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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读《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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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学者林茨(Juan J. Linz)和斯泰潘(Alfred Stepan)所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一书,是当前分析该主题的最为全面和深入的著作,也是衡量未来该主题研究的标尺。本书力图同时分析三个地区超过十五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问题。作者重新概括了当代非民主政体的主要类型,并探讨了每种类型向民主转型的可行道路和民主巩固所要完成的任务。作者提出了对民主的巩固而言必需的五个场域——公民社会、法治、官僚机构和经济社会。这本著作对于期待民主转型早日到来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的民主转型何时可以到来?中国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是否能够避免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转型之后民主制度如何在中国巩固下来?这些问题全都悬而未决,不禁让真正的爱国者忧心忡忡。
    
     我尤其对书中论述的苏联和东欧的民主转型及巩固有浓厚兴趣。以前,人们在论及苏东剧变的时候,总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集团来描述,至多对苏联与东欧诸国的历史传统和专制程度的差异有粗浅的认识。而在该书分析“后共产主义欧洲”的部分中,对东欧各国政治转型之差异的论述,发前人所未见,可谓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两位学者提出了“政权瓦解”的概念。所谓“瓦解”,不同于政权被推翻,也不同于通过谈判进行改革和转型的模式。“瓦解”是呆板、僵化、缺乏精英代表的后果,统治者无法抢在危机和变化之前做出即时的决定,故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旧制度瓦解,束手无策。对于前共产党国家而言,“瓦解”更意味着共产党及其“变种”从此彻底出局,在未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再扮演关键角色。以此概念来审视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捷克斯洛伐克属于“‘僵滞的’后全能主义瓦解之后的转型”,而匈牙利则属于“始于成熟后全能主义的谈判转型”。表面上看,捷克是东欧地区法律传统最为浓厚的国家之一,还是该地区惟一经历了连续民主的国家以及工业最发达和人口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些条件都优于匈牙利。但捷克偏偏没有像匈牙利那样通过朝野谈判来实现转型。捷克的旧政权和共产党在十天之间便瓦解了,而匈牙利的旧政权和共产党则保存下来并继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那么,为何捷克政权会瓦解,而保加利亚政权通过一个调整、镇压和谈判的复杂过程,最终将转型部分地置于其控制之下?
    
     看来,虽然同样是共产党,但邪恶的程度和方式仍然有所不同。两位学者分析说,之所以捷匈两国转型的路向不同,首要原因是两国的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程度的不同以及党内是否存在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捷克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高于匈牙利,党内不存在温和派力量。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政变之后,捷克变成了东欧共产党国家中最具有斯大林主义特征的国家,历来比较软弱的天主教也遭受到比在东欧其他国家更为彻底和有效的压制。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遭到苏军的镇压之后,捷克共产党内展开了东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共产党员清洗运动,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员,或者被清洗,或者被迫边缘化并保持沉默。捷克当局对知识界的控制也日趋严密,有观察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活,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几乎体会不到在波兰、匈牙利或斯洛文尼亚那里通常能感受到的活力、卓越与激情。”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捷克是一个僵滞的、由内部腐化导致的后全能主义政权。与之相比,匈牙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便出现了两个党内的改革派,一个是以格罗斯为首的注重经济分权的温和改革派,一个是对法律与政治改革更感兴趣的、由波茨盖领导的改革派。这两个派别互相支持,逐渐削弱了卡达尔的权威并主导了上层变革的方向。
    
     其次,两国在变革前的经济模式不同。捷克在经济上一直坚持计划经济,胡萨克对勃列日涅夫教条全盘认同,从未尝试过任何市场经济的试验。因此,捷克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极少,甚少在这方面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与压力。而匈牙利则较早启动了部分的市场经济和准私人财产的试验,新经济机制本身进一步腐蚀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意识形态。在华沙条约国家中,匈牙利最早取消了国家对住房的垄断。私有财产的确立,使得与之适应的新的法律系统呼之欲出。有观察家指出,一九八二年匈牙利的私人财产权改革是一个转折点,经济改革以及新的法律体系创造了一个表达利益的更加多样化与多元化的环境。
    
     第三,两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程度以及宣传教育力度不同,对各自被镇压的民主运动的历史的认识也不同。匈牙利早在七十年代便开始去全能主义化,卡达尔清楚地将自己与前任、斯大林主义的独裁者拉柯西的全能主义野心拉开距离,当时他宣称:“尽管拉科西之流说过,谁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反对我们;但是,我们要说,谁不反对我们就是与我们在一起。”由此可见,匈牙利共产党较早地便丧失了对马列主义教条的信仰。党内改革派在破冰之前便推翻官方史料中一九五六年事件为“反革命事件”的定义,公开将其称为“民族起义”。这一态度使得党内改革派赢得了公众舆论和媒体的支持,并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绝对的上风。与之相反,捷克共产党领导层虽然也丧失了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热情,但他们仍然努力营造一种让民众“活在虚伪中”的社会氛围——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哈维尔所说的“水果店门口悬挂的爱国标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提摩西·加顿·阿什指出:“忘记过去是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曾经对其人民说:忘记一九六八。忘记你们的民主传统。忘记你们曾是享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忘记政治。作为回报,我们给你们舒适的生活……我们并不要求你们相信我们或我们虚幻的意识形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只是你们表面的、公开的顺从。”捷克的领导阶层,远不具有领袖的个人魅力,缺乏具有改革意识的理想类型的人才,是一帮十足的急功近利的后全能主义者。加顿·阿什写到:“这个党派无异于掩盖只追求自身利益的联盟,这个国家的政治已经是僵滞的……这个被清洗国的、受惊吓的、腐败的统治机器不再有任何改革的动力。比较年轻的政党领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也只是愤世的嘲笑和私下的批评;而大部分的捷克人不再对党指望什么……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对政治(实际上是整个公共生活)如此极端无足轻重的国家。”
    
