(蒙古族)、安桂武、李小豹、杨岳、汪鸿雁(女)、张学军、陆昊、罗梅(女,藏族)、周长奎、贺军科、倪健、倪邦文、唐显凯、陶宏、韩晓东、鲁俊(女)、谭君铁、潘敏二十七人,当选共青团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2008-06-14
    
    ……………………
    
    2006年官方媒体报道,十七大代表要实行差额选举。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称,除十七大代表要差额选举外,也不排除将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差额选举的可能。十七大代表选举的公开化、民主化。或许预示着胡锦涛要在巩固经济改革成果之后,思考开展政治改革。中组部称,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透明度的要求,将通过媒体公布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安排部署、程序方法及有关要求,并根据选举工作的不同阶段,适时进行宣传报道。
    
    可是,人们看到,这里所谓的差额选举到后来就变咧。等到常委时,连何频治下的多维网早在名单正式出炉前一个多月,就严丝合缝地预测出来咧。而且,选举(或者说任命、再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交易)方式也成为众矢之的咧。
    
    多才多艺的胡星斗对于中国应该何去何从,也提出了墨家主导之说。其中,也有对公推公选的热衷。
    
    国学批判:国学应以墨学为核心
    
    ——兼在新文化建设研讨会上的评述
    
    胡星斗
    
    目前,国学风靡一时,谈国学大多集中在儒家,甚至有人主张在孔孟之乡投资数百亿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还有,谈国学集中在哲学、历史、文学,忽视了民间俗道、负面历史、隐秩序、潜规则的研究。
    
    诚然,儒家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有许多好的价值观,但是,不能因为统治者曾经选择了儒家,就对之顶礼膜拜,就像西方中世纪统治者和教会选择了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难道今天西方也必须把阿奎那捧为西方思想家之首吗?
    
    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是典型的二元主义,但它不是西方的物质与精神、身与心分离的二元主义,而是表里不一、心口不一、理论与现实完全分离的二元主义。表面上,中国古代儒家独尊,实际上儒道互补、外儒内法;口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阴谋诡计;从理论上看,中国古代似乎是道德社会,但现实的官场上道德只是遮羞布,完全是无道德的状态。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是:“反者道之动”——热衷于道德说教,忽视法治,最终演变为无道德的社会。
    
    所以,不能因为儒家表面上独尊,我们就要以孔子为哲学家之首;我们必须看到另外一个历史——真实的民间的人民的历史,史书掩盖了的儒家、皇帝、清官的负面作用的历史。
    
    孔子是贵族思想家,其繁文缛节、奢靡厚葬思想符合统治者的要求,所以他被独尊;但实际上,中国还有更加伟大的“人民思想家”,也就是墨子,因为其思想处处为百姓考虑,时时批评统治者,所以,秦始皇要消灭墨家,汉武帝也要罢黜墨家。
    
    但在以民为本、崇尚民主、民生、科学、和平的今天,我认为应当大力宣传墨家思想,国学也应当以墨学为核心。当然,我不主张独尊墨家,而是以墨学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广收博汇,海纳百川,融通中西,将墨家、儒家、道家等优秀的传统与现代普适价值观结合起来,共同溶铸民本、宪政的中华新文明。
    
    墨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民生思想家、平民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军事防御专家,是世界上最早的和平主义领袖,是修养最全面的学者。《墨子》一书涵盖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科学、军事学等领域,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无出其右者,也只有墨子最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浩瀚墨面群体的代表。
    
    墨子的政治学说尤为先进,主张公推公选各级官员,能者上不能者下,废除官员终身制,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立以为三公”、“正长”、“乡长”、“里长”;“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墨子还有“义政”、“尚同”、“尚贤”、“亲士”(亲近知识分子)等思想。
    
    墨子经济学说关注的是民生,至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民兴利除害”;“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因此主张改善民生,使“人给家足”,“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为此,必须“兼相爱,交相利”,“节用”,“圣人为政: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宫室不可不节;衣服不可不节;食饮不可不节;舟车不可不节”;“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埋葬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 墨子谴责“民力尽于无用”,“当今之主,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
    
    墨家哲学、教育学主张“兼爱”、“天志”(顺应上天让人民安宁富裕的意志)、“明鬼”(相信鬼神对民众、官员的监督)、“非命”(反对命中注定论)、“素丝”论(人性如白色的丝线,取决于后天的“所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核心思想是“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兼士”——“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己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己亲…饥则食之,寒者衣之,疾病侍养之”。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
    
    墨家科学有几何学、物理学、光学、论辩学,类于欧几里德、亚里斯多德,采用逻辑的、实验的、精确定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中国主流的感性的、象征的、模糊的、方术的思维方式,所以,墨子被后人成为“科圣”。
    
    墨家军事学是立足于弱国小国的防御军事学,是考虑政治、经济、后勤、民心所向、军事器械、综合国力的全民皆兵式的立体防御战术。特别是,墨子军事学以正义为先:“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有义征不义”;抨击“攻无罪”的不义战争,支持“诛无道”的正义战争。墨子是世界最早的和平主义领袖,他止楚攻宋,设法罢免率兵侵略的弟子。他指出:“诸侯攻战,天诛地灭”;“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墨子思想在后世几乎成为绝唱,只有明末清初的颜元、清朝的曾国藩等人留有墨家的精神。
    
    颜元反对无用的宋明理学,认为 “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以空言乱天下”;“五百年学术成一大谎”;“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他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实才实德之士”, “真学”、“实学”;专设了“艺能斋”,教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存于事中”,“见理于事”,“因行得知”,“为生民办实事,为天地造实绩”,“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弟子王源曾说,其师“颜元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梁启超称誉颜元是“清初思想解放的炸弹”,“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
    
    曾国藩是所谓的 “古今完人”,他的思想大部分来源于墨家,主张劳动,吃苦,节俭,平民化。他要求子女“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毕,尚俭”。他本人在卸任两江总督时,薪俸尚结余二万两银。他说“余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子孙)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即使为官,也要“守寒素家风”。“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为治首务爱民”,“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公”、“勤”、“廉”、“明”、“敬”、“诚”、“恕”。做事“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道,又要精明”,“寸心兢兢,且愧且慎”,“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扎硬寨,打死仗”。
    
    墨家在秦汉时受到血洗、失传,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然而今天,复兴国学人们只注重儒家,则是中华民族的又一不幸。国学只有以墨学为核心,学习《墨子》重视民主选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建立能者上不能者下的贤能政治和亲士政治,弘扬科学精神与和平主义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够得以振兴,国学才能够发扬光大。
    
    2008-4-8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
    
    胡星斗在忙里偷闲之中,也进行了异想天开的文学创作。
    
     《狮猴较量》
    
    却说在一个孤立隔绝的大森林中,只有狮子和猴子两种大型动物,以前存在过野猪、兔子之类,但因狮子太多,众皆灭亡。后来,狮子只得吃猴子为生,猴子在长期的物竞天择中学会了种种本领,与对手进行血腥的较量。狮猴皆以龙为部族图腾,狮子崇拜龙的威严、独尊与凶残,猴子崇拜龙的能屈能伸、变幻无穷与高深莫测。狮王名叫拉那氏,他曾用欺骗手法,请猴群赴宴,当时尚有其它弱小动物存在,猴王洪清秀为改善与狮群的关系,慷慨赴约,结果,中了埋伏,洪清秀被食杀,数千只猴兵被俘,全都将慢慢成为狮子的盘中餐。猴群于是推戴先王之子洪福为新猴王,与狮群数百次对阵、厮杀,终因对方太强大,斩获甚少。狮王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改称狮王为狮皇,设置了官僚体制,任命了宰相、大臣、将军,颁布法律,规定一切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狮皇一人,群狮必须时刻山呼万岁;而且,皇权大于法权,狮王可以解释和修改法律。与此同时,猴群也加强了专制统治,改猴王为猴帝,任命百官,制定百姓遵守的法律,并且,推出“打倒妖虏,平均果实”的口号,以唤起民众。狮子原来不在中原的森林里生活,所以,猴子骂之“妖虏”;同样,狮子贬斥猴子为“毛贼”。一日,狮子抓得猴帝的五个妃子,戏弄之后,皆剥皮挖心,众狮分得杯羹,然后将割下的乳房扔给猴帝。洪福在树上气得差点掉下来,经众猴劝说,新娶了十位妃子方才忍气消怒,待时而动。一天夜里,月黑风高,猴帝决定劫营,谁知众猴竟都闯不过门口守营的两个大狮子,最后反而被反击的狮群杀得大败。但猴帝绝不甘心失败,它组建先锋党、敢死队,成立乡军,苦加演练,又以反间计离间对方,以美人计迷惑狮军将领,以苦肉计诈降,声东击西,调“狮”离山,暗度陈仓,终于一举击败妖虏,杀死狮皇。于是,整个森林沸腾了,猴子聚会,进行盛大游行,高呼猴帝万岁;猴帝为了表示政权属于猴民,当众宣布改称猴帝为公仆……。由于这群猴子在森林里称王称霸,它得以逐渐向中国人进化。
    
    我们至今崇拜着那两个守门的狮子、颇俱心计的猴子,以及狮猴部族共同的图腾――龙。
    
    ……………………
    
    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看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下,距离权力中心最为遥远的领域悉数都改了,越接近权力核心,改革越成为胡说八道,攻坚年没完没了。这时候,党政干部选用体制的变革,就成了官方与民间博弈的一个场所,更是当局喜闻乐见的掩人耳目瞒天过海的作秀园子。人们也对此津津乐道。
    
    竞选是个好东西
    
    梁子民 毕文昌
    
    梁:最近,深圳市公布了一个《近期改革纲要》的征求意见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引起国内外关注。不知你有什么观感?
    
    毕:粗略地看,这个纲要提出的问题,都是近几年政界和知识界议论过的,并不是新问题。但仔细推敲,纲要还是有不少新意。如果付诸实施,思想解放就不是空洞的号召,而有了实在的内容。政治体制改革就确实是碎步前进了。
    
    梁:我也这么看。纲要提出“完善党内选举制,切实保障党员民主选举权利。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完善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并适当扩大差额数量,允许参选人(包括自荐和党员联名推选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又提出“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扩大副区长选举的差额数量,候选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演讲、答辩,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还提出“在区级人大换届或代表补选中,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增强民意基础”。不论是产生党的领导人、政府首长,还是人大代表,真正引入竞选机制,和我们习以为常的政治活动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毕:竞选,本来是民主选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是等额选举,一个职位,安排一个候选人,让大家投票。没有竞争对手的等额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用一种事后的程序,对事先内部安排进行认可。除非候选人名声太差,一般都能当选。这和民主选举的本意相去甚远。选举的本意,是一定范围的人群,以投票的方式选择让谁掌握公共权力。谁能获得更多的民意认可,谁就获得行使公权力的资格。如果排除了竞争,投票失去了选择的余地,民主就打了折扣。
    
    梁:很长时间,在我们的舆论里,把竞选看成资产阶级民主的专利。1980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区县级人大代表实行直选。当时国内许多高校的大学生表现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一批学生站出来公开竞选区人大代表,为国家有选举无竞争的历史,书写了新的一页。可惜,当年大学生的政治热情,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甚至被当做负面因素对待。现在,区县级人大代表已经实行差额选举,但一般选民对这项选举并不热心。我想原因有两条。一是候选人并非毛遂自荐,而是组织选举的机构按照党派、性别、民族等因素安排的,选民对候选人并不了解,投票之前,也没有一个选民了解候选人政见的程序。二是人大代表当选后,履行职能和选民利害关系不密切。
    
    毕:人大代表只是代议士。比起人大代表,各级行政首长和百姓的利害关系更为密切。一个好的行政长官可以让公权力造福一方,一个不好的行政长官也可能利用职权危害一方。不论是区长,还是市长,如果能够通过公开演讲、答辩,以竞选的方式产生,一方百姓肯定比选举人大代表更为关切。
    
    梁:现在电视普及了,还有互联网,如果中国竞选区长、市长乃至更高级别的行政首长,传媒的物质条件早已具备。中国的公民平常看电视,经常接触国外海外政要竞选产生的新闻,心理上也很成熟。可以说,只欠东风了。
    
    毕:这一步,中国早晚要迈。我的看法是,早迈比晚迈好。深圳先迈一步,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梁:现在的干部制度,主要还是自上而下的选拔。这种体制产生的官员,行使职权往往眼睛向上,讨好提拔他的领导。载舟覆舟的古训对他们不起作用,更谈不上对人民谦卑感恩。每逢党政领导机构换届,跑官要官成为常态,买官卖官时有耳闻。引入竞选机制,应该是医治吏治腐败的一剂良药。
    
    毕:赛马的制度,当然比相马的制度要好。但竞选也不是万能的。台湾竞选领导人,曾经出现过乱象,以至有人据此对竞选产生失望情结。但以今年的局势观察,那里的竞选已走上良性轨道,这说明中华民族也会很好地运用竞选。竞选以及围绕竞选的公民意识的成熟,都需要一个过程。在大陆引入竞选机制,初期难免出现某些负面因素,比如贿选之类。当选者,也未必是最优秀的人选。竞选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万事开头难,但就怕不开头。
    
    梁:从人类整个政治文明史来看,民主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靠血缘继承权力,靠武力争夺权力,在密室瓜分权力,都不如用竞选授予权力。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承认,竞选是个好东西。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
    
    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政治民主动向的崔之元总是能够从浩如烟海的信息里寻找出中国民主变化的乐观气息。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7日 22:09
    
    全国人大代表人选出现30年来重大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人选出现30年来重大变化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07日 转载)
    
    来源:大公报
    
    距离三十一省市换届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目前绝大多数省份的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结束。在这次选举中,出现了许多新亮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首次出现了农民工人大代表。 (博讯 boxun.com)
    
    从2005年开始,以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为首的不少学者一直批评“人代会”成了“官代会”,因为七成的人大代表是各级单位的领导。而总人数达1.2亿,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农民工群体,在人大代表里却没有一个名额。
    
    而在此次各省人大代表选举时,农民工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消息不绝于耳。最具代表性的是广东,作为外地农民工最多的省份,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将有六名农民工代表,数量是全国最多的。其中广州、深圳各两名,东莞、佛山各一名。与此同时,江苏、辽宁、重庆、青海等省的农民工人大代表,也均陆续产生。
    
    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来,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中国第一位出身农民工的全国人大代表,很有可能在明年三月全国两会上亮相。
    
    政情观察家指出,让“人大代表”更能代表民意,是此次中央部署省级大换届时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具体而言就是减少官员,增加基层的工农代表。如海南省明确规定,省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部门主要官员以及即将退休的省人大副主任不再提名为代表候选人,以增加工人、农民代表名额。
    
    而包括农民工更多基层代表的入选,无疑将搭建一个官民沟通平台,传达底层声音,拓宽利益表达渠道,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
    
    除了代表来源范围扩大之外,在此次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差额选举也得到扩大,有的省份的差额率达到了205。妇女代表的比例也普遍提高,四川、山东都明确规定妇女代表的比例不低于四分之一。另外,少数民族、解放军、武警等也都有一定比例。总体的代表结构较更趋于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侨胞侨眷代表的比例也有所提高。在侨胞比较多的福建,侨界人大代表的比例要求占到5%。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代表中,有归侨侨眷代表四十一名。此外,地处对台工作前沿的福建省,还有两名金门县的人大代表名额
    
    ……………………
    
    Cui Zhiyuan
    
    2008年3月27日 10:22
    
    南京今电视直播竞选局长:16人现场PK争4个正职
    
    南京今电视直播竞选局长:16人现场PK争4个正职
    
    2008年03月27日 07:37:42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江苏省南京市公推公选新一届市政府47名组成人员人选工作,已经进入组织考察、演讲答辩和二次民主推荐阶段。记者日前从南京市委获悉,其中四个部门的16名候选人3月27日公开亮相进行PK。
    
    4个正职16人竞争
    
    一场特殊的演讲答辩,在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进行现场直播——16名市管副职干部,每4人一组,PK原空缺或正职拟交流的4个职位。
    
    记者了解到,根据民主测评和首次民主推荐的结果,南京市委决定对推荐结果比较集中的市管正职干部,拟继续提名或根据工作需要平职交流。对同一职位出现几名市管正职干部得票都比较高的,经市委常委会差额票决,确定拟提名人选。对原空缺或正职拟交流的4个职位,则确定了得票较高的16名市管副职干部,作为竞争人选,进行组织考察和演讲答辩。
    
    竞争者均40岁左右
    
    “此次参加电视公开竞职演讲和答辩的16名竞争者,都很年轻,在40岁左右,也有女干部。”南京市委组织部人士说,参加PK的16名竞争者,是4人竞争1个正职,每人届时有10多分钟的时间,来进行演讲和接受现场的干部群众代表的提问。
    
    据悉,这些干部群众代表也是民主推荐的。答辩后进行二次民主推荐,整个现场直播大约需要半天时间。
    
    人选有较高公认度
    
    此次公推公选47个市政府部门“一把手”全部人选并进行电视答辩,在南京还是第一次。据介绍,全市正局职以上干部、曾担任过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南京出席党的十七大和省党代会的代表等300余人,对新一届47个市政府部门“一把手”人选进行了全额定向推荐。
    
    对候选人的确定,是严格根据得票高低来选的,拟继续提名的,得票均列提名职位第一;拟平职交流的,得票同样比较集中,大多列提名职位或其他职位第一;拟参与竞争的,在该职位的得票都比较靠前,保证了人选具有较高的公认度。
    
    这16名竞争者在电视直播PK后,还要经过二次民主推荐、市委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三轮考验”。
    
    广西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厅、处级领导人才公告
    
    湖北宜都市公开选拔副科级领导干部公告
    
    湖南省直统战系统公开选拔10名副处级干部
    
    ……………………
    
    Cui Zhiyuan
    
    2008年7月29日 17:48
    
    仪征公推公选的干部已达50%
    
    仪征“乡官”民提名
    
    作者:杜珂 茆同风 浏览量:13
    
    “公推选拔干部,我们仪征不是全国第一家,也不是江苏第一家,但我们并不停留于一两个试点,而是坚持推进、不断深化,已形成一种政治生态。”江苏省仪征市组织部副部长鲁晓东告诉《中国改革》记者。
    
    2002年,仪征在全市开始进行每年两次公推公选正科(局)级和副科(局)级干部,迄今为止已进行了11次。市财政局(副)局长、政研室主任、统计局(副)局长等都曾成为公推公选的职位。2004年,仪征市马集镇进行党委纪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改革,两年后这一试点推广到全市所有乡镇。同时,在3个乡镇进行党委书记、副书记由党员大会直接差额选举的试点。
    
    2007年,仪征市乡镇政府集中换届,在乡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候选人初步人选上,实行了全面公开推荐。推荐的范围包括驻乡镇的市乡两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乡镇机关全体人员、村居站所负责人、农村科技和专业技术人员、规模企业负责人及村居民代表等全方面人员,人数约占乡镇人口的2%。其中农民、农村科技人员、村居站所负责人等基层一线群众代表占推荐人员的75%左右。
    
    目前,在仪征,通过公推公选选拔的干部已经占了当年提拔干部总数的50%左右。换届后的乡镇领导班子全部具有了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形成以经济管理、农业、法律等专业为主的多学科综合形式。
    
    这样的公推公选模式,已经成为仪征的名片。
    
    扬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长金介绍说,“几年时间里,贺国强、李源潮、梁保华、王国生等领导同志都到过仪征调研,宣传、推广仪征经验。仪征的成功做法,已成为扬州市党的建设和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面旗帜。”
    
    公推公选的干部已达50%
    
    “仪征从上到下都晓得,政府干部是公推公选出来的,这个制度已经深入民心了。”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刘昌金对《中国改革》记者说。刘主任原是仪征电视台的通讯员,今年4月,他也参与了市政研室主任的“角逐”。那次,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的竞争比例甚至达到了1:42。参与者众,可见一斑。
    
