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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作为“异端”的自然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23日 转载)
     崔卫平(北京)
    
     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北川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告诉记者,在“5•12”大地震之前,他便经常感到地面摇晃。几个月前一次数学考试时,他突然感到地面在摇动,当即喊了一声“地震”站了起来,老师给了他一个“破坏考场纪律”的处分。这次地震发生时他在五楼上课,感觉异常时他又猛拍桌子大喊一声“地震了”,结果是老师和同学盯着他看,他“不好意思又坐了回去”。而当地面猛烈摇晃,他抓住两位好友的手,率先冲了出去得以幸存. (博讯 boxun.com)

    
    眼见得人类生命是如此珍贵又脆弱,让人禁不住去想怎么才能避免如此巨大的伤亡:如果当时全班同学听信这个挨处分同学的话?或此前遇到再三摇晃时,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加固建筑物和进行疏散训练?忽视反复出现的险情征兆,是否可以看作掉以轻心、心存侥幸?是一种得过且过或维持现状的习惯所致?现在再怎么说都是事后话了,愿那些沉睡在废墟中的亡灵们安息。
    
    当活着的人们在反观造成惨剧的各种原因时,这个维度也不可忽视,那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和认识自然、建立与自然之间的恰当关系?对于大自然的所作所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曾几何时,在我们这片大地上盛行“人定胜天”的说法,认为在自然面前,只要有足够的胆量,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小时候的语文书上有这么一课,“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如此狂妄颟顸,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但是放弃这句口号,并不意味着放弃它背后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某种狭隘立场——认为自然仅仅围绕着人类的意志而存在,仅仅出现在人所期待的视线上,它应该顺应和满足人类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自身存在。“万物皆备于我”,不知可以看作这种看法的古老渊源之一。
    
    可以借用一些思维模式来表达。美国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曾经运用过这样一组概念: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外在化”是指人通过其身体和精神的努力,不断地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到这个世界;“客观化”是指这种倾注活动到了一定的程度,人自己活动的产物变成了与自己相异的“实在”,贝格尔指的是“人类社会”这种东西,它本来是人自己的创造物,结果变成了一种如同“客观存在”,有时甚至与人自己相对立;“内在化”则是指人自己重新运用自己的“社会实在”,将它从客观世界的结构变为自己主观意识的结构,当人自愿接受来自社会的各种约束,也就是将社会内在化了。
    
    这些不同层次的区分,也可以用来测量我们对于自然的认识,进展到什么地步。非常有可能,我们一般流行的对待自然的看法,仍然停留在第一个“外在化”的阶段, 即对于自然主要采取一种投射式的态度,即将人们自身的需求、期待施加于自然,将它当作改造、驯化的对象,以便符合人类生活的各种要求。黑格尔曾经讲过一个外在化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将一枚石子扔进水中,看到泛起的涟漪,觉得那就是自己力量的证明,是自己的杰作。人们在自然面前显示出来的雄心壮志,都属于这一类。所谓“人化的自然”便是也。
    
    而自然又有其“非人化”的一面。它虽然可以造福人类、为人类所利用,但是它并不是为了人类、服务于人类才存在的,并不是根据人类的目的、意志而拥有自己的面貌,更不是因其默默无语,而仅仅供人类任意索取和凌驾其上。从根本上说,自然首先存在于人类之外,它远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先行存在无数世纪,因而它完全独立于人、疏异于人;远在人类视线不能抵达的地方,它照样依据自己的“本性”而存在。人类中哪怕是帝王暴君,也不可能将自然视作自己的“臣民”和“老百姓”。这就是对待自然的“客观化”的眼光:将自然看作自然,看作与人类相异、与人类相对立的存在,拥有与人类不一样的心思的。
    
    换句话说,自然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他者”(the other),它与人类天生有着深刻分歧,从来不打算站在人类一边,与人类步调一致;也不想要配合和讨好人类,追求与人类相一致的目标,即与人类同心同德、合和为一。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尽管自然养育了人类,这是一件需要我们感恩的事情,但是它永远身处人类生活之外这个事实,使它随时随地有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杂音和噪音”,这场地震表面看起来,就像一个与人类为敌的阴谋和暴动。当然这仍然是运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对于自然它则有自己的腹语。
    
    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中流行的“天人合一”中所表达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强调自然与人的统一、一致,而不是表达两者之间的距离和分歧。那个称之为“天” 的东西,怎么就与人产生了沟通?这种沟通是科学意义上的还是宗教意义上的?是伦理意义以及美学意义上的?或许仅仅是一种(面对险峻人世)的养生之道?这种表达中不排除有提升人自己的意思,将人带到“天”的高度,认为在人性之中就包含着天的玄妙,人自己便拥有通往这玄妙的秘密通道,即所谓“率性之谓道”,但是以为依据了自己的天性就是依据了天道,岂不是仍然将人自己的欲求放在了“天”的里面或“天”的前面,以“人”自己的形象遮盖和取代了“天”的存在。在人与自然没有足够拉开距离之前,讲“天人合一”,不一定是顺应自然,而更多是“唯我论”的。
    
