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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有或私有与咱们无关/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7日 来稿)
    
    重庆市政府最近提出,今年将全面启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并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其中,农民市民化被作为该市综改的重要一环。政府也因此表示将致力于打通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制度通道”。本报记者获悉,目前,重庆方面已就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形成一个总方案,七个子方案。该方案业已得到国务院的“原则批准”。按照总体方案,重庆将推进行政体制、城乡规划体制、土地流转、公共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社会事业等六个重要领域的改革。而这一揽子的改革,要达成一个主要目标:在未来12年之内,将800万至10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市民化。(2008年4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博讯 boxun.com)

    嘿嘿。
    
    人家薄熙来从商务部摇身一变成为重庆市的市委书记后,也与广东省的汪洋一唱一和,同时祭出思想解放的大旗,而且更加露骨地宣称,重庆市的路线图就是更加开放。
    
    还要怎么开放呢?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劳动力商品化也差不多了,金融体系破败不堪,要素改革还有什么呢?现如今,最能够找到契合点的,就是土地啦。
    
    同时,从这次重庆市委府花拳绣腿的所谓六个重要领域改革当中,显而易见的是,什么行政体制、城乡规划体制、公共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等,都远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改革当中尾大不掉的垃圾。能够取得让人茅塞顿开或者眼前一亮的,也莫过于土地流转制度的变迁了。
    
    其中,中国特色的土地二元结构,也构成了骑虎难下的格局。城市土地国有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强取豪夺的了。农村土地却分作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林地等五花八门的类型。把农村土地作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拿农村土地下手,则是一个可供分肥的巨大蛋糕。
    
    大背景是,改革开放到现在,越改中国社会越乱。特别是到了今年,内外交困。
    
    媒体注意到,这个历程很是有趣。
    
    中国贫富差距大 学者论种种原因
    
    中国的贫富悬殊近年来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关注。中共近来强调要关心民生问题,要谋求所谓的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本星期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些阐述。然而,如何缓解乃至消除民众对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不满,依然是中共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经济规模贫富差距均居世界前茅*
    
    将近30年前,中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当时中共以"共同富裕"为旗号推行改革。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前茅,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跃居世界前茅,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目前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困大军人数居高不下,甚至与日俱增。
    
    来自中国的报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就人均收入而言,在1990年,中国最高收入的20%的人的收入跟最低收入的20%的人的收入差距是4倍。到了2006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为18.2倍,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层阶级的财产差距达到72倍。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抱怨说,中国的所谓改革只是权贵阶层对社会大众的强取豪夺。
    
    李培林指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朝着贫富悬殊的方向发展。中共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当年在推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曾经明确提出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共同富裕"。
    
    *全球经济一体化*
    
    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中国经济发展导致贫富悬殊扩大,一方面是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他说,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近年来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招致很多的抱怨。
    
    茅于轼说,贫富悬殊近年来在全球呈现扩大化趋势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关。互联网的兴起,资金的自由流动,服务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这些经济发展趋势都大大有利于资本、资方,而对劳工阶级则好处不多。
    
    *特殊国情*
    
    不过,茅于轼说,中国的贫富悬殊近年来明显快速扩大,也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例如,中国近年来贫富悬殊的扩大明显表现为城乡的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没有从工业化过程中得到好处,反而可能受害。这跟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显然是不一样的。
    
    茅于轼说:"人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扩大,占用农地。占用了农地之后,农民卖土地可以得很多的钱。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台湾的农民很富裕。台湾农民富裕,就是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中国的情况糟糕就糟糕在这里。城市扩大,用了很多的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属于所谓的集体,农民对土地没有发言权。土地卖个什么价、钱交给了谁,他都管不着。"
    
    中国近年来农民抗议土地剥夺没有合理补偿的抗议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提出改善民生问题的时候也提出,需要解决"部份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
    
    近年来,尽管中国的中央政府强调要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但是农民在抗议缺乏合理补偿的时候,中国地方当局普遍采取镇压措施,中央政府对此基本上采取不管不问的姿态。
    
    *特权阶级垄断行业*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还表示,中国的贫富悬殊扩大的中国特色还包括,中国显然存在如房地产开发商这样的特权阶级,中国的国家垄断性行业依然受到国家的保护而不是削弱。然而,这些问题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一样,因为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在中国依然属于官方的敏感问题,民众不能自由讨论。
    
    中共推行改革30年,中国的贫富悬殊跃居令人担忧的世界先进水平。当今中国当局不再提"共同富裕"作为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问题,转而提出要"让全民共享改革成果"。
    
    ……………………
    
    所以嘛,去年开始,中国农民就不约而同地发起了针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诉求。
    
    江苏250户农民向全国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何夏伟等]
    
    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
    
    我们省庄村地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是以“竹子的海洋”著名的国家级旅游区,有1500年以上的建村历史。世世代代的村民之间和谐相处,与上天赐给的生存之地和谐相处,与历代官府和谐相处。历朝历代农民各户所属耕地、竹山权属清晰,对地权农民之间相互尊重,买卖地权都按买卖的规矩办理,官府法律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村集体所有”、“承包经营”的新名词。但我们农民从来认为,不管叫什么名词,土地还是我们农民的地,是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的。新政府应该象过去的旧官府一样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利承担保护的责任。保护公众的权利,帮助公众发展,才能叫政府嘛。
    
    但是近几年来我们宜兴市开始出现了怪异的事情。随着我们地方旅游事业的发展,有些势力却以发展公益的名义,以建设公共设施的名义强行侵占我们农民的土地,而实际上就是盖宾馆、馆店、跳舞厅和商业一条街,都是搞钱的事情,谁看不见呢?这些东西与"公共"有何关系呢?与我们农民大家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呢?先是政府支持村委会收回"集体"竹山,再收回我们世代拥有的“集体”房基地,又要在农民世代耕作的土地上建“新农村”。我们今天要问,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公益”是给谁的公益?“集体”是谁的集体呢?每次占地时全村农民都不同意,全村农民公开签字反对,村主任和乡党委还是以集体的名义把所有农民强行"代表"了。这些人不就是毛主席当年号召农民起来打倒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吗?每次欺压我们农民的时候,官吏、警察、黑恶分子公开“联合执法”,以打、砸、抢为业的黑恶分子公开宣称,“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刨田的,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跟我们对抗就是跟政府对抗”,并声称,“你们现在这样居住下去是非法的”。这些势力就象过去的土匪占山头、扎寨子一样,只知道掠夺享乐,不知道保护经营。
    
    在没法办理国家法律规定的征用、批地、用地手续的情况下,宜兴市国土局在抢我们土地时,向我们250户农民贴出公告“收回规划拆迁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希望在此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速到湖滏镇人民政府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的,国土部门将按有关规定,直接办理注销手续”。
    
    现在我们省庄村全体农民按照天理、按照历史和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实地占用情况,向全国贴出公告。
    
    一、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
    
    二、除非经我们全体农民共同同意,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办理手续,任何拆迁和侵占土地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们永远不予承认。政府行政、执法应合乎天道人情,政策和法律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服务。
    
    三、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任何人或任何单位应立即终止对省庄村全体农民宅基地、耕地的侵占行为,并撤除其地上所有财产。逾期不办理的,我们将根据全村农民的共同决定,直接采取行动,阻止侵权行为,誓死捍卫我们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权。
    
    现在宜兴上下不管是官场还是农民,都知道市委蒋洪亮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的铁杆哥们,蒋洪亮书记是在李源潮部长的家乡江苏涟水县县委书记任职上调到宜兴市担任书记的。我们不知道李源潮部长的权势给宜兴的各级官员壮了多少胆,但是这些官员为了搞钱,在侵犯我们农民庄基地和耕地时确实是肆无忌惮的、是无法无天的。现在在已经强行侵占、毁坏了部分农民房屋后,他们时刻准备毁灭我们居住了上千年的整个村庄。我们希望蒋洪亮书记就象尊重李源潮部长一样、尊重宜兴人民,直接负责纠正这次行政侵权行为。顺应农民“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的天道权利。
    
    何夏伟13806158853
    
    何夏明13584211982
    
    2007年12月15日
    
    ……………………
    
    宜兴是俺的老家。现如今说其宜兴,除了那里的环境污染,以及针对维权者的残酷镇压,还看不到别的什么。能够出现如此刚烈的乡亲,也是颇有意味。
    
    当然啦,发出如此权利主张并非仅仅宜兴农民。
    
    陕西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马连宝等]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我们是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回迁农民。上世纪50年代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占据了我们共80万亩耕地,经过数以十万计被迫流落他乡的广大移民长达30年的血泪抗争,到八十年代国务院划拨了30万亩土地用于安置回迁移民。而实际上移民只分到了15万亩土地,还有15万亩国务院明令规定归农民耕种的土地,却被渭南市及三县各级官员私人直接占有,或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有,用以谋取经济利益,仅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达4000万至6000万元。到现在被侵占的15万亩土地中的近12万亩,已经从上报国家的统计表中消失,也就是说官员不仅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据土地,而且公然私分了土地,库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现代"地主".而我们移民实际人均耕种还不到2亩地,为了生计被迫以高价向官员租种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几十年上访不能解决,按法律规定的程序不能解决。
    
    我们三县市约7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并向全国告诉(签名名单是每户一个代表):
    
    一、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我们只承认政府按公共利益进行的规划,以及按照法律规定的收税行为。
    
    二、我们各户对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且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15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三、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它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会应承担起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责任,不能凌驾于全体农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四、对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我们也要算帐,该划归农民的必须给农民,对涉及的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行为也要追究。
    
    五、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选举才会真正像个样子。
    
    六、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再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基层政府要靠工业和农业税收维持经营,再也不能靠吃农民的土地了,搞什么“土地财政”了。
    
    我们库区农民向全国人民问好!
    
