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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的改革大厦——30年改革的回顾与前瞻/章立凡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9日 转载)
    
    《公民》2008年7月号,总第17期
     (博讯 boxun.com)

     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大地震。43天后,毛泽东逝世,一个绝对威权的时代就此结束。两年后,中共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时代就此开始。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如果将改革视为一座大厦,则这座营造了一个世代的建筑,迄今尚未完工,算得上是一桩“胡子工程”。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北川的大地震,再度撼动中国大地,也将改革工程中的一切问题推到了桌面上。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革大厦”的设计与施工质量,也不得不在此时此刻接受检验。
    
    一、地震危情:“豆腐渣工程”PK“一百年不动摇”
    
     进入2008年以来、雪灾、股灾、物价上涨、拉萨骚乱、圣火事件、列车相撞、手足口病直至大地震,三十年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天灾人祸的触发下一齐浮出水面。在“家天下”时代,遇有天灾,皇帝必定会下诏“罪己”;如今时代不同了,据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关于地震是“天谴”或“报应”之类的说法,一露头就被鸣鼓而攻之,决不承认是上天降罪。但人祸与天灾之间的关联思考,却总是在人们心头萦绕,要想回避也难。
    
     本次大地震,中共领导人接受今春雪灾的教训,在危机处理上反应迅速,个人形象频频得分。但地震现场许多“豆腐渣工程”顷刻间土崩瓦解,特别是大量中小学校舍倒塌以及救灾款物管理的不透明,迅速引起了公众对官场腐败的问责,并延伸到教育投入、地震预报、水库与环境安全、“一胎化“政策(对失去一切的受灾家庭而言,最无法承受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等诸多领域。官方媒体则推出了大量煽情故事以化解民怨,一时各说各话。
    
     从近期中共高层的表现来看,虽然调动了一切行政资源救灾,竭力营造一个高效有为的政府形象,但毕竟积重难返,至今无法摆脱地方及中层以下的尾大不掉之局,现行体制的拥护者,也有不少是改革大厦中的硕鼠与蠹虫。在意识形态上,宣传仍沿袭“坏事变好事”的老套路,虽然在历史上首次为普通百姓降半旗致哀,但在国殇日高呼“加油”也属世界首例。制造“反华势力”的假想敌,鼓动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试图将国人对同胞的哀痛化为奥运动力,“扬我国威”之类政治先行的传统舆论导向,与“以人为本”南辕北辙。
    
     面对公众对灾害伤亡等“人祸”的问责,灾害发生时“公开透明”的高姿态变得暧昧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加快了动作,屏蔽资讯、禁止采访、发动反击、围剿异见……等等等等,这套老掉牙的手法在信息时代能否奏效?是否会起到“为渊驱鱼”的反作用?任何有常识的人都心知肚明。不计后果地向“舆论一律”时代倒退,凸显了主管部门的落伍与无奈,也昭示出当局所处的窘境——一切为了保住执政地位。
    
     邓小平被誉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他将中共的政治权力安危系于改革开放,视为百年基业,宣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然而,“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在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大厦”,施工质量如何?其间有无“豆腐渣”成分,又有多少“王八蛋”从中上下其手?这不能不从执政党内部查找原因。以上两个词是前总理朱镕基在1998年水灾期间骂出来的,又一个十年过去,贪腐愈演愈烈,基业还能百年不动摇吗?
    
    二、设计缺陷:“科学发展观”VS“摸着石头过河”?
    
     任何一座大厦的建设,皆须有全套蓝图,从最简单的平面图到最复杂的施工图,都不可或缺。“改革大厦”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在技术标准上允许“与国际接轨 ”,但从总体设计上又强调“中国特色”,其他国家的方案“不能照搬”。总设计师的指导思想是“猫论”,当初只提出了一个框架草图,其他要靠主持施工的工程师们临场发挥——“摸着石头过河”。
    