    “将一些实质性领导岗位拿出来,是仪征干部踊跃参与公推公选的一个原因。”仪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云表示,2002年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乡(局)级领导干部甫一开始就拿出具有吸引力的实职岗位,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据统计,仪征已进行的11次公开选拔,共涉及80个职位,有1736人次报名竞争, 1547人通过资格审查,平均每个职位竞争比例为1:19.3。“我们不回避问题,改革是真是假,社会自会有评价。”而在高云看来,采取好的操作方法也一样重要。
    
    在仪征,公推公选主要分为报名与资格审查、二轮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社会公示、市委常委会差额票决等环节。第一轮民主推荐人选,由仪征市四套班子领导干部、副处级干部,乡镇和市级机关部门党政正职干部,职位所在单位全体人员和下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等三个层面的人员进行推荐。按照4:4:2的权重确定推荐综合得票率,前六名经公示后进入第二轮民主推荐。第二轮民主推荐,按3:3:4的比例在仪征市四套班子领导干部、群众评委和专职评委三个层面中进行,群众评委随机从群众评委库中抽取,其构成为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级机关部门、乡镇领导干部,以及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专职评委主要从扬州市级机关和其他县(市、区)具有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官资格的人员中临时聘请。这轮推荐组织命题演讲,群众评委和专职评委根据演讲情况现场投票推荐,综合得票率前三名者经公示后进入组织考察。市委常委会票决时,根据公开推荐和考察结果,按照综合得票率任用干部。
    
    “尊重推荐结果”,“根据综合成绩择优选用”,这是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屡屡提及的。“考察中没有特殊情况的,如廉洁自律问题、作风问题等等,基本就任命第一名,这确保了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负责公推公选具体组织工作的人员告诉记者,“尤其是今年采用了群众和专家评委之后,更获得了大家的认同。”
    
    程序公正,搭建了人才涌现的平台。仪征市委书记卜宇和组织部部长高云都认为,公推公选中涌现的干部有30%左右的人本在他们视野之外。公推公选成了市委发现人才的“挖掘机”。
    
    仪征市马集镇镇长陈飞就是被“挖掘”出的一个。2002年,还只是仪征审计局副股长的陈飞,经过当年的公推公选成为了市财政局副局长;2006年,他被派到谢集乡挂职党委副书记;2007年12月,乡镇政府换届选举探索候选人初步人选公开推荐,他报名参加了乡镇长的竞选,通过三个层面的推荐、公开演讲以及镇人代会选举,最终全票当选马集镇镇长。
    
    另外,对公开选拔中入围前3名而未任用的人员,仪征市都纳入后备干部管理。高云介绍说,“这几年,第2、3名也得到了起用。我们对他们进行跟踪培养,适时推上乡(局)级领导干部助理岗位压担锻炼,对比较成熟的及时提拔使用,实现了公开选拔与后备干部的无缝衔接。”
    
    有人来“争”乡镇书记的“宝座”
    
    “不用介绍,我认识你,光标书记。”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曾经三次到仪征马集镇。2004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他,坐在会场后面观摩了那场公推直选。就在那次选举中,陈光标胜出,出任马集镇党委书记。再次到马集时,李源潮一眼就认出了他。
    
    但当时,陈光标得知市委决定拿他当第一个“试验品”时,还以为上级领导和他开玩笑,问:“为什么是我?”在市委书记卜宇眼里,这却不过是一个巧合。“当时,上级部门决定在我们市进行试点,恰巧马集镇党委书记正常调动走了,就自然而然要在马集镇进行探索。”
    
    试点取得了成功,其经验已经于2006年被推广到了全市所有的乡镇。
    
    “角逐”乡镇党委书记的人实力都不弱。陈光标记得,当时与他竞争党委书记一职的是另一个乡镇的党委副书记,实力很强,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也激发了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的斗志和更加强烈的责任感。“现在对市委负责,也对群众负责。群众满意度是我们工作的首选,做每件事情都要掂量群众是否满意、是否获得认可。而且多做一些长远的事情,不能急功近利。”一年后,市委组织部就各级人大代表、群众代表、个体户等在全乡范围内搞了一个280多份的抽样调查,对陈光标的新班子满意度在98.5% 。
    
    “干部的工作作风发生了改变,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实现在会上竞职演讲的承诺。虽然工资还是一样,但大家的竞争意识强了。不行的话,就会被淘汰掉。”陈光标回忆道,自己当年承诺要三年再造一个新马集,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翻一番,结果提前一年完成了任务。接着他们又定下新目标:在完成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现在,马集镇在扬州市排名已不再很靠后了,将目前28、29位的排名再靠前一些,是陈光标和他的同事们共同的心愿。
    
    参与角逐的还有党委纪委的班子成员。老曹,本是月塘乡的宣传委员,公推公选中输给了自己的同事——宣传科干事小包。“他学历比我高、理论功底比我强,虽然公推环节我的票数还挺高,但最终我以19票之差输了。”老曹,如今又竞争上了该乡的副镇长。他告诉记者,自己的长处在于行政工作的处理,“我做委员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配合乡镇领导做行政工作,可能正是这点让很多人觉得我没有干好宣传委员的工作吧。”
    
    与竞争者一起兴奋起来的还有那些普通党员们。全面推行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换届公推直选后,候选人不再由组织上直接提名,而是由党员群众举荐报名、党员个人自荐报名和组织推荐报名。在此基础上,通过召开乡镇全体党员大会民主推荐“两委”候选人初步人选。为了拓宽选人视野,乡镇党委书记候选人初步人选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推荐,其他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在本乡镇推荐产生。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组织市四套班子领导干部、副处级干部、全体乡局级干部,公开推荐全部乡镇党委书记职位候选人初步人选。另外分别召开各个乡镇的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民主推荐,报名参与乡镇党委书记职位竞争的人做竞职演讲,现场回答党员的提问。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四套班子干部和副处级干部、乡局级干部、乡镇党员各占4:4:2的权重计算综合得票率,确定党委书记候选人入围人选;其他职位候选人入围人选,按照乡镇党员民主推荐得票数多少确定。市委常委会按照得票率高低和差额比例要求,提出“两位”候选人预备人员,乡镇党委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还经市委全委会表决通过。
    
    这使得普通党员现在也可以直接选举乡镇党委书记,以往,他们这一权利由党代表来行使。“这对很多老党员来说是一个十分自豪的事情。一些老党员带着所有的荣誉过来参加投票。其中,青山镇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党员胸前挂满了荣誉勋章前来参会。”月塘乡一位老党员告诉记者。
    
    乡镇领导班子候选人初步人选公开推荐
    
    将乡镇领导班子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公开推荐,是仪征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又一力作。“这一个很厉害。这是将权力交给老百姓,由老百姓自己来推选领导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高新军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高评价不只来源于学者,这项工作被评为扬州市委、市政府2007年度创新、创优一等奖。
    
    仪征市对此的制度安排是:乡镇长候选人初步人选除在本乡镇组织推荐外,还在全市分两个层面进行公开推荐。第一个层面是全体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副处级以上干部中进行;第二个层面在全市正乡局级干部中进行。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副处级以上干部、正乡局级干部和基层群众的推荐权重为4:4:2。为体现公平竞争,外单位竞争乡镇长职位的人员可以驻点调研,乡镇长人选还在公开推荐大会上进行竞职演讲。经过三个层面的公开推荐,按照综合得票率(或得票数)排名,确定乡镇长、副乡镇长候选人初步人选。在组织考察的基础上,市委分别召开常委会、全委会,差额票决乡镇长和副乡镇长候选人建议人选。三次差额遴选后,再经乡镇人代会选举,确定最终人选。
    
    其中,各乡镇参加公开推荐人员分为7个方面:一是驻乡镇的市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40人左右,占8%;二是本乡镇党代表、人大代表80人左右,占16%;三是乡镇机关全体工作人员40人左右,占8%;四是村居站所党政主要负责人40人左右,占8%;五是农村科技和专业人员80人左右,占16%;六是规模以上企业党政主要负责人20人左右,占4%;七是村居民代表200人左右,占40%。
    
    前述月塘乡的曹副乡长,在本轮公推公选中胜出。在2006年3月的乡镇党委班子公推公选中失意于宣传委员的他,自2006年3月30号起,上班比其他人早,下班比其他人晚,所有的工作都比以前更认真。“党委换届全部公推公选是一个警钟,今后每一项工作都要干得好。”老曹告诉记者。一年的辛勤工作后,老曹于2007年9月份被提拔为副乡长。2007年底乡镇领导班子候选人初步人选公开推荐,他自我推荐竞争副乡长,终于以群众提名第二名、人大选举副乡长得票最高,当选副乡长。“我只比乡长少了两票。”老曹自豪的向记者屡屡提及。
    
    不仅如此,差额推荐、差额票决、差额选举,还使一批新人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新当选的镇长有4名,占36%;新当选的副乡镇长有13名,占29%。
    
    “仪征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的特点,一是公选的职务从副职向正职推进,原来基本上是副职选拔的多,后来逐步向正职推进,实现了点上的突破;二是公选对象上的突破,原来只是选拔领导班子个体,现在向领导班子群体推进,实现了线的突破;三是公选在岗位上的突破,原来是机关部门的选拔,现在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推进,实现了面的突破。”扬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长金如是总结说。
    
    当镇长,没花一支烟,没花一分钱,没花一袋茶
    
    “仪征的体制改革让我这样的一介平民,也能走上镇长这样的领导岗位,确实非常不容易。”马集镇镇长陈飞告诉《中国改革》记者,“仪征市的行政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仅对于我的一生,而且对于仪征的发展震动都是非常大的。当时我报考审计局、财政局,这两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我都不熟悉,可以说我没有花一支烟,没有花一分钱,没有花一袋茶,直到马集镇竞选镇长的过程,都体现出公开、公平、公正。”
    
    公推公选正在成为有为者展示自己的舞台,借此他们可以尽快让组织部门了解和熟悉自己。刘昌金已参加过4次公推公选,每次都入围前三甲,“我没有在竞争的岗位上得到任用,可能是因为名额有限,或者是领导觉得我不太适合这个岗位。但我觉得只要我每次最大化展示出我的能力,我就是成功的。”
    
    这个平台还将现任者的潜力极大的挖掘出来。在月塘乡党委书记张长海眼里,这是一次思想和灵魂的淬火。他告诉《中国改革》记者:“竞选就要有承诺,而承诺了能否当选还要看党员群众是否信任你。一旦承诺了,就要把看家本领拿出来,不能给自己留后路。2006年我竞选时,承诺任期内财政收入从1000万增加到 3000万。现在已经超额完成了。我们继续承诺要保持30%的增长速度。”
    
    基础较为薄弱的月塘乡在2003年时,财政收入不过80多万。张长海的承诺让市委秘书长都替他捏一把汗。公推直选塑造的政通人和的气氛,是张长海底气十足的一个根本原因。他认为,公推直选增强了乡镇班子在群众中的威信和乡镇班子的自信心,有利于乡域内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是一个好事情,要充分相信我们的党员群众,不要怕他们出什么问题,不要再回到以往的包办代替。”
    
    前面提到的月塘乡老党员也告诉记者,公推公选创造了一个新的事业平台。一些年轻人可以成为公务员,对干部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工作能力方面的要求。群众自己选出来的班子,就会更支持他们的工作。
    
    高云曾经总结道,公推公选使得广大干部学习氛围更加浓厚,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知识储备,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领导工作的本领显著提高;工作作风更加优良,自觉主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民声,谋富民之策,做利民之事;工作激情更加昂扬,迸发出一股奋发向上的朝气、奋发有为的锐气、奋勇争先的志气,真正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你追我赶、充满活力的局面。
    
    “我们刚开始搞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这是不是在要官啊?大家以后还要在一起共事,这样竞争,怎么行?有人觉得落选了没面子,也有声音说过去乡镇书记一呼百应,这样搞是不是组织不信任那些乡镇书记了?但仪征一直坚持公推公选,尊重第一名。”组织部邵科长告诉《中国改革》记者:“我们组织部门也是通过这个平台了解更多的干部。不是第一名并不见得能力就不行,可能适合其他的岗位。我们还构建人才库,将前三名作为后备干部来管理。通过这几年的坚持,早期的异议声音都没有了。”
    
    坚持就是胜利,仪征市委按照扩大民主的指导思想坚持做下来,是邵科长认为仪征之所以出现今日局面的关键原因。现在,仪征的干部选拔“工作量大了,但心闲了、关系也顺了。”
    
    “仪征开创了在经济发达地区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先例。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各地政府的主要任务。在经济尚不发达地区,因经济困难导致一些问题无法解决时,就需要将权力下放,让民众自己推选领导人,以减少矛盾。但在经济发达地区,更需要解决制度困境来促进经济更快的发展。”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高新军评价仪征改革时说,“仪征已经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改变了基层干部的价值取向。下一步,改革仍需不断深化,在制度上建立和拓宽人民参与的渠道,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完善法律与行政的约束,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才是中国实现党政领导民主化的有效途径。”
    
    上世纪80年代初,仪征化纤工程曾开创向海外发行债券的“仪征模式”而引领改革之先。如今,正在全面且稳步推进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变“上级选”为“上下级一起选”,改“论资排辈”为“广纳群贤”,改“人事管理”为“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仪征势必又将开创另一个“仪征模式”。
    
    ……………………
    
    Cui Zhiyuan
    
    2008年5月25日 1:11
    
    Fw: 深圳市政府:深圳拟将来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
    
    5月22日,深圳政府在线发布了一部《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在5月26日之前征集社会意见。纲要勾勒出了深圳政治、行政、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设想,涉及19项主要任务。纲要提出,深圳拟将来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纲要》第条2)。
    
    链接:http://www.sz.gov.cn/zwgk/gzxx/ggtz/200805/t20080521_352924.htm。
    
    钟开斌
    
    ----------------------------------------
    
    深圳市2008年改革计划.doc
    
    深圳政府在线-深圳市政府门户网站.mht
    
    ……………………
    
    (老潘注,崔之元所发邮件附件里的那个计划,是个官方文件,于此不赘。)
    
    老周则发来针对深圳市差额选举影响的歌功颂德的内容。
    
    zhoujd
    
    2008年6月17日 9:16
    
    供参考
    
    深圳试行差额选举迟早传到其他省市.doc
    
    深圳试行差额选举 迟早传到其他省市
    
    (2008-06-16)
    
    ● 杨永欣(广州特派员)
    
    差额选举制度传到中国其他省市是迟早的问题,深圳现在虽然只是一个起点,但这个制度是肯定会逐步推广的,势头挡也挡不住。
    
    广州中山大学知名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在谈及深圳即将试行的市、区两级差额选举影响时,发表以上看法。
    
    袁伟时说,城市一般市民的公民和民主意识,近年来已提高很多,而且只会越来越强烈,这一点可以从一些较低层面民主试验如居委会选举中看出来。他说:“居民委员会选举中,很多候选人都不是共产党提出的人选,反而是自己主动参选的,一些最终还胜出了,这样的例子相当多。”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所的韦祖松博士说:“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往民主迈进,而深圳即将试行的差额选举显示,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它反而是现代社会的特点,这就包括像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韦祖松说,差额选举制度在中国将能取得成功,中国也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以及国情来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民主,深圳即将试行的差额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深圳市政府上个月22日发布了一份名为《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下称《纲要》)的文件,里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最为引人注目。按照《纲要》的计划,深圳市将在党政两方面实施市、区两级的差额选举制度,并“允许参选人(包括自荐和党员联名推选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
    
    深圳市拟将首先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扩大副区长选举的差额数量,候选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演讲、答辩,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3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
    
    这份《纲要》被放在深圳市政府网站上,以征求公众的意见,公众提出意见的截至日期是上个月的26日。
    
    深圳著名网络评论员老亨在看过了《纲要》后在网上说:“很多提法让人耳目一新,值得期待。应该看作是深圳在思想解放大背景下出台的综合改革方案,但是操作难度也很大。”
    
    袁伟时认为,深圳已准备好,试行差额选举所面对的困难不大。他说:“尽管初期阶段的差额选举只让人民代表参与(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仍在共产党的掌控之下,但这怎么说都是一个好的开始,比以前有所进步。”
    
    “更何况,共产党内也有不同看法和声音的,虽然是共产党直接或间接提出的不同候选人,以让人民代表有选择,但太烂的人选或者本身毛病很多的,也绝对选不上。现在的人民代表是敢讲话的,看看广东省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就好,大家的意见都很多。也因为这样,共产党在提出候选人时,不得不考虑人民代表会有什么反应。”
    
    韦祖松则认为,除了差额选举制度外,中国政府也可考虑通过国内的非政府组织(NGO)来建立中国式的民主。他指出,群众的参与权最好是群体有序的参与而不是个体无序的参与,而要做到群体有序的参与,或许就得通过非政府组织了。
    
    韦祖松说:“虽然中国目前的非政府组织一般只局限在公益、环保、慈善等领域,但政府可以探索进一步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可能性,让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参与政治,这样一来,它们将能代表人民与政府有效对话,政府也不再需面对较难管理个体。”
    
    美国安全咨询与情报机构斯特拉福(Stratfor)近期在针对《纲要》的评论中说,党内差额选举制度的出台,主要因为中国领导层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过去几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恩庇(patronage)体制。北京希望通过党内差额选举,为政治体制注入一些可信度,并把一些党和政府的拥有权归还给人民。
    
    不过,斯特拉福也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中国的官僚化体制是永远不会允许绩效主义(meritocracy)完全取代恩庇体制的。尽管党内差额选举制度今后也可能会在北京的较高层面上讨论(以掩饰一些内部斗争),但它在短时间内料不会被重视。共产党在决定竞选的候选人时,恩庇仍会存在。”
    
    “即使党内差额选举制度今后传到中国的其他省市,那也只会在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掌控之下,同时(这个制度也会)与北京的中央政权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后)在挑选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时,或许会有一些竞争,但党内差额选举应该不在计划中。”
    
    ……………………
    
    崔之元发来贵阳市区县委书记公开竞聘的内容。
    
    Cui Zhiyuan
    
    2008年7月12日 15:59
    
    贵阳尝试县委书记公推竞岗是政改新突破,2008年07月12日 07:35:44  来源:新京报
    
    主题: 新京报:贵阳尝试县委书记公推竞岗是政改新突破,2008年07月12日 07:35:44  来源:新京报
    
    7月7日,贵阳市正式公布,20名干部将同台竞争上岗,角逐4区(县)党委书记。每个职位都有5人参与激烈竞选。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活力之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活力之源。(7月11日《人民日报》)
    
    公推公选干部,在我国已不新鲜,但过去往往都局限于部门职位,而且以副职居多。地方党政一把手“公推竞岗”全国罕见,这是我国党政干部任免机制上的一次重大创新,一次具有标杆作用的破冰之举。用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的话说,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活力之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活力之源,公开选拔区(县)“一把手”,就是通过竞争,让选人、用人在阳光下运行,为百姓选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领导干部。
    
    此次“公推竞岗”,贵阳市从今年5月开始决策安排,共有82人报名参加,81 人通过初选。经过民主推荐大会“海选”,为每个区(县)选出5名“公推竞岗民主推荐人选”,然后进行5进2、2进1的竞赛环节,依据“公推竞岗”方案,其综合成绩由民主推荐、调研报告、演讲答辩、民意测验、党政干部领导能力测评五项组成。
    
    如果演讲答辩能够通过电视等媒体向公众直播,如果表决最后都由党代会常任代表匿名直接表决(政府一把手相应由人大代表直接表决)通过,如果公推竞选的一系列过程都是“阳光旅程”,人们无疑将见证新的民主历程在我国日渐成长和成熟。
    
