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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搞的选举与治理网,预谋联袂出场的中国改革精英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8日 来稿)
    
    改革不停车,我们怎么办?—评《争锋》兼答大人先生们(之一)
     (博讯 boxun.com)

    这是个充满了“恶搞精神”的时代。偶尔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看看,是颇有意思的事,因为你在这里就会明白什么是“恶搞精神”。这个自称“以一种平民的视角和理性的立场,汇集八方四面的资讯,挖掘为主流媒体所忽略的声音”的网站,确实是致力于“挖掘为主流媒体所忽略的声音”,但是他们所谓的“为主流媒体所忽略的声音”到底是些什么货色呢?恰恰是那些活跃在主流媒体(如《南方周末》等)上的精英们(如近年来的理论新贵王占阳先生)的声音,他们一再撰雄文、发宏语,大做舆论,混淆视听,这样的声音都是不折不扣的“主流声音”,哪里是什么“为主流媒体所忽略的声音”呢?!这不是“恶搞精神”又是什么呢?
    
    闲话不表。就在该网站4月14日改版的当天,就隆重地推出了一本新书《争锋: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问题》。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问题?好大的口气,看完简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那位曾经写作《大碰撞》的记者马国川先生的大作。哈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本着一贯的“恶搞精神”,吹嘘这本书“生动地描述了2006年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精英们的一场场争锋力斗”,而且把所谓的改革派大将纠集在一起,为该书写推荐语。对于这些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唾弃的精英们,我实在懒得理会。谁知道,昨天就在浦东机场的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它赫然摆列在最显眼的地方,而且还有一张硕大无朋的海报,上面写着所谓的改革派大将的大名和推荐语,我恍若看见这些精英们列队而出,气势十足的嘴脸!2006年的10月我写下了《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一文,车没有停,但是精英们似乎收敛了许多。谁知道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旗下,他们又纠集在一起,再次以指手画脚,看来是该写篇文章回应这些大人先生们了!
    
    一.且看八员改革派大将的底细
    
    没办法,为了说事,还得把这些大人先生的大名列在下面。这八位为该书写推荐语的大人先生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经济观察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刘坚
    
    一个个名头很大,确实有些吓人呢。曾几何时,他们在到处指点江山,为改革出谋划策,我们不妨把他们的贡献列在下面:
    
    在农民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吴敬琏先生说:“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在老百姓的房子被勾结官府的奸商野蛮拆掉的时候,吴敬琏先生说:“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
    
    在广大人民群众反思改革的社会,高尚全恐吓我们说:“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在老百姓在“新三座大山”下痛苦辗转喘息不定的时候,高大人说:“改革是成功的。”
    
    在两极分化已是路人皆知的常识的时候,刘吉先生说:“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在广大人民群众愤怒声讨资本家的原罪的时候,刘吉说:“原罪是个伪问题。”
    
    谁人没有妻子儿女,谁人没有兄弟姊妹,谁人没有父母亲人?然而,到处炫耀“奉人民之命辅助邓小平”的周瑞金却说:“把日益扩展的地下“性产业”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围,对其实行阳光管理”。精英说话,总爱弯弯绕,让你没钱上学,叫教育产业化,让你看不起病,叫医疗产业化,让你买不起房,叫住房制度改革,等等。把周先生的学术语言翻译一下就是:卖淫合法化!
    
    被高尚全征招到北京来为改革摇旗呐喊的邹东涛到处说:“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那么解放到哪里去了呢?解放的结果呢?解放到教育上去了,于是有了教育产业化(让你没钱上学的学名),解放到医院去了,于是有了医疗产业化(叫让你看不起病的学名),解放到住房去了,于是有了住房制度改革(让你买不起房的学名),“新三座大山”代替了老三座大山。
    
    周为民先生就是那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始作俑者,结果是新贵们有了效率,老百姓没了公平!可是就在党中央果断地终止这个不得人心的口号后,周为民仍然摆出一副权威、学阀的架势,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人民群众已经对今日权贵主导的改革失去信心的时候,周天勇先生以权威自居,到处飞来飞去,说:“改革得靠既得利益者。”
    
    刘坚似乎没有什么言论,但是他把持的经济观察报上经常呼吁搞什么土地私有化(土地兼并农民失去土地的学名)、医疗产业化(叫让你看不起病的学名)!
    
    大家都知道,2004以来发生了一场大争论——马国川先生的大作《大碰撞》就是对这次大争论的记述(我已经用事实揭露了《大碰撞》是对2004-2006年争论的歪曲描述)。在争论中,广大人民群众在反思中形成了共认:改革必须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改革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坚持对外开放,同时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
    
    但是与人民群众相反,另外一群人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经济发展,对内可以牺牲公平、对外可以牺牲领土,这个道理要坚持一百年不能变。中国的发展至少要牺牲一代人,和牺牲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目标比起来,目前老百姓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提出并且解决这些问题纯粹是蛊惑人心,将会破坏改革和发展。坚持这些观点的代表人物就在上面的八位改革派大将!但是在论战中他们败下阵去,不敢再抛头露面,即使出面也不敢直面人民的质问。同时他们也改变了策略,个别人也说要反思改革(当然与人民的反思大不相同),以求得人民的同情。总之其气势之颓废,与人民群众的扬眉吐气形成了鲜明而具讽刺意味的对比。
    
    所以,这些一度灰溜溜的大人先生们这次一起出来,为一本书作推荐,绝非偶然,其中深意值得好好品味。(未完待续)
    
    二.八员改革派大将联袂出场说明了什么?
    