     按照总设计师的草图,改革大厦的建设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工作面,合起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管理班子换了三批,头一批除了总设计师,另外两位主角连名字都几乎湮没;第二拨承包商从理论上代表一切,却只顾闷声发大财,撇下一个豆腐渣工地走人了;当今的主持者提出“科学发展观”,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比“摸着石头过河”多了几分预见性。科学与民主,本应是发展观的两个方面,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偏废。
    
     朱学勤先生曾提出:“三十年来中国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他把1978年-1989年视为第一场改革,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迄今作为第二场改革。我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曾当面向朱先生提出商榷。我认为:第一,中国改革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我不反对将其分阶段评述,但从时空上、逻辑上有其连续性,整个进程无法割裂;第二,虽然改革的领导者有更迭,但主导改革的执政党只有一个,不应以人物划分场次;第三、将改革分作两场来评述,可以作为一个新闻话题,甚至可以是一个哲学命题,但不具备历史科学上的意义。
    
     回顾三十年的改革史,经济体制改革的工程延续下来了,有改革也有开放;政治体制改革工程则由于某次事故曾长期停顿,如今只是内部小改,不对公众开放。设计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在社会转轨的进城中,权力从未被关进笼子,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膨胀,导致权力寻租贪腐横行,某些利益集团已具备了自立门户的实力。改革的 “怪兽化”,不仅使社会公正受到挑战,也正在挑战执政党自身的权威及合法性。
    
    三、政治轮回:从革命到改良,从垄断到放权
    
     按中国传统历法,明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甲之年(六十岁),其间经历了从革命到改良、从垄断到放权的历史循环,中共也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变迁。
    
     改良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方式的两种不同选择,都具备一定意义上的正义性。前者是用渐进方式逐步化解社会现有的矛盾,后者则是以激进方式一揽子解决社会长期蓄积的矛盾。革命成功之后,需要通过不断的改良(或曰改革)来调整社会利益的分配,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革命不是社会的常态,但如果改良不能保证公平和正义,则革命将会超越它。这也就是我过去常说的“改良与革命赛跑”。
    
     要回顾三十年改革,毛时代是重要的参照物。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是对革命的误读。自1949年到1976年这一阶段的轮回,不仅未能实践建国前的民主宪政承诺,而且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消灭了民间社会,驯服了同盟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不仅未实现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承诺,而是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对资改造”和“人民公社化”,垄断了一切经济利益资源。
    
     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源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只允许全能型的、包办一切的政权模式存在,社会分工和民主监督皆无从实现,甚至连独立思考都有罪。对真理的垄断,最终导致了个人崇拜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令全社会失去理性陷入动乱,造成了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革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被视为“思想解放”的开始,对真理的垄断虽未彻底放弃,但已在相当程度上有所松动。经济上的开放搞活,其实是回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点,允许私人资本主义重新发展。以上两方面的举措缓和了社会矛盾,启动了社会转型,也有效地维系了执政地位。就政治权力而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故“四项基本原则”仍必须坚持。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总结前苏联崩溃的历史经验时,总结出垄断权力、垄断利益、垄断真理的三点教训。“三个垄断”其实也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提出并主导“ 改革开放”,是中共对毛时代罪孽的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赎,也是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是一个从垄断到逐步放权的过程,放权是为了长久利益,垄断并未消失,而是转换为比较温和的形式,历史的惯性依然发挥作用。
    
    四、经济轮回:从“以革命的名义”,到“以改革的名义”
    
     纵观五十九年间中国的财富走向,中共的执政理论至今尚未自圆其说。毛时代通过土改、对资改造不断制造阶级斗争,直到发动“文革”废止宪法,普遍地侵犯人权和财产权,以“革命的名义”集中了民间的财富,其结果只是平均分配了贫困。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财富走向,则是在“一部分人先富”的旗号下,以“改革的名义”重新瓜分这笔国民财富及其增殖部分,其结果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至少继承了两项“文革”遗产:一是1956年通过“对资改造”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支付给私方的定息到1966年“文革”爆发就停止了,按年息5 厘计算,十年间只支付了50%;“文革”结束后,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成为为国有,不再承认私方的股权。二是原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土地,“文革”中全部充公,“文革”结束后,部分房屋得以发还或给予了补偿;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房屋下面的土地变为国家财产,这就使政府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
    
