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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彬: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2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杨子彬: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
     (博讯 boxun.com)

    
    
    (一)
    
    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甲:请问杨先生,二十世纪初,直到二十年代末,《孔教论》还是中国重要思潮之一。以后就在大陆消声匿迹了。现在,一般人不知道曾经有过孔教派,连学界也很少提起。三十年代以来,《孔教论》又在香港和海外广大华人中流行,在世界影响也很大。世界早就把孔教和印度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列为世界六大宗教了。据说在海外老一代华人中几乎都是孔教论者。您在九二年六月“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德阳)上提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和“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被视为当代大陆新儒学的“始作俑者”之一,是否也是孔教论者?请您谈谈孔教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乙:好的。首先我要说明,孔教论的传人是香港孔教学院现任(第五任)院长汤恩佳博士。先生自幼秉承家教尊孔,五十年来致力于弘扬孔子思想。自一九九二年接任孔教学院院长以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对孔子的研究、宣传和对国内外孔子文化古迹的考察和资助上来。对国内十几个省市的孔庙、孔子公园和学校,以及儒学研究团体捐赠九千万元巨款,而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而我原本是反对孔教说的。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参加冯友兰老师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期间,去看望现代孔教论的首倡者、香港孔教学院创始人陈焕章博士的哲嗣——陈翀先生,其时陈先生重病,送我一本乃翁的《孔教论》,嘱我认真研读。次年二月陈翀兄去世,我怀着追念故人和承继故人遗愿的沉痛心情认真研读《孔教论》。我们过去一提宗教,就和鬼神来世、灵魂不死联系在一起。这没错;但很肤浅;并非宗教的本质和真谛。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不信鬼神来世,所以孔学不是宗教。这当然也是对的。但陈焕章先生倡导的“孔教”的“教”是社会伦理教化之“教”,“礼教”之“教”,“神道设教”(《周易·观·彖》) 之“教”,是人道之教的“教”。孔教就是孔老夫子和古圣先贤的教导。所以,孔教就是孔学。如此说来,所有的炎黄子孙,包括加入了外国籍、皈依了洋教,但承认自己是华人的所有人都是孔教论者。这是海外华人都遵奉孔教的原因,也是我从反对孔教说到接受孔教的原因。
    
    甲: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孔教就是孔学,那又何必在孔学、儒学这些流行的名称之外又称为孔教或儒教呢?
    
    乙:““孔教”、“儒教”之说古已有之。古人所谓“儒教”、“孔教”,本意都是儒家的教化,孔子的教导。《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秦汉间山东侠义之士)用侠闻。”《晋书·阮籍传》:“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始有“三教”之说。《翻译名义集》:“吴主问三教,尚书阚泽对曰: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违天;佛之设教,诸天奉行。”其后各界都主张会通三教,唐宋统治者三教并用。近现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人类的立场,提出“孔教论”者,首推康有为和陈焕章师生。
    
    这还得从“孔教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谈起。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西方开始走出中世纪。两三百年来,西方列强,西方文化,西方宗教几乎征服了全世界,从而在西方形成了牢固的“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中国是西方碰到的最后一个未被它们殖民地化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和古老文明的强大的独立国家。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东方文化的主要体现者。中国一向以“中央帝国”自居,中国人也是文化中心论者。(注1)这样,两个文化中心论都碰到了空前的挑战。但中国自明清以来,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长达几百年的文化大滑坡,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已经走到尽头。最后一个清王朝晚期更是腐朽透顶,早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鸦片战争彻底戳穿了中华帝国的神话。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
    
    大凡一个社会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面对何去何从,一般有激进、中坚和保守,或曰左中右三种思潮或主张。保守派主张保皇、复辟。逆潮流而动,很快被推出历史舞台。主流是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知识精英阶层。由于明清以来的文化滑坡,他们的识见并不高。面对严酷的现实和急迫的民族危机,他们自己先陷入迷津。没有洞察全局,综观古今中外,明辨方向的大才。一方面耽于救亡而激进,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一方面又桎梏于传统文化糟粕之“罢黜——独尊”的两极直线思维模式,而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既不了解西方文化所以先进的底蕴,更把儒学的糟粕混同于儒学而否定传统文化。他们不能区分先秦儒学(孔学、孔孟之道或孔孟荀之道)、后儒(汉儒、宋儒)、官儒和伪儒,更不懂得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哺育中华民族的阳光和空气,这是中华民族和民族的每个人从娘胎和乳汁中承继的生存基因,是深植于骨血、意识和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必须十分珍惜,只能继承、发扬、不断更新,而绝对不能抛弃和打倒的,除非自甘亡国灭种。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是不断改头换面的专制独裁,和文化专制主义。一种左倾幼稚的思潮席卷全国。连中医都诬之为“封建医”。从整体上否定传统文化,造成文化断层,必然丢掉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封建文化之专制独裁、皇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一类糟粕却被既得利益集团当作命根子改头换面地保存下来。丧失了民族生存的根基,也就丧失了鉴别、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结果引进的并非西方先进文化的根本精神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第二层次的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只不过是浅层的科技器物,甚至以腐朽为神奇,赶时髦,追求时尚和潮流。这些显露的糟粕,易于与本民族的劣根性和习惯的惰性力相结合,先进的东西没学到,糟粕已经泛滥为社会公害。就这样,中外文化的糟粕杂揉在一起,使民族振兴的大业陷入南辕北辙每况愈下的无穷折腾之中。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结果,猪膘贴不到羊身上,还狗啃尿泡白惹一身臊。和后儒、官儒始终以先秦儒学为中轴线而摆动前进不同,这就不仅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大道,而且离开了人类文化的大道。模仿和照搬,形成洋奴文化和殖民地文化。西化派的这种自我文化殖民地化,崇洋媚外,毁圣灭祖,自行解除了捍卫民族独立的意识,以英美或苏联那样的国家为榜样,结果,民心民气被摧残、戕杀殆尽。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的独立性也就不存在,或者毫无意义了。世界列强积百余年处心积虑终未得逞的亡我中华的野心,反而由全盘西化派的自我文化殖民地化完成了。难怪清末清醒的民主派思想家郭嵩焘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之大患在于士大夫之无识。”(《养知书屋文集·复张竹汀》)
    
    我们常人只能在恶果败露后才看出问题的严重,而先知先觉却见微知著,一开始就指出此路不通,且危害无穷,并且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中坚派。
    
    我所谓中坚派,皆主张复兴传统文化,复兴儒学振兴中华;以传统文化为本、为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中坚派包括国粹派、学衡派、段正元先生(1864——1940)创立的道德学社等,主要的是孔教派和现代新儒家。可惜,这两派也未能在复兴儒学的共同目标下联合协作,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力量,都事倍功半;但也只有他们两家没有被扼杀,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儒学,使之免于中绝;并为民族振兴、人类未来展现了美好的希望。
    
    今天我们就谈陈焕章先生和他创立的孔教。
    
    甲:您刚才提到孔教的倡导者陈焕章先生。近代史上说他当年不仅提倡尊孔读经,辛亥革命后组织孔教会,一九一三年上书参政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直到一九一六年还组织全国各地尊孔会、社,在上海成立“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任会长。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鼓吹过复辟帝制。1917年还支持张勋复辟,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1923年9月任北京孔教大学校长。好像是个十分守旧,甚至顽固和反动的人。
    
    乙:我很欣赏您的坦诚。不过对陈公的评价和评价的标准,我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对“五四”,(注2)现在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对尊孔读经、孔教论和陈焕章先生,应重新认识。
    
    甲:那就请您谈谈陈焕章先生吧。
    
    乙:陈焕章(1881——1933),字重远,广东高要人。少年时代,曾受学于康有为(1980——1893年,康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光绪甲辰科(1904年)进士。为寻求救国之道,1905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代辞书都肯定他是近代学者。其实他不仅是近代早期汇通中西的学者,而且是近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孔教,符合孔孟荀之道的精神,所以,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信奉的是孔教。
    
    中华文化是一种全面、深刻反映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的文化,它自成体系,其强烈的家庭观念和道德忧患意识,作为民族的生存基因,世代相传。越是处于逆境,处于少数地位,它的内聚力越大,民族文化的精神表现得越顽强,越突出,越不可能被他种文化同化。海外华人 在异质文明的汪洋大海中,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下,保持和发扬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和美德。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在孔教派的领导下,办企业,兴文教,以身弘道,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风彩,和中华民族的风骨。其实就是在大陆,广大民众实际遵奉的,依然是神道设教的儒学,即孔教,而不是后儒、官儒的愚忠愚孝和君权至上。我这么说,您可能觉得很好笑,说大陆只是在“打倒孔老二”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个孔子的。其实,当人们都不知道,或者都忘掉他的时候,当权者还那么怕他,发动运动打倒他,这不正好说明他的思想深植于全民族和民族的每个人的骨血和灵魂,形成为民族性和个人品格,并且打也打不倒,扼杀也扼杀不了吗!这不和那种强行灌输,还时刻担心要破产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吗!试问中国人,全球的华人,哪个不尊老爱幼,孝亲重友;谁家不上坟祭祖,缅怀先贤?!这正是孔夫子的伦理教化。这种根源于人的本性的孝道,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本根。“孝弟也者,其为仁(人)之本与。”(《学而》) 但在民国前后就能看清这一点,且敢于力排众议,逆潮流而进,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者,却寥寥无几。而能独树一帜,矢志不渝,奋斗到底者,更是凤毛麟角。能及时看清国内已不可为,而能另辟蹊径,一九三O年到香港创立孔教学院,寄望后人,桃李遍天下,影响深远者,只有陈焕章先生一人。
    
    甲:他鼓吹复辟帝制,支持张勋复辟,这难道还不保守,甚至反动吗?
    
    乙:这正是子贡说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我们不为长者讳,不为贤者讳。我们就先谈与复辟有关的问题。我们明确承认陈先生联合复辟派是个错误。陈先生后来也改正了这个错误。
    
    近代以来,专制末路,王朝腐朽,伪儒泛滥,列强瓜分,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而担当救亡使命的大部分精英,竟不辨麦菽,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口号。他们简单地认为孔学是血缘宗法封建社会的产物,就是纲常名教,是专制社会的或曰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古代专制社会延续两千多年,造成近代落后的根源,笼统地把罪名扣到儒学,特别是孔子头上,把“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在孔子之两肩。”(易白沙,1916年2月,《新青年·孔子评议》) 李大钊说:“孔子之道不适于今日社会,势必归于消灭。”把“掊击孔子”,当作“掊击专制制度之灵魂。”(《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陈独秀不仅把儒学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而且把儒学当作保守落后守旧反动的代名词:“吾人倘以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余地。”(《独秀文存》)卷三,四八页)他们都认为现代化必须否定传统,现代化就是西化。为了抑制“全盘西化”派,兴起了以保国保种为宗旨的“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国粹学报·发刊词》第一期)的思潮。民主派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也激烈反对全盘西化派:“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到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民报》第六号:《演说录》)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中国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以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陈焕章先生认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孔学,是救亡成败的关键,眼看西化派就要把中华振兴的大业引入亡国灭种的绝境。而这时,阴谋复辟的北洋政府也赞成尊孔读经,奉孔教为国教。遗憾地是陈先生并未看清复辟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主要危险;更未意识到复辟派所尊的孔和自己所尊的孔并不是一个孔。也许意识到了,但西化派势力太大,形势紧迫,为了保住孔学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挽狂澜于即到,又感到孤掌难鸣,不得已而作出暂时联合复辟派的下策。虽然用心良苦,无论如何是错了。西化派正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世人不求甚解,以讹传讹,几乎使孔教派作了复辟派的殉葬品。其实陈先生的尊孔读经和复辟派的尊孔读经不论宗旨和内容,都有原则上、本质上的不同。复辟派不过是利用伪儒作为篡权的工具,陈焕章先生却肯定辛亥革命,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通过弘扬孔学,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的精神,以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当时形势不仅紧迫,而且错综复杂,是非善恶搅在一起,真假难分。当他看清北洋军阀的真面目,而新军阀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已不可能得王行道;而西化派已经气吞山河,中华民族已在劫难逃,国内已不可为时,于一九三O年到香港联合同仁,创办孔教学院,面向海外广大华人,继续其复兴儒学,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的事业。周公说:“无求备于一人。”(《微子》) 孔子说“观过知仁。”(《里仁》) 不论对人对事,都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以现象掩盖本质,以枝节代替主体。陈公在“为往圣继绝学”过程中的失误,比之将救亡大业引入歧途的全盘西化派的根本大错,实在是微乎其微,而且性质迥异,不可同日而语。
    
    说到底,当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尚在襁褓之中,更无独立的知识阶层,不能形成独立的社会舆论。连孔孟在春秋战国可以周游列国,择王而说,以求得王行道的条件都没有,而不得不寻求政治上、军事上的实权派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靠山。这不仅是陈焕章先生一人的局限和不幸,而是一代先觉的局限和不幸,是时代的局限和民族的不幸。二十年代初“科玄论战”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先生也曾积极地参加孙传芳集团,作孙传芳的淞沪总办,以求进行行政改革。失败后备受谴责。丁文江自嘲地对胡适说:“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胡适本人何尝不如此,既依附政权,又想超越于政权,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陈焕章先生高明之处在于他“过则无惮改”(《学而》),百折不挠,蹶而复振,另辟蹊径。为弘扬孔学,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创出一条新路:你不能改造它,就赶快离开它;离开它了是为了更好地拯救它。他的传人们大多走子贡亦商亦教,既富且仁的道路,以身弘道,不遗余力。
    
    甲:听您这么一说,老师讲的,书上写的,原来有许多和实际不符,甚至相反,怪不得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下引《孟子》,只注篇名) 不过,难道现在还应该尊孔读经,提倡“三纲五常”吗?
    
    乙:您虽然认识到“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但一直受“五四”以来全盘西化派的官方正统思想的教育,有许多糊涂,甚至错误的观念,且根深蒂固,一时很难转过来。像先秦儒学,孔孟荀的书,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社会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儒家经典,平凡而深刻,既真实、亲切,又富于理性,中外咸宜,雅俗共仰。这样的圣贤和他们的书,不仅要尊要读,更要继承、弘扬和发展,用来指导修齐治平:从日常生活到振兴民族,造福人类的大业。
    
    前面说过,复辟派的尊孔读经和孔教派的尊孔读经不是一回事;其实西化派反对的尊孔读经和孔教派的尊孔读经也不是一回事。过去我们总以为民国以来,“五四”前后,对传统文化的科学研究尚未开始,一般都不能、西化派也更不能区分先秦儒学和经董仲舒们、程朱们为适应中央集权专制社会、专制王朝而“现代化”的后儒,和汉武帝们、朱元璋们实际推行的官儒,以及王朝末路,野心家、阴谋家如王莽、袁世凯之流宣扬利用的伪儒,而笼统地称之为儒学,称之为孔学。这种“士大夫的无识”主要是明清以来变本加厉的专制独栽和文化专制主义导致的长期的文化滑坡造成的,情有可原。所以我一向只称之为大愚若智的“糊涂精英”。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起码是不全面,不深刻的。中坚派早在1905年2月创刊的《国粹学报》上就提出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整理“国学”,振兴中华要学习西方,实行自己的“文艺复兴”,即“复兴国学”。其所谓“国学”,即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国学”和与“国学”对置的“君学”,即我们所说的官儒和伪儒。他们说“国学”是深为帝王所不喜欢的真儒;“君学”是帝王尊崇的官儒和伪儒;“国学”救国,“君学”误国;“国学”有用,“君学”无用。学术争鸣的规则是客观了解对方的观点,提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辩驳;而不能歪曲,更不能无视对方的观点。令人不解的是,以科学和理性自居的西化派对如此正确深刻的思想竟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佯做不知;既不肯定,也不反驳,只知给人家扣保守复古的大帽子;依然我行我素,仗“势”欺人。以启蒙之名,行蒙蔽、误导之实,把民族振兴大业引入歧途而无动于衷。如此不遵守学术准则,如此不负责任,怎一个“无知”和“糊涂”了得。(注3)
    
    孔学,或曰先秦儒学,是在炎黄文化从神话迷信发展为天命观的宗教神学体系后,先民对天命观从整体上进行了两次反思的过程中,孔子在发现个体人,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以“仁”为核心,以忠恕之道为价值观,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的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孔子适当其中途,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后期,承前启后,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人道主义的新纪元。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道主义体系,而且,与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学说,宗教等人道主义体系相比,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注4)它为恰当地处理人际、社会,以及天人关系奠定了坚实、科学的理论基础;为促进历史沿着最佳途径发展设计了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方案;并以其一生的实践作出行义弘道的榜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世的根本道理只有一个。“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上》) 它虽然创立于中国的宗法社会,但适用于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它不仅解答了春秋时期社会应如何转变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发展这个永恒课题。今天,它终于被人类认同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生活,到一切社会、族际、国际矛盾和冲突,哪件不能用忠恕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揭示得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
    
    孔子为人类制定了协调各种关系的总原则——仁,也为各种人制定了相应的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君臣、父子、夫妻关系都是相互和相对的: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各遵其道,各守其职。以君臣关系为例,儒家君臣观的原则是“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恒公·六年》前706 年) 儒家的君臣观就是“忠于民”、“利民”、“成民”的思想的发展。孔子认为,君臣虽是上下级关系,但它的隶属和服从是有条件的,相互和相对的。君要像个君,守君道,并要尊重臣之为臣,臣才有义务服从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 并且,这个礼主要不是表面上作出礼贤下士的样子,而是君臣共事于“忠于民”的道。这是不能本未倒置的;否则,以君为主,“事君尽礼,人以为诌也。”(同上) 不是愚忠,就是大奸。臣事君更不是为了俸禄名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此之谓“君臣以义合者也。”(《四书集注·引》) 如果君不守君道,不仅“虽令不从”,(《子路》) 还必须“君违,不忘谏之以德。”(《左传·桓公·二年》) 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止”,绝非明哲保身,或枉道从君;而是“去之”(《微子》) ——辞 职不干。积极的做法是“勿欺也,而犯之。”(《宪问》) 或者像比干那样的“谏而死”(《微子》), 或者像公山氏和佛肸那样革命(《阳货》);否则就不成其为“大臣”。并且,既在其位,就应谋其政(《泰伯》),就必须为君的罪行负责;不只是助桀为虐的帮凶,而是要负主要责任。“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季氏》)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则易位”(《万章下》),甚至“诛一夫”(《梁惠王下》)。
    
    荀子继承孔孟的君臣观,对君、臣之道,分别作了系统和精到的论述,今天仍不失为鉴别明君、昏君,忠臣、奸臣的一面镜子。下引《荀子·臣道》的一段,鉴定一下后世的所谓名人,伟人,政治家,革命家。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诌;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合)知(智)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疆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终)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争然后善(谏争君然后能善),戾然后功(违扭君然后立功),出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形似逆违,实则辅弼归顺忠于君);信陵君似之矣。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表面上通过武装革命,实际上达到社会安定),汤武是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 ·彖》) 这又是和“诛一夫”完全相同的讴歌革命的思想。而董仲舒却神化君主,倡导君主至上:“君人者,国之本也。…… 崇本君化若神。”(《春秋繁露·立元神》) 把君臣的服从关系绝对化,“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求于天”的“三纲”原为韩非所首倡。董子综合法家帝王之术,明儒暗法自此始矣。臣要愚忠,“竭愚写(尽也)情。”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臣的功劳皆归之君,君的过错全由臣承担;“臣兼功于(臣的功归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春秋繁露·基义》)“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这不是和孔孟荀之道背道而驰吗? 近代以来,所有批孔批儒,毁圣灭祖者的自以为激进,革命的思想,哪一家可与先秦儒家同日而语。刚才只就君臣观对比了先秦儒学和汉儒,以及现代西化派的观点。整个的先秦儒学,更是一个博大精深又通俗易懂,切实可行的人类文化宝库。您说,这样的孔子、先秦儒学,该不该尊?这样的“经”该不该读?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已经说清楚了。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也一样,都是后儒悖离先儒的正确观点,时人颠倒黑白,张冠李戴,把后儒的错误观点栽到先秦儒学,特别是孔子头上。
    
    甲:太精采了,没想到我们的祖先还有这么光辉的思想。经您这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三纲”不仅不是孔子思想,还是直接悖离孔孟荀之道的。这大概就是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吧!这就怪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近百年来那么多自诩的、人封的“精英”、学者、专家、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还硬是要“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呢?
    