    相信这不会是孤例,而是上下一致深思熟虑的制度性安排。选择县一级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扼住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咽喉。我国的县一级政权,处在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直接交汇点上,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各种具体利益的矛盾最可能集中体现的地带。以往,县级党委一把手的岗位都是上级党委任命,权力自上而下获得,导致有些官员“重上(上级)轻下(民间)”。而他们往往又掌握着地方大权,一旦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制约不力,就容易导致用人腐败,使这些县级主政官员滋生“老子天下第一”幻觉,漠视百姓权利,对社会的异动怯于担责,对上瞒骗对下控制打压,造成权力矛盾和利益矛盾纵横交织,成为各种冲突爆发的冲撞点。
    
    这种传统的权力惯性,在公民权利和民主意识勃发、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大,社会治理愈加复杂的今天,正成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障碍,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矛盾集中地。诚如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振华7月10日下午在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所说,在推进依法行政的过程中,依法行政的力度有逐级递减的问题,越到基层,依法行政的困难越大。一些基层政府和部门不依法行政、乱作为、不严格执法的情况,比较突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对县级党政一把手公推竞选,充分实现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制约,又完全在中央和省两级政权的可控范围,它将打开舒解中国社会矛盾的关键之结,实乃大势所趋。它既是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党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关键节点。自古郡县治则天下安,从这个节点出发,一个国泰民安的法治中国值得期待。(新京报社论)
    
    ……………………
    
    吼吼。
    
    新京报如此评论,实在让人看到自由派阵营的底气。
    
    媒体注意到,贵阳市此次活动,恰好是在贵州瓮安事件后两三天的时候展开的。贵阳市委书记在介绍此次活动时,当然还是老一套的八股八卦,什么符合党中央的指示,符合贵州省的精神,石黑黑(宗源)也有过指示,等等陈词滥调。
    
    更是由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直播,使得这种活动具有了非常明显的传播功能。
    
    只不过,拿瓮安事件与贵阳市党政干部公开竞聘活动联系起来,似乎别有风味。
    
    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在贵阳市如此活动中,参与者与外界的联系全部被切断,手机被暂时没收。可是,要知道,按照贵阳市方面的规定,参与者必须都有过在委府与人大政协工作的经历,而在位者更有着区县衙门的负责人。如此一来,就造成了为了竞聘而形成的权力真空,即使是间歇性的,也会形成由于责任人销声匿迹而导致的权力虚置。
    
    同时,竞聘过程中的权力主导,依然是最为核心的成分。
    
    当然,人们也看到,如此活动巨大而不堪重负的组织与程序成本,将使得这类活动不得不具有很强的个案性质,无法被复制模仿和扩大化。
    
    易言之,这种活动,在给贵阳市于全中国面前大大地秀了一把之外,毫无价值。
    
    老周发来参考材料。
    
    zhoujd
    
    2008年7月15日 16:43
    
    供参考
    
    陕西一党办副主任下发假文件任命自己 免掉他人.doc
    
    陕西一党办副主任下发假文件任命自己 免掉他人
    
    2008年07月15日06:36 [我来说两句(92)]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中国经济网
    
    校党办副主任发假文件任命自己
    
    本报榆林讯 (记者 孙建奎)擅自以学校党委名义下发任免文件,免去他人中心主任职务,并任命自己为中心主任。学校调查后,认定其“行为错误”。7月8日,陕西省榆林林业学校党委会发出通知,免去王有熊党办副主任职务,并宣布作废“任免文件”。
    
    7月8日,榆林林校党委会发出“榆林校发(2008)13号”文件,其内容为:经调查,2007年11月9日王有熊同志未经会议研究,未经领导同意,擅自以校党委名义发出“榆林林校(2007)外法01号文件”,在校内外引起了不良的影响,此行为是错误的。经校党委会2008年7月7日研究决定:免去王有熊的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记者获悉“榆林林校(2007)外法01号文件”的具体内容是:免去周延林陕西省榆林林校生态经济型林业开发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林研中心”)主任的职务,同时任命王有熊兼任该中心主任一职。周延林告诉记者,1995年6月9日榆林林校成立林研中心,他就被学校发文任命为林研中心主任,并抄报了当时地委组织部门备案。但在2008年5月份,他发现自己管理的林研中心苗圃地上有人公开将大量苗木挖起运走,他向林业派出所报案,出警现场制止时,王有熊拿出“榆林华兴林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称自己是地、苗的合法主人。因感到蹊跷,他随即到工商机关一查,林研中心合法存在,但自己的林研中心主任一职却在去年已被免去,并且由王有熊担任。免职和任职的依据,就来源于这份“榆林林校(2007)外法01号”文件,但他却毫不知情。
    
    周延林询问校党委和党办,均否认发过这样一份文件。校方在近日发出了一份免职通知,将“榆林林校(2007)外法01号”文予以作废。据悉,林研中心已就上述问题向公安、工商、土地、纪检等部门作出举报,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此事的调查。
    
    华商报 (责任编辑:刘晓静)
    
    ……………………
    
    嘿嘿。
    
    怎么样?很是有趣吧。
    
    詹奕嘉发来相关内容。
    
    詹奕嘉
    
    2008年4月5日 0:14
    
    近期网文共享^_^
    
    各位领导.doc
    
    “各位领导”冒号……
    
    鲁宁
    
    南京市药监、旅游、劳动等4个部门的局长职位空缺,南京当局声称采取“公推公选”补充缺额,作为补缺程序之一项,遂于上周四组织16位候选人逐一上电视公开演讲答辩。
    
    选官过程中,让党组织事先圈定(中意)的候选人上电视亮个相,再让竞争同一职位的候选人回答几个问题,南京并非首创,但南京有两项“渐进”:一是每个职位的候选人增加到4个,二是4个职位全是正局长职位。
    
    由于十七大之后的政改走向为人关注,亦为舆论在意。故,形式大于内容、旨在尝试和探索的一项小小的选官的“改良之举”,还是受到了国内媒体的普遍关注。新闻评论更是当仁不让的热闹。
    
    其实,这类被舆论视为“选官秀”的直播节目,观众非常有限,大白天的,一般的百姓忙于生计,哪有时间“陪太子读书”。观看直播的通常只有三个类别的“小众”:候选人的亲朋等利益相关人算一拨;再就是候选人所在单位的某些人士(不过,这些人士看直播的心态复杂);还有就是写(拍)新闻的记者。
    
    央视“新闻1+1”做了档节日,我看了一段,印象最深的,也是最有趣(搞笑)的是,每个候选人一开口就是“各位领导......”。
    
    这是国内官场之典型“官话”占,要说错也怪不得那些候选人,200来个现场观摩人士,,南京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占到1/4,组织、纪检机构的占据70多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占去一拨,七折八扣之后,市民代表区区15名。瞧,除了起“点辍”作用的市民代表,其它那些人,尤其是市委委员们,在市委全会票决时,人人都有不计名的一票。如是,这些人当然是候选人的“领导”......
    
    还有,候选人普遍谦虚过度、自信不足。这种场合,候选人一上场,本该立即亮出假如能当上局长将如何施政的一二三四五。遗憾的是,这些人张口就是“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呵呵,阐述施政纲领的性质是“我主张”的性质,不是“我汇报”的性质。“汇报”一经展开,话语就拖泥带水,几乎个个超时,我作为电视观众,却没听明白“假如选我当南京旅游局长将如何作为”的扼要阐述。
    
    答辩过程答非所问、跑题漏题、抓不住答题要害和重点更系普遍。说明这些候选人虽在相关领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多年,且本身就属相当一级之官员,却对欲竞争职位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当下的问题矛盾、亟待改革突破的重点、难点一知半解,不甚了了。
    
    众所周知,能够被党组织“拉”到电视上来亮相的候选人,理论上当属现有官员队伍中的佼佼者,至少是能言善辩者----可是,适应官场生态的“能言善辩”与施政所必须拥有的自信是两码事。
    
    自信不足,反映出即便如这些“佼佼者”,其思想水平、领导眼光、观察归纳能力、表达能力等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ABC”,都只能如此这般般,遑论整个官员队伍的水准......
    
    自信不足,本质上是整个官员队伍平日里数不胜数的学习、培训、教育、进修、参观、调研等耗费大量纳税人血汗钱的“买卖”(许多官方机构就是当“买卖”在做),多半被流于形式的一个真切写照,而这种形式主义反过来又进一步败坏官场的学习风气。
    
    候选人的“电视表现”将决定每个职位前3名进入市委常委会讨论,并由市委全委会票决,在这道实质性程序中,每个职位前3名的“电视表现”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更中意谁。这样的选官离百姓期待中的选官还相距十万八千里,但却是“挤牙膏式选官改革”的必经步骤,别急----急了上火。
    
    ……………………
    
    江郎才尽的右派老炮也如此这般地分析着。
    
    中国社会各新阶级分析
    
    吴祚来
    
    一是决策阶级,这是中国的大脑
    
    毛时代的失败或问题出在决策阶级逐渐被个人力量控制,一个阶级的大脑变成一个人的大脑,一个人的问题也就成了全社会的问题。现在是集体领导制,中常委、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构成中国的决策阶级。它的俗名叫中南海。
    
    二是权贵阶级,它是中国的两翼阶级
    
    其一是官僚阶级,他们是一群官本主义者,他们形成网状结构,主持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运作,他们不是民选的官员,而是任命的公仆,整个国家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从土地石油到户口与道路,你不知道他们如何使用权力如何消费纳税人的财力,国家的权力通过他们来审批后成为他们阶级的权力。他们甚至有能力让中南海的声音走不到长安街上。
    
    一些人将权力置换成钱财,使全社会痛恨不已,痛心不已。
    
    其二是垄断阶级,看看金融系统人均年薪,已高达二十一万,也就是说中高层年薪均在三四十万元甚至更多。电信金融交通石油等等,他们是当代社会制度的直接受益者获得者,在他们手上亏损的永远是国家,而收益的永远是团体。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让权力阶级分享一杯羹,以使其永远保护其垄断权益不受改革的"伤害"。
    
    三是中坚阶级:中国的两条腿
    
    其一是知本阶层,就是教师与医生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等,他们以技术与知识来谋生,但他们也分享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就是因知识而得的权力,教师剥削学生,医生剥削病人,艺术家作家剥削受众,知本阶级因此成为腐败阶级,他们是无可奈何的腐败阶级。他们应该代表社会良心,但他们疲于生活,又无牺牲精神,他们竭力想摆脱底层生活状态,又有机会成为权贵阶级中的一员,所以他们的精神是苟活状态。
    
    其二是小资产阶层,无论他们有多少钱,他们都只能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永远是垄断阶级,小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资本扩张,一些人与权贵勾结获得一些利益,更多的人是通过市场经济获得利益。
    
    这两个阶层既不满权贵阶级的特权与压迫,又对低于他们的工民阶级进行摆脱与剥削,他们是两个抑郁型阶级,充满矛盾又怀抱希望。他们向上可跻身权贵阶级,稍不留神却沦为工民阶级。
    
    这两个阶级是中国的两条腿,中国靠他们前进。但他们有时不像人腿却像狗腿,通过摇尾巴获得权贵阶级的一点食物与垂怜。
    
    四是工民阶级,中国的两只脚
    
    城市工人与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两只脚,他们有些是赤脚有些是穿着鞋子的脚,城市工人有些保障,所以是穿着鞋子的脚,而更多的农村农民则是赤着脚,没有任何生命与生活的保障,他们离泥土最近,却离幸福甚远。他们脚下的土地甚至都与他们无关,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他们是这个社会与国家的暂时居住者,权贵们勾结起来,他们就会失去土地与房屋,成为社会流民。
    
    他们是国家的两只脚,而他们的孩子们却要在国家的土地上为别人洗脚,以谋取生活保障与资源。
    
    中国有六大阶级,却离不开一种力量,就是军警力量,这是中国稳定的保障,它是由国家决策阶级控制着,对外保卫国家,对内威慑各种异已力量的可能性的颠覆。如果六大阶级真正和谐了,这一力量对内的作用就可以消除了,它就可以成为一支独立的人民的力量。
    
    对工农阶级的进一步分析
    
    五六七十年代,利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毛时代几乎摧毁了两翼力量,也就是资本力量与知本力量,还着力打击中坚力量,第一拨打击是通过反右,让数十万计的知识分子成为阶下囚,而通过所谓的工商业改造,使民族资本产业荡然无存。无论是知识还是财富,都没有异已的力量了。第一个十年,毛的计划初步实现。
    
    由于经济匮乏,无力养活城市青少年,更不能提供劳动就业机会,所以毛集团只好让年轻人上山下乡,让广袤的乡村来支付政策性的失业,上山下乡的本质是让城市人到农村就业、"就食",如果说战争年代毛让农村包围城市的话,现在的战略就是让农村包养城市。
    
    由于害怕自己的权力失落,还有就是权贵力量逐渐强大,毛发动了臭名昭著的"文革",让懵懂无知的青少年们起来,也就是让一种年轻的自然力量起来,扫荡权贵力量与中坚力量。由于国家权力与武装力量统一在自己手中,毛可以摧毁一切他想摧毁的异已力量。而这一过程中,他实现了自己的进一步神圣化,自我神圣化,也就是合法化,宗教化,在完全封闭的社会中,完成了一次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过程。
    
    工农兵,联合起来闹革命,万众一心!(文革歌词)
    
    一个人的大脑,二条干革命的脚,还有一种力量(武装),社会维持着基本运转。
    
    因为权贵与两翼遭到重创,地富反坏右成为阶级敌人,在劫难逃,工农兵在精神上获得一种生存性的满足,别人在坑里,而我们,尽管贫困但我们在平地。特别是工人阶级还有军人,拥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有一定的工薪,所以成为全体国民向往的职业。
    
    工人与农民在毛时代获得的是一种假相的权力与幸福感。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不知体现在哪里,连工会组织都没有,只有革委会这样的斗争机构,农民当然没有农会,大队支书左右着农村的政治经济命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其实一切都在革命权力控制之下。
    
    由于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是极原始落后的技术生产,所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技术的引进,产业更新换代,他们被淘汰已是必然,他们之所以心理落差大,是因为相对幸福观受到伤害,在毛时代,他们看到反革命大坑里挣扎着无数的权贵与知识分子,所以在精神上获得一种做人的尊严,而当权贵再次崛起,当知本力量与资本力量成为新兴的力量,他们自然有一种被社会遗弃的感觉。更为可悲的是,他们的合法权益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他们被新的权贵驱赶进新的市场,他们要通过服务获得发展,而不是像毛时代那样,社会经济利益水到渠成在流进他们生活之中,他们的孩子在当时甚至可以继承父辈的职业。
    
    真正一无所有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当土地不能成为资本,当粮食不能产生价值,他们只有来到权力与资本纠集的城市,通过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分享一杯新经济社会带来的利益,农村工人取代城市工人,农民以不要求城市保障来换取城市工作机会,中国的奇迹与超速发展,是建立在这样的低廉劳动力的基础之上,而这样的劳动者却无任何保障自己权益的能力,他们一些人因此成为讨薪者与空头债权持有人,他们劳作三十年,收益甚微,海量的廉价劳动力与随意可圈占的土地,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基本保证。
    
    中国上世纪的革命领袖,到安源或农村组织革命,首先要做的是组织农会与工会,通过这些工农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甚至通过这些组织力量,获得革命的胜利,可是,近百年快要过去了,革命领袖们获得了胜利,工农们却永远是失败者,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与农会。因为没有基本的组织,他们的权益难有保障,成为权贵阶级蚕食的对象。
    
    工农阶级的希望在哪里?
    
    在他们的孩子身上,所以中国的教育成为孩子们的斗兽场竞技场,工农阶级几乎没有可能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也没有自组织的能力与可能,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自己的孩子,改变身份地位,跻身到权贵阶级之中,或成为两翼阶级中的一员,当然如果能够一步进入逃离本土,成为海外力量,则是幸福之至境。中国为什么稳定,因为中国工农阶级内心希望不灭,他们不希望自己得到拯救,而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获得机会。
    
    ……………………
    
    有个将周正龙华南虎事件放在了中国官场的坐标系里观察。
    
    虎照门、官僚集团和民主化
    
    温克坚
    
    一,虎照门
    
    2008年6月29日,耗时将近9个月的陕西华南虎照门事件终于迎来一个有限的积极结果:官方宣布虎照为假,小演员周正龙被刑拘,13个涉案官员受到惩处。
    
    不过,虎照背后尚有重重疑团,黑幕之后还有黑幕---在当下的政治结构下,重重黑幕是注定无法被完全揭开的。迄今为止,围绕虎照门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官场丑态需要总结评析,以期让虎照门事件成为社会演变过程中重要的照妖镜,通过它来折射当下怪异的官场和权力生态。通过虎照门事件折射出来的公民力量的成长,也让我们有理由对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保持适度乐观,公众的持续参与将可以对抗劣质化的官场生态。
    
    有论者将华南虎事件比喻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取景框,在这个取景框里“恰恰集中了这个时代最为荒诞也最流行的某些社会元素,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历史标本。这些荒诞元素中,既有无耻无畏的摄影造假、以假乱真的图片PS、底线失守的自我炒作、名利时代的扭曲喧嚣,更有少数官员明目张胆的政绩造假、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渎职作风,以及虚构项目、套取财政专项资金的权力腐败。”“官场本能般拒绝公众质疑批评,极尽太极手法的推诿塞责,耗费巨大经济成本、制度成本及公众信心资源却毫无半点结果的调查鉴定……谎言藏于某些官员“以人头作担保”的豪言壮语中,真相包裹于厚厚的腐败马甲之后,政府形象与公信力被无节制透支,华南虎照恰如一根搅屎棍,将一些地方龌龊不堪的官场习气连底搅起,腥臭难闻。”(来源广州日报,作者张培元)
    
    我认为这些分析和定性是到位的。华南虎事件虽然一波三折,具备不同寻常的戏剧性,不过其内在机理并没有任何新鲜东西,简单的讲就是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冲动(这种利益包括现金,名誉,政绩等等),通过制造噱头来讹诈套现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约束的专项预算资金,甚至,造假事件就是权力层上下心照不宣的一场默契表演,唯一针对的只是中央财政的钱袋子,只是陕西地方官员将这场假戏演过了头,被原本可有可无的观众发出的嘘声坏了好事。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不受纳税人权利和透明规则约束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四处糜烂腐败乱象的一般性源头。腐败故事虽然越来越有“技术含量”,腐败所呈现的形式也越来越有创造性,一些不为公众所了解的复杂的产品和路径设计,都成为了腐败的载体,庞大的财政资金源源不断的输入到“利益相关者”的口袋。我们知道,这种腐败产品几乎可以是任何产品,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科技项目,公共荣誉,都可以承载种种隐蔽的洗钱路径。而华南虎事件中,这种产品也算相当有创意:通过联合造假,相关各方可以各取所需,而其中周正龙的所得其实相当有限,充其量,他只是一个小演员。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些巧立名目的利益相关方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时代的民间智慧,在庞大的网络打虎群体面前,他们进退失据,功亏一篑。
    
    二,官僚集团
    
    虽然虎照门事件的基本逻辑并不新鲜,只是官僚机构一贯的腐败机理在起作用,不过这个故事还是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独特性之一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荒诞事件中,那么多官僚群体愿意一次次为之背书?为什么这个事件的纠正需要耗时将近九个月?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
    
    华南虎事件因为一开始就展现出强烈的戏剧化效果,而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牵涉其中的政治利益不言而喻。从技术性角度来看,鉴定一份照片之真伪,几乎没有难度,广大网友已经从各个角度指出其中之疑点,结论在官方正式结论出台之前,早已经不言而喻。可是为什么面对这么一个简单事件,从镇坪县政府到陕西省林业厅,甚至到林业部,以及陕西省政府,都不断的被卷入,在一个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他们为什么要在一场越赌越输的赌局中不断增加筹码?
    
