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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意看到的宗教局——回应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讲话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31日 转载)
    对华援助协会首发
    
     (博讯 boxun.com)

    马太福音27:22—25: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多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重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王作安先生在在2007年11月28日举行的“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研讨会开幕式上,以《我们愿意看到的基督教》为题做了开幕致辞,后发表在《中国宗教》杂志。依笔者愚意,既然是研讨会,与会者的演讲应该表现出更多严谨、理性的对话精神,但王作安先生却从“努力把中国基督教建设成为一个令人民欢喜、受人民欢迎的宗教”的政治立场出发,对基督教的发展耳提面命,且用模糊其辞的判断暗示中国教会存在不和谐因素,再经由这些模糊的判断得出坚持“三自爱国方针”的结论,不仅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也无法确知中国基督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是家庭教会的存在导致了不和谐的出现吗?本文从依法行政的角度入手,对王副局长的讲话做一点回应,内容包括对 “三自方针”、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以及基督徒的爱国等方面的理解。我想,这也是当下中国宗教领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吧。
    
    王作安先生为中国的基督教发展提出了诸多要求,有些不妨看做殷殷期望。沟通和对话应是双向的,那么,从基督教徒和宗教团体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又愿意看到一个怎样的宗教局呢?
    
    一、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能够正确理解法律、依法行政的宗教局。
    
    王作安副局长在发言中首先强调:“我们愿意看到一个坚持三自原则的基督教。”那么,“三自”到底是什么?是否必须加入“三自爱国会”才算坚持“三自”原则?从字面意思来看,“三自”是指“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治理原则,也即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建国初期,“三自”方针的确立和基督教“两会”的筹建,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使中国教会脱离国外教会的差传,从政府方面考虑,则是要维护国家的完全主权,任何中国国内事务都由中国人自己处理。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尽管是在解放之初的特殊时期,“三自原则”仍然是一个政策语言,或者叫概念语言。凡是满足“自治、自养、自传”条件的教会,无论名称上是否叫三自爱国会,是否隶属于三自爱国会,都应该是“三自”教会。
    
    到了今天,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新时期,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开始从原来的政策治理转向依法治国,这就意味着,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应有法律依据,而作为公民则正好相反,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理论上都是可为的。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宪法的第三十六条,还是二零零四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都未规定基督信徒必须加入“三自”爱国会,也未规定宗教团体必须加入基督教协会或者“三自”爱国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家庭教会未作登记,或者没有纳入三自体系,就认为它背离了“三自”原则。
    
    同时,我们在法律上也未对什么是“三自”做出明确解释。如果从政教分离和社团自治的角度去看,“自治、自传、自养”就应当既包括不受外国宗教团体的支配,也包括不受政府部门的支配和不正当干涉。也即,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于国外宗教团体和国内政府机关之外,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传,指传道和解释教义的工作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这样看来,中国的家庭教会完全满足“三自原则”,而且,其地位比“三自爱国会”更加独立,更能满足“三自”的要求。丁光训主教也曾说过,“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的特点一样。”教会的中国化决不是信徒除了加入三自就毫无选择,也不意味着家庭教会未经登记就是非法教会。
    
    王作安副局长强调,“有的境外势力鼎力扶持所谓‘家庭教会’或‘非官方教会’,试图培植一支与爱国基督教组织分庭抗礼、与政府不合作的民间政治力量” 。“如果放弃三自原则,中国基督教就会脱离正确发展轨道,重新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作为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用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是很不负责任的,说的严重点,王副局长等于公开造了一个谣。中国家庭教会信徒有几千万,正常举行宗教活动的有多少?作为民间“政治”力量的又有多少?如果大多数家庭教会都是正常的,仅仅是独立于“三自”教会,而非所谓的分庭抗礼,我们又该如何定性家庭教会?能不能因为“有的”家庭教会“不正常”,就将所有的家庭教会一网打尽?这是其一。其二,中国的家庭教会何时放弃过“三自原则”?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的表现是什么?是充当了外国敌对势力的工具,还是成了反政府的力量?中国解放这么多年了,早已成为完全的主权国家,中国基督教如何可能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这种半殖民地思维跟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格格不入。我国《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做了细致的规定,中国的家庭教会如果有违法犯罪行为,自会有法律制裁,但怎能由宗教局以莫须有的“沦为外国势力附庸”加以诋毁呢?
    
    二、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能正确对待公民的依法监督、处处克制约束自己的宗教局。
    
    王作安先生认为,“当今时代的基督徒讲爱国,具体表现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体现为与各族人民一道投身于改革和建设事业,体现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等等方面”。然而,对于这种论调我却无法同意,我甚至觉得,这种大而化之的所谓爱国主义实际上是有害无益的。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原则性要求,而不是爱国的具体表现。因为,怎样做才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想,并没有几个人讲得清楚。建国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大跃进,合作社,反右斗争,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等等数不清的社会运动,如果按照过去的理解,爱国就是拥护共产党的一切政策,那么,大跃进时我们就得砸锅炼铁,合作社时我们就得吃大锅饭,反右斗争时我们就得出卖同事,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就得违法造反,可后来我们却发现,爱国爱错了。然而,我们却找不到责任的承担者,似乎爱错就爱错了,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几千万人的性命也不过是一个数字。这种丧失人性的爱国,不讲原则的糊涂爱国,我想不要也罢。
    
