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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预防汶川地震灾害中的问题和责任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31日 转载)
    王军涛
    
     汶川地震刚发生不久,网上就爆出惊人消息,汶川地震本来可以预告,但是被政府人为地压制了。 (博讯 boxun.com)

    
    然而,这个消息在当时遭到多数国人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与他们看到和听到的中国政府竭尽全力救灾的讯息相反。那些来自灾情现场和救灾努力中的多媒体资讯,以极其刺激的表达方式再现政府的努力,甚至感动了一些长年对中国政府抱偏见的人。激愤的人们谴责那些揭露者,甚至把所有这类揭露都视为出于政治目的而故意歪曲事实。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证人和证据出现,人们现在知道,当时不仅一些专业人员预测到可能发生地震,老百姓通过生物反常的表现预感到地震,而且有些政府机构也在内部通报了地震情况。人们还知道,在地震真的发生后,有关部门试图篡改文字记录,否认曾经接到过地震的报告。
    
    当各界通过专访有关人员和出示在证据销毁前保留的证据后,有关方面又试图将争论转为学术分歧和讨论,让一些专家出面进行复杂的专业解释,以此逃避不是内行的公众的审查和监督。
    
    在下面的讨论分析中,我想说明几点:
    
    第一, 中国地震监测经验和能力可以并且确实预测到这次地震
    
    第二, 目前所有政府对忽视地震报告的辩解都不能成立。
    
    第三, 这次漏报的责任应当由政府负责;即使我们接受政府和专家的解释,仍然无法否认政府在准备应对这次地震灾害中的严重失职,这种失职是地震造成严重灾难的主要原因
    
    第四, 地震发生后,在政府内部有篡改证据、撒谎和逃避追究问题的嫌疑
    
    第五, 漏报大震的原因虽然不是政治故意的罪行,但也不是技术和经验问题,而是官场风气和学界风气的问题,其中折射出的是政治问题。
    
    第六, 从司法角度看,漏报地震是过失,充其量是渎职罪,但是故意篡改资料和推卸责任,甚至有制造伪证的嫌疑。
    
    一 中国地震预测事业
    
    2006年,为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中国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邀请地震工作者介绍中国地震预报事业的发展情况。根据中国资深地震专业工作者耿庆国、前国家地震局长陈建民、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评论员孙士鋐和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李世煇当时和最近的介绍,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中国地震预测事业的来龙去脉和成效。
    
    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研究地震预报。但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真正起步于1966年的邢台地震。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抓这项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度召集2千多个学科的科学家赴邢台地区考察,制定方案。鉴于中国那时的科研条件,周恩来强调要根据实际经验和历史记录,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和多学科结合,开发自己的地震预报模式。
    
    此后,中国逐步发展出独特有效并在实践中领先世界的地震预报事业。一个杰出的研究是耿庆国作的。他的研究方向是气候与地震的关系。据他介绍,中国是世界上地震记载最完备的国家,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通过史料分析和现场咨询震灾中的老农,他揭示出气候与地震的关系。他还提出以五项天气指标作出临震预报的方法,并且说,越是大震,就越容易预报。
    
    耿庆国的研究只是一个方面。当时的预报研究方向还有地下水、地磁、地电、重力、应力、形变等多学科的地震前兆观测研究。
    
    经过十年发展,这个队伍在70年代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地震形势。在1975年准确地预测到海城地震。在1976年预测到唐山地震,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采纳。此后,又预报了1996年新疆大地震。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地震工作者在地震三要素的预报方面可以达到10%左右,不同程度地成功地预报地震有二十多次。
    
    然而,随着中国地震事业逐步与国际主流学界接轨,国际地震学界的理论开始左右中国地震预报工作。1996年11月,在一个权威学术会议后,三个国际地震学者发表论文,断定临震预报不可能。自此世界各国都放弃临震预报工作,这一趋势也导致中国的地震预报成为非主流。原来的资深地震预报工作者被调出地震预报队伍。科研重心从地震预报转为救灾减灾。此次汶川地震后,在西山举行的专家会议上,专家们开始考虑恢复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报研究。
    
    在实践中,中国政府继续完善地震灾害的预防和救助法规。1995年国务院发布《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防震减灾法》,1998年国务院颁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2002年国务院通过《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2004年国务院发布《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废止1994年的《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
    
    二 汶川地震是否有预报
    
    当我准备写这篇文章时,网上还在争论汶川地震前是否有预报。根据国家地震预报的管理条例,规定地震预报有三个环节:形成地震预报意见;专家评审;发布预报。地震预报意见是专家个人可以提出的,但专家评审会议的召集和地震预报是政府的职权。从法律的角度看,确实这次地震没有预报。但是,这不过是将网上的怀疑和争论的问题改个说法,并没有消除问题。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到底有没有人提出地震预报的意见?
    