    对于这些追问和疑惑,官方倒是备好了一个答案。据新闻报道,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正永6月30日在省政府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表示,这件事充分暴露了相关机关和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
    
    不过这种答案说了等于没说。它本来就是用官场套话来敷衍那些追问,根本不会针对问题本身提供一些有价值信息。追问到这里,也许需要一个新的视角才能继续分析下去。
    
    这个视角,在我看来,就是官僚集团的兴起以及在此基础上和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在本文的叙述中,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行政部门,事务部门的官员群体,而政治集团指的是那些主要承担政治功能的官员群体。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在本文的语境中,都是一些中性词汇,没有任何道德的褒贬。
    
    之所以提到官僚集团的兴起,是因为在中共早期架构中,官僚集团空间被压制,官僚集团几乎沦为附庸。从49年-79年,中共体制内充斥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出来的干部,基本忠实于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官僚集团,也没有形成官僚阶层明确的共同经济基础。79年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事务管理的需要,官僚阶层重新萌生并缓慢发展,不过党管干部依然是基本基调,官僚体系湮没在后台。最近数年来,经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和多元,一些规章、制度和法律逐步出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官僚集团有了长足增长,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也日益凸显,政治集团对官僚集团的掌控能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
    
    虽然从广义上来说,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共同构成了一个政治生态,享受着一些共同的利益机制。不过,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利益之侧重点是不同的。官僚集团关注的更加具体:薪酬待遇,职业升迁,职业荣誉,事务处理等等。而政治集团关注的自然是政治利益,比如合法性、政绩,民意,指导思想,政治稳定等宏大叙事。政治集团关注的公众认同度、政府公信力和权力的公共形象等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利益,通常不是官僚集团关注的重点。民间俗语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实则暗含了这种利益的共享和分野。
    
    在华南虎事件中,包括镇坪县林业局,镇坪县政府,以及陕西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的相关官员自然地成为了官僚集团的成员;而那些主要担负政治责任的官员,尤其是和体制存在深度相互依赖的官员,比如陕西省长,省委书记,以及更广义的高层政治人物和机构都可以被视为政治集团。当然在本文中,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这种区分并不严格,在某些情况下,相关当事人的角色是可以转换的,这完全可能随着事件所影响的利益大小而来,比如省委书记在某些时候也可以归入官僚集团成员。
    
    华南虎虎照的处理过程,深刻的反映了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分歧,抗争,以及最后的妥协。
    
    上文说道,华南虎事件是官僚集团中相关机构的一种套利安排。当这种套利安排面临破产威胁的时候,官僚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被迫不断下赌注,而这个事件可能的政治后果却被低估或者忽视—毕竟政治后果通常不是官僚集团关注的焦点。当虎照门演变成为一个人所皆知的公共丑闻的时候,这些官僚和他们相关的部门依旧负隅顽抗,睁眼说瞎话。这足以显示官僚阶层在利益驱动下罔顾整体政治形象,以地方、部门和个人利益为最高追求的现实趋势。
    
    可笑的是所谓的政治集团,也许受制于政治派别林立,权力争斗失措,内部规则相互纠缠等约束,或许是因为系统超负荷而导致麻木,对于公众舆论和重大社会议题已经失去辨识能力(请参见拙作:“中共脑死亡”),加之必须借助官僚阶层维护稳定的需要,患得患失、畏首畏尾,长期间任由地方官员大量损耗整体政治权威(实际等同于对中央权力的绑架),在华南虎丑闻中表现得有些麻木不仁,任由事件蔓延,即便在公权力的政治形象一路走低的情况下,也长时间没有割肉止损。或许,他们也采取了许多劝慰性的举措,希望官僚集团能自我纠错。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内,陕西官员采取了掩耳盗铃的方法,对于这个话题有意回避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一方面是政治集团对于华南虎事件的麻木消极,另外一方面是官僚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积极主动,因此这件“皇帝的新衣”继续穿在表情已经僵硬的权力身上。正是官僚集团利益诉求的畸形生长,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集团形成一种功能障碍,使得政治集团已经无法及时有效的清理门户,而最后政治集团被迫要处置的时候,形象损害已经不可逆转。
    
    在华南虎事件中,政治集团最后噩梦醒来,作出有限交代,拘捕周正龙,处罚了13个官员。这姗姗来迟的交代虽然触动了特定官僚的利益,但由于官僚集团与政治集团共同分享的利益之牵制,这种被迫处置仍然是“舍軍保帅”,小人物作为替罪羊被抛出,丝毫没有触及体制性根源,其公正性和合理性必然被舆论诟病,更谈不上从此抑制和约束官僚集团牟利的不择手段。
    
    华南虎事件之后,陕西省政府进行所谓整风活动,但明晃晃的照片再次把严肃的整风变成民间笑柄,整风会场中有不少人睡态可掬,丑闻之后再出丑闻,这也算是官僚集团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个场景吧。另外,整风会议上的领导发言,显然仍在回避华南虎事件的本质,用一个较小的谎言掩饰另一个巨大的谎言,本质并无不同,如何能够指望参加会议者打起精神倾听领导发言?
    
    三,民主化
    
    民主化有许多种模式,威权体制本身走向衰败是民主化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央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统治集团和社会力量之间都在发生着复杂的互动,某种程度上都在瓦解着中共的威权架构。而华南虎事件的处置过程表明,兴起的官僚集团和走向衰败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许多公共事件中,都能挖掘到这个博弈的影子)
    
    这个变量值得更多关注,不妨多花费点笔墨,继续分析他们可能的博弈痕迹。
    
    一个转型中的威权政体,由于有着制度性的分歧,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自然会产生裂痕,他们之间的摩擦,控制和反控制等博弈是一种常态。通常来说,政治集团拥有主动权,因为他们占据在权威的顶端,拥有人事任命的生杀大权,而官僚集团则表现出某种依附性。不过,政治集团的一个软肋是,他们必须依靠官僚集团执行其政治诉求,如果说政治集团是大脑的话,官僚集团大抵是他们的躯体。没有了躯体的支持,政治集团也就无所依托了。因此,在博弈当中,政治集团和官僚集团必须进行适度的妥协,通常的做法就是点到为止,而不能斩尽杀绝。
    
    这种关注重点的不同,注定了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在相互配合的时候,也会相互博弈,甚至相互分裂以致背叛。每有轰动海内外的大丑闻出现,政治集团总要抛出官僚集团的几个人作替罪羊,这会让官僚集团内部逐步积累起“替罪羊怨恨”,替罪羊怨恨的强烈有时甚至会使某位下台官员公开抱怨,从而揭露出政治集团应负的责任。比如,瓮安事件中被撤职的公安局长就满腹牢骚,抱怨警察过多地被推到非警务事件的第一线,直接与民众对立、冲突。
    
    为了防止这种后果,通常来说,政治集团需要提供必要的利益刺激,同时也需要给官僚集团一种意义说教:那就是通常所谓的意识形态等观念层面的粘合性。因此,在极权主义鼎盛阶段,官僚集团几乎和政治集团密不可分,反应在现实生活中,那就是官僚集团具备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主动把政治集团的利益内化为官僚集团本身的利益,牺牲了官僚集团的职业利益,而完全依附于政治集团,也就是极权话语体系中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不过随着极权主义逐步过度到威权主义,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不断出台的是那些自相矛盾却日益破败的政治说教,同时政治集团已经无法约束官僚集团进行利益攫取,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恶劣生态中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逐渐显示出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的趋势。
    
    政治集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绝对主导权,在很多议题上,不得不迁就官僚集团的利益,这是威权体制内在的癌变。站在民主化的立场,威权体制内在的这种癌变也许不全是坏事,官僚集团的利益驱动和惯性运作特点,有时也可以部分修正政治集团决策的偏执和不切实际,为民主化导入提供一个窗口。
    
    当然,官僚集团的利益诉求不应该得到纵容,华南虎事件表明一个失去约束的官僚集团面目将如何扭曲,这种扭曲也不能指望威权政治来加以修正。这种修正必须要依赖现代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是一种权力约束方式,通过宪法,通过公共参与和程序化的民主设计来约束权力。这其中,官僚集团的势力无疑也是约束对象之一。与党国专制下通过政治化,道德化对官僚集团的约束不同---这种约束一旦被反动,必然意味着官僚集团利益化,腐败化,民主制度下对官僚集团的约束是通过法定的程序和透明的规则,还原官僚集团的专业特点,形成必要的职业规范,官僚集团才能真正回归现代社会的专业集团,法制化,专业化,非人格化,并受到法律和职业伦理的约束,取代极权主义体制下官僚集团对政治集团的人身依附,人身追随等关系特点。
    
    官僚集团的这种演变轨迹意义重大。林茨和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提到巩固的民主政体需要五个相互作用的场域,这些场域彼此之间相互促进,使民主得以巩固。首先,必须存在一个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第二,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第三,必须有法律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第四,必须存在一个国家官僚系统,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第五,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略有雏形,公民社会已见端倪,而政治社会似乎还在孕育,鉴于互联网的影响,公民结社似乎有了功能上的替代品,华南虎事件也映出了官僚体系的模糊面貌。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的巨大鸿沟之间,社会本身却呈现出了很多相似性。
    
    也许虎照门喧嚣的背后,民主化序幕已静悄悄的展开?
    
    2008年7月18日
    
    ……………………
    
    这种说辞似乎有些让人匪夷所思。至少,说中国的官僚集团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中国的科层体系,在全人类的文官制度里,都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套体系,从秦始皇以后,就逐渐成型,并且越来越庞大,自组织能力日渐完善。共产党执政后,并没有在祛除官僚集团上有所作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有着要对官僚集团开战并将其干掉的意味。只不过,毛泽东这种破釜沉舟的气势与战略,在试图消灭官僚集团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了摇摇欲坠的中国文化,则有着扩大化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成分,并且导致文化上的凋零败落。
    
    至于说从周正龙华南虎事件的处理上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或许也是个牵强附会的说辞。当然,如果动态地看,现如今的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与民主化强拉硬扯上,周正龙事件如此,瓮安事件如此,杨佳事件如此,昆明公交车爆炸案也未尝不可。
    
    而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花拳绣腿进退维谷,则让中国承受越来越大的风险。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
    
    阜阳,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恶之花!
    
    林取
    
    毫无变化:阜阳四年来的公共卫生
    
    又是阜阳!2004年在阜阳泛滥的毒奶粉导致的大批“大头娃娃”,引发公共卫生危机。四年之后,阜阳又爆发了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引发的手足口病,到5月10日,阜阳发现了6188例患者。灾难得以横行肯定伴随着人祸,此次EV71疫情之所以扩散面如此之大,不仅仅是因为病毒本身的破坏性,政府部门此前的不作为和应对危机的不得力是造成这一灾难的基础。早在4月初,阜阳市民间就在流传“小孩子患瘟死亡”的谣言,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已经不肯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但4月15日,当地的媒体对此辟谣,家长们又把孩子送进幼儿园。正是这一反复,使得疫情得以蔓延,感染了很多原本不应该患病的儿童。4月27日,新华社发布通稿,阜阳发生EV71病毒感染疫情,已有18名儿童死亡。
    
    阜阳素有“负面新闻发源地”的潜质,不仅仅是因为其糟糕的公共卫生治理,仅就今年的重大新闻就有“阜阳颖泉区‘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安徽阜阳中院腐败窝案大多数涉案官员仍居原位”等。阜阳市颍泉区是个贫困区,但区行政中心却仿造美国白宫,极尽奢华;讽剌的是对面一所小学,因无钱改造危房,却向海外申请了国际援建资金。2008年3月13日凌晨4时55分,多次举报阜阳市颍泉区政府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的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离奇死亡,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说法。而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被相继做出裁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但今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再远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肖作新、周继美、王怀忠等阜阳市前任高官的超级腐败大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阜阳就已经呈现出公共治理、公共服务极度落后的状态。
    
    要弄清楚的是,基础教育、解决温饱、良好公共卫生保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必须应到的义务,而不是政府赏赐给公民的福利。早在1978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发表的《阿拉木图宣言》,就明确提出实施初级卫生保健是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本的途径和措施,中国政府分别于1983年、1986年、1988年分别明确表示了对这一目标的承诺。那么为什么在阜阳市,可以建造豪华的“白宫”办公楼,而无钱改造小学危房,无钱完成公共卫生服务而导致数千儿童患病呢?为什么四年前发生了公共卫生危机,而四年之后同类的危机来临,阜阳仍然会再度受重创,阜阳的四年改变了什么?
    
    罪魁祸首:扭曲的官员激励模式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现存行政治理结构的设计,为什么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很难激励各级政府官员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可以做到这一些?周黎安认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经济增长的关键线索。在高度集权的行政结构和官员对升迁极度渴求的基础上,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以GDP为标准,考察地方官的工作绩效,决定其政治前途。通过地区之间的竞争,推动了整体的经济增长,竞争也降低了各个区域的制度、生产要素等方面的成本。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以GDP为标准决定官员晋升的锦标赛模式,实际上是用GDP指标替代了居民的喜好,这在经济不发达的改革开放早期,可能还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在这种模式下,官员只看重GDP的增幅,阜阳市前市委书记王怀忠,就放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在王怀忠的看来,政绩成为考量官位升迁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这也是更高一级决定王怀忠升迁的主要指标。这种考核体系下,大建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高能耗的增长模式也就不足为奇,期间夹杂着跑官、买官等腐败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政府机构的威信。
    
    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偏好和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政府是一个多任务机构,不仅仅要完成人们收入提高的目标,还要保证居民有适宜舒服的生活环境,安全的饮食卫生、交通、生产环境,便利、可靠的社会保障系统、基础教育等公共品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但由这些指标并不在政绩考核的范围之内,长期被地方官忽视。阜阳市的现状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那么既然出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改变?这源于两个方面,也就是地方居民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双双失灵。
    
    在当前的官员晋升模式中,官员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上级直至中央政府。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国家,甚至政府为了维护其在人事的任免上的权威,会刻意地压制民意。以阜阳为例,接二连三的出现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伤害最深的就是当地的居民,而居民对当职官员的任免缺乏任何意义上的决定权和影响。2004年4月,阜阳毒奶粉事件震惊全国,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当时表态:“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时隔四年,阜阳肠道病毒感染已经导致19名儿童死亡,超过千人感染,并有向河南扩散的趋势。杜女士依然占据官位,体制依旧未更改,信息依旧不公开。
    
    而现有的上访和举报的基层意见反馈体制,代价高昂,不仅解决不了问题,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除了阜阳市白宫案举报人李国福的离奇死亡外,在河北程维高案中,举报人郭光允被关了八年冤狱,程维高倒了以后,郭光允还在服刑。湖南益阳的“反腐斗士”刘骏,告发益阳益麻厂厂长胡资生侵吞国有资产数亿,但某日被公安传唤后,忽然从派出所二楼跳楼自杀而死。而近年来的上访则面临地方政府的围追堵截,各地严禁越级和集体上访,河南省虞城县沙集乡的村头,甚至出现“越级上访就是违法”的标语口号。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现状彻底断绝了居民用手投票的可能。这引发了民众更大的愤恨,而且在现有的政治权力决定机制中,即使中央政府从全局考虑,通过整肃某些地方官员队伍杀一儆百,也绝对不会把这种权力放给基层百姓。
    
    即使用手投票的民主机制失灵,也并不一定会造成地方政府对民生、民意的漠视。如果居民觉得一个地方难以容忍,可以离开这个地区,选择民生福利更好、政治环境更民主的地区。同时通过这种机制达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改善中国整体的公共环境。但中国的现实也阻断了这一条路。目前中国通过户籍等制度,限制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职称等多个方面设卡设限,让居民用脚投票的机制成为泡影。并且对阜阳这种地区来说,农村地区经济并不发达,是劳务输出地,再加上普通家庭收入低,也无法承担流动的成本。而对当地的城镇居民来说,大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从损失厌恶的角度看,宁可忍受当地的公共危机,也难以下决心迁移。
    
    渐进:转型还是走向死亡?
    
    仅从官员的激励模式来分析问题,虽然可以解释阜阳的种种恶现状,但并不能得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激励,这需要从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渐进式改革说起。长期以来,中国常常自得于中国式的渐进式改革,在总结中国经验比较典型的是林毅夫,他在总结国有农业、企业和外贸三个部门的改革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通常都是以改进微观激励机制入手,随后通过新的市场机制中的增长及其对其它方面改革的要求,将改革本身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局部试验、增量改革来做大蛋糕,以此提高每个人的净收益,这是中国近三十年经济转型的特色。这一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后发国家不必先进行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改革,而是像马克思主义或新制度经济学派那样,等经济发展了,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在微观主体相对经济力量的上升,以法治来界定政府和各经济主体权力和义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强,以此完成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事实上,这种思路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中被广泛使用,改革三十年以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经济特区、试点,在价格、劳动力市场、退休金改革等双轨式的政策设计,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差额选举试点、党内民主的提出。
    
    然而就目前阜阳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事项来看,通过渐进改革倒逼更多的改革空间以完成转型的方案并不一定会成功。林毅夫的解释也只讲述了中国式的渐进式改革的表面,从根本上讲,渐进式改革的本质是平稳的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在中国的渐进改革方案中,无论是价格双轨制还是乡镇企业,都赋予了既得利益者利用特权以获得“租金”,以此来减少他们对改革的阻力,同时收买到的权力所释放的效率也提高了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的福利。这一方案不仅满足了改革发生所必须的政府约束,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但转型可以成功,在政治上,要求事前可以被各利益方接受同时事后又是不可逆转的,但在渐进式的改革方案,允许既得利益者寻租,只满足了事前的政治约束,事后的不可逆转性并不能保证。政治与经济改革存在强烈的互补性,而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可能或者会长期拖延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杨小凯生前与林毅夫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论战中,就曾提出,如果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而只是单方面发展经济的话,到最后政治会成为一个最大的约束,如果双方不能达成进一步的妥协,这种冲突最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震荡,转型反而不能很好的进行,所谓后发劣势。而中国经济转型中曾经的经验,如价格自由化时的双轨制与乡镇企业(TVEs)等,究竟是一种制度创新还是产生既得利益、阻碍制度转型深化的绊脚石?在2003年与林毅夫论争中,杨小凯激烈地批评到,“林文不再提他过去一再鼓吹的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因为现在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识到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公有制TVEs体制中的致命缺陷”。这还不包括大量未批露文献或者未发现的案例,杨小凯对此曾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的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记录”,如果将这些负面影响加进去,中国式渐进式改革的效率到底如何,还很难判断。
    
    而从转型的不可逆转性方面来看,从中国当前的两组数据分析:
    
    李炜光教授在收集改革三十年以来数据的时候发现:
    
    如果我们以年份和GDP数字为坐标画两条最简单的曲线图,会惊奇地发现,无论财政收入还是支出,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差不多是完全对称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按照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31%、增收1.2万亿元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右边的曲线已经超过了左边并将继续延伸下去,形成一种新的不对称关系。
    
    三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体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那个超级政府,一个职能、规模都呈无限扩大、无限增长趋势的庞然大物,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政治权力在这个国家,大体上仍然像三十年以前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比三十年前还不如的是,我国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2004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7.6%,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的数字仅为12.5%(美国几乎是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两倍);三十年来,政治权力没有丝毫后退,仍然像以前那样控制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公权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权力经济” 和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无孔不入地凭借特权谋取经济利益,与民争利,而对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不感兴趣。2004年,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我国为25%,美国为75%。尽管GDP猛涨,直接维系民生的社会保障、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三十年来,公民无权的政治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人大仍然无法行使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政府制定法规、政策依然可以我行我素,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文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地膨胀起来。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及社科院等部门,出炉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数据表明,中国大陆的亿万富豪中,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2,900多名高干子女拥有资产达人民币2兆多元,而且,在金融、外贸、证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5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弟,实际已经形成官僚资产阶级。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不得不指出,尽管中国不断的改进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府治理上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模式,但这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其运行思路根本没有被改变过。传统的极权官僚模式,计划的政治经济指导模式在今天依然盛行于各个领域,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对待。上面的两组数据提示的现象也证实了渐进式改革在理论上的缺陷:将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并使之强大,从而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发生。可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把中国从旧的体制中转出来,但并没有走向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权贵阶层已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瓜分”完毕,在“新”体制面前,任何触动其利益的举措都将碰壁而归。李炜光非常悲观的认为,“这已经不是走回头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而是走了一条官僚体制主导的歧路并将被永久性地锁定在这条路上的问题了。”
    
    未来:激进式改革中浴火重生
    
    从中国自身来看,改革所产生的收益必须满足人们的预期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从全球视角来看,自二战以来,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已经是潮流,作为中国不可能长时间“别具一格”。尽管当前既得利益集团引发了老百姓的极度不满,但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绝对收入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不满和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也缓解了粗放式增长模式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但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以及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影响,近些年对改革的反思叠起,不仅包括国企改革、住房改革等经济方面,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互动关系也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路径来完成接下来的转型,当前各个利益主体都需要深思熟虑。当前的经济改革已经挖掘了现有政治体制内的最大能量,余下的难点集中在收入分配、国企垄断、宏观经济决策模式等与政治体制勾连甚深的领域,因此政治改革是当前各项改革的核心。从这一角度来看,为什么阜阳市的改革积重难返?当前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要保证所谓干部(以及公务员)队伍的稳定。中央的公共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参与,因此中央政府采取了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的策略,未受处分的官员,只能保证改正错误,就可以留任。而这种所谓的渐进改革其根本是驼鸟政策、绥靖主义,短期可能有利于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稳定,长期来看,无疑祸害深远。
    
    这是因为,这种渐进模式强化了地方官员的观念,即上级政府不会大批量处置官员,而且中央作为极权政府,也不可能让居民来决定官员任免。由于被处置的永远是少数,其怠工、渎职、腐败的成本也就远远小于收益。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改革模式会改变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局面。一旦这种趋势被当地百姓预测到或者经历过,当地政府的信用会急剧萎缩,各项经济要素(资本、人才等)会逐渐流出本地,只留下腐败的官员和无力搬迁的居民,这一地区将长期陷入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在安徽省阜阳市(已经有十几年时间)出现,还有湖南省郴州市等地方。
    
    从改革的发生机理上来看,赫尔曼在1998年就含蓄地指出,渐进改革往往在政府权威较强并且对选民较不负责的国家通用,而政府比较接近选民的国家,大爆炸等激进改革成为政府的首选。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认识,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看政治体制改革:
    
    其一,在现有体制下的激进改革。作为上级或中央政府,要摒弃息事宁人的态度,要扩大杀鸡给猴看这一警示策略的范围,断绝下级政府的侥幸的心理。周业安认为:“大面积清理和整肃官吏,只会给当地政府管理体系带来暂时的混乱,但很快就能够平静,因为这些官员本来就称不上精英,更替非常容易,也不会给公务员和官员队伍带来人力资本损失。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可以预见,这样一个没有成功整肃官吏的地区,必然会出现重大公共危机,而且以后还会出现此类危机!”
    
