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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亲的忏悔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4日 来稿)
    
    那年圣诞节期间, 我携带老婆和两个女儿, 从国外回北京度假. 其间, 最重要的一项安排就是给父亲办90大寿.
     (博讯 boxun.com)

    最初, 我建议父亲的生日宴会办的隆重一些. 邀请所有的亲戚, 朋友, 邻居, 老家的一些乡亲们, 至少100人, 来热闹热闹. 可是由于父亲, 哥哥, 和姐姐们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而罢休. 最终只有一家三代, 共20多人参加. 虽然没能如愿以偿, 但看到身体健康, 神采奕奕的父亲, 以及全家人是那样高兴, 也就感到无比欣慰了.
    
    席间, 看着两个姐姐, 一左一右, 帮着老爷子吹灭了插在大蛋糕上的九十根蜡烛, 切蛋糕分给全家人的喜庆场面, 我的眼睛模糊了, 回想到了三十多年前那凄惨的, 卑鄙的我的一幕… …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 寒冷刺骨的晚上, 30多年前的阴历腊月初二, 在北京远郊的一座四面透风的房子里, 昏暗的煤油灯光下, 坐着爸爸, 妈妈, 和十四岁的我. 至少有一个月没吃白面大米的我, 忽然闻到了蒸白面馍的香味. 原来, 与我和妈妈分吃分过的爸爸正在揭蒸锅. 我走过去, 看到了锅里裹着深棕色棉籽饼的白面花卷, 问到: “今天怎么想起吃白面了?” 爸爸回答: “孩儿的生日, 娘的难日. 今天是我的寿日. 儿子, 来, 吃个花卷吧, 祭奠一下你那没见过面的奶奶?” 爸爸蒸了一笼屉的花卷, 显然足够三人吃的. 我却冷冷的答到, “要想孝顺你妈, 就不该胡说八道, 乱犯错误, 落得今日阶级敌人”.
    
    没有我和妈妈的生日祝福, 没有来自远方其他儿女的贺信, 爸爸的生日, 在他人生最艰难, 最需要关怀的时刻的生日, 伴随着他的泪水, 我的咒语, 以及一锅晾凉了的花卷, 过去了. 他不知道, 这才是他灾难的开始… …
    
    在我幼儿的朦胧记忆里, 爸爸, 可能迫于经济压力, 或出于封建大丈夫的习惯, 没有象我现在宠爱女儿一样, 给予我很多的关怀和父爱. 爸爸从来没有富余的钱给我买过玩具, 没给我买过零食, 没给我讲过故事, 没给我挠后背哄我睡觉, 也没时间带我去玩儿. 一周一天的休息日, 爸爸常常要带着哥哥们去北京的郊区挖野菜, 捋榆树叶, 摘春天杨树上那酷似毛毛虫的杨树花, 以补充食物. 舍不得花一人一毛钱坐公共汽车, 常常要走上一两个小时的路才能到郊区的农田. 记得有一次我玩儿的最开心, 是爸爸带着我和哥哥们去一片收获完了的胡萝卜地挖胡萝卜头儿. 我用一个小铲子, 还真的挖到了几个小胡萝卜头儿, 或断掉的胡萝卜根. 每挖到一个, 我就如获至宝. 那个兴奋劲儿, 真不亚于今日孩子们在海滩玩儿沙子, 在后院堆雪人. 我哪里知道爸爸的辛苦. 爸爸一个人工作, 月收入49块钱, 养活一家七口, 再赶上三年的饥荒, 还有三个胃口如狼似虎的十几岁的儿子. 因为生活困难, 妈妈想出去工作, 把二姐送给了别人. 爸妈还曾想把我也送人, 三个哥哥玩儿命哭诉乞求, 才把我给留了下来.
    
    其实, 我随然得到的母爱多于父爱, 但也并不讨厌爸爸. 毕竟, 在我的记忆中, 爸爸从来没打过我. 在那个“棒下出孝子”的年代, 父母打孩子可是家常便饭. 真正促使我变成恶魔的, 是后来的那场革命, 或是我的被驯化了的自私本能.
    
    在我十岁那年的暑假里, 妈妈带我到北京远郊的老家去玩儿. 乡亲送给了我一对还没出飞的鸽子, 一只铁膀(雪白的鸽子长着两只黑翅膀), 一只芦鸽. 它们倆就象是被宠坏了的肥胖儿一样, 长的好大了, 还不会飞. 我每天哄它们玩儿, 教它们练飞. 它们, 以及母亲花两分钱给我从水产品商店的螃蟹筐里买来的一只小乌龟, 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可是这些动物, 就象是北京师大附中的校长, 谁也没料到一个月以后的命运如何.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 忽然间, 鞭炮齐鸣, 敲锣打鼓, 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小字报, 天上飘着五彩缤纷传单. 革命了! 我感到非常新奇, 好玩儿. 那天的晚上, 家门口的食堂里住满了外地来的青年人们. 我忙里忙外, 帮着大人们给他们送水送饭.
    
    第二天, 听说每辆自行车上都要挂上红底白字的毛主席语录牌. 我拣了个小木棍儿, 上了大马路, 专截那些还没来得及挂牌的自行车. 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 没挂牌, 还跟我瞪眼犯刺儿. 我看到远处有几个臂戴红箍的人, 猜想大概是红卫兵吧, 就把眼睛一瞪, “你再不服, 我叫红卫兵了! ” 他立即下了车, 对我点头哈腰, “昨儿晚上太忙, 招待红卫兵来的, 今儿晚上一定挂. ”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 那叫一个爽, 革命的爽. 可万万没想到, 第三天晚上, 这革命就革到我的鸽子和乌龟的头上了.
    