    现在,大家都知道,在震前,不仅专家提出预测意见(见耿庆国、孙士鋐、李世煇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的文章和采访),而且地方政府也有类似的打招呼(甘肃、广元和汶川)。从反常的自然现象中,老百姓也有预感。所有这些努力,都被忽视了。
    
    目前负责地震预报的国家机构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为依据,推卸责任。由于国际学界普遍认为临震预报不可能,因此这次地震没有预报是正常的。但是,中国地震预报专家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在邢台地震后开始的地震预报研究,已经在70年代中期开始摸索出一套世界领先的地震预报方式。而且这个模式在汶川地震这个案例中再次证明是有效的。国家地震预报的权威机构需要解释,为什么可以无视中国专家提出的预报意见?这种态度即使从专业标准看,也不正常。
    
    在地震预报的体系中,对于避免和减轻地震灾害的损失而言,临震预报固然有重大意义。但是,地震预报不仅仅是临震预报,还有短期、中期和长期预报。国家地震权威机构以国际主流学界的看法为根据,固然可以解释为什么不能作出临震预报,但是不能为中期和长期预报的失职作出令人信服的辩解。
    
    在汶川地震漏报的责任争论中,双方都不否认,中外地震工作者早就知道,有个龙川山地震带存在;这个地方早晚要发生特大地震。根据海外华人地震学家邱哲明透露的信息,这个地震带最近几年开始由迹象表明要活动了。邱哲明在接受多维的专访中还介绍了中国在2006年10月甚至开始一项美国都从没有的大规模单项研究计划,在龙门山和鲜水河布置了三百台仪器,监视和观测地震讯息。邱哲明在和项目负责人讨论后都得出结论,观测到的反常现象是大震即将到来,只是不知道具体区域。
    
    综上所述,汶川地震发生前,有专家提出过临震和短期预报的意见,而这里早晚要发生地震。是无争议的普遍共识。
    
    三 汶川地震的惨重灾害的责任在于中国政府
    
    如果我们从公开资讯看,很容易被误导,是学术分歧耽误了汶川地震的预报,从而导致了重大灾害。因为,中国地震预报的权威当局和媒体正在将地震漏报的原因归结为是国际学界的主流意见。根据这个印象,这次汶川地震与其它地震一样,是不可能被预报的。我想通过下述分析得出结论,这次地震的灾难性后果不是学术分歧造成的,而是中国政府失职造成的。我以下述三点讨论证实我的结论。
    
    首先,不是学术分歧扼杀了地震预报,而是政府权威部门扼杀了预报。根据国务院地震预报条例,地震预报程序有三个阶段:预报意见的提出;专家论证;政府发布。这里,提出预报意见才是专业界的责任,专家论证和发布都是政府负责组织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中国专家提出了地震预报的意见,这些专家都不是无名之辈,而是成功地预报过大震灾的资深专家。在汶川地震预报程中,中国的一些专家是尽责的,震前提出了预报意见。地震预报条例还规定,这些专家不能私下泄露地震震情,使得他们无法以其它方式提醒同胞避免灾难。但是,这样高度集权,使得政府必须对漏报承担全部责任。我们还知道,至少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以机构名义提出了预报的意见(陈一文)。我们还知道,四川省地震局甚至曾经向省政府打过发生大震可能的报告(孙士鈜)。虽然那这个报告不是预报建议而是背景材料,但是这至少说明,中国政府的地震预报权威部门知道可能发生大震。尽管这里有学术分歧,但是决定不报的不是学术权威作出的结论,而是行政权威部门。那些决定不报的权威不是以学术身份作出的决定,而是以政府部门的法定权威作的决定。因此,这个不报和漏报的责任应当由政府负。特别是地震预报法规堵死其它任何机构和个人对地震预报的可能,就更要求政府承担所有责任。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地震都造成巨大的灾难。国际学术界普遍不相信临震和短期预报的可能,但是它们的地震并没有象中国这样确实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在预知的地震带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地震的损失和在地震发生后能进行迅速有效救助工作上。地震与所有天灾一样,对人的灾害程度是随着人的准备不同而不同的。在已知会发生特大地震的地方,中国政府没有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措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这决不是学术分歧可以为之辩解。这是中国政府的 最大失职之处,也是这场灾害造成巨大损失的最大原因!如果我们象世界其它国家一样,重视地震危险区域的建筑,如果我们能进行一些地震教育和演习,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些地震发生后的救助设施,我们就不会有如此惨重的损失,特别是不会死那么多孩子。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甚至还怕灾害不够大,采取一些措施对灾害雪上加霜。其中一项就是在地震带修建许多水库。德国工程事务所水利专家王维洛就认为,不排除在龙门山断裂带上的紫坪铺水库是汶川地震的主要诱因,而且这次大地震将成为地震学者研究水库大坝工程和地震关系的重要案例。(
    