    这种现象与国企等经济部门改革中出现的“软预算约束”相似,科尔奈在1979年就政府对国有单位不断的救助的行为,提出了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的概念,他认为在软预算约束的状态下,若相关单位发生亏损,其管理人员就会期望得到援助,并且这种期望将决定他们的行动,而政府因为种种顾虑,总是实现了他们的期望,结果导致政府不得不持续不断的救助这些组织,最终风险往往从局部扩散到整个经济体,引发群体性危机,而相关单位依旧保持了低效率。上级政府如果没有断绝下级政府侥幸的心理,那么或早或晚,整个区域都会被拖入无法收拾的深渊,引发政治动荡,以经济危机和暴力革命收场。
    
    其二,必须彻底改变政治决策模式。即使上级政府总是可以狠下心来,对一个地方进行急风扫落叶式的彻底整肃,但从全局来看,依然只能是杀一儆百的模式。而且上级政府也没有那种能力去完成这一监督和处罚的任务,即使把这种官僚模式的全部潜力都发挥出来,也无法应对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环境下的公共事务变革。更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式下,居民对公共治理的要求,和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理念和文化存在严重冲突。
    
    不管是横向的国别经验,还是纵向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难以为继的时候,社会革命往往已经悄悄地进行中,相配套的政治革命必然会到来,问题仅仅在于是以激烈的社会动乱和暴力实现,还是以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实现。对政府来说,可供的选项仅仅有两项:以激进式的改革,主动适应这一潮流,与基层民众达成和解;还有就是被基层民众被爆发出来的革命推翻,以更为激烈的暴力革命收场。俄罗斯、东欧、南美等国家无一不落入这两个选项之中,期间革命前的执政党在革命之后甚至会被宣布为非法,罗马尼亚的前任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会在革命发生不久就被处决。而中国晚清的宪政革命则一拖再拖,最后社会革命等不到已经公布的“立宪改革”,辛亥革命发生了。
    
    因此,即使为了避免革命式的极端激进政治变革,当前政府也应该抛弃原有的绥靖式的渐进改革,赋予居民用手投票的民主权利,落实迁徙自由等用脚投票的权利,巩固言论自由、生存保障等公民基本人权,让渡政府手中的现有权力和利益给公民和各种自主的NGO组织。反省过去、对比同邻,才能够更好地预测并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事件。而不管出于执政党或政府的稳定以及既得利益的稳固,还是为人民谋福利,各级政府都应该采取激进的治理改革方式,以顺应潮流。
    
    ……………………
    
    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
    
    罗小朋
    
    一、中国政治改革的集体认知困境与根本原因
    
    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难以摆脱这样一个集体认知困境:一方面,无论是精英还是百姓,多数人都相信政治民主和地方自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但另一方面,多数人也相信,中国人搞选举会乱,中国搞地方自治会分裂。
    
    中国之所以陷入这样一个集体认知悖论,根本的原因在于几千年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中国精英从来不缺“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分子,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忍辱负重,能够创造“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但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彼此不能理性沟通。
    
    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代价高昂,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排斥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也不是因为中国人难以认同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根本原因,是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不可能在精英阶层中培育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而精英阶层缺少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就不可能调动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不可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资源,从而不可能以较小的社会代价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二、政改新思路的指导思想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新思路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建设理性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贯穿于改革的探索之中。为了改革成功,建设精英的理性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不仅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也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本身以及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改革过程的理性,而不仅仅是强调改革目标的理性。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精英阶层理性交往的产物,因此,只要中国精英能够不断提高集体理性,不断改进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中国精英就完全能够创造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体现现代文明精神的政治制度。
    
    中国改革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当中国精英能够比较理性地沟通的时候,就能够激发出很高的集体智慧,迅速地开创举世震惊的新局面。在这方面,最经典的成功案例就是包产到户。改革之初,中国精英对于农业改革,也曾面临类似于今天政治改革面临的集体认知困境。当时大家都认识到集体化的农业体制是中国粮食短缺,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但是,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农业退回家庭经营就会导致政治灾难。
    
    由于对改革历史的浪漫化叙述,今天有许多人都以为是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发包产到户,才打破了农村改革的僵局。这其实是对中国改革历史非常危险的曲解。如果中国的改革都要等到老百姓冒着坐牢的风险去突破,那么中国的改革绝不可能成功,而只可能导致又一场革命。
    
    中国农村改革在八十年代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精英中存在着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其中,在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不仅有需要改革的默契,而且有一种极其宝贵的共识,那就是实事求是,谁也不能把一种改革的方案强加于人。包产到户首先在安徽局部地区被默许之后,多数省份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当时的江苏省,甚至在两省边界树立了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标语,一个字竟然有一人多高。
    
    中国之所以能够突破对于农村改革的集体认知困境,不仅在于领导人的理性认知态度,还在于精英阶层成功地对原有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实现了重大创新。最突出的一个创新,就是智囊机构的诞生和发展。
    
    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中央与地方的沟通。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高的道德风险。大跃进的失误以及后来的严重饥荒,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正是这种道德风险的存在,八十年代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和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认知的悖论:中央对改革方向和速度的判断要取决于地方的判断,而地方的判断又要取决于中央的判断。破解这一认知悖论,当然需要地方和基层的创新勇气,但是,一旦局部突破之后,如何形成全面的共识呢?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支持下,自发组织的智囊团的贡献,就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共识。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很难想象中国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能够如此顺利,如此成功。 ( )
    
    三、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
    
    三十年过去,时过境迁,当年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已经完全不能应对今日改革面临的挑战。我们借鉴三十年前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是从当年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比如,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分区域的改革探索。今天,这一经验依然有重大价值,但是,今日的分区域探索,面临着当年没有的两大难题。第一,今日地方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已非昔日可比,第二,今日中国正在建设统一的法治,不能允许地方擅自突破国家法律的界限。如果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能建立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简单地模仿八十年代地方各自探索的改革经验,只会导致灾难。
    
    中国政治改革的任何一种思路,都必然要面对这样两个困难的挑战,即如何保证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不发生动乱,在实现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不发生分裂。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两个困难,一些精英认为,中国根本上就应该放弃对民主和自治的追求。但是,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多数,并不认同这种主张。
    
    那么,破解上述两大难题的钥匙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破解这两大难题的钥匙,就在于充分调动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来克服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全面改善精英阶层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以建设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新机制为切入点,推动统一法治下的地方自治。
    
    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呢?中国政治大一统对人类文明秩序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超越家庭出身和地域背景,系统地激励和选拔最优秀的人才为社会服务。没有这一积极因素,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早就像其他大帝国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呢?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来自中国家天下的治理传统。这种治理传统把一切公共事务的管理高度个人化,并且系统地排斥地方自治,压制基层和地方公共空间的成长。历史证明,没有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公共空间的扩展,中国精英不可能发展非个人化的交往,不可能形成非个人化的交往习俗,更谈不上建设体现公共理性的沟通伦理和沟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精英的个人和集体认知,都受到地位(有权还是无权)和人格(君子还是小人)的严重干扰,非常难以形成客观的集体意识。
    
    基于以上认识和判断,我对中国的政改形成了以下的机制设计:
    
    1.利用中国历史上县令由科举选拔由中央直接任命的传统,在全国公开选拔和任命约三百个县长,派往各省具有代表性的县份。
    
    2.这些县长的最高使命,是培育地方民主自治的能力。为了真正完成这一使命,避免机会主义的短期行为,中央对直派县长建立全新的激励机制。在本地具备直选县长的能力之前,中央应鼓励直派县长连任。具体做法是连任次数越多,级别和待遇越高,允许出现省长级的县长。但是,直派县长一旦没有通过考核或失去民意支持,则不能转任公务员,而只能去竞争其他政治性领导职务或回到民间谋生,这一激励措施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政治家的非官僚化。直派县长离任后,经过数年的考验,如当地能够成功地,持续地进行民主自治,国家应对原任直派县长(可以不只一人)授勋,以褒奖他们对中国民主的贡献。
    
    3.赋予中央直接选拔和任命的县长如下特权:
    
    •每年到中央集中一个月,进行交流和培训。
    
    •借鉴西方参院或上院议事规则,向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尤其是立法优先顺序的建议。
    
    •在网上建立封闭的虚拟公共空间,以虚拟身份交流地方治理中的各种政策问题和法律问题,同时,中央领导也能够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与这些县官进行直接交流。
    
    •连任后级别获得提升的县长,可以参与相应级别的决策,比如进入地市和省级常委。
    
    4.赋予省级如下权利:
    
    •在非中央直派县长的县份,决定是否由省直派县长或县直选县长。各地选拔和选举的办法有一定自由,以鼓励创新和竞争。
    
    •逐渐扩大地方立法权,允许地方改革本地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和地方司法制度。
    
    5.中央政府加快建设类似美国联邦政府的司法和执法职能,如派出巡回法庭,建立类似FBI的执法队伍,建立垂直的劳动执法系统。
    
    6.制定法律,允许受到地方恶势力威胁的地区人民请愿,由中央直派县长。请愿程序由中央决定。
    
    7.制定法律,允许中央调整各省中央直派县长的比例。
    
    8.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多层次的公共空间,包括隐匿真实身份的虚拟公共空间,鼓励朝野精英在守法自治的基础上,在网上理性交往,以真实身份或虚拟身份议政和模拟参政。探索精英言论的公共评价机制和精英与民众的理性沟通机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间精英的议政范围和参政渠道。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在网上模拟宪政改革。
    
    以上机制设计的一个关键措施,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拔和任命一部分县份的行政长官。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国存在的最大治理危机,是部分县域治理的失控。几千个父母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究竟在干什么,透明度非常低。更严重的问题是,县一级政权,在中国地方治理中极为关键,因为县域是中国几千年来最稳定的地方治理单元,自八十年代初财政分权以来,县级政权也是中国地方治理中全面整合资源,包括整合民间和政府,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资源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但是,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治理层级上,中国出现了权力和责任最严重的不对称,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上出现了许多百姓和中央都不满意的“形象工程”,出现了许多频频赴京的“访民”。
    
    中央直派县官,不可能派到所有县,更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但只要有一定比例的县这样做,就有助于产生以下积极效果:
    
    1.极大地改善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不仅使中央可以及时地了解地方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央与省对话的信息不对称,对省一级产生巨大的改革压力。
    
    2.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部分县官,对于有政治抱负的人才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分久必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统一的知识阶层——士。统一的士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偏好,就是志在天下,而不在本土。因此,对国家统一的偏好是中国精英的政治文化中最稳定的基因,建立一个充分开放和竞争性的地方长官市场,是确保中国地方自治而不分裂最有效的措施。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恶势力发展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张一律层层选举,是天真的洋教条。
    
    3.当然,我国的一些地区也具备了扩大地方民主自治的条件,因此,正如没有必要一律搞层层选举一样,也没有必要对每个县都直派县官。新改革思路的灵活性就在于,每个县的行政长官都可以出自三种不同的选择,由中央直派,由省直派或由地方直选。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由这三种不同办法产生的县官的比例,中国就可以比较平稳和可控地向民主的地方自治过渡。
    
    4.一百年前中国精英就接受了地方自治的理念,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现在看来,由于长期缺乏地方自治和法治的传统,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面临着特殊的困难。除了建立开放和竞争性的地方长官市场,为了确保地方自治不引发地方恶势力的猖獗,必须首先强化中央政府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这是新改革思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源自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历史和美国联邦制的历史经验。如果没有中央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制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难以确保普通人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是现代国家的常识。
    
    5.中国现在面临的信息环境和技术条件之好是我们的先贤难以想象的。我们有比前人充分的知识和技术手段来设计和实施变革的方案,但是,如果精英阶层不能改变中国政治文化的陋习,就不可能进行理性沟通,也就不可能充分地整合各种内外的价值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改革落后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在于,克服政治文化的陋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政治文化一般都形成了自我锁定的机制。你要参政,你就要接受现存的政治文化,你要不接受,就自动出局。正是政治文化的这种自锁机制,使得许多民族难以摆脱政治制度长期落后的困境。现代的网络技术,为克服政治文化的自锁机制提供了一种新机会,这是因为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使人们超越现实中的交往方式发展体现公共精神的理性交往。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机会,如果精英阶层没有对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能力,没有道德的坚守和承当,什么样的技术也帮不了忙。笔者在改革新思路的机制设计中,引入了虚拟公共空间的建设,就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精英以“天下为公”的核心价值,能够提供足够的道德资源和精神资源,支持他们利用网络技术来打破中国政治文化的自锁。
    
    (本文原载天益网)
    
    ……………………
    
    基于同意基础上的合法性
    
    陈行之
    
    1.什么是“合法性”?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政治系统之中。政治系统分为不同的层面,上至国家,下至单位以及任何由两个以上的人构成的有活动的团体,我把这样的系统称之为权力系统。
    
    在权力系统中,维系其生存运转的基本动力是权力(政治权力),权力系统只有获得合法性才能够有效运转,这就是说,合法性是一切权力系统运转的基础。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权威的概念也包含在合法性的解释之中,但这并不意味合法性自身丧失了独特的价值意义。那么,什么是合法性的基础呢?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
    
    在一个权力系统中,并不是获得了权力就天然地拥有了合法性,获得合法性还需要很多条件。美国“独立宣言”中有“对统治的同意”的表述,指的其实就是:只有绝大多数人“同意”被权力统治,权力系统才能够存在,如果缺乏这种“同意”,权力对大多数人来说就会成为邪恶的异己力量,权力拥有者就会用高压或者其他卑劣手段维护其表面上的合法性,而被统治者一定会殊死反抗这个未经他们同意的权力系统。
    
    2.国外一件事
    
    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博卡萨》的文章,讲述了中非共和国陆军参谋长让•贝德尔•博卡萨从发动血腥政变上台到被人民推翻判处死刑的故事,这个故事很能够说明人民对于“对统治的同意”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意义。
    
    独裁者博卡萨上台以后改变了国家政体,当起了皇帝,把总统府改为皇宫,陈设极其豪华,单是他举行登基大典的花费就相当于中非全国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博卡萨直接利用手里的国家权力为自己聚敛财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垄断了国家象牙出口大权,以皇家名义开办了机器修造厂、家具厂、棉花公司、咖啡公司;他不但要抽取外资企业百分之十佣金,还有占有相当的股份;他除了通过经营工商业赚钱之外,还给强行向人民征收极高的税赋……在博卡萨敲骨吸髓的盘剥下,中非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只能以吃香蕉、木薯度日,哪里还交得起高额税费?交不起就被抓起来强迫去做苦役。
    
    博卡萨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禁止使用“民主”、“选举”等字眼,取缔了国内唯一的报纸,广播电台播送的全部是博卡萨本人的所谓“圣训”;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禁止外国报刊在中非发行。博卡萨嗜杀成性,经常借口发生“政变”残忍地消灭对手。在一次刺杀博卡萨事件以后,博卡萨处死了八个人。有一次,博卡萨闯进监狱,挥舞权杖,对正在服刑的犯人胡乱砍杀,当场就打死五十余人,有人甚至因为不小心碰到了皇宫的围墙就被当场枪毙掉了。中非人民无法忍受流氓皇帝博卡萨的欺压,终于不顾当局的阻挠走上吉街头游行示威,他们高呼“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从首都主要街道上走过,十五分钟以后,皇宫前面的帝国大道血流成河,几百名学生、工人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著名的“班吉惨案”。
    
    发生了这样的惨案,人民当然有权利说“不同意被统治”。“班吉惨案”在中非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很大反响,人民尽管被镇压了,但是通过这件事也进一步看清了博卡萨政权的反动本质,酝酿着新的革命,全国就像有无数个火山口在冒烟。八个月以后,博卡萨出访利比亚,前总统达科在国内人民的支持下成功发动政变,重新掌握政权,他顺应民意,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帝制、废黜博卡萨的皇帝身份。博卡萨尽管狡猾而残忍,在如此巨大的变故面前却完全失去了常态,面如死灰,浑身颤抖,不知所措。他先后向法国、瑞士、加蓬、多哥、扎伊尔、比利时等国求救,要求政治避难,都被严词拒绝,最终在科特迪瓦(当时叫象牙海岸)落下脚来,正式结束了其耀武扬威的独裁者生涯。后来,中非法院缺席审判独裁者博卡萨,宣判他为死刑。
    
    这就是说,博卡萨的权力系统存在的重要基础——“对统治的同意”——发生了动摇和溃解,它只能分崩离析,土崩瓦解。
    
    3.国内一件事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从微观的权力系统中看一看“对统治的同意”怎样决定一个单位的状态。
    
    在我们的体制中,还很少有实际意义上的选举程序,单位领导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单位的上级部门任命的,无论在政府序列还是在企业、事业单位中,均是如此。上级委派的这个人高风亮节并且非常富有才干,民众会说:“好,这是一个好领导,我会努力工作。” 这意味这个权力系统具有“对统治的同意”的坚定基础,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委派下来的这位领导是昏庸无能者或者根本上是一混蛋——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换一句话说,这个缺乏“对统治的同意”的权力系统,又将处在何种境况之中呢?
    