    下班了, 大杂院里的大人们说, 这次是文化大革命, 所有封资修的东西全都得砸了, 大学要停办, 中小学要造反, 毛主席说, 养花养草也是封资修, 都得铲了种庄稼. 那鸽子乌龟更是不行, 宰了, 吃了. 我护着我心爱的鸽子, 可是, 还是被几个半大小子给抢去, 摔死了.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要不是我太宠着它们, 把它们喂的那么肥, 也许它们早就会飞了, 也就能逃命了. 那只小乌龟, 我偷偷的把它塞到了下水道的孔里, 至少它能免得在我眼前残遭杀害. 我们大杂院的人们, 都很穷, 但人们还是争先恐后地革命. 每家都抱出了一些瓶瓶罐罐, 摔了, 砸了, 挑出一些纸呀, 画呀, 烧了. 就象后来塔里班炸大佛一样, 革命了. 我家找到了一个清乾隆年间的瓷盘, 上书着, 万寿无疆, 在柏油马路上, 摔了好几下, 才给摔碎了. 刚摔完, 我偶发奇想, 要是用红漆在这四个字前面写上“祝毛主席”, 这个盘子也就能保住了. 说不定今日可拍买它一千万呢. 八十年代参观中南海毛主席故居时, 我看到毛主席的温室花房, 不禁联想到当出他老人家关于花草的号召, 是只对老百姓的呢, 还是这花房出于革命需要后建的呢.
    
    睡了一夜觉以后, 我就把那两只苦命的鸽子给忘掉了. 因为每天激动人心的事情在太多了. 一个叫“彬彬”的打死校长的女红卫兵, 受到殊荣到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红卫兵袖章, 主席把她的名子改成了“要武”, 以示对武斗的鼓励. 一时, 武斗风席卷全国, 无数的阶级敌人被打死了. 不同派别的红卫兵, 工人组织号称为了保卫毛主席, 动用了刀枪棍棒, 对打开来. 揽杆市那一座挑灰灌浆, 磨砖对缝的四合院的墙给凿开了, 地给挖开了. 大字报写着是一个叫什么和的地主想杀红卫兵, 给抄家了, 毙了. 崇文门那一个女子中学的校长被十五六岁的女学生们打了三天三夜, 打死了. 大字报上说, 她特别顽固, 打着红旗反红旗. 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中学里, 一个历史反革命的老家伙, 被学生们用胶皮管插到嗓子眼儿里, 再把胶皮管的另一头接到开水锅炉上, 用开水烫死了. 也是大字报上写的, 我亲眼看到的大字报. 我家对面的叫范大爷的老人被批斗, 还想 “为罪自杀”, 用刀片割喉未死, 接着挨批斗. 我家南边的火车主干线上卧轨自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隔三差五, 我就在那看到一次真人解剖, 也许比医学院的学生们见的都多. 但最后一次, 我刚吃完晚饭, 忽听汽笛长鸣, 一帮男孩子们赶紧跑到了铁路旁. 看见司机把下半节尸体从火车底下拽了出来, 那肌肉还在微微颤抖, 五葬六腹, 冒着热汽,清晰可见, 我哇的一下吐了出来. 从此以后, 我在也不去看这样的热闹了.
    
    除了耳闻目睹受革命的熏陶以外, 去天安门广场捡花炮也是一大兴趣. 那年头, 春节是封资修, 不放假, 不让卖鞭炮, 男孩子要想过把瘾, 唯一的招儿就是跟着游行的队伍捡那瞎了的花炮. 好在毛主席三天两头就发个最新指示, 也成全了我们的花炮瘾. 可也有令人头疼的事. 每发一次最新指示, 学校就要强迫我们背颂下来. 好在许多的语录可以用来批斗老师, 因此也就背得滚瓜烂熟了. “世界上的事最怕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老师判作业判错了, 她不认真, 该批. 一个姓花的年青老师, 爱学生如孩子, 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曾经矢口管她叫过妈. 可是, 每一个孩子, 包括我, 都给她写了大字报, 参加了对她的批斗会. 我也不懂她是什么出身, 也找不到他的错, 就写了她曾经有一次收了学生的手功剪纸作业, 没发回来. 没想到, 这还真地成了她的罪证之一. 真是大快我人心. 后来把她定成什么罪, 我也不知道, 反正“复课闹革命”后, 花老师对我还不错, 也许是因为我文革前常得双百, 也许她不计较小孩子们, 也许是因为我曾经叫过她一声妈.
    
    总之, 那年代的感觉确实比现在中国的孩子们过重学习压力的感觉好, 难怪有那么多人那么疯狂地投入. 上有毛主席撑腰, 下有红卫兵保驾, 想革谁革谁, 想打谁打谁, 打死人不犯法,不偿命,公开抢了金银财宝往家挪,无法无天, 能不爽么. 当然,也有人是倒霉的,可毕竟, 被革命是少数, 按毛主席划的比例,只占5%. 全中国也就三千万坏人, 只相当于现在加拿大的人口数. 所以, 直到现在, 绝大多数人仍然怀念毛主席的年代. 毛主席有一段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有千条万续,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他老人家把马列主义几十本书精辟地归结到简单易懂的四个字, “造反有理”. 当然, 别造他老人家的反. 那年代, 也许的确没人想造他的反, 个别人想造也不敢造, 被害死之前还要喊“毛主席万岁”. 即使喊, 也没有用, 也被认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也要被摘下额, 割喉管.
    
