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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2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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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博讯 boxun.com)

    
     现代中国人要想避免古代埃及人那样的亡国命运,不在欧风美雨中彻底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生物特征,逐渐流失为文明意义上的浮游生物,唯有在君主制度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
    
     僭主时代的人们打着共和的旗号,抨击君主政治“专制”,却不知即使专制的君主如两千多年来的皇帝秩序,其政治虽然专制但社会并不极权,比起革命群众的专政和革命僭主的政治,其暴虐程度其实还是要缓和得多。无论多么残暴的皇帝,其统治基本只到县城一级,即使为非作歹也只会派出太监,而不会派出政委、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居委会监视系统和生产队村委会的“细胞渗透”。因为皇帝制度的极限只是“中央集权”,而僭主制度实行的却是“全面专政”。只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僭主政治,才是彻底极权主义的。
    
     帝国时代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例如中国,即使帝国时代的皇朝,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大多还是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只有元明清的统治,由于成吉思汗的恶劣影响,才失去了基本的尊严。
    
     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当然不是要恢复皇帝制度,那是死路一条,袁世凯、张勋、溥天等辈都尝试过了。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是要铲除现代僭主政治,并防止这样的极端体制在中国死灰复燃。更何况,君主制度可以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下的现代民主制。不像群众专政与僭主政治那样,无论如何都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
    
     先秦封建贵族时代的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在其社会职能的充分实现上。要求君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若不以君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我们可以理解,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这与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更迭政府权力的精神,是一致的。
    
     即使秦后帝国官僚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依然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人格独立意识。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为了适应普及宣传,这种论说虽然有些简化,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还具体分析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尽管在大一统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专制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扩张的压抑,但起码在两汉、唐宋,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还有相当程度的制约。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制约其实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其实是在保护车辆,没有刹车的结果,必定造成车毁人亡。不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政权颠覆;现代僭主制度因此最终无法逃避车毁人亡的结局。这说到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凡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都会对君主政治尤其是先秦的王国制度而非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保留相当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才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相对之下,帝国制度就是一种比之王国制度较不稳定的制度。而二十世纪的“红太阳专政”则是一种最为暴虐、最不稳定的伪君主制度。文革时代“红太阳专政”完全是夏桀式的,已经不是君主
    的,而是独夫的,构成了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可笑的是,这个无知的现代夏桀竟然不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是快要下山夕阳,而不是刚刚升起的朝阳。文革中这个夏桀式的“红太阳专政”是个伪君主,他也不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反而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果反倒很难传位给自己的家族。如果他有个继承人,他就可以像皇帝那样行事,稍微稳健一点,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那样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前身后,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懂得退位──如果毛有后代,他的僭主革命就不会做得那样“绝”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会那么惨烈了。所以伪君主制比真君主制,要差劲许多。
    
     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红太阳毛所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彻底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斗天斗地斗人”的禽兽行为。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彻底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的人民死亡。
    
     毛其实很无知,不懂国家乃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体现。国家既不是镇压的机器,也不仅仅是一个选票箱子。他也不懂在他之后,并非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所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只能祸害中国、“改造中国”。
    
     作为极端现实主义者,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移花接木,中国人最大的愚昧是鼠目寸光,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委曲求全,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屈从强者,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兄弟阋墙,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天下一统,中国人最大的贪婪是身家性命。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一个“大保衡”,来保持社会的团结与平衡。而不需要毛这样的不断革命论者来不断打破平衡、制造灾难。可以使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大保衡,所保之衡有四:
    
     〔1〕社会之衡:法度;
     〔2〕文化之衡:礼貌;
     〔3〕人性之衡:道理;
     〔4〕人欲之衡:中庸。
    
     保衡的功能作为“中国的心”,一旦停止跳动,社会就会陷入二十世纪那样的灭顶之灾。为了免除毛泽东时代那样的人间地狱再临中国,新的保衡者不得不起而应战。保衡者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状态,保衡者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当人们在黑暗的中心喘气、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绝望的深渊升起一道灵光:保衡者开始澄清世纪末叶的混乱与疲惫了。
    
     保衡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使历史震憾、令艺术黯然──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纠正另外一种倾向。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他永远不会落伍因为他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是中庸之纪。保衡者并不追求中庸,中庸却自然来到他的身边。
    
     保衡的巨鼎矗立天下,镇平漫天胡尘,驱逐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君子团、执法团、虎贲团,三足鼎立。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执法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战而有平叛权。三团首领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的天命,他们来不仅要动刀兵,更且要致太平!
    
     保衡者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他与天命合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不是目的;两者之间的“化”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化,就是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王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太平斧,拒绝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看守既得利益的恶犬。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保衡者面前,都是权术的把戏、文化的半成品。并不是因为保衡者“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保衡者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帝国鹰犬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保衡者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道与礼制的“化”,不是“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武力征服”,而是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是磁性的吸引,而非暴力的压迫。中国“书经时代”的圣王与霸主们的历史,一再揭示了这一点。没有文明的发展与创造,王道与礼制的征服是不能持久甚至是无从发轫的。唯有保衡者的创造能力将结束中国百年未成的长期革命,否则中国的健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集权──效率──法制──秩序──社会民主──礼制──文化复兴。这一系列历史运动的契机当是“秩序”。而套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说法,君主则是秩序的象征。战后民主改革使得日本的君主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君主制,根据日本现行宪法,君主不具有参与国政的权力。其所有的国事行为,都必须得到内阁的事先认可。其第一条规定,君主只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其第三条规定,君主“关于国家的一切行动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其第四条规定君主“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2004年日本策划的宪法修正草案是由执政的自民党特别小组负责制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恢复君主的国家元首地位,使其不再只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国家元首,日本历史、传统、文化和统一的象征”。这种意义的秩序象征,与周天子的功能其实颇为相近。
    
    
    (摘自谢选骏:《立宪时代──中国可否君主立宪?》第十章《中国的再统一》)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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