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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北京之大,容不得我一张书床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08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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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8日,新华网刊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其中考证说,这句"一二·九"运动锻造出的名言,出自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之手,原初的话语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博讯 boxun.com)

    
    蒋南翔曾是清华大学《清华周刊》的主编。早在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前夕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党委委员。在为游行做准备的过程中,他在清华学堂的地下室里完成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一方面刊登在1935年12月10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特刊《怒吼吧》;一方面油印出来散发给参加游行的学生及观看游行的北京市民。"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出自这份《告全国民众书》。
    
    然而,73年过去,在大陆中国高调举办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2008北京奥运会之际,既没有书房也没有书桌,仅有一张床上供儿子睡觉、床下供我写作的"书床"的我本人,却被中国艺术研究院及北京市朝阳法院违法剥夺了工作权利。套用蒋南翔煽动政治性游行示威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那句名言,也就是"北京之大,已经容不得我的一张书床了"。
    
    作为一个埋头从事学术研究的书呆子,我出于呆傻之气,妻子解决两地分居时院方不肯提供帮助,别人的妻子却由院方安排了工作,我没有说话。比我年轻的人纷纷住上了新房子及二手房,我依然没有说话。到了2003年12月29日上午,根据文化部党组和人事司通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多功能厅召开院领导班子述职大会。院长王文章述职报告结束后,话剧研究所杨云峰博士举手要求发言,他在发言中谈到院里没在给他分配住房的问题,院长王文章不就杨云峰的相关陈述给予回应,而是节外生枝指责他要到天安门闹事。在这种情况下,坐在前几排的几十位处级以上行政及学术官员一起站起来,大声喝斥杨云峰从主席台上滚下去。由于杨云峰是本所同事,我自己也有住房困难的问题,一时间头脑发热,就站起来"声援"了一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还要打右派吗?"
    
    就是这么一句话,我无意中得罪了院长王文章。几年来他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败坏我的学术尊严,扼杀我的人生出路,进而把我的整个家庭置于"零就业"的死地和绝境之中。
    
    2007年7月24日13:10左右,我来到人事处长张海玲的1317办公室,等候在那里的院长助理张晓凌递给我一份"中国艺术研究院艺人发[2007]19号"《关于解聘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耀杰的处理决定》,其中写道:"2006年11月11日至12月12日,我院话剧所副研究员张耀杰同志以休探亲假和年假的名义请假,却不经说明和批准,私自赴美国考察,违反聘任制的有关规定。鉴于本人对此错误有了初步认识和检查,参照话剧研究所给予张耀杰处理的意见,按照国家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任制度的意见》,经研究,决定对张耀杰同志予以解聘。"
    
    那么,我究竟违反了什么规定呢?
    
    我与院方签订《人员聘用合同书》的时间是2001年11月26日,该合同是依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关于实行人员聘用制的规定》签订的。这份"规定"的第四条第三款写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聘用:……(三)因公、因私出国(境)、无正当理由或未经单位批准,逾期不归超过一个月的人员;……"
    
    按照这一规定,我利用私人假期出国进行学术性质的考察访问并且及时回国,虽然行前没有向"单位"说明相关情况,造成了所谓"违反聘任制的有关规定"的事实,却没有严重到"逾期不归超过一个月"的程度,并不属于"不得聘用"或"解聘"的范围。而且我本人"对此错误有了初步认识和检查",院方不基于以人为本、和谐宽容、与人为善的先进性理念,帮助我改正相关错误,反而"参照话剧研究所给予张耀杰处理的意见",撇开签订合同时自己制定的"聘任制的有关规定",到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的国家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任制度的意见》中寻找依据,"决定对张耀杰同志予以解聘。"与此同时,在新一轮的聘任过程中,院方依然坚持自己制定的与国家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任制度的意见》并不一致的"聘任制的有关规定",签订新一轮的《人员聘用合同书》。
    