    所谓的改革派中人也是各有算盘,而且打的噼啪乱响,所以尽管都是改革派大将,其实他们也是貌合心不合。最典型的就是吴敬琏和厉以宁,二人各以改革旗手自居,互不相让,内讧不断。至于在八员改革派大将中,也是矛盾重重。例如,据说在吴敬琏提出对改革也要反思以后,高尚全就非常不满,说:“吴敬琏有什么资格反思改革?!”所以,这些人虽然自称改革人士,但是向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基本没有集中出来过。
    
    再看八人的推荐语,除了刘吉、刘坚一人涉及到《争锋》外,其余七人无一人无一语涉该书,而是个个剑指改革,或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究竟是一条应当坚持的正确路线,还是一条应当否定的错误路线?这是过去两年从党内开始继而波及整个社会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焦点(吴敬琏)”,或曰“从历史经验看,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有反复,并不奇怪。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恐怕也会有。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争论(高尚全)”,调门之高,显然不是在推荐一本书,也不是一本所能承载的。
    
    结论就是:八员改革派大将联袂出场是预谋好的!这也可以从马国川的后记里找到根据。在后记里马国川不打自招地说:“首先感谢尊敬的高尚全先生和吴敬琏先生。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通读了这本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而中肯的修改意见。”同时还提到其他人“也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显然,这本书在出版前已经八人过目。鲁迅先生教育我们要“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他人”,我们揣测,这样的一本书是不是某个大人先生在背后指使而出笼的?!因为书中的一些资料显然不是一个记者所能够获得的,再者,一般人怎能把这八员改革派大将请出来一起写推荐语?!
    
    如果这些推理能够成立的话(至少八员改革派大将联袂出场是预谋好的),说老实话,那么结论就不能不让善良的人们感到吃惊,同时提起警惕: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还是要联系社会背景来看问题。2004以来的大争论主流经家们的真实面目被彻底暴露,他们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蒙蔽人民群众,他们的每一次发言都惹都人民的哄堂大笑,一如xx过街。那么,他们会承认失败、甘于寂寞吗?当然不会。这些“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的当代宋江们(毛泽东主席已经将宋江的真实面目揭示给我们),“那堪配在江州”?他们“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们一直在窥测时机,预谋翻盘,妄想再次掌握社会的话语权。
    
    于是,在所谓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来临的时候,他们认为时机终于到来了。他们妄想再次与人民群众争夺改革的话语权。但是,他们知道,如果直接站出来像以前那样已经不可能了,那样只能招来板砖横飞,让他们落荒而逃。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以集体写推荐的形式,隐晦曲折地探测风向。但是在字里行间仍然暗藏机锋。例如周瑞金就写道——
    
    《争锋》是近几年中国思想理论大碰撞的真实纪录。通读全书必定深感邓小平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是何等英明,胡锦涛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是何等的及时重要!
    
    不足百字,围绕两代领袖说话,看似与中央保持一致,其实是在贩卖私货:坚持改革不动摇——当然这个改革是他心目中的改革,而是这么多年来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
    
    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警惕,及时戳穿他们精心策划的“阳谋”,那么他们一定会四处活动,再次与人民群众争夺改革的话语权!
    
    三.改革不停车,我们怎么办?
    
    我在2006年针对《大碰撞》一书所写的评论〈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一文中,将改革比喻成一辆搭载国人的“汽车”。吴敬琏、高尚全、刘吉、周瑞金等大人先生们就是要争夺这辆汽车的驾驶权,把中国带到他们向往的地方去。那真的是他们所许诺的乐土吗?非也,这些年改革所暴露的问题已经向我们昭示,他们所许诺的乐土无非是他们自己的乐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乐土,是腐败官员、黑心资本家、无耻学者的乐土,而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则不啻地狱的所在。一旦到达那里,就不是“新三座大山”了,而是五行大山永远镇压在我们身上!
    
    那么,让汽车停下来吗?实事求是地说,不现实,我们想下车也很难。所以,最现实的就是:干脆由人民群众来驾驶这辆车。人民群众的命运只能由人民群众自己来主宰!
    
    谁是改革的主体?人民群众。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公理”。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21户农民联合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正因为广大农民是这场农村改革的真正主体,所以我们的农村改革不仅突飞猛进,进展顺利,而且成效显著。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温饱的问题。这说明:只有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改革才能顺利推进,改革才能让人民受益。
    
    反方面的事实则是:在农村改革成功后的一些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改革目标的设定、改革方案的设计、改革措施的出台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小圈子化。无论是“减员增效”还是“转制重组”,都没有真正考虑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和长远利益。当我们一方面是改革改出了上千万的下岗职工、数千万的失地农民,另一方面却又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产生出一批百万富豪、千万乃至亿万富豪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一声主导这样改革的司机究竟是谁?人民群众会自己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掉吗?会自己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给丢掉吗?会把自己驾驶的汽车开到深渊里去吗?!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说明,如果改革仅仅由少数的“贵人”与“精英”把持,如果改革的汽车由少数人驾驶——准确地说是他们在绑架和劫持广大人民群众,那么这样的改革既不民主,也不公正,这种改革只会导致贫富分化、群体冲突不断发生,改革的结果只会对少数人有利,让广大的群众遭受苦难和不幸!
    
    看进朝,中国的很多改革路径是“半吊子”、“假招术”,中国的改革必须真正走上正路。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主体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改革的司机必须是人民群众。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早已英明地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只有让人民群众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中国的改革才能真正走上正路!
    
    “事易时移,变法宜矣”。改革不停车,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答案就是:由人民群众来驾驶改革这辆车,因为人民群众的命运只能由人民群众自己来主宰!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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