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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直面一个问题:对权贵启蒙,有用么/陈永苗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9日 转载)
    言论自由最终推动的幻觉
    启蒙需要物质性条件,那就是言论自由。极右派在中国很容易倾向于主张言论自由先行一步。启蒙是要面对民众,尽管民众接受不了启蒙精神,能接受的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激情。但是当下中国,启蒙与民众的关系会被切断的。不可能像五四运动一样,知识分子的一个言论,爱如何说,老百姓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没有言论自由,启蒙都是知识分子在书斋中进行自娱自乐的虚拟,影响有限,最后的瓶颈都无突破。
     从康德那里可以知道,启蒙有个心理基础,就是进步论,相信历史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如果不在相信进步,相信王朝末日即将来临,那启蒙看起来就比较可笑。对改革的乐观和悲观,都是基于肉身。改革让中国人分成两派,一个受益派,一个受害派。什么才是主流,是乐观还是民怨?哪一个是普遍的,是积极乐观的,还是底层悲观的?民怨会成为主要的社会情绪,怨气会弥漫整个中国,而乐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随风而去。 (博讯 boxun.com)

    以言论自由来推动,就排除了敌我之分。对权贵呼吁改良,也就是把他们还当作一家人。改良是基于同一个共同体内部的互动,它表明,权贵政府必须把来自民间的呼声,当作善意的。也就是假设权贵与民间之间是可以对话,可以商谈的,权贵仅仅是迷失的羊羔,是自己人而不是敌人,是知错能改的人,而不是要吃掉我们的狼,要毁坏我们前途的鳄鱼。
    很显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毁约,预期毁约和实际毁约,权贵已经把人民当作敌人,动用专政手段。这里不再是人民应不应该把权贵当作人民公敌,而是人民被迫如此。划分敌我的主动权在于权贵。这时候,权贵已经变为中山狼,已经是要咬农夫的蛇,极右派主流经济学家还说,没事,让他们吃吧,你们要相信他们是好的,他们会把你吃掉,出来一个光明世界。
    改革受益派的启蒙,尤其迷信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的极右派,对权贵的道德说教,尤其属于对牛弹琴。左右联合,搞出话语压力集团,不见得有用。更别说极右自己单干。启蒙知识分子把权贵当作说理的对象,还是看作一家人矛盾,而受害派则作了敌我之分。政治立场的选择,以基于自身遭遇的政治决断作为前提。
    如果看作一家人矛盾,也不应该完全局限于道德启蒙。我也不否认对权贵进行道德启蒙,或许有些人良心发现,但这并不是有效的政治方案。一滴水不解除众人饥渴。严守对权贵进行道德启蒙,而排除其他政治压力路径,例如民族民权主义,告别革命,并不是改良,乃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只有支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加入准革命论,威胁权贵,造成妥协。这市场上买菜卖菜的家庭主妇都比吴敬涟更明白。奥尔森(Mancur Olsen)指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杨小凯说,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
    有一个囚徒悖论在这里,即使你愿意和平,但是对方不干,那你咋办?所以和权贵之间敌我之分是首要的。一家人才能讲说理,对方干尽坏事,你凭什么强迫每个穷人还相信。一种奴隶的幻想,跪劝权贵从良,是不可行的。你为权贵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有巨大利益,你肯不肯让步,只有你不让步的代价更大,并且就放在你的鼻子下面,明白确定的巨大威胁在那里,你才会作出让步的选择。
    对权贵的政治判断,必须建立在人性恶的前提之上,他们是“理性”的自私人。不是道德高尚,而是损益,才能造成他们让步。而且这种损害,必须是短期之内发生的,如果是长期的,他们也不愿意兼顾到。他们也是短期利益的动物,所以只有流血的恐惧,带到他们面前,让他们觉得是实在要发生的,要对他们说,不放血就要流血,改良才有可能。
    鼓吹不革命派,好心办坏事,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帮凶派。其实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找共产党说理没用,还不如与民众站在一起,形成压力集团,迫使改良。只有拳头才能对抗拳头。启蒙知识分子用道德话语谈公共政策,说来其结果是大部分好心办坏事。想帮忙,越帮越忙。
    当要迫使权贵良心发现,就必须极右派有着非常高的道德权威,极右派必须是权贵的老爹。可是极右派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这里的道德权威,必须在权贵心理,而不是在民众心里。如果权贵害怕极右派在民众心里的道德权威,那也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利益计算的结果,可是对这种情形,权贵有太多足够的政治手段,足以消除。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极右派变为宗教分子,利用权贵心中的宗教恐惧感来吓唬他们变好。可是这些正是启蒙的敌人。启蒙否定了因果报应和来世,否定信仰宗教,又没有宗教权威。
    上帝信仰是宗教的,对权贵的克制,依赖于权贵资本家的恐惧和敬畏。这没有办法谈。只有政治才能对抗政治,人民站在一边,形成政治压力,当然有可能迫使权贵资本主义屈服。那也只有人民获得民族国家和上帝的宝座是才有可能。而启蒙运动把民众搞的地位很低,除非如我说变为民粹,把民众当作上帝,形成人民宗教,那才是有力量的局面。一饮一琢,这是启蒙运动必然带来的恶果。
    对权贵启蒙,当然可以造成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的支持,也许要获得一定的回报,才能平息愤怒,否则对权贵启蒙,越发增加民众的非理性。如果权贵与民众之间已是敌我之分,启蒙属于白说,并且为革命积累怒火。这里隐含着呼喊“人民站在启蒙一边”的政治诉求,很容易蜕变出现不愿意出现的东西。如果启蒙对权贵资本主义没用,仅对人民有用,那么其政治效果是纵火犯。
    不直接针对权贵,没有敌意很容易造成权贵转移矛盾。日本为什么既侵华又多次战略怠工,侵华是因为国内权贵决不放弃对民众的压榨,所以选择对外战争转移矛盾,用新领地安抚国内民众,只要自己利益不受威胁,国内怎么狂热煽动都行。但是同时又不做战略打算,结果一起步向深渊。所以只要有这么一群权贵,不仅国内鱼肉百姓,国际还能自取灭亡。
    