    《人员聘用合同书》中虽然有"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聘用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的表述,合同文本却是由院方单方面制定的,甲、乙双方的信息资源处于严重不对等状态。院方与我签订《人员聘用合同书》的时间是2001年11月26日,而人事部颁发该"意见"的时间2002年7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该"通知"的时间是2002年7月6日。根据该合同第八条规定:"订立合同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发生变化时,本合同应变更相关内容。"然而,院方从来没有告知人事部"意见"的相关内容,更没有对于合同文本中与人事部"意见"不吻合、不一致的内容进行"变更"。直到2007年1月22日,所长刘彦君还在电话中告诉我,她不知道人事部"意见"的相关内容。2007年8月14日,她再一次在电话里表示说:"如果说他们没有意见,我这里会聘你的。……你出国,那个规定我也不知道啊。再说你上次出国我也是不知道的。"这些事实都是有录音证据的。但是,正是不知道人事部"意见"的刘彦君,于2001年11月26日作为院方委托人与我签订了《人员聘用合同书》,2006年12月又在呈送院长助理张晓凌的公文中,给出了"话剧研究所解除与张耀杰同志的聘任关系"的处理意见。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前国家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任制度的意见》,在中国艺术研究的聘任程序中是可以冷冻起来不发挥法律效力的;等到要公报私仇打击报复我的时候,却又可以拿出来发挥作用。人事部的"意见"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分明变成了引蛇出洞、诱人入罪、恶意报复的合同陷阱。借用院长助理张晓凌的话说,"中国是人情社会。说实话我们还是有感情的。你把人际关系搞坏了。……有些东西还要靠非正常手段。我们叫公事私办。公事公办办不了。整个风气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你个人算什么啊!沧海一粟都算不上。……我敢保证你张耀杰不敢打官司,研究院出500万跟你打官司!"
    
    2007年1月17日下午2时,我按照院纪检委监察处处长兼工会主席常丰威的通知,到他所在的1319办公室,与中共纪委书记李长林和院长助理张晓凌第二次谈话。张晓凌告诉我说,我这一次到美国去,没有在请假时明确告知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应该给予开除。组织上替我着想,要求我自己主动提出辞聘,这样的话,我辞聘之后还可以照常领取基本工资和政策补助,而且档案也可以继续留在院里面,依然是一名国家工作人员。
    
    为了奉行和实践先贤孟子"小子知进不知退"的教导,我委曲求全地于第二天提交了一份《关于主动辞聘的必要说明》,其中表白说:"我妻子在1998年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时,已经失去她自己的那份小学教师的工作。如果院里把我也予以解聘的话,我们的三口之家马上会陷入生存危机,这显然不符合'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我是本院对口培养的戏剧学专业的研究生,如此狭窄的专业定位,让我被聘之后很难重新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何况我所在的话剧研究所由于人员流失,现在仅仅剩下了七个人,其中一个还是退休返聘人员。这些年来我每年都是以超出院方规定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学术成果贡献社会的。仅2006年度,我就出版有专著两部,发表学术性的论文和评论30多篇20多万字。我这样的学术成果,虽然不敢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第一人,至少也应该是很少的几个人之一吧。"
    
    但是,以先进性自居的院方党政官员们,却偏偏不明白先贤孟子"小子知进不知退"的教导而步步进逼。等到我按照法律程序依法维权时,同样是以先进性自居的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法官高萍等人,竟然违背法理常识给出了"驳回原告张耀杰的诉讼请求"的判决书。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了16年,我在只有1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连一个固定的凳子都没有。我一家三口居住在位于奥体公园的鸟巢和水立方西侧500多米处的一居室的小黑屋里,也就是原归文化部管辖的中国音乐学院家属院7号楼里。2008年5月9日我下楼理发时,看到同属7号楼的8门602房间,贴出了两行大字"15801492877出租"(见照片)。这所房屋原来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同事吴祚来先生的住家。九年前的一天,我把自己锁在了门外,为了到当时还两地分居的妻子那里取另钥匙,只好到吴祚来家里借了几十元钱的路费,因此走进过这所房屋。2003年前后,吴祚来搬迁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集资建造的一平方米1500元的福利房,这所房屋就变成了应该分配给像我这样的无房户或少房户的二手房。
    
    但是,虽然经过像杨云峰和我本人这样的无房户或少房户许多次的严正要求,院长王文章等党员领导干部,从来没有公开透明地张榜公布过几十所二手房屋的分配方案和分配结果。五年过去,我的儿子已经是身高一米七五的初中生,我这个在海内外正式出版过十本学术著作非但没有评上研究员职称反而惨遭解聘的副研究员,居住的依然是只有书床而没有书房的一居室!比我更加知名而且年龄更大的宪政学者刘军宁博士,由于没有享受到公房待遇,迄今为止住的只是郊区农民的小产权房!
    
    在这里,我要公开向文化部长蔡武先生提出质询:党员领导干部们贪污挪用公款是犯罪,难道贪污占用公房就不是犯罪吗?!中国艺术研究院那么多的二手房从来没有张榜公布过分配方案,到底是哪些人把这些公有住房给贪污占用了呢?!治学无术、整人有方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那些党员领导干部,除了在住大房子、领高工资、评高职称方面比我这个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民主人士"更加先进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比我更具备先进性呢?作为一名遵守法律的公民和埋头学术的学者,"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北京,为什么偏偏就容不得我一张书床呢?!
    
    2008年5月12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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