    大荔县 马连宝13892307617 许连中13060338170 赵德龙0913-3451236
    
    华阴市 张三民0913-4433088 陈思忠13759691987 15891035874 郗新继13572349563
    
    2007年12月12日
    
    ……………………
    
    ★附: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收回土地所有权事件最新动态
    
    12月12日,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向世界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权,并准备展开分地行动,引起了陕西省、渭南市及华阴市、大荔县等三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陕西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一定要当作最大的事情给予关注,要求任何人不得就事件性质乱表态,要求渭南市及时准确掌握动态,一定要做好当前库区稳定工作。
    
    12月14日至15日,由渭南市市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库区各县市长、主管移民的县市长及渭南市移民局主要负责人,连续两天紧急召开库区移民“当前稳定工作会议”。
    
    12月4日,华阴市联络签名的农民代表陈思忠、郗新继被宣布行政拘留十天后;12月14日,数百农民到华阴市看守所迎接他们二位出牢,被告知要等上级指示才能放人。
    
    12月16日上午,另一农民代表张三民被华阴市公安局带走。移民又从其它渠道得知陈思忠、郗新继正在转为刑事拘留,一个月内要由华阴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华阴市将根据事态发展有可能抓捕更多的农民代表。
    
    陈思忠、郗新继多年来为移民土地奔走呼号,曾多次被捕。他们多次表示,要为中国农民争土地权利,为农民争人格,已经豁出去了要干到底。
    
    ……………………
    
    黑龙江4万农民向全国的公告: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王桂林等]
    
    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72村4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
    
    我们是黑龙江省富锦市长安镇、兴隆岗镇、头林镇等10个镇72个行政村4万农民。对自1994年以来富锦市各级官员以国家建设需要为借口低价强行收走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属公告如下:
    
    一、我们72个行政村4万农民对该150万亩土地拥有所有权。以村为范围,以农户为单位,原被侵占的集体土地全部划归全体村民平等占有。
    
    二、农民各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处分权,以及政府或开发商要开发时的谈判同意权和要价权。
    
    三、长安镇东南岗村900多村民已经率先收回该村被侵占的996晌(约15000亩)土地,并已在全体村民中平等分配。之前罢免了与官员勾结侵犯农民集体利益的原村长。其它所有村将陆续按此办法收回并平等分配被侵占的各村土地。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选举的其它自治组织有责任支持农民的该项权利主张,有责任组织和带领全体村民收回被侵占的原村民所有的集体土地,并按人均平等占有的原则分配土地。遇到官商勾结、强行征购,各村委员会和自治组织有义务组织农民誓死捍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四、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在于“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中国农村现在还根本不适合集体经营,什么时候适合了需要了,我们农民自己会组织起来集体经营的。
    
    五、农村集体土地应归组成集体的全体村民所有。农民有权利共同决定对其土地的占有形式。由于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以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我们共同决定改变这种土地占有形式,通过土地的农民家庭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六、我们相信,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因为争取到了土地经营权而使农村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一样,农民争取到的土地所有权将使农村发生更加伟大的变化。我们农民受够了被掠夺,被欺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命运。现在我们认为农民只有自己直接实践权利,农民才能拥有权利,农民的人权才会提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我们农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国农村才能立身安命,整个国家才能立身安命。
    
    发言人:
    
    于长武13504853065 13258559990
    
    王桂林15845150223
    
    ★富锦失地案及农民代表简介
    
    富锦失地案发生在90年代,当时经国务院及多部委4年调查、考查,最终批准立项“开垦荒原,兴修水利,建中韩合资头兴农场”。但黑龙江省政府和富锦市政府却强制划拨农民耕地上“项目”。
    
    数十个村屯的土地被强征,农民被迫接受极低的补偿。其中7个村屯1300多人必须动迁,他们被驱赶出家园,房屋、学校、牲畜等被当地公安局伙同黑社会拆毁、射杀。王桂林所在的头林镇兴华村就是动迁村之一,96年黑社会头子武铁华带人带枪,开车进村,对与其理论的村民开了枪,制造了令全富锦农民恐怖的4。10血案。4万农民哀鸿遍野。
    
    韩商张德镇携贷款潜逃后,“项目”未正式上马就黄了。划拨的农民数十万亩耕地,黑龙江省和富锦市政府不依法还给农民,反而被政府背景的农业开发公司侵吞,实际变相流入大大小小的官员手中。农民要种地不得不向他们租种,且租金年年上涨。国家给农民的各项补贴也流入当地政府的黑金库。
    
    多年来富锦市政府还豢养着黑社会分子,他们听命于富锦市政府和公安局对老百姓烧、杀、抢、夺无恶不作,连年帮助政府掠夺农民土地,至今保守的计算150万亩土地被侵,政府实际侵占的农民土地至少达170万亩。老百姓痛恨黑社会的同时已经意识到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经过漫长的13年上访申诉,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均告失败后,苦苦寻找出路的农民终于醒悟到指望掠夺他们土地的政府归还其土地,无疑于与虎谋皮。11月底于长伍带领长安镇东南岗村率先实行罢免原村官,民主选举出维护农民利益保护其集体资产的自治组织。12月初,村民选出的村代表进而带领村民把失去13年的15000亩土地夺回,他们启动分地程序,在全村农户中平等分地。
    
    在东南岗村的示范下,富锦72个村屯纷纷效仿,他们向于长伍谘询有关的法律文件等事宜。于长伍曾表示:“我每天接到十几个村民谘询罢免村长民主选举村民代表的电话,现在各村屯陆续都开始启动了,走我们村的路。”于长伍还表示,他已经做好了被抓的心理准备。
    
    12/13/2007
    
    ……………………
    
    吼吼。
    
    天下大乱啦。
    
    自然,当局是不会坐视如此态势发展蔓延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中国的农民都在主张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那么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共产党起家就是靠了类似打土豪分田地而发动农民的嘛。
    
    詹奕嘉发来了诸多人士涉及土地制度的说三道四。
    
    詹奕嘉
    
    2008年4月5日 0:14
    
    近期网文共享^_^
    
    周天勇 秦晖 于建嵘等学者论土地改革.doc
    
    周天勇 秦晖 于建嵘等学者论土地改革
    
    周天勇 秦晖 杨保军 武建东 于建嵘 关敬如 华生
    
    举办:《领导者》杂志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2期,总第20期)
    
    周天勇(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教授)
    
    我认为:第一,对大产权房和小产权房的划分是违反宪法的,宪法上说集体宅基地、耕地城郊是属于集体,城镇属于国有,国家只有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才可以征用集体土地。土地法和宪法之间有矛盾。商品住宅不是公共利益,商品住宅大产权房本来就是违反宪法,如果说小产权房违反土地法,大产权房就违反宪法。第二,现在不让城里人去买小产权房,不是个办法。第一是已经买了很多,现在北京有三分之一,甚至有些城市是一半,像南京都是几十万平米在开发小产权房,而且很多下岗工人和低收入都买的小产权房,因为便宜。这种情况下政府想杜绝小产权房,结果只能是怨声载道。问题的关键就是怎么出台一个疏导的办法,比如房产的增值部分要收税,土地使用要收税。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按市场经济的办法。第三,国务院最近的办法不仅管不住,而且也会引起大量的社会矛盾。另外,老百姓到城里来,因为父母都去世了,孩子也出去工作了,家里有一个空宅地,你又不让他的房子交易,这个东西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也是不合理的,最后弄一些空房子谁都不敢卖和不敢买,也变不成耕地,长期以来会形成最大的土地资源的浪费。
    
    一个农业社会和一个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用地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人多地少,但是这不能阻碍人口的转型需要的土地的重新分配。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从更广阔的眼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施肥等技术办法只是一个办法,第二个是通过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来节省粮食。另外,能不能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是进口土地、淡水、减少环境污染,而不必把自己弄得这么苦!是用地来住房子,还是用地来吃饭,要是用地来住房子,可能粮价会涨,要用地来吃饭,房价就得涨。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土地的分配死守这个东西恐怕不是办法。就是我们要面对现实,面对两难怎么办。任何人想阻碍农民转移到城市,土地重新分配,可能是挡不住的。一定要看清现实。另外,我觉得中国这么一个城市化的格局中,不可能靠政府给农民提供房子。还是应该通过产权、企业的发展,使大部分人自己去解决购房。就像台湾、韩国,韩国发展非常快,1970年代搞了一个中小企业振兴计划,只要有收入了还怕什么住房问题。我们现在遇到非常麻烦的问题,由于对企业开征税很重,对财产、房产开征税轻,所以很多人买两三套房子,最后把房价也拉起来了,占用耕地也很多,这是比较大的问题。廉租房政策还是应该有,但是最好的办法是让农民获得收入,去租房子也好,买房子也好。增加土地供应,改善土地供给办法,再一个是房产征税,征税房价肯定会降。现在我们一种办法也没有实行。农民问题解决比较好的都是城里就业率比较高的国家,我看过一个调研,现在的城里人,如果有10万块钱愿意创业的很少,而农民60%的人如果有10万块钱的话愿意创业。如何改善城乡之间的关系,需要大量的企业来吸收农民。为什么大学生办不了企业?工商、质检、城管会整死你。如果社会这样下去,我们今天谈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农民就只能呆在建筑工地,政府的工程一不干,他们就又回去了,他们没有创业的空间,最后老是钟摆式地摆动。只有解决了进城农民的再就业问题,城乡关系的改善才有很大的余地。
    
    今天的宅基地问题,小产权问题,土地问题,可以有六句话来概括解决思路:一,建立财产人制度,是法人还是自然人要确定清楚,我们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属人。二,制度是使用权加年期,年期越长产权越清晰,年期越短产权越不清晰。三,平等流转,按照价值原则合理使用,用价格来调节。四,合理规划和限制,用城市规划或者是城乡规划来限定土地的使用,而不是用土地所有制。五,用税收调节利益制度。六,结合历史和现状,前面建的(小产权房)没办法,至于处理要么就是赔偿,或者是逐步解决。总之,实际上土地问题就这么几个关键制度,找一些专家把这六个部分讨论,确实把这些问题理清楚,解决。我还建议到越南去考察,越南已经把土地制度改了,也没有造成大量人流离失所,可以去看看那边怎么样,再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最近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唯一的一次说出不让农民拥有地权,或者是土地私有权的真正意图。因为以往说不让农民拥有地权,据说是为了保护农民,据说是害怕农民失地,怕农民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放弃给他们提供的土地保障。我在好几次会议上都听到理论家的说法和实际操作者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实际操作者不让农民拥有地权的道理很简单,就是方便把农民的地赶走。甚至有一些人说,农民的土地不该是农民的,凭什么?这土地是共产党送的,我们现在要拿回来是理所当然。我觉得把这个话讲到这里,在道德上能不能成立,这是一件事,但是至少他把他的真实意图讲出来了。所谓的土地私有制要说保障,其实就是保障卖地财政,不是保障任何东西。所以目前的这场争论没有人提失地农民如何,这很明显的反映了这场争论的本质。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现在这个争论比过去更坦率,明摆着不准农民拥有土地。
    
