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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新天地 --- 五议《“横琴”宝地“谋而后动”》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6日 来稿)
    首发
    
     (博讯 boxun.com)

    作者:李 桉 费查理 庞忠甲
    
    
    --- 2005年9月10日,温家宝总理考察珠海横琴,赞赏“横琴岛真是一块宝地”,“要发展好,首先要规划好”,要“谋而后动,不可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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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次
    
    1.“一国两制”与科学发展观
    
    2.“一国两制”新天地 --- 创建横琴“离岸金融经济区”
    
    3.问道“孔门心法”优化决策方法论
    
    4.“离岸区”政府管理体制设计方案初探
    
    5.搭建台海两岸金融合作平台
    
    6.“一国两制”牵手“和谐世界”
    
    
    
    内容提要:“一国两制”政策扩而大之,在现有港澳特别行政区之外,创建中央直辖的具有独立法域地位的 “特区中的特区” --- 高度资本主义自由化经营的横琴“离岸金融经济特区”或“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简称“离岸区”),应是切合时宜的前瞻性战略性决策。下分六个专题循序论说其优化原理、方案初探,以及有关促进台海两岸合作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深远意义。
    
    
    1.“一国两制”与科学发展观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综合国力空前大增,民生水平不断提高,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中国正处于“大国崛起”的路口。
    
    中国的成功,因为采取了一系列与时俱进、富有成效的新政策。近三十年来,通过解放思想,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摆脱了种种自设固定观念的束缚,打开了“两个凡是”的枷锁,冲出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樊笼,告别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和“公有制崇拜”;揆情度势,兼收并蓄,择优而从,催生了当今新意盎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策略。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策略当中一颗举世瞩目、灿烂辉煌的明星。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1983年以后,在多次谈话中,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一国两制”方针,获得会议通过,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策。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英語:One Country, Two Systems;葡語:Um país, dois sistemas),意在以确保国家主权完整为前提,把国际上通用的“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国内,将台港澳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本拟先用于台湾,后则提前用于港澳;亦即在中国大陸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在香港、澳门特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97年7月1日,由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先在香港付诸实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实践证明,“一国两制” 是完全可行的、成功的。
    
    早在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曾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但回归十年前夕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却坦承其姊妹杂志《财富》当年的预言落空,并确信“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时代》周刊此举,未尝不可视为西方主流传媒向“一国两制”的致敬。
    
    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时,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香港特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讲话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去年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一国两制”理论的新发展,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处理港澳台问题的新思路、新方向。
    
    别的国家或者只有资本主义,或者只有社会主义,而中国两种制度都有,便于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相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前苏联和东欧,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成功,香港、澳门可谓功勋卓著。过去近三十年里,香港累计向内地投资达两千七百多亿美元,比来自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总额还要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贡献至钜。香港发达的市场经济、健全的法治,高效的管理和反腐肃贪的廉政经验等,对内地的改革有很大正面影响。
    
    立足科学发展观,基于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应视“一国两制” 为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一项动态的发展的开创性事业而非封闭系统,亦非权宜之计;其着眼点不仅是实现国家统一,还可以有更远、更高的战略考虑。八十年代讲“一国两制”,主要是防止内地的社会主义影响港澳的资本主义,或防止港澳的资本主义影响内地的社会主义。今天讲“一国两制”,就该更多地总结和研究“一国两制”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机遇、好处和便利,以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为判据,持积极的、前瞻的态度,拿出不亚于当年设置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勇气和智慧,跨越行政体制架构和不同意识形态造成的“鸿沟”,探索开拓性扩大应用范围的可行性。
    
    
    2.“一国两制”新天地 --- 创建横琴“离岸金融经济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现的“离岸金融经济特区”或“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简称“离岸区”),是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历史性创新产物,突破了金融业必须是国内资本提供者的传统,推动信贷交易走向国际化;由于众多“离岸金融中心”的迅速形成与发展,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市场。
    
    世界上传统的著名的“离岸区”多为前英属殖民地,大多设立海岸线外的岛屿上(有些小国为全境),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与发达国家有良好的贸易关系,并鼓励在当地设立境外银行,提供与瑞士相同的信托服务和保险业务。国际大银行如美国大通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等,都为那里的财务运作提供方便。
    
    “离岸区” 容许外来企业登记成立海外“离岸公司”,自由投资和经营注册及运行管理手续都相当简便,只收取少量的年度管理费,经营成本十分低廉;可以绕开关税壁垒和出口配额限制,不仅获得免关税待遇,除社会保险等特定项目外,一般税收(包括附加税)的税率极低或完全豁免,其营业收入和利润得以合法避税;资金出入与转移自由,外汇可以自由兑换,使用不受限制;便于搭建国际架构,提升国际形象,开拓国际市场,开展跨国业务;若要海外融资及上市,也可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国外风险投资乐于采取间接投资于海外离岸公司的形式介入创投市场,以便于在投资实现增值后顺利退出。“离岸银行”不仅享受税收上的优待,而且不必持有准备金,其经营成本低于国内银行;它不受利率上限的约束,对存款户支付的利率可高于银行对国内存款户支付的利率,也可以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
    
