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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贞:大跃进前后的我和重庆市一中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20日 转载)
     我是五六年秋考进重庆市第一中学高中部住读的。该校学习空气很浓,同学们一天到晚捆在教室里,我无法单独溜走,使这个“自由走来走去”惯了的野孩子很难受了一阵子。但是,这里的政治空气更浓,班上超过一半是团员(初中班上才几个,可能一中招生时就有侧重),又把我这个白丁惊吓了一阵子。至于我们班有没有党员,我不知道,我不主动问人,也没人喜欢同我聊。在二十一中,起码有音乐老师阮永昭喜欢我,给我全校最高分,起码有班主任语文老师陈为君喜欢我,老是抽我起来读课文,班上同学之间也嘻嘻哈哈相处得挺快乐。到了这里──高五九级十二班,同学们表情严肃,师生关系疏远,我这个喜欢玩、喜欢开玩笑的人无形中被什么气氛束缚住了,很不适应,很是惶惑。
    
     我以为赵同学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应该交心,就悄悄告诉她,我的父亲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是爱国主义者,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是个好人,弄他去劳改很冤枉。后来,赵同学被团员一帮一谈心,鼓励她争取入团,她就把我这些话讲了出来。于是,到一中不久,我就被认定为政治觉悟低,与反动阶级家庭画不清界限的落后青年。 (博讯 boxun.com)

    
    可我还是弄不明白怎样才能政治觉悟高,继续说一些掉队的话。比如“学生只有学生的立场,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啦,比如“世界上我最爱的人是爸爸妈妈”而没说我最爱的是“毛主席共产党”啦等等。后来,看我虽然说怪话,功课不是很差,就说我是在走白专道路。“白”,我完全认帐,不“红”就是“白”,有什么话说。但是“专”,我远远谈不上,当时我是班上最不用功、上课最不好好听讲、老师批评我调皮捣蛋时我脸都不红一下的女生哩。
    
    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大跃进之前。
    
    第一学期接近期末时,班上汤先觉和宾敬孝争论“苏联和美国谁的工业更发达”?宾敬孝说美国远远超过苏联,汤先觉认为正好相反,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比美国的资本主义优越。他俩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一大帮同学围在那裡只带耳朵不带嘴,站著观战。一个只专心听讲半截课,另外半节课思想就开小差的,一贯只做非交不可、不交脱不了手作业的,从来不看报、不关心世界国家大事、不懂政治为何物的,只喜欢在纸上在书上画满美女的懒人,这时勤快了一下,凭印象多了一句嘴──我对汤先觉说:“当然是美国比苏联发达哟。”争论就此结束。宾敬孝和我成为班上的“名人”。
    
    五八年三月《人民日报》登出“苏联国民经济实行大跃进,工业生產七年后赶上美国”的文章,苏联需要花七年功夫赶上美国,那不是承认自己落后又是什么?宾敬孝早说了一年,我随口附合了一下,就被大家认定并且一直认定“思想反动,原形毕露”。这种评价,直接影响了宾敬孝和我的升学以及我们一生的前途。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唯独怕共产党,很听党的话。大跃进以前,我就在一中班上进步同学们的规范下,很听党的话了。
    
    伟大的毛爷爷五七年整倒了知识分子,他头脑发热,在访苏回来后学习苏联老大哥赶超英美,我们也要赶超美英,苏联要七年,中国人十五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开始了。
    
    消息传来,我们要当世界第一,这样的好事谁不愿意,谁不开心。一时间,政治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三面红旗万岁”,“大跃进万岁”喊得震天响;豪情满怀的民间诗歌像雪片飞来,“一天等于二十年”、“黑夜当白天,电灯当太阳”、“叫高山让路,叫黄河断流”、“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看得我眼睛发亮,看得我心脏猛跳,我兴奋得不得了,真心拥护大跃进。
    
    紧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好消息,“我们的英雄金笔已经赶上和超过了美国的派克”,“我们的长江牌手风琴已经超过了意大利的索不拉尼”……农产品大丰收,棉花亩产多少千斤,粮食亩产超过万斤,有小孩坐在稻穗上的照片为证……别人如何我不知道,我对此深信不疑、深感佩服。
    
