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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毁灭希腊文明的人口理论又在毁灭中华文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15日 转载)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与中国一样喜欢尊古,动不动就说“古人云”。究其原因,是直到文艺复兴,欧洲一直没有恢复到古希腊、罗马的文明程度;而中国至今尚未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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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自由和民主的典范,涌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大师。古希腊的文明,造就了现代文明;欧几里得、毕答哥拉斯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奠定今天科学的基础;雅典独特的建筑风格影响着全世界的建筑师;甚至伴随着全世界儿童成长的伊索寓言等全部来自希腊。希腊是代表和平、进步、友谊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祥地。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为什么走向衰亡?--人口政策的失误!
    
    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古代的立法者来库古(前700年?- 前630年)认为,对妇女来说,生育是第一要务。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多子才能多福,悲剧《伊翁》中的主人公夸耀说:“我原有适量的财产,还过着多子多福的生活。”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儿女的婚姻往往由父母作主。新娘过门后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丈夫可以提出离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贞,二是无子,而后者更为重要与合理。在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 406年)的悲剧《美狄亚》中,美狄亚面对负心的丈夫说道:“若是你因为没有子嗣再去求亲,倒还可以原谅。”一个男人未婚而亡被认为是大不幸,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可见,古希腊的婚姻制度与中国古代非常类似。可以说,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对于希腊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希腊人口政策开始出现失误是在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时代。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这算是最早的“适度人口理论”、“增长的极限”理论,比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理论)、索维和宋健的“最适人口”理论早了2300多年。而《增长的极限》和“最适人口”理论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依据。
    
    
    出于对人口数量的恐惧,古希腊非常注重人口“素质”,认为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优生学就是家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任他死去。
    
    
    人口素质提高要顺其自然,像古希腊和现在中国这样通过政策来“提高人口素质”只会适得其反。古希腊的那种“优生优育”的措施不但不能提高人群素质,反而在降低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降低人口素质。中国是唯一在政策层面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中国出生缺陷儿发生率却是世界平均的2倍。
    
    
    并且富不过三代,“低素质”者的后代不一定素质差。从个体来说,儿童和老年时期需要别人照顾,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做出贡献;从群体来说,某些人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某一代子孙却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江山代有英杰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对于社会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要是当年牛顿和他的寡母没有获得资助,能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没有爱因斯坦“低素质”的祖先,能有“高素质”的爱因斯坦?因此“优生优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视为伪科学。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美国将弱智青年阿甘塑造成英雄;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文明的“优生优育”。
    
    
    古代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短,妇女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而妇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史家斯塔尔估算,希腊的已婚妇女一生平均也只生育5—6.5个孩子。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即便所有能够存活的婴儿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也仅仅只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是希腊却还借“提高素质”的理由“人为地”减少婴儿,这就必然导致民族人口不断萎缩,民族灭亡不可避免。“高素质”的希腊文明最终被“低素质”的希洛人所灭。
      
    风水轮流转,真理在不断重复(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的科学文明重新回到欧洲大陆),谬误也在不断重复。比如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最适人口理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等都在1970年代成为全球思潮,希腊的“优生优育”理论现在正被中国付诸实践。人类太不长记性了!
    
    
    二战之后,由于婴儿潮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1968年)中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不足,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他认为美国2亿人口已经是极为过剩了,他希望“美国不再发展”,希望看到全球人口从35亿降低到5亿,美国的人口从2亿萎缩至1.35亿(注:美国现在人口超过3亿)。
    
    
    法国的A.索维(1898~ )和美国的J.J.斯彭格勒(1902~ )分别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俱乐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的贬斥。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该俱乐部发表警告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科学事实。有人甚至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这些批评并未降低罗马俱乐部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卖出了三千万本。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台湾、新加坡、韩国、甚至穆斯林国家伊朗等都在这种思潮下积极控制人口(提倡二胎)。联合国从此开始通过人口基金宣传、赞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2008年世界人口日之际联合国还在强调计划生育减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1980年更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1年宋健、田雪原等人提出中国最适人口是7亿。
    
    
    同样是受到这股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影响,1976年印度也实行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 ——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历年的竞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敢提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
    
    
    可见,希腊人口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理论非常雷同。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增长的极限》是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 “为标准,呼吁停止人口增长;索维认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增长的极限》从资源、环境、粮食角度出发,得出了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的结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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