    此外,在一些国家或贸易区之间容易发生贸易战,导致提高关税或禁运等;而“离岸区”一般不会发生这类冲突。注册海外“离岸公司”得以利用这个优势,规避贸易战的风险,稳当地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由于海外“离岸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可以提供如此多样化的利益,能够满足各类用户的需求,世界各国许多国际贸易、投资、金融、控股、人事雇佣、专业服务公司和制造厂商等,竞相来到“免税特区”开设离岸公司,在那里建立地区总部、市场营销﹑贸易和管理中心、转运、再出口中转地、制造和装配中心、运输和分销点等。还有一些个人用户,主要为高收入者,包括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知识产权所有者、财富继承人,成功的商人、律师、医生、演员、作家、发明家、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使用海外离岸公司以便于做好投资规划、税收规划、房地产规划、移民前期规划,并且享有高度保密性和隐私安全性。
    
    “离岸区”业务主要包括“离岸金融”和“离岸贸易”两大范畴。鉴于现代全球经济中金融业(虚拟经济)的重要地位,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证券交易、存款、贷款、融资、结算、保值、避险、咨询、见证、同业拆借,发行大额可转让存款证,特别是批发性银行业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尤为当今离岸经济活动的热点。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地的“离岸区”,多以“离岸金融”业务为重,具有“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性质。
    
    近年来,不仅在发达或较发达国家,许多新兴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也纷纷设立自己的“离岸区”。后起直追的大国如印度、巴西,原社会主义阵营的独联体以及东欧国家、越南、古巴等,还有许多非洲国家,纷纷积极跟进。今天,合理规划“离岸区”对于促进自由贸易竞争,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成国际共识。
    
    中国入世过渡期在2006年12月结束,税务政策正面临重大调整转折(取消外资优惠,实行公平“国民待遇”)。适时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创建中国自己特色的“离岸金融经济特区” (“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应是切合时宜的前瞻性战略性决策。
    
    创建“离岸区”,作为具有独立关税主体和独立法域地位的“外化市場”,可将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更好地融合起来,加强国际资本运作,进一步利用外资及其衍生效益,推动本国资本输出,为茁壮成长的本国企业走向世界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转变;同时因为“离岸区”的“防火墙”作用,得以避免对中国现行内部金融政策体系的冲击作用。
    
    目前国际金融区域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人民币已是国际公认的稳定货币并参与国际结算,自由兑换为时不远,成为国际硬通货的趋势越来越明朗;随着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深,人们对在亚洲建立统一货币亚元的兴趣日趋浓厚。这都给中国创建“离岸金融经济特区”带来了新的机遇。
    
    近年来,关于创建中国自己特色的“离岸金融经济特区”的呼声日高,许多沿海发达城市提出种种设想,但多停留在概念性议论,缺乏实质性的可操作方法步骤;这是因为,具有“离岸”性质的“金融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自由经营的极限化运用,同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难于协调的巨大反差,缺乏基本的可行性。而角逐各方,在坚持自身局部利益的特定视角下,势难导向全局意义的超越性解题方案。
    
    事实上,中国早在1989年,就在银行业范畴开始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有四家中资银行获得经营离岸银行业务许可。后因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被监管部门全部叫停。2002年6月中央银行批准恢复离岸业务。目前仍只对这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业务经营许可,而且均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同业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由于离岸型自由经营与大环境体制难以协调,管理层对发展离岸业务存有疑虑,态度不明确,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易落实,实际业务中手续比较复杂,时间较长,环节较多;业务品种少、范围窄,新品种较少尝试,经营过程中流动性差,限制了离岸金融业务的顺畅发展。截至2007年末,各中资离岸业务经办银行的离岸业务总资产余额仅49.3亿美元,与国际离岸业务的发展相比,远未形成一个区域意义上的、与市场需求相符合、对外具有较强辐射影响的格局,也与国家经济规模极不相称。
    
    作者已经提出《“横琴”宝地“谋而后动” --- 创建直辖“离岸金融经济特区”诹议》一文,以及《时势催生“离岸型”经济特区 --- 再议“横琴”宝地“谋而后动”》、《“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之路 --- 三议“横琴”宝地“谋而后动”》和《“离岸金融经济特区”的税务优惠策略 --- 四议“横琴”宝地“谋而后动”》等配套系列论证文章,建议在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中,选点地处东南亚和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地区的中心,中国腹地第一个对接粤、港、澳区域的横琴岛(现属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设置“离岸区”。
    