    乙:这个问题太大,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还是接着讲“五常”吧。
    
    将仁义礼智信五德并举称为“五常”的是董仲舒:“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举贤良对策》)“五常”是社会公德,各阶级的人都必须遵行。任何社会没有公德就不成其为社会。所以不能说,在阶级社会只有阶级的道德;只能说,虽然不同阶级的人的道德观念有区别,但他们都首先必须遵守社会公德。把这五种公德称为撐宄是完全正确的。“常”者,普通而长久永恒之谓,永远适用于所有的人。“三纲”是特定的历史阶级强加于社会的外在的异化因素,而“五常”却是根植于人性发展本身的必要条件。把“三纲”和“五常”混在一起笼统地加以否定或肯定是不对的。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 不要说“五常”全无,缺一不可。“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纲,又是五德目之首。是孔子在发现人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对人的本性的概括,又引申为处理宇宙社会人际关系的总原则。俗谓杏仁、瓜子仁、核桃仁,“仁”就是人的仁。这个原则源于人的本性,所以处理一切问题必须符合这个原则,否则就没人味。“仁,人也。”(《梁惠王下》)“仁,人心 也。”(《告子·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同上) 在孔子看来,人性本善,向上、为公的本性本该和谐均衡发展;实际上又往往片面强调其中之一,而抑制,甚至扼杀另一。所以孔子要人克服不合理的要求,按着规范去做,恢复到“仁”——人的本性。这种符合规范的做法,就叫宜——合适,即义。 孔子说:“义者,宜也。”(《中庸》) 孟子说,“义,人路也。”(《告子上》) 礼是人的行为规范。按着礼去做就是义,“礼以行义。”(《左传·僖公·二八年》) 礼义都是由“仁”引申出来的德目。礼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礼自外作。”(《礼记·乐记》) 义从内心启迪人自觉地去遵守人的本性:“仁者,义之本也。”(《礼记·礼运》) 礼本为修身、规范行为者,一旦和皇权结合,形成凌驾于精神之上的桎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智是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明辨是非的智慧。孔子说:“智者不惑。”(《子罕》)“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 孟子也说:“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
    
    诚实不欺,讲信用,重然诺,恐怕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规范,否则,人们的交往就不可能。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 信是人性或曰“仁”的最主要的体现:“主忠信”。(《学而》)统治者对百姓更要讲“信”:“信则民任焉。”(《尧曰》) 统治者讲信用才能得到百姓的信用和任命。这也是“民无信不立”(《颜渊》)的意思:百姓不相信政府国家就立不起来。不仅对人要讲信,对工作也要“敬事而信”。(《学而》)
    
    
    (二)
    
    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甲:谢谢老师,您不仅讲清了三纲五常,而且讲透了尊孔读经的道理。使我认识到百余年来民族振兴大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明清以来的专制独裁和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文化滑坡,形成民族文化素质整体下降,士君子或曰知识阶层的文化素质低下,在民族存亡关头引错了路,不仅没有发扬中华民族立国之本的传统文化,反而要“打倒孔家店”,“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是以传统文化为主,借鉴西方文化而综合创新 (注5),而是“全盘西化”。既已本末倒置,也只能南辕北辙了。这一下我才算认识到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的道理。
    
    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的独立性也就无从谈起了。所谓“全盘西化”,实际上和西方近代的发展也是背道而驰的:人家复兴传统文化而现代化;我们扼杀传统文化而自我文化殖民地化。
    
    乙:您很有悟性,能举一反三,这就可以和您一起探讨陈公焕章先生的《孔教论》了。
    
    陈先生著述甚丰,《孔教论》是先生民国元年在上海尚贤堂(原名为“中国国际学会”)的讲演稿,最早出版于民国元年冬,到民国四年已出六版,传诵一时,影响很大。
    
    当时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初期,一些外来语的译文不确定,也未统一。后来译名规范了,当年一度流行的名词不用了。读陈公的著作,这是应该首先注意的。陈先生是中国的进士,又是美国的博士。他接受了西方文化和宗教的观念,认为孔学兼有西方文化和西方宗教的功能,又优于西方文化和宗教;不仅能振兴中华,而且能造福全人类。他既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又反对顽固复古派。主张以孔学为主,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他用“宗教”一词包容中西两种文化,从而达到协调二者的目的。
    
    陈子所谓宗教,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宗教就是文化,狭义的宗教即现代所谓神道之教的各种宗教。而孔教不讲怪、力、乱、神和鬼神来世,只讲宇宙,社会、人生和伦理教化,只讲敬教劝学,是人道之教,而非神道之教,就是广义的宗教的文化。但是儒家进行伦常教化所采用的“神道之教”的方式,却能既不迷信鬼神,又能体现狭义的宗教的能满足人们心灵的深层次的文化需求的作用,所以他说:“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孔教论》1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数。) 他根据人类的历史指出,文化起源于神话和神学迷信。宗教是第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就是早期的人类文化。“且夫宗教者,人类之所不能免者也。其发达在政治之先,其重要与政治相并,而其功效在政治之上。”(15页) 梁漱溟先生说:“古代宗教往往临乎政治之上,可涵容礼俗法制在内,可以说整个社会靠它而组成,整个文化靠它作中心。”(《梁漱溟全集》卷三,110页) 陈子认为,在文化,即宗教的进化中,有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神话时代,则野蛮世界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若人文时代,则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于伦理,此亦天演之道也。”(16页) 西方宗教属于前者,中国的儒家学说,属于后者。他用中国广大民众常用的名词,把儒学称之为孔教;又用西方人惯用的思维,把孔教说成是宗教。实际上,陈公是说:“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不仅是高于西方文化的文化,而且是高于西方宗教的宗教。所以西方文化、西方宗教只可借鉴,不能模仿和照搬,更不能作为振兴中华的文化主体。所以,不仅振兴中华要以中国文化,以孔教为主,而且促进人类发展,中国文化,孔学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陈焕章先生在《孔教论》向国人和全人类揭示的真理。他说:“宗教二字,乃日本名词,若在中文,则一教字足矣。考之经传,《尧典》曰:‘敬敷五教在宽’。五教者,五伦之教也。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即《书经》五教之确诂。《王制》曰:‘明七教以与民德。’(《礼记》) 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也。以此 言之,凡《书经》所谓‘五教’,《礼记》所谓‘七教’,皆伦理之教,孔教之骨髓也。然经传之中,亦非无指神道以为教者,《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此其尤彰明较著者也。是故有人道之教,有神道之教,道虽不同,而皆名之曰教。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 (13-14页)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教’字之定义也。…… 修道者,修正人之云为思虑,以纳于率性之道,而合于天命之性也。此乃尽人合天之功,而致力于天人相与之际者,非教而何?故谓之教也。”(14页)
    
    “且夫教亦多术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其道虽殊,其所以为教一也。”(15页)“一”就一在本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此处之“教”字又是广义的,类似通常之 “文化”,包括人文文化和宗教文化。陈子说:“伦理之教,孔教之骨髓也。”就是说,孔教是不讲迷信,以人道为教的宗教。在我们今天看来,把孔学看作宗教,称之为“孔教”,是贬低了孔学。而陈子却认为这是褒义,因为:“是故教也者,乃中国一至美至善、神圣不可侵犯之名词。敬教劝学,自古有明训矣!乃近人不识‘教’字之义,竟以为惟尚迷信者始得为‘教’,不尚迷信者即不得为‘教’,于 是视‘教’字如蛇蝎,以‘教’字为不美不洁之名词。”(15页)
    
    陈公虽然说儒家的神道设教也属于宗教的范畴,但却不同于那些“假托于鬼神”的相信天命迷信的宗教,而是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理性特别彰著的,“趋重于伦理”的人文时代的“特别宗教。”
    
    但当时对“宗教”一词另有一种定义,即以“宗教”专指神学迷信、神道之教,只把狭义的宗教称之为宗教。后来这种观点被通用,这就是现在通行的观点。但陈先生的观点是以文化史为依据的。人类文化(即陈先生所谓广义的宗教)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神话、神学迷信时代和人文时代。中国文化经过了神话、神学迷信时代,又从中脱颖而出,发展到人文时代的儒家学说,即儒教或孔教。而西方文化之古希腊罗马文化,虽为神话时代的文化,但知识日渐发达,人本主义在神话形态内也高度发展,后随国亡而衰。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统治的列国分治的欧洲,史称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人文文化才与宗教分离。
    
    “必谓如西人之神道教者方可为教,…… 若必谓非迷信不得为宗教,…… 亦太不识宗教进化之理矣!夫神话时代,则野蛮世界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若人文时代,则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于伦理,此亦天演之道也。我中国自五帝、三王以来,其文明至春秋而大备,而鲁又为国中文明之中心点,其时其地,皆与孔子以特别之位置,而孔子乃诞生于其间,质本生知,(杨按:孔子自己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性复好学,久游列国,遍接通人,经验既多,年寿又永,且得天下之多数英才,而与共荷大道,鸣乎!孔教之成一特别宗教也。”(16页)
    
    甲:《孔教论》的本意原来如此,虽然陈先生所采用的那种关于宗教的概念过时了,但陈先生的思想还是正确的。为什么西化派要予以否定,而一般人又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呢?
    
    乙:这正是应该为《孔教论》正名的原因。
    
    全盘西化派自毁了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却将传统文化的糟粕之“罢黜——独尊” 的两极直线思维模式,和西方文化糟粕之“欧州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唯我独尊的排他性杂揉在一起;又把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之窝里斗,和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优胜劣汰之斗争哲学相结合。以腐朽为神奇,还自以为找到了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唯一真理。利用长期的文化专制导致的文化滑坡造成的知识阶层肤浅,民众盲目的现实,掀起左倾狂热思潮,而强行自我文化殖民地化。进而和政权结合,党同伐异,把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孔教派、学衡派、孔德派和现代新儒家都将戕杀殆尽,造成“全盘西化”派独尊的局面。幸而源于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的中华文化深入人心,在台、港同胞和广大海外华人中广泛流行,且为外国有识之士所赞赏和认同。大陆学在民间,学在人心,在广大民众中,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从未中断。并且,民族的挫折和磨难越深,民众就越清醒,越感到这种凝晶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文化传统的深刻和亲切。越批民众越信。这种经由父母经血和乳汁世代相传的基因通过古籍阅读,和文学艺术、戏剧的感染,风俗习惯的传承,家庭、师友的潜移默化,而顽强地代代相传,暗中流行、发展。一旦禁锢松动,就迅速复甦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新儒家在海外新儒家的反哺下最早复兴,并已形成独具特色的大陆现代新儒家。《学衡》派的案也已经翻了过来。
    
    甲:经先生这么一讲,我才恍然大悟。但我还有一事不明,既然认为中国文化、孔学高于宗教,为什么不直接打出中国文化、孔学或儒学的旗号,何必和宗教混为一谈,把它叫做孔教,再说孔教是高于宗教的特别宗教。结果欲褒反贬,反而容易被人误解,将高于宗教的孔学混同于一般宗教了。
    
    乙:这也是历来,特别是近现代服膺无神论和理性主义的学者,还有广大反对神学迷信的民众误解“孔教论”,甚至嗤之以鼻的原因。根源在于他们对“宗教”的片面认识。
    
    他们只看到宗教假托于鬼神迷信的一面,没看到宗教的人道主义的本质。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人的本质属性的最早体现,是把人类从动物状态引领出来,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最伟大的导师。在孔子创立人类第一个人道主义学说体系以前,在全世界,宗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宗教。宗教是一种信仰,但也是最早的哲学和科学。宗教是最早的信仰、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体。宗教是人类最早的理性思维成果。是对宇宙,社会、人生最早的认识体系。宗教是人类意识之母,她分娩出哲学和科学。宗教不仅是文化交流、传播的使者,而且是文化的保护神。中国历史上两度接受外来文化都是通过宗教进行的。佛教传来印度和西亚文化,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来西方文化。宗教遗迹,又无一不是巨大的文化宝库。而宗教的危害主要来自操纵、利用宗教者。他们推行宗教蒙昧主义,把教义视为公理,不容怀疑,不许讨论,只能执行。信仰一旦和权力结合,则独断专行,唯我独尊,排除异己,产生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是受害者,这正是《圣经·约伯记》所说的:“世界交在恶人手中。”但这种情况,何止宗教有。哪种文化、学说没有?伪儒不是打着儒学招牌祸国殃民,而又败坏儒学的吗?宗教虽然主张宽容、退让;主张以德报怨,敌我不分,人家打你左脸,再把右脸伸过去让他打;人畜不分,以身饲虎;特别是以牺牲现世的幸福为代价,以容忍和受苦的办法赎谁也不能证明确实有的前世的“业”,或生来就有的“原罪”,去追求同样无法证明的来世的幸福;正是基于此,有人把宗教称之为误入歧途的人道主义。但又不能否认,在历史上,不论中外,宗教又是反对暴政的革命的积极的组织者。所以,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说, 宗教是崇高而又神圣的人道主义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是人类进步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功臣,它的贡献和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和学说。我们可不能进步了就忘恩负义,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此其一。其次,宗教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神学迷信的成份逐渐减少、淡化,而人文主义的内容逐渐增多。特别是近代以来,不少世界级的宗教都经过“宗教改革”,实现了关注重点的转移;价值观念从来世转向现世人生,思维方法从容忍、吃苦转向积极进取;不断把科学和理性主义引进宗教。比如新教与世俗沟通,一方面适应现代化,认为理性、自由、法治诸现代化要求是合理的;一方面又超越现代化,为人们提供终极关怀。对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神学问题尽量存而不论,而重点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从生理、心理上阐述人生究竟、社会规范、和平和现实问题。当立足于理性的思辩和逻辑的论证,肩负着批判现实和指出新路的哲学,在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三缄其口时,而立足于信仰和虔诚的宗教却默默地引导群众,以追求理想作为批判、否定现实的一种形式;而积极组织群众,公然反抗暴政者,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所以传统的教徒因文化科学水平提高而减少的不多,而文化科学水平高的新教徒倒不少。第三,特别是人类进步是一个通过异化实现发展的自然进程,大多数人文主义学说,特别是西方文化所认识的是被异化和扭曲的社会现实和人性,所以,它们都片面强调自然社会、人生各种关系中矛盾斗争的一面,把恶看作人性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各种学说大多是克敌致胜之道,直至发展为唯阶级,唯阶级斗争论。结果同类相残,不仅暴政猛于虎,而且战乱频仍,把战争作为解决重大问题的重要手段。西方文化是物质科学文化,为满足人们对食物、住所、 生殖等物质的第一层次的生存需求,把人看作是与环境对立的主体,以科学、理性作为向自然索取,向自然斗争的手段。以民主、法治作为协调社会矛盾的手段,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它片面强调个人和“小我”(本阶级、本民族、本集团)的利益,而对集体和“大我”的发展重视不够;片面强调人的物质需求,而对人的感情、心灵和社会道德的需求重视不够。它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和成就,但付出的代价太高,负面效果太大,且影响深远。而宗教却能基本上保持其一贯的劝恶奖善的人道主义传统,为人们树立了一个鉴别是非善恶的准绳,在思想深处安置了一个足以维护人性本然的道德自律器,和一个在异化社会鼓励人们满怀希望地走完人生历程的内动机,成为历史异化进程中的一个缓冲装置和安全系统。不仅为社会,也为人们的心灵保留了一片净土。
    
    甲:您对宗教的评价是否太高了?尽人皆知,神学迷信是愚昧落后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科学的进步,人文精神的发展,宗教将逐渐消亡。
    
    乙:不是我对宗教评价太高,是您把神学迷信和宗教混为一谈了。这实际上是根本不懂宗教。您的这种宗教观在大陆具有普遍性。诚然,神学迷信是原始社会人类还处于愚昧落后状态时的产物;但文化和科学也寓于神话和迷信之中。宗教早期的神学迷信的内容,也不过是人性通过神学迷信的形式来实现。早期宗教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不是神学迷信,而是人道主义精神。所以,要想正确认识宗教,首先要把宗教和神学迷信区别开。二者没有必然联系。随着文化科学的进步,固然有不少基于愚昧落后的迷信被证伪而消亡;但也有不少原以为是迷信的内容被证实而得到承认;还有许多所谓“神学迷信”的东西,现在的科学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对此,正确的态度还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 等待科学的发展。此前应该承认信仰自由、信仰完全是私人的事。你可以不信,但你必须尊重别人的信的权利和自由,不要妄谈人家是神学迷信,这才是人文精神。
    
    人文主义即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反对神学迷信和专制的人道主义思想。提倡人性 解放,要求个人自由,肯定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天赋权利;当然,前提是不妨碍他人和集体。这就要有社会规范、法制和道德。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正、信用、宽容和现代意识,这就是人文精神。可惜,近代以来,以倡导人文精神自诩的西化派之一支,对待宗教的态度却最缺少人文精神。他们把信仰问题政治化,根据需要而小大由之;把宗教和神学迷信混为一谈而完全否定宗教。视为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采取批判、限制、利用、甚至灭绝的政策。
    
    近代以来,在中国流行着三种宗教观:孔教派的宗教观,科学派的宗教观,和教众的宗教观。
    
    科学派的思想大师们认为,现代科技成果和科技工具理性主义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他们虽曾出于自由的信念而不得不在口头上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上却对宗教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蔡元培认为,宗教是在人类早期,“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的产物;宗教所提出欲解决的问题,“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蔡元培哲学论》174页) 所以,宗教这种“强制的”、“保守的”、“有界的”信仰应该被彻底唾弃。(同上,399页) 他们反对康有为、梁启超、陈焕章等人呼吁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蔡元培一九一三年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说:“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者当分别论之。”一九一六年《在言论自由会上演说》指出,孔子与宗教“义理各别,勿能强作一谈。”也主张尊孔读经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言词更激烈,他在《示国学会诸生》中视“定孔教为国教”论为“盗言邪说”,指出孔子之言名教,“皆于宗教不相及”,若定孔教为国教,则“政教相揉,不平者必趋而入于西方基督,四万万人家为仇敌。”陈独秀甚至主张,“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再论孔教问题》168页)不能说这种思想和思想、学术涂炭年代的政策没有思想上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但这却绝非陈独秀的本意。细读全文,陈独秀还是主张信教、包括信孔教自由的,只是反对两点:一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以今世学术思想之发达,无论集硕学若干辈,设会讨论教育大本,究应以何人学说为宗,吾知其未敢轻决而著书宣告于众。况挟堂堂国宪,强全国之从同,以阻碍思想信仰之自由,其无理取闹,宁非奇谈!”(同上,《宪法与孔教》 145页)“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为万国所无之大笑话! …… 宪法中不能规定以何人之道为修身大本,固不择孔子与卢梭也。”(同上,《再论孔教问题》167-8页) 还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同上,《答吴又陵》169页) 二反对以“国费立庙祀孔”,因为这对不以公款建寺观教堂的佛、道、耶、回诸教不平等,并非反对立庙祀孔。“国家收入,乃全国人民公共之负担,非孔教徒独立之担负。以国费立庙祀孔,亦当以国费建寺院祀佛、道,建教堂祀耶、回;否则一律不立庙,不致祭,国家待遇各教,方无畸重畸轻之罪戾。各教教徒对于国家之担负平等,所享权利亦应平等,必如是而后教祸始不酝酿于国中。由斯以谈,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可见,其所以主张“毁全国已有孔庙而罢其祀”,仅仅因为立孔庙和祀孔用的是公款,是全国人民的“担负”,对他教不平等而已;绝无反对信孔教,更无反对孔教徒自己立庙祀孔的意思,一如任凭他教之自行立寺观教堂而祀其宗。“使孔教会仅以私人团体,立教于社会,国家固应予以与各教同等之自由。使仅以孔教会号召于国中,尤吾人所赞许。(西人于前代大哲,率有学会以祀之。)”(同上,《宪法与孔教》145页) 其实,寺观教堂何尝都是教徒集资所建,其祭祀费用又何尝都是私款? 古今中外,用“国费”立庙祀宗的正多。近代以来,西方政教分离,也未见毁以前用“国费”建的教堂。陈独秀早期的宗教观比科学派还激进:“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规。一切宗教,无裨治化,等诸偶像,吾人可大胆宣言者也。” (同上,144页) 他把宗教归结为对鬼神的迷信, (同上,《〈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317页) 主张以科学代宗教:“余之信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规,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 …… 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同上,《再论孔教问题》166页。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但很快,不过一年,他就认识到宗教的社会意义,承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公开承认并改正了自己对宗教的错误认识:“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处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的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同上,《新文化运动是什么》513 -514页,一九二0年四月一日。)
    
