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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病:高成本之殇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8日 转载)
     所谓高成本,就是阻碍发展的不能承受之重。在此处城市发展的成本是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企业成本的总和。温州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使得城市发展不堪重负,这“三高”是因,“一低”是果。
     而笔者为什么把“三高”归结为“一高”呢?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三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经济活动的一种衡量标杆意义,引用会计学的概念:最终都能用货币来衡量,是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因此,这是一个成本问题,在温州的城市发展上的高成本所引起的难以医治的“顽症”。对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内伤”。在此意义上,温州是一个高成本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内怪异的“特例”,说难听一点是得了一场 “怪病”。
     王建满将“温州病”诊断为“三个难以为继”: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虽然把脉比较准,问题在于对这医治“温州病”的入手方法比较茫然,这“临床试验”到底是“中医”好呢,还是“西医”较优?是招商引资,还是“腾笼换鸟”?最后不管是“两创”战略,还是“山海协作工程”都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温州病”的“药方”。 (博讯 boxun.com)

     笔者试图以新的视点,对整个地方经济活动进行综合的观察并在此基础上对解决问题新观点作一些初探。
    温州要发展,旧观念必须要突破,尤其是作为地方政府必须放下身段,对三个“难以为继”作出“会诊”,找出高成本的由因,这并不是什么难事,笔者至少看得出几大原因:
     1.企业的外迁:说明两种原因,一种是发展所逼,另一种是环境所逼。第一种情况,只要温州的区位优势没有很大改观,是无法留住企业的;第二种情况,比较复杂,包括产业政策、环保问题、劳力市场、融资服务等等。通过政府的有所作为是能够留驻一些的。可以预见的是:成本高地最终还是留不住制造类企业,更不用说留不住资金。因为制造业“内地化”,资金Metro化,两极化对温州来说都是梦魇,所以“招商引资”对于温州来说,好象病急乱投医,补药乱吃,会造成 “功能紊乱”的。
     2.均衡发展:城乡差别比较突出,就是几个市辖区也是千差万别,错误的政策会贻害无穷,打个比方:前段时间的“标准厂房”建设就是其一,不是因地制宜,对中小企业一刀切,搞大型厂房做摆设,浪费资源,占有大量的耕地,造成土地供应紧张,人为抬升土地价格,反过来使郊区农民“狮口大开” 漫天要价,政府为了公用事业而征地时,难度可想而知。变相的“圈地运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遗害实在是难以弥补得了的。
     3.产业结构:与十年前没有什么不同,利润增长点被不断的调控所压缩,银行惜贷,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的后劲先天不足,地皮涨价,房租高昂不可攀;支柱产业集群对环保影响很大(电镀、皮革化工),而且用电需求矛盾加剧;由于技术含量低,人员流动性过大,企业招不到熟练工人,而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这就业问题就发展成了社会问题;企业开工不足,加上产品更新换代、品牌战略问题,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因而对税收造成很大影响,地方政府对扶持中小企业热度不够,影响地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土地成本:受为取得政绩驱使,而地方财政偏重于土地财政,城市规划土地招投标拍卖成了中心任务,因为大收大支刚好符合政绩需要,另一种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顺理成章。但是,“卖地财政”何尝不是一柄“双刃剑”?!开发商把高昂地价款分摊在商品房价之内,城市优质地块商品房价格具有标杆意义,拉抬周边房市(包括二手)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人的置业信心;如果再加上炒房者的“肆虐”,所谓总部经济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5.投资方向:效益较好的企业老板,面对高成本现实,只能是不再去扩大再生产,把充裕的资金投入到楼市、股市、地下金融市场,期望能得到稳定的回报,“乐不思蜀”的矜持并不能把他们变成“资本家”,无论如何怎么蜕变,“冒险家”与“淘金者”与生俱来的本能始终无法解脱,炒作房市又使他们名誉扫地,制度又使他们战战兢兢,为了保持基业常青而不败,使他们寻找“靠山”,找寻“社会地位”,弄一些慈善、搞一些社会责任来装点门面,归根结底他们仍处于“惶恐”,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