    相反,爱国口号容易喊,但要真正明白怎么去爱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看来,敢于跟政府较真的是爱国,能够揭发贪污腐败的是爱国,不屈从于权力的压力保持独立地位的是爱国,能够把自己的荣誉和尊严看得高于名利地位的是爱国。
    
    有人说,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有一个曾造成极大恶果的认识误区:赞美、歌颂公权,和权力保持高度一致就是爱国的;反之批评公权、挑剔权力就是“思想有问题”,就不利于“安定团结”,就降低“凝聚力”,一大串帽子就给人扣上了。其实这不是百姓自生的糊涂认识,而是“官本位”既得利益者蓄意“恶搞”、强力引导的结果。形成这种恶劣的社会风气,带动社会道德水准日益下坠,怂恿公权系统不断扩大侵占范围,不断降低公权的社会公共服务效率。
    
    2、关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的问题。在王作安先生看来,改革开放后,境外势力的渗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还是回到依法治国的框架中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作为行政机关,它之所以拥有权威,是因为它说的每句话都要有根有据,不能信口雌黄,如果我们不能从法律法规上对什么叫敌对势力的渗透做出清晰界定,我觉得这种论调还是少提为好。法律并须具备明确性,也即不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无论是违法也好,犯罪也好,总要说得明白才行,否则,就又陷入了类似“现行反革命罪”大布袋中去了,只要跟境外有联系,就能随便扣上被敌对势力利用的大帽子。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宗教团体——无论是基督教团体还是其它宗教派别的组织,无论是三自系统还是家庭教会,从法律主体地位上讲,都是一个民事主体,作为民事主体,当然有对外交往、接受捐赠、举办交流活动等等权利(或者叫行为能力),这种权利不应当受到任何事前限制。叶小文局长自己也说,宗教局管的是宗教事务——也即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不是宗教本身,可是,我们为什么还对宗教组织的种种活动进行如此之多的事先限制呢?如果宗教团体为境外组织提供情报,或者充当间谍,或者有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则有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加以调整处罚。而且,这些法律完全可以将宗教团体的各种行为都纳入其中,并没有什么法律的空子可钻,我们实在想不明白,宗教事务部门为何如此提心吊胆?
    
    3、我国仍然处在官强民弱的大政府时代,不管是公民个人还是社会团体,他们的各种活动都在法律的严密监控之下,极少听说有法律奈何不了的情况。相反,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时,法律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常让人生出无能为力的感觉。只有难以制服的官员,没有无法制服的平民,这一判断我相信是符合事实的。
    
    也就是说,需要处处克制约束自己的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公民和社会组织来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指责他们,不是克扣他们的权利,而是要给他们赋予更多的自主权利。
    
    三、我们愿意看到一个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不把自己当作最高宗教裁判者的宗教局。
    
    王作安先生说,在推进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中,要按照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正确阐发《圣经》原典和教会传统中有关忍耐、宽容、谦卑、平等、博爱等理念,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引导人心向善,正确处理教会与社会、信徒与世人、信仰与理性、爱国与爱教、爱神与爱人等重要关系,努力建设和谐教会,促进社会和谐。
    
    我的疑惑在于,王作安副局长是以什么身份在给基督教提要求的呢?是政府公务人员吗?可公务人员并非宗教领袖,更非道德模范,如何像精神领袖一样对宗教信仰范畴的事情做出细致要求呢?如果我们还承认宗教是有神信仰的话,宗教组织和信徒的最高行为标准的订立者就一定是神,而非哪一个行政官员。否则,其实就等于再说,行政领导才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就如古代社会所做的那样。
    
    王作安先生尤其强调要“努力把中国基督教建设成为一个令人民欢喜、受人民欢迎的宗教”,对基督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上帝有两条最大的诫命,一个是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一个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比较容易让中国人接受,也容易令人民欢喜、受人民欢迎。但在中国的文化中,多神信仰有着悠久的传统,许多人更以兼容各种宗教和平共处而自豪,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却只承认上帝,将其它有神信仰斥之为偶像崇拜,这自然会让有些人不那么喜欢。此外,基督教强调人的悔罪,相信因信称义,这也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各种信仰上的差异,以及对中华文化是否会被基督教文化全面兼并的担忧和误解,天涯社区(tianya.cn)上有篇帖子《谈基督教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可能产生箝制思想自由的危害》,就提到了这种担心,并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但宗教信仰就是如此,不可能为了迎合谁的心意就修改教义。如果耶稣基督迎合世人,承认自己并非犹太人的王,也就不至于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基督教也就不成其为基督教了。这也足见,所谓把中国基督教建设成令人民欢喜的宗教其实就是要改造基督教及其教义,至于改造成什么样,恐怕就没人能够确知了。
    
    有学者指出:政教关系、宗教管理体制、宗教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准入机制等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以及国际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国际影响与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今天,依旧沿袭了过去几十年来的老思路、老办法。显然跟中央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不符。引用布什的话说,政治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世界,是一个民意调查的世界。而教会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绝对的原则之上的,不是建立在人的话语上的。用政治思维去管理宗教事务,不但会让宗教偏离自身的轨道,也会让政治本身陷入泥潭不可自拔。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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