    我认为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在常识上究竟成立不成立?我觉得我们忽视了一点,世界上任何法律中没有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只有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我们现在说集体所有定义就搞得很滑稽。我们从来也没有说拥有100万所有者的大跨国公司是所谓的公有制企业,凭什么我们就说拥有10个、8个所有者的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呢?所以,所谓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个概念根本就是不成立的。我们讲的私有制,实际上就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限定,也就是说,私有制概念是非官方的,是民间的概念,只要是民间的,一个是私有,一万个人也是私有。全世界的法律中有私有制,私有制中包括法人私有制、社团法人、财团法人,而没有莫名其妙的集体,这个集体如果是大家自由形成的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和一般的股份公司有什么区别,假如农民可以自由结成一个集体,这和我们现在一般的股份公司有什么区别。假如这是非自由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把你圈起来,你要出来我不允许,但是我可以把你赶走,所谓的权利就是把农民赶走。我打一个极端的比喻,这样的集体和集中营有什么区别。我们要讲土地权利,哪些是私人的,至于这个私人是一个人,还是这个社区里面的百把十号人,另当别论。这应该由老百姓自己决定。但是有一部分权利应该是公有的,就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国家的最终定价权,这应该规定得很具体,而且重大公共利益的国家最终定价权是要有程序上的规定,不是说一拍脑瓜就能去讲的。比如说重大公共利益怎么认定,必须要有一个民主程序,认定之后还要有一个自由交易的尝试,还要进行中立的产权评估,因为公共利益也不能够无偿剥夺别人,双方都不能任意胡来。这个评估对方还不能够接受,还要进行替代方案的论证,能不能用其他办法来解决,只有在三个程序走完之后,才能行使所谓国家最终定价权。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稀里糊涂就说国家权利,而且国家权利和集体权利之间又没有具体的界定,这个集体是什么,又搞不清楚。最重要的这个集体基本上是一个官办的,是农民不能退出,但是官方可以把你赶走的集体,这就很成问题。所谓集体和私有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发展为一个伪问题。
    
    在目前的框架下放开小产权房的确是不太可行。第一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如果放开这个东西,最先出现的土地问题就是村官倒卖村地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提法是允许村镇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这个提法对打破国家垄断是有意义的,但仅仅按照字面上做的话,无非回到90年代初的状态,一个村的村官就可以把土地很便宜地卖掉,那时候造成大量的甚至流血事件都比比皆是。垂直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说原来的状态就是好,的确是中国的整个公民权利体系都得动,不一定说是什么“革命”,应该在许诺的范围内搞,但是这个东西从实质上来讲是公民权利的问题。从国土部门交给村官,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法律可以完全不修改,所有的法律都可以原样维持,只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要守法,所有法律已经规定的东西,就去落实,给了人家30年使用权就给人家,包括集体所有制,也很简单,规定人家有决策自由,集体可以退出也可以加入,这样的集体也没什么坏处。
    
    世界上所有的权利的设定都有一个原则,就是权利和责任是对应的。一般来讲,公有制一般都是至少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公共管理部门是对公共责任的承诺。在民主法制国家,国家干预的理由就是我要承担某种服务责任,我要给你提供什么,我就从你那里得到相应的授权。可是中国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政府责任上非常小,权利上非常大,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小的政府,因此中国不是福利国家,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所以中国现在也没有自由放任。宅基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现在有一种误解,说我们搞了第一次土改,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现在很多人都讲,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给的,后来搞集体化的合法性是原来给了你土地,现在共产党就可以收回来,这实际上是对历史最大的不尊重,而且平均地权的程度被我们以前夸大了,按照我们现在的统计,全国平均来讲,在“土改”前三年,地主和农民的土地占30%多。而且农民各个阶层中,获利多少有区别,比如说原来一无所有的农民,土地是土改给的,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是一无所有的?根据很多村、县、省的统计,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把农民看成一个整体的话,他们通过土改增加的土地总共只有17%,这是全国平均的。也就是说,农民所有的土地原来有83%,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
    
    集体化的时候,真正触动产权的是高级社,是取消土地入股,土地变成公有的,当时规定了集体对组织生产是承担责任的,所以,农民当时的财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由于集体承担了组织生产的责任,包括耕地,包括大牲畜,都是在高级社章程中规定要集体的。但是,中国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最典型的表现在农民上,当时的高级社并不承担,标准章程对集体对国家对农民承担的生活是没有规定的,但是相应的规定是农民的生活资料是不入社的,仍然是私有的,这个包括小农具、包括宅基地和坟地,明确规定这两种土地都是私有的,不入社。1956年改革的时候没有表明是入社的,这一点一直到人民公社也没有垮台,实际上有一些先进单位是盖了集体房,但是绝大部分人民公社,一直到人民公社1984年取消,住房始终是农民自己盖的,穷的就盖了草房,富的是盖了瓦房。但是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修正案,无缘无故就把宅基地收归集体了,福利不给,但是“自由”被没收了,政府的“责任”不增加,但是权利扩大了,把地权收回来,但是对自己的责任连提也没有提。集体也好,国家也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并没有说我没收了你的宅基地,就对你的住房承担责任,没有住房我给你盖房子,没有这个规定。
    
    如果说现行的土地制度有很多不合理的话,尤其在宅基地方面表现得更不合理,就是公权力没有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就扩张了权利,没有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剥夺了别人的权利。
    
    现在有些人讲,说农民不能享有地权,是因为有了地权他们就会乱卖地,使一些人变成无地农民。实际上现在的制度安排把这一点给打破了,因为我们现在公权力仍然可以随意处置土地,但是它已经把人民公社时代承担的最后一点责任都卸掉了。土地管理法中都有规定,第一,说这个土地可以适当调整,第二,又有所谓的“三十年不变”的规定,这两条规定都有问题。比如,我娶了个媳妇,能不能给你土地,看你巴结领导巴结得怎么样,如果给了你土地,就是适当调整,如果巴结不好,不给你土地,就是“三十年不变” ,这有什么理由可以干预,如果干预就要承担责任,要么就规定绝对保证要有所谓的地权平均。 到了90年代,公共权力对土地的干预更多的不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用公权力干预制造公权法。我觉得,政府如果用公平的理由来干预土地,这还是可以讨论的,因为福利国家本身就是政府给予公平的干预,现在的政府实际上已经说了,公平的理由已经放弃了,现在用效率的理由来干预,实际上就是国家用公权力帮助它认为最能干的人,帮助这些人来发财,哪个国家这么使用过?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制造的最大的谎言,就是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谎言。圈地运动绝不是国家用自己的权力帮助最能干的人来发财,无论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立场上那样说都太荒诞了。
    
    进城的两亿农民,无非两种解决办法,要么让他们有自由,要么给他们一定的福利,要么这两种东西以不同的比例进行搭配,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现在世界各国的住房的确是千差万别,现在最差的一种莫过于南非当时对黑人的做法,南非是不给黑人福利的,也不给黑人在城里盖房的权利,理由和我们现在的理由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就在城市里面划了一块地,让黑人在那里自己盖房子。农民可以在城里打工,但是不能在城里盖房子,但是政府也不给盖房子,买商品房他们也买不起,于是那片房子发展到1700万人口。南非民主改革以后,种族隔离制度打破了,索韦托的人可以到约翰内斯堡,把这个城市(的环境)搞得很差。而我们现在还没有索韦托。现在我们唯一给他们的出路就是你去住工棚,后果是在城市有2亿漂泊者,在农村有1亿多的留守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解决了穷人在城里安居的问题。但是法国的政策照我们看来,简直是和我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给穷人盖了福利房,盖了一代还不够,还盖了第二代,建筑密度要低,人家照样不满意,老实说这个东西是没有边际的,最好的政策从来没有,我们现在要避免的是最坏的政策,最坏的政策老实说所有现在现行,没有哪个国家的政策不比我们好!不管怎么样,都比我们农民35岁以前圈在工棚里面,35岁以后没有保障的要好得多。在城里不允许,可以让他们在郊区,画地为牢,也是可以的。这个问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要说不能解决的难度,第一就是卖地财政,政府愿意不愿意,在利益上做出一定的让步。第二,脸面上,政府是不是可以允许有一块不那么雅观的城区,现在贫民窟是可以采访的,工棚里面是进不去的。广州有两个学者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独特的宿舍劳动体制,其实他讲的宿舍指的就是工棚,这的确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制度。宿舍劳动体制是我们的血汗工程维持很重要的一个根源。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大量出现贫民窟的时间和地点往往都是在左派执政时期,像印度,最左的一个邦就是西孟加拉邦,也是左派执政时期最长的一个邦,在左派执政的三十几年,该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就是那个时候人口就增加了4倍,远远超过右派执政时期。什么道理?我觉得很简单,人家的左派是要讨好老百姓的,不像我们的左派是主张管制老百姓,老实说,在拉美也有这样的情况,右派军人铁腕统治是可以把穷人赶出去的,而左派是要讨好穷人的,穷人进来,要么你给他福利,你没有钱不能给他福利怎么办,你只好给他自由。
    
    现在中国两个都不给。这个问题讲简单很简单,现在世界各国已经实行了连带政策,任何政策都比中国的制度人道。至于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世界上没有。
    
    中国的问题本来就是千差万别,有些地方城市化很快,有些地方在很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城市化。这个问题不需要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讨论。不管是城市化,还是乡村复兴,都要以扩张政府权利剥夺农民权利。新农村建设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在于政府把原来可以在城里盖大楼的钱挪走,其实新农村建设大部分是国家强制农民自己掏钱的,很多地方是国家给补10%,甚至更少,大部分让农民自己掏,这个东西也是属于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办法。
    
