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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为历史留下声音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2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杨恒均的意义
    
     (博讯 boxun.com)

1

    
    我记得很早以前西方就有人认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专制独裁体制将难以遮蔽民众的声音,自由和民主的诉求会逐渐高涨起来。从目前来看,这种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假若没有网络,民意仍旧像以往那样处于被严密遮蔽状态,我们就不可能听到那么多人发出的声音,不可能知道杨恒均,当然,也不可能有今天讨论的话题。
    我是从网络才知道杨恒均的,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从他连篇累牍的时评文章中,我了解到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深刻的思想者,更是一个负有使命感的行动者。一个人有这几点也就够了,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敬重和赞赏了。
    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任何个人轨迹都不仅仅是那个人的轨迹,都代表着蕴含某种历史因素的趋向或者说力量,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杨恒均仅仅是杨恒均,他代表着当代社会积极思考并试图对现实施加影响的那种类型的人。
    从这个角度说,对杨恒均的考察就是对一类人的考察,对杨恒均的讨论就是对一类人的讨论。既然这样,我在这里把杨恒均作为一种现象,并据此提出他的意义问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2

    
    既然涉及时代,就不能不提到某种社会力量存在和显现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在目前表现为:中国自1978年开始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虽然这种选择大部分局限于经济领域,但是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这是一个旧体制消亡、新体制建立的过程,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艰难渗透和楔入坚固的专制政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极为艰难,整个社会都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被撕裂的痛苦,就像产妇经受难产之痛一样,我们看到血污,看到罪恶,但是我们也看到婴儿,看到希望……我们都在心里祈祷说:上帝护佑我的祖国母亲,让她尽早完成这个可怕过程吧!上帝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他做了他所能够做的一切,然而一个庞大的躯体要回转过身子需要时间,需要不是我们主观提出而是客观要求的那些历史条件,所以我们至今仍旧处在过程之中。
    应当积极地看到,不同以往的是,历史发展要求和我们自身的理性头一次找到了交叉点,选择了共同面对的方向,我们就是在这里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这是历史提供的宝贵机缘,它也许会逐步扩展成为更坚实的依托,也许会由于某种情势瞬间消失为无,不管怎么说,我们目前拥有这样一种条件,我们应当感谢历史的这种慷慨赠与。
    有了这个赠与,杨恒均才得以把他的思考传达给民众,知识分子才可以重新唤起蛰伏于内心的良知,担当起“社会良心”的责任,说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民众才可以了解到世界还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人”才可以用大写的方式横亘在这晦暗的天地之间。
    这非常不容易。
    
3

    
    余英时在探讨中国古代“士”的人格特征的时候,特别指出他们一开始就以“道”自任,而道又是“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以“道”自任就意味着维护传统的文化秩序,“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置放在了谋士说客的附庸位置,“枉道而从势”,或“曲学以阿势”,自觉地成为了诠释统治者合理性、合法性的思想工具,不仅没有担当起启发民智、维护正义的责任,反而成为了权力的附庸——自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更为周到体贴地为统治者提供了大量让人不寒而栗的统治建议,现在阅读《韩非子》之类的士子之书,仍旧能够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马基雅维利式的阴森和恐怖。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宝贵独立性的呢?最主要恐怕还是渊源于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别粗大”这一独特的历史状况。掌握国家权力的专制者一方面严格垄断思想,对持不同见解的人进行残酷迫害,另一方面,施行管仲所谓“利出一孔”的国家政策——《汉书•儒林列传》有言:“自五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把知识分子实现自我的精神渴望严格限定在依附国家意志的狭窄通道上,顺从者可以得到巨大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反之则失去一切乃至于生命。
    隋唐以来施行的科举制度,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条件和标准(“学而优则仕”),更是从精神上瓦解了知识分子保持精神独立性的任何可能,知识分子无法跳出君主设置之“彀”,因此,“食王爵禄报王恩”、“忠君报国”、“君尊臣卑”“君命臣随”等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定式。至于一些人奉行“天下无道则隐”、“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事原则,实际上已经有了浓郁的无所作为的逃避色彩,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历史尴尬。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真正有所担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稀少,相当一些人丧失了对历史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丧失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骨气,丧失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魂魄,丧失了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大无畏精神,丧失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品德,丧失了对弱者的同情怜悯之心……成为巴望、守候权势的“门客”和放浪形骸的狂徒。
    我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有读书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鸦片战争以后以谭嗣同为代表的那一批仁人志士,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第一次把西方“民主”、“科学”精神引入中国,这个“士”才有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特征,才开始真正有所作为,出现了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这得益于帝国瓦解、新的国家政体较为脆弱这一短暂的历史阶段,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稳固,知识分子的命运再次向传统复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国家权力倚仗其无所不在的力量,严密控制社会,控制思想,历经大大小小无数摧残人性乃至于肉体灭失的政治运动,刚刚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再次消泯于严酷的社会历史文化境遇之中。
    然而,一种新的历史因素出现了——我前面说,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虽然仅限于经济领域,但是它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程度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通过掌握行政权力来提高社会地位,可以不通过掌握行政权力来影响社会了,他们获得了某些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条件,他们也更有可能基于正义信念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展开批判并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西方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建立起如此多的空隙,与这片干涸的思想大地联通,我们到处都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尽管他们仍处在边缘,尽管他们发出的声音还不足以让整个社会听到和警醒。
    我通常把这些有良知并且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思想者”。思想者不仅仅因为思想而成为思想者,思想者之所以为思想者的一个更重要条件在于进行思想的流通。谢天谢地,目前我们获得了这个条件——譬如网络提供的各种平台,譬如知识分子间的讨论和交流,譬如与民众越来越多样化的对接方式,而这在十几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把杨恒均作为标志放到我前面讲过的历史情境之中,我们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所蕴含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吗?
    