    既然“新宗教”为新文化所必需,而当时创造一种新宗教又“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只有“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了。那么,陈独秀所“提倡”的这种足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的,能够“除去”其“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的“较好的宗教”,到哪里去找呢?陈独秀先生自己在找。并且,还真被他找到了。他接着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差等,施由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般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们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把爱情缩小。”这种“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的“现代道德底理想”,不正是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离娄上》开始,扩充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梁惠王上》) “广济博施”,(《雍也》) 实现“尧舜其犹病诸”的“安百姓”(《宪问》)的“全社会”,直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万章上》)的孔孟之道吗? 原来,陈独秀先生汲汲以求的“新宗教”,正是陈焕章先生全力倡导、弘扬和推行的“特别宗教”的孔教。
    
    请看下面这段话,你能分辨出究竟出自二位陈先生中哪一位之口:“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同上,《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38页) 这和陈焕章先生关于孔教是“特别宗教”的论述有什么区别? 陈独秀之所以能走到孔教的门口,是因为他基本上已经把先秦的原始儒学和汉武以来的后儒,“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区别开了:“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 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 ,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同上《答常乃德 》177页) 其所以就差一步未能跨进孔教的门槛,是因为当时的“全盘西化”派都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归结为封建文化;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并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立起来。 而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左翼的旗手,不仅不能超越时代,超越自己,而且把尊孔和尊君、复辟联在一起:“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愚屡言之。”(同上,《复辟与尊孔》) 这真是“孩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与其说是某个人的局限和不幸,毋宁说是民族的局限和不幸。在坐标上,三百六十度和零度在一条线上,但相背而立,又相距最远。两位陈先生的不同站位,正体现了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但西哲东哲,心同理同,人类总归要走到一起的。
    
    孔教派认为,科技工具理性只能解决人的物质需求问题,不能解决思想文化问题,更不能解决人们的感情和心灵的问题,而后者才是社会人生的主要问题。他们认为,宗教在“超科学”的价值体系中,并非无足轻重。梁启超认为,人生问题之最重要部分具有超科学的性质。豪杰之士所以能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原因在于其能“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奴隶而已。”(《饮冰室全集》第二册,46页) 当人们碰到某些问题不能解决,特别是身心无法摆脱,又无能为力,也无从解释的苦难时,往往寻求精神上、情感上的解脱。此时理智未必解决问题。而宗教往往是最便捷的解决办法。这种摆脱痛苦的办法是否最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得到解脱,哪怕是暂时的也好。问题是不要被击垮,继续、甚至更好地生活下去。和无宗教信仰者相比,有情感寄托处毕竟是件好事。它能使人经受沉重的打击而不致精神崩溃,并能很快地振作起来。我常想,屈原如信仰宗教不致自杀; 柳宗元如不信佛,古代中国就要少一个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了。如能宽容和真诚地对待生活,就不会把宗教看作可有可无、甚至邪恶的东西。科学派,和有些所谓的“君子儒”,以理性主义者自居,自以为高洁清雅,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陶醉于所谓高于宗教,其实未必正确的学说,并将这种观点视为绝对真理,形成一种教条,作茧自缚,反而陷入对自己信仰的学说的神学迷信。其实,这些书生徒尚空谈,既不真懂宗教,更不关心民众疾苦和现实人生。但这些人在社会,在学界,影响却很大。真要公开辩论,他们又摆出一副真理捍卫者,对不同观点不屑一顾的神态,其实他们根本不敢公开平等的辩论。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正确呢?鉴别的标准只能是人性和社会实际。哪一种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那一种就正确。
    
    先从宗教的起源谈起。
    
    确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宗教是人类在“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的产物。出于人的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能的需要,人们应该认识宇宙、社会和人本身的秘密。但初民对此茫无所知,就如同处在黑屋中的孩子,感到危险和恐惧,对任何事情都难以把握,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人们就把自己的愿望寄托于自己幻想出的一种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的一种力量,称之为神、为天、为帝,主宰自然和社会,为人类解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人们对这种力量和它的体现者信仰,敬畏和崇拜。从自然崇拜到精灵崇拜,到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到神灵崇拜;从多神到统驭众神的至上神到一神;从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 (如犹太教、神道教、印度教),到世界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就是宗教发展的大致历程。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知识和能力不断提高,认识的和自己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地成为宇宙、社会和自己的主人,迷信神怪的思想越来越少,直到不迷信。但宗教并未逐渐消亡,反而在不断发展。这就说明,宗教之所以产生,还有知识和能力以外的原因。
    
    宗教产生于人类文化早期,但这决不意味着早期的人类只有物质需求,没有感情和心灵的需求。如果人只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那就和禽兽没有区别了。“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当然,为了个人和群体的生存和延续,首先要有物质生活资料;但在物质条件初步得到满足和不断改善的基础上,人们的精神文化的需求相应的也在不断提高,而且越来越高。人们还想生活的有意义;并且,这意义越大越好,直到充分实现人的价值,成就“尧舜其犹病诸”的“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的事功,直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绝非现代科技成果和科技理性所能解决的;相反,不少认识到人生意义的志士仁人,从先知先觉到有责匹夫,为了他人、社会、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物质利益乃至生命而成仁取义,这更非科学工具理性所能解答的。这就是说,在物质文明之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物质文明之上,人们还有一种精神文明,还有一种心灵需求。这才是人和禽兽的区别之所在。马斯洛说:“精神的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需要,而物质的享受只是人的需要的最初阶段。”而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仅试图满足人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而且试图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一句话,宗教产生于人性发展的需要。宗教是人的本性的体现。宗教也是人学。
    
    当代人类生产和科技水平能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有余,倒是人类的精神文化、道德水平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使得物质财富被滥用,被破坏。所以,随着科学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对能解决精神文明问题的宗教的需求,不是逐渐减少,反而不断增加了。这不是科学技术和科技工具理性主义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哲学所能包揽的。即使像儒学这种从宗教中脱颖而出,超越了宗教,高于宗教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能比宗教提供更好的终极关怀,能扮演准宗教的社会功能,它也不能完全取代宗教,不能把信奉宗教的人全争取过来。何况像儒学这种高品位的学说,都能兼容并蓄,它不需要,也不会去取代他种文化、学说和宗教,而只能和它们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
    
    为了进一步揭示宗教性质的本然,应该听一听当时不受意识形态和情绪影响,既非左倾激进的西化论者,又不是宗教徒的宗教哲学家和宗教史家的意见。他们超然于社会政治和党派斗争,抱负着神圣的文化、学术使命感,具有深厚的学养功力,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又谨守传统的史德和学风。其中成就最大的当首推汤用彤先生。他既反对信仰主义,更反对对宗教取敌对、盲目排斥的极端态度,而是以客观的态度,精深具体之研究,以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人道为准绳,从而揭示了宗教的人道主义的本质。汤公对宗教的哲学反思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的首段:“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上书634页) 指出应以“同情之默应”的心态去作“心性之体会”,才有可能“悟入实相”(深入本质),认识其“深存人心”之本源,故能于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深层次的需求上“发挥神妙之作用。”这才是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人类的需求是相当丰富和复杂的,几乎没有止境。所以,人总是渴望,并尽力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但人生苦短,还总是有无穷的苦难和缺憾,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七八”,往往使人的希望落空。于是人们就幻想延长生命,幻想“长生”或“灵魂不灭”,并信仰能成全人的这种幻想的神明。宗教就是这种幻想的系统的神学体系。
    
    关于宗教的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既已澄清,重温陈公关于孔教的论述,更能体会它的深刻和恢宏。
    
    甲:可否设想,当人们能想象并创造出一种能比宗教更好地解决人类的精神文明的需求的学说以后,宗教就会自行消亡?
    
    乙:讲了那么多,还没动摇您的根深蒂固的宗教观。看来,还得进一步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宗教必将消亡。但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宗教是人的本性的文化形态。它能满足人性的需求,并将随着人性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就像人性只能不断发展,完善而绝不会消亡一样,宗教也将不断发展而绝不会消亡。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创立了超越宗教、高于宗教又具有准宗教功能的人道主义体系的儒学,并且成为主导思想也两千多年,但中国原有的天命观思想并未消亡;并且就在儒学已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情况下,不仅产生了道教,而且接纳了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耶教。
    
    人类的文化,精神和心理的需求是非常丰富、复杂、精细微妙,甚至是幽远玄奥的。并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丰富和提高,人的这种文化、精神和心理需求也越来越多,越高,越细致。就是说,人们对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哲学(各种文化和学说)和宗教的需要不是逐渐减少、淡化,甚至消失,反而更加迫切,强烈和高深。正如人类文化从来是多元的一样,人们选择满足其文化、精神和心灵需求的方式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可供选择的文化、学说、宗教越多越好。既可以“从一而终”,又可以“朝秦暮楚”,还可以“朝三暮四”——从不同的文化、学说、宗教中择优而综合为自己的人生观和终极关怀。既然宗教是一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就和其他文化、学说一样具有永恒性。不仅宗教和种种文化、学说相比,很难说哪一种更好或最好;即使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学说自己相比,也很难说哪一种宗教、文化和学说,是最好的宗教,最好的文化或学说。只要它们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就是永恒的。只有差异,难分伯仲。只能相互借鉴,而不能被取代,更不可能消亡。二十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在其领导下的国家倒是做到了这一点。不能说这和它的终于解体没有必然联系。但它解体后宗教不仅恢复了,而且还有正常情况下不敢奢望的很大发展。从长远来说,消灭宗教的政策反而事与愿违,促进了宗教的发展。
    
    人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是民族的和家庭的信仰传统几乎起决定性作用。一个从小在教堂受洗,长大在教堂结婚,死后又由神父送往“天堂”的人,能轻易地和宗教一刀两断,或改宗他种宗教、文化或学说吗?他的这种宗教信仰也是从娘始和乳汁中承继的。其次,和文化、宗教本身的可信性和可行性关系极大。科学使科学家认识宇宙的奥秘,哲学使哲学家认识自然,社会人生的规律,但广大民众并不理解和认同科学家、哲学家有关天道和人道的高深玄奥的道理。特别是生活方面、感情方面、心灵方面的许多问题,远非科学、理性所能解决。大道至简至易。群众也不愿听道德学家或官方的意识形态的说教,而宁愿相信宗教。一个人一旦信仰了一种宗教,即使对教义,宗教哲学并不了解;也不管他德、才、能高低;也不论过去的善恶、功过、是非,都能一步到位地得到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因为他确认有一种超越自然和社会的绝对的权威,控制那些能给他以打击、给他造成灾难的力量,在保护他,所以他感到安全。由于他确定了对来世的信念,而对现实的苦难和生老病死产生一种超然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永恒感。一旦信仰了某种宗教,就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从过去的与人为恶变成了与人为善;从事事计较,针锋相对变得宽容、忍让。他相信,他今天忍受的一切苦难,作出的一切牺牲都能得到回报;相反,权钱物欲,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生死轮回,善恶必报。过去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地混日子;现在变得有信仰,有了人生追求;他的人格变得高大丰满,人也变得从容和聪明,待人处世显得有板有眼。尽管他的文化程度还是那么低,甚至不识一个字,但他的文化素养一下子就提高到他所信奉的宗教的层次。耶稣说:“我赐给你安宁。这种安宁,世界不能给予你,也无法将它从你身上剥夺。”除了孔学,不论是科学、文艺作品,还是哲学,都不能给人以这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基督说:“上帝就在你心中。”马丁·路德说:“上帝不过是人们心中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之所在。心中有了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上帝就是真实的;相反,上帝则成为虚幻。”可见,上帝虽然能给人们心灵一种依靠和慰藉,使人有安全感和永恒感,但对上帝的信仰和教规的种种道德法则只是宗教的外在形式;而宗教的真正生命和灵魂是基于人性本善的爱,一种伟大的人类之爱。伟大宗教的创始者皆性格特殊,感情强烈,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人类之爱。这种爱是宗教的灵魂。这种爱使宗教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伟大的、强烈的人类之爱,赋予先知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崇高的人格力量,使之能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体现人性的本真,以顿悟的方式把握人的本质、社会和宇宙的实际及其规律——人道和天道。从而能把握是非善恶的本质,将正义的法则与道德的规范相统一。而他们自己,又无一例外地都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这就使他们所讲的教义具有无可辩驳的可信性。大多数宗教创始人没受过高深的教育,他们讲着民众喜闻乐见的、朴素明了的语言,从而赢得了大众的爱戴。他们讲的教义就能唤醒,激发和鼓舞大众的激情和感染力,能使人、甚至“下愚之人”,也愿意自觉服从道德规范而不为名利所动。而除了儒学,无论哲学家、伦理学家、科学家,还是革命家、文学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伟大宗教的创始者都说,他们所体现的这种伟大的强烈的人类之爱来自上帝,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他自己不过是上帝的使者。通过对上帝、先知、圣徒献身的事绩的赞颂感染群众,引起共鸣,唤醒、激发人的善良的本性,产生无私的爱心和对上帝、先知、圣徒的无限的、狂热的爱戴和崇拜,并把这种信仰世代传承下去。所以,归根到底,促使人们从善去恶,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去做个好人的根源还是人的善良的本性,人的爱心,伟大的人类之爱。这是宗教徒的宗教观。
    
    斯宾诺莎说,智者心中的上帝就是对神圣的宇宙秩序的信仰。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或“天命”——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和人的本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 但孔子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把高深的“君子之道”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礼乐祭祀,这种神道设教的方式体现出来;而且用通俗易懂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讲得广大民众都能理解、接受和遵从。他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每个人都按着道的规律在生活,一时一刻都离不开道。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谁也离不开。“君子之道费(广大)而隐(隐秘),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所谓“君子之道,……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 并非说它的道理深奥玄妙,而是指它的道理真实,深刻,符合宇宙法则,社会实际和人的本质。但是这个天道和人道的全部奥秘,至今连圣人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这伟大而又平凡的道理是从哪里来的呢?孔子接着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同上) 怪不得这高深的道理又这么平凡易懂,普通民众都感到亲切贴己,原来它就是从先民结为牢固的夫妇关系,形成家庭开始的。确定的婚姻制度,产生牢固的家庭。人不仅知其母,而且知其父,私有制随之确立。夫妇关系引伸出父子、兄弟关系,再延生出君臣、朋友关系,从而产生社会行为规范的五伦。
    
    所谓“君子之道”,或曰人类文明,即始于人之有廉耻之心。知耻是人性觉醒的标志。这种廉耻心产生于男女之间确定的夫妇之爱,然后才延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慈爱孝悌,再推及社会的忠信礼义。正因为如此,孔子创立的儒家特别重视孝悌之道,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的价值体系、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和那种触动的情愫,震撼心灵的神道设教的形式和仪节,不仅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而且贴近人的生活和感情,所以极易被人们认同和接受。孔子虽然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人物,人们依然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而感到他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中,依然感到他很亲,因为圣人是人,不是神,不是仙。他自己不上天,不去来世,人们也舍不得把他送到那天人阻隔的地方去。家家把他(师)和天、地、君(社会、民族、国家的象征)、亲(祖宗亲人)写在一个牌位上,供在最显要的地方。这就把民族的祖先,和家族的祖先,还有我们自己,跟着至圣先师一起和社会、国家、天、地沟通了。我们虽是常人、凡夫俗子,匹夫匹妇,只要有这点自觉,有这种人性,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和社会、国家、人类,和天、地融为一体,把现实人生和理想人生结合起来了。所以,一到孔庙,站在孔夫子圣像前,一种肃穆、神圣的心情油然而生。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都凝晶在这里。历史上的屈辱,有责匹夫的羞愧,再造中华,造福人类的信心决心,一下子涌上心头,好像整个民族的力量都聚结在自己身上。扑通一声,跪拜在地,这颗中国心才算落到了实处,灵魂也得到净化,完成了一次人格的升华。跪拜也没把孔子当作神或仙,也不认为他在天堂或彼岸;仍然把他看作不仅是民族的祖先,而且是家族的祖先,并且比家族的祖先更亲近。华人皆以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为荣,说起来无比的自豪和自信,有时又无限的悲壮和愧疚。无不把民族的荣辱成败和个人的地位、名声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家族的祖先,一般人只知三代、四代、顶多“五世而斩”。俗话所说,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虽非笑谈,也只说说而已。而孔子作为哺育中华民族的祖先,却依然是清晰可感的,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中。所以,只有包括神道设教的孔教,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子和儒学。
    
    
    (三)
    
    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甲:杨老师,请您等一下,正是在焚香跪拜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把尊孔的礼乐仪节和迷信、宗教分不清楚,进而把孔教混同于神学迷信。
    
    乙:你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很好。前面说过,中国文化从宗教神学走向人文哲学,是经过殷周之际和春秋战国两次对天命观的整体反思完成的。其实,这个过程还可以推得更早。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从神话传说到信史,从来没有与政权并峙、更没有高于政权的教权。“唐虞夏商之史实,未易详考,但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当时并没有与政权并峙的教权,如埃及的僧侣,犹太式的祭司,印度式的婆罗门,在中国史上还未发现有与之相等的宗教权力阶级。…… 后来墨子——他是宗教的商民族的遗裔——想替中国增设一个以上帝崇拜为中心的宗教,终归没有成功,似乎那时间已经太晚了。” (常燕生《中国民族怎样生存到现在》载《国论》第三卷第十二、三、四期合刊。转引自《梁漱溟全集·中国文化要义》第三卷96页)在外国,远古的教权都掌握在专门神职人员手中,才有所谓与政权对峙,甚至凌驾于政权之上的教权。中国文明早期,政教不分,氏族长,部落首领、帝王亲自主持祭祀,垄断和天、帝沟通、对话的特权,作为权力、权威的象征 。以后帝王任命专门的神职人员执行巫师的任务。“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 重、黎是颛顼(黄帝之孙,佐少昊十年而继帝位)时分管天地之官,不过是天、地与帝王之间的信史,重大祭祀活动中的司仪,而主祭还是帝王本人,其任免生杀予夺大权握在帝王手中。“祀,国之大事也。”(《左传·文公二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中国帝王自古就懂得“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是政权的命根子。梁先生说:“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其端;且每以宗教为中心。”但“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梁漱溟全集》第三卷97页) 周公、孔子正是先民对天命观两次反思的核心人物,所谓:“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就是他们经由礼乐祭祀把先民和中国文化从宗教天命观中引领出来,经民本主义走到人本主义的大道。“自古相传未断之祭天祀祖,则须分别观之,在周孔教化未兴时,当亦为一种宗教,在周孔教化既兴之后,表面似无大改,而留心辨察实进入一特殊情形了。质言之,此后之中国文化,其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而祭天祀祖只构成周孔教化之一条件而已。”(同上,101页)
    
    这个过程始于周公制礼作乐,而完成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周公以宗法封建的“亲亲”、“尊尊”原则,为社会制定民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原则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孔子则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以“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的原则改造周礼,认为不管贫富贵贱,人生来人格是平等的,“君子”和“小人”的分界决定于本人的道德、学问和对社会的贡献。请看周孔用礼乐祭祀把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从宗教引领到哲学的这个脱颖演化的过程:
    