    除了革命之外, 每天也都能有新发现. 毛主席的一张稍侧面像, 卖出了以后又收回. 据说是一个反革命摄影师对伟大领袖的侮辱, 因为看不到伟人的两只耳朵. “社会主义好”, 这首歌是反革命歌曲, 因为里面隐含着放弃阶级斗争. 掏粪工人, 劳动模范石传祥也是反革命, 因为刘少奇握过他的手. 国际歌, 国歌都不让唱了, 因为那里面没有突出毛主席. 在家, 不能叫爸爸妈妈, 要叫同志, 因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当然, 黑五类父母连同志都不配叫.
    
    要说那个对毛主席的忠心, 还真叫一个忠, 我不知大人们是怎么想的. 有一天, 我们几个孩子们在一起聊天, 问到, 毛主席真的能活一万岁吗? 十岁的孩子, 知道人总有一死, 因此都非常担忧. 有的说, 不是有林副主席做接班人吗. 但大家一致认为, 那也应该让毛主席长命万岁, 或者一千岁, 随然谁也没有预料那个林副主席靠不住. 于是, 有一个孩子说到, 等毛主席病了, 我把我的心捐出去给毛主席移植, 令一个说, 我捐肺, 我捐肝, 我捐肾, 我捐脾, … 我忘了我捐的是什么. 假如毛主席有灵, 听到了几个孩子们要把所有的器官捐给他, 供他长命千岁, 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可是, 好景不长, 刚爽了两个月, 我就被划到了那5% 的狗崽子里去了. 我爸爸随然生长在穷人家, 但奶奶背着爷爷偷着让他读了半年私孰, 会写几个字. 虽然还远算不上臭知识分子, 但凭着他勤奋好学, 在解放初期开了个自己的穷买卖, 做咸鸭蛋, 自食其力, 可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家里仍然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 我的二姐, 父母的第五个孩子, 生了出来养不起, 不得不被送给了别家当养女. 家里穷得只有的两件家具, 祖传的八仙桌和坐柜. 1956年奶奶病逝, 爸爸, 因为生意欠债, 忙于还钱, 没能回60里远的郊区老家去安葬她. 听妈妈说, 奶奶在最后的几天, 只要有点儿劲, 就要抬起头, 透过巴掌大的玻璃窗看外边, 盼望她唯一的子女回来看她一眼. 可是, 直到下葬, 爸爸也没能回去一下.
    
    三年饥荒, 被美其名曰了的”三年自然灾害”, 妈妈被饿得两腿浮肿, 我被饿得差一点儿命归黄泉. 要不是因为有北京户口, 吃官粮, 妈妈和我肯定被饿死. 妈妈因为爸爸背着她, 排了一夜队, 给家里买回来一个80公分宽的小碗柜, 跟爸爸大吵了一架.
    
    可是, 就是这么一个一贫如洗的家, 爸爸却被那荒谑的成份划分法定为小资产阶级, 小业主. 这资产在哪儿?
    
    另外, 在那被毛主席自称为阳谋的反右前夕的向党交心活动中, 每一个小资产阶级都要被迫说上几句与党不同的话, 否则就是对党不忠. 爸爸打了个比喻, 说苏联就象个大资本家, 毛主席就象个小资本家, 有苏联的经济支持, 我们才能干些事. 这话虽然不够右派水平, 但在文革, 就算是错误言论了. 因此, 爸爸被定为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 虽然不算是敌我矛盾, 但全家要被遣送回老家.
    
    刚一听说要回老家, 我还挺高兴, 因为每年暑假, 我都愿意跟着妈妈回老家玩. 可这次, 回去以后, 我一看, 不一样了. 批判地主富农的时候, 爸爸要去陪斗, 全家都要去参加批斗会. 爸爸的衣服上要用油漆写上”小业主” 三个字, 外出时, 必须穿着. 村子里的一个神经病的富农 (大概是被打成神经病的), 在夏日的阳光下, 被绑在木桩上, 用皮鞭抽打. 我真怕那一天这皮鞭就抽在爸爸身上, 更怕抽在我的身上.
    
    还算幸运, 没过几个月, 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就发现, 这有点儿过头了, 发了个 “十六条”. 仗着离北京近, 我跟着爸爸妈妈在北京市委的大礼堂里上访了几天, 还真的得到了落实, 又回到了城里. 毕竟, 小资产阶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
    
    谁知, 两年以后, 更大的灾难又落到了爸爸的头上. 这次, 是因为我和住在同一个大杂院的孩子闹别扭. 十一二岁的孩子们不和, 却把大人们也给牵扯了进去. 那个男孩的妈妈是街道积极份子, 爸爸是厂里的造反派, 正在想法表现争取入党, 就串通了几个邻居, 编造了我爸爸的一些反动言论. 其中, 最反动的一条是说原北京市长彭真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其实, 这也不是爸爸发明的. 是爸爸从一个批斗会上听来后, 讲给那个街道积极份子的. 1969 年的夏天, 爸爸经常被关在工厂交代问题, 不让回家. 在那一两个月内, 我们家了笼罩的一种危机的气氛. 父母知道是那个街道积极份子所为, 就认为我是惹祸的根苗. 有一次, 我淘气被告, 爸爸凶狠狠地这样骂我. 其实,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去发动一场人咬人的文化大革命呢.
    
    姐姐是家里的唯一女孩 (二姐被送了人), 本可以要求留在北京而不去农村插队. 但为了逃避被和父亲一赶回农村的诡运, 要求去了北大荒. 可是我, 太小, 想跑都跑不了.
    
    因为父亲的言论还不够反动, 上不了“反革命” 的榜. 又够不上地主富农资本家, 单位废了一番力气才把父亲凑上了敌我矛盾, “坏份子”, 因为父亲曾经坐公共汽车逃票7分钱被抓过, 也曾经以嚐样品为名吃过工厂做的松花蛋. 不要以为这敌我矛盾跟人民内部矛盾差别不大. 成了敌人, 任何人民一份子就可以随便打骂他, 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 这是毛主席给的权力!
    