    从“天人合一”中获得最大好处的也许是帝王的政治学,在皇权政治中,是“天”而不是“民”为帝王提供了合法性,“天子”被看作是秉承天意来到人间进行统治的,他直接代表和体现了最高意志,因而是至高无上的。“王者尊,故称天子。”而既然天子受命天下,而天下则听命于天子。因而双重语言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一方面是“顺天者昌,逆天者 亡”;另一方面,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在距离权力中心比较近的地方,天文星象得以发展。董仲舒的所谓“天人感应”,或许主要是对于帝王的恐吓之 说。
    
    传统是驳杂的。我们既有荀子那样将天与人分开、将它们平行看待的传统,但是也始终存在将“天事”纳入“人事”的传统, 有着以“人事”看待“天事”的习惯。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中,也是处处见到将自然纳入人们生活的视野,归并进人们自己的意愿,视为人自己存在的延伸部分或寄托的对象。宗白华先生曾令人信服地指出,我们曾经有着这样一个美学传统,这个传统中对待自然主要是采取一种“移远就近”的态度,即将远方的、陌生、 非人的自然,变成某种“人化的”、熟悉的生活景象,比如寒江独钓、秋江瞑泊、柳溪归牧、云关雪栈、春江帆满、风雨归舟等。美学不仅是修辞学,从中仍可以见 出人们对待自然的某些根本态度。将自然当作一面镜子仅仅照出人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停留在人自身之内的封闭循环。
    
    如果说在中国传统中,“天事”更多的被归纳到“人事”中来,那么在西方一个较长时间之内,“天事”则被归纳到“神事”中去,自然被看作是经过上帝之手的作品,以某种方式体现着上帝的意旨。因而争取将自然从上帝手中放飞,将自然看作自然本自身的存在,甚至经过了一个激烈的思想解放过程。1656年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被永久地革出教门,教会并号召教徒日日夜夜地诅咒他,原因是他主张自然有其自己存在的原因,“实体即自因”。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完成对于“神迹”存在的攻击之后,写作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留下遗嘱要等自己死后(1779)才能发表,因为其中主要是反驳上帝设计论,反对将自然归并到上帝的统一意志中去。
    
    至于那些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在解放自然方面则用力更多。1754年里斯本大地震的前一年,狄德罗匿名发表了《自然诠释之我见》一书,将自然视作半盲目、半明智的一种存在,它不分善恶、也不分圣人与罪犯;而在大地震之后的1769年,狄德罗写成《达朗贝尔之梦》一书,一本对话体的文学着作,继续进行他对自然的唯物主义沉思,该书在周围朋友的劝告下居然被他自己扔进火中付之一炬,但或许另有一份手稿,该书迟至1830年得以面世。我们已经谈过伏尔泰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于一种怒不可遏的状态之下奋笔疾书。
    
    在这场大地震的第二年1756年,除了散步之外几乎不出门的康德,也写下了不止一篇关于地震的文章,希望能够抛开“人事”甚至包括地震对于人心灵的影响,而仅仅从科学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关于自己的写作动机,康德是这么说的: “我并不是把这一历史(指最近的一次“地震的历史”,引者注)理解为人们由此所遭受的不幸时间的历史,不是把它理解为遭受蹂躏的城市和掩埋在其废墟之下的居民们的历史。……这样一种叙述将是感人的,由于它对心灵有一种影响,所以它也许还能够对心灵的改善有一种影响,然而,我把这一故事留给更能干的手笔来叙述。我在此仅仅描述大自然的工作,描述伴随着那些可怕事件的那些值得注意的自然状态及其原因。”(康德《地震中诸多值得注意的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西方近代思想解放,是从对于自然的重新认识而开始的,是从自然观方面首先打开缺口,将自然看作一个它本身的存在,一个并非上帝意志的异在,从而摆脱教会企图笼罩一切的思想控制。
    
    而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像当年那些伟人一样,不仅在哲学思想方面领风气之先,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将认识自然这件事情都交给了科学家,让科学家代劳,认为只要有科学家在就有了某种保障,但是实际上由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也需要有人们去理解;科学家作出了建议,也需要人来配合。事实证明,若是不具备正当的自然观,仅仅习惯于将“自然”用于配合“人事”,只允许自然出现在人们自己“希望的田野上”,对于不情愿发生的事情采取推诿和置之脑后的态度,那么,即使有科学家的结论和建议在前,也是不起作用的。
    
    有哲人说过,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因而对于我们所抱有的自然观,我们对待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就不能不做一番审视,尽管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我们平时很少去想一想自己到底如何对待大自然这件事情,比如我们在人与人相处当中的“自我中心论”,也许就与我们看待自然时缺少客观化的“唯我论”是互为一体的。同时人与人的关系一旦建立起来,也会反作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如果在人类生活中不能够习惯杂音和噪音,不能够忍受“他者”的存在,那么在自然表现出来的不同意志面前,也会采取同样的漠视和漠然的态度,从而导致难以承受的重大后果。
    
    本文开头提到的有同学喊“地震了”的那一堂课正好物理课。当地面发生摇晃,物理老师或许要比别人更加警觉一些。科学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同时包含如何对待自然的科学态度。我们如果有科学而没有科学态度,便如同没有科学。
    
    原载《经济观察报》 _(博讯记者:龚珉)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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