    “真正中国人生之开辟,其必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有力之成功者。周公并没有道理给人,而给人以整个的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过那野蛮的人生?孔子只是对于周公及其以前的制作,大有所悟之人;于是这一份遗产就由他承受了。”(《梁漱溟全集》卷六,386页)“照王治心先生《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所述,中国古来崇信‘天’之宗教观念,沿至东周而有变化,到春秋战国争鸣之时而分两路。儒家和道家,皆怀疑一路之代表;唯墨家则代表信仰一路。道家老子庄子,显然具有无神论及唯物论机械论之论调。孔子虽没有否定神之存在,而言语间模棱含糊,其神好像存于主观而止。所以墨子《非儒篇》讥评他们‘无鬼而学祭礼’,是很切当的。下传至孟子荀子,孟子还从民意验取天意,荀子就根本否认天的意志,而说君子‘敬其在己而不慕其在天’。其反对‘错人而思天’,(《荀子·天论》)与《左传》上‘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意思相同。后来汉朝王充作《论衡》,极力破除迷信,似渊源于荀派。墨子学派后来不传,其所根源古代的天神崇拜,则影响于中国下层社会甚大。”(《梁漱溟全集》卷三 ,106页)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天与人相对立的观点,而认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生理想境界。“‘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 孟子说:“尽其心者,则知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 儒家把尽心、养性、修身看作是知天、通天,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同上)的途径。《中庸》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庄子则认为,天与人本来就是合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 而董仲舒却歪曲《吕氏春秋》天与人同类相应,以类相合的观点,再推衍阴阳五行说,吸收墨家“明鬼”、“尚同”(于君)、“天志”的思想,杂揉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提出“天人感应”和“天人相副”的观点:“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一,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董子本意是想借灾异遣告“屈君以伸天”,维护专制国家的长远利益。结果却把个人类级的人道主义的儒学蜕化为“真命天子”、“君权神授”的专制社会意识形态,给礼乐祭祀增添了神学迷信的色彩。
    
    甲:照这样说来,一般人认为是神学迷信的礼乐祭祀,实际上正是把人们从宗教神学中引领出来的桥梁。但我还是感到您说的很抽象。
    
    乙:孔子对礼乐十分重视。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礼乐何以能将人们从宗教引领到哲学? 我们先看看“礼乐是什么? 礼乐原不过是人类生活中每到情感振发流畅时那种种的活动表现。……心里有什么,面容体态表现出什么。个人如是,群体则更有所举动。这都出自生命的自然要求和发作。因人不是动物式本能生活,其伸缩,起落,出入的可能太大,就有过与不及的问题。过与不及都不好,皆于生命不利。中国古人(周、孔)之所为制作和讲求者,要在适得其当,以遂行人情,以安稳人生就是了。岂有他哉!”“而有礼必有乐,说到礼,便有乐在内。……扼要说明一句:礼的要义,礼的真义,就是在社会人生各种节目上要沉着、郑重、认真其事,而莫轻浮随便苟且出之。”(《梁漱溟全集》卷三,743页)所以《礼记》说:“礼者,理也”;“夫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梁先生又说:“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想化的社会’,而其道则在礼乐制度。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抽象的道德,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梁漱溟全集》卷三,110—111页)
    
    关于礼乐的教化意义,梁先生十分推崇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儒学之把古宗教转化为礼,冯友兰先生见之最明,言之甚早。……他引证自己理论,来指点其所有祭祀丧葬各礼文仪式,只是诗,只是艺术,而不复是宗教。这些礼文,一面既妙能慰安情感,极其曲尽深到;一面复见其所为开明通达,不悖理性。”(同上,112—113页) 冯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人的心,有情感及理智两方面。我们之所亲如死,自我们的理智观之,则死者不可复生,而灵魂继续存在之说,又不可证明,渺茫难信。不过我们的情感却又极望死者之复生,死者之灵魂继续存在。……我们对待死者,若纯依理智,则为情感所不许;若专凭情感,则使人流于迷信,而妨碍进步。其有折衷于此二者之间,兼顾理智与情感者,则儒家所说对待死者之道是也。依其所与之理论与解释,儒家所宣传之丧礼祭礼,是诗与艺术而非宗教。儒家对待死者之态度,是诗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诗与艺术,所代表非真实,而亦即自己承认其所代表为非真实,所以虽离开理智,专凭情感,而却仍与理智不相冲突。诗与艺术是最不科学的,而却与科学并行不背。我们在诗与艺术中,可得情感的安慰,而同时又不碍理智之发展。……宗教亦是人之情感之表现。其所以与诗及艺术异者,即在其真以合于人之情感之想像为真理,因即否认理智之判断。此其以为独断dogma也。(dogma:教理。) ……但依儒家对于其所拥护之丧礼与祭礼之解释与理论,则儒家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古时所已有之丧祭礼,或为宗教的仪式,其中或包含不少之迷信与独断。但儒家以述为作,加以澄清,与之以新意义,使之由宗教而变为诗,斯乃儒家之大贡献也。”(一九二八年《燕京学报》第三期:《儒家对于婚丧祭礼理论》,转引自《三松堂学术文集》135—136 页)
    
    梁先生说:礼乐祭祀的意义,并非后人的猜度阐发,“本来在先秦儒家自己的话中,亦实在说得太分明了。例如:‘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威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快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荀子·天论》)大约从祀天祭祖以至祀百神这些礼文,……或则引发崇高之情,或则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人生如此,乃安稳牢韧而有味,却并非要向外求得什么。——此为其根本不同于宗教之处。礼乐使人处于诗与艺术之中,无所谓迷信不迷信。而迷信自不生。孔子只不教人迷信而已,似未尝破除迷信。他的礼乐有宗教之用,而无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极邻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梁漱溟全集》卷三112—115页)
    
    宗教的神学迷信和出世思想不仅具有安身立命的功用,还有纯洁心灵,升华精神,提高道德修养的妙用。宗教是通过现世的修德迁善,准备走向来世的条件。迷信和来世是抽象、空幻的;而现世的修德迁善却是具体和实实在在的。从表面上看,目的是来世,手段是修德。但换个角度,或者反过来看,就可倒果为因:对来世的追求正是促成现实修德的动因。这对个人,对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
    
    “宗教信徒每当对越神明,致其崇仰、礼拜、祈祷、忏悔的那一时刻,心情纯洁诚敬,便从尘俗狭劣中超脱出来。这实在是一极好方法来提高人们的德性品质,也就是提醒其知是知非的理性自觉,稍免于昏昧。一般人的德性品质常资藉信仰宗教而得培养,是所以说道德宗教二者实相联通也。”(同上,703页)
    
    “质言之,教堂一切设施环境和每周礼拜生活直接对整个身心起着影响作用,总会使你(苟非先存蔑视心理)一时超脱尘劳杂念,精神上得一种清洗,或解放,或提高。这得之什么力量?这得之于艺术魔力,非止于种种艺术化的感受,而且因为自己在参加着艺术化的一段现实生活。这种生活便是让人生活在礼乐中。礼乐是各大宗教群集生活所少不得的。宗教全藉此艺术人生活动而起着其伟大影响作用,超过语言文字。”(同上,741页)
    
    梁先生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说过:只有孔教的礼乐祭祀,即只有神道设教的儒学才能起宗教、或准宗教的功用:“实亦从来未有舍开宗教利用美术而作到非常伟大功效如一大宗教者,有之,就是孔子的礼乐。”(同上,卷一522页) 为什么礼乐有这么神奇的作用? 因为儒家不仅保留了礼乐祭祀的形式,并且赋予神道设教更高层次的意义。
    
    与我国不承认孔学为孔教的迂阔的所谓“君子儒”,和激进的西化派不同,最早到中国传布天主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倒是慧眼独具,不愧为“西方孔夫子”的雅号,认清了具有宗教功用的儒学,虽非宗教,又胜似宗教的伟大意义。他说,中国人祭祖祭孔等礼仪不是宗教形式,“从皇帝到平民,儒教最隆重的事,是在每年的的某些时节,给逝去的祖先献贡。……他们认为这是尽孝道,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他们并不想逝去的人是神,不向他们祈求什么,祝望什么,与偶像崇拜无关。”中国官员士子到孔庙行礼,“是为感谢他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他们并不念什么祈祷文,也不向孔子求什么,就像祭祖一样。”利氏把握住了“神道设教”的精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夫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祖先,而且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至圣先师”。即使被后儒神化的孔子,也依然不同于宗教的创世主,或救赎的人格神,而是以其在民族形成和前进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和伟大学说造福后世的圣人。其实,这也正是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
    
    儒学礼乐祭祀不仅可替代宗教之安身立命的作用,而且有满足人类感谢先圣先贤和祖先的贡献的报恩思想的作用;还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社会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之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礼记·祭法》)
    
    冯友兰先生说:“中国旧社会中,每行之人,皆供奉其行之神,如木匠供鲁班,酒家奉葛仙。其意实即谓,各种手艺,皆有其发明者,后来以此手艺为生者,饮水思源,崇德报功,故奉原来发明者为神明,而祀之焉。至于天地星辰,鸟兽草木,亦以崇德报功之义,而崇拜之。此或起源于原始社会中之拜物教,但依儒家所与之意义,则此已为艺术而非宗教矣。”“至于儒学所以特别提倡人民报本反始之习者,则无非欲使民德之厚而已。‘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春秋祭祀之不绝,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馈养之道也。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大戴礼·盛德》) 对于死者,对于无知者,尚崇其德而报其功,况对于生者,又于有知者乎。社会之中,人人皆互相报答,而不互相斗争,则社会太平矣。此外则公共祭祀之举行,亦与人民以一种休息游戏之机会。故《礼记·效特性》论蜡祭云:‘黄水黄冠而祭,息农夫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兴功。’《礼记》又云: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曰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杂记》) 以此观点看祭祀,则祭祀更为艺术而非宗教矣。”(《三松堂学术文集》142—143页)
    
    儒学创始者们关于礼乐祭祀神道设教的本意,现代新儒家先驱——梁、冯二公关于儒家本意的揭示和阐发,已如上述。可惜近代以来,“全盘西化”论者“打倒孔家店”,毁圣灭祖,各地孔庙大多被毁,或改作他用,礼乐祭祀等文化娱乐休憩活动更无从谈起。祖国大地,几乎处处有寺观教堂,偏偏容不得中华民族籍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文化的象征的孔庙。有些人所谓反对封建神学迷信,摆出一副科学、理性、绝对真理的面孔,骨子里其实是怕,怕宗教,更怕传统文化,特别怕孔教。因为与“西化派”奉为绝对真理的学说相比,宗教,特别是孔教更符合,也更有利于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及其发展;而他们又没有理论勇气和人格自信公开与宗教,特别是与孔教,在学术民主的环境中自由、平等的争鸣,共同促进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得不把思想、文化、学术问题政治化,以维护其垄断地位。这种不惜以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为牺牲的武大郎心态,百余年来,不止一次葬送了民族振兴的机会。
    
    甲:杨老师,照您所说,儒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本,还做了两千年的官方正统思想;孔教不仅全面继承、发扬了儒学的精神,还保留并发展了宗教的人道主义精神,能发挥准宗教的功能,为什么近代以来,五千年的古国文化竟毁于一旦;而宗教同样被反对,却“大难不死”,“改革开放”以来,就“必有后福”了;而传统文化、儒学竟还在被批判之中;孔教更无立足之地,至今仍被排斥在信仰自由、信教自由的政策之外。这一切还不值得深切思之吗?
    
    乙:这个问题提得好。尖锐、深刻、也很现实。
    
    本来,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危机正是民族和民族文化振兴的契机。古老的中华民族和五千年的文化,连殖民主义的列强都不得不另眼相看,不敢瓜分中国而殖民化之,却被我们自己的肩负民族振兴重任的“民族精英”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从根本上断绝了振兴的希望。儒学,更不用说孔教,被诬为专制落后的根源,礼乐祭祀也就被视为神学迷信了。儒学成了专制制度和末代王朝的殉葬品。而宗教,即使最极端的政权,也无人敢于公开视之为仇敌;特别是,宗教即使遭到类似的厄运,也依然屹立不动,这又是为什么?而儒学,不仅就其学说本身而言,它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而且在中国作为官方正统思想两千年的文化,创造了领先世界近两千年的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绝之民族的的文化象征,倏忽之间,竟葬送在自己哺育的“精英”手中;而广大民众、整个民族,竟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或者,起码也是无能为力,这实在匪夷所思。而这个问题不彻底搞清,找出其所以然,则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学的复兴,民族的振兴,都无从谈起。
    
    儒学是在对天命观的反思中,在孔子发现个体人的人格,揭示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的过程中,完全以其能全面深刻反映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能恰到好处地解决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人类社会永恒主题的真理性,和兼容并蓄的风格,综合传统文化的成就,特别是通过赋予礼乐祭祀以“慎终追远”的新意,既保留和发展了宗教的人道主义本质,又超越了宗教的神学迷信,把人民引领到人道主义的大道,从而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仰,也使自己在百家争鸣中成为“显学”,甚至在有国者“焚书坑儒”的厄运中,最终仍然赢得了百家争鸣,在汉代被中华民族选中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被历代专制王朝统治者奉为官方意识形态而被“独尊”。作为一种哲学被一个伟大的民族选中为自己的文化生命,成为民族文化的主体,这是好事。但被有国者奉为意识形态,这就未必是好事,甚至是坏事。它固然可以藉国家力量推行;但既被御用,就必然被有国者歪曲、篡改、阉割掉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思想精华。儒学作为一种历史级、人类级的哲学体系,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是常道。而不过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的专制制度,和一个个不断更替的专制王朝都不过是变道。应该变随常。反之,如果常随变,与世沉浮,和后者的命运拴在一起,这就丧失了它本有的独立性。这悖离了“以我为主,综合创新”的文化规律,失去了兼容并蓄,不断更新的生命力。被“独尊”,实际上被御用,这就和先秦儒学以天下为己任,得王行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从道不从君”,绝不枉道从势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了。本来儒学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只有在“为王者师”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现在绝大多数儒生既已自甘沦为王者奴,就不仅丧失了独立性,连尊严性也荡然无存。虽然中国的古代专制社会创造了领先世界两千年的灿烂的东方文化,实际上离开孔子设计的从小康到大同的人类的康庄大道已经很远了。中华民族走的不过是被贬抑的儒学次要部分的小康。当然,历史本来就是一个通过异化实现发展的进程;但是,如果儒学不被“独尊”而丧失其独立性和尊严性,中华民族的命运会更好,成就会更大。仅以思想文化而论,春秋战国由于学术民主,短短几百年,创立了儒、墨、道、名、法、阴阳等影响深远的学派,出了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这么多世界级、历史级的思想家;而尔后两千年,除了程朱陆王的道学综汇释道,对先秦儒学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可以算作二流的思想家,几乎没出过一个世界级、历史级的思想家。历史上的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我们一向引为骄傲的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大多是忧患困厄中的激愤不平之作,是对专制和礼教的鞭挞和抗议。当前令世人惊异、叹为观止的旅游景点,除了上帝的造物,不过是供帝王生前、死后享用的宫殿、坛庙、苑囿、陵墓、府街、都邑和宗教遗迹。这固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但前者几乎都是专制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证物,而宗教的兴盛又正是人民苦难的象征。诚然,这都是先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但这与其说是对古代专制制度的赞颂,毋宁说是控诉。两千余年来,中华民族在专制制度下,在忧患困厄中,没有消极,没有屈服,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展现了自己的才华。而推动先民创造无数人类永远不可企及的奇绩的绝非束缚人性发展的专制和礼教,而是鼓舞人们反抗它的先秦儒学既强调独立人格,又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汉武以来,儒家成为官学,满足于主要靠政权宣传推行,未能建立儒学自身的独立的组织系统。近代以来,专制没落,王朝垮台,儒学从依附政权的状态解放的过程,本是新生的契机,竟在西化派的栽赃诬陷中无力自救,沦为专制制度的殉葬品。不少“君子儒”盲从科学派和全盘西化派,藉口尊重科学和理性而抛弃神道设教的礼乐祭祀,游离于广大民众之外,割断了与民众的血肉联系。所以,儒学、孔教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哲学,一种特别宗教,一种思想文化团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其独立性和尊严性;即使被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认同和采用,也仍然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尊严性。一定要独立于政治。个人参政,即使得王行道,“为王者师”,也必须坚持“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的原则,绝不能枉道从势。更不要做国教。这是应该记取的第一个大教训。
    
    其次,宗教和西化派,或取得成功,或立于不败,其秘诀就在于组织和纪律。所以孔教也应该建立自己的组织纪律。当然,这种组织和纪律不同于宗教的和政党的。依然要保持和发扬孔教既是哲学又是“特别宗教”之信仰的自觉自律的本色。自觉服膺孔教者应自觉遵守其纪律,不能遵守时就应离去。应该明确,孔教是一个旨在弘扬孟荀之道,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的,以思想、文化、教育为内容的,既是哲学,又是宗教的学术文化和宗教组织,可以定名为孔教学会。把孔教的活动严格限制在思想、文化、教育和礼乐祭祀的神道设教的范围内。孔教学会会员只有弘扬儒学造福社会的义务,而不谋求社会权力和任何特权。会员不论在孔教学会工作,或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都必须永远不过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有责匹夫。有严明的组织和纪律,而不追求权力,才能在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事业中永葆其道德人格和思想独立。这是应该记取的第二个大教训。
    
    儒学、孔教的两大致命弱点宗教都没有。除了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一些短暂的小王朝曾奉佛教为国教外,宗教都独立于政权之外。但宗教顽强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说,主要的还在于它的“深存人心”的人道主义本质,和“悟入实相”的神妙之作用。这种作用和孔教的神道设教,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各有千秋,都拨动了人的心弦。犹如琵琶、二胡和钢琴、小提琴,各有特色,各具魅力,人们都喜爱,都需要。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这种超现世的追求有二:一是怀念过去,探求宇宙,人生何所从来;二是企想未来,想搞清宇宙,人生到哪里去。前者已交给科学去回答,人们特别关注的是死后的归宿。人类对超现世的追求有两条途径,这就是宗教和哲学。费尔巴哈说:“若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亦就没有宗教了。”(《宗教本质讲演录》) 梁漱溟先生说:“人生所不同于动物者,独在其怀念过去,企想未来,总在抱着前途希望中过活。时而因希望的满足而快慰,时而因希望的接近而鼓舞,更多的是因希望之不断而忍耐勉励。失望与绝望于他是太难堪。然而所需求者不得满足乃是常事,得满足者却很少。这样狭小迫促,一览而望尽的世界谁能受得?于是人们自然就要超越现前的知识界限,打破理智冷酷,辟出一超绝神秘的世界,使其希望要求范围更拓广,内容更丰富,意味更深长,尤其是结果更渺茫不定,一般的宗教迷信就从这里产生。人们生活更靠希望来维持,而它(宗教)便是能维持希望的。——此情况既见之甚早甚早,亦将延续及于久远之后世。”(《梁漱溟全集》卷三,697页)“宗教道德二者,对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然而宗教之生效快,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坠。对社会、亦是这样。二者都能为人群形成好的风纪秩序,而其收效之难易,却简直不可以相比。”(同上,108页) 从理论上说:“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远不如哲学之科学和进步,实际效果正好相反:教徒的道德水平较高,犯罪率较低。教徒的“行为准于教规。受教会之监督,不得自便。汉民虽号称尊奉孔圣,却没有宗教规条及教会组织,就在听任自便之中而许多人堕落了”。(同上,107-109页) 纯靠理性和自觉而没有对丧失理智和不自觉者的有效制约机制,这是儒家的致命伤。
    
    一种文明、学说或宗教,都是人的善良的本性的体现,都是要促进善性的实现。“宗教也是这个作用,有个上帝,有个菩萨管着你,你就会乖一点,如果没有所畏,永远不会做好人,不会做好事。所以如要一般普通人做好事,一定要有个促使他向善的力量在后边才可以。”
    
    “你研究一般人的心理,纯用教化,用仁义之道让他学好是办不到的。…… 一般人因为怕法律,怕社会不齿,因为有个懪聮在那里,所以才讲仁义。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要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在背后,才可以使他上进向善。”
    
    所以,“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勉,努力),不威不惩。”
    
    “以上这四句话,古今中外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如此。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君子,不在其列,其实我们也包括在内。……所以这四句话在后世的老庄、《易经》中,大家都认为是帝王之学,统治的道理。”(《易经系传别讲》341、342页)
    
    宗教为人们提供的终极关怀简单易行,不论智能高低,德才大小,也不管过去的功过是非,只要意诚心正就能悟道;悟了就信,当下即是,一步到位,终生不渝,也就终生受用。这种信仰虽不能证明,但也不能证伪。其实又何需证明。以绝对真理自命的种种所谓理性主义的学说又有哪个得到了证明?模糊、笼统、朦胧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就是一种美。受用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人间事,本来就有许多说不清,又何必自寻烦恼去刨根问底。“难得糊涂”,不是浅层意义上的消极混世,更有深刻的内涵和意蕴。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不仅有人性本身的需求这个牢固的基础,而且有博大精深的哲学作为理论支撑。谁如不满足于简单的信仰,还有理论兴趣,那一部《大藏经》,尽够你研究一辈子而有余。
    
    甲:老师,照您这么说,难道人类就永远离不开宗教了吗?您说孔子创立的儒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难道儒学也不能取代宗教吗?您还说,只有神道设教的儒学,即孔教,才是孔孟荀先秦儒学的真精神,难道“兼明人道与神道”之孔教也不能最终取代宗教吗?
    