    横琴“离岸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国两制”政策开拓性发展的新天地,建议赋予中央直辖的独立关税主体、独立法域地位,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基本法规,确定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以及金融创新等方面的自治权限,订立细则,依法治理。由于重在“离岸金融”,具有“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特性,建议取名“离岸金融经济特区”。(附件列有该诹议和配套系列论证文章的部分网页键接)
    
    将横琴岛改为中央直辖管理,创建“离岸金融经济特区”,好比一挥亚历山大之剑,举凡体制协调上的反差以及各方利益角力不止的僵局等百般繁难,当可迎刃而解;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应毋庸疑;可期为澳门、香港、珠海、广东,“泛珠三角”和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带来全面利多的统赢效果。
    
    无庸讳言,现在还有一些人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仍然定格在已有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原来方针”而不易,出于固有观念或利益冲突原因,不敢或不愿设想从社会主义体制领域中划出土地去“发展资本主义”。
    
    跨越“雷池”,恐怕还要重新面对“姓社姓资”这个史芬克斯之谜。为求破谜解惑,邓小平的“猫论”和“三个有利于” 是一把鲜明的尺子,是价值判断的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利器。“温故”可以“创新”也。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猫论”,道出了民谚背后的真理,引导国人回归“理智的常规”,改变了过去凡事都要先以意识形态考量、凡事都要先问问教条的思维习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了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进一步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国策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指引及时调整、发展各项政策,以因应时势变化的挑战。
    
    自1980年以还,邓小平不下二十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其主要出发点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1980年4月12日,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
    
    “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其实,西方有识之士又何尝没有“猫论”的悟性?
    
    中国“一国两制”的丰富实践经验证明,各方不仅不受伤害,自己原有的东西可以保留,而且还可以从另一方得到最大的好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主义可以吸收资本主义有利于自身发展进步的好东西,产生积极的良好的效果。反之,西方社会的实践也表明,列强没有成为垂死的帝国主义而走向灭亡,离不开许多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金丹良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从美国开始了波及全球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临危受命的开明改革家、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持推出著名的“新政”(New Deal),因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求变压力空前高涨的严峻形势,厉行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完善民主政治,挽救资本主义体制,将国家引上了持续发展进步的轨道,并且影响全球范围极大地强化了这种良性和平演变的大趋势。
    
    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和平演变趋势,催生了有政府调节的追求社会公平和大众福利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是以英国杰出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命名的所谓凯恩斯主义型资本主义。
    
    凯恩斯论证现代政府可能利用其权力化钱、征税以及控制货币供应等,以缓解(而非消除)资本主义的顽症-经济盛衰周期。据此,在萧条时政府应放松银根,增加开支,维持高水平雇佣和生产,甚至赤字预算为主,以补偿私人消费的衰减;如果荣景过头(过热),带来投机和通货膨胀,则反其道而行之。许多西方国家逐步立法接纳凯恩斯主义为经济国策,美国国会於1946年将凯恩斯学说纳入立法,从而放弃了亚当.斯密以来流行的反对政府实行计划控制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演变岂非相当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优化结合?
    
    在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关社会公正的一些主要要求,包括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社会失业保障制、全民义务教育,以至生产资料公有制,几乎都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中以各种不同形式一一实验。在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低税收、限制福利、重自由而非平等、在自由中寻得相对平等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社会理念基础上,西方社会展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控制,越来越多的国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和平均主义;无所忌讳、乐此不疲地持续纳新、探索、调整,寻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更新方案。
    
    因此,同马克思发表资本论,或是列宁主义兴起的时代相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显示出类似于“猫论”的优化原则的“无主义”风范;藉此应能看到这些国家得以缓解社会矛盾,常葆旺盛创造力,科技经济快速进步的秘密。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一体化潮流势不可挡;中国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两者制度和理念各有千秋,都是人类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可贵探索,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作为人类创造的伟大文明,都应得到承认,可以和谐共处,互相借鉴,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3.问道“孔门心法”优化决策方法论
    
    拟议创建的横琴“离岸区”,背景条件与港澳特区大不相同,那里大部地域尚未开发,居民只有六千多人,不存在历史遗留的外来管治建制,几乎没有征用土地的困难,一切如同在白纸上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将“一国两制”政策创造性地扩展应用于横琴,需要自行设计该“离岸区” 的全部管理体制。在经济领域,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借助港澳和国际“离岸区”经验起步;但政治体制建设方面,完全没有可供参照的现成模式,是最为敏感和最大疑虑之所在。
    