     6.价值观: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温州商人最为悲哀的是没有商业文化,他们的所谓成功,与历代农民起义头领见识差不多,自认鸿鹄,视为其打工者为燕雀。在社会和谐、科学发展作为构建社会的目标的今天,做不到以人为本,一切都是白搭。首先没有区位、加上没有资源、没有持久的政策、没有卓越的机制,就笃定了没有人才,因此,“文化的竞争力决定持久的生产力”就不是一句空话。
     从国家层面来看,温州地方更不用说是个偏僻之地,没有可能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为什么?重要原因是温州地处“断层带”,个私经济发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版图上,缺乏政府(经济部门)有力的调控,“安全闸门阀”操在谁人之手?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谁。温州地下金融市场暗潮涌动,经济主权的象征并不明显,政府引导企业产业政策力道有所不逮。政府要管控经济发展战略,资金流量与向量是标杆,而外资、台资、港资的渠道通过金融机构等部门的层层监管,“安全闸门阀”操作在政府机构(经济实体)的手中。开个玩笑:温州人有很强的地域观念,哪一天心血来潮,也可能动用几千亿的钱卖块“飞地”,比李兆基、郭台铭做得更好!哈哈,美国人曾在当时(1866年)用750万美元从沙俄买得了阿拉斯加。温州商人现实得很,没有“主义”之争,没有意识形态之辩。但是“成也萧何,败亦萧何”,在国际化贸易往来之中,西方势力的“有色眼镜”总是让温州商人疲于奔命。
     温州地处“长三角经济区”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夹缝,两边的辐射力到了温州都是强孥之末,而温州人是最不言输的特殊群体,但又是个性超强的人群。他们又是一批穷怕了的人,30年前创业,是被社会环境所逼,而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下一代被逼上路?
     温州当年那批“温州模式”的开拓者们垂垂老矣,基本上已退出“历史舞台”,就算是郑元忠们也是“江郎才尽”,只能代表他们那一代做见证者,诠释亲历者的“激扬文字”而不能再“指点江山”了。普查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存下来的企业还有多少?几乎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啦!大部分先驱者已成为“食利”阶层,当年如有府前街一间店面,可以使他们的玄孙们都不愁饭吃,还去搞啥个解放思想,想必“歌舞升平牌桌风,隔街犹唱二奶花”了吧!
     以当年的敢为天下先拼搏精神,是靠一批“能人”,冲破计划经济的樊篱,在制度边缘游走,甚至于在“禁区”试水,成就了“温州模式”这个古典神话,因为历史的局限、知识的局限、地域的局限。温州商人钻进了“温州模式”这个“茧”,既炫耀,又自淫,最后不能自拔。神话已经终结,剧幕悄然已落下,好汉不提当年勇,为什么还会有人对那段历史不愿割舍?
     2004年调控伊始,就昭示了我国将进入微利时代,温州人反其道而为之,似乎以为已捉摸到国人的秉性,不知道“攻人略地”商业法则已过期,还以为在市场能“呼风唤雨”,能“煎大饼”,不知道这个“饼”已是大如全球。入世是什么?不是外国人来夺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的市场逐步延伸到整个“Global”。国内产业经济走向(依存度)已被国际商贸所“挟持”,过高的外汇储备成了挥之不去“人质”,从铁矿砂、国际粮食到石油,中国需要啥,国际炒家就抬啥的价。大家不是都感受到了石油涨价,以及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丝丝寒意吗?
     温州的高成本问题仍将持续几年, 这个高成本时期来临,对于温州来说是危也是机,看你怎么去应对!看你如何开辟新的“战场”,如何制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温州企业千万不要害怕,面对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及可能随时出台的《农民工的社保条例》,虽然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企业成本的上涨,但必须坦然面对。
     温州地方政府面对危局应该有所作为,路在脚下,只要坚持三个有利于,何患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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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Metro,即大都会。中国只有香港与上海称得上是Metro。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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