    最后,现在的政府有多么失职,不仅有其它国家的案例可以参照,而且中国自己的历史也是参照。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灾害中的失职,绝不能用缺乏经验来辩解。中国历史上多自然灾害和地震灾难,自古就有出现天灾反思治理的政治传统。19966年邢台地震后,中国就高度重视地震灾害的预防和救助。多维网友路三歌曾经列举出中国自1976年以来大地震,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有丰富的经验教训。从耿庆国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即使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时期的唐山大地震前,当时的领导人也比现在的领导人更负责任。耿庆国提出预报地震的意见后,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科技组负责人白介夫高度重视,并且将他带到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之一黄作珍那里汇报。那时的国家地震部门的领导也听取意见,并派专家实地考察。可惜的是,地震此时发生了,前往考察的专家遇难殉职。这次耿庆国和其它专家的意见竟然还不如“四人帮”时期被重视,中国政府在对待地震预防的工作上是倒退而不是进步!我在后面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教训。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应当对这场地震的灾难性后果负全部责任,无论学界分歧还是缺乏经验,都不足以为之辩护。同样遇到地震灾难,我们比世界其它国家更幸运,因为有临震预报的意见,但我们竟然遭受比其它国家更大的灾难后果,这 是由于我们不幸地碰到了政府的严重失职。当然,究竟这一责任是什么性质的、应当由那些部门或个人承担,还有待调查确认。
    
    有些网友对让政府承担责任表示反感,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故意压制地震预报。他们把这些指责视为具有恶意的政治攻击。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领导人没有压制震情,绝不是政府没有责任的理由。
    
    四 地震发生后,政府有篡改证据和逃避追究责任的嫌疑
    
    我个人认为,虽然中国政府应当对地震灾难性后果负责,但是这更可能是无心之过。然而,在灾害发生后,中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和领导故意掩饰问题和推卸责任的问题,则是故意的行为。由于篇幅关系,我只简单讨论这个问题。
    
    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有些部门以最快的速度开始救灾,也有些部门以更快的速度推卸责任。例如,国家地震局声称,汶川地震无预警。还有,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在5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省政府没有接到什么预兆的报告。前者说法与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的说法矛盾;根据陈一文,天灾委员会提交过报告。后者则否认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鈜的说法;而孙士鈜介绍,四川地震局曾经给四川省政府打过报告。
    
    在地震预警的证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想掩饰责任的人,开始以专业讨论替代责任分析。企图让复杂的专业知识将公众弄糊涂,模糊该负的责任。其中一项值得注意的是5月26日下午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地震专家何永年在新华网答网友问。在这个问答中,何永年重复了我在前面分析过的论点,企图给这场灾难中的失职政府开脱责任。我已经分析过,即使他说的理由都成立,也不能开脱政府对死伤惨重的责任。为了检验何永年答网友问中的诚实性, 我想指出他的回答中的几个硬伤。
    
    他说,汶川震前都是一级以下小震,不足以作出大震的判断。但是,根据北川幸存师生的回忆,汶川大震前经常有大地晃动的情形。而根据耿庆国的说法,大震之前只有20-30% 有小震发生,70-80%是没有前震;这是地震专家的常识。耿庆国的说法被海外地震学家邱哲明证实。他说,对于一年半无震情,他和龙门山观测项目负责人都认为,是大震前的征兆,在积累能量。但是他们无法确认地点。
    