    那的确是中国人高举他们的红心把天空燃烧起来的日子。
    
    只是,莫名其妙戴上了“白专落后、思想反动”帽子的我,像只阉过了的小公鸡,总与他们保持距离,从未想过我也应该积极投入大跃进。
    
    一中是重庆的名牌中学,除了她的师资一流、教学质量全市冒尖外,她有达到国家级标准的足球场和六环跑道供学校每年春天搞体育比赛,这在当时,除了三中(南开)可以与我校妣美外,其他学校均望尘莫及。
    
    我们班上每年都有好几名同学参加体育比赛,体育委员李世基人矮足球踢得棒,两脚翻飞速度高适合短跑;赵玉岩腿长耐力也好,跑四百公尺,还跑一千五;脖子只能转二十度的刘天仲,爆发力强,参加一百公尺冲刺;谢忠芳气力大参加掷铅球。此外,也有人参加跨栏、四百公尺接力赛等。他们替班级争光,拿几个名次是有的。但是,从未得过第一、第二名,比较多的是最后三个名次,四、五、六而已。有点神头神脑的刘天仲得了个第六,他说气力还没使完,就到终点了,算他是真的,再冒升三级,充其量得个第三名。
    
    全国热腾腾的大跃进,使每个人的心都奇痒难忍,就凭上面这点本钱,高五九十二班摩拳擦掌开始大跃进了。
    写得一手好字的团支部书记王景山和文绉绉要当作家的班主席曹天富开始打擂台比武。他俩选择了自己的弱项,借班上其他同学的优势,要送体育卫星上天。
    
    这两个十七、八岁的男生站在讲台上,一呼一应一搭一挡演主角,其余同学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咧着嘴笑,吼叫着当啦啦队员。
    
    曹天富打响第一炮,王景山接过来,两个人伸开指头数班上几个运动员的名字,这个可以是第几名,那个可以是第几名,从我班要在学校体育比赛时出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若干个第三名开始,勇敢地加到要在全市拿几个几个名次……
    
    两人继续你追我赶,层层加码,这个说,要在省体育比赛中拿前几名,那个保证再提高到要在全国比赛中夺名次,出全国运动健将一名。
    
    每提高一步,啦啦队员们就欢声雷动,跺脚喊好,加油,再加油,比学赶帮超,再争上游!许多人站起来拍桌子为他俩助战,再鼓干劲,再攀高峰。擂台打得震天响,全班每个人热血沸腾,热烈的气氛像要把教室房顶掀开。
    
    书记、班主席深受鼓舞,翻动着眼睛,伸开指头又数着班上这个人那个人的名字,最后,目标提高到一定要在我班培养出国家级运动健将六名。才收了场。
    
    一个鸡蛋的家当,就是这样用开玩笑、吹牛皮的方式吹成了数不清的养鸡农场。
    
    现在回忆起来,这简直就是在演相声、演魔术杂耍,荒唐而疯狂。但是,我不认为当时大家会这样看问题,本人对他俩的打擂比武就是很认真很当一回事的。没注意被王景山、曹天富用来当赌注的李世基、赵玉岩、刘天仲等同学的表情,事后也忘记问他们当时是否觉得重担难当?我只感到很好玩,也不认为需要帮未来的健将们捏一把汗,可我自己内心却特别紧张,担心会拉这个光荣集体的后腿。因为,一个有六个国家级运动健将、体育实力如此非同小可的班级里,竟然有我这个连“劳卫制”(上面对学生体育达标的要求,我当时就没搞懂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都通不过──八百公尺跑剩的四百公尺是哭着走下来的──体育孬得没底的学生,太给班上丢脸。
    
    紧接着,五八年的暑假,一中全校师生分期分批放弃两周假日,到重庆钢铁厂支援炼钢。为了便于大兵团集体行动,我校和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分配住在三中。清晨早餐后,大家排成方阵,只听见整齐的脚步声沙沙响,学生们高举标语牌,高呼“以钢为钢,为钢而战”,“为一零七零奋斗”的口号,雄纠纠开进“重庆钢铁厂”,为钢铁元帅升帐流汗。
    