    9月初, 爸爸孤身一人, 被轟回了老家. 我也被断了学, 妈妈和我也被断了北京户口. 妈妈带着我, 三番五次地去爸爸单位和商业局上访. 没敢去给爸爸争个公平, 只是具理力争, 要求留下. 最终, 在爸爸被轟走后的四个多月, 一个严寒的早晨, 两个大汉把我们扭上了一辆食品厂拉猪的敞蓬三轮汽车, 拉到了郊区的老家.
    
    妈妈天真地认为, 只要跟这个坏分子打架, 离婚, 就可以不受爸爸的连累, 也就能回城了, 说是为了我的前途. 我也开始恨起了爸爸, 认为是他毁了一家. 哥哥姐姐们也和他划清了界线, 不予任何来往, 即使跟我的通信中, “他”字成了爸爸的代名词.
    
    在整天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的熏陶下, 我们全家, 背离了人类最起码的良知和亲情, 妄想着用与爸爸划清界限的行动, 赢得党的恩典.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 一天的晚上, 我和妈妈被拎去参加爸爸的批斗会. 村党支部书记提着爸爸用指血写的向毛主席表忠诚的血衣, 硬说他是要反革命翻案. 后面的革命群众气愤添膺, 抬起一脚, 把双手反绑着的爸爸踹倒在地, 头破血流. 我没胆量跳起来去跟他们斗, 只是想过去把爸爸扶起来, 但被妈妈按住了. 妈妈怕我也被挨打, 或者怕爸爸被打的更狠. 回到家后, 我从被子里撕了一块棉花, 沾上凉开水, 一边流着泪, 一边给爸爸擦着前额上的伤口.
    
    爸爸被打了以后, 除了我给擦伤口以外, 没能从我这得到更多的安慰, 也没人去诉说他的苦衷, 更无法与其他的子女联系. 我们租了两间农民的破厢房, 冬天的西北风从四面八方钻进屋里, 早晨起来, 水缸里的水冻了半尺厚的冰. 我孝顺妈妈, 每天晚上睡觉前, 钻进妈妈的被窝里, 等我给被子捂热了, 再让妈妈进去睡. 可从来也不愿给这个阶级敌人捂被窝. 自从见到爸爸后的一个多月, 我从未跟爸爸说过几句话, 更没叫过一声爸爸.
    
    那年的冬天额外的冷, 可是爸爸的心更冷. 一天傍晚, 几十天没吃到大米白面的我, 突然闻到一股白面馒头的香味. 一看, 是爸爸蒸了一锅白面裹着棉花籽饼的花卷. 自从回了老家, 我和妈妈一直跟爸爸分着吃, 以为这也是划清界限的一部分. 爸爸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一顿象点样的饭. 虽然, 棉花籽饼是榨完食用油以后的废料 (当地人知到有微毒, 都不能当饲料, 却用来给人冲饥), 可白面馍的香味谗得我直流口水. 在那穷得只剩了革命的年代, 白面裹棉花籽饼的花卷就算是最上等的山珍海味了. 很显然, 爸爸蒸的一锅花卷足够一家三口吃的, 他大概是想吃一次久违了半年多的团圆饭吧. 可是, 爸爸的一片真情爱心, 却换来我这个黑心狼的一阵咒骂. 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回忆的一幕… …
    
    爸爸转过去脸, 也许哭了. 明明我是惹祸的根苗, 可现在却是我在诅咒爸爸, 我, 他最小的子女, 唯一在他身边的儿子, 也是他最疼爱的老儿子, 在和他划清界限.
    
    我那曾经是坚强的爸爸, 他勤劳, 他正直, 能忍受贫穷, 痛苦, 劳累,可是他现在却忍受不了了.
    
    也许是看到我和妈妈也被轟回了老家, 没希望挽回了, 也许是我对爸爸太狠了, 也许是他忍受不了凌辱, 批斗, 殴打, 以及儿子的无情, 在春节前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 爸爸逃了出去.
    
    爸爸逃走后, 妈妈和我受尽了恫吓. 他们硬说妈妈知情, 是同谋, 要把妈妈和我拉去批斗. 邻村的表二舅跟妈妈揣摩着爸爸的可能去处, 估计爸爸最可能回城里的家附近卧轨自杀. 表二舅说, 如果爸爸真的死了, 他就骑单车, 用个破被子把爸爸的遗体裹回来, 挖个坑埋了. 听着他们说的话, 我又联想起过去看过的卧轨自杀的人, 吓得我一夜直多嗦. 我有点觉得爸爸挺可怜的. 即使爸爸平安归来, 我也怕被人们打死. 三年前我看见的那个疯子富农, 早被一个叫小李三儿的小伙子在批斗会上给打死了.
    
    过了几天, 爸爸自己回来了. 我恶声恶语地质问他去哪了. 爸爸神密地告诉我, 他本想去找那个街道积极份子两口子报仇. 爸爸给我看了他的复仇工具, 一个一米多长的铁通火条, 一头磨的尖尖的, 插在了一个竹筒里, 另一头是一个铁环, 用布缠着, 伪装成一个拐杖. 在最后一刻, 爸爸为了我, 克制住了. 爸爸说, 他自己被枪毙了到不要紧, 可我, 我的哥哥姐姐们就永远没有翻案之日了. 也许是我受党的教育还不够深, 也许是我还剩那么一点儿点儿人性, 我没有去告发爸爸. 直到今日, 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事. 我只是让爸爸编个瞎话, 去村党支部报到. 这事就这么蒙混过去了.
    