    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
    
    我最近的研究表明,所有的问题都和土地问题发生关系,要认真地去研究土地制度的改革,但是我不愿意提“第三次土地革命”,因为革命这个字太暴力,如果要革命,就是说既有的格局要打破重新来,但是改革应该是承认既有的状况下选择更好的办法,所以我不太赞成用革命。关于小产权房目前政府的政策,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如果要说对既有小产权房怎么处理,我看最新的国办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政策,这个法律政策指的是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是当时在部门主导下的一个立法,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立法,它和《宪法》的精神在某些方面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个中原因也许在当时发展是硬道理的情况下,我们国家的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是硬道理。我不支持还按照这个土地管理法来处理,我认为它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小产权房其实问题主要是出在集体土地,关于集体土地的界定,以及关于对集体土地使用的若干规定。在宅基地上不存在小产权房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大同意这个政策。这个政策是没有给出解决的办法,只是进一步强调按照原来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要禁止和查处等等。这种查处带来的问题非常多,因为小产权房的量非常大,大体上全国有50亿平方米,这个不是完全的统计。对付它的建议是三种观点,一种是违反的全拆,我是不支持全拆。还有一种就是合法的,应该变成大产权,我也不同意。我的观点是区分对待,可能少量的小产权假如说它对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比较重要,造成了破坏,还有安全方面的破坏,就少量地改,可能要考虑拆掉。绝大多数是不能拆的,因为这个是浪费。但是不能拆也不能简单地转成合法,因为这里面毕竟有一个不公平的问题,所以要区分对待,这是我的观点。
    
    武建东(独立学者)
    
    我先谈谈中国小产权房的现状:根据近年来村镇建设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我估计:截止2007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城镇和村镇房屋建筑面积已经达到510多亿平方米,村镇房屋建筑面积也已经达到330亿平方米左右,其中村镇住宅270亿平方米左右;村镇公共建筑近30亿平方米左右;村镇生产性建筑30多亿平方米左右。这是目前中国村镇房屋的基本家底,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主要的居住和生存方式。目前通过带房入城、旧城改造、合村并镇、新农村建设、城镇居民的依法建造、村集体直接开发、合作开发、各种形式的信托持有等多种途径和形式,涉及到城市居民和公司拥有的农村小产权房已达到现存全国村镇房屋建筑面积330亿平方米的20%以上,其中涉及到村镇住宅的大约50多亿平方米;涉及到村镇生产性建筑的规模也很大,它甚至已成为许多中小企业、三资企业的主要的生产场所。
    
    导致小产权房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近20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进程。中国目前城镇人口已达到5.8亿,城镇化水平已超过了45%,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化转型。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预期:“按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测算,到2020年还将从农村转移出3亿左右的人口。”截止到2007年中,全国共有建制镇、集镇3万出头;村庄300万个左右;村民委员会所在地的村庄50多万个。但是全国近年来每年村庄减少数万个,建制镇、集镇减少千个左右。其中根据《2005年建设部村镇建设公报》:“2005年末,全国建制镇数量比上年末减少了59个,集镇减少1134个,村庄减少70215个。全国小城镇平均现状用地面积由2004年的0.76平方公里提高到0.82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用地由1.26平方公里提高到1.34平方公里,集镇由0.36平方公里提高到0.38平方公里。2005年末,全国建制镇平均人口8352人,比2004年增加293人,比2000年增加1496人;集镇平均人口2501人,比2004年增加74人,比2000年增加395人。”大规模的城市扩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村镇规模以最快的速度急剧减少,也直接促进和造就了小产权房问题以规模化的方式不断诞生和运转。小产权房的住宅目前总体上已相当于我国120亿平方米城镇住宅的40%以上,小产权房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房产权利类型之一。而且中国城乡房屋不采取一元化的管理体制,伴随着高速度的城市化,小产权房的运转规模也就会不断扩大。
    
    导致小产权房产生的第二个根本原因,就是近20年以来中国没有根据《宪法》落实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制宪原则和法规运转体系,有关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国家法律是非常不完善的、甚至是空白状态,实行的是城乡不平等的国家垄断性的征地制度。据此,各级政府2006年通过招拍挂和协议转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达到13168.98亿,相当于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的30%,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的主要资本。不可否认土地的开发肯定有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贡献,但是对原土地权利人的利益侵占也是关键的利润来源,它导致了村民和村集体推动小产权房发展的巨大利益动因。为此目前仅依靠广东、成都、重庆、天津、上海等地的集体土地试点方法已不足应对小产权房造就的改革利益的调整了,以新的全国性的法规统一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已成为改革的必然。
    
    导致小产权房产生的第三个根本原因,就是近10年以来中国的房改没有根据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的承诺落实房改的进程和政府担保。该项改革指南强调:“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 住房交易市场。” 事实上由于政府没有“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以及广泛发展个人合作建房、合作社建房、单位建房、集体改扩建原住房等合作建房等形式以平抑急剧住房商品化的运转风险,而主要依赖开发商的商品化房屋的开发以解决城市住房需要,导致了中国最高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最高城市房价并存的怪状。其中以陈良宇为代表的上海最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改革缝隙,营造了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带动资产高速膨胀的中国财富运转形态,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巨大不公,住房消费的恐慌,要还贷的房成为无形监狱,众多消费者成为房奴,形成了社会撕裂和社会运动的动荡基础,由此也抑制了社会和谐,形成了购买小产权房的整个社会基础。与此同时有关公务员等利益相关者,也充分利用集体土地限制流通的低价土地政策,营建了比较高档的小产权房。倘若政府依据全国住房改革的承诺,提供足够的低价房以适应从福利分房为主到商品化住房为主的过渡时代的需求,也会极大地抑制小产权房的发展。因此,小产权房是一项改革的历史欠账,目前中国已经没有完全取缔小产权房的道德力量了。
    
    导致小产权房产生的第四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对付通货膨胀和管理人民币纸币本位制的经验之不足。近几年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数的统计剔除了房价,它导致了政府使用的通胀数据与居民客观上承受的通胀严重不符的事实。造成了政府不以房价为通胀指数的统计内容,同样民众也不以小产权为非法的通胀对冲。过高的城市房价也构成了金融过剩,截止到2007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0.34万亿元,与年初比增加了5.1902万亿元,且这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为实行强制性结售汇制和外汇占款制度形成的1.5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发行的等量人民币。它客观上使外国纸币本位币绑架了中国的资产价格,推高了中国通胀指数,也使小产权房成为应对人民币贬值的最理想的投资、投机目标。
    
    此外过高的城市房价,社会保障用房的供应不足,小产权房的价格之低廉,部分开发商的投机,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冲动,买方市场的旺盛需求,限制小产权房政府行政所依据的法律之不足和行政作为的空间之有限,村镇房屋继承法的不完善,城市人口的迅速流动和全国性就业市场的形成,农村原始资本积累的内在需求等也都从不同程度导致了小产权房的发展。因此导致小产权房的社会原因不会改变,小产权房的运转的规模也就不会改变。
    
    我认为,解决小产权房与中国土地权利革命的根本目标和历史道路应是:从平均地权、合作地权、统一地权到完全商品化的运转土地权利和实现房屋商品化全流通。平均地权是新中国的立国基础和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保障;而1962年的《人民公社六十条》用一个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方式架构重组,使农民对土地和宅基地的所有权转型为成员权,它使中国从平均地权转型为合作地权。以合作地权为主的农村土地转型30年已过,现行的合作地权的模式与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转的互动机制正在出现冲突,中国应该实事求是地调整以合作地权为核心的集体土地管理政策。集体土地改革应该贯彻中国《宪法》土地权利体系的基本宪则,实行统一地权。宪法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它贯彻的基本价值原则之一就是平等。若以中国的社会构成,倘若《宪法》界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城乡不平等的,也就丧失了《宪法》自身的内在理性和权威,由此将导致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不公平,将使我们的国家时刻处于农民革命的边缘,改革的成果将随时面临被革命运动的重新分配,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将是脆弱的和短命的,中国必将崩溃,全球发展也将面临危机调整。因此《宪法》规定了城乡土地的使用权转让是平等的。但是《宪法》又是由中国20世纪最有经验的革命家制定的,它通过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件前提和制度运转的程序法则,以分级合法的程序传导方式确立了中国城乡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分步、分期、多轨运作的框架 体制,实际保留了各级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的垄断利益和垄断权力。但是这种权利是过渡性的、有期效的,它使得土地的使用权成为地方政府推进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本积累和较少受中央政府约束的本钱;这种权力又是有代价的,政府垄断土地的使用权必须能够提供适价的居民住房和解决村镇房屋的商品化运转,解决整个社会的有关福利和保障。不幸的是政府垄断土地的使用权成为中国目前的主要造富机制,政府又成为土地使用权的主要的经纪人,推动了地价的快速上涨,土地使用权的垄断制度造就的开发商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快速地拉高了房价,带动了整个中国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国内外热钱的理想的投资、投机目标。过高的房价充分暴露了以政府和国有为核心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已经走到尽头,它说明中国土地使用权的改革不能只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左筹,而没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右码。1988年修改《宪法》的土地条款以来,先后出台了1990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和转让的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1992年《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方法》、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它为中国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经验,同时也说明再不解决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律安排,将构成行政过失和催逼释宪说明。为此与其被群众运动逼向改革,调整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的既得利益;不如以改革开道,合理地分配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的利益稳定社会,从而将城乡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统一起来。
    
    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质是中国最大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商品化运转土地使用权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和体系需要。根据国土资源部2006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全国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是3.95亿亩,农村非耕农用地3.83亿亩。中国农民从小农经济、庭院式居住的状态转型为集约化、规模化、城镇化的现代化居住状态已经大势所趋。因此3亿多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时将具备巨大的改造条件和改造利益。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价值将超过10万亿人民币以上,这笔财富是实现中国城乡一元制的宝贵财富。
    
    因此,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与其说是土地管理问题,不如说是中国现阶段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为此中国小产权房问题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土地为主的财富再分配,再次确立高速前进的中国城乡建设的利益平衡,解决土地使用权商品化。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中央政府都不可能不解决之。过去30年的中国城镇化的最大受益方可能是地方政府,未来30年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方应该是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从中国的互动机制而言,为防止通过社会冲突的方式导致维宪﹑护宪的危机,中央政府必须在较近期做出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制度安排。由于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是在保持着诸多的盲区的情况下运转的,为此甚至需要以政代法﹑以令代法维持管理局面。这正是中国小产权房问题势大的制度原因,也是小产权房问题影响力巨大的关键。它客观上造就了小产权房利益相关方的越来越大的谈判力量,也直接倒逼着中央政府应尽快出台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管理办法,区别对待,解决中国的小产权房问题。
    