    为了寻求横琴岛“离岸区”的政治体制可行方案,不妨请教中国圣哲孔子著名的优化决策方法论――人称“孔门心法”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处理一切问题的共性优化决策方法论. “中”在这释义为正,本意“当为矢着正也”,就是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中庸不是“和稀泥”、简单折衷,不等于不讲原则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147页)
    
    有史以来中外实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时人亲身经历的戏剧性世局急剧演变可为见证,凡社会发展进步有成者,莫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中庸决策之道而得之,而走极端者多归于失败。
    
    关於中庸原理,散见儒家论述,并不完全集中在子思传作的《中庸章句》。中庸之道的要旨大体上可从下面四句纲领性口诀去领会:“允执其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所贵者权”是也。
    
    3-1 允执厥中
    
    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也”。《礼记》解释中庸为“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论语.尧曰》称中庸要“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尧之所以授舜也。
    
    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的“两端”是指矛盾对立的两极。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作出优化选择,即求中是也。这就是说,在一个命题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契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最佳,各方接受程度最高,恰到好处的优化解答,这就是“中”。
    
    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称“致中和”,与无线电学名词“调谐”同义;这里的“和”,亦即“和谐”或称“和合”。“和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论语.雍也》乃有高度评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3-2 过犹不及
    
    这个中的位置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论语.先进》中记载着孔子的相应答覆:“过犹不及”。
    
    中庸之道追求的中的确切位置,是优化选择决定的,座落在过头和不及之间的“无过无不及”的“临界位置”。借用数学术语譬解,这个中并非意味变量在坐标区间的几何中点,不妨比拟为对非线性无约束多元函数寻求每个变量的偏导数等于零时对应的极值;无论左偏右离,都不如这个中位的效果最好。举个例子:从视觉调谐之美而论,一个方形体的短长边最佳比,不是零比一或是一比一(不是一条竖线或横线,也不是正方形),而在某个等于(√5-1)÷2,近似值为0.618的特定比例上,即所谓黄金分割。
    
    过头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说两种错误倾向,孔子认为都不足取。为政过严或太宽都不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制订政策,借用现代政治语言讲,就是偏左(激进)和偏右(保守)都要犯错误。孔子主张凡事有度,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中道也。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指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页)
    
    3-3 和而不同
    
    什麽是人际关系范畴优化求中的根本途径?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
    
    “和”与“同”,在汉语中可以是同义词,但在这里是有区别的:事物通过变革达到实质上的统一或调谐状态,叫做“和”;掩盖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齐一致,谓之“同”。
    
    “和而不同”要求常怀兼容精神,像拉丁文“宽容”一词“Tolerare”原义那样: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於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或就是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据说是法国人伏尔泰的名言)
    
    “和而不同”,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求中“致和”,体现了经由多种因素特别是对立因素的斗争或变革(首重良性竞争)寻求统一或调谐的精神。推而论之,“和而不同”作为一项原则性共识,莫非现代民主政治广泛包容多元文化的优化决策概念的必要前提;正确处理家庭成员、办公室同事关系以至集团、国家、民族纷争,追求全球化、世界主义,以及天下大同理想必遵的金科玉律?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介绍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时说,“和而不同”是其中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他认为,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善待友邦,也有利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3-4 所贵者权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Act as the Occasion Requires),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行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富於灵活性,与时俱进的决策之道。
    
    英国着名诗人雪莱写过一句貌似悖论的警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谓”中”,即中庸决策的答案,当然要随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贯彻中庸之道,做什麽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应用,见机行事,不应拘泥於某种主义、教条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执中而不知权变,犹“执一”也。孟轲称“执一”为“贼道”,举一而废百也。
    
    “极高明而道中庸”也。“一国两制”可视为融会贯通“中庸之道”的当世杰作。“一国两制”扩而大之,新创“离岸区”,设计先进政府管理体制,也当借重中庸优化决策方法论。
    
    
    4.“离岸区”政府管理体制设计方案初探
    
    “一国两制”下新创“离岸区”,宜有一套科学、高效、健全,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为国际社会信任的先进政府管理体制。其产生过程,不妨参照中国建政初期经由政治协商会议产生人民政府的方式,首先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横琴离岸区协商会议”,征集各界贤达意见,经充分研究磋商,拟订切实可行的方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研议裁决。
    
    今借重中庸要领,初探横琴“离岸区”政府管理体制设计方案于后。
    
    从中国国家体制和横琴岛实际情况出发,“离岸区”政府应属国务院直接领导,由国务院委派主要行政官员,组成各级管理机构,依照人大专门立法进行治理;享有制订法律实施细则和创新试验、改革管理制度等自治权,以及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横琴“离岸区”法律包括行政和经济两大范畴。行政法的特点在于因应国际性经济自由化运营的需要,能够“选贤举能”,任用一流优秀管理人才;最大限度提供人员、信息交流便利;维持各方对话渠道畅通;保障决策民主性和透明度;严防权力腐化利益输送;形成严谨可靠、不容逾越的“权力制衡”机制。
    