    乙:您一连三个“难道”,问了三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如果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它和它的信奉者,就可以以真理的,或者革命的,或者以悲天悯人的救世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取代(其实是消灭)所有其他的文化、学说和宗教。看来,您还十分留恋十二亿中国人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试问:古今中外,哪种文化、学说、宗教不认为自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不正是过去热战和冷战的根源之一吗?这不正是西方有些人倡言“文明的冲突”论的出发点吗?人类好容易从异化的谷底爬上来,怎么会再退回去,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搞一次灭绝文化的“大革命”呢?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学说和宗教主张这样做。只有少数文化本位主义者,民族利己主义者,或宗教蒙昧主义者现在还想继续这样做。我很惊讶,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会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这可不是东方文化,特别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以前说过,全盘西化派杂揉中外文化的糟粕而并用之。严格地说,这种“各打三百大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文化专制主义主要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在多种族的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综合创新中形成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而》)c 而且“不耻下问”。(《公冶长》)孟子说:“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处处有老师)。”(《告子下》) 荀子三次做包容各家的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所谓秦始皇“焚书坑儒”,据学者研究,是针对战国百家争鸣中“非议”、“造谤”的“诸子”的,而非专对儒学;旨在消灭百家争呜,统一思想,实现独裁统治。所焚之《诗》、《书》是诸子“非议”之源,“造谤”之本,故与诸子书共焚之。《诗》、《书》早于儒家,是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儒家视为经典,也为他家尊奉。李斯是隆《礼》、《乐》而杀《诗》、《书》的荀子的学生,故建议焚孟子倡导的《诗》、《书》。焚书后,同样被儒家奉为经典的《礼 》、《乐》受到保护,并在社会公开流传。凡被始皇认为有“诽谤”罪者,不论何家皆坑,非专对儒生。秦始皇重用儒生,焚书后直至二世,儒生在朝廷仍可据儒典断事、议政,进行学术活动。从大儒叔孙通为秦博士,归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可见儒在秦之兴旺发 达。(《江海学刊》92年2期奚椿年文)汉初六十余年奉行黄老之术,实际上百家争做官学,有国者也在挑选官学。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董仲舒之被采纳的《举贤良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也只是建议不要采用儒学以外的百家为官方正统思想,并未禁止它们在社会自由流行。两千年中央集权专制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一贯不过如此。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者在殖民掠夺过程中,同时推行文化殖民主义。中国的西化派把现代化归结为西化,把西方的文化本位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糟粕奉为绝对真理而独尊之。
    
    中西文化主要区别之一是对待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根本规律——矛盾统一规律的态度相反。西方人认为事物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主要的;并且斗要斗到底:以战胜、取代或消灭对方为理想。所以奉行斗争哲学,发展为唯阶级、唯阶级斗争论。历史是强者的天下。近代以来,西方是强者,每每得胜而能逞其私,越发坚信其斗争哲学为真理。而中国人则认为,宇宙、社会和人是个和谐的整体,虽然承认事物间的对立和斗争是客观存在,但以矛盾双方相互促进,和谐均衡发展为理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载《正蒙·太和篇》) 所以,中国人奉行中庸之道“和为贵”(《学而》); 并且,要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的忠恕之道去做到这一点。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是基于中西文化的这种根本不同,所以西化派的“独尊”类似墨家的“尚同”,要绝对统一思想。“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 十九世纪中期西方文化分化出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派,并于一战后在俄国取得政权。于是二雄争霸,互为水火,都想独霸天下,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五四”前后中国的西化派也分裂为资本主义自由派和社会主义马列派。指导思想都是“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只是“化”的目标不同而已。二战后世界被人为地分成两大阵营:自由派要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马列派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相应的亚非拉陷入不断的内战。双方互为水火,不共戴天,其实都是西方文化的天下。西方两派皆以“救世主”的心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行推销,实际上又都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总理遗嘱》)亚非拉各国相应的两派在各自“导师”的支持下内战迭起,政权交替,国家在“独立”、“解放”的战争中形成的只是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而人民也就从兴高采烈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灾难,终于发现“亦运而已矣。”(不过是改朝换代)(《梁惠王下》) 希望在危机中产生。灾难播下了觉醒。被火与剑,血与肉激活了的民族,重新回到各自安身立命之本的民族文化。这就是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潮”。
    
    我们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又说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的世纪,是各个民族真正独立、完全自由,各种民族文化全面复兴,并“以我为主,综合创新”民族新文化的世纪。是全世界的所有的独立的民族,所有的创新了的民族新文化,共同以人道为主,综合创新人类大家庭和人类共同文化的人类世纪。我们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 是指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虽然已坠入“史无前例”的灾难的谷底,但长期以来民族文化和全球华人在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斗争中也聚集了民族振兴的空前的力量,和充分的条件,完全有可能像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大师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哲学不仅要“大放光彩”,而且要“独放异彩”,还要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但我们所谓中国哲学“独放异彩”,绝不像西方文化在过去“独放异彩”时那样,要取代甚至扼杀其他文化、学说和宗教,而是在“立达”精神的指引下,主动学习借鉴他种文化、学说和宗教的成果,无私地促进它们的发展,共同推进人类的进步。所谓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也不过是百花园里,“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和别的国家、民族争取二十一世纪成为自己的世纪的愿望和努力不仅不矛盾;而且只有这样,二十一世纪才能成为真正的多元文化的人类的世纪。只要二十一世纪成为人类的世纪,各种文化,各个民族的世纪自然也就实现了。这就是奉行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的华人文化观。人心要比天地宽。抛弃民族利己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宗教蒙昧主义,一个人间的“天堂”就在眼前。
    
    
    (四)
    
    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甲:杨老师,这一回您算说到我的病根了。我们从小受革命教育,警惕性特别高,处处提防,放眼望去,“洪洞县里没好人”,对谁都不相信。“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不这么说了,实际上都还在这么做。听您讲传统文化,讲儒学,讲孔教,讲宗教,别有天地。我也有点开窍了,好像回到了姥姥家。认识了民族和民族文化盛衰荣辱的历史,也就有了自信、自尊和自强的精神,看到了民族的和人类的前途。您关于宗教的阐述,消除了我多年的误解和困惑。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不仅有许多老大娘,而且还有许多大学生,研究生和高级知识分子皈依各种宗教的道理了。还想请您谈谈儒家的神道设教和宗教的区别。
    
    乙:这又是个大问题。要搞清儒家的神道设教和宗教的区别,首先要搞清包括儒学在内的,一般所谓文化、学说和宗教的区别。
    
    每个人,不管他是否意识到,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各种人生观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哲学。宗教的核心是哲学。
    
    在人性发展,社会进步处于初级阶段的古代,人们的知识和能力有限,人们能想象得出的思想观念,只有采取神话和感性化的形式,才能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这就是说,在古代,哲学被感性化和神话化了。各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这个阶段。宗教是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叫做天命观。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在神话体系内部和宗教外衣下面,科学、理性的成分逐渐增加,哲学意味越来越浓,这又是神话和宗教哲学化的过程。直到有的哲学体系从宗教内部脱颖而出。儒学就是第一个从宗教中脱颖而出的哲学体系。
    
    哲学和宗教的区别可概括如下:
    
    1、就宗旨而言
    
    宗教以神为本。从最早的神话,到创立宗教的先知,都把人置于神的保护、支配之下,虽不能说是人性的泯灭;但却是神性的确认。神(天或上帝)虽然特别重视,关怀并赐福于人类,佛教甚至说人人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但人总是处于祈求,被怜悯的卑贱者的地位。基督教在人的内心之外设——上帝,“原罪说”使人之自我成就变为被动行为。这显然都不符合人是社会宇宙的主体的实际。充其量只能说通过神性间接地表现人性。这就颠倒了人和神的关系。因为,“是人按着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上帝。”(费尔巴哈)而不是相反。本来,神本和人本这一字之差,不过是一念之隔。但这“一念之隔”却是宗教永远不能打破的。
    
    哲学以人为本。哲学就是人学。人生性平等。贫富贵贱是后天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 匹夫匹妇的人格和意志神圣不可侵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 孔子还明确指出“为仁由己。”(《颜渊》) 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大家都如此,就可以创造美好的社会。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荀子曰:“涂之人皆可以为禹。”(《荀子·性恶》) 比之“人人可以成佛”切实得多。
    
    哲学既然以人为本,为了实现人的本质和社会进步,前进的动力就不能依赖神的恩赐,而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儒学特别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自强不息。
    
    2、就思维方法而言
    
    宗教是形象思维。宗教的信仰是建立在无需证明,也不能证明的虔诚的信仰上。而哲学用的是理性思维。哲学信仰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这种认识不仅不能违背常识、公德和形式逻辑,还要有实际和理论的依据。而且要能证明,不能证伪。
    
    孔学就是如此。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为政》)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古代文献和传统观念主张“无徵不信。”(《中庸》) 汉代以来,形成一种严谨的学风。培根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
    
    3、就人生目的、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而言
    
    宗教徒虽然也追求现世的幸福,但他们为了赎“原罪”或前世的“业”,为了灵魂超度,和死后能进天堂或极乐世界,必须安于现实的苦难,以受苦为修行方式。
    
    哲学不信鬼神来世,不依赖上帝或神的赐福和保佑。要“自求多福”。(《诗·大雅·文王 》)每个人,不管能力大小,都可以在客观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发挥主观努力去创造幸福的生活,实现他的社会责任,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陆九渊说:“我就是不识一个字,也要堂堂正正做个人。”只要有这种人格自觉,通过日常生活,就可以实现理想人格。这就是《中庸》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或如禅宗所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平时在各自的岗位尽职尽责,关键时刻成仁取义。主客观条件具备,则成就为国为民的事功,达到“小我”和“大我”的统一。
    
    4、就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而言
    
    宗教幻想通过苦修、行善和普度众生,达到极乐的彼岸世界或天堂,或在来世得到幸福。儒学通过勤奋学习和辛勤劳动,必要时通过斗争,改革或革命不断改善自己的、仍至全民族、全人类的生存条件。力求充分占有人生,享受人生。以儒学为指导,就可以使理欲、义利、公私、天人各种关系都得到和谐均衡的发展:在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或者在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种既讲“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象》)——充分发挥和实现人的 向上性;又主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坤·象》)——彻底实现人的为公性,像大地母亲那样宽厚仁德,不仅能包容万物,而且为他们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源。这种顶天立地的人本文化,比之尊神抑人的神本文化,毕竟是人性发展上的一大进步。
    
    5、圣人是人,不是神
    
    圣人创立的学说是通过学习和实践,继往开来的渐进过程。先知的本领是通过修炼顿悟得来。圣人有缺点,也犯错误。可以批评。“过则无惮改”。神和先知是十全十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人平等待人,不强加于人,尊重别人的选择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宗教一般是排他的,所谓“不二法门”。或者,起码,只保佑本教的信徒。
    
    儒家的神道设教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对鬼神来世采取“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 的实事求是的存而不论的态度。“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并认为这是聪明正确的态度。“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但孔子又很重视祭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这看似矛盾,其实正是“神道设教”的真谛,藉古代祭祀的方式推行政治伦理教化的一种方法。“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是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从根本上说,是根据人们对先圣先王和祖先的怀念、感戴、学习、继承、发扬他们的精神、事业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人性发展本身的需要。所以,“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差);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对这段话,后世的有神论者歪曲为:天上有神,神有神道,圣人教人信神之赏善罚恶,则不敢越礼为奸,犯上作乱。近现代之无神论者则说,孔子和儒家曲解自然规律,证明神道之存在,以麻醉人民。都是无稽之谈。不仅无神论者范缜肯定神道设教之必要性:“圣人之教然也。”(《神灭论》) 就连反对《神灭论》的萧琛也说:“若乃春秋孝享,为之宗庙,则为圣人之神道设教,立礼防愚。”(《难神灭论》) 柳宗元不信神道,但也认为祭祀、占卜可作教化百姓的手段:“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非国语·祀》) 儒家的正统观点认为神道设教,是取法天道的神妙变化而对百姓进行教化。“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而四时之节气见矣。…… 圣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观设教而天下服矣。”(孔颖达《疏》) 实际上是旧瓶装 新酒,形式依旧,而内容全新。以神妙变化的自然的天道取代天、帝、鬼、神;以对先圣先王和祖先的崇敬怀念取代对各种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如果把贬义改为褒义,正好用现代的一句政治术语:“打着红旗反红旗”——用神道祭祀的形式反对神学迷信,进行社会政治伦常教育,把人们从天道观的神殿中引领到人本主义的现实人生。请看先秦儒家是如何这样做的。《易·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系辞上》的解释是:“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人必自助,而后天助、人助。所谓自助,就是想的、做的顺乎社会、宇宙的规律,对人诚信,向贤人学习。如此,则天助、人助、所以吉无不利。
    
    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规律是什么?《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天佑之,吉无不利。”既然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规律是变化,人就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揭示宇宙社会人生规律,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规律:创造条件促其向好处变化,避免向坏处变化;或者准备条件,胸有成竹地坐以待变。所以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完整地体现了人之向上和为公的本质属性。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儒学的精神。这也就是中国人的气质。古人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三年》前551年) 后人说:天佑善人,天道酬勤,都是叫人不断去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实现人性的发展。
    
    这样,既源于宗教,又超越了宗教,高于宗教。既不假托、依赖于看不见、摸不着、只可在想象或意念中设想其存在、而又无从证明的天、帝、鬼神,从而避免了宗教 神学迷信的弊端;又把前人信仰的天、帝稳妥地转换为宇宙、社会的客观规律;并和人的认识、运用规律的能力,和自身的道德修养联在一起。所以陈先生在指出“伦理之教,孔教之骨髓也”之后,又说,“然经传之中,亦非无指神道以为教者,《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此其尤彰明较著者也。”南公怀瑾先生也说,释迦牟尼佛不讲迷信,主张人自助。“宗教哲学,我最佩服释迦牟尼佛,他是不讲迷信的。拜佛,佛就保佑你,那不是佛。佛真正的教义跟孔子一样,一切在于你。能够作主宰的是你自己,是你自身的业力,没有任何教主可以做你的主宰。”(《易经系传别讲》333页)
    
    神道设教不是神道。神道设教是进行伦理教化的方式方法。中国自古就认为天(公)地(母)创造万物和人。天有意志,祖先有灵。但自孔子在对天命观反思的基础上创立的人道主义儒学,人们对天命的信仰分为两支:“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荀子·天论》)
    
    儒学的天命观:“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 天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必然性。孔子把知天命、敬畏天命当作君子的基本条件:“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 但孔子绝非消极的宿命论者。天命是可知的:“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宇宙、社会的本来面目和人的本质,以及他们的规律——天道和人道,此之谓“天命之谓性”。认识了规律就可以遵循规律而积极有为,使自己的行为和规律契合,使天命和人为达到高度统一,从而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感找到牢固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方法。“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 孔子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就是天命(天道和人道)的体现者和实践者。所以钱穆先生晚年悟道,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即天命和人生的合一。孔子是以常人而自觉体现天命的第一人。“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就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钱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1991年版)
    
    宗教虽然也主张和邪恶作斗争,并且除恶务尽;但主要地却要求信徒通过宽容、忍让、苦行去赎“原罪”和前世的“业”,修个人的来世的福。虽然旨在追求个人的幸福,并且是永恒的幸福;但却把现世的人生搞得很苦、很累。这种将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以牺牲现世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为代价,去追求虚无空幻的且不可知的来世的幸福,违背人之不断改善其生存条件的本质属性。当然,这也只是“门外汉”——非教徒的看法,故作多情的瞎操心。对虔诚的教徒来就,他可能不以为苦,或以苦为乐,或苦中有乐。更何况,教团和教众也适应市场经济,关注现世生活,并互相帮助。当此岸如此的不尽如人意,甚至尽不如人意时,人们能在想象中有个彼岸世界,多保留一点人的本性,少一点此岸的异化,冲淡一些现世的悲苦,这既不妨害他人,更不妨害社会,有什么不好。从积极方面说,这还有利于人们存蓄一些精力,保留一点信心去改变现实,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或者起码可以满怀信心和希望地蔑视那不尽如人意,甚至尽不如人意,又不许批评的现实。所以,历史上许多独裁者既想利用宗教,又很害怕宗教。
    
    遵守道德规范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被迫的。不论是法制、舆论或宗教的奖善惩恶,都有强制向善的因素,使有些人心情压抑。法制往往不能令人心悦诚服。道德可以是通过修己而达自觉,亦可能是迫于舆论、良心的谴责而勉力为之,同样感到压抑。上述各种情况,都不如对一种文化,学说,特别是对孔子的神道设教的儒学,即孔教的信仰那样坚定而又愉快自觉地去遵守行为规范。因为它既主张充分实现人的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尽力去追求幸福的生活,又启迪人们自觉地“克己复礼”、“修己以敬。…… 以安人,……以安百姓”和“慎独”(《荀子·不苟》)。所以说,它较好地解决了人的向上性(动物性、个性)和为公性(社会性、共性)的矛盾。它不是压抑人性,或强人所难或故意做作。辜鸿铭先生说:“宗教拯救了人的心却忽略了人的脑;哲学满足了人的头脑的需要但又忽视了人心灵的渴望。”(《中国人的精神》40页) 每个民族,既需宗教,又离不开哲学。“欧洲有满足心灵而非头脑的宗教,又有满足头脑而非心灵的哲学。”(同上,250页) 中国人幸运的是,神道设教的孔教既满足心灵,又满足头脑: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中国人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我认为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同上,41 页) 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道格拉斯也说:“中国人完全服从于一个人的格言。中国人所受到的孔子之教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本性。……孔子所阐述的那些简明易懂的道德规范,已全然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同上,40页。)
    
    但是,不仅广大民众富于幻想和想像力,却缺乏思维的耐心和能力,对赤裸裸的抽象枯燥的概念、范畴、观念、命题的哲学理论不感兴趣;就是各种专家、学者,包括哲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也大多对此不感兴趣,或没有精力求其甚解。为了使广大民众便于理解和接受,明智的和负责任的哲学家又不得不再将哲学感性化、神话化,刻意制造“理性的神话”。把神秘的明智寓于健全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之中。孔子“神道设教”就是这样把儒家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的丰富内容,和宗教简捷地、一步到位地落实终级关怀的妙用成功地结合起来了。这就使儒学在不失其为科学的人道主义学说体系的前提下,既适应了民众的宗教感情,又把民众从神学迷信的宗教信仰中引领出来,直接进入溶小我于大我,溶社会人生于自然宇宙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和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溶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这一点与其它几个要素的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较为罕见的。”?????T{????蘆,l靮(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21页) 这就不仅为领略了儒学真谛,超越了宗教意识的那部分知识阶层的中国人,提供了理性的、社会伦理上的终极关怀;而且为那些有宗教意识,宗教感情的广大民众也提供了充满亲情的终极关怀;甚至为信仰各种宗教的中国人也提供了与他的宗教信仰并不矛盾,起码可以补充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缺憾,为他提供了双重的终极关怀。比如佛教、耶教都不主张孝道,但中国,不管是兼宗儒释、儒耶的文化人,还是一般民众,在皈依佛、耶的同时,保留中国的孝道并不感到为难。只要念头一转,就把古圣先贤和 祖先亲人送进了彼岸或天堂,在那里大家重新聚在一起。虽不必像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约的那样,“你做女来我做男”地再做夫妻,但都还是炎黄子孙,都还是那颗中国心。这是看得见,摸得着,无需证明的。不仅点点滴滴在心头,而且砸断骨头还连着筋。所以说,只有神道设教的孔教,才是广大华人心目中的孔孟荀之道。如果没有神道设教,只有儒家的哲学,儒家思想不可能被普通民众接受,不可能深入人心,更不可能满足人们的自古以来的宗教感情,成功地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角色。所以说,儒学不仅是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生活方式。知识阶层的人更多地从理论上、学术上认同它,遵奉它,称之为儒学;而广大民众则更多地从实践上,从感情上认同它,奉行它,称之为儒教。实际上,一而二,二而一。儒学即儒教,儒教即儒学,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复兴儒教是全面复兴儒学的一种途径,一个方面。
    
    聪明的利玛窦(1552——1610)比我们的“君子儒”和以后的“西化派”都高明、深刻多了,他初到中国传教就剃须剃发,打扮成“西僧”。但经过十余年(1582——1594)对中国文化的深入学习,钻研儒学经典,认识到儒学是以天道和人道为基础的哲学,不信鬼神,没有偶像崇拜,祭祖不过是对祖先的怀念,所以,儒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耶教不可能否定或取代孔孟荀之道的圣经贤传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而只能提出一些补充而已。于是,他又蓄须留发,易僧服为儒服,改称“西儒”。他主张把孔孟荀之道,特别是孝道同天主教教义相融合,认为中国古书上的“天”、“上帝”即西方的“天主”,所以信仰上帝和崇拜孔子并不矛盾。可惜他的建议未被罗马教廷接受,否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必另有一番景象。
    
    孔教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它继承、发扬了传统文化的“三不朽”,以取代宗教的灵魂不死,又通过礼乐祭祀把宗教的神学迷信转化为“神道设教”的人文教化,这就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终极关怀,而且把人的向上性(个性)和为公性(社会性)完整而又完美地体现出来,使“士君子”和“匹夫匹妇”都满意。所以陈公说,孔教是一特别宗教,不应“划孔教于宗教之外。”
    
    前面说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宗教也在不断改革,逐步消除其中的迷信成分,更重视现世的实际问题,不仅在异化的社会给被扭曲的心灵以抚慰,而且成功地扮演着伦理教化的角色。诚如甘地所说:“宗教的本质就是道德。”(《甘地自传》9页) 真正的宗教都有完整的行为规范的教育系统。即使到了人性充分实现,社会和谐均衡发展的大同世界,宗教仍将是相当一部分人精神和心灵的一片净土。那时,宗教的神秘色彩和迷信成份早已和愚昧、落后无关,而被赋予怀古情趣而具有历史和文化意蕴,成为一种陶冶情操的高洁幽静的方式而倍受珍视。宗教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公园,而且是精神食粮。宗教活动将变成全民节日,成为人们文化娱乐、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今天的春节、端午节一样。还一定会保持原来的宗教神学的神秘色彩和风貌,否则就没有意思。并且和现在一样,这部分人中,不仅有广大民众,还有科学家,——既有自然科学家,也有人文学者;甚至可以肯定,和古代一样,还有孔孟荀之徒。总之,上帝没有死,孔子还活着。
    
    甲:“精神不朽”和“灵魂不死”到底有何区别?
    