    从战略上分析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以中央政府的有关行政通知为联桥,2008年即开始修改和完善《土地管理法》、《房地产法》、《担保法》等法律、甚至以释宪说明等体系性措施,确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安排,直接促进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经济流转。有关土地的流转的收入划归农民和农民集体,国家通过税收实现利益调节,彻底解决小产权房这个中国改革的怪胎。我认为:商品化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不仅应该成为政府﹑工商企业的原始积累和财富源泉,而且也应该成为亿万人民社会生存和财富创造的基础。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我认为,关于小产权和大产权首先要了解的是中国目前农地的土地制度。现在农地土地制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国家的宪法或者是土地管理法,或者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说农民的土地归实体所有,但是我查了很多资料,包括最早人民法院的解释,让人感到非常的困难,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实体所有是归谁,是归村委会,还是村民小组,不能确定,为什么不能确定,因为我们国家土地制度和占有土地有问题,最后发现有一些农村没有生产队。我发现小产权、大产权首先的根源与这个制度上带来的问题,就是实体所有到底归谁,这个没有办法确定。为什么?假如归村民小组,村民小组不是法人单位。第二个层次是我们国家对农民土地是实行限制的,就是你要把这个土地变为其他用途,或者变为商业用地,必须首先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必须变成国有土地。因为我们国家土地是归两种,一个是在城市属于国家,在农村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改变的话,必须先卖给国家,先由国家土地主管部门征用。
    
    关于宅基地的争论大概有几方面的争论,来源是从1962年中共中央通知开始,有四条,第一条是人民公社宅基地包括建筑物多归生产队实体所有,不得出租和买卖,但是允许使用。第二条宅基地的附着物比如说厂房、猪圈、厕所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和租赁的权利,房子是可以卖的,地是不可以卖的。第三,需要新的宅基地的时候需要申请,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假如不是建耕地,不需要批,如果要建耕地,要经县一级批示。第四条是社员不准借口再扩大。现在争论的关键实际上还是这个房屋能不能买卖,卖给谁?根据这个文件没有规定卖给谁,但现在的规定是农村人卖给城市里的人是违法的。所以现在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在这个点上,但现在关于农村宅基地的问题和土地问题一样没有办法争论,现在的问题的关键在城里面的人可以不可以去买农民的房屋,或者是买了房屋,能不能拆了重新建?根据“六十条”专门对宅基地的规定,没有限制谁能买,但是后来的国土资源部专门讲了不允许。不允许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是已经卖了的,或者是卖给城里面的农村人不能买城里面的房屋,第二个是农民连自己的房屋都不能处置又带来一个很低的价格,所以原来有些农民卖给了城里人,卖了之后,现在农民看到土地增值了,所以要征房屋,这个房屋法院要判决还给农民。
    
    现在讲新农村建设,要改变现在农村基本的生活环境和一些基本的需求,这和城市化是不矛盾的,我们怎么把它对立起来呢?我为什么对于中国共产党很多政策不同意,对新农村建设为什么同意?因为这个政策的确可以解决一点问题。台湾为什么解决了农村问题?第一靠农村改革,第二靠土地建设。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你所给农民的都是给农民的。比如城市化,你让农民来了,我离开农村我带不出来资产,因为地不能卖,我哪里有钱到城里面买房子。农民工对他在农村的财产是没有办法处置的。假如农民不能自由地处置土地,他的地永远不值钱。你到发达国家去调查农村会发现,农民变成城里人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民能自由处置土地。
    
    台湾的农村建设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都与两个政策有关,一个是土地改革,一个就是农会建设。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不是强调城市化就可以。我们要给农民权利,自由表达权利,处置土地的权利。现在城市化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失地、失业、没有保障的“三无”农民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城市化,我是反对的。
    
    关敬如(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我们现在集体所有制在现代经济制度层面也是有问题的,要么就是自然人,要么就是法人,就这两个概念。集体所有制产生了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我比较赞同在理论上可以激进一点。但在现实中则要缓和一点。中国已经创造了渐进的办法。土地改革要和缓地兼顾我们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折中一下。比如说集体收入和国家收入,这两块,所有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能否在使用权问题做突破,如何突破?我们允许国家所有的土地流转,也应该允许集体所有的土地流转,在流转问题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体制平台,如果这个建立起来,对未来是有好处的。
    
    同时,土地规划的问题非常重要。如何建立统一的土地流转的制度,同时要赋予规划法权力,我们确实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系统,有助于政府的推进,我认为要加大这两个方面的改革。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现在农村要鼓励农民搞农村建设,要发展金融,提供融资条件,给农村建了很多小农行,但是农民贷不起款,你是有土地房子,但是不能做抵押,用来发展生产。要是抵押了,农民失去了房子怎么办,是不是就造成了动乱了。其实新农村建设,就是要给农民提供生产和创新的手段,农民手里到底有什么,我认为他什么都没有,除了房屋,是最可以作为抵押的东西。这一系列的表明,我们剥夺了农民一系列运用自己财产去钻空子和发展的手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1962年无形中把宅基地剥夺了,转为生产队所有。但是能不能这一块真正地归农民所有,一定要建立农民财产的制度。
    
    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今天讨论的是农村集体用地上面盖的小产权房,现在国务院禁止的也是这个。小产权是不是可以随便去发展的?我个人的观点很鲜明,是绝对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马上北京市面积要扩大很多倍,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如果让小产权房自由发展,会一片混乱。假如我们是决策人,我想做的决策首先要限制。因为,放开小产权房不是帮助农民,是帮助城市人。小产权问题无非是城市房子贵,哪儿的房子便宜大家去那儿买,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很合理。也帮助了郊区的农民。但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郊区这几个农民,郊区的这几个农民就在目前的胡温政策下收益已经很大,现在不是进一步把郊区农民的利益进一步膨胀,而是看到几亿农民怎么办,几亿农民要城市化,他们住在哪里?如果小产权房建设来给他们住,这个办法是可以考虑的。我们讲那么多城市化,城市化是解决农民成为城市人,但是现在房地产市场想到农民没有?经济适用房和农民有什么关系?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合理性。
    
    现有的小产权怎么办?肯定不会全拆。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说小产权是不对的,否则就没有解决的必要。无非有几种办法,第一个是由于种种原因,是要拆除的。其它的绝大多数可以通过补增值税方式变为合法。
    
    关于土地私有化的提议,我认为土地私有并不是最重要的关节。我们应该加强的是土地用途的管制,应该寻找更经济,成本更低的城市化。现在我们是半城市化,或者是畸形的城市化,成本代价很高,收益者是城里人,而且还牺牲了很多人的利益。城市化有很多费用是要摊销的,这也是小产权不能随意发展的原因。城市化需要钱,需要合理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关于农村宅基地和农用地权益流转改革途径是什么?
    
    现在最担心的是宅基地的流转,宅基地本身是自己住的,他把宅基地给卖了,他住哪里。再一个是农用地和宅基地,因为城里人也不想种地,所以大家对宅基地更感兴趣。限制城里人买宅基地,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城里人买了宅基地就变成了别墅,避免了城市化建设的所有费用。所以要解决农村宅基地的问题和农用地的流转问题一定要和城市化挂钩,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挂钩,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解决城市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加速城市化,从这个角度要大量划出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一出来,我说新农村建设是毛主席时就提了,但是大部分人在农村,新农村建设永远建不成,必须大多数人进城市,中国现在真正的城市人口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是最低的,现在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新城镇建设,核心就是解决已经进城的2亿农民工,以及他们在家留守的1.8亿,这些人怎么在城市落户的问题,这是全党、全国的首要问题,解决中国在新世纪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小产权问题、宅基地问题、卖地财政问题,在这个总线下就好解决,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谁都想改善自己的条件,谁都想挤占块地,但是最先要解决的是谁,首先解决的就是农民问题。
    
    中国现在人均可耕地和韩国是差不多,它国家小,但是地方也很小。韩国的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能建设,因为韩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起步,70%—80%都是农村人口,但是在30年左右时间把农村人口降低到百分之十几,核心问题是转移。是要通过市场办法来解决,但是在城市里面,城市是有规划的,所以韩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韩国是当农民进城的时候,因为没有城乡的分割,你进来了就已经是城市人,为了解决住房的问题,韩国为住宅问题搞了好几个法,全国大规模的建房,是解决农村人口进城的问题。其中很关键的是住房标准很低——房屋面积40平米、30平米,用这种方法,上百万套的建设,避免自己乱搭建。因此我们应该呼吁,现在强调新农村建设,是假设大多数农民相当长时间还在农村,因此把重点放到那儿去,我认为这个观念基本上是错的。不是在农民已经离开和正要离开或者是将要离开的地方搞建设,而是要建设他们大量到来的地方。我们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农民现在可以自由地从农村离开,但现在的政策并不允许他自由进入城市定居。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只有和城市化相连以后才能够解决处置以后的安置问题。而现在大部分的相关讨论关心的只有一些大中城市附近的农民宅基地的问题。
    
    (以上纪要按发言顺序,未经发言人审核,本刊将就本题继续组织有关研究讨论)
    
    来源:领导者 来源日期:
    
    ……………………
    
    头头是道吧。
    
    那个无论什么人上台都要对丫挺的戏耍一通的宪法,不也将公民财产保护的发条弄进去了?物权法虽然四面透风,可聊胜于无不是?物权的规定,自然也要在土地权力上面大做文章了。
    
    不过,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咱们不说什么人权是不是高于主权,尽人皆知的道理是,人权高于物权,这应该没有什么歧义吧。
    
    涉及到人权,又麻烦大咧。
    
    干脆闭口不谈。
    
    那么,土地所有制的进程,又怎么样了呢?
    