    在那年头, 爸爸, 我们, 以及任何受到迫害的人, 谁也没有那觉悟, 找出谁是真正的惹祸根苗. 谁也没有想过, 白纸黑字印着的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为什么是废纸一张. 我们只是认为那街道积极份子两口子, 是我们的仇人. 几年后, 爸爸被平反后, 我们兄弟几个还曾多次去他们家破口大骂, 以求发泄. 这是后话.
    
    父亲的单位还是给了我们一点活路的. 最出的半年, 每月给几块钱的安家费, 十几斤粮票, 还给了六百块钱盖房. 但这六百块让生产队至少贪了一半, 用拳头大的碎砖头, 在村子的最东边邻近一片棉花地的边上, 盖了两间半生半熟的房(墙是用砖和土坯混合砌的房叫半生半熟). 一到雨季, 真担心雨水把那墙给淋成一滩泥.
    
    已经工作和去兵团插队的哥哥姐姐们, 每月也给我和妈妈邮来几块零花钱. 比起贫穷的农民来, 我们的生活费用还算不错. 但这些钱, 一点也没有爸爸的份儿. 不仅如此, 几个子女们, 仍然在和他划清着严格的界限. 姐姐是他唯一的女儿, 当然也是他最疼爱的孩子. 姐姐去北大荒一年后, 回京探亲休假, 爸爸真想去见上一面, 哪怕即使偷偷地看上一眼, 可他的愿望硬是没法得以实现. 想起现在, 一天不看到我的女儿, 我就六神无主似的, 真想像不出坚强的爸爸当时是怎样熬过来这感情的荒漠的.
    
    瓦房在过去的农村是个稀罕物. 所有人家的房顶上, 都用合着碎麦秸的泥吧挡雨. 每年的春天, 雨季到来之前, 都要用这种泥吧抹上一层. 一天的中午, 我和爸爸抹着那两间小房. 我在房顶上干着活, 忽听一声巨响, 什么东西摔了下去. 原来是梯子不够高, 爸爸就把梯子放到了八仙桌子上面, 梯子滑了下来, 爸爸从三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 顿时, 爸爸的左脚腕子肿了起来, 呈青紫颜色, 痛得要命. 我们指望着那只是扭伤, 过两天会自己好的, 可是过了几天, 肿得更大了, 大得象个西瓜. 显然, 是骨折. 三十里远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祖传中医, 专治骨折. 可是, 怎么送爸爸去治病, 成了个大难题. 我虽然十四五岁了, 可因为自幼缺吃少穿, 仍然长着个小鸡子个, 根本不能骑单车带人. 找邻村表二舅家的大儿子帮忙, 可人家正在积极争取进步, 怕受连累. 也难怪, 自己的几个成年子女, 不也是在和爸爸划清界限吗, 即使在这个特殊时候, 也不能出面相助. 最后, 还是花钱请村里的一个根红苗正的贫农家儿子, 骑车驮着爸爸去看了几次. 可是, 即使是华佗在世, 也无回天只力. 在爸爸恢复的那段日子里, 可是受够了罪. 一天到晚, 痛得睡不着觉, 屋里拉尿. 还要自己把拉在屋内土地上的屎铲出去. 我除了给爸爸送点水饭, 从来也没给爸爸端过一次屎尿, 喂过一次饭, 说过一句安慰的话. 因为我觉得, 这已经够对得起这个阶级敌人的爸爸了.
    
    过了几个月, 爸爸能试着慢慢走路了, 可是, 爸爸的脚腕子, 关节被摔成几十上百的碎骨片, 走起路来, 就象有千百个小刀在肉里头剜, 稍微走长点路, 脚腕子就红肿疼痛的不得了. 也许是由于爸爸没了公费医疗, 没钱给他看病, 也许是太迷信那个给爸爸的脚判了死刑的祖传神医, 也许是由于爸爸是阶级敌人, 反正在几个月的煎熬期, 我就没有想到送爸爸去医院正骨科治病. 2000年, 母亲肺气肿晚期, 我曾发誓就是卖房子卖地也要给母亲治好病, 并曾想把我的肺切下三分之一给母亲移植. 当时, 如果我能拿出对母亲孝心的百分之一, 去求哥哥姐姐们给父亲借钱, 怎么也能凑够一两百块钱, 即使不能完全治好, 至少也能照个片子, 动个手术, 打个石膏, 也不至于让爸爸受那么大的痛苦, 硬是抗了过来, 让那上百块碎骨头和肉长成了一个大疙瘩. 总之, 与爸爸的病痛相比, 受了十五年强制的阶级教育的我, 自认为阶级斗争, 划清界限才是重中之重.
    
    爸爸的脚刚好一点儿, 能忍着疼痛一点点儿的走路了, 就又被村里逼着去干农活. 干不了力气活, 就被分去干葬活. 三九严寒的一个冬天, 村里的母猪要产子, 得有人看守, 就让爸爸在夜里, 陪着母猪, 带着铺盖, 睡在又脏又臭的猪圈里. 或者让爸爸和其他一个黑帮, 掏粪积肥.
    
    在北方的农村, 一年之中有一个最忙的季节叫三夏, 是在每年的六月底至七月初的半个月. 那时侯, 还没有实现什么农业机械化, 一切都得靠天吃饭, 靠手干活. 六月底麦子成熟, 七月初进入雨季. 短短的半个月中, 全凭一把镰刀, 要把麦子收割下来, 脱粒, 晒干, 去杂, 入仓. 稍晚一些, 赶上雨季, 麦子发了霉, 九个月的心血就全泡汤了. 交不了公粮, 完不成任务, 全村的人一年也就没有白面吃了. 除了麦子以外, 还要管好春天种的庄稼, 播种夏季的庄稼. 所一有个说法, “春争日, 夏争时”. 可见夏季的繁忙程度. 农村学校的孩子们也全放一个月的假, 回村参加劳动, 连一年级的孩童也不例外. 那一年的夏天, 雨季来得早, 麦子还没脱粒, 就全让雨给淋了. 两天过去, 出了太阳, 可是成堆的麦子, 底层的全变黑了, 发伢了. 人们都愿意干干净的活, 谁也不愿意站在发臭的水里, 去倒腾底层发霉的麦子.
    