    首先,不具备“对统治的同意”基础的权力系统不具备任何合法性,而没有合法性的权力系统在其行为方式上必将是不正义的,而所有不正义的东西都必然会受到民众的抵制。
    
    抵制有各种方式,在个人不能完全表达意志的历史文化环境当中,抵制通常会以消极和冷漠的形式出现,这种抵制造成的后果,也隐藏在不动声色的演变之中——这个单位将人心涣散,离心离德,逐步失去或者说完全失去活力和创造力。只要我们睁开眼睛看一下身边的公有制单位,不用怎么费力,就会发现我所说到的情形。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才会选择公开的对立与冲突,就像讨薪民工爬上三十米高吊塔一样,就像小贩用刀子扎死城管队员一样。以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西丰拘传记者案”为例——
    
    我们不说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官司,不说赵俊萍被认定用编发短信的方式诽谤县委书记张志国,不说赵俊萍随后被当地法院判定构成诽谤罪和偷税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也不说记者朱文娜因为在《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文章中两次提到张志国,不说西丰县公安局多名警察因此来到北京,称朱文娜涉嫌“诽谤罪”,已经立案,出示对朱文娜的“立案通知”和“拘传证”……这些我们都不说。我们只说在西丰县那个地方——县委书记是一个什么人物?他是不是一个必须接受民众和媒体监督的公务员?是不是一个受法律约束的公民?如果是,那么,他就应当能够忍受赵俊萍的短信,就能够忍受记者朱文娜的报道文章。从目前反应来看,这位县委书记显然不是我们说到或者说我们期望的那种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篇文章的语境当中。县级政权毫无疑问是一个权力系统,而且是中国社会极为典型的权力系统,这个权力系统也必将遵从于某种客观规律,既:只有基于同意基础上的合法性才能够使其在正义层面运转,否则,它必然会以相反的面貌出现,在非正义状态下对社会构成威胁。
    
    我不能说西丰县就是非正义的权力系统,但是这个县的政治领导人物架空法律、将公权私化、调动国家公器进行的所谓“执法”行为,已经有了典型的非正义权力暴力色彩。站在这个权力系统顶端的县委书记显然有了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黑帮老大脾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权力系统还具备“对统治的同意”的基础吗?它的合法性还稳固吗?
    
    新华网报道:因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对记者朱文娜立案调查并进京拘传。来自西丰县最新消息,当地公安机关8日已正式撤销立案、撤销拘传。8日23时许,西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高维义约见新华社记者说,西丰县公安局已于当天下午召开会议决定,撤销立案、撤销拘传。至于撤销原因,公安局局长王卫东的原话是“认为不妥”。当天14时左右,高维义已表示,当地公安机关到北京对记者采取司法措施是不合理的,拘传记者带来了负面影响。还有报道称,西丰县领导向朱文娜道歉,朱文娜不接受道歉。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挥之不去: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西丰县人民对这件事或者其他任何事有任何说法。我的想象是,一个敢于派警察到北京拘传记者的县委书记,在西丰县这个权力系统中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有没有比拘传记者朱文娜更为严重的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事情发生?如果有,它们为什么发生,它们又是如何发生的?
    
    也许我们会从后续报道中听到西丰县人民的声音,然而在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前,我们已经能够想象,县委书记单是对记者朱文娜的行为就已经严重腐蚀了“对统治的同意”的原则和基础,他们不合法的行为本身瓦解了这个权力系统存在的合法性……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局面,它远不是撤销拘传并对朱文娜个人道歉就能够解决的,我们必须听到西丰县人民的声音,不仅仅是对拘传朱文娜事件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对于西丰县这个权力系统是否合法的声音,我们必须真正听到他们说同意还是不同意被统治。这不是苛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所有公民的神圣权利。
    
    如果我们听不到,或者说西丰县人民因为这样那样原因无法说出他们的心声,那么,对不起,依据政治哲学原则,我们就认为你那个权力系统非法。
    
    4.说出你的声音
    
    如果把权力系统比喻为金字塔,那么,塔尖必须为基座承担责任。
    
    我们说得小一些:一个不断给下属单位委派为非作歹之徒或者昏庸无能者的机构本身的合法性也值得怀疑。这就好比政府应当为重大煤矿安全事故承担责任一样,否则政府将丧失或者说逐渐流失合法性……我们说西丰县的问题很严重,不在于西丰县本身,它暴露了我们整个社会存在着的一种危机。
    
    然而原则归原则,实际归实际,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文化包袱的民族,很难在一夜之内把全部问题都廓清,很难在一个早晨就把天空变得明净如洗,我们处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之中。
    
    尽管这样,也不要怀疑我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孙志刚事件、佘祥林事件、彭水诗案……每一次抗争都是对不同意的呼喊,那些为正义奔走的人们切切实实地推动了社会进步,我们应当记忆他们,感谢他们。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维护社会正义的光荣职责,合法性不在别处,就在我们因为各自的人生处境而产生的内心图景之中,要紧的是,你必须说出那种声音。
    
    ……………………
    
    这就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步步为营的分析。
    
    而中国左派在此也未见得消停。
    
    刘涛新思维下的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中国崛起策二十四:
    
    一 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千年文明历史上一直是个难题。每一个朝代都面临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也有王朝因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失当而为后代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中国历史治乱的循环让中国始终走不出一个怪圈:要么大一统中央集权,要么分裂战乱。大一统集权时期中国得到统一,但是却可能因为管制过严、忽视中国各地千差万别的情况而没有效率;而分裂割据时期,虽然可能让思想更自由、文化更活跃,但是却可能因为连年战乱和动荡而使得老百姓陷入痛苦之中。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出了历史发展的无奈和深沉。
    
    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诸侯分封割据时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各种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都产生在分裂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期,许多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能人辈出、人才济济的时代,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名人轶事都产生于中国的“乱世”,而不是出现于中国的“治世”。一个基本的解释为:在天下尚未一统时,各个统治者为了统一中国,特别能够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和重视人才,因此也能给予相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空间。而分裂时期的能人志士也可以“用脚投票”,当一个地方的统治者压制人才和限制自由的时候,人才可以流动到其它国家,以便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无数这样的故事,一个诸侯国的人才流动到其它国家而成为杰出的治国能臣。比如战国时代的魏国就是人才大国,许多杰出的人才如商鞅、张仪、鬼谷子都时魏国人,但是魏国却留不住本国的人才,魏国的杰出人才都跨“国”流动到了秦国、齐国等,等于为其它国家作嫁衣裳。相反在天下一统时期,君主为了稳定统治,大多会加强君主权威,严格控制出格言论和异端言论,因此容易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在大一统时代,人才再也不可能跨“国”流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君王决定镇压异己的时候,就决定了人才的命运,要么终身郁郁不得志,要么就是身首异处,成为帝制皇权的牺牲品。
    
    这样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能引申结论为“分裂好于统一”,这就是极大的谬误了。遍观中国史书,在分裂动荡时期人民和社会所遭受的惨重苦难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往往是一场战争、一个军阀的劫掠就会带来空前的灾难,更不用说延绵几百年的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带来巨大的灾害以及无数生灵涂炭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时间的分裂时代就有可能造成人口锐减百分之八十和九十,其灾祸之烈,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最近读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依然震撼于战争之惨烈、屠戮之残酷和民生之痛苦。可以这么说,良政好于暴政,暴政却好于无政府,全国一片混乱、一盘散沙的分裂割据是各种情况中最坏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上通常是这样的:当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节制地方政府,让政令通行于全国的时候,国家就能够安定;当中央政府无法有效节制地方政府以及政令无法畅通的时候,这往往也是国家分裂动乱的序曲。地方政府横征暴敛,千方百计地巧取豪夺,恶化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同时他们却可能通过腐败网络和朋党联系侵蚀国家的税收来源基础,损害国家财政实力,既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和税收汲取能力极端低下和不足的局面,又造成基层民众对国家的强烈不满,最后输家是国家本身。明末、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局面都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严重失衡的基本状况。即使是在太平盛世,地方势力作大、割据一方,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祸,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康熙时代的三藩之乱,大唐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只要认真解读这些历史事件都能看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影子。翻开杜甫的诗集,每每能感到国家分裂动乱带来的极为惨痛的结果和诗人的感时伤怀。因此,我们在太平盛世时,当然可以神游于春秋战国的思想自由和文化灿烂,也可以沉迷于三国时期的壮怀激烈和智慧角逐,但是我们最好不要梦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因为除了我们看到的浓缩在历史小说中的杰出人物的故事之外,更多的恐怕是杀戮、动乱、战争、劫掠和屠杀,更多的是黎民之哀痛,社会之动荡,生活之困顿,古语说得好:“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讲的就是这个深刻道理。国家统一其实是我们的祖先在血与火、刀与剑、哀与泪中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中国人对大一统思想的向往和对国家统一孜孜不倦的追求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深刻教训里凝结出来的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我们不应该草率地批评这样的民族凝聚力,并轻易地把这种凝聚力与“封建”、“专制”和“帝制”等划上等号,而是应该在吸收前人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细致考虑大一统中有哪些具体的问题,有哪些应该克服的弊端,哪些方面则是我们前行的根基,在中国崛起的新时代哪些方面可以为我们所用,并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大业,而哪些方面应该结合新时代的制度建设和国际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新元素来进行改造和创新。中央和地方的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必须结合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一起来看,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建国进程和关于联邦主义的讨论。
    
    二 联邦主义视角:北美的联邦国家现象
    
    北美洲三个大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联邦制国家,这里主要来考察一下美国建国的历程,并详细介绍联邦主义思想的精髓。
    
    世界上所有国家按照行政体制来看都可以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不同类型,单一制是指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中央和地方是上下级关系,中央政府有权免除地方政府官员的职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中央制国家;而联邦制国家则被某些学者定义为复合共和国,其基本思想是大共和国里套着小共和国,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都是通过选举产生,而不是上下级的任命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说联邦制下的州和邦也是一个个主权实体,每个州和邦都有部分立法的权力,都可以在一定权限范围内制定地方法律,但是在联邦政府层面上也拥有全国统一的宪法。世界上大约有二十多个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在国土面积较为广袤的国家中,大多数都是联邦制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阿根廷、印度等,国土面积较小的联邦制国家有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为什么会产生联邦国家这种现象呢?其根源还是在于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在国土面积较为广大的国家中,如何保持地方的活力和多元文化特色始终是一个难题,联邦制的优势在于充分调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活力,给予各个地方政府相当的权限和立法权力,以便因地制宜地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活力的发挥。另外在民族众多和民族矛盾纷繁复杂的国家(特别是瑞士和加拿大),联邦制度给予各个民族聚居区独立自治的教育权、文化权,可以在尊重各个区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联合。
    
    联邦制是人类在面临国与国无尽的战争和纷乱后一种理念和制度的创新,也是一种人类文明历史的进步,其确立和发展体现了人类积极探索和文明理性的智慧,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的联合。联邦制国家的基础根源是法治国家,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界定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区)的立法范围、权力范围、管理权限、职能领域,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也得到较为明确的划分和界定,当各级政府出现了职能不清、权限重叠和管理混乱等情况的时候,各级政府应该可以在宪政范围内对联邦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这在西方国家中多数是通过议会机关的讨论和议案来完成的。当各级政府出现了职能和权限上重大争议的时候,司法领域的独立裁决成为解决争议的最终手段,这通常是通过联邦体制下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来完成的。因此联邦制国家是法治和宪政范围框架内的行政体制,其基本思维是在宪法和法律基础下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其思想理念根源是法治的深入人心、法治权威普遍得到尊崇和法治内化成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成为普遍观念和共识,其运作基础也是法治的有效性、权威性和神圣性。如果不是议会体制解决争议的能力和司法制度解决争端的能力,联邦制度很难真正拥有其权威性,甚至可能使得联邦制度在内部的争吵和冲突中分崩离析。因此世界上既有运作得很好的联邦制国家,比如瑞士、德国、美国和加拿大,尽管这些国家也常常会产生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权限的争端,甚至会产称加拿大魁北克那样的分裂运动,但是最终都能在宪政范围内理性实现改革和解决地区争端问题,有惊无险,最终保有联邦国家的统一;当然也有一些联邦制国家,内部的法治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联邦制的运作也不是很顺利,比俄罗斯、印度、尼日利亚,其地方和中央的争执往往会使国家机器运作陷入低效境地,整个政府行政效能较差,政令和法律难以通行于整个国家。在法治尚不完善的程度下,实行联邦制未必是福,反而可能使得地方保护势力、分裂势力坐大,他们对上(面对中央政府和联邦政府时)要求的是更多的权限和财政,对下却往往一手遮天,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在某些曾经实施联邦体制的国家,最终发生了分裂。一般广为人知的是南斯拉夫联邦,不太出名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中美联省和中美州联邦。1825年中美各个国家在过去中美联省的基础上成立了中美联邦,包括今天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圣?萨尔瓦多等国家,其行政架构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体制,但是最终在其内部无尽的争吵、冲突和争端中走向解体,最后各个邦国脱离了联邦政府而独立。如果中美联邦没有发生内部独立和分裂的话,我们看到的中美版图就不会是今天众多小国林立的局面,而是一个更加有力量、不会如此轻易被美国控制的联邦统一体。而南美地区也曾经存在过另外一个联邦——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这个短命的联邦制国家也仅仅存在了12年(1819—1831),最终分裂成为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四国。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该让我们更加清醒和慎重:联邦体制当然有其优势和理念上进步的一面,但是与联邦制度相搭配的是各国具体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演变以及各国的法治传统。美国人在历史上是一群跨洋过海的政治难民和宗教难民,其清教徒传统强调的是个体的救赎、个人主义和社区自治管理。美国人从国家历史的开端就对国家充满着不信任和怀疑,美国文化决定了各州强大的自治经验。而美国在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路径中形成了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坚实基础,司法解决政府体制的争端在美国具有历史因袭而来的传统,因此美国的联邦制搭配的是美国的历史、文化、制度、传统和法治等,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把美国的联邦制复制到中国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很轻率和幼稚的,甚至可能带来一些我们无法预见的严重后果。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学习联邦制度中许多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作法,但是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
    
    具体而言,我们必须思考,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土壤环境是什么,与主要联邦制国家有什么区别;中国人思想和精神世界里关于国家的观念跟主要联邦制国家有什么区别,其在历史上是如何变迁的;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如何互动、如何演进的,有哪些利弊;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了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法治观念普遍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的法治主义国家。如果不去考察具体的情况和国情的话,把联邦制等同于“民主”、“自由”等带有宗教崇拜意涵的词语,重新掀起对联邦制度的崇拜,把制度构建和一种新意识形态激情联系在一起,对今天的中国恐怕不是一件好事。这是我在阅读关于联邦制度文献中一个最大的担忧:有不少学者可以作到心平气和地讨论联邦制的利弊和对中国今天发展的借鉴,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特别是在国外的一些学者,对联邦制度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拔高和崇拜,这当中多少看到了过去“民主弥赛亚”的影子,真心希望今天的中国人不要再来一次“联邦弥赛亚”,把联邦制跟民主、自由等简单联系在一起,认为联邦制就是人类一切进步的代表,而中国的现状就是联邦制度的对立面,因此只要移植联邦制到中国,一切弊端就会迎刃而解。当然,联邦制中的一些好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细致地去考察和探索,但始终要作到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来分析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哪些是跟中国国内环境不相适合的。
    
    笔者在这段时间详细翻阅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于1788年合著的文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这本政论集主要为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两人所著,反映的是美国18世纪末期一个政治群体 —“联邦党人”的重要政治观点。当时美国在取得对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成立了由13个州组成的邦联(Confederation)。邦联区别于联邦(Federation), 是一个中央政府非常虚弱的不同主权国家联合体,比如说苏联解体后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就带有一定邦联的性质,邦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国家,尽管各个邦国可能让度微弱的权力到中央政府层次,但是中央政府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一般不具有在全国征税的权力,也没有统一的国家军队。正是在18世纪末期,美国的联邦党人通过大量的文集、讨论和思想宣传,为建立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而《联邦党人文集》则是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今天我们在回顾美国建国的历史过程,重新来品评美国联邦制度和美国宪法确立的过程,的确可以得到无比深刻的历史启示。该文集一共有85篇,是一部关于美国政体和联邦共和国设计的杰出著作。该文集最重要的内容有下列几部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共和国及联邦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分权制度和权力制衡制度的重要性(包含了联邦层面上的分权机制和每个州内部的分权机制);司法制度调节宪政争议的重要作用。一般谈到联邦制度和《联邦党人文集》时,许多学者都会强调联邦制度如何民主,如何能发挥地方活力和民族自觉,关于这些方面笔者并不否认。但是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许多讨论都刻意忽视了重要的一点,《联邦党人文集》初始的目的是针对美国虚弱的政治制度和虚弱的邦联政府而言的,其倾诉的对象是广大的美国民众,其最重要的论点就是要说明联邦胜过邦联的原因,以及一个强大的联邦和联邦中央政府对于未来美利坚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
    
    与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相对应的是支持虚弱邦联政府、反对成立统一联邦的“反联邦主义者”(Antifederalist),双方不断展开争论,争取的对象是美国人民。因此我们在谈联邦主义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了联邦制度的成立是美国联邦党人为了摆脱一个虚弱的、毫无效力的邦联政府所提出的新方案。《联邦党人文集》前10篇都是在讲一个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强大的联邦政府的重要意义,如果刻意忽视这个事实,那么只能说明有意识地裁剪一本文集来达到宣传自己思想的目的是多么容易偏离历史事件原本发展的脉络。让我们穿越时空来看看联邦党人强烈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的重要论据吧:
    