    乙:简单地说:“精神不朽”是人道主义学说的伦理范畴的命题;“灵魂不死”则是宗教信仰范畴的命题。前面说过,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天生的欲望之一。这不仅是学者、专家才关注的问题,普通民众更关心这些问题。超乎现世的问题不外两方面;一是宇宙、社会、特别是人从哪里来的,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从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外国的各种创世说,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永远扯不清的争论。二是宇宙、社会,特别是人类最终到何处去?世界有无末日,特别是人死灵魂是否不死?前一类问题就是哲学所谓宇宙本源论、宇宙本体论。这是要由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回答的。人们最关切的还是后一类问题。特别是人死后灵魂安顿的问题,也就是人生意义的究竟,所以又叫做人的终极关怀。这是自古以来对人类最具魅力、万古长青的问题。人生苦短。当人们意识到个人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就想征服,超越这种局限,追求生命的永恒。哲学和宗教为解决个体生命的时空局限和生命永恒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精神不朽”和“灵魂不死”的区别,不仅是儒学和宗教的区别,而且是中外文化的区别:不仅和西方文化不同,而且和东方的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不同。这也是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具有宗教功能,能扮演准宗教角色的根本原因。“灵魂不死”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向上性,而忽略了人的为公性:“各人管自己,上帝管大家。”而儒学既考虑到人的向上性,又考虑了人的为公性。
    
    中外文化的个体观不同。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关注的重点是个人的幸福,而其终极关怀是死亡。西方心理学家认为,个人下意识(本能)中最关怀和害怕的是死亡。对死亡的恐惧深深地支配着西方人的心灵。逃避死亡或征服死亡成为西方文化、西人心理的核心问题,成为他们的终极关怀。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揭示的,死的神秘是宗教的基础之一。死和生一样,是大自然的一个奥秘。在人生旅途中,死是最后一个环节,谁也无法逃脱这个环节。然而这个环节似乎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死生有命。”(《颜渊》)“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这“命”是什么?“黄泉”又在哪里?是无常?是无奈?难道真有一种在冥冥之中安排着一切、操纵着一切、摆布着一切的神秘力量?如果人类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明确的答复,当人们不能把死神的缰绳牵在自己手里,宗教的说明即使未必是最好的,起码也是最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的。耶教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人生的目的即个人得到救赎,达到可以永生的天国。既不为前辈的行为负责,也不必为子孙操心。宗教以精神生活为主,只追求个人解脱,追求生命的永恒,超越生命的时空的局限和个体局限。宗教之不死重在灵魂。灵魂与肉体分离,肉体死亡,灵魂到另一世界(彼岸、天堂)去延伸生命。这既与科学冲突,又和现实不合,还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西方文化,基督教、天主教,《旧约》、《新约》里头,伊教兰教的经典里头,乃至佛教的经典里头也一样,一切宗教只讲有关死的事,都鼓励大家不要怕死。”“一切宗教都是站在死的一头看人生,所以看人生都是悲观的,看世界也是悲惨的。只有我们《易经》的文化,看人生是乐观的,永远站在天亮那边看。你说今天太阳下山了,他看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过十二个钟头,太阳又从东边上来了。这种生生不已,永远在成长、成长、成长。……这种‘生生之谓易’是中国文化特殊的哲学观点,全世界文化都没有这种观点。”(《易经系传别讲》98页) 中国人并不特别把死放在心上。而是努力于造福社会。“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 把得道行仁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同上)“志士仁人,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卫灵公》) 这正是孔子一生无所畏惧,不屈不挠,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理。各种高级宗教皆以“灵魂不死”作为人生终极价值,或最后追求。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最高的人生理想。佛、耶、回教的灵魂不死,可到天国、彼岸、来世。信徒皆以“不死”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和动力。只有道教是得道成仙、肉体羽化飞升成为真人。
    
    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就不相信灵魂不死,却主张在有限的人生做出可融入无限的族类,社会和宇宙“大我”之中的不朽业绩,泽惠后世,这样,他的精神也就和“大我”一起不朽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纪元前549年,孔子三岁。) 就有关于“不朽”的讨论。晋国范宣子问来访的鲁国大夫叔孙豹:“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接着他就说他家从舜以上世代高官厚禄,直到他现在在晋执政为正卿,可谓不朽吧?穆子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国语·晋语八》亦记此事。“古人有言曰”,说明早在他们很久以前,中国文化就以“三不朽”作为人生的理想了。孔子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又有所发展。从《论语》孔子对人物的品评中,可以看出,他把立功——广济博施,安百姓,成就“尧舜其犹病诸”的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提到了首位,而把修身——立德,作为做人和从政的必要条件。这就给不朽提供了更深厚的社会物质基础。这种泽惠后代甚至万世、人类的事功和人格的成就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努力达到的。这种成就的标准和极限还是人性本身:就看他人性实现的程度。由于客观条件基本具备,和主观的努力,可以达到人性的充分实现,即个体的“小我”与民族、人类、宇宙的“大我”统一的“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者,就是圣人。在历史上达到这个境界的人不多,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者则是孔子。孔子一生虽“道之不行”(《微子》),仍被中华民族奉为至圣先师。所以,在评价人物时,不能以(事功的)成败论英雄。孔子继往开来,开创了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新纪元、新类型。包括皈依各种宗教,和加入外国籍的所有所炎黄子孙,都认为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特别是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人们依然按着他揭示的人道主义规律前进,依然遵照他制定的伦常规范在做人。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是孔夫子的学生,只要努力,就有可能接近和达到这个人生的理想境界。像我们这些匹夫匹妇,凡夫俗子,虽然未必有立功、立言的际遇和条件,但在立德上却照样可以大有作为。只要有这种做人的自觉:平时堂堂正正地做人,关键时刻不失为一个有责匹夫,也就完全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可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了。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 但宗教却很难做到,或者不得不以牺牲现实人生以求实现到死还不能证实的理想人生;而儒家竟通过伦常教化、通过日常人生,通过神道设教,自自然然地做到了。儒家的理想合于常理,近乎人情,符合人性之本真,深刻而全面,明白而坦诚。“人之生也直。”(《雍也》)“直”就是本色,既不故弄玄虚,也不强人所难。孔子不反对富贵和名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只是以义御利,以道求富求名,有为有守而已。所以说,儒学不是不能提供终极关怀,而是提供了迄今为止可能是最好的终极关怀。所以刘述先先生说:“把终极关切托付给‘仁心’和‘生生不已’的精神,则现实的遭遇不论多杯,也不会做败德的事,在超自然的神话戳破之后,儒家理想是唯一健康的信仰。”(《儒家哲学的现代意义》)
    
    有人认为儒学重视群体,忽视个体。这是不了解儒学的人的误解。在人类历史上,孔子第一个发现个体“人”,揭示出人人平等的科学根据——“性相近”。倡言普通人的人格和意志神圣不可侵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也还是孔子第一个高喊出:奴隶也是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孟子进一步说:“行一不义,杀不一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 怎么说儒家不重视个体的价值呢? 儒家个体、群众并重,以二者和谐均衡发展为目标。但是,人的向上性和为公性,个体和整体的矛盾是客观存在。虽然在一般情况下,矛盾可用忠恕中庸之道解决,但有时矛盾很难协调。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整体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也是维护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的最好的办法。正是基于这种全面、深刻的人道主义考虑,中国的人文精神,儒家的传统观念不反对为我,只反对唯我,反对把个人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虽然不反对,但不赞赏,也不提倡以个人幸福为目的和终极关怀的人生观,包括灵魂不死,长生不老。所以道家和道教,及其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总是受其本身的这种价值观的局限,而不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与儒学分庭抗礼。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把宇宙、社会和人看作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中国先民认为,天公地母创造了自然的万物和人。把个人融于群体、社会和宇宙之中,把有限的“小我”融入无限的“大我”之中,从而和“大我”一起永远发展下去。这就是天人合一最高境界。所以中国人不怕个人肉体的死亡,认为这是个人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的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然无能为力,又对鬼神来世说不清,明智的态度是存而不论,泰然处之;而对人生的价值却十分重视。人生的价值只能在人世间去追求。这也是儒学的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个人观。儒家认为个人不只是家庭,而且是民族绵延不断的过程中的承前启后的一个环节,要瞻养老人,哺育后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上》) 就是最怕这个传承在自己身上断了香火。进一步还应光宗耀祖,不仅不能做“孙卖爷田不心痛”的败家子,还要为子孙创业,泽及后代;更要泽惠桑梓,造福社会,力求把个人有限的生命的价值融入绵延不断的家庭、特别是永恒的民族之中,从而达到和家族、民族一样永生,一样不朽。道家认为其人死其道存,“死而不亡者寿。”(《老子·三十三章》) 但老子的人生理想是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与自然同体而不朽,也还是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孔子说:“仁者寿”。(《雍也》) 有仁德的人,不仅德高年永,而且“永远活在人的心中”。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和陈焕章先生同时的辜鸿铭先生关于“族类不朽”的论述很深刻。只是辜先生维护君主制,所以只要将他所谓“皇帝”、“皇权”改为“国家”、“民族”,就是高明之论了。我一向认为,这位兼得中西文化精魂的奇才的怪论,不过是对西方的大人先生们歪曲、利用西方文化谋私利,特别是对中国的窃国的新旧军阀和大愚若智,缘木求鱼的半瓶醋的西化派的倒行逆施的悲愤的抗议和卑夷的嘲弄,偏要把传统文化的糟粕奉为神奇,而演出的一出“牛鬼蛇神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的笑剧。不过,把君主凌驾于王朝(政府)之上,把王朝凌驾在国家之上,把国家凌驾在人民之上,这是先秦以来的“民贵君轻”的传统的倒退,于今为盛,非独辜氏为然。他说:“在中华帝国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目中,皇帝(即祖国或民族——引者加,下同)被赋予了绝对的、超自然和全能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对绝对的、超自然的、全能的皇权(即祖国或民族)信仰,给予了中国人民一种安全感,就像其他国家的大众从信奉上帝而得到的安全感一样。对绝对的、超自然的、全能的皇权的信仰,也使得中国人民形成了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思想。这种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认识,又使人们体会到社会发展无限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并由此最终使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族类的不朽。……进一步说,正如孔子所传授的忠诚之道,使人们在国家方面感受到民族的永生;同样,儒教所宣传的祖先崇拜,又使人们在家庭中体认到族类的不朽。事实上,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其说是建立在对来世的信仰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族类不朽的信仰之上。当一个中国人临死的时候,他并不是靠相信还有来生得到安慰,而是相信他的子子孙孙都将记住他,思念他、热爱他,直到永远。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死亡就仿佛是将要开始的一次极漫长的旅行,在幽冥之中或许还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因此,儒教中祖先崇拜和忠诚之道,使中国人民在活着的时候得到了生存的永恒感,而当他们面临死亡时,又由此得到了慰藉。在其他国家中,这种对大众的慰藉则是来自信仰来世的宗教。”(《中国人的精神》58页)
    
    甲:“精神不朽”和“灵魂不死”到底哪一种更好?
    
    乙: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必要。我早就说过,各种文化、学说和宗教,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也不应该去分伯仲。只有妄想在全世界推行一种文化、学说或宗教的思想是最坏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类的祖先从不同的始发地走向共同的人生,路漫漫,难不断,族类永远,生命短暂,只要能勇往直前,都功德无量。回顾历史,弥足珍惜。但又毋庸言,在人类历史上,确有不少一度辉煌的民族和文化中绝了。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瞻望未来,切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一定要按规律办事。所以孔子说:“述而不作。”(《述而》) 孟子说:“天下之言性也(宇宙人生的本性),则故(尊循其固有的规律)而已矣。故者以利(顺)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自作聪明地穿凿附会)。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也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离娄下》)
    
    自从人类作为一族类诞生以来,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主题。一切伟大的文化、学说和宗教,或者说先圣、先哲、先知,都围绕着如何探索、阐释和促进这个主题提出自己的学说。儒学和宗教都以人性之摪當为基础,为出发点看待社会人生。同一个问题,因立场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好比西湖公园里的罗汉,左看像哭,右看似笑,从当中看,一脸祥和,既没哭,也没笑。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那个主题,还是那个人性。儒学讲“仁爱”,佛家说“慈悲”,基督教谓之“博爱”。但对爱的理解却大不同。不同的根源有二:一是“爱”的范围不同;二是对情、欲的态度不同。佛教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所以,它所“普渡”的“众生”,是“一切有情”,不仅敌人和十恶不赦、善根灭绝的恶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且,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皆可修成正果。这才有“以身饲虎”这种不合人情的举动。基督教的“爱”,“博”的范围就窄得多,只限于人;但却不分是非善恶和敌我,所以才有人家打左脸,再把右脸伸过去让他打这样的事。耶稣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章35 - 37)比之墨家“兼爱”还广泛得多。但基督教却又认为,只有一个基督,一般人只能做基督徒。并且,只有通过教皇等圣徒的启示、点化才能悟道。而当以教皇为首的教阶体制异化为信徒的压迫者,信徒只是在政权的压迫之外又增加了教权的压迫而已。这势必引起信徒的反抗。路德新教认为,信徒凭着“信”就可直通上帝,毋需以教皇为首的教阶体制作中介。
    
    宗教的爱是超人伦的。这种超人伦的爱追求的理想境界,要靠吃苦、忍让、受难,压抑、扼杀自己的情欲,甚至生命,才能在来世实现。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就要靠基于对宗教的敬畏,和求福免灾的信仰。要靠外力来督导和支撑。所以说宗教“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
    
    同是人性之爱,不同的宗教就这么不同。到底哪种对呢?都认为自己的对,并视对方为异教、异教徒。这就是宗教的排他性。世界上有兼宗儒释、儒道、儒耶的,而没有兼宗两种宗教的。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是一个整体,并且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核心。中国古代神话说,盘古开天辟地,或者说天公地母创造宇宙万物,都是供人享用的;但必须爱惜,不许浪费。暴殄天物,必受天罚。“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 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微子》) 儒家的“仁爱”发源于人的血缘亲情关系:“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说:“亲亲,仁也。”(《告子下》) 在肯定人伦关系的基础上推己及人,立人达人。但又公开主张“爱有差等”:“泛爱众,而亲仁。” (《学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并且,善恶是非,爱憎分明,反对“以德报怨”的观点:“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宪问》) 避免了善恶不分的泛爱。儒家肯定人的情欲:“食、色性也。”(《告子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所以,人性的实现并非对天赋的情欲的压抑和拒斥,而是以理导欲,以义御利。富贵与贫贱,吉凶与祸福的得去皆以道为准绳。只反对纵欲、贪得。所以儒家最重修身,要“克己复礼”,使情欲“发而中节”;并以人性的充分实现,直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理想境界。
    
    儒学是在揭示人的本性、社会实际及其规律的过程中创立的,符合人道和天道,是基于理性的信仰。所以,人性的实现,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和道德实践去认识、体悟。这是人的本性的理性自我觉醒的过程,是本性心智自明自了,自我显发的过程。“我欲仁斯仁至矣。”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想境界。所以孟子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按着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本身的规律行事,而不是把这种规律当作工具或手段强制推行和利用。)(《离娄下》) 孟子批评杨朱和墨子:“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滕文公下》) 是说这种超人伦的,片面强调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向上性或为公性之一端,而否定、扼杀另一端,破坏了二者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导致人性失衡,又退回到禽兽不分的动物状态。
    
    
    (五)
    
    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甲:原来先辈早就认识到只有复兴孔子学说才能振兴中华,并一直为之奋斗,过去救亡图存的事业所以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的根本原因是“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这可真是“抛弃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王阳明) 拿着金碗讨了一百多年的饭。
    
    当前大陆学界也有少数人把孔子学说,甚至把整个儒学视为宗教,称之为儒教;而大部分人认为儒学,特别是孔子学说只是人文主义学说。我们复兴孔子学说,是否应该把孔子学说,乃至整个儒学视为孔教呢?
    