    没有大巴装我们去,盛夏里,学生们每天顶着重庆的毒日头从三中沙坪坝走到大渡口“重钢”,单面的距离大约超过十公里,双脚走这么长的路,那是很具体的。早上,大家精神抖擞,喊叫着口号热热闹闹走向炼钢第一线,并不感到累;傍晚,辛苦了一天的学生,个个精疲力竭,队伍松松垮垮地拖回来,觉得路老走不完。
    
    想不到,仅仅两个星期,我们学生不仅为大炼钢铁流了汗,而且还为它送了命。
    
    高五九级十一班一位女生因中暑死亡。她和我在高一时都参加了学校合唱团,大合唱表演时,因为我俩都矮,她挨着我站在第一排边上。这个秀气沉静的姑娘,认真唱歌,但是不同别人讲话。那时候,我也不主动与别班的同学打招呼,所以,参加合唱团一年,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记得她羞涩的微笑。因为她是死在大炼钢铁上,学校怕她死亡的消息外传有损大跃进光辉,专门召集所有学生开会宣布:一,不准任何人出去乱说,二,是她自己心臟病突发死亡。还宣布了一个消息,武汉枪毙了一个姓许的人,他破坏大跃进,领导了九个工人罢工。
    
    大家噤若寒蝉,没人敢问这位女同学是怎样死的,是死在路上还是死在重钢,当时抢救了没有,她父母亲知道了吗?所有消息都被校方封锁。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就这样无声无息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根据大跃进期间教育改革的要求,校方要我们勤工俭学,所以大炼钢铁两周后剩餘的暑假,每个人都必须去劳动,我在较场口变压器厂做工。大跃进忙着大炼钢铁,并未使常规的政治工作松懈。那天下班回家,父亲告诉我有几个上海来的人调查他解放前一个下级的事情。因为父亲把他解放后记的三本日记,请舅舅藏在上海,他正在申请出国护照,准备出国时经上海带走。日记放在重庆家裡大家担惊受怕,放到上海之后全家还是不得安寧。才几个月,突然就有人从上海来此外调,父亲认为那是别有用意,说不定与日记有关。一听到这,顿觉我们的好爸爸又要坐牢了,我马上哭起来。父亲用他的大手抚摸著我的头说:“嗨嗨,家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忘记啦?”
    
    五八年十月初,上面说,齐尊周你申请出国为了谋生养家,那好,去修铁路架铁路桥吧,适合你的专业。他们把父亲弄进了集改队。
    
    父亲修筑铁路,我在学校大炼钢铁。
    
    高三上一开学,一中校图书馆那一带成为了炼钢基地,小高炉林立,男同学炼钢,女同学打杂,为国家年產1070万吨钢铁贡献力量。我们经常在半夜三更从睡梦中被喊醒,把铁矿石、白云石、石灰石搬下车,然后坐在地上勾腰鸵背把这些原材料捶成小块,保证高炉吃好吃饱。到早上四、五点钟,眼睛睏得睁不开,鎯头直往手指上捶,痛醒了又睡著,睡著了又被捶醒。特别是这么长时间钩着腰使劲,肝区常常给压得很痛,伸一伸腰又干,谁也不敢怠慢。
    
    共青团号召非团员努力干,争取火线立功火线入团。我班李显荣同学就是在火线上入的团,后来他停学参了军。学校文艺团编排了各种小节目到炼钢火线演出助阵,对醒瞌睡很有效用。他们最有名的节目,是一个歌颂用煮汤的沙罐代替高炉炼钢的二重唱。歌词自始至终只有一句:“沙罐不燉鸡要燉钢”,通过曲调高低快慢的变化和渐次激越的歌唱来强调炼钢的主题。听起来好像是在歌颂人民竭尽全力,沙罐都拿来燉钢了,但老是令人从香喷喷的鸡想到冷冰冰的钢,又似乎是在讥讽,总觉得有点滑稽。
    