    
    改革中隐藏着的阶级斗争
    
    例如先保护财产权,后政治改革,达到均衡。保护财产权,需要政治对抗和实力均衡,当没有政治对抗和实力,先实行保护财产权,不外乎为了方便已经掠夺在手的权贵。农村土地和国有资产流失就可以作为很明显证据。
    容易的,可以轻易改革先改,容易造成政治生态的破裂,例如2003年北大改革先动教师后动官员。难的,就是权贵反对的,易的,权贵没好处也不推动。先易后难,可见改革中隐藏着的官僚——人民矛盾。
    这是文革的延续,同时也可能在改革中进一步激化。改革有可能缓和,当然这只有八十年代,短暂的出现过。更有可能激化,当改革仅仅是权贵的乐园时,只会激化矛盾。
    文革之后80年代初,还有一个共同体,大家抱成的一团。抱成一团,就不容易冲突,有希望。现在,谁和谁抱。至少从心理上,相对公平感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第一重要的。例如你很富有,我很穷,但是我不觉得不公平,因为我认为是天然的,绝不会有大的社会矛盾。文革之后,大家都有希望,有奔头,不容易冲突。现在大家觉得没奔头了,那就搞内斗吧。很大程度是心理上的绝望,增加不公平感。
    所以不能在改革意识形态中,仅仅有和气一团,更有警惕与潜在敌我之分。如果“现易后难”被权贵利用到极致,该改得不改,不改的尽快改,一切利益最大化,没留下任何余地。吸干血,吃了肉,再抛弃,那么潜在的敌我之分,就应该上升到极端的。阶级矛盾就不可调和。
    政治经济学史上,至少有两个问题,还都是糊涂账。一个是土地地租分享的正义,一个是价值是劳动还是资本决定的。这二者的分享比例,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大小,棍棒大小。可是现在每一方都宣布自己是真理,背后确是用武力和国家暴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制定出来的比例规则。所以隐含在用武力和国家暴力之中,就是阶级斗争。
    由于政治专制造成市场竞争的极不公平,贫富的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富人与穷人相互分裂,相互仇视。由于言论自由的缺失,更使知识分子与民众不能对话,从而导致分裂。下层民众普遍崇拜毛泽东,而诚实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厌恶毛泽东。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说,民众只能以宗教形象的方式,表达正义的诉求,而知识分子则可以用一种精密的学理体系。毛泽东作为一种符号,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此分裂。
    
    如何才能够做到温和理性
    
    民粹是打人的帽子。这是外在的道德评价,并不是内在的机理。我觉得,不能说站在穷人一边,就是民粹。道德帽子之外,油然还有一层大道义。批判立场的民不民粹不关键。在民不民粹之上,还有一层自然正当。有充分的依据,正当的理由,即使被妖魔化为民粹,一样要高于极右派的改良。
    有点民粹主义,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对民粹主义进行道德谴责,试图抹掉,那是官粹主义。许多人看不到当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那种你死我活般的激烈竞争。没有美国的革命,能指望英国贵族自己放弃权力?在古代中国,大臣劝诫皇帝不要压榨无度,总是把例如暴秦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
    极右派要求政改就要求政改,这已经是自明的政治诉求,不需要通过在民粹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屁股上踢一脚,来论证政改的正当性。不要非此即彼,是可以兼容的。
    民间受害情绪参与路线斗争,这不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自我的防卫。民权主义并不和渐进派与激进派争路线。民权主义是反政治的,是公民社会的。极右派不要搞得象惊弓之鸟,把文革的记忆带到今天来,到处充满路线斗争。
    极右派喜欢认敌为友,认友为敌。把权贵的受害者当作敌人,而把权贵当作朋友。实际上受害者的利益是改革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可以手拉手的。
    民粹主义还处在十字路口的黄灯,还没到红灯。警戒线还没到,取决于是否腾出空间吸纳,并有效安抚民众。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于政改,是双刃剑。外推,肯定伤害。而且已经是浩浩荡荡的大趋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顺昌逆亡,是必然的。堵是堵不住了,就看引导和容纳,形成民权与民生主义,是一线生机。
    如何才能够做到温和理性,并不是排斥,而是吸纳,是同盟,合作,而不是惟我独尊。不是维护贞操:纯洁版的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不要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惟有自己华山一条路。
    市场经济或许可以是当前历史条件下最不坏的选择,却不是完美的梦。就象你的初恋情人,你在她具体个人身上承载梦中人理想,有所指和能指的区别,你的梦中人和她具体个人,是可以分得开来的。也在市场经济上寄托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并不等于推动了,就一定能实现,不会出现反面。出现反面的概率是很大的。
    经济发展的路径,并不一定有去政治化的效果,相反带出来不断增长的对集权期待,饮鸩止渴,例如张五常就赞美独裁,郎咸平就要求增加中央集权。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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