     第四,两国对是否以及何时开放竞争性政治的认识也不同。匈牙利共产党在波兰圆桌会议完成以及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在波兰组建之前,就开始接受竞争性政治。一九八八年底,匈牙利通过了一项新的关于结社的法律,该法律反过来又为多党体系铺平了道路,这项新的关于结社的法律一通过,三个历史性的政党——独立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就宣布它们重新恢复活动。在剧变前夕,在日后的议会中赢得议席的六个党中的每一个都已经成形了。同时,匈牙利共产党依靠党内温和派的努力,也赢得了相当的声誉和民众的支持,正如两位学者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反对派的软弱的感知以及他们对自身选举前景的评价给了他们信心……正因为如此,他们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受‘产生不确定结果的确定机制’的原则,这也正是自由民主的核心所在。”换言之,匈牙利共产党的自信来自于较早地接受竞争性的政治。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政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它不给改革派的中间分子任何在党—国中的发展空间,越僵化便越没有自信。等到他们意识到必须变革的时刻,却已经丧失了变革的最好时机。当民众涌上街头的时候,共产党早已声名狼藉,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对自身的改造;而反对派虽然拥有哈维尔这样的魅力型领袖,虽然表现得很有道义,却不具有与当政者谈判的能力,事实上,它缺乏用于开展战略和战术谈判所必备的制度组织性。长期以来,捷克的持不同政见者们被迫生活在充满迷雾、冷漠无情、支离破碎的社会中,捷克国安部在为政治局准备的报告中写道:“反社会主义对立派”的中坚力量大约由六十人组成,他们背后约有五百个支持者和合作者。这个可怜的数字确实让人沮丧。“七七宪章”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扬·乌尔班坦率地指出:“他们的估算是正确的;并且一直是正确的……我们相信这个政权是不可征服的,一直到它自己瓦解了。我们不知道如何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政治反对派。”重建共产党瓦解之后留下的权力废墟,解决宪法与国家结构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成为对以哈维尔为首的新政府的重大挑战,其间还付出了联邦破裂、捷克和斯洛伐克各自分离的代价。
    
     正是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捷克和匈牙利两国的转型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僵化顽固的捷克共产党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被人民和历史共同唾弃;而洗心革面的匈牙利共产党则完成了脱胎换骨,成为民主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左翼力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前车之鉴,不可忽略。捷匈两国政治转型的差异以及共产党的不同命运,对中共不会毫无触动。中共是以捷克共产党那样“瓦解”的方式离开历史舞台,还是以匈牙利共产党那样“谈判”的方式回头是岸?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如今,从党魁胡锦涛以下直到乡村党委书记的各级共产党官员,在每日必定念叨三百遍“稳定压倒一切”的紧箍咒,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想象。晚上睡不着觉的,不是异议人士,而是胡锦涛。一名国保大队的秘密警察在恐吓家庭教会的成员的时候,尽管依然蛮横和凶狠,但也自我辩解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共产党的走狗,我们是在为国家服务,哪个党上台都一样要用我们。”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难以掩盖的真相:即便是秘密警察,也丧失了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忠诚和信赖。这些迹象表明,中共垄断权力的状况的终结,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的早迟的问题。那么,如今的中共当局是否会及时地作出某些善意的努力,以避免瓦解的结局,而依然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呢?
    
     从以上捷克和匈牙利政治转型的四点差异中可以看出,中共的现状只有在第二点上接近匈牙利而不同于捷克,在其他三个方面则接近捷克而不同于匈牙利。也就是说,中共的结局更有可能是捷共那样“剖腹自杀”,而不是像匈共那样“挥刀自宫”。中国自七十年代末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仅仅是有限的经济改革,在经济上放弃奄奄一息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而部分地实行市场经济并加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但是,在其他方面,中共则维持了类似于捷克的“僵滞”状态:首先,在一九八九年血腥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彻底出局,中共党内从此不再存在一个能够影响政局的改革派;其次,中共不断地篡改历史,以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也竭力让全体国民“生活在虚伪之中”;第三,中共垄断权力,悬空宪法,严酷打压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拒绝开放报禁和党禁,中共不愿与任何民间力量谈判,民间也难以聚集起可以跟中共谈判的力量来。对于中共而言,这种统治策略在短期之内似乎可以让政权看起来稳如泰山,其实是祸非福,一旦病入膏肓,则药石无效——中共的“软着陆”将成为泡影。
    
     没有谈判对手,也就没有谈判平台;没有谈判平台,未来中共自身的地位也就没有保障。如果此种情形一直继续下去,中国社会将变得越来越畸形化和刚性化,在这个没有柔性和灰色地带的社会里,朝不像朝,野不像野——在朝,没有温和的改革派;在野,则激发出越来越激进的革命派。于是,顽固的党及其主宰的利益共同体,与怨气冲天的底层社会和弱势群体,难以避免地以硬碰硬的方式狭路相逢,终将同归于尽、化为齑粉。难道这就是中共大小官员所喜闻乐见的结局吗?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共党内究竟有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士致力于避免出现此种局面呢?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没有发现这样的蛛丝马迹。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
    
    北京家中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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