    乙:在讨论之前,先澄清一个问题。你所谓大陆学界有人视儒学为儒教者,但他们是把儒学混同于一般的宗教,也有教义、教主、教规、教堂、祭仪等宗教因素。他们所说的儒教、孔教之“教”,即宗教之“教”。他们对儒学取否定之态度。和我们“孔教论”的孔教毫无共同之处。“儒教”派认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成了不断把“三纲五常”神化为绝对真理(“道”或“理”)的宗教——儒教,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儒教具有一般宗教的所有特性,也有教义(三纲五常)、教主(孔子)、教皇(皇帝兼任)、经典(“五经”、“四书”)、教堂(各级学校)和仪规(内省修炼的方法和“奉天法祖”的祭祀活动)。汉以来是政教合一的专制社会。“儒教派”意在贬低孔子,贬低儒学,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学是儒教的思想基础,儒教的建立标志着儒学的死亡。而先秦儒学也不过是奴隶社会保守的唯心主义学派。他们的目的是既否定儒学又否定宗教,而独尊其道。通过把儒学归结为宗教而彻底否定儒学。其立论的前提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恩选集》一卷二页)
    
    好,现在言归正传。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只有包含神道设教的儒学,即只有陈焕章先生所揭示的孔教才是原本孔子思想。我们这个思想不怕批评,欢迎批评。事关文化兴衰,民族存亡和人类未来,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见仁见智,各执一偏;更不能凭主观好恶或枉道从势;也不要以西方文化的模式和思维方式比附中国文化。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还孔子思想和整个儒学的本来面目,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咱们首先来看一孔子思想和整个儒学的本来面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一般从炎帝神农氏和黄帝算起,称之为炎黄文化或华夏文化。它和人类的其他民族和文化一样,经历了神话、神学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漫长时期。殷周之际,大约三千年前,先民总结殷周兴亡的教训,开始从整体上反思天命观的宗教思想,认识到民心向背是国家盛衰存亡的关键,卜筮文化向史官文化过渡,为中国文化奠定了民本主义的新方向。西周末年,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先民对天命观的宗教思想从整体上进行第二次反思。孔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个体人,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完成了从神本经民本到人本的转化,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人道主义的新方向,开始塑造中华民族为非宗教型的民族的过程。
    
    儒学是在炎黄文化不断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创立的,它继承并发扬了炎黄文化兼容并蓄,心胸开放,视野辽阔的特性,尔后又在综合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不断创新。它出于宗教又超越了宗教的神学迷信;高于宗教,又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把宗教的人道主义的根本精神引向现实人生。虽然遭到墨家的反对,但宗教色彩很浓的墨家和阴阳家都衰微了,而它却独放异彩两千余年。近代以来,虽历尽内叛外患,但归根到底,还是儒学培育的这点民族精神,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维系着、鼓舞着中华民族去殊死奋斗,不仅免于被殖民地化,而且蹶而复振,正在走向世界。
    
    汉儒吸取先秦儒家曲高和寡,不能得王行道的教训,适应中央集权专制政权的需要,枉道从势,舍“大同”而贬“小康”,把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人类级、历史级的人道主义体系的儒学,削足适履地修改为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把儒学扭曲为一个神学目的论体系,把人本主义的儒学贬抑为君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学说。“墨黜百家,独尊儒术”,直接违背了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的根本规律,也悖离了儒家兼容并蓄,一致百虑的一贯精神。这是对先秦“百家争鸣”的反动。犹如数学上的负负得正一样,被异化的儒学偏偏适应异化了的社会。
    
    董仲舒“屈民以伸君”的思想受到汉武帝的青睐;但他为了维护专制制度的长远利益,想用“天”来约束君的“屈君以伸天”的思想,却引起汉武帝的反感。当董仲舒想利用高祖庙火灾谏言君过时,差一点被汉武帝杀了。所以历来的汉武帝们实际推行的是官儒。即不受任何约束的君权至上的君主独裁。
    
    汉儒、官儒既然打孔子和儒学的招牌,就不得不若即若离地以先秦儒学为中轴线而摆动前进,直到一九零一年废除科举,四书五经一直被视为经典,是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所以归根到底仍不失其为儒学。
    
    这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现象:后儒、官儒是从先秦儒学衍生出来的,又违背了先秦儒学的根本精神。它们虽然违背了先秦儒学的根本精神,又以先秦儒学为中轴线摆动前进,而不失其为儒学。先秦儒学已经超越了宗教,成为高于宗教的人道主义体系;董仲舒又把儒学退化为神学目的论,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被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奉为官方正统思想的是汉儒和官儒;但由于先秦儒学无可争辩的真理性,汉儒、官儒都打孔孟荀和儒学的招牌,确立孔子的圣人地位,尊孔读经,以儒家经典为官方正统思想的理论依据,使孔子和儒家经典具有绝对权威,起码在理论上高于汉儒、官儒。所以,在两千年的专制社会,孔子和先秦儒学也一直起官方正统思想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孔孟荀之道和儒家经典广泛流传;也迫使后儒、官儒只能围绕着先秦儒学这个中轴线而上下摆动前进;这有效地阻止了汉儒向神本倒退,把它限定在神道设教的范围内,使儒学始终没有蜕变为完全的宗教。这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绝的民族和文化的根本原因。
    
    前面说过,儒学先天具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即使处于被“独尊”的地位,也只是被当作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官学的主要学习内容,并未禁止其他学派在民间的传播和流行。甚至儒家也以兼治他说为渊博。“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就是要求儒者博通经史子集,对先秦的九流十家和以前的典籍要了若指掌,绝不像现代的“独尊”那么绝对地否定、禁绝一切异己思想。虽然从整体上说,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中华文化成为非宗教文化,中华民族是非宗教民族;但天命观的宗教思想仍然广泛流行,宗教神学思想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将儒学宗教化的过程。东汉以来,佛教传入,道教产生,以后又有景教、伊斯兰教、耶教、相继传入,并得以扎根发展。只要不沦为政治工具,都作为一种信仰受到礼遇。不论是同质文化,还是异质文化的交流,冲突和融合都能在学术自由、信仰自由的氛围中进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当它处于优势地位时,还能以如此开放、广阔的胸襟对待处于劣势的中外文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能成为唯一没有中绝的民族和文化,岂偶然哉!这为国人的信仰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广阔天地,也为人类未来的文化,提供了不同于近现代靠实力推行某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各种西方文化的发展模式。这也说明,儒学对自己的合理性的自信。正因为如此,道家、佛教、道教都不能动摇儒家在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它们都被儒学吸收,成为儒学发展的养料。佛教只能在这种格局中实行中国化的前提下才能生存和发展。西方文化和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先进的西方文化为后盾的耶教传入中国,也不可能改变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中华民族的非宗教性质。
    
    但即使如此,“独尊”毕竟直接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以我(传统文化)为主综合创新”的根本规律,它的危害是严重而深远的。首先,它使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人道主义的学说沦为维护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和专制王朝的意识形态,把统治阶级的特殊观念伪装成普遍观念。生动活泼的孔孟荀之道变成了士君子进入宦途的工具的经学。按专制统治的需要解经,使儒学退化为朝野卑夷的谶纬神学,成为伪儒,丧失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造成儒学危机,使统一的国家陷于分裂达四百年。其次,以前的士君子“从道不从君”,保持其“以天子为己任,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滕文公下》)现在则皓首穷经,“枉道而事人”(《微子》),以“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职志,士君子都变成了在位的或后备的御用文人,其独立人格、忧患意识、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士无恒产,恒志难守,又退回到“皮之不存,毛将焉傅”(《左传·僖公·十四年》前646年)的水准。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败坏了儒家的名声。当然,能直接从孔孟荀之道吸取其人道精神,平时虽“降志辱身”而参政,但“言中伦,行中虑”,(《微子》) 关键时刻不惜成仁取义,敢于“去之”、“犯之”,甚至“诛一夫”者,虽不多,但却是中华文化的道统,中华民族脊梁。
    
    儒学虽因被“独尊”而陷入危机,但专制制度正处于上升阶段,儒学仍是其理想的意识形态。汉初本重黄老,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道家思想虽失去正统主导思想的地位,但仍在民间广泛发展。随着儒学的没落,道家思想倍受学界青睐,在民间则衍化出道教。知识阶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作为清议、清谈,褒贬时政,臧否人物的依据,积极参与救危扶困。儒道互融互补,进而挽救名教:以道家的自然论证名教的合理和永恒。王弼说:“名教本于自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长期被压抑的人的主体意识在道家思想的激发下普遍觉醒,形成一次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专制制度发展到隋唐高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人谓玄学是道家,其实是儒道融汇,以道证儒,仍以儒为主,是儒学的新形态。通常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以道家为辅,儒道互补,即完成于魏晋时期。中国文化形成以儒学为主,儒道互补的新形态,除了使儒学摆脱因独尊和神化造成的危机,形成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第二次文化高潮,促进了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外,还有个伟大的意义:为迎接几乎是同一层次的异质文化的佛教的挑战做好了思想准备。面对佛教的挑战,它不仅保持了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而且融汇改造了佛教,使佛教中国化,创立了中国佛教;而不是相反:中国文化被佛教化。
    
    魏晋南北朝,佛道二教盛行,与儒学并称“三教”。唐代虽说三教并重,实际上仍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唐太宗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 儒、释、道都想以自己为主,综合其他二者而创新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这个三教融汇的过程,最后还是以儒学为主,综合佛、道而创新,至宋代形成为道学(理学和心学),儒学仍然保持和巩固了它的主体地位。
    
    儒家的神道设教,虽然在内容上已清除了神学迷信的成分,代之以人本主义的伦常教育;不再祭祀人格化的天帝和鬼神,而代之以象征宇宙、自然、社会规律和力量的天、地,造福国家民族、天下苍生的圣君明主、古圣先贤,和生身的祖先亲人;但在形式上不仅继承了古代祭祀的许多仪节,还综合了佛、道不少宗教成分和色彩。佛、道生死观不同于儒家,也都被请来参与儒家的丧葬祭祀活动。孝子顺孙的丧葬礼仪,同时又是佛事、道场的舞台。各有自己的信念,各唱各的调,和谐融洽,生死两安。这就是中国文化,这就是孔教。古今中外还有哪种文化,哪种宗教,有这种品味,有这种气度!
    
    在三教融汇的基础上,儒学在宋代逐渐形成儒教体系。它以伦理纲常为中心,借鉴佛道思想和修养方法,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使宗教伦理化,将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传统美德宗教化,普及到每个家庭,家有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天地君亲已如上述,不必再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师。师是从至圣先师孔子到村塾的老师的整个文化教育系统的概括,是中国文化的尊师重道优良传统的体现。小孩入学拜师,春节后开学第一天,照例由村长或校董主持,向孔孟像和老师行跪拜礼。孔庙不仅是祭孔和尊师的场所,而且是一县文教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五十年代以前,各地孔庙门前的两边路口,还保留着刻有满汉文字的:“文武官员至此下轿下马”的石碑。街上经常有手持写有“敬惜字纸”的布袋的信士们,虔诚地将地上的纸片收集起来。并劝诫小学生不要乱扔字纸,否则,得罪了圣人,写字手发抖,书背不出,文章写不好,活该让老师打屁股。任何一种文化、宗教都有自己的活动场所。这不仅是这种文化、宗教的象征,也是其活动中心。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历来重视孔庙的建设和作用,视为文化和文治的象征,所以又称文庙。孔子卒之次年,鲁哀公就为孔子立庙。后齐时,郡学皆于坊内立孔颜庙。唐太宗贞观四年又诏命每县立孔庙。这一向是最神圣,最肃穆的地方。皇帝经过也得下轿下马。只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西化派”离传统文化的大道、人类文化的大道越来越远,激进的调门越来越高:毁圣灭祖,挖坟焚书,终于实现了“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恢复活动和发展,寺、观、教堂重修;唯独传统文化,唯独儒学仍在被批判。唯独孔庙的恢复,连提都没人敢提。这种今古奇观,天大的怪事,其实并非自今日始,陈焕章先生当年就深为怪异和感慨:“其信教自由之最古最久者,莫如中国也。今以革命之故,明著信教自由之条文,则信别教者,其亦可谓毫发无憾矣。乃以曲媚别教之故,竟不惜尽夺信孔教者之权利,以为稍一提倡孔教,便与信教自由之理不合。呜呼!信教自由之条文,岂专为排斥孔教而设乎?信别教者可享自由,岂信孔教最大多数之国民,独不应享自由乎?故各昌各教,以听国民之自择,乃所谓信教自由也。”(66) 不幸的是,陈公最担心的局面还是出现了:“三十年后,皆将不知孔教为何物而已,岂非焚书、坑儒之祸,复见于今日也哉! 吾留美既久,知美国学校无不读耶经者。…… 英国、德国之学校,亦无不读耶经者,吾中国摈斥宗教,唾弃国粹。谬谓步趋西入,而乃适得其反,甚矣,不知自立者不能学人也。”(59) 如果我们还不承认孔学就是孔教,不允许孔教享受学术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势必有一天洋教要为我们中国人换祖宗。
    
    “五四”以来,“全盘西化论者”和各种皇权主义者执掌国命,孔教派被迫远走香港和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影响也只限于学术界。五十年代,大陆奉行“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政策,孔子和儒学鲜为人知。但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历史上,犹如佛教的“三武一宗”一样,都是短暂的,并未改变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独立意志和人性尊严的恢复,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复兴,虽然步履蹒跚,但却神态凝重,从下到上,发自内心,势不可当。一个迟到的“文艺复兴”的高潮即将来临。人们终将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回到传统文化,回到儒学,回到孔子。
    
    现在还有人认为,儒学只是一种社会、政治、伦理学说,不是宗教。其社会、政治思想早已过时;但其伦理观点可以利用来进行爱国和道德教育。能部分利用也好。虽然离题太远,但毕竟是个进步。他们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对儒学和宗教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视儒学为专制社会意识形态,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视宗教为愚味、无知、专制制度的产物。但他们又把自己奉行的所谓“理性主义”的学说绝对化,陷入比神学迷信更神学迷信的现代神学迷 信和个人崇拜。诚如辜鸿铭先生所说:“在欧洲,政治成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孔子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教。”(《中国人的精神》48页) 陈焕章先生更慧言成偈:“甚至一无所崇敬,而倡无神之伦者,亦可以为宗教。”(33)
    
    上述观点,都只是一部分人的主观看法。虽然都言之成理,但又都蔽于一偏,并不反应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儒学的实际看法。
    
    现代新儒学所要复兴的儒学又有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宋明心学之分。现代海外新儒家主要是宋明心学派,他们囿于“内圣”开不出“外王”事功,从“为道”转向“为学”,基本上满足于用西方的各种新学说阐释儒学。“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 影响仍只限于狭小的学界。
    
    我们要问,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儒学究竟是一种宗教,还是一种哲学?应该说,在包括知识阶层的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儒学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文主义学说范畴的哲学,一种人道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又是一种不是宗教、而又胜似宗教的“特别宗教”;不讲鬼神来世,而又以神道设教的形式进行教化。这种神道设教不仅能满足广大民众深层的原始归终的宗教感情,而且紧紧地牵动着皈依了各种宗教或服膺外国文化,加入了外国籍的炎黄子孙们的那颗中国心。这正是陈焕章先生的《孔教论》所揭示的中国的实际。
    
    孔子不是教主,但他不仅具有和教主相同,甚至比教主更崇高的地位,而且保留着炎黄以来祭祀的仪节,和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庙宇。人们怀着宗教的虔诚,甚至比对宗教更高的心愿到孔庙去顶礼跪拜,向至圣先师表达自己自强不息的决心,实现由自助达到人助和天助的信念。当前,各种宗教反常的发展,与其说是信教自由的宗教政策的积极体现,倒不如说是以前错误的宗教政策的消极反弹;特别是儒学仍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为异端学说,不能自由信仰,也不能作为孔教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情况下的一种无奈。近年大陆上坟祭祖的风俗正在恢复,有人说这是神学迷信回潮,我却认为这正是中华民族还能振兴的根据,是民族的希望。以孝为本的传统文化依然如故,还是那颗中国心。
    
    当前,应该一如既往,既承认孔学是一种哲学,又必须肯定孔学也是一种宗教:一种以“神道设教”的形式进行教化的“特别宗教”。应该让孔教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恢复以孔庙为中心的各种文化、教育活动。不仅广大民众有个学习传统文化、儒学和孔子的场所,即使那些只承认儒学是哲学,或只是一般宗教者,也可以得其所哉地在这里放言高论。根本用不着担心允许孔教像一般宗教那样活动会造成宗教信仰和神学迷信的泛滥。这其实不仅是保留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本来面目,而且是缓解当前信教风的最佳途径。汉武帝以来的两千年一直如此;不仅写作《孔教论》时如此;现在,尽管经历了近百年反孔、灭孔的全面摧毁,实际情况依然如此。即使那些只是在“批儒批孔”、“打倒孔老二”的教育下成长的人,满脑子崇洋媚外,和唯阶级、唯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但他最深刻最本质的人生态度,依然是中国的、儒家的。犹如他口讲外语,身穿西装,仍不能改变其黑眼睛、黄皮肤一样。外来思想灌输的压力一旦解除,他们的人性和人格的觉醒很快就把他们送回到对传统文化、儒学的复归。 这个迷途知返的过程已经开始。这是近代以来,复兴儒学振兴中华最好的时期。不仅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也是最好的时期。实际是,是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天下”弘扬、实践儒学的最好的时期。不仅中华民族、整个人类的智慧终于发展到能从整体上全面认同孔子思想的时代。
    
    以孔孟荀之道为骨和魂的传统文化,是每个有教养的、和想成为有教养的中国人应该懂得的。也是真正想和中国人友好相处,共同建设人类未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必须认真研究,真正懂得的。这就叫了解中国人的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事注定失败,任何违背中国人做人道德的人必然垮台。这是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过了的。“天下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史记·孔子世家》) 所以然,就在于他们没有一颗善良的为公的心,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不了解中国人的心。
    
    孔子是一个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突破时代和阶级局限,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类思想家。虽经后人多次歪曲、篡改、批判、打倒,(正常的学术争论、批判,自儒学创立以来,史不绝书,都是儒家欢迎的,当然不在此列。) 他的思想却像大海,像高山,依然那么浩瀚,那么巍峨。长年累月的明枪暗箭,污泥浊水,不仅没能、也永远不能损害它,淹没它,反而像肥料一样,沉积在它的脚下,把它越垫越高,使它越长越挺拔。它所蕴涵的固的有的真理却奇迹般、而又自然地越颠簸越峥嵘,越锤炼越铿锵。由它所哺育的民族历尽劫难,依然、并将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蹶而复振,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的。过去认为,中国文化能征服落后的征服者,却经不住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这是把传统文化和古代专制时代的文化混为一谈了。
    
    孔子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起码超前人类历史进程两千多年,曲高和寡,不见用于当时。汉武以来,社会进步到能接受其中经过修改的小康思想;但就是这个被贬抑的次要部分的小康思想,由于它仍以孔孟荀之道为中轴线,并有先秦儒学护航,就护送中华民族度过了两千多年的古代专制社会,创造了领先世界两千年的灿烂文化,成为唯一没有中绝的民族和文化。但孔子思想落实的过程,也是它被异化的过程。近现代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特别是“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和孔子思想被异化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苦难也到了尽头。物极必反。它激起了民族空前的觉醒。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儒学和孔子思想,才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生命之源。犹如黄河、长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整个人类也正好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开始从整体上反思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尽管过去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也为它的巨大代价,和可怕的后遗症所震慑。除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还死抱住民族利己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不放,绝大多数民众都认识到应该为人类历史寻找新途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有识之士又一次(上一次是十七、十八世纪)再发现了孔子思想。当前民族振兴和全人类的继往开来是同步的。这不仅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而且为我们把孔子思想、儒学和中国文化奉献给全人类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必须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的高度,平等地和他种文化、学说、宗教一起,共同创造人类新文化。未来的人类文化不可能是某一种文化、学说或宗教的一统天下,只能是“和而不同”、“综合创新”的多元文化。既然我们的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体系,我们就应该更好地学习、综合他种文化、学说和宗教的成果,为建设人类文化作出无愧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贡献;但又来不得半点民族利己主义、文化本位主义。这正是陈公当年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所极力倡导的。他虽然认为孔教优于其他文化、学说和宗教,但绝无文化本位之狭隘。他坚决主张思想自由,信教自由,尊重群众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的权利,这深得孔孟荀之道的精神,而不同于后儒之“独尊——罢黜”的思维模式。
    
    他说:“或曰:昌孔教有碍于思想之自由。亦非也。《大学》八条,格致为先;《洪范》五事,思睿作圣。《系辞》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又曰:‘归而求之有余师,故诚能入孔子之教,则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斯亦极思想自由之乐者矣。’…… 孔子曰:‘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述而》) 孟子曰:‘夫子之设教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尽心下》) 此敷教在宽,而听人之信教自由也。或曰:‘吾恐信别教者,因提倡孔教之故,遂不能得自由也’,更非也。《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盖惟孔教甚大,故能兼容诸教而不相碍也。是故释、道、耶、回、同处中国,千余年中,并无教祸。盖普天下万国,其信教自由之最古最久者,莫如中国也。”(65——66)
    
    在弘扬儒学、孔教的同时,学习三大宗教和西方文化流传全球的经验,真心真意,全面客观系统地弘扬各种学说和宗教。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支持民众,包括信奉儒学、孔教的民众信奉他种学说和宗教。这是吸取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综合创新儒学和孔教的过程,也是综合创新人类未来文化的过程。儒学和孔教无所谓、当然也无从追求自身的利益。只要能丰富和完善人性,就一视同仁地欢迎。如果各种学说都在弘扬自己的同时促进他种学说的发展,而不像以前那样相互攻讦,互为水火,都不追求自身的利益(实际是上层维护其既得利益),则受益的将是全人类。其实,只要是科学的学说,真正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人道主义的,都能促进人性的实现和社会的进步,都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即使和儒学、孔教观点对立者,也可以在人道的基础上相反相成。随着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异化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将逐渐淡化,以至最终消失。剩下的只是人的本质的纯化和升华。人们的需求不仅不会减弱,反而因为向上性和为公性能和谐均衡的发展,而更专心致志地为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事半功倍地积极进取。那时再无单一的、独尊的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统治思想。人类将最终综合创新出完美而又丰富多彩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理想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刻而又各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体系。
    