    创建横琴“离岸区”,如同一张白纸上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作为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新兴“离岸区”和生态环境保护地,应当从严控制常住人口,换言之该区的人口是必要的人口;由专业人士、高素质的服务业者及其家属,构成居民的主体力量。因此,横琴“离岸区”的性质大不同于内地一般自然行政区,地方政府势将突显管理型服务特色(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应无必要按常规体制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而宜代之以更有利于支持管理型施政以及有效“权力制衡”的另类设计。
    
    能否体现“允执其中”,关键在于有没有严谨可靠、不容逾越的“权力制衡”机制。
    
    “权力制衡”是“离岸区”行政法先进性和有效性的根本保障,一切立意美好的法律条款或政策措施的最后守护神;没有这一条,很难设想新建的“离岸区”会被看好。
    
    国内目前还缺乏可供新建“离岸区”适用的“权力制衡”体制范例;放眼海外,基于中国国情,显然不容考虑套用西方社会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议会政治、普遍选举等传统经验。
    
    对于新创的“离岸区”来说,作为“无过无不及”的优化可行方案设计,当是一种不落西方传统窠臼,非但不削弱执政党的领导,却能有效改善和加强执政党的领导,进而强化一党执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利于维持社会和谐安定,致令最怕“权力制衡”的特权既得利益阶层难以抗拒、欲拒还迎,但是确实符合最广大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真性“权力制衡”方案。
    
    据此,本文提出“受控权力制衡”方案,主要包括两大解题之道;要点说明于下:
    
    4-1 设立评议会
    
    建立某种同行政当局地位平等、独立超然的新概念超级评议机构――评议会,专司监察、评价,为政府提供“再思建议”(Second Opinion)和必要的复议功能,直至在重大议题上履行背书或确认的权责(有点像现代化企业必备的质量保障系统 --- Quality Assurance),从而发挥富有建设性的“咨询型”权力制衡作用。
    
    创建离岸金融经济特区,要保证一开始就进入法制化的轨道,做到健康有序的发展。特别是根据国际惯例加强对离岸市场的监管,是为考验离岸区能否顺利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评议会应扮演举足轻重的把关角色。
    
    评议会主要领导人,和主要行政官员一样,由国务院任命。评议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议会,不是立法机构,不是决策权力机构,不同行政当局分割或争夺决策权力,也不取代党政机关自身内部的监察功能。
    
    新概念超级评议机构将拥有强大的专业咨询功能网络,可为议事决策机构提供外包式(Out Sources)高水准专业顾问服务。这种新概念配套设计是为了在越来越差异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环境条件下,既保障社会政治体制安全运行,又极大地提高决策的效率和品质。
    
    评议会的议事方式,必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全方位协商的功能,成为在社会生活中贯彻“不同中求和”的中坚力量。
    
    评议会将为一切多元社会集团以至每个人的参政要求提供另类公开化、制度化地顺畅表达和争取实现的渠道;并发挥良性反馈互动的作用,造成一个越来越有助放宽结社自由以至言论自由,但是秩序受控,放而不滥的环境气氛条件。对执政党来说,也许这是一种最为安全的权力制衡结构,它不会带来冲击执政地位的威胁,非常有利于维持一个稳定中持续深化改革的的政治大气候。
    
    4-2 在政府主要官员任期中间实施“公投确认”制度
    
    一个好政府,好在“选贤举能”,实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由贤能人士主事。
    
    西方民主国家成本高昂,实则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而又欲罢不能的传统直接普选制度,当非现代政治体制创新的唯一的最佳选择。
    
    “选贤举能”,从孔夫子(《礼记.礼运》)到柏拉图(《理想国》,Politeia),都不以为非直接投票选举不可;但如果脱离了民意票决,又如何保证人民行使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选择权呢?
    
    “离岸区” 政府的行政领导人和评议会领导人,可在执政党主持下经由广泛协商(上述提供立法咨询的“横琴离岸区协商会议”可司其事),遴选推荐,由国务院任命产生。
    
    这种间接举荐制度的公平性、科学性和遴选质量无论完美到了什么程度,总应落实到“主权在民”这个基点上,切实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和人民拥有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制衡权。为此,建议推行“公投确认”办法,从根本上充实和完善“间接举荐”制度的民主性质和制衡内涵。
    
    本文建议,在横琴“离岸区”实行一种在职主要官员定期公开考绩和经受民意投票“确认”(Confirmation)以定去留的制度,体现人民选择和制衡政府的至高无上权力。这种制度,是组织化举荐和民意票决概念相结合的超现代化产物。
    