     上述两项资本与土地所有权上的变更,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权属尚不明晰的状态下悄然实行的,由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已被摧毁殆尽,无人敢于公然提出异议。直到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拍卖和城市开发拆迁开始后,矛盾才逐渐暴露出来。政府成为这两项“文革”遗产的受益者和拍卖庄家,各种官商勾结的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是当今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
    
     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实现民主宪政。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血酬 ”权力、跨国公司和权贵资本手中。建国时“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共同纲领》中由全民普选产生全国人大的规定,历时59年仍未实现。
    
    五、政党轮回: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会党到现代民主政党
    
     当中共领导人正为地震危机高度紧张之际,一位恩怨纠葛多年的兄弟、曾经的友党和宿敌——中国国民党,却完成了从革命党——执政党——在野党——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型,于2008年5月20日在台湾重掌政权。
    
     中国近代政党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会党色彩,家长制与派系、阴谋与暴力的魅影,长期挥之不去。国共两党曾同是“以俄为师”的党,同样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体制到观念极其相似。国民党因独裁和腐败失去了大陆,到台湾后长期实行威权统治,直到蒋经国时代才开始接受普世价值。历经两次选战败北之后,终于浴火重生,完成了向民主政党转型的历史轮回,并在民意选举的背书下再度赢得了合法性。
    
     天下究竟是国民的公器,还是政治集团的战利品?武力可以维持统治,但无法赢得民心,国民党从“打出天下”到“天下选出”,昭示了从“党天下”向“天下为公 ”的政治理念回归。越是为了党派利益拼命垄断权力,越是可能失去权力;只有将全民和社会的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人民才会赋予权力。
    
     中共将改革视为维护权力的重要手段,自称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如未能完成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型,它就仍然只是一个政权。没有真正的民意支持,最担心失去的,也许就是最可能失去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最近参谒中山陵时,题写了“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八个字,足以发人深省,“百年老店”国民党的失败与成功,是中共最现实的参照系。
    
    六、历史选择:公民社会,或“二次文革”
    
     对三十年来改革的反思,从去年就已经开始。进入2008年这个“奥运之年”后,社会持续震荡迄今,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前途的深切忧虑。必须承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活跃唤醒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作为纳税人,有权过问政府收支;作为公民,有权监督政府行使权力。
    
     地震似乎使社会在一夜间走向成熟:公众一反以往的听任态度,开始认真监督官方救灾机构的善款、物资使用;而民间NGO及大量志愿者出现在救灾第一线,也是一种世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反映出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往中国官方总是习惯于“为民作主”,并对民间社会的成长心存疑惧;本次地震中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勃发以及民间组织的活跃,是今后中共政权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十九年来,民间蓄积着一股民粹主义的社会能量,如何释放这股能量,各种政治力量都有盘算。主流长期习惯于借左打右,借右打左,以维持政权的稳定,但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平衡开始被打破:制造仇富、排外心理,发动对自由主义学者的围攻以及对某些新闻媒体的讨伐……,对真理的垄断在回潮。将民粹主义情绪引向狭隘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以围剿自由主义者,否定普世价值。这种策略很容易奏效于一时,因为前三者天然可以形成群体,而后者往往是天然个体。
    
     某些官方媒体一再挥舞棍子出招,“和谐社会”反倒不大提了,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折射出失去平衡的社会有可能走向裂变。玩弄民粹之火的失算在于,民粹主义从骨子里就带有反精英和不信任政府的属性,它和乌托邦主义一样,最易被现代化进程中的受害者及边缘化人群所接受。现实中的暴力维权者和虚拟世界中的网络暴民,都有可能成为民粹主义或鼓吹“二次文革”之新老“左派”的信众。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大小官僚们的命运,就该明白这把火最终会烧到谁头上。
    
     地震中的改革大厦,如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突发事件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也未尝不是摆脱困局的最后机会,这就需要政治智慧。是走向分裂动荡的“二次文革”,还是走向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中共要选择,中国国民也在选择,最终是历史在选择。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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