    被称作新左派的友人发来相关内容。
    
    2008年2月21日 16:23
    
    Fw: 资本发起的最后一场战役:土地私有化
    
    ----- Original Message -----
    
    Sent: Thursday, February 21, 2008 3:45 PM
    
    Subject: 资本发起的最后一场战役:土地私有化
    
    ----------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WSG"
    
    Date: 2008-02-21 15:33:59
    
    Subject: 资本发起的最后一场战役:土地私有化
    
    To: <"Undisclosed-Recipient:;"@****>
    
    资本发起的最后一场战役:土地私有化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用同一个逻辑完成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个逻辑就是“否定国家统筹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主张用资本的力量(它的另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代名词的说法是“市场”)来引导社会的发展”,我们用这个逻辑终结了农村合作化的可能,瓦解了国企的社会价值,市场化了本属于公共资源或具有公共资源意义的医疗、教育、房产,加快了开放金融的步伐和力度。当这一切都已成定局或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了的时候,国内和国际资本及其代理人,开始把目标瞄向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大,对我们而言也是最后的战略性资源:土地,这些人以“市场经济需要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和“保护农民权益”为口号,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私有化”造势活动。清华大学的秦晖、蔡继明以及耶鲁大学的陈志武等学者,最近两年或通过长篇累牍地撰文,或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大肆推销他们的“土地私有化”观念,他们的行文逻辑,基本都是从已引起国内学术界反思的“市场经济”这个前提出发,从一个侧面阐述私有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根本不谈及资本意图、土地私有化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以及我们民族需要花多大代价来承受这个后果、是否能承受这个后果等问题。
    
    06年6月,秦晖在《经济观察报》连发两篇文章,都是近万字的长篇大论,谈论土地私有化问题,这两篇文章的很多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当时我很想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名字都取好了-----《十问秦晖》,后来他参加由《南方农村报》主办的三农问题研讨,我看了他的照片,说了句“秦晖长得象个坏人”,随后,在看了《南方都市报》对他的专访后,我才知道我那句话非常不礼貌,非常失礼,老刀孤陋寡闻,不知秦晖教授患有眼疾,心里很惭愧,所以这文章也一直没着手写,今天借这机会,向秦晖教授道个歉,并谈论一下土地私有化的意图及其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
    
    秦晖教授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增加农民收益,从而解决三农问题。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所谓市场经济的价格波动原则,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只有极少部分土地能进入市场交易,由于相对紧缺,所以导致地价极高,但是,当私有化将所有土地的交易完全合法化后,由于市场供应量几乎是无限度增大,供求关系换位,必然导致土地价格急剧下滑,有年轻学者曾计算过,按照耕地本来的价值推算,国内的耕地售价每亩平均不会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私有化并不能提高土地交易价格,从而增加农民收益。单从市场价格这个角度而言,土地私有化将必然导致地价下滑。
    
    而用私有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三农问题与土地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国内产业结构性失衡和基层政府对农民征收过多费用有关,农民穷的问题绝不是土地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也不是由农民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农业和工业产值的差距不可能从农业自身得到解决,这已经是个常识,没有哪一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变过程,是依靠农业自身来解决这个矛盾的,而都无一例外需要启动国家调控功能,通过补贴农业达到二者相对平衡。此外,导致农民权益没得到保护的原因在于具体的管理机制,而不是土地所有形式,私有化并不可能让这个管理机制自动变好。私有化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利器,在整个社会的管理、政府行为没得到很好规治的情况下,一张产权证并不能改变农民利益受损的处境,不说历史上有名的“羊吃人”(这是在私有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悲剧),就说当下发生在城市里的撤迁,由于行政权没得到完善和规治,不少撤迁户手里握着的产权证,并没有保障他们获得应有的收益。
    
    秦晖教授文章还有不少奇怪的,逻辑不通甚至自我设定的错误观点,比如用一两个官员极其典型违背政策的观点来指代政府立场,认为私有化不会带来土地集中和兼并,甚至声称解放后土地集中程度最高等等。
    
    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强调得最多的,是“私有化(明晰产权)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私有化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不被剥夺”。尤其是最后一点,从现实的一个侧面看可以得到相当部分人的同情,就是说当前的所有制形式不能很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他可以罗列大量的事实证据证明这个观点。
    
    但是,这个判断有一个逻辑错误,就是有意或无意把管理模式和所有制形式两者混淆了,比如导致农民受损的是管理模式,他们提出的“病因”和开的“药方”瞄准的却是“所有制形式”。当前我们的土地所有形式并非不明晰,如果土地所有权真的不明晰,那么也就不可能发生黑龙江和河南的农民“收复失地”的举动。导致农民的土地收益被掠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管理模式和行为模式存在缺陷,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区别,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在最近30年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国企就这样瓜分掉了,房地产就这样市场化了,金融就这样赔本引进战略伙伴了,现在他们用同样的逻辑进入土地领域。而且一些媒体也乐于给他们提供场地来宣扬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媒体成了资本谋取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工具。
    
    按照土地私有化这个逻辑,一旦土地私有化后,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从耕地这块来看,中国现有的耕地18亿亩,这18亿亩59%集中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10%在西北,这些土地都很平整,适合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而且事实上,机械化耕作几十年前在上述地区曾具有一定规模: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是78年以前,我国东北有60%以上耕地实行了机械化耕作,新疆是80%,华北平原也是60%左右。
    
    私有化为土地自由交易提供了合法性,而资本一旦可以进入这个领域,它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它的逻辑是什么?利润最大化,而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它就会按照它的最高效率来配置它的生产要素,这个效率按美国70年代的水平估算,一个农业工人可以轻松耕作3000亩土地,18亿亩中的这百分之70,需要多少人就可以完成整个作业?按照资本的逻辑,土地私有化后,实际农业人口只需要不到一亿。而现在我国的实际农业人口还有7亿多,剩下的这6亿多怎么办?当然资本不会管这个,现在我们对农业已经开始补贴,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资本一旦完成了交易,它就不会再承担任何额外的社会责任。而我们的社会是否有相对充足的机会吸纳这些被挤出来的人口?没有。
    
    不要以为国内资本没有能力完成这种大规模的兼并,经过三十年的累积,国内私人资本已经相当雄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粗略计算过,仅仅由于第一次分配的不合理,这三十年资本方就额外拿走了本属于劳动方的8万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不缺钱,非常充裕,这也可以从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窥到一点端倪,最近几年,我们虽然一再采取“紧缩银根”控制投资,但投资热却无法降温,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内资本市场中的私人资本数额庞大,资本的所有权变了,以前是国家主导,现在大量货币在私人手上,所以用紧缩银根这招搞宏观调控就不那么灵了,再加上开了国际金融这个口子,国际资本跟国内资本已经有了游刃有余的结合方式,资本的力量更不可小觑。
    
    单从效率上讲,土地兼并能带来效率提高,这非常符合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发展原则,很多被新自由主义描绘的市场经济洗了三十年脑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学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一趋势和进步、发展联系在一起,但也许我们在此需要回到一个简单的问题面前,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是为资本创造效率还是为国民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我们需要追问我们是否又在犯一个错误——是否在用资本意志取代民生需求?而要满足我们的民生需求,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按照资本的逻辑来主导中国的进一步转型?比如完成土地私有化。
    
    匈牙利是如此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不同群体给予这个国家的结论非常值得玩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2007年把这个资源和产业绝大部分为外国资本瓜分掉了的国家吹捧成了发达国家。认为它的转型非常成功,而大多数具有民族立场的经济学家则一致认为匈牙利的转型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个悲剧具体到耕地这块的情形是这样―――-短短几年时间,匈牙利的主要耕地区——西北部地区的80%的耕地都集中到了外国人手上。
    
    在大多数国企被瓦解,金融“坚定不移”地加大了开放力度,甚至连军工也开始转制的情形下,土地私有化称得上是资本在中国发起的最后一次大战役,这个战役一旦按照资本的意志完成,国际国内的剩余资本在中国就又有了一个庞大的角逐空间,这也许确实可以给中国再带来10到1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我们为此要付出的代价也许就太大了,土地私有化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基本价值就相对彻底瓦解掉了。若想再行改变(几乎是必然的),可能就只有一条出路了:流血。
    
    甚至比流血更悲壮,因为我国应该在2015-2020年就会迎来一个世界从所未有的“丁字形结构”的社会,这个“丁字形结构”是什么?是我们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性变化,现在我们是多数人在创造财富,养活小部分人,但独生子女的一代步入中年后,这个情况就会发生逆转---------整个社会是少数人干活,养活不能干活的大多数:一对夫妻得养活两对老人,一到两个小孩。这个时候,指望资本来承担一些额外的责任是不现实的,资本其实从来都具有比专制更彻底的特权,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利益,资本按市场原则完成了交易,就算履行了社会责任,而这个丁字形结构,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一个生存压力异常沉重的未来,需要去承担一个前无古人的沉重负担,而从此前我们的改革设计看,我们还没有考虑好如何为这个局面买单的事,我们该怎么为这个局势买单?依靠资本吗?按照资本的逻辑它不会管你这个,不用说这个,比它更小儿科的“新劳动法”,只不过为劳动者增加了一点儿权力(远远没到位),就遭受到资本方及其代理者数年的围追堵截。这样的局势最后只能是社会和政府承担,无论你对这个政府怎么看,持什么态度,但最后这些事情都得由它来具体承担着,但是资本这几十年来把我们国家最大的收益拿走了,它一直在,也一直会用它的逻辑说话,所以如果私有化一旦施行,我对未来的局势判断是非常悲观的,我会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前景将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发生。
    
    农村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农村不能按照现在的路往下走了,但更不应该用“私有化”的方式去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土地权益问题,鼓吹私有化的人只从西方经济理论出发,侃侃而谈私有化的必要性,但几乎不涉及私有化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以及我们为这些后果必须支付的代价,所以我说他们的言论是对这个民族不负责任,是在不计后果、厚颜无耻地为各类正急于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的私人资本说话。
    
    注:根据年前一研讨会发言整理(有较大增改)
    
    ……………………
    
    但是,话虽然如此,还是拦不住委府拿农村土地做文章。
    
    去年年中,媒体报道,发改委建议允许农村土地入市。本月底,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将发布一份关于当前土地调控政策效应的报告。报告建议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相关人士透露,伴随着国发31号文相关政策的执行,今年下半年以来土地违法现象明显减少,紧缩性的土地政策正在发挥积极效应。但由于目前的土地调控政策着眼于短期效果的迅疾有效,尚未触及我国土地制度的根本性问题,没能从源头上修正地方政府卖地生财的制度缺陷,其长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据上述人士透露,报告就当下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三个建议,具体为:首先,要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详细而言,在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量环节,经营性土地应由交易双方谈判商定,公益性用地由农民与政府直接进行谈判。其次,通过立法形式赋予农民在土地征用和征购过程中与地方政府平等的法律地位。具体则为,有必要通过立法形式(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延长和固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规定在法定使用期限内,农民对所承包土地享有收益权、流转权和抵押权,赋予被征地农民在土地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最后,应开征财产税,并可考虑赋予东部财政收入状况较好的地方政府一定的地方举债权,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则继续实施国债转贷。
    
    ……………………
    
    这当然是给左派一个沉重的打击。
    
    今年,媒体刊登了对温铁军的采访。他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态度很是旗帜鲜明。
    
    2008年2月21日 17:10
    
    Fw: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 Original Message -----
    
    Sent: Thursday, February 21, 2008 4:41 PM
    
    Subject: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WSG" Date: 2008-02-21 16:52:37
    
    Subject: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To: <"Undisclosed-Recipient:; >
    
    无地必反。如果政策失误,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聚集到城市形成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因为,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安排问题。中国一旦以土地私有化推进大规模兼并,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专访温铁军
    
    文/玛 雅
    
    我们做的事情反倒应该是主流
    
    玛雅:今年是改革30周年。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也有不少地区陷入困境,所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重中之重。你是有影响的三农问题专家,有“温三农”的称呼,但是至少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你的观点并非主流,这是为什么?
    
