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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配不配“中国民俗学之父”?/曾勋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26日 来稿)
     大陆近几年大闹“国学大师”热,反观这些炒作点,深层次上只不过是中共转移专制压力的伎俩。北京和广州两所大学接“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力量,在民俗学学科建设上大做文章,扩招学生,严重浪费了高校教学资源。其研究方向,也在中共无形的逼迫下,走向了与民俗学崇尚“事实与真理”相悖的歧路。
    
     民俗学在诞生之初就像华山派一样,走向了“剑宗”和“气宗”两条道路。“气宗”重内蕴,讲究的是心法脉象,好比以佛拉萨等为首的人类学派;“剑宗”重招数,讲究的是行为技巧,好比以穆勒氏为首的语言学派。我个人认为,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观念”,便没有今天的民俗学。没有“人”的确立,神的霸权就不能消失,人民的智慧和知识仍然被压制,自然谈不上“民俗”了。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没有“五四”立人与启蒙的价值取向,便没有中国的民俗学。民俗学在中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俗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开山的作用。在民俗研究领域中,钟敬文先生的名字往往被奉为神明,他的观点被奉为圭臬和权威。对“权威”怀疑的天性驱使我去阅读和思考,结果是产生了疑问:钟敬文先生当真这么厉害? (博讯 boxun.com)

    
     钟敬文原名钟谭宗,广东海丰人。敬文是他入小学时起的名字。小学毕业后转入县城的陆安师范学校。这时,伟大的“五四”浪潮已经在这块沉睡的大地上涌动,钟敬文先生“当仁不让”,宣传抗日,检查商店日货,读《新青年》《小说月刊》,做白话诗。离开五岭后,他在家乡的一所小学带教。当时一面教书,一面用省下的钱买新文化的书刊。“五四”对钟敬文先生的影响,用他在《永不能忘的启导洪恩》一文中的一段话就能说明问题:
    
    
     我原来是一个只知手捧书本、口念诗文,思想上几乎与世隔绝的书生。但经过这次运动,却变成睁开眼睛,关心世务的另一种人… …
    
     “五四”伟大运动所给予我的启导、哺育,决不仅限于以上说的那一点——虽然它的作用是那么重要。
    
     这个运动在强力地唤起我政治醒觉的同时,有引导我走上一条崭新的学艺道路。
    
    
    另外在很多文章中,钟敬文先生都无意识地畅谈起“五四“对自己的熏陶。在执教期间,钟老在工作余暇,也写些诗歌和散文,并记录和讨论民间文学。后来有机会去广州,在岭南大学中文系做文牍员。一九二七年秋,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一九二八年夏被迫离职。据钟先生回忆,是由于经自己之手“付印的《吴歌乙集》(王翼之编),中间有‘猥亵’的语句,触怒了当时那位假道学的校长”。之后他来到杭州,先在一所高级商校教国文,后转至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讲师。
    
     钟敬文先生一直积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山散记》,诗集《滨海的二月》,文艺短篇集《柳花集》,并与人合创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等刊物和丛书。 一九三四年,钟敬文先生远渡重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继续民间文学研究,在当地《民族学研究》、《民俗学》和国内的《艺风》发表论文。一九三六年夏回杭州。从此之后,一直身陷政治漩涡。一九四九年春天,钟敬文先生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中共的第一次文代会,并在七月大会上,荣幸地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大会结束时,钟敬文先生被选为文联的全国候补委员和文学工作者协会的常务委员。不久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副教务长、科研室主任,并兼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
    
     钟敬文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俗研究,先后出版了《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民俗学概论》《民俗学通史》《钟敬文民俗学论集》《民间文学概论》等专著。从鈡文中可以看出,他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波格达诺夫的《社会意识学大纲》,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这些著作中获取了很多灵感。他在三十年代写的《金华斗牛的风俗》便深受普列汉诺夫理论的影响。钟敬文先生的著作,没有西方理论家那样严谨的思想体系和发达的知识体系,更多的是对中国神话、风情的推敲与摸索,再借鉴欧洲人的理论。他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导论式的,这可能与钟敬文先生长期执教有关,所以一动笔,就想到了学生。拿《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一书来说,这本书讨论的问题基本上属于文艺学范畴,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相差很远。
    
     民俗学是一门讲究实际行动的学科,研究者既要有科学家的严谨、考古学家的勤奋,也要有文学家的敏感,更少不了社会学家的批判意识。在钟敬文先生的著作中,这些体现主体丰富性的东西却异常稀少,这固然和民俗学刚刚在中国落地生根有关,但这与钟敬文先生在险恶丛生的环境中练就的一套处事原则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他在《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一文中曾指出:“现代学者,从他们取得资料的工作过程和形成观点的治学方式看,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斋学者,另一类是田野作业学者。前者,他的取材和观察的范围,大致限于古代文献或同时代人的著述;后者,则主要依靠到一定的时空场所去收集、采录和进行直接观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来从事写作。”按照这个划分标准,钟敬文先生要分在第一类学者之中。钟敬文先生在进行民俗学工作时,据他称,主要是“利用居住本乡本土的方便,从家族、邻里、学校等群体的成员口中,收集过歌谣、民间故事等资料。稍后还公开印行过这种实地调查的资料集子,《客音情歌集》和《民间趣事》等。但当时我的专业知识很有限,也缺乏应有的技术训练,这只能说是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既然是“亚田野作业”,又怎么能亲身体会到民俗在劳动人们群体中的集体表现呢?又怎么能深刻地考察到民俗群体的行动、心态和集体无意识呢?再者,面对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个企图建立“一家之言”的学者不走下去,深入到田间地里,拿到一手资料,那他又怎么把现实的土壤转化成为有价值的文字呢?
    
