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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在废墟上盖房子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12日 转载)
     吴海云访吴思
    
     7年前,伴随“潜规则”概念及其专著的走红,作者吴思一跃成名。然而,近几年,伴随“潜规则”一词的泛用甚至滥用,吴思却从大众视野中悄然淡出,近年来鲜有新作问世。 (博讯 boxun.com)

    
      他哪儿去了?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
    
     采访吴思,“潜规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毕竟,在这个大众文化淹没一切的年代,很少有一个学术新名词能像“潜规则”一样,被百姓如此广泛地知晓和理解,接受并使用。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出版于2001年。按照吴思的界定,所谓的“潜规则”,就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吴思用这个词分析明朝的历史政治;读了他的书的人,用这个词来表述社会各个领域内——诸如校园、职场、足坛、国际政治等——那些“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而今,它最常见的使用是在娱乐圈——自从张钰公开不雅录像带那件公案之后,人们习惯于用“潜规则”来描述“导演和女演员发生关系”的那些事儿。
    
      吴思半开玩笑地表示,用“潜规则”来描述娱乐圈里的性交易,从大意上来说是“领会了原词的精神”。如果是电影的制片人干这样的事情,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而导演本质上是给老板打工的人,因此,他们是在利用自己代理的那份权利来谋取私人的权利,就像那些以权谋私的明朝官员。
    
      有学者担心,吴思的“一语道破天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潜规则的盛行。比如一个刚进入官场的官员,初接触到潜规则,也许会不愿同流合污,读了《潜规则》之后发现,原来大家都这样,古来如此,于是抵制的决心可能会减弱,即使在堕落的时候也找到了自我辩护的理由。
    
      吴思同意,“潜规则”概念的流行,确实可能减少“潜规则”在行进过程中的阻力和抵抗,但他同时也指出,人们对“潜规则”——不管是概念层面还是现实层面——的关注也会带来正面意义。在《潜规则》的姐妹篇——《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吴思对“潜规则”作了进一步探索,指出它之所以得以盛行,是因为“合法伤害权”的存在;而合法伤害权的来源则是暴力集团,是暴力最强者可以立法典故这一元规则。从这一思路出发,吴思分析了“潜规则”的根子在哪里,并指出如何才能对症下药,比如,要遏制“合法伤害权”的扩张,就得用民主的药。《血酬定律》在市场上继续走强,在专业领域也赢得一片叫好。
    
      许多人佩服吴思,不仅仅是因为他学识渊博或是富有洞见;他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是能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故事中,提炼出诸如“潜规则”、“血酬”、“合法伤害权”等全新的概念。这些新名词一方面好记易懂,另一方面又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具备政治、文化和社会学的多重意义。另外,吴思的书和绝大部分学术书籍不一样,很少掉书袋,很会讲故事,比黄仁宇的浅,比易中天的深,给人一种难得的阅读快感。
    
      吴思也说,他习惯于从具体的事件中寻找规律和答案。
    
      借《炎黄春秋》呼唤民主
    
     从1996年到现在,吴思一直在《炎黄春秋》工作,如今已担任总编和副社长。这工作说起来还挺清闲:每周一、三、五上午去杂志社看稿子;但等着他看的稿子,绝不可能在那区区几小时里解决掉。好在那份工作本身,也寄托和表达着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愿景。
    
      说起《炎黄春秋》,以前只是大陆一份主要供老干部阅读的月刊,这两年却因其屡屡发表“大胆”言论而在海内外备受瞩目。去年,该杂志刊登了谢韬撰写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轩然大波。该文章认为,马克思的后继者——自列宁到毛泽东——根本就是走偏了路,而邓小平的路线也并不完全足够,必须补上“民主”,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大陆当前应该走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大陆各地针对这篇文章先后发起了九场“批判会”。而如此引发争议的文章,《炎黄春秋》几乎每一期都会有。
    
      《炎黄春秋》的大胆风格与鲜明举措,直接反映出其总编吴思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理念。不过吴思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敢登这样的文章,不是因为他本人胆大,而是因为“有人撑腰”。《炎黄春秋》有着特殊的背景,其社长是中国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几十个编委一旦聚在一起,就好像当年的部长会议。这些老领导的话语空间,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大得多,《炎黄春秋》因此在体制的最中心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宽容。比如,《炎黄春秋》在1989年后第一次登胡耀邦名字的时候,整个杂志社如临大敌,反复思忖,还是拿不定主意。结果他们当时的总管、共和国第一上将萧克拍板——发!并说:“如果谁有不同意见,告诉他我家的电话,萧克愿意跟他讨论!”谁敢、谁愿给萧克打电话商量呢?
    
      吴思告诉记者,杂志如今体现的理念,是他本人的,也是那些老革命家的。那些老人和他一样,关注中国的民主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碎步前进的民主”。
    
      想在废墟上盖房子
    
      在《潜规则》、《血酬定律》之后,吴思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造新词”,也就是斟酌、推广几个新的名词概念。比如在《洋人的权利,我们的份》中,他指出“right”的中文翻译“权利”很成问题,建议改为“权份”,才能体现这个词本来所指的正当应有之意。再如,他力推“官家主义”这个概念,认为这几千年来,在中国当权的一直是皇帝、贵族以及官僚集团,因此用“官家主义”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动态结构更为准确。不过,这些新概念都没有当初“潜规则”的好运。
    
      另一类文章则是“算账”。这几年,他给中国煤矿工人算了一笔账,提出中国煤矿工人37.5条命才顶美国同行1条命;又给长城算了一笔账,指出修长城的投资回报会高达十几倍;还从明史中找资料,算了颇为敏感的中国政治“平反清算周期率”。
    
      吴思透露,从去年开始,他就憋着劲想写一篇大文章,但老写不出来。“如果说我以前写的那些文章都是些砖头、瓦块,那我现在想做的,是用那些材料来建起一个房子,哪怕是很简陋的房子。”接下来的那句话让人吃了一惊,吴思说:“我想寻找一个历史的分析框架,以此来弥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
    
      吴思认为,如果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会有许多说不圆的点。比如阶级这个概念。人们总是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可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地主和农民之间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斗争,华夏王朝的更迭,主要是因为官逼民反,也就是王朝和农民之间的斗争。这是马克思的概念所难以解释的。
    
      一开始,吴思只是想批判一下历史唯物主义,后来发现,光批判不行,得“立”。于是,他要做的就不仅是挑历史唯物主义的毛病,还要推翻整个框架,并且树立起一个轮廓清晰的、新的历史观。在吴思的理想中,那个历史观一定要简明扼要,最好简单得像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四个词搭起一个广阔场景。
    
      吴思承认,做这事远在他的能力范畴之外。但话说回来,他做学问,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是出于一种自我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来源:2008年第18期 总第295期,凤凰周刊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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