    温铁军:我们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资本化、现代化。非主流的则五花八门。我们这些搞改良的人也可以被归类为非主流,是因为我们埋头搞新乡村建设,主张人民生计、联合协作与多元文化。
    
    以往的发展主义主导的工业化和资本化过程到底怎么评价?农村还有什么本源性的东西留存下来可资利用?人们现在还缺乏最为基础的研究,拿来就说话容易浮躁。比如按照现在的主流思想,似乎应该建设一套非常标准的西方制度,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乡土中国的村社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还是2亿多小农户生活在380万个自然村,行政性地集中为60万个行政村。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既然是数千年来形成的制度,既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村社制度直接和所谓的现代法治社会对接?中国执政党的中央已经清楚了,真正要让全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得到2050年前后。然后再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末才有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那样就实现了现代法治啦?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没有照搬?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还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哪一个照搬得比中国不彻底?可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50%多?哪一个全面完成工业化了?而且甭管人均收入有多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靠大型贫民窟大量集中贫困人口。比如印度,全面继承了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的上层建筑,那些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私有化和市场化也早都落实了,但是被主流肯定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2004年我出了一本关于宏观问题的文集,书名就叫《我们到底要什么》。如果发展中国家都是照搬,得到的必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玛雅:如果照搬西方行不通,你认为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
    
    温铁军:连邓小平当年都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不过是个搞农村实验的,脑子里更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应该怎么着,那我就说,先实事求是地去做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了才能逐渐得出接近客观事实的理性认识。方法论常识告诉我,不能承认照搬的东西就都有普适性。做实验的人片面不得,也照搬不得。在有些主流集中的场合,我甚至求他们给农民留一点空间。我说:不要在乡土社会强制推行你们照搬的这套理论、规范和标准。也许在大城市,你们可以按照美国的标准来,但千万别让中国农民也必须那样,否则,这个国家非乱套不可。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民用脚投票——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我们才多少可以表达些不同意见了。温家宝总理讲过,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结构也不同,怎么可以靠一个政策、一声号令就一刀切地解决问题?但是那个年代以来延续下来的一刀切的思想,至今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我觉得,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的一套治理办法,都有一个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的问题,都需要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不断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后,之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空间比较宽,还能够下去做新乡村建设,在于执政党和民众同样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国家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时期能够既稳定又发展,亦即,能够实现和谐社会的唯一路线就是科学发展。既然现在都想到一起了,我们做的另类的事情反倒应该是主流了。
    
    在三农这个领域做调查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上一代产生了一批像晏阳初这样的大海归、梁漱溟这样的大儒、卢作孚这样的大实业家、陶行之这样的大教育家……这些真正的大师,哪一个不是乡村建设实验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陈翰笙、薛暮桥、费孝通等先辈知识分子也是从乡村研究起步。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早期也受过乡建思想和平民教育的影响。这些成功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回过头来反哺乡土社会,动员那么多人搞乡村建设,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城乡差别越拉越大,贫富差别越拉越大,需要缓和各种矛盾。他们做的不就是改良吗?当年的主流是工业化、实业救国,科技教育救国;非主流的就是乡建。今天我们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就是所谓的“西式四化”,但我认为,这些“化”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所以,非主流的还得是改良主义,所以,我就应该继续搞乡建。
    
    “西式四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玛雅:“西式四化”既然是主流,为什么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温铁军:“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但是,麻烦出在这个过程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转嫁到农村,于是就有了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希望一步到位,把美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复制到中国来,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有两亿多农户,美国仅有17万农场主,难道能把针对农场主的美国农业政策和理论照搬过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吗?
    
    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本来应该是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很多人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谨慎些;因为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城市化是成功的。
    
    玛雅:你评判它们不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温铁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都是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比如印度,无地农民缺乏生存条件,农村贫困人口高达36%,他们部分地流动到城市的贫民窟,仍然缺乏生存条件。这就叫城市化?印度农村的土地是私有的,城市的土地也是私有的,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求生计,进入私人所有地就是侵犯私有财产,是要被捕的,所以他们只好居住在公路、铁路、河道两侧的公有土地上。印度要搞基础建设,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怎么对付大量的贫民窟——住在里面的人动辄上百万,拆迁的困难和引发的冲突可想而知。没有基础建设,就没有外国的直接投资,尽管印度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可FDI(外国直接投资)连中国的1/10都不到。只要到印度的贫民窟看看,就知道为什么它工业化发展不起来了。
    
    印度这种“空间平移贫困”是个规律,类似情况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比如孟加拉、墨西哥、巴西等。我这几年去过许多国家的贫民窟考察,那里的生活简直不堪入目。近年来批评我的人很多,确实没法应对,因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没有“眼见为实”。
    
    土地私有化的后果是暴力冲突
    
    玛雅:这是你反对中国土地私有化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呼吁土地私有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你认为土地私有化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
    
    温铁军:中国农村一旦以土地私有化推进兼并,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我曾经多次去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农民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与土地私有化结合。2004年我写的印度考察报告,题目就叫《无地必反》。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我们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又会倒退回去。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今后无论谁谈土地私有化,就让他去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看看。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和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集中进入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
    
    事实上,中国已经出现少数贫民窟,北京周边就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学者当然可以说,这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分散在农村的贫民还能通过扶贫来缓解困境;一旦数以百万的贫困人口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必然形成社会动乱的基础。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都是黑社会操控,黄赌毒泛滥。真到那时,别说以法治国,有本事先以法治“窟”,能治得了吗?
    
    早几年我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有学者问我,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靠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对这样的提问我无言以对。如果必须回答,那只能反问:“那个贫民窟里的人为什么不是你?难道他们就该呆在贫民窟,你就该住别墅吗?”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正常的讨论应该是以防止在中国也出现大型贫民窟为目标来研究各国的贫民窟问题,不要让中国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空间平移贫困进入城市。
    
    玛雅:如果从社会稳定考虑土地所有权问题,有人也许会说,黄赌毒在城市贫民窟泛滥,在农村一样可能泛滥,现在一些农村地区就赌博成风。这类问题通过加强司法和思想教育来解决,是不是比土地制度更能奏效?
    
    温铁军:赌博在一些乡村肯定有,但一般来说,农民在自己长期生存的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罪,个别小偷小摸可能有。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我国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国家稳定。那么,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就是国家。在中国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与资源)矛盾之下,能够这么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农村仍然能够维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权的约束。在当代的改革之中,很多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写着,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内部分配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广东珠三角农村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成股权分给每家每户。这种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条共同约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权将被取消。因此广东的刑事案件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仍主要是外来人口犯罪。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有效地稳住了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直到90年代末期产业资本大规模扩张之前,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无序流动下形成的贫民窟,从而也就避免了社会性犯罪和政治动乱。
    
    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规律,既不是伦理道德和教育问题,也不是法制建设不足的问题。
    
    大家都相信现代法治社会是一种进步,却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会的制度成本。我去过美国十多次,美国的警察系统确实很灵敏。有一回我开车被别人撞了,刚想跟对方“理论”几句,警车到了。谁报警了?警察做记录之后是保险公司来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社会是靠这种警制维持的,效率高,成本也极高。
    
    当然,我也可以随大流地乐得见到传统社会变成现代社会,只不过要问一个问题:谁来支付这种极高成本?法治社会必须靠强大的警制支撑,如果中国农村也照搬这种制度,农民有钱负担高成本的警制吗?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农村建了那么多的司法所、派出所、法院,连捆人的绳子都得谁被捆谁拿钱!并不是国家出钱。过去修建这些机构,一概是从基层抽税费来维持这套庞大、高成本的所谓上层建筑,现在呢,这笔钱谁来付?如果政府来付我完全没意见,村村建派出所我都拥护,只要不向农民伸手。知道已经形成的这套高成本的现代法治现在农村怎么玩吗?中央取消税费了,那好,地方这些权力部门就得换着方法捞钱!都怪他们吗?谁之过?
    
    中国现在13亿人口,2020年以后达到15-16亿,无论搬来的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能稳得住吗?那可是天大的本事!西方在工业化早期就经过殖民化把过剩贫困人口转移出去了,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只能十几亿人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共生!如果是在所谓制度优越的欧洲,十几亿人早就打翻天了。中国至今还没有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千万别去信那些万金油或者灵丹妙药,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药方。新时期已经不再是三农问题能否缓解,而是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的问题。
    
    稳定整个乡土中国,别出大乱子
    
    玛雅: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财源枯竭、权力弱化,已经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村社会失序,社会成本将十分巨大,税费改革带来的可见的好处会被不可见的坏处所覆盖。
    
    温铁军:关于税费改革的意义,我曾经说,“04新政之最大者,莫过于免赋”。我们终于在“大包干”27年之后,完成了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均田免赋”,这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
    
    但凡事都有利有弊。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债务问题爆发,正规组织的“治理能力”势必出现弱化。这时候,农村各种非正规组织,包括家族势力、宗教势力,甚至某些黑恶势力,都借机而起,趁虚而入,迅速以选举或行贿、暴力等手段填补农村的“组织空白”和“制度空白”。这种情况之所以有泛滥成灾之势,主要是因为那些家族性的或者未登记的宗教组织的制度成本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养痈为患。但出现这些问题的地方,政府部门和乡村组织对此往往束手无策,视而不见或隐瞒不报者居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抓紧帮助农民发育健康的合作社经济和社会中介组织,农村怕就稳不住。
    
    玛雅:这就是你提出“改良式”新乡村建设的根本动因?试图在农民难以离开土地的情况下稳定农村?
    