    我们常常是晚上通宵未眠,白天还照常上课。这上课的一幕很独特,相信在世界学校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男女同学个个象喝醉了酒,坐在课桌前拼命想睁开眼睛,终于东倒西歪公开打起瞌睡来。几个炼钢主力,包括正在争取火线入团的,整晚在劳动,乾脆不来教室报到,在宿舍裡拉直睡觉。老师知道学生晚上炼钢,哪有精神上课,睁只眼闭只眼和尚念经地教,上课来下课走,不说半句话。学校三天两头还组织学生敲锣打鼓,举着大红喜报到区委报喜,全校炼出了多少多少顿钢,并且绝不忘记写上“做到了读书、炼钢两不误。”
    
    后来,语文老师要大家写大炼钢铁的心得。我写群众如何热情积极响应党的伟大号召,我妈妈如何把家里的铁床也捐了出来等。出乎意料,老师表扬我写得好。其实,我家根本没有铁床,在铁路局宿舍用的家具多数是向公家租的,父亲被铁路局开除后,我们睡的都是旧货市场买的便宜的木头床。我实在搜寻不出如何歌颂这个运动,只得编故事交差。
    
    五八年九月,刚开学,还发生了一件事,值得记叙。
    
    不知道是哪个年级,不知道是谁起的事,半夜十二店多钟,稀里哗啦的叫喊声,把一中高中部、初中部的男女学生全都从热被盖里逮了出来,集中在与重庆大学遥遥相望的大坝边上。慌忙中没加衣服,大家在半夜的秋寒里你望我我望你,抖抖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最后才打听到,有人说毛主席到了重庆大学。一眼望去,重大那边一幢大建筑真的是灯火通明。但是谁也不相信重庆大学有这么大的福气,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会去那里?尽管通往重大的小门就在坡下,没人带头往那里走。观望了一阵,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动静,个个都在扯疯(发神经),缩回宿舍去了。
    
    三年以后我进了监狱,劳改几年后,文革开始前,国民党老军阀陈兰亭的女儿陈本纯到劳改队我们小组,反革命造谣罪五年。她的丈夫姓王,也在坐牢。五八年大跃进,毛泽东到“重庆钢铁厂”视察,重钢选派技术最冒尖的她的丈夫向伟大领袖作炼钢操作表演。接受这个无上光荣的任务,他兴奋到极点,也紧张到极点,结果表演失败,被以反革命破坏生產罪判刑八年,在沙坪坝“新建机器厂”劳改,还是干老本行炼钢。陈本纯带著两个年幼的儿子探监,儿子奇怪父亲为什麼戴顶帽子,大儿子顺手把帽子揭掉,原来爸爸是个光头。三岁的儿子拍手唱到:“白沙,白沙,你啷个不开花。”五岁的儿子接唱:“光头,光头,你啷个不接(娶)爱人。”唱得他们的父亲很尷尬,他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本纯啊,你一定要教育好他们,要不是因为你,因为两个孩子,我根本不想活了。好几次面对火红的钢水,我恨不得跳下去算了。”他嘱咐当时二十四岁的陈本纯:“你一定要守住感情,你要有个变化,我就完了。”
    
    两年半后,陈本纯的丈夫八年刑满,他也带著两个儿子来四川省二监探望反革命陈本纯。这样的夫妻可能也是中国才有的特产。
    
    听了陈本纯讲的故事,回忆起一中的半夜哄闹,看来当时并非是空穴来风,毛泽东真的是来了重庆,他亲自到了重钢──葬送了一个男人和他的一家──又去重庆大学鼓动大炼钢铁赶超英美了。
    
    颠倒的世界将带来什么灾难是无法预料的。谁能想到,“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是桥梁”,“鼓足干劲做事,敞开肚皮吃饭”的大跃进美景,才几个月,就把中国变成了地狱,中国人无一幸免地饱尝饥饿折磨。
    
    这次,学生们上课不是集体打瞌睡,而是一哄而起集体上厕所了,吃下肚的稀饭里水太多。惨上加惨的农民,种地的没饭吃,几千万人饿死在盛产粮食的土地上!
    
    ──《观察》 _(博讯记者:龚珉)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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