    (1)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从人性的角度来谈人类历史的教训。他们受到哲学家霍布斯和大卫?休谟的影响,认为人的本性充满着争竞、凶恶、野心、贪婪和追逐,人的本性决定了人类构成的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组织天然就充满着利益的角逐、恶性的争斗和利益的竞争。(2)欧洲古代历史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告诉了人们,由人天性决定的“恶”使得古典时代许多君王为了一己之私(对财富、领土、人口、资源、情欲的追逐)而滥用国力,发动各样的战争。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无止境的征战如旷日持久的雅典、斯巴达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导致了雅典的毁灭。而强盛的古罗马帝国也因为到处扩张侵略、四处征伐而由盛转衰,最终被蛮族彻底洗劫一空。而欧洲历史上许多征伐处处留下了国家残酷争斗的痕迹,比如十字军东征、英法百年战争等。(3)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夺更加剧烈了,英国和西班牙在欧洲争夺霸权,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争,英法大战,德国境内残酷的30年战争,这一切都反映了人类本性“恶”的因素和私欲的急剧膨胀带来的恶果。(4)美利坚在反英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反英联盟 — 由十三个邦国构建而成的邦联。从基本层面而言,邦联是不同国家的联合体,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美国人面临的重大抉择是:要么生活在13个的独立的国家中,有一个形式上松散、但是事实上却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要么选择生活在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架构下,除此之外,并无其它选择。(5)如果是生活在13个不同的国家中,那么欧洲历史上的一幕幕将不可避免地重演,人类本性的私欲和贪婪决定了如此紧密相邻的13国必然会互相争斗、角逐、争竞和相互发动战争,13个国家中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同盟,北方相邻的州在争夺土地和水域的资源时,也许会权宜地与南方各州结成联盟,西边的州在进行战争时也会跟东边的州结成同盟。欧洲历史上民族国家永无止境的战争、屠杀和仇恨将在北美大陆重新上演,各种阴谋诡诈、野心勃勃与合纵连横将在北美大陆拉开序幕,一旦仇恨蔓延,将是几个世纪都难消弭的民族情节。(6)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认为,更为致命的是,敌国(当时主要是指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强国)必定不会放过美利坚领土上各个邦国竞争角逐和相互征伐的好机会,进行干预。他们或是跟弱的邦国订立秘密盟约,给予他们财政支持和军事支持,或是将军舰直接开到美国的外海和内河,强行进行军事干预,或是阴谋挑动美利坚不同的邦国内斗,让美利坚内部打得不可开交,战争永不止息。除了挑唆战争之外,敌国还可以任意与其中一些邦国签订经济盟约和财政和约,给予一些邦国优惠,从而大大破坏北美各个邦国之间形成共同市场,而让其中一些邦国永远依赖外国,成为这些国家的附庸。(7)由于邦联内部的分裂和争斗,敌国可以乘机利用机会在美国内部进行仆从国之间的代理战争,英国、法国、西班牙支持下的各邦国可能会互相大打出手。美国人在前面互相残杀,背后飘扬的却是英法西国国旗。英法西国的船只可以任意在美国的内河上航行,而无视美国的主权。最后的结果是抗英战争的结果毁于一旦,美国可能再次沦为欧洲国家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8)由于缺乏统一的联邦国家和统一的联邦中央政府,各个邦国无法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无法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大家共同的利益。一旦英美战端再开,13个国家再去协商中央政府,那就会悔之晚矣。那时候各个邦国之间必定会钩心斗角,为哪个邦国更多地代表中央政府而争斗,为中央政府该拥有多大的财权而争斗,为该不该建立统一的联邦军队而争执,当这一切都争论完毕后,美利坚恐怕也就亡国了。(9)缺乏统一的联邦军队使得各邦国将无法有效地凝结成统一的力量去打击敌人,缺乏统一的联邦政府将无法产生代表全国的政府去和敌国谈判、博弈并为统一的美利坚争取国家利益。在没有联邦国家的条件下,一个显而易见的恶果是,各个邦国可以单独和敌人停战媾和,从而让敌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分化美利坚内部的目的。(10)缺乏联邦政府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假设任何一个邦国因为违反国际法而与欧洲列强发生冲突,最后的结果却是让所有的邦国倒霉。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一旦有不同的邦国和列强发生冲突,各列强定会乘机占领该邦国,但是列强的野心并不会止于该邦国,他们一定会以此为据点,继续扩大侵略范围。最终的结果就是各个邦国被分割蚕食。(11)一个强大的联邦共和国,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一个统一的联邦军队,一个强大的联邦海军,可以有效地动员全国的力量,对抗或是吓阻敌人的侵略野心和阴谋。一个统一的国家,可以用一个声音说话,防止各个邦国单独和敌人缔约,防止大家被各个击破,最终维护的依然是美国人民的整体利益。(12)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可以选拔全国优秀的人才到联邦层面,集中全国的智慧力量,谋取国家长远发展,它可以有效地协调全国各个部门和政府机构,更有效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13)一个强大的联邦和中央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北美大陆地貌广阔、土地肥沃、山川壮丽、资源丰富和内河河流众多的优势,并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4)美国巨大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商业利益并不会让欧洲列强愉快,美国在全世界扩展其商业投资力量也必然会和老牌资本主义强权发生碰撞和冲突,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由强大国力支撑的联邦海军将是维护美国本国利益和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区利益的重要保障。(15)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联邦政府可以更加深谋远虑,冷静理智地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来维护美国的利益。相反,一个邦国政府考虑的往往只是地方的利益,而缺乏全盘的智慧设计。
    
    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最为杰出的是不单单停留在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这方面,他们提出的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是“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通过对人性本质的分析,联邦党人不仅号召成立一个合众国,通过彼此的联合来防止国与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恶性争斗,只有联合并结为一体才能真正保卫个人的自由。这是联邦党人理性设计新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强大的联邦来保卫公民个人的自由。但是三位作者也都深刻认识到,人性本恶导致必定要采取一种权力分化、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的政治体制,因此联邦党人认为,既然每个人都有无法抑止的“恶性”和“野心”,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在制度设计上必须针对每个人的私欲和野心采取权力制约原则。他们论证到: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政府的权力,本身就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政府本身的存在不就是人性最大的耻辱吗?“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人类就不需要任何政府”。反过来说,联邦党人认为,正因为我们都不是天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都有无法控制的“权力欲”和“野心”,才需要政府的存在,才需要政府各个权力机关的权力制约。
    
    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第二个重要设计就是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三权分立,按法国政治学家照孟德斯鸠的观点,如果将这三种权力交给同一个政府机关或是一个人来执行的话,就会形成独裁专制的制度。三种权力的分立不仅仅在联邦层次上,也在各个州内部进行分立。联邦立法机关实行的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制,互相牵制对方的权力,防止立法机关权力过大。另外,行政机关和最高法院之间权力也互相牵制,行政机关和参众两院的权力也互相牵制,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之间也存在权力互相制衡。美国宪法之父们深刻识别了人性,认识到人类有史以来各种政体的弊端,他们通过层层相连和环环相扣的分权机制来精妙设计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联邦国家和联邦中央政府,又防止传统政体的弊端,为美国长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第三个重要设计就是通过宪法政治和法治来确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区政府的权限和职能。这样的设计目的在于如何在一个面积广袤的国家内部实现分权,既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又能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资源优势,充分调动各个州的活力,实现地方自治。正如笔者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联邦国家本质上是宪政国家,是法治国家,只有在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真正得到确立、享有崇高地位的国家,只有在法律可以界定各级政府职能、权限、权力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国家,只有司法能够调节各级政府争端的国家,只有当法治无上的权威被广大民众普遍内化为生活方式的国家,只有在各级政府严格遵纪守法、并把法治当作最高典范的国家,联邦制才可能真正发挥其效力,很好地运作。否则,在条件不成熟,各种社会、心理、制度、文化土壤尚没有建立起来的环境中,联邦主义不仅不是一件好事,更有可能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割据。我们未必要有联邦之名,而是需要借鉴其中合理并有利于中国理顺体制的那部分,来为中国现代化大业服务,而不是完全复制联邦制到中国来。
    
    在谈到联邦主义的时候,必须强调三个层面:一是统一强大的联邦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分权制度和权力监督制衡的重要性,三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和权力在法治范围内的界定。如果只谈第二、三个方面,而忽略了第一个方面即联邦党人当时提出这套设计最首要的本意,那就会形成片面的解读。
    
    三 横向功能分化和纵向职能分化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社会分化的形式:不同学科的分化,同一学科内部的分化,政府内各种职能的分化,三种基本权力的分化,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分化等等。社会的精密分化和分工无所不在,形成现代化社会重要特点。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经产生过许多博学家,他们对文学、艺术、历史、天文、算术、考古等都感兴趣,而且在当时能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家。但是在现代社会,博学家已经是不可能产生的了。如果有一个人宣称他是博学家,那一定是不切实际的妄言。在现代化社会,各个行业的专业知识日益复杂和庞大,各行各业的分工日益精密细致,每一个社会系统下可以分化出无数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下又可以分化成更多的子系统,子系统下还可以继续划分。我想,每位大学生、专家学者都会感慨学科下分化的纷繁复杂,一门生物学,物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可以划分成大量的不同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下还可以分化成更多的研究重点,因此现代社会不仅不会再产生博学家,甚至也不会产生一个完全了解本专业的政治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或是社会学家,我们只能说自己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以什么为重点,对于更多的未知领域和未知信息我们通常只能回答“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没有一个人再能宣称自己全知全能,我们也不敢宣称自己完全了解本专业的方方面面,我们在现代化的专业分工面前是如此有限,如此的“无知”,因此现代化社会的分工要求每个人都谦虚——谦虚地面对自己不知道的太多信息。
    
    图一 横向功能分化与纵向职能分化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正是源于人类社会高度的进化过程,这表明人类社会日益进入高度发达的状态。正如高等生物体和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分化极其细密复杂一样,现代化社会也因为其复杂性而不得不走向高度分化和分门别类的状态。在一个高效运作的现代化社会里,因为高度的功能分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构、部门甚至没有任何一部国家机器可以全面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权力机构可以垄断一切权力、资源和社会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魅力型领袖可以再宣称自己全知全能。因为社会系统已经高度分化了,权力也已经高度分化了,职能领域也已经高度分化了,再眉毛胡子一把抓地由国家去干预经济、社会、司法和人民生活领域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严重僵化和社会功能的严重衰退。苏联模式在全球的溃败就说明了这种模式违反了现代化社会功能分化和权力分化的原则,试图用中央领导开会的方式解决2200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大大小小的一切问题,这注定会导致一个结果: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到处去管,最后的管理必然是低效的。那种宣扬用国家面面俱到的计划去管理一切、去计划每个企业产品的产量和销售、去干预人民生活和民间社会的自治、去干预现代司法系统独立运作的大包大揽的作法注定将因为不能适应人类社会高度的复杂性、精密性和功能分化性而失败。卢曼对现代社会认识理论最大的贡献是人类社会的功能分化理论(见图一),以前也有许多学者讨论横向的分权理论,认为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应该分别分立到不同的权力机构中去,笔者认为这依然没能道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正是全面指出了现代社会分化的重要方式,通过功能分化的各个系统的自我运作和独立自治,现代化社会完成了自己高效廉洁的运作。政府部门的权力被缩限到政治系统内部,通过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来为其它系统服务,而政治系统本身的逻辑、规律和原则(权力)已经不能直接干涉经济系统、司法系统和教育系统等的运作,否则就违反了功能分化的原则。所以现代化社会中的横向功能分化系统没有高低之分,每个功能系统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既各自紧密相连,互相服务于对方,同时又高度功能分化、高度独立、高度自治,因此他们的关系是平行的,没有一个功能系统高于另外一个系统,也没有一个功能系统比另外一个更重要,他们只能用数个平行的圆圈表示出来(见图一)。只有当各个系统功能分化并为整个社会履行自己的功能的时候,整个社会才能高效率地运转,不会产生功能障碍。一个社会除了横向功能分化以外,还必须有纵向的权力职能分化,必须科学有效地界定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职能界限、管理领域和功能分配,才能完成各级政府应该完成的重要任务。纵向职能权限分化和横向功能分化是有区别的:横向功能分化是一个社会本质性的把握,涵盖了一切社会领域,纵向权限职能分化说到底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一种权力分化和分配,是隶属于政治系统内部的子系统。
    
    为什么单独把政治系统内部的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拿出来和功能分化放在一起讨论?归根结底在于中央地方权力和职能分化对于整个政治系统和政府部门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横向功能分化最初产生于15世纪的欧洲,19世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基本完成了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演变,因此横向功能分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纵向的权力分化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分配,古已有之,在任何古代文明、封建帝国和王朝中,无论是欧洲、印度、中国,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存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只是任何古代帝国都无法找到行之有效的方式来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达到下列目的:既保证国家的大一统局面,又能够充分发挥地区的优势和活力,促进地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由于古代地理交通及通讯条件的限制,再加上政治体制的限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往往是任何政府最大的难题,这几乎构成一个死结,也是一种零和关系。一方权力的增加必须以另外一方权力的减损为代价。这就意味着要么中央政府扩权,牢牢控制帝国,形成专制帝国大一统的局面,要么地方政府扩权,剥夺和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形成地方坐大、中央衰退的混乱局面。所有的古代王朝都试图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上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是始终不得其法。无论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和地方扩权都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高度集权容易造成权力高度垄断而忽视了地方的民情和千变万化的状况,更难作到因地制宜,而高度权力下放却又可能造成地方割据,诸侯独霸一方,甚至形成地方封疆大吏危害一方的局面。
    
    而正是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关系上,美国的宪法之父们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精密思考、在对人性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为人类社会找到一条崭新的出路,那就是立宪体制下、宪政范围内的纵向权限职能分配。在这种崭新的人类制度中,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已经不再是零和关系,而是一种双赢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既集权又分权的模式,这种“集权分权”模式的核心是,在法治框架中和法律范围内权力实现分化,每一级政府(中央、州、地区)都分享到一定的权力和职能,也分配到各自服务管理的范围,同时也清楚界定大家共同管理的范围和各级政府单独管理的范围区域,有效的法律界定和宪法政治分权其实并不是在削弱中央的权力,也更不是在削弱中央的权威,相反进一步促进了法律范围内的中央权力,在更高层次上巩固和提高了中央的权威。只有在大家都遵守法律的法治环境中,只有在宪法政治的框架中,中央政府才能取得真正长久的权威,才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现代服务管理功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完成自己应当完成的重要责任。
    
    所以中国崛起策谈到这里可以概括性地提出:中国现代化之路上必须从两个方面探索制度的建设,一是我们应该如何理性过渡到一个横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另一个方面是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权限和职能的方法,既能保证和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充分发挥中国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和人文的独特优势;能否在牢牢维护国家统一基础之上实现各地区因地制宜的全面发展。现在大家都热谈大国崛起,学习历史上大国崛起之路,因为我们的理想是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我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美国的大国崛起之路,本篇提到的《联邦党人文集》是一本智慧论集,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去细读,我个人觉得收获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在各个方面。当时美国在强国之路上有许多情况跟今天的中国有类似,有许多情况又非常不同。我感慨的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或是宪政精英们有这样丰富的智慧和理性去为新大陆、为还未诞生的祖国设计一个崭新的制度,考虑的是如此细致周全,设想的是如此全面,仿佛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过千锤百炼的通盘思考,仿佛对每一个步骤进行过精心的沙盘推演,我感慨人类有这样的智慧和缜密,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和卓尔不群,甚至在穿越200百多年的时空后仍能给予我们这么大的启示,许多当时对民主、共和、自由优点和缺点的讨论和对人性的深刻反思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知卓见,以至于今天的我甚至有一种跨越时空、跨越国籍找到知音的感觉。中国崛起策下半段的一些篇章将继续结合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一系列著作,当然将紧密联系今天中国崛起的实践。
    
    美国在抗英战争和立宪政治之后能在两百年的时间崛起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奇迹,想想当时美国面临被欧洲列强讹诈和瓜分的悲惨局面,我们很难设想那个时代的任何政治家会预见到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世界超强。美国的强国原因我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
    
    强国公式=(横向功能分化+纵向权限职能分化)× 公共投资水平 × 国家幅员及人口
    
    括号内的横向功能分化和纵向权限职能分化是基础,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和科学等功能系统是否能够互相搭配,实现独立功能的高效自治,也决定了能否理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而纵向权限职能分化则决定了能否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这两个面向都理顺了以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市场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笔者没有单独把经济列为一环,因为横向功能分化和纵向权能分配就注定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动能的全面发挥。两个面向的分化都取决于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确立,法治(司法系统的功能分化)根本性决定了括号内的内容是否能够实现。括号外的公共投资水平是指一个国家对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的投入,因为这样的投入带来的是加乘效应,也就是一位公民接受了高等教育以后带来的福利增加不是仅仅波及到另外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而是以乘法的方式让社会受益,因此其用乘号表示。而一个国家的天然禀赋即国家的幅员和人口也会带来加乘效应,决定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潜力翻番,小国家即使实现了横向功能分化和纵向的权能分化,具有良好的公共投资体系,但是因为人口太少,乘以人口参数后依然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也实现了中央地方权能的科学分配,也进行了广泛的公共投资,面积幅员也很广大,但是人口稀少,因为缺乏这一点因素也难以成为世界强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确是符合了各个重要条件的。先看括号内,美国是世界上率先实现纵向权能分化的国家,用宪法的方式确定了联邦、州和各级政府的关系,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联邦制国家,也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理清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国家。而美国人在历史上主要是从欧洲来的移民,许多人是清教徒,欧洲文化的熏陶和清教徒文化的影响使得美国比较容易按照欧洲国家的路径实现横向功能分化,特别是美国人法治文化的确立让美国成为世界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先行者,司法系统的独立分化扫除了美国迈向功能分化之路的重要障碍,让美国逐步实现了横向的功能系统的分化。在括号内的两项内容实现后,从括号外的公共投资水平来分析,美国并不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美国的公共投资水平与公共福利制度落后于许多欧洲国家,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相比,美国的公共投资水平和公共教育水平仍然是优良的。虽然公共投资水平美国略有不足,但是其庞大的幅员和人口规模带来的天然禀赋使得美国在工业化国家中占有遥遥领先的优势(工业化国家中只有日本有一亿两千万人口,其它工业化国家人口都在一亿以下,而美国却拥有三亿人口的庞大基数),当各种要素加乘在一起时,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就必然注定了。
    
    按照这个公式对照中国的国情,我们发现括号外的情况非常有利,中国具有世界强国的天然禀赋(幅员和人口因素),公共投资水平方面我们一度走过弯路,经历过曲折,但是在胡温新政后,这样的趋势得到强烈的扭转,现在全国上下几乎都认识到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大幅度增强的情况下,公共投资水平将不断得到提高,因此这个因素将逐渐成为我们利好的因素。关键是在于括号的内部,我们是否能够实现社会高效廉洁的功能分化,能否实现新时代、新环境下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实现纵向的权力职能分化,将是我们强国之路的制度关键。无论我们的GDP每年怎样实现高速增长,无论我们的外贸数字如何跳跃,外汇储备如何飞快增加,这都是强国路上的量化标准,而不是核心的质化标准。从长远来看,仅仅是数字的跳跃无法保证我们稳健地迈向世界强国的目标。只有当核心的质化标准 — 即制度建设得到质的进步的时候,量化的增长才有了长时间的保证,我们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当括号内的内容逐步实现后,中国强国之路的内部隐患就得到根本解决了,中国崛起的伟大进程就必将顺利实现,也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阻挡这一历史进程。实现括号内的内容,归根结底是法治。以法治国,将是未来二十年中国制度建设的关键。
    
    四 建国后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经典文章之中专门谈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固步自封,也没有完全由意识形态来决定国家政策,相反却是对中国未来制度的设计有很多考量。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西方国家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很多值得新中国借鉴的地方,比如美国和欧洲国家就能更好地发挥地方活力和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相反苏联却因为管得太宽太死而缺乏活力。从毛泽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谈话来看,新中国领导人对国家的未来的确是尽职尽责,并进行了通盘考虑的。中国一方面利用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成了社会组织和基层动员,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伟业,另外一方面在模仿借鉴苏联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时并没有照抄苏联的各个方面,而是仔细对比了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中国主体上是采取了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这对于当时中国在及其困难的环境中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社会基层的大规模组织、内部自我积累式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也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多次强调发挥地方活力的重要性,毛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论述中就指出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好于一个积极性(只是中央掌管一切),由此可见毛也有开明务实、探索创新的一面。在毛时代中央政府也曾两次向地方放权,这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有别于苏联模式和东欧模式,不过两次放权到地方的结果都不是很成功,一次是大炼钢铁时期,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政府曾经把经济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放权的重要标志就是中央所属的企业迅速下降。比如1958年中央直属企业从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一次在1960年代末期中央部属的企业由1万多个锐减到文革末期的1600多个。两次分权下放都是领导人在高度中央集权和牢牢控制国家统一团结的大局下发生的,其目的在于促进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和活力,但每次分权的结果却是地方投资规模严重膨胀,各个地方乱上项目,盲目扩大基建规模,不切实际地扩大生产线,最后总是中央政府治理整顿和权力回收。中国的权力下放尽管不是很成功,但是的确让中国的经济模式跟苏联有很大的差别,尽管中国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但是中央对经济的管制范围不如苏联那么广泛,也不如苏联那么僵化教条,导致了整个社会被管死。
    
    改革开放后,我国吸取了计划经济的教训,走的是分权和权力下放的道路,在持续的分权思想中,无论是农业改革、城市改革、企业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区域经济发展都按照分权的方式进行。中央政府无论在财权和事权上都出现了职能缩减的局面,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在1993年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样的发展趋势在1994年都得到矫正(见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分权制度和权力下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学者研究的看法往往南辕北辙,许多中外学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分权改革和权力下放才空前调动了地方的经济活力,形成了各个地区经济板块和经济区域能动性的发展,使得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成为谋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政府有限公司”,一句话,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分权和权力下放,正是因为弱中央和强地方才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持这样观点的不仅有一批中国经济学家,还有不少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而另外一批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分配的学者却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权力下放和分权制是中国当今问题成堆的重要根源,中央政府税赋权力和事权的下放导致国家职能的严重萎缩,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严重投资不足,公共产品退化成了市场产品,这势必削弱中国人力资本的培育,从长远来看必将严重削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而地方权力的扩张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和市场化更是带来严重混乱,各个地方政府为了拼投资,拼外资数量,拼GDP增长率,完全无视地方社会和环境的承受力,导致中国各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而压低各地劳工条件来吸引外资和内资的作法让各地的劳工生存条件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完全无法得到贯彻实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为经济降温的作法受阻搁浅,地方诸侯经济俨然已经成型,中央重新集权和扩权是当务之急。
    