    当有网友问“震前是否有动物异常表现、为什么不以此预防大震时,”何永年竟然说,来不及。我们都知道,在蛤蟆出来、老百姓传说有天灾时,政府有足够的时间让专家解释是生态改善的喜讯,并有时间让电视台记者采访当地居民,甚至还有些间在次日的地方报纸上发表题为“百万蟾蜍迎奥运”的新闻。
    
    为了掩饰问题和推卸责任,中国还出现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个网站纷纷删除汶川震前预测地震的信息,以迎合震前无预兆和预警的说法。大量的文章和消息被删除和改写(耿庆国和李世辉是重要案例)。一些说真话的文章无法登出。还有政府出面更正错误(甘肃陆浩)。
    
    五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政府在汶川震灾的预防中失职?
    
    大灾之后,我们最该反思的是如何改进工作,避免今后重蹈覆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查找原因。在最后的调查结果出来前,我在这里就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尝试性的;我只能尽量客观和准确。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很重要,都是执政党的心态问题。关于体制问题,我留在最后一篇系列文章的结论中讨论。
    
    一是官场风气。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人人皆知的。其中,执政党为了政治稳定,要求全党和整个国家机器与党中央的中心工作保持一致。这就导致了各级领导忽略和轻视其他工作的倾向,而且扼杀可能干扰中心工作的工作。例如,这次地震漏报,几乎就是怕给中心工作带来负面影响的心态造成的。那个赖蛤蟆群出被解读为喜迎奥运的事例表明这种心态的后果。这里,没有人为了奥运蓄意瞒报地震,但是怕误报影响奥运气氛犯错误是漏报的思想根源。
    
    那么,有人说,如果误报震灾没有发生但造成停产停工的损失怎么办?耿庆国曾引用他们老师的话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报一个5到6级地震,既不引起恐慌和耽误工作,也可以让人们警觉,采取预防措施(加固或躲开危房等),减少灾害的损失。中国与外国的比较证实,有预防比没有预防对于减少损失是决定性的因素。
    
    二是对人的冷漠。尽管现任胡温领导提出和谐社会、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但是这些都是空洞口号。官场中的腐败发展和社会道德风气的堕落,使得多数官员对民众的安危麻木不仁。官场的不正之风也腐蚀了官场垄断的资源的学界。我们发展了经济,但是却不能为人民提供安全。当你看到那一个个鲜亮有个性的书包时,你感受到那些山区的经济发展,但这更使得你肝胆俱碎,那一个个鲜艳的书包代表的梦还没张开就破碎了。在地震工作手段和知识更专业化后,地震工作的成效反而倒退了。这再次表明,专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替代政治和文化的进步。
    
    说到底,这是执政党的发展战略的片面造成的。重视发展经济但忽略甚至以其它发展作为代价,这使得经济改善的人民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安全保障。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了。
    
    六 汶川地震 漏报的法律责任
    
    在出现这样大的灾害后,绝不能没有人为之承担责任。追究责任,与讨论是非不一样,是有法律依据和程序的。如果我前面的分析属实,那么至少应当有一批官员在汶川震灾漏报中承担下述两项责任。一是渎职罪。二是伪证罪。这些问题留在结论中讨论,那时我将讨论汶川震灾的教训和建议。此外,这些问题最好由法律专家讨论。
    
    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中的预防和预报方面的问题。在我提及的事实中,还有大量细节需要补充和开掘。
    
    注释(下述注释将放到宪政中国网站www.xzzg.org ):
    
    1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答搜狐网友:临震预测是可能的
    
    2国家地震局长陈建民:地震能够预报
    
    3地震预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鈜
    
    4 多维专访曼菲斯大学地震学家邱哲明:四川震前曾观测到异常现象
    
    5 香山紧急会议:汶川八级地震研判
    
    6 探寻邢台大地震震中马兰村:催生中国地震预报
    
    7 四川副省长(李成云):地震发生前,有关部门未接到预兆报告
    
    8 何永年答新华网友问
    
    9 甘肃重要更正无法消除“地震预告疑云”
    
    10 被删除的报道显示:广元在5.12 地震前接到通知
    
    11 大震发生前一小时,汶川某校接到紧急撤离的通知
    
    12 北川幸存师生:大震前大地经常摇晃
    
    13 陈一文:国家地震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4 香山紧急会议:汶川八级地震研判
    
    15东南飞博客: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 李世煇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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