     一八三一年,达尔文随贝格尔号扬帆起航,途经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一路上采集标本,并做了大量的观察笔记。五年之后,他回到英国,出版了震撼世界的《物种起源》。一门学科的形成,得益于探索者宗教式的献身精神、丰富的想象力和惊天动地的胆魄。不需用遥远的达尔文来对比,在实践方面,钟敬文先生远远不及他的同路人顾颉刚。不知道钟敬文先生是不是想自圆其说,他在“书斋学者”一节中立即为弗雷泽正名:“田间作业是它(民俗学)的比较重要的路径,这正是现代国际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和遵循的。但是,学问的进行或结果如何,也并不是千人一律的。像弗雷泽这样伟大的先驱,就是一个书斋学者。”英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指出:“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特别是四九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逐渐演变为学者乡愿式的求生手段,所谓“研究”,其实就是在政治高压下做一只乌龟。当学者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时,整个社会的人文系统必将走向犬儒化,对人性的关照变为零。钟敬文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样,在行文中不自觉地宣称自己是个“杂家”,而他们的“杂”杂得并没有味道。他们的“杂”更像是思想上的散乱,就像《风波》中的赵七爷,辛亥革命的时候便把辫子盘起来,张勋一复辟就把辫子放下来,张勋复辟失败后又把辫子盘上去。
    
     钟敬文先生除了在行文中屡屡感慨“五四”的伟大之外,还时常对“文革”做一个画外音的批判。而他的批判肤浅到了只指责“四人帮”的地步。他在《怀念绀弩同志》一文中说:“… …接着那翻滚着滔天盖地的‘文(武)化大革命’的黑潮袭来了。我们毫无抵抗地被卷入那大漩涡里!我们又都成了罪人。”在《我的民俗学研究历程》中说:“解放后的后一时期(即‘四人帮’倒台后到现在),是学术界思想比较解放的时期。民间文艺学,乃至于民俗学也沾了这种时运的光。”另外,他又在《我在民俗血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及方法论》一文中提到:“‘四人帮’这伙文化发展的障碍物被清除以后,学界流行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精神。”在《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中再次指出:“天佑中国,‘四人帮’被摧垮了。学界的思想随之解放了,并提倡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思想衡量原则。”可以看出,钟敬文先生对“文革”的控诉,仅仅限于最低的“政治标准”。在这些批判中,他的文字没有一种使真理巍然呈现的魄力,更多的是在游刃有余地援引政治口语。钟敬文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得到了党的认同,却丧失了自我。谁都知道,钟敬文先生所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怎么一回事。
    
     面对魔鬼一样的凶残和恶毒的群体,我也许也会沉默,但是,如果事后缺乏深刻的反省,我们必将会再次被群魔包围。作为一个民俗学者,理应把关注点放在“文革”这些灾难上,去考察和批判国民性和无意识。钟敬文先生却没有,作为一个国学大师和大学教授,钟敬文难道不清楚“文革”是源自党国专制和农耕文明的劣性吗?害怕在政治上触礁,钟敬文先生选择了书斋,选择了妥协与退让。一九三五年,钟敬文先生在谈到民间文艺时说:“现在一般政治的活动、教育的活动、以及学术的活动,都不能不翼求对于民众的内外生活有充分的了解。作为达到这种了解的途径之一,民间文艺是没有理由可以不被重视的,因为它能够帮助他们达到那所要达到的目的地。”一九三七年,他在浙江广播电台做演讲的时候再次指出:“ … …一句话,民众文艺实在是培养民众道德和知识的一道不竭源泉。”话语上表达出了深切的亲民意愿,但这听起来更像是领导对灾民的抚慰。钟敬文先生所主张的“某些形象和真理”也在他的晚年离他越来越远,即使是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也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没有迈出跨越政治项圈的关键一步。
    
     我深切地感受到,钟敬文先生的著作基本上反应了中国政治的变化轨迹。新文化之后,他致力于民间文艺的搜集;四九年之后,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写了《民间故事中的阶级斗争》《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洛克、休谟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影子。毫无疑问,这些名字和“走资派”是挂钩的,宁愿追求身体健康、生活平安,也不愿意追求真理,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洛克是首个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政治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人,他主张要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他的政治理念对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不论任何地方,任何新学说在其出现之初,其所含的真理,都难以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人们只要遇到新意见,则常常会加以怀疑、加以反对、而并无任何理由,只是因为它们不同凡俗罢了。不过真理如黄金一样,并不因为新从矿中挖出,就不是黄金。我们只有考验它,考察它才能知道它底价值,而不能专凭是否具有古典的样式来衡量。它虽然不曾印有公共铭印通行于世,可是它仍会同自然一样,并不因此稍损其真。”钟敬文先生对民俗学的研究显然不是洛克所推崇的那样,钟敬文先生没有持之以恒地挖透民俗学的精髓,甚至没有以身作则展示民俗学的当代性意义。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历史的原因,钟敬文先生自己也说过:“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他也明确指出,自己不配“中国民俗学之父”这顶帽子。
    
     钟敬文先生在几年前已经驾鹤,我想,他的功劳,世人皆知。对先生本人我是尊敬的,只是他身后的一些小丑喜欢用“权威”来恐吓他人。崇尚淡泊宁静,这是鈡老的优点,亦是他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缺点。他身后的小丑们,我想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
    
     2008.5.23——2008.5.25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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