    “公投确认”者,就是对于上述间接举荐产生的主要公职领导人,在法定任期中途,由全体有选举权的公民无记名投票“确认”其下半期任职资格。通过的继续干下去,通不过的下台让贤,按正常任免程序进行调整。
    
    对于治绩卓著,历经“确认”,特别是连任的优秀官员,光荣结束任期后,退休时应得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感谢和褒奖,让他(她)们享有受之无愧、令人珍羡的优厚待遇。
    
    “公投确认”的主要特点:
    
    4-2-1 “公投确认”相当于“另类直选制度”
    
    “公投确认”和传统的普遍选举一样,都是选民一人一票直接运用自由意志行使权力的方式,意味着人民直接投票参政,运用人民的普遍意志,实施人民拥有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制衡权,体现了民主共和政治的本来目的;不同的是,普遍选举用来“事先产生”官员,“公投确认”则用于 “事后确认”已经任命了的官员。可称“另类直选制度”。
    
    “公投确认”是选民对政府主要官员执政水平的全面综合评价机会,选民将能依据有关官员任职期间确凿有据的政绩和操守表现作出判断和抉择;政府主要官员从此将直接置于人民由下而上的监督和选择之下,其官位存在的理由,归根到底只能是人民的认可和授权。
    
    4-2-2 “公投确认”不仅无损,而且有利于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权威
    
    “公投确认”是一党执政的政治架构下对“党管干部”这一领导原则的高层次完善化设计。
    
    “公投确认”方案中,原有选拔任免干部制度可以维持不变;现任“离岸区”主要官员如果通不过期中“确认”投票,由中央政府对不称职官员按正常程序调整职务,并遴选任命取代人员。
    
    “公投确认”作为另类“权力制衡”方案,与西方传统的分权制衡不同,系在现行一党执政体制下充分受控实施,执政党不必因此应对任何政治势力的挑战,不会导致“政党更替”、“政府倒台”或“解散国会”。
    
    如果政府主要官员屡屡在“公投确认”中出局,势将损及主持干部选拔任命的执政党令名,因此“公投确认”对执政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高标准的培养和遴选人才的要求,以及加强对干部监督、考核的任务。所以“公投确认”不仅可以淘汰不合格的官员,也从正面促进“良币逐劣币”,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和才能。
    
    这种民意票决确认制度不仅不削弱执政党的实权和地位,相反地,一旦执政党善于运用这种“安全稳妥”的民主架构以贯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初衷,可证“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者也”(《家语.王言解》);必将极大地增强人民的信任感和凝聚力,利于形成一个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社会局面。不搞三权分立、双议会制、普遍选举和多党竞争那一套办法,却可能开创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化前景。
    
    “无过无不及”可乎。
    
    4-2-3 对“制度性腐败”来说,“公投确认”是一剂立竿见影的特效药。
    
    实行“公投确认”,要求政府主要官员向人民大众报告工作,接受检查。每次“确认”的正负结果,无异于经历一场民主选举中赢得连任或鞠躬下台。其结果将是肯定和表彰好官的“授奖大典”;也不啻对无德无能尸位素餐庸碌之辈或以权牟利鱼肉百姓腐化堕落的贪官污吏的当头棒喝,起到民愤出气筒和安全阀的作用,利于消弥官民对抗群体暴乱事件于无形之中。
    
    一个坏官,恐难想象在这轮考验中侥幸过关。现任政府官员如果不能通过期中“确认”投票,将失去人民以为他不再称职的权位,这种情形无疑是当事人政治生涯的莫大败笔,声誉、报酬、待遇和社会地位势将大幅贬值,丑行劣迹因此曝光,甚至引发调查追诉,较之西方社会一般竞选公职失利的影响和后果严重得多得多。可见 “公投确认”制度将为政府官员避邪归正提供一种出诸利己私心本能的真实有效的驱动力,对政府官员反贪防腐、导正吏治产生一种强大无比的威慑、鼓励和保障作用;一旦实施,“制度性腐败”势将立竿见影般“自动”朝向“制度性公正廉洁”转化,其功效与现行“自我监察”手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4-2-4 “公投确认”效率高,节省社会成本
    
    较之西方成本高昂,实则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而又欲罢不能的传统直接普选制度,“公投确认”不必经由化费浩繁的参选、竞选和辅选活动;有集中的目标,既定的对象,确切的依据,简易的手续,可以节约大量费用、时间等社会成本,提高了人民直接参政的效能,却可避免许多消极的负面的因素。
    