    今天的所谓儒家文化圈、西方文化带、伊斯兰文化区的界限迟早要消失。每个地区、国家、民族都有各种学说、宗教平等友好相处。信仰成为纯粹个人的事。信奉基督教的总统任命佛教徒做总理,总理又选儒家做教育部长,而议长可能就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即使家庭的成员也各有所宗。一个人的思想也是经常发展更新,也不能从一而终。学贯东西,融会三教将成为人们追求的崇高境界。犹如多民族家庭哺育健康的混血后代一样,文化的交融塑造完美的人性和人格。谁掌握的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种类越多,内容越丰富,谁的人格发展就越丰满,越高大。这很可能是未来衡量人的价值和境界的主要标准。现在,这个消除意识形态分歧的过程已经开始。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本来是巴勒斯坦大地哺育的一母同胞,都颠沛流离,历尽人间苦难,终于又都回到巴勒斯坦大地母亲的怀抱。如能反思片面夸大个体的价值观和以斗争为主的思维方式的“一念之差”,借鉴全面深刻体现人道的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自会相亲相爱,精诚团结,共同建设美好的生活。报载以色列人将车祸死亡的儿子的器官捐献给巴勒斯坦患者,看后很激动,也很兴奋。这不预示了两个伟大民族和整个人类亲如兄弟的未来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颜渊》) 的理想的“世界大同”就在前头。
    
    甲:这些天听老师讲中国文化,讲儒学,讲孔教,何止是胜读十年书,看清了人的本质,社会的实际及其规律;对民族的前途,人类的未来充满乐观;感到自己也溶入历史的洪流,有无比的信心和力量。杨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乙:办文化教育事业。把社会、学校、家庭的教育功能充分调动起来,以儒商的经济为后盾,中华振兴的出路在教育。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永远的包袱。人多又无文化简直是巨大的灾难。但按人口密度计,不少发达国家都比中国高。所以关键是人民文化 水平低。而能把包袱和灾难转化为资源和财富者,唯有教育。请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人的文化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十四亿中国人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的资源。所以我主张团结学者、儒商和政治家,做集体的子贡,用孔子的精神兴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创办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种种技术学校,成人教育,直到老人大学、养老院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为此,早在一九九四年初我就将“创办三语(国语、外语、古文)学校规划”,和“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三字经》(一部分)”等文,印成《当代儒商,您在哪里?》的小册子数百份。“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无奈,儒商难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王·黍》)
    
    一种文化,学说或宗教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它的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优秀成果的意义,就看它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不仅是培养出各种尖端人才或所谓“精英”;这是每种文化,学说都能做到;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民族都有的;而主要的是能否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和哺育、塑造出什么样的民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学从一开始就把培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忠恕之道的价值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认识人道和天道,能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新民”作为自己的教育宗旨,这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引汤之《盘铭》)地“作新民” (《大学》)引《尚书·康诰》)的精神,而且将这种精神发扬到完善人格、治理国家、天下到至善至美的境地。
    
    儒家通过教育唤醒、激发人的爱心。教育主要通过学校和家庭进行。学校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做事:适应、改造社会的知识和技能。和宗教一样,也是通过唤醒、激发人们的热情,使之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但这种热情却不是靠鼓励、煽动对孔子的无限狂热的个人崇拜,而是通过对儒家经典(传统文化的结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古圣先贤的伟大人格与事迹的学习和赞颂,达到对人道和天道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体认,激发人的追求美好理想的热情,从而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自觉地承担时代和历史的重任 —— 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或有责匹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进行情感教育,以礼进行人生观教育,乐以完善人格。
    
    儒家认为,比学校更重要的是家庭。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学校。不仅是教育中心,而且是生活中心。父母是第一批教师。教育是通过父母言行的潜移默化进行的。传统的家庭供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有的设明堂,有的有家庙、祠堂。既有对父母、祖先的热爱和崇敬,又有经由孝道衍生出的对族类的关切直到对天地宇宙“大我”的认同。这种从根本的人性 ——对父母的真挚的爱产生的情感和力量根植于对天道、人道的正确认识,不仅是真挚和永恒的,而且是科学和理性的。它不同于来自对教主的狂热的爱戴和崇拜的宗教信仰和感情。宗教说:“要热爱上帝。”儒家说要孝敬父母,要精忠报国,要“爱人”(《颜渊》),要“安百姓”(《宪问》)。但轻重先后不能混淆,更不能本未倒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圣·保罗说:“让每个人以基督的名义起誓:永离罪恶。”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 除了生病,绝不做让父母担心、丢脸的事。可见,儒家的教育同样唤醒、激发人的向上向善的激情,不仅和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种人性和爱心直接发自对父母的爱,丢掉上帝的中介,避免了盲目的信仰。
    
    今天整个人类从整体上说已经走到了一个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都已初步具备开创人类新纪元的时代,又适逢世纪之交和千年之始,只要人们能转换观念,改弦易辙,综合各种文化,学说和宗教的成果,创新出人类新文化,整个人类就可进入“理想国”,或“大同世界”了。这对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学说和宗教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就看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学说和宗教,能彻底抛弃民族利己主义,文化本位主义,宗教蒙味主义;能以我为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出民族的新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为参与共同创造人类新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各种文化,不少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在争取二十一世纪是自己的世纪。“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应该说,二十一世纪再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某一国或某一集团的天下了。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全人类的世 纪。我们所谓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也只是在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团结全球华人,振兴中华;以儒学为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然后与各个国家,民族一起,共同创新人类新文化,共同建设人类的二十一世纪。西方的兄弟们,阿拉伯的姐妹们,让我们从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文明冲突论”的歧路知返,回到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以传统文化为主,综合创新”的大道上来。在创新各自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新人类新文化,共同创建全人类的二十一世纪吧!
    
    注释:
    
    一、自我中心论
    
    有两种并不相同的“自我中心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自古就由综合创新而来,崇尚兼容并蓄,尊重撈シ蚱ジ緮的自由意志,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国事、天下事,一向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古来的“华夷之辨”只是中原文化远远高于周边部族文化的实际的反映。这并未妨碍孔子想“乘桴浮于海”——留洋出国(《公冶长》)、“子欲居九夷”—— 还想在东海的九夷地区定居(《子罕》)。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离娄下》)并无卑视之意。华夏文化,自古就认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转引自《左传·僖公五年》)。明清以来,中国已经落后,由于闭塞无知,仍妄自尊大。“欧洲中心论”是近代以来,由于富强,向外殖民掠夺无往而不胜而逐步形成的。西方的这种强势一直保持到现在。但一战、二战后,民族和民族文化都在觉醒,民族平等,文化多元的历史本色正在显露,而西方有些人依然背着沉重的西方优越论的包袱,还想推行其文化和生活模式,就有点大愚若智了,如果是好心,那也肯定会被当成驴肝肺;如果是别有用心,就必然自食其果。
    
    二、对“五四”的评价
    
    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从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这是历史的自然进程,是人类发展的大道。但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社会却是被迫的。这就使这一进程产生了歧变,使之变态、扭曲、畸形,造就了一批双重、三重性格的人物。他们自以为折冲樽俎于东西文化之间,实际上上不着天,下不挨地,两头落空。他们豪情满怀:“不自由毋宁死”,口头上说是为民族求解放;实际上对他人则“不听话休想活”,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皇权主义者,使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过程本未倒置,似是而非,形进实退。结果,正像马克思所说:“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欧洲的中世纪虽然黑暗,但没有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统治相对薄弱,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西欧首先实现了现代化。反观中国,明清中期以来,在君主独裁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要“救亡”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但造成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穷途末路的专制制度和腐朽透顶的清王朝,丧权辱国,不仅不能肩负领导救亡的 职责,而且勾结列强,阻挠救亡大业。所以,要救亡,必须反对专制。“五四”时期提出反帝反封建,抓住了主题。反帝实现民族独立,反封建清除富民强国的障碍。救亡的最终目的是独立、民主、自由、富强,人民幸福。为此,必须现代化;而现代化,只有学习西方;而西方又是侵略中国的。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又要反对西方的侵略。问题就是这样错综复杂。这也没难倒中国人;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这个正确的口号。
    
    虽然当时只有西方这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先例,现代化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具体条件。西方文化既有属于人类文化共性的,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精华,又有只适于西方,仅具有特殊意义的成份,甚至还有糟粕。所以应该向西方学习;但又不能把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当作现代化的唯一模式。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中国的先进分子并未把现代化等于西化。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就是以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的现代化的一种新形式。以后的国粹派、学衡派、孔教派、孔德派,都在“西化派”以前提出现代化的不同方式。只有“西化派”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并提出“全盘西化”这样极端的口号。“全盘西化”是激进派犯的第一个大错误。
    
    同样,不能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专制。反封建专制不能否定传统文化。“五四”前后,激进派和中坚派都主张学习西方,都赞成反帝反封建。分歧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即现代化的立足点的问题:是立足于传统文化学习借鉴西方以现代化;还是抛弃传统文化照搬西方的现代化。这并非在两条都可行的道路中选择一条更好的,而是后一条路根本行不通,是一条亡国灭种的绝路。而激进派却不懂得先秦儒学和后儒、官儒、伪儒的本质区别,笼统地称之为儒学,简单地归结为封建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实际上把矛头对准儒学的精魂的孔学。这就丧失了民族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激进派犯的第二个大错误。
    
    事关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大业,本该慎重将事,不同的政治、学术派别,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通过自由平等的学术争鸣,从学理上、逻辑上,深入开展可行性探讨,择优而从,或综合各种学说,各国的经验,创新出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而当时,老天待我不薄,也正好有这种政治环境:辛亥革命后到二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纪思想学术最自由的时期。保守激进、中坚各派都有充分阐述自己的主张的条件。但扼杀中坚派各种主张者并非北洋军阀政府,而是垄断“民主和科学”大旗的西化派。西化各派在共同扼杀了中坚派以后,其内部又一次一反撁裰骱涂蒲的精神,而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各立门户,结党成军,为争夺中国现代化的垄断权而互为水火。
    
    西化派既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势必削足适履地去模仿和照搬西方的现代化。孰不知,西方各国的现代化都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条条道路通罗马”——各有千秋。有英美自由派,大陆人民主权派,还有马克思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又分为北欧社会民主党的修正派和苏俄的武力革命派。苏俄派又有列宁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等等。中国现代化的路到底该怎么走,不仅西化各派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就是某一派内部,甚至某一派的某一个人也莫衷一是。蒋介石把大儿子送到苏联,二儿子送到德国,自己又抛下糟糠之妻和美化的宋美龄结为伉俪,皈依基督教,用心何其良苦。陈独秀说:“对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了解,但我们可以学一步做一步。”都是最早的实践派。这是很危险的。事关民族盛衰存亡,指导思想的选择,应慎之又慎。即使是正确的思想,行前要充分论证,行中要不断调整修正。磨刀不误砍柴工。特别是,自始至终都不能由一家垄断国家民族的命运:“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 就这样,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西化各派都迫不及待地投入了战斗。这可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惩罚。这是中华民族的劫数。
    
    这又要回到中国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知行孰先? 知行孰难? 远的不说,孙中山先生主张“知难行易”,认为“知易行难”是革命“心理之大敌”,“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强调“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真知,则行之决无难事。”但中山先生并未反对“以行而求知”,认为“不知而行”和“行而后知”是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孙文学说》)当时,空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病急乱投医。其情可哀,其心可敬。晚辈小子,事后诸葛亮,没资格苛求革命前辈。但我们应该超越党派偏见,站在民族立场总结历史教训:违背“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将中国文化糟粕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文化劣根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斗争哲学杂揉而并用之,对指导思想未作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就仓促实践,把中华民族当作实验品,使中华民族沦为牺牲品,使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次次陷入外患内乱之中。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几乎毁于一旦。更可悲者,至今人们对此认识不足,且不知反思。这是全盘西化的激进派犯的第三个大错误。
    
    这也是他们所能犯的最大的三个错误。虽然他们和复辟派、投降派有本质的不同;但,正像《圣经》所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正是这三个根本性的错误造就了无数英雄,却葬送了救亡大业,使之陷入南辕北辙的无穷折腾之中。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是不幸的。
    
    肯定“五四”者说,“五四”是不能超越的。五四激进派“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紧紧抓住了历史主题,令后人难以超越”。说穿了,“他们的言论”之所以“在八十年后依然是令人敏感的话题,依然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使人感情色彩强烈地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或是严厉批判或是坚决拥护。”(1996年6期《读书·超越五四?》) 不正好说明,他们八十年前“紧紧抓住的历史主题”,至今没有解决。这种误入歧途的灾难又何需超越呢?论者也承认。“这或许是后人的不幸,说明时过而‘境’未迁,我们仍是在与之类似的‘语境’中说话,无法轻易超越。”这固然是“后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不幸。所以然,正是因为他们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儒学,否定孔子。丧失安身立命之本,西方文化的精华根本不可能学到手;而两种文化的糟粕却杂揉在一起,陷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诚如一位热爱中国的美国人所说,一些年轻的中国人,“一心要制造一个新中国”,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办事不切合实际,…… 却试图照搬西方那一套。”“虽然他们本意是成为现代化人,…… 但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真正的现代中国人,他们只是西方化的中国人。”(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
    
    “以传统为主,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丢掉传统文化不可能学到外国真经,这已被历史所证明。比如,西方近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固然有反传统的激进派,但亦有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两派的观点虽互为水火,但又都本其言论自由之原则,尊重对方维护、宣扬自己的主张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学术民主,自由平等争论的起码准则。但我们的西化派在“科玄论战”中进行人身攻击,诬对方为“玄学鬼”,视中坚派为洪水猛兽。这种仗“势”欺人,唯我独尊的霸道作风,既有西方文化“欧洲中心论”的劣根,又是汉武以来“独尊——罢黜”两极直线思维的遗毒,可谓从根本上集东西文化糟粕之大成,杂揉而并用之,而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精华却弃之如敝屦。“五四”两大旗手之一的胡适就把传统文化、“国粹”归结为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 贞节牌坊、地狱式的监狱、廷杖、板子加棍的法庭、占卜算卦、看风水、跳大神等等。而“五四”另一旗手陈独秀更主张“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闭上眼睛一想,当年决定中国命运的五四精英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眼前就晃动起六十年代在中华大地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的身影:“四川重庆教育分司竟毁坏孔庙矣。夫以地方官长,而敢于毁拆教堂,真乃犬彘之不若,豺虎之不食,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风闻孔林之树木,竟被人斩伐矣,耗矣哀哉!”(59) 他们毁圣灭祖,实际上大多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并深受其惠。他们之所以能以时代先驱,青年导师自居,在新文化运动中舞文弄墨,指点江山,基础就是这点童子功。
    
    又比如,民主思想古已有之,并且是由孔子揭示的。这正是孔子创立的人道主义体系的核心——“仁”的实质。不仅“国以民为本”,而且以“人”为本,匹夫匹妇的人格和意志神圣不可侵犯。只是可惜,这种思想在先秦没有形成体制。诚如梁启超说:“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当作一问题从事研究。故政者若违反民意,除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方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先秦政治思想史》) 秦汉以来,这种民主思想虽被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扼杀,但孔孟荀之道作为传统文化的中轴线,仍在整个专制时代起主导作用。而西化派对正可为我所用的西方近代民主的精魂之民主、法制、三权分立,普选、议会、多党政治、言论自由等,则藉口国情不同,或诬之为资产阶级货色,均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拒斥之。西北派当权后都热衰于专政和人治,把国家民族置于人民之上,把政府置于国家民族这上,把党置于政府之上,把领袖置于党之上,这就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思想来了个彻底大颠倒。可见, 民主思想是传统文化固有的,民主体制是西方首先建立的。所以,现代化完全应该,并且完全可以既立足于传统文化,又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体制,综合创新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三、全盘西化论
    
    全盘西化论者不只是“无识”和“糊涂”,而且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说他们不爱国,但他们扭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否定传统文化,抛弃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丧失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立自强的精神,也就断绝了民族振兴的希望。
    
    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 它集中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承者。但其中也不乏文化糟粕的体现者:卖论求荣,趋炎附势,助桀为虐者大有人在。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以中国文化为荣,以传承道统为己任。不仅是爱国,而且以天下为己任。奇怪的是,近代的全盘西化论者却一反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经不起挫折和失败,一旦败在列强手下,就都成了民族虚无主义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一个个争相毁圣灭祖,从“打倒孔家店”,到“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到“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98页) 结果,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一直由列强操纵。甲午战争,辛亥以后,侵华战争,日本三次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二战后美苏都想操纵中国的命运。可见,没有民族文化的独立,民族的独立就无从谈起。不怕“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就怕自家的歪嘴和尚念洋经。即使国家独立了,统一了,甚至经济也搞上去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信仰,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依然是亡国灭种的亡国亡天下。所以熊十力先生说:“亡国者常先亡其文化,”而“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贺麟先生说:“民族复兴,从本质上说,应该说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思想与时代·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8月)
    
    四、何以说孔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
    
    人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是具有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能,此之谓向上性;人是以族类为单位走出动物界的,并且永远离不开群体。“人是社会动物”。此之谓为公性。所以,人的本质属性体现为向上性和为公性的矛盾统一。这是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人际、公私、义利、国际、天人之际、人性发展、社会进步等等)的总根源。这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此之谓人道。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都源于此。这些关系的发展都以矛盾双方相互促进为理想。所谓人道主义,就是遵循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的规律,不断协调矛盾,促其和谐均衡发展。片面发展任何一方,超越界限而妨害、扼杀另一方,必然破坏人性,阻碍社会发展,恶化自然环境。
    
    自从人类作为一个族类诞生以来,就本能地、并逐步自觉地沿着这条规律前进。一切伟大的文化、学说和宗教,或者说先圣、先哲、先知和思想家、政治家都围绕着如何探索、阐释和促进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永恒的主题提出自己的学说。而其价值则取决于该文化、学说和宗教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我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哲学是人学,宗教也是人学。我们也是以此为标准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化(东方文化、希腊罗马文化、西方文化、希伯 来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学说(儒学、道家等)、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 基本上都是人道人义的。
    
    孔子在发现“人”的前提下,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并据此创立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中庸之道的儒学。因为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恰当地解决了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关系: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发展为限;同样,社会发展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限。这就为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向上性),和社会的进步(为公性)创造了尽可能好的条件。这既区别于片面强调个性自由发展,自然无为的道家;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和墨家、法家。和近代西方文化相比,既区别于片面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片面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大陆“人民主权派”。所以,孔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这是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并造福人类的根据,也是西方有识之士把人类未来寄望于孔子的根本原因。
    
    五、“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
    
    “综合创新”或曰“综合与创造”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张岱年先生在三十年代就揭示的。即综合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民族的新文化。当时先生称之为“综合与创造”。在尔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一以贯之,不断丰富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综合创新”四字出之,这就简明而完整地概括了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科学地论证了,不论是“华夷之辨”、“欧洲中心论”,还是“独尊”,所有这些,都悖离了文化发展规律。揭示出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哲学成熟的标志。可惜这么重大的思想成果竟不仅在三十年代,直到今天也未引起“有国者”甚至学界的重视。“道既已大修而不用”,非哲人之丑也。文化发展的规律最终被东方哲人揭示,这绝非偶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一开始就是由生息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部落逐渐融汇发展为炎黄文化,进一步发展为以夏、商、周为中心的三代文化,又繁衍为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三晋文化、胡族文化等。孔子综合三千年的华夏文化而创新为儒学,进而引发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先秦百家争鸣。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它的主体的儒学生来具有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品格。所谓综合创新,即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对待传统文化和他种文化: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反对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和自以为优越,妄想征服,取代他种文化,实行文化殖民主义;每个民族都要站在本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立场,以传统文化为主,综合他种文化而创新民族新文化。所谓以我为主综合他种文化,是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本、为体、为“语法”;并且从“语法”意义上去综合他种文化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成就。既非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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