    阶级敌人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爸爸被命令长时间翻弄着发霉的麦子, 不准歇息, 不准吃午饭, 还不时有人过来骂他几句. 骄阳正午, 村队长的老婆又过来挑他的毛病, 爸爸实在气不过, 小声地嘟哝了几句. 这下可若火了那个老婆, 她破口大骂, 爸爸具理力争, 顶了几句. 全村的人立即开了现场批斗会, 要爸爸罚跪, 低头认罪. 会后, 不准爸爸吃饭喝水, 让他写书面检查. 太阳底下, 爸爸有家不能回, 有阴凉不能避, 渴得实在受不了了, 要晕过去了, 要虚脱了, 跟谁要水, 没人敢给. 后来, 一个叫孙什么元的农民, 出于同情心, 偷偷地给爸爸端上了一碗水. 按爸爸如今的话说, 是那个农民的一碗水救了他一命. 后来, 我去看爸爸, 爸爸让我给找杆笔, 写检查. 我给爸爸拿了一杆火炬形状的破圆珠笔, 出水不畅, 爸爸急得, 气得, 使劲用那圆珠笔在手上划, 墨水还是没出, 却把爸爸的手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印. 我也记不得当时是怪那队长的老婆, 还是怪爸爸, 是害怕, 还是同情, 反正我没有安慰爸爸, 也没给爸爸回家去换一杆好点儿的笔. 爸爸也就没写成那检查. 直到晚上天黑, 爸爸也没回家.
    
    半夜, 村里来人敲门, 说爸爸从关他的小屋里破窗而逃, 问是不是藏在家里. 警告说, 若发现爸爸, 务必赶快报告. 来人走后, 我站在房子外边的瓢泼似地雨里, 任凭冰凉的雨水淋湿着我的全身, 望着东方漆黑一团的雨夜, 一望无边的棉田, 真不知道爸爸现在在怎样煎熬, 心中升起一丝的自责. 要是我给爸爸换个好点儿的笔, 让他老老实实写个检查, 他也就不会逃了. 这么黑的夜, 这么大的雨, 爸爸拖着他那受伤的脚, 身无分文, 可怎么个逃法啊. 这第二次出逃, 恐怕是凶多吉少. 我的鼻子酸了, 眼睛湿了.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 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毛主席的身体那样健康, 林副主席那样忠心耿耿, 看来这形势就永远这样下去了, 谁也想象不到它还能改变. 外边, 爸爸受尽了欺凌辱骂, 殴打批斗. 家里, 受尽了我的严声厉语. 生活上吃糠咽菜. 其他的几个孩子, 全无联系. 这猪狗不如的日子肯定是没个尽头. 再加上今天所受的欺辱, 和那杆不出水的笔, 爸爸又一次忍受不了了.
    
    后来, 听爸爸回忆, 他冒雨逃跑后, 趴在了棉田里, 任凭蚊虫叮咬, 一动不动, 忍到了天黑. 为了连夜逃远, 以免第二天被抓回来, 爸爸拖着摔伤的脚, 踏着泥泞的雨水, 连滚带爬, 凌晨之时, 走到了一个叫长营的地方, 一条大河边上. 不会游泳的他, 一步步地走向了河的中心. 想就此了节自己的一生. 这时, 一个早起拾粪的白胡子老头喊住了他. 问清了原委, 白胡子仙人劝说爸爸别走绝路, 世道早晚会变的.
    
    爸爸流着泪, 为了将来还能见闺女一面, 为了将来小儿子还能改变态度, 他听了进去, 收回了那最后的一步. 可是, 这村子是不能再回了. 他决定就此飘流四方, 乞讨为生.
    
    几个月以后, 一个初冬的下午, 村里来人告诉我们, 从一个抓逃犯的劳改所那, 找到爸爸了, 今天就把他押回来. 并警告我和妈妈, 以后对爸爸好一点, 看紧点, 以免他再出逃. 我清楚地记得, 那天傍晚, 爸爸回到了昏暗的小屋. 尽管外面已经飘起了初冬的雪花, 可爸爸只穿了一身深蓝色的破单衣, 瘦得皮包着骨头, 站在那儿冻得直发抖. 我心里一热, 赶快从妈妈手里接过事先准备好的棉衣, 给爸爸递了过去. 可是, 嘴里, 表情上, 仍然在和他划着界限, 没叫一声爸爸, 也没说一句安慰的话.
    
    这以后, 大概村民们觉得受了骗, 这革命搞得再激烈, 也革不出来馒头米饭. 批斗搞得再勤, 也批不出什么眉目, 也就对爸爸降温了. 就这样, 我们过了平静的两年.
    
    尽管我一直试着一贯地孝忠于毛主席, 与黑五类的爸爸划清界限, 可毛主席并不欣赏我, 容纳我, 接受我. 村里的孩子们, 大都欺负我, 骂我, 侮辱我. 在农村的中学里, 我稍有过错, 就要写检查, 站在全班或全校学生前面, 做检讨. 虽然不象爸爸那样坐喷气式, 挨批斗, 但小小的年纪, 快成了写检查专家. 我那时没听说过“自尊心” 这个名词, 但是却丢掉了全部的自尊心. 害得我养成了非常内向的性格, 怕和生人说话, 贻害至今. 好在我仗着城里的那点儿底子, 在全班学习成绩数一数二. 是两个五门功课全优生之一. 可是, 1972年, 第一年恢复高中, 硬是没有我的份儿. 我当时那叫一个恨, 恨那个革命, 恨得我曾经在学校的墙上写过一次反动标语, “打倒毛主席”. 好在那个墙是土坯墙, 一下雨, 就把标语给冲没了, 不然的话, 我肯定被打成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 没准儿还被枪毙了. 可是我更恨我的爸爸, 认为他是惹祸的根苗.
    