    4-2-5 “公投确认”适宜配套较长总任期,利于远景施政规划
    
    通常规定主要政府官员任期四至五年、至多连任一次,以防形成特殊利益输送关系网路。但是这种限制往往造成前期小手小脚、谨言慎行、墨守陈规,不犯大错误,以保障下次连任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利于做好长远施政规划,官员真正能够发挥创意、果断地有所表现的时日,一般说来往往局限于较少后顾之忧,但为时不多了的第二任期之内。
    
    与“公投确认”配套,可以设计一种任期较长(例如六年),结合适中“确认”周期(例如三年),并加上一定连任机会(例如容许连任一次,总任期可达十二年)的官职制度,有所抱负的政府要员应能争取通过“确认”和连任,按照较长的总任期作出远景施政规划,产生更为稳定和可观的长期效益。
    
    4-2-6 “公投确认”已有社会基础
    
    中国早已建立并且不断改进中的对於领导干部的多元化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包括党内考察和党外考察、上级监督和民众监督体系,都与“公投确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中国行之有年的民意测评活动,离“公投确认”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其中合格的中介机构的深度民意调查评价,可以作为实施一人一票的“公投确认”制度的前期演习和准备,是为建立“公投确认”制度以后经常的必要的支持性补充活动,可确立为一种法定的辅助程序。
    
    中共中央在2002年7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把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近年来很多地区对政府机关和官员的业绩表现开展民意调查和群众评议;有的要求被评为最差单位的负责人引咎辞职,被评为最差的工作人员自动淘汰下岗。在“离岸区”实行“公投确认”以定去留的另类直选制度,对中国朝野来说,其实早有一定社会基础,并非凭空生造。
    
    这种制度尚未在内地试点推行,但“离岸区”既有特殊需要,不妨先行实施,取得经验后,对于内地政治体制改革,应有积极的的示范、参考意义。
    
    
    5.搭建台海两岸金融合作平台
    
    “一国两制”最早设想用于台湾,实际上先见效于港澳。“一国两制”政策扩而大之用于横琴“离岸区”,相当于搭建台海两岸金融合作平台,可以率先突破现在的种种局限,促进经贸合作锦上添花、健康发展,共创双赢,成为两岸走向统一的先驱前站。
    
    二十余年来,台海两岸经贸合作成绩斐然,形成了互惠互利的良好发展局面。台商累计投资大陆项目逾七万个,实际投资规模大约在一千到一千五百亿美元之间,年均贸易额和资金清算量都达到上千亿美元;2002年大陆一举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并持续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与两岸经贸快速成长极不协调的是,两岸金融合作十分滞后。长期以来,两岸金融监理架构无法建立,金融交流几乎陷入冻结状态,台湾银行业基本上无法随台商西进大陆。人民币在岛内被称作“台湾第二货币”,和新台币、美元并列为三大流通货币;但是和巨额清算量形成巨大落差的现实是,两岸货币至今无法直接通汇;来大陆做生意的台商,只能通过境外外资银行进行资金交易。这种“瓶颈”现象不仅造成商业成本增加和人员往来的不便,还衍生了猖獗的货币黑市。
    
    台湾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对两岸经贸往来提出“戒急用忍”的限制政策,结果使得资金限于“单向流动”,大陆资金无法来台。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推行“台独”路线,继续限制两岸经贸往来,资金往来依旧是单向的。限制大陆资金来台,意味着阻止全球进入大陆市场的和大陆自有的钜大资金来台,等于跟钱过不去。同时,台湾资金来大陆受到40%的限制,致使许多台商为了规避当局的阻挠而选择到加勒比地区的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设立“离岸公司”投资大陆,借助离岸金融中心的保密条件,隐瞒其真实资金来源和股权结构,令台湾当局无法获得足够证据“依法”处置。上述账面投资统计数据不全,就是这个原因。
    
    台资企业在大陆地区的生产、投资、经营,无论在金融机构、金融服务与货币兑换方面,都缺乏应有的支持。台商必须面对进出投资限制,资金流动困难,融资渠道不畅,以及双重征税、物流迂回,执业就业资格不明等等麻烦;加上岛内政治不稳定、政策不确定、经贸主管官员人事不安定,致使投资环境恶化,经济长期沉沦。
    
    今年3月22日台湾大选后国民党重新执政,当选总统马英九多次表示将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处理两岸关系;方向正确,态度进取,精神务实,有助两岸合作回温。
    
    4月29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提出“建立互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十六字方针,这不仅是对萧万长在博鳌论坛所提十六字方针“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回应,更含纳了对台湾最新政局发展的思考。
    
    马英九正面回应,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也希望未来的两岸关系能沿着这个轨道迈进。若真能如此,将是两岸人民之福,也是全世界人民之福”。并多次重申务实、中道的两岸路线,盼藉此回应选民的期待,将两岸的互动带入新境界。
    