    两种观点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反映的都是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界定问题,也反映了不同的思维和改革方向。其实两种观点都有道理,正如前面所阐述的,一个高度复杂精密的现代化社会离不开权力和职能的分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权的确是势在必行,回到苏联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关键是在于能否按现代的方式做到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这是当今中国一大难题。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来看,从毛时期和邓时期两大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中国都没有摆脱“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要么因为中央集权管得太死太僵化,要么地方分权形成地方诸侯林立的局面。中央管得太死后又试着权力下放,权力下放太乱后又权力回收,再次返向中央集权的老路来。从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分权制既是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当今中国乱象横生的重要原因。不难想象,中国在1980和1990年代的权力下放走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的前列,其经济自由度远超过转轨的俄罗斯、独联体集团,也远超过市场经济改革起步较晚的印度和越南,这样大规模的权力下放必定会刺激地方经济的活力和地方经济的繁荣,这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在中国国内环境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还远远不是依靠法治的方式来确定的,各个职能领域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划分和确定,当地方经济繁荣的时候,中央又大幅度把财权下放,这样就使得中国的经济繁荣无法体现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这里就反映了一个悖论:地方经济越发展,中央的财政收入反而越少,国库的岁入严重不足,中央政府解决全国性议题的能力反而捉襟见肘。这样的地方自由繁荣和中央财政能力没有形成正比关系。另外事权的迅速下放导致许多带有全局性和根本利益性质的公共产品也随之下放到地方,有的领域因为没有明确界定成为各级政府都不管的真空领域,其结果是社会福利产品和公共教育的市场化和严重生产不足,社会问题大幅度增加(见中国崛起策二十三),另外中央宏观调控不力和地方诸侯经济坐大的局面的确也和权力下放有很大的关联。
    
    因此我们再讨论中国1980年代和90年代权力下放的改革时必须有全面科学的认识,并不能一棍子将分权改革打死,也不能一味地追捧分权制改革,也不能完全用“中央集权”来表示当前中国的改革方向,因为“中央集权”容易让人联想到重新倒退到那种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改革路径,那是我们要彻底避免的。因此笔者提倡应该就具体领域、具体职能范围来谈分权和扩权,具体说来,有哪些应该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权限、管理服务领域却下放给地方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些领域回收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管理范围,在这样的领域应该收权甚至是集权;在一些明显属于地方管辖的范围和有助于因地制宜调动中国不同区域发展的领域我们应当持续走分权的道路,甚至应该扩大地方的权力;在明显属于中央和地方必须合作管理范围的领域则应该紧急明确双方应该共管的范围,在这样的领域,中央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地方又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央和地方应该投资的分额各是多少,这些职能分配都应该逐步清晰化、明确化、条文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那种各级政府都不管理的公共产品应该得到明确的界定,究竟是哪级政府应该出资,应该多大程度、何种范围介入该公共产品的生产。因此当前界定中央和地方权限职能范围的改革应该是既集权又分权的改革,或者可以成为双扩权的改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都应该同时扩大各级政府的管理领域和职能领域,只是要更加明确各级政府应该管理的范围和内容,该属于某一级政府职能范围领域的就应该完全交各该级政府。其最终目标是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管理型的中央政府,又能调动各个地区的积极性和经济活力。
    
    五 界定各级政府的权限和职能范围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一些产品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外交、环保、国际贸易、国内贸易、财政金融、货币银行、航空和铁路运输、失业保险、铸造货币、移民等。这些职能范围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基本的职能范围,也是中央政府不可让度的权限范围,如果把这些权限交给地方政府或是市场,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就会出现大问题。而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是存在受益转移的产品,这样的产品也具有强烈的外溢效应,因此职能上应该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由各级政府共同合作提供。而工农业和经济产业是区域性外溢效应产品,其产品的提供也是由各级政府提供。而警察、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市政规划则是属于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的权限范围和管理范围。从这几种产品的划分来看,部分产品的管理权限范围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界定,比如国防、外交、货币银行和航空铁路等,但是一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比如环保和失业保险尚没有明确划分到国家管理的权限之下,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改进的地方。三种事关国运的准全国性公共产品,也是被世界银行称作“某种程序上存在受益转移”的产品,即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是我国最需要界定的公共产品,这三种产品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中央、地方和地区三级政府联合提供,在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领域应该明确那一级政府是组织和提供该类产品的主要责任者,各级政府(中央、地方和地区)应该明确各自应当投入的分额,应当进行管理的范围,而不能出现三级政府一起把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的境地。比方说,教育分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各种不同的教育阶段应该主要是属于哪一级政府的管理范围,这些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确定,而不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而无法形成有效管理的局面。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在面对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福利时,都对内部的各种领域进行了精细的划分,并对每一项进行责任和权能分配,防止在关键领域出现政府真空和无人管理的局面。比如说许多西方国家都把初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划归到地方政府的权限,却把高等教育划归为中央政府职能,也有国家倒过来,把初等教育划归中央政府,把高等教育划归地方政府,也有国家把两个权限都划归到中央政府,关键不在于究竟是中央还是地方去完成这些职能,关键在于必须进行有效的界定和划分,一旦界限清楚了,责任范围和运作范围就清晰了。最忌讳的就是一团乱麻,职责、管理范围不清,一遇到状况大家都推说不知道。医疗内部也可以分化成为基础保健、公共医院、诊所、急救服务、药房等等,这些领域也应该具体得到界定,即各级政府对这其中的哪一项服务负有主要责任。我国还应该界定的主要公共产品有:失业保险(中央政府职能),环境保护(主要为中央政府职能,地方政府也部分参与),社会保障(以中央政府为主的三级政府共同职能),警察(地方和地区政府职能),高速公路(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对内贸易(中央政府职能),自然资源(主要为中央政府职能)等。
    
      与各级政府界定主要的公共管理功能相适应的是,各级政府还应当以此界定各级政府的财税权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征收什么样的税种,什么是专属中央政府的国税,什么是地税,什么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收,本着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决定各自的税源。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应该科学界定双方的立法权限,根据职能来看,某些领域是专属于中央的全国性立法领域,有的领域是“竞争性”立法领域,地方可以取得相应立法权。一旦政府主要职能进行了科学界定,那么界定税收权限和立法权限就是必然的结果。关于税收的权限可以参照崛起策二十二和二十三的讨论。而立法权限的分配是属于法学专业论题,这里将不再展开论述。
    
    六 创新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除了科学界定和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职能范围以外,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重大课题是:当地方政府的工程项目和经济规划不符合国家整体经济规划的时候该怎么办?当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和中央宏观调控计划和国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从理论上说,地方各级官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与联邦国家相比较而言,我国中央政府依然具有更大的权威。但是问题在于,今天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已然定型,地方政府天然地把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看作是该级政府主要职能,因此,如果中央特别是共产党内部继续发挥自己强大的组织优势,要求地方与中央在事关国家整体利益上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求地方配合中央宏观调控的项目下掉一些重复和低效投资的地方建设项目,如果这样的行政命令和权威方式依然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那么在当前中国转型的重要时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毕竟政党内部组织纪律的严密是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优势。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经济利益逐渐分化的趋势下,单纯的威权手段可以使用,但是必须考虑到其边际效应递减的可能性。很多情况下,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地方政府认为自己在维护本地区的利益,因此他们合法化自己的行为,暗中使得中央的宏观调控计划走形。在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方案,当然,这并不否定我国传统的组织优势和中央权威模式,只是这样的传统模式必须配合制度创新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效力,为中央与地方的争执中取得更大的合法性和权威形。具体说来,笔者有以下思考:
    
    一 我国可以考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立法。尽管1979年我国立法机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组织法》,2000年又通过了《立法法》,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和立法权限进行了法律上的界定。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急需进一步全面界定中央和地方关系,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税收权限、职能管理范围作出全面明晰的法律界定。特别是鉴于1990年代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教训,我们应当在新的中央和地方权限职能法中清楚地界定各级政府对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产品负有的主要责任。
    
    二 对于地方政府权力的节制和如何防止滥用权力的难题,应该采取鼓励社会中间层博弈的办法,由各个主要群体的民间社会组织代表自己的观点并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鼓励地方报纸和言论对地方政府加强监督,防止地方政府限制社会监督权力和民间言论自由的现象,并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官员问责制度。关于社会中间层的重要作用可以参见中国崛起策十五。
    
    三 一些联邦制国家实行两院制,比如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德国的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等。美国参议院是由各州推选相同代表人数到议会,每个州无论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分别各有两名议员进入参议院。在德国,联邦参议院有权对事关中央和地方关系权限的立法和政策进行表决,比如说教育权限,联邦参议院具有表决权和否决权,在超过半数代表对某一项涉及联邦和州政府权限的改革方案投下反对票后,该议案即被否决。我国的政治体制与联邦制国家不同,具体国情也有别于大多数联邦制国家,但是联邦制国家的一些作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考察,并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出中国的方案来。我国政治制度设计中也有其独到之处,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外还有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有点类似西方国家的两院制度。虽然我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但是却具有意见表达和意见疏通的重要功能,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制度化机构,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政治制度的一种创新。虽然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也是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是全国人大代表处理的主要是全国性议题,当然也会讨论各个地方发展和区域发展的重要议题。但是全国人大的职能主要不在于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讨论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立法,批准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任免国家领导人等。如果将中央 - 地方的议题过多放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必将影响到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而政治协商会议则是发挥意见反馈和疏通的功能,也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央—地方的政府架构而建立。
    
    从我国与西方国家行政架构的比较来看,我国实施的不是联邦制,而是单一制,中国的中央政府权威要远高于联邦制度国家,因此我国不必照搬西方国家两院制的作法。事实上德国的联邦参议院也是有其弊端的,联邦参议院是由各州代表产生,而各州代表的党派倾向又取决于该州是哪个政党执政,这样联邦参议院内部也充满着浓重的党派斗争的气氛,当反对党执政的州超过执政党后,反对党就可以利用在联邦参议院的多数地位否决政府的一切关于联邦体制架构的改革,也可以否定一切中央和地方权限职能范围的改革。这种体制虽然有反映民意的优势,着重在于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立制度化的渠道,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是充满着激烈的党派斗争,大多数时候忽略了问题的焦点和国家长远利益所在,其次是效率低下,许多议案长期被反对党占多数的联邦参议院否决或是束之高阁,三是立法功能重叠,联邦议会讨论过的议案或是通过的议案还要交给联邦参议院批准,这大大增加了立法成本和改革成本。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因此我们在设计制度化和法治化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可以天然避开政党恶斗、决策效率极其低下的局面。同时我国可以吸取西方国家制度中好的方面,加以创新。
    
    笔者认为可以由每个省推选三名专家代表,一名是经济专家,一名是公共政策专家,一名是环境保护专家,这基本代表了一个地区发展应该全面考虑的三个因素— 既经济、社会和环境,代表着每个地区的发展应该通盘考虑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发展。每个省无论大小、人口多寡均推选同样的代表人数,防止小省处于被歧视和被边缘化的局面,从制度设计上就塑造一种平等和谐的局面。中央也推选出专家代表团,跟这近百名代表形成协商机制,定期召开制度化的协商会议,对有关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和新政策进行专家协商,对中央宏观调控的政策和可能影响到地方利益的决策进行协商,也对可能进行的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立法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采取34+1的模式,而不是采取1+1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央不跟各省进行1对1的协商谈判,因为1对1的谈判中各省都会担心中央对其它省让利太高、而对本身让利太低,人类心理学和政治机构的心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谁都怕吃亏,谁都想得好处,在1对1的协商中由于不知道其它省与中央协商的结果,最后是每个省都会尽力寻求中央的特别优惠政策,中央作为一家之长是非常不利的,不仅耗时耗力进行漫无止境的谈判,而且可能面临漫天要价的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公开集体协商,大家开诚布公,中央专家代表和地方的百余名代表就中央的宏观调控和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革措施进行科学论证,鉴于大家都是专家,而不是政客,讨论问题应该更具有客观性和理性,中央政府的专家代表就宏观调控政策和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改革出示科学研究的成果,用科学数据说服人,用理性推论来阐明道理,用逻辑研究证明来显示新政策的重要性,用集体研究成果来说明某项政策是如何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地方政府的代表也取得这样的机会,来阐释为什么对中央的某项政策有疑问,为什么地方政府要选择不同于中央统一规划的模式,地方有什么复杂的情况中央还不够了解。现代社会就是这样的,以理服人,以科学服人,以理性讨论来赢得支持,不用政客间的恶性争斗,不用政党间的党派斗争来干预科学范围内的决策,这才是民主进程真正的升华和进步。正因为如此,作者才认为应该用专家知识和专家协商的方式来达到共识目的,因为专家懂行,了解该领域的具体情况,懂得用科学标准来看问题,也懂得理性协商并懂得妥协退让和达成共识。34+1的中央地方定期协商机制提供给中央和地方共同的机会去科学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科学研究为准绳,以客观数据为标准,以协商共识为目的,逐步在重大议题上协商达成共识。这样的共识有助于中央以理服人,建立制度化和法治环境中的新型权威,而不再是过去简单地运用威权主义和命令的那种传统组织型权威,同时也有助于中央更好的了解地方的省情、县情和乡情,防止中央决策跟地方现实严重脱节的局面。
    
    四 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重大争议,而通过制度化的中央和地方协商制度无法协调解决的时候,可以考虑用法院裁决的方式来解决争议。美国是通过最高法院来裁定联邦和州政府相持不下的法律争端的,德国专门建立了联邦最高宪法法院,用来裁决联邦和州政府关系中的重大宪政争议。我国的法治化水平离西方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用司法裁决行政争议的方式在当今中国还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作为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设计,对于中国未来长远法治化进程的考虑,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的设计来看,应该鼓励中国的法学家和宪政专家去讨论这样的议题。尽管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这样的方案,但是对于国家法治化的进程应该放眼到未来20年到30年,宪政之路的确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这样理性的思考和智慧的设计。
    
    五 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作到依据法律解决中央和地方的争端,作到有理有据,使得任何争端都能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来源;同时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中协商和团结的功能,实现中国式的纵向权力分配。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18策讨论到的功能分化一样,将是中国改革路上最重要的话题,而这其间关键因素都是法治。这其间法学家可以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平稳转轨和中国崛起目标的最终实现作出重要贡献!也期待着中国新一代的法律系学生开阔视野,心系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为国家的法治进程献计献策,并通过各方面分门别类的细致研究为中国的法治大厦打好最坚固的地基。因为未来20年,是中国崛起之路最重要的20年,也是中国法治国家进程最重要的20年,希望20年后中国可以在国际上享有新兴法治国家的盛誉;希望20年后,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界里,法律高于一切!为了这样的目标,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源:阅微堂 来源日期:2008-2-15 本站发布时间:2008-2-15
    
    ……………………
    
    嘎嘎。
    
    多么慷慨陈词气宇轩昂。
    
    问题就这么简单?中国的事情就如此轻而易举地能够被干掉?
    
    没戏。
    
    不信?看看民间总结的官场。
    
    官场一条元规则八条潜规则二十条注意事项
    
    佚名
    
    一条元规则:
    
    做官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官僚政治最宝贵的遗产,是当官实行层层任命制。即:大小官员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
    
    凡做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不是做事业成功,而是为上级长官服务做得非常成功。在中国做官的最大特色是跟对上司,那是因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司关系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司,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所以,要把“报喜不报忧”、“欺上压下”作为做官的铁律牢牢记住,做到与上级交往突出一个“谄”字(即:谄媚),与下级交往突出一个“渎”字(即:轻慢)。
    
    八条潜规则:
    
    1、不能去追求真理,也不能去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类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让那些自以为聪明其实非常愚蠢的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而且对自己没有妨碍的就是正确的。
    
    2、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能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是在所学的专业里混不下去的不学无术之徒。记住,真博士既不屑于做官,也是永远做不了官或做不好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请记住:是利益。
    
    一定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虽然现在老百姓把这叫腐败,但做官的有99.99%的不这样看问题,而是把这一点看作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务必要时时想到:你的领导想方设法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心甘情愿服从你,也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时时处处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对一些不义之财,万一你良心发现,自己也可以不要,但属于别人名下的你必须给。记住,一旦你把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或放弃了,你为官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5、务必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去考虑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错误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会做人,就是会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会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关系网中,成为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最好是很重要的那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你仔细地琢磨一下,看看那些把能力片面理解为做事有本事的人,有几个有好日子过。
    
    6、用农民的思想和方式对待一切事物和人。
    
    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你生活在一群农民中,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几个把兄弟什么的,你千万别把这当作庸俗的行为而排斥,这一点也都不过分。
    
    7、要绝对相信拍马是一种不容易掌握的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是凤毛麟角,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东西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时度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二十条注意事项:
    
    1、托人办事必须花钱。
    
    2、办事不成必须退钱。
    
    3、报喜得喜报忧得忧。
    
    4、出了问题内部消化。
    
    5、捂不住了丢车保帅。
    
    6、领导的意见不能提。
    
    7、领导的看法就是你的看法。
    
    8、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
    
    9、个人风头要少出。
    
    10、好处不可以独吞。
    
    11、遇棘手的事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
    
    12、对前任的事切忌不要去管。
    
    13、少自作主张多向上级请示。
    
    14、多开会多发通知多造声势少做实事。
    
    15、违规的事集体拍板。
    
    16、不怕慢就怕站,最怕队伍错站。
    
    17、宁可用庸才,不可用人才。
    
    18、吃喝不犯法,栽花少栽刺。
    
    19、车子是身价,副职不擅权。
    
    20、运动来了要重视,运动过了没屁事。
    
    ……………………
    
    按照更为简略而朗朗上口的说法,或许就是如此这般: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
    
    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和谐社会。
    
    百姓语录:
    
    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
    
    ……………………
    
    哈哈。
    
    甭管什么差额选举、公推公选,还是其他什么制度创新,能够把人们流传的这些改掉吗?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拿着一些基层的官位出来,大张旗鼓地进行鼓噪,并说成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里程碑。贵阳市、深圳市、仪征市、南京市、重庆市……都有些个七品芝麻官一下的爵位被官方恩准拿出来糟蹋。
    
    可是,再往上呢?人们充其量看到的是,深圳市是说在适当的时候,市级官位要拿出来进行差额选举。奶奶的,“适当时候”!遥遥无期吧你。
    
    再往上呢?省部级,乃至更高层,直至常委?
    
    人们会说,你老丫挺的脑子进水了吧,痴人说梦也不能够拿这开玩笑啊。
    
    郭德纲相声里说,他去美国,小布什苦苦等待了许久,见到他,用地道的河南话嗲嗲地“你咋才来嗫?你个龟孙儿……”郭德纲紧接着就让小布什闭嘴:“骂人我抽你啊!”我在想,郭德纲也就是拿远隔重洋的小布什开涮吧了,换咱们的父母官试试?
    
    中国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上,有人观察到两个引人注目的动向,一个是中国高层有人提出修改党的名称,(俺不知道,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加入共产党的人入党宣誓的誓词对于修改党的名称后是不是还有效?嘎嘎。)一个是高层明确要整党。其实,依然无法逃脱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老套。
    
    崔之元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还是志得意满。可是,现实情况却远没有那么乐观。最高父母官再三强调,党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恐怕就来不及等到崔之元们闲庭信步地巴望着的月白风清的日子咧。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