    直到有一天, 我才意识到, 自己那样对爸爸的恶劣态度是错的. 那年头, 没有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 被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给取代了. 孩子们都想表现好点, 入个红小兵或红卫兵. 我在小学时,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 没入了红小兵, 中学后期, 因为学习好, 又有点绘画的才能, 虽然是个黑五类的后代, 凭着我对党那个忠诚, 画革命版画画得那个好, 对阶级敌人的爸爸那个恨, 我想着也许能入个红卫兵组织, 就提了个申请. 班里红卫兵的头是我的好朋友, 还真为我帮忙, 但一去村里调查, 村干部说我虽然像似与黑帮爸爸划清了界限, 但是对爸爸的态度太恶劣, 没有好好帮助他改造, 因此, 不够格. 那个头偷偷地告诉了我外调结论. 我才意识到自己对爸爸做得太过了. 就连曾经打骂批斗爸爸的村干部们也看不过去了.
    
    这以后, 我对爸爸的态度才有所好转. 但还是转不到爹亲娘亲比毛主席亲的程度.
    
    在后来, 我中学毕了业, 回去干起了农活. 由于是黑帮的儿子, 脏活累活全得我干. 十六岁的我, 一米五的瘦鸡子个儿, 一天挣三个半公分, 却得和二十好几的十分壮汉子干一样多的活. 常常是在歇息的时侯, 我得赶着去干落在别人后面的活. 等我刚追上, 歇息的时间到了, 又得继续跟在别人后面干, 经常干得我头晕眼花, 一个汗珠子掉地上摔成八掰儿, 我想着自己真的还不如村里的猪狗牛马, 它们好歹管吃饱饭, 不受侮辱谩骂, 也许还能得个母猪母马的青睐. 在一个三伏烈日的中午, 我挑着一百五十斤的担子, 从河床往五十米高的岸上挑河沙积肥, 一趟又一趟, 我的思维似乎停止了, 只想着看着脚下的路, 擦着头上的汗, 呼吸, 喘气, 迈步, 象机器一样. 突然间, 我意识到了这种思维的停止, 于是又把它起动了起来. 我想着, 难道这个世界就永远这样下去了吗, 难道自己就永远这样当一辈子的牛马吗, 看来是真的没个头了. 与其如此, 还不如一死了之.
    
    时钟飞转, 转眼间到了两年后的1973年12月8日. 那两年, 毛主席看准了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摔死了, 他的政敌和一大帮开国功勋们被打成叛徒, 内奸, 工贼, 死的死, 伤的伤, 全国经济一塌糊涂. 他也许觉得太累了, 也许觉得目的达到了, 也许觉的该松口气, 调整一下了, 总之, 让周总理和邓小平有了一点回旋的余地 . 妈妈坚持不懈地一再上访 (爸爸由于是黑帮, 没有人身自由去上访), 在加上大的环境有所缓解. 这一天, 送信的邮差骑着单车, 把一封挂号信送到了我家, 送到了我的手里. 是一封给爸爸摘帽子的信. 尽管不是完全的平反, 但却从根本上改变了爸爸的命运. 我激动地, 颤抖地把信拿给屋里的爸爸, 四年多以来, 第一次叫了声爸爸.
    
    我的爸爸, 受尽了欺凌侮辱的爸爸, 受尽了疼痛折磨的爸爸, 受尽了他的儿子恶语孽待的爸爸, 几次从死神的手边溜出来的爸爸, 终于熬到了这一天.
    
    这以后的几年, 我当了村里的农业技术员, 财务出纳, 招工进厂. 哥哥姐姐们回村看望父母亲, 父母回城小住, 治病, 补发工资, 不一乐乎.
    
    1976年7月28日凌晨, 唐山大地震, 波及北京, 只有爸爸一人住在那两间碎砖头砌的土房里. 我真怕房子倒塌, 砸了爸爸. 清晨, 赶上首班车回村去看爸爸. 临近村子时, 看到那一带没有倒塌的房子, 才算松了一口气. 可是爸爸由于之后的几天, 露宿外面着了凉, 得了坐骨神经炎, 一点都走不了路. 我一路背着爸爸, 乘郊区汽车, 换市区汽车, 到医院看病, 似乎觉得有些补偿过去对爸爸欠缺的情感和孝心.
    
    同年的9月9日, 皇帝驾蹦, 人们哭的死去活来, 一个姓马的工人在追悼会上哭晕了过去. 一开始, 我也受着感染, 跟着哭. 可哭着哭着, 转念一想, 他给我家带来了什么? 十几年来, 他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 这是祸是福, 于我于国, 谁能知晓. 这么一想, 眼泪噔的一下, 就停止了. 后来的三十年, 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事实证明, 我当时想的是对的.
    
    转眼间, 二十年多年过去了. 已经八十多岁的爸爸, 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激励, 又重新操起了扔掉了四十多年的旧业, 做起了真正的小业主, 小生意. 爸爸起早贪黑, 靠着一双勤快灵巧的手, 晚上做儿童风车, 小铃铛, 小玩具, 白天瘸着脚, 去城里家附近的游乐场去卖, 几年下来, 还真赚了三万多块钱. 如果跟爸爸过去小业主的生意相比, 这些钱足可以把爸爸定成一百次资本家了.
    