4

    
    在我目力所及范围之内,在所有思想者当中,杨恒均作为一个海外学者毫无疑问是最敏感、最活跃,也是最坚韧的,更重要的是我赞同并钦佩他针对民主与自由、针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针对重要社会事件发出的声音。
    当下中国太需要这种声音了,这不仅可以从读者对杨恒均的文章的大量积极评价中看出来,也可以从少量消极评价中看出来——阅读跟随在杨恒均文章后面的留言,经常使我振奋也经常使我怅然。振奋的是,读者中绝不缺乏思想深刻者,他们对政治与现实有独到的、具有相当水准的认识和领悟,这与十几年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怅然的是,也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或者说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民主,仅仅凭着一种来路可疑的本能就在那里反对民主,拒斥民主,他们甚至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思想的情况下抵制思想,反对思想进入生活,认为没有思想会更好一些,感觉会更幸福一些……善意地理解这些消极评价,只能说自由民主在这块土地上还不能被所有人体认,那些在舒适中麻木或者死去的灵魂无法形成对现实的正当感觉,因而也就无法保持对理性与正义的尊重。恰恰是这些人,非常需要多听一听杨恒均这样的人发出的声音,我相信,在与现实的对比中,除非冥顽不化或者怀有卑鄙意图的人,他们麻木僵死的心灵总有一天会苏醒过来,会领悟到那些思想者锲而不舍宣扬的思想中的深明大义,会弄清楚自己置身于一个怎样的世界,会发现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取决于他能否倚仗理性和正义而站立。
    杨恒均为什么比其他思想者获得了人们更多的敬重?原因可能很多,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同时站在两个世界进行观察和思考,他从两个世界的经验对比而不是理论对比中形成见解,他有一种简洁明快地阐述这些见解的独特才能。在杨恒均那里,民主与自由、正义与非正义不纯粹是理论问题,它们更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普通人过的普通岁月,不同点仅仅在于,由于社会品格不同,这些普通人的岁月分别具有完全不同的质感,完全不同的状态,完全不同的音响,完全不同的情境……杨恒均在不厌其烦的罗列中,比擅长于理论阐释的专家、学者更好地介绍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真理是朴素的,杨衡均的文章焕发的始终不是理论的光芒,它们不是由于理论的精彩而精彩,它们极为朴素,朴素到可以用下面这句简洁的话来概括他一再表达的东西:人可以活得更好,人却常常因为各种原因活得不好。所谓的“爱国主义”,被操纵的民族主义,甚至于社会形态中某些脱离常理而又不被人察觉的喧嚣、鼓噪和种种在正派社会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在杨恒均的点化下露出了根底,露出了羞处,他难免让一些人感到难堪和沮丧。
    杨恒均是挑剔的,这是因为他总是比别人更敏锐地从混沌中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事物,这是因为他不仅在理论意义上更是在实践意义上知道事物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是何种形态,而且他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扭曲了它,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说出事物在正义条件下应当有的形态,他必须告诉人们只有这种条件下的事物才是真的事物,善的事物,美的事物,否则,它们就绝对是假的事物,恶的事物,丑的事物。
    某些指责杨恒均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现实的人首先是因为自己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杨恒均,看待杨恒均所评述的事物,这样的事物不但与真实的事物风马牛不相及,有时候甚至与杨恒均评述的事物风马牛不相及——用比喻描述一下:我们经常看到有人用“无”指责“有”,指责什么呢?指责“有”没有“无”!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5

    
    中国目前正处在天堂与地狱的入口,只差一道门槛了。我们当然希望祖国远离地狱,我们也愿意展望未来五十年一百年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人们尊重和仰望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未来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它更是耐人寻味的历史的创新和发展……然而这仅仅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比希望更为强大的力量,决定着历史的走向,我们既可能升入天堂也可能坠入地狱。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一点将是确定无疑的:在历史未来的某个部位,一定会有人发问:究竟是谁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在发生着那些事件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知识分子将怎样回答后人呢?
    知识分子能够留给后人对于他们这个群体积极评价的声音吗?
    我是一个用文学作品说话的人,在文学的圈子里浸淫了很久,结果我得到了一个让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结论: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如果把这个判断置放到本文语境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当后人要求作家群体回答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作家将无言以对,因为中国当代文学集体缺席了思想者的聚会,那些浅薄无聊却热闹非凡的作品将迅速被时间淹没,这意味着这个重要群体将不能够为历史留下任何声音。
    两相比较,我们才能够对杨恒均以及其他思想者所做的工作产生新的认识——这个特殊的群体完成了时代的郑重委托,做了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尽力了,后人将会以极大的敬意看待那些冒着被逐出主流的危险而顽强地张扬思想的人,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所做的已经远远不是对生活方式的简单选择,他们进行的是生存还是毁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赞同这样的说法:如果知识分子自身不具备思想者为思想而受难的决心和勇气,不具备科学者为科学而立命的追求和素质,不具备真理者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和行动,那么,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的把握、对自身位置的守护就将无从谈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恒均才这样值得我们来谈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历史留下声音”才变得如此重要。
    

陈行之 2008-6-25,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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