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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成:盛世危言,恍若昨日—纪念李慎之去世五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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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去世,这位被尊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离开我们已经已有整整五年了。今天我们纪念他的最好办法是更好地向他学习,面对当前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向他请教。
    这个意思是我最近重新翻阅了一下《李慎之文选》和《纪念李慎之》两书之后想到的。因为在重读他1999年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节独语》那篇雄文后,我仍如九年前那样感到强烈震撼,似乎文章是昨天写就的。他在文中指出的种种时弊,不但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尤为变本加厉。
    他讲到1999年的建国五十年大庆时写到,“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就花掉了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尽头,但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
    对比一下今年的所谓的“奥运盛世”,其规模较之那次盛典更为盛大得多,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不但大事兴建必要的体育场馆,城区街道的店铺也油饰得焕然一新。甚至有人还要颁法禁止乞丐当街行乞,以免有伤国家脸面。
    当然整顿市容,维护体面也许是必要的,但是这一切是否做得太过头了?即以“圣火传递”来说,“圣火”本来就叫火炬,到了我们这里就神圣化了。在历次的奥运中,火炬传送的人数之多,行程之远,经过国家之多,时间延续之长,应该说中国这次举办,上述各项都首屈一指,拔得头筹,以致在遭到英法等国“捣乱”和抵制之后,连一向大力支持我们的奥运主席罗格也表示,火炬传递原不必搞得如此过火(大意)。
    再有,邀请各国元首出席开幕式,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们来或不来,“悉听准便”。但是中国一些人却总有一种大国心态,对此非常在意,以有“万国来朝”为荣,拒来则十分失望,甚至怀恨在心。其实这些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而影响国际关系,尤为不智。
     我国人这种大国心态和虚骄之气,可说由来已久,于今为烈。刚一入新世纪时,就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后又叫嚷“大国崛起”,这种宣传的效果,正如李慎之所说,“以搞大排场来震慑天下耳目,以为这样就可以‘安邦定国’,全然不顾其后果,只能事与愿违” 。“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张的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夸耀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尚书》上说,‘满招损,谦招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已经得到满足了,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非常危险的。”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客和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最近又借口藏独与人权问题,抵制北京奥运会,当然这完全不排除出自他们敌视中国,围堵中国的图谋,但我们自己反躬自问,国人的虚骄自大,打肿脸充胖子,以至于树大招风,务虚名而受实祸,是否也应该自行检讨、改正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飞速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国民总收入如果按照人口平均计算,离一个富强大国尚远,是在还没有骄傲自大的本钱。正如李慎之说的,世界上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制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建筑3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技术发展已经到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搞了一百年。
     李慎之在讲到建国五十周年那次大庆时还写道,“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但,紧接着他又说,“许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遮盖了,埋藏了,这种做法,人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可说早已司空见惯,其目的除去为了“鼓舞士气”(实际上是满足人们虚荣自大心理),更主要是为了“权力者重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
    今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活动中,我们又看到不少媒体对那位无端带上“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桂冠的领导人的歌功颂德,高声颂扬他的“丰功伟绩”。但尽人皆知的事实,正如李慎之所说,“‘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够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骗人的空话而已。”
    最近中共第二号人物又重申邓小平的告诫:我们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资产阶级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云云。然而,今年3月20日台湾大选,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获胜,实现了正当轮替,被誉为宪政民主的伟大胜利。台湾和大了不是一个中国吗?台湾可以实行三权分立(按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五权分立,但主要的还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而为什么大陆却万万不可呢。台湾在12年前,1996年就已经实现了“总统选举”,但大陆至今连乡镇一级政权的选举还没有开始。
    李慎之还在文章中提问到,既然邓小平在1992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己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这是恩格斯的主张啊!
    去年谢韬在《炎黄春秋》第二期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命运》一文,提出同样的问题并引发了理论界人士的热烈讨论,可惜的是中共领导人依然装聋作哑,充耳不闻。
    从上面引述李慎之言论中可以看到,他本着“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以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理性和道德勇气,观察分析问题是何等深刻、透彻,指摘时弊是何等的一针见血,下笔千钧,力透纸背,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在此,即以我五年前《又为斯民哭健儿》一文结尾所写的“更好地向李慎之学习,义无反顾地把他卸下的重担挑起来,继续前行吧!”作为对他逝世五周年的纪念。
    
     2008年4月27日
     于北京新绿书屋
    ”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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