    今天两岸正面临新的历史性经济交流合作机遇。眼下周末包机、三通直航,以及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等老大难问题解套已见眉目;金融领域增进合作固然势在必行,但因涉及大量政策法规歧异,在两岸政治僵局“破冰”,“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谈判并达成协议之前,其发展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局限性。
    
    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创建横琴“离岸区”,金融企业得以相对自由地与对方进行业务上的合作,应是跨越两岸金融合作政治范畴障碍的捷径。
    
    “离岸区”的创立,非常有利于突破台海两岸金融领域交流合作的“瓶颈”,双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得以自由进入,区内离岸企业资金自由进出,外币、港币、新台币同时流通,实现两岸货币直接通汇和直接兑换,便利台商的融资和结算需求,两地银行可针对具体项目开展银团贷款等方面的合作,并尝试推动两岸金融监管的合作,从而促进更畅通的资金流动和更优化的资源配置,推动经贸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共同造福两岸同胞;还将发挥区域整合力量,为未来亚洲其他地区的货币与金融市场的合作机制作准备,进而创造出具有强大竞争力及调节世界经济体系影响力的平台。
    
    在横琴“离岸区”,台湾丰富的金融人才,将能协助大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增进管理技术,训练金融保险人才,以协同解决中国大陆经济转轨之金融议题以及改善台湾当前金融产业划地自限之困境。
    
    横琴“离岸区”可以发展成为台海两岸金融全面顺畅合作的重要枢纽。这好比“一国两制” 回归用于台湾的初衷,但金融先行,在经济领域发挥常规体制不可企及的奇特功效,在共享实惠中充分调动增进和解、有利统一的积极因素。
    
    台湾海峡西岸厦门所属鼓浪屿岛,紧邻台湾地区,应是两岸离岸金融合作的另一可选地点。
    
    鼓浪屿闻名遐迩,景色优美,但面积甚小,约1.77平方公里,仅及横琴岛的五十分之一强,且已全面开发为旅游胜地和高级住宅区,改造利用余地有限,缺乏建立完整规模意义上的 “离岸金融经济特区”或“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因此,建议在创建横琴“离岸区”的规划中,考虑在鼓浪屿为台海两岸离岸金融业务设置适当的分支机构,以收近水楼台捷足之利。
    
    
    6.“一国两制”牵手“和谐世界”
    
    2005年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讲话中首次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
    
    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说,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是中国对国际大势发展做出的乐观判断,也是人类社会思变的现实需求。世界并不像许多媒体描述的那样糟糕,全球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中国当前正在国内建设伟大的“和谐社会”,而在国际范畴的“和谐社会”就是“和谐世界”。这是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提出的关于“全球治理”的理想化现实主义版本,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趋势下的中国世界观;作为对联合国精神和原则的丰富和贡献,具有深刻而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和谐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同文明、文化、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人类,但存在不同价值观。一部人类史,如同“相砍书”,特别是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消除疑忌谈何容易。“和谐世界” 理念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欢迎;但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世人总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才能信以为真,信其可行。
    
    “一国两制”强调两种不同制度和谐相处,在国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世界,两种或者多种制度”,顺应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体现了利益兼顾、各方共赢的公平理念,与“和谐世界”所追求的不同国家、民族、社会制度的“和谐共处”理念完全一致,符合人类发展“当行之路”。
    
    中国坚定而灵活地实施“一国两制”,保证了香港、澳门持续繁荣进步,港澳人民和国际社会心悦诚服之余,海内外普遍肯定和赞扬,莫非就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范例。
    
    “和谐世界”的提出,显然赋予了“一国两制”推而广之的新涵义、新任务。也就是说,“一国两制”不仅为国家之间解决历史遗留的主权、领土问题开辟了一条卓有成效的和平通途,也应根据发展需要,在统一主权下,选择特定地区以适当方式主动采行不同制度,取长补短,大利天下。“允执其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所贵者权”,何乐而不为焉。
    
    未来横琴一旦成为 “一国两制”政策开拓性发展催生的中国第一个“离岸金融经济特区”,不但产生钜大经济效益,还将在“和谐世界”理念的全球推广中扮演代言者、协调者和验证者等重要角色,发挥中华文化价值的展示作用、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平台作用、社会制度共融的示范作用、国际公正经济秩序的维护作用,加上富于创意的制度革新内涵,它将昭示国际,中国满怀诚意,身体力行实践构建“和谐世界”,成为“大国崛起”必不可少的文化软实力胜出的重要标志之一。
    
    
    ************
    
    
    这是《“横琴”宝地“谋而后动” --- 创建直辖“离岸金融经济特区”诹议》一文配套系列论证文章的收尾篇。
    
    所见是否有当,敬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披阅指正。
    
    
    --- 被其泽则悦,闻其风则来。
    
    
    
    (正文完)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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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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