    我们都劝爸爸别干了, 可他却说, 挣钱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给我们的母亲攒些医疗费, 养老金, 让她没有后顾之忧, 也减轻儿女们的负担. 后来, 在母亲最后的几个月里, 这些钱还真的用到了刀刃上. 害得我想给母亲尽孝掏钱治病都没捞到机会.
    
    爸爸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市民了. 他一生为人诚恳, 正直, 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 在他的前多半生里, 受尽了贫穷, 劳累, 屈辱, 批斗, 殴打. 特别是在他落难的时候, 他的儿子, 我, 落井下石, 孽待他, 使他几乎走了绝路. 可他从不计较这些, 还总是说是他使我跟着他受了苦. 在爸爸受难的时候, 妈妈对他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怀照顾, 可是在妈妈病重晚期的几个月里, 爸爸为妈妈花光了他那三万多块的血汗钱, 还日夜守护在妈妈的身边, 照顾妈妈, 倾注了八十多岁老人的全部心血和精力, 直到妈妈最后几日病危住院. 因此, 爸爸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伟人, 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而我, 本来也并不是一个打爹骂娘, 十恶不赦的魔鬼. 三字经里的第一句话, “人之初, 性本善”, 确实是一句真理. 我是家里的老小, 小的时候, 有众多的哥哥姐姐们呵护, 再加上营养不良, 体弱多病, 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 连个虫子都不敢拿, 蒼蝇都不敢打. 记得在农村的时候, 和几个孩子们去水坑边玩, 大家抓住了一只跑丢了的小狸花猫. 一个孩子出了个坏主意, “听说猫有七条命, 今天咱们试试它到底能被淹死几回.” 我可怜那小猫, 不让他们干, 可是拦不住. 当那个小生命第六次从水坑中心挣扎着往回游的时候, 我跟他们拼打了起来. 可是, 寡不敌众, 当小猫被第七次被扔了进去, 再也没力气往回游的时候, 被打败了的我, 只能伤心地哭.
    
    那些十几岁的红卫兵, 女子中学的文弱书生, 想必也不是天生的魔王, 可她们就能把那可怜的女校长, 也许她们也曾失口叫过妈妈的校长, 一鞭鞭地, 打了三天三夜, 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折磨而死. 是什么力量, 把她们, 把我, 把那成千上万, 甚至上亿的, 善良的人们给变成了一个个的魔鬼?
    
    六十年代初, 小学一年级, 第一次的校外活动, 是参观北京民族博物馆里的 “出租院” 泥塑和西藏农奴展览. 看到了那水牢里让 “血”给染黑了的铁钩子, 西藏奴隶主使用的人皮雕花灯罩,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至今铭刻在心. 再后来, 各种各样的展览, 教育, 电影, 书本, 歌曲, 演出, 忆苦思甜录音, 吃忆苦饭, 铺天盖地而来, 使得那粒仇恨的种子发芽, 生根, 开花, 结果. 和宗教教人爱与善相反, 那时, 却倾注了全部的力量在教人恨与恶. 那种教育确实是很成功的. 其实, 也并不总是恨与恶的教育, 也有爱的教育. 对爱的人, 小孩子们甘愿去献出五脏六腹, 让他长命万岁, 对恨的人, 则能把他(她)至于死地. 对闪闪发光的伟人像章, 我们爱不释手, 每天都要把它擦上几遍, 对那烤瓷裂缝的清乾隆年间的瓷盘, 以及孔庙里的千年古董, 我们恨得把它砸的粉碎.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婴儿, 被一只狼从村子里叼走了. 大概那是只死了崽子的母狼, 奶子憋得难受, 就没吃了这个婴儿, 流下来给狼吸奶. 孩子长大了, 过了几年, 和一群狼爬着回村里捉鸡吃. 狼跑得快, 孩子爬得慢, 村民们捉住了这个孩子, ,认出了他是前几年丢的那个. 想尽办法培养他, 送他到医院治疗, 可是太晚了, 这孩子再也改变不成正常人了.
    
    幸运的是, 我, 那些红卫兵的女孩子, 我们的民族, 还没被耽误得太晚. 一阵春风, 吹遍了祖国大地,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被废止了, 家庭出身和成分被取消了, 代之以来的是四个现代化, 经济建设为纲.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 亿万勤劳的人们的努力, 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虽然, 我们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经济上的问题, 体制上的问题, 人口上的问题, 环境上的问题, 以及民主政治的问题, 但一切都已经, 并且仍然在, 往好的方向变, 而且变得很快.
    
    爸爸, 受到上天保佑的爸爸, 直到如今, 93岁, 健康长寿, 看到了这一切可喜的变化. 与他的过去相比, 爸爸如今可谓是享尽了荣华富贵, 儿孙满堂, 福寿双全, 象全国人民一样, 过上了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了.
    
    我衷心地祝愿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让年逾93的爸爸更好地享受晚年, 以便更多地弥补我对他的欠缺.
    
    
    后记:
    
    我看到过很多文章, 歌颂将军爸爸, 教授爸爸, 高干爸爸, 却极少看到歌颂平民百姓爸爸的. 我也看到过很多文章, 谴责别人如何如何害人, 却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承认自己的罪过. 今天特意发表这篇文章, 借此安慰一下自己曾经丧失的良心, 也借此来向爸爸赔罪, 并祝爸爸百年幸福, 也算是敬上我一点点儿的孝心吧. 并祝愿我们的人民互敬互爱, 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 悲剧不再重演.
    
    对感兴趣的读者, 本人愿献上爸爸90大寿的照片. 请发email索要: [email protected]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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