    温铁军:怎么能够稳住?国际经验也表明,只有通过把社会资源转化成社会资本,才可能使得乡村社会有序运作,不至于出现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动荡。这种动荡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民国黄金十年”发生过,且并不主要是因为地主压迫农民,而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农村资源大规模流出,导致农村凋敝,小农破产,然后破产农民造反。今天如何避免这个曾经发生的历史教训,是当前执政党面临的重大挑战,所以三农问题才被强调为重中之重。所以我说,该改良了。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那在农村执政党需要什么呢?需要乡村建设,需要把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稳定整个乡土中国,别出大乱子。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凤凰周刊》总第282期,2008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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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关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风潮却是愈演愈烈。同样为新左派人物的崔之元发来了国际上对于重庆市的歌功颂德。
    
    Cui Zhiyuan
    
    2007年8月1日 8:50
    
    Fw: 重庆,中国的芝加哥 城市化进程缩影
    
    英刊文章:重庆,中国的芝加哥 城市化进程缩影
    
    2007年07月31日 16:30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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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7月31日电 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发表题为“中国的芝加哥”的文章说,中国西南有一座巨型城市——重庆,它是这个国家将数百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艰苦努力的缩影。原文摘录如下:
    
    在中国内陆深处,浓雾环绕的山城重庆正充满着雄心壮志。来访者被它增长的范围和速度所惊讶:购物广场、高速公路和林立的摩天大楼。造价2亿美元的大剧院正在建造之中。
    
    重庆既是一个地区,也是一个城市。这个直辖市的面积和苏格兰相当,大部分土地也和苏格兰一样高低不平,它的人口分散在长江两岸数千个小镇和村庄里。根据官方数字,重庆大约4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但重庆的领导人决心要将他们巨大的直辖市变成中国落后西部地区的现代化绿洲。他们说,在2020年之前,重庆必须实现70%的城市化。
    
    类似这样的数字使中国的地产商们垂涎三尺。这个直辖市的官方统计人口为3000多万,如果把它看作一个单一城市将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为了达到2020年的目标,在农村居住的人口必须以超过每年50万人的速度迁入城市地区。由于沿海富裕地区的诱惑,重庆的居住人口——官员统计的人口减去移民到其它省份的人口——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下降了50万人。但是移民到城市地区人口中的一半仍留在重庆直辖市范围之内。
    
    人们经常把重庆和芝加哥比较。就如同詹姆斯•金奇在最近一本书中所说的,芝加哥是“通往西部广袤和大部分未开发土地的门户,这里是公路、铁路和水路交汇的中心,这里是雄心壮志压倒风险的商业中心”。重庆具有芝加哥所有这些特点。
    
    重庆的常务副市长喜欢把他的城市和美国的大城市比较,比如汽车城底特律。他说,重庆是中国第三大或者第四大汽车制造中心,今年预计汽车产量将达到100万辆,比2006年提高25%。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重庆一片繁荣。在今年上半年,重庆经济增长了14%,而中国同期的经济增长为11.5%。十年之后,重庆将变得和现在的上海一样富有。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重庆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目的是为了缩小繁荣的沿海地区和落后内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国家为了在邻近的湖北省修建三峡大坝以及由此造成的成千上万的移民而注入了大量资金。重庆过去10年的增长中有80%来自投资,其中一半资金来自国有银行和政府。在未来十年,投资占增长的比重能够减半,并使消费和出口增长两倍。重庆领导人的计划是将重庆变成内陆的上海。
    
    所有的这些钱都使找工作的农民涌入重庆。其中很多被称之为“棒棒军”,他们在街上扛着竹竿,在多坡的街道上搬运货物。这个城市吸引了大量农村移民,正是这些人在改变着整个中国。但是,重庆要持续吸引更多移民正变得越来越棘手。
    
    为什么?去看看位于重庆城区东北60公里的麒麟村吧,这里有大片的稻田、竹林和玉米地。村委会的布告栏说这里的人口是4300人,其中大约2000人已经到外地打工。留下的人大多数是学龄儿童或者老人,这些人在外地很难找到工作。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喜欢雇不到20岁或者20岁出头的工人。
    
    那些移民到重庆城里的人,很少有人登记成为城镇居民,虽然城市居民理论上享有各种补贴:失业保险、养老金、得到补贴的医疗保险,还有教育和住房上的帮助。但大多数移民喜欢保留自己农民的身份,因为这让他们有权使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比社会福利来得更加实在,因为很多人怀疑社会保险不会兑现。中国很多移民到城市的人口都是暂时的——很多人将在未来返回他们的家乡,真正的城市化速度要慢得多。
    
    中央政府6月份将重庆作为更大范围改革试验区的决定让直辖市的官员们感到兴奋。他们希望这些举措能够加速真正的城市化。虽然改革细节还没有公布,但它们可能涉及农村土地管理规定、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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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崔之元本人,在今年《新京报》发表对于昆明市在仇和手下再度遭殃的评论后,进行了转发,并加上了自己的注解:“反仇和: 学前教育的公共性不容抛弃”——“象新京报这样的报纸也开始反仇和式改革,舆论确实变化不小。现在的问题大概是,如何把这种目前已经有些随便滥用的正义激情引向一种更广阔的问题视野。比如,以保护农民工权利的名义要求户籍改革,其实背后相关联的,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为赤裸裸的劳动生产力。”
    
    情况好像越来越不妙。左派阵营当中对于成渝试验区所搞的城市化及其对农村土地制度所产生的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忧心忡忡。
    
    近来非常活跃的左派人士张宏良则将此看做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张宏良:土地股份制——沉没前的最后一块木板
    
    土地资源是一个民族最后的资源,如同溺水者沉没前最后一块木板。然而,目前悄然兴起的所谓“成渝模式”的土地股份制改革,正在葬送中华民族最后的资源,撤去溺水者生还的最后一块木板。所谓土地股份制,既不是把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化,也不是归集体所有的公有化,而是把土地向大股东强行集中的一种形式。其特点就是把农民各自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入股方式交给大股东支配,如同城市股份公司中散户投资者的命运一样,农民除了得到一串表示股权的阿拉伯数字之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作为补偿,政府取消他们的农民身份,和他们那些九十年代买断工龄下岗的工人老大哥一样,成为下岗农民,之所以说是下岗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是因为中国户籍管理的属地原则决定了丧失土地的农民仍然只能留在原地,无论进入任何一个城市都只能是外来民工的身份,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也就是说,土地股份制改革后的农民,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部分人口:既不是享有社会福利的城市居民,也不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同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民,中国历史上的流民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迁徙和落户,而中国的身份证制度如同封建时代罪犯脸上的金印,无论农民走到哪里都标记着永远是农村人,成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人口。
    
    与九十年代城市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一样,土地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土地强行兼并的方式形成大土地私有制。本来,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经济领域里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通过资本的高度社会化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形成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当初关于社会占有制的设想,并且还创造了一种共赢的经济模式,奠定了人类将来进入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由私有化——国家化——社会化的资本发展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人类21世纪的文明和福祉的发展,都将会从这里开始并且正在形成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可是反观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却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不是消除资本的私人性质,变私人占有制为社会占有制,而是完全相反,把已经国有化集体化的财产重新集中到私人手中,土地股份制改革就是典型,先通过所谓家庭承包把规模经营的集体经济变成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然后再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变成大规模的私人经济。可见中国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产权改革与世界发展潮流完全相反,世界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中国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公有化——私有化。第一阶段中国与世界发展是同步的,是在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第二步中国与世界发展是背离的,悖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由于悖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很难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所以就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最初提出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后来强调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世界发展潮流相区别;无论是早期呼吁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后来呼吁顺应世界潮流,统统被称为极左思潮而加以坚决否定。可以说,把现代社会创造的诸如社会主义等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把人类历史上诸如公平正义等优秀的文化成果,统统打上极左的烙印加以彻底否定,把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少数人对社会公众的掠夺称为改革,是目前中国生态濒临崩溃、社会矛盾丛生、道德伦理丧失的主要根源。
    
    可见,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的时候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总书记这段话概括了改革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方向,改革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定着21世纪中国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盛衰,所以必须要保证改革的正确历史方向,绝不能重演十九世纪洋务运动改革的悲剧!反思改革,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回归真正的改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人类一天不能停止发展,就一天不能停止改革,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非是极端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分子,无论持有任何观点和立场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否定改革,改革和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两个辉煌乐章。但是,绝不能把一切打破现状的变化都称之为改革,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是顺应世界大潮的变革就是改革就是革命,就有出路有前途,就要坚持要拥护;相反,凡是悖逆世界大潮的变化就是复辟就是反动,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就要反对要批判。本来,在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走向资本社会化、劳动合作化的上个世纪末,中国由集体经济强行退回到分散的小农经济,已经是一个历史倒退,在农民开始自发地再次走上合作化道路的今天,再次强行堵塞中国农民的合作化道路,强行通过土地兼并把小农经济变成大私有制经济,则完全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曾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当初农民土改的历史清算,是要否定当年土改运动的第二次土改,当初第一次土改是农民对地主的剥夺,目前的第二次土改则是对农民的剥夺。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是中华民族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中央六中全会举起的公平正义的大旗就会被砍倒,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就会落空,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就会被彻底堵塞,中国就会被推上动乱之路和亡国之路。
    
    第一,土地股份制将会彻底扼杀目前中国农民正在发展的股份合作制,彻底葬送中国农民在产权领域的伟大创造,是背叛劳动背叛文明背叛进步背叛公平正义的历史反动。股份合作制是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创举,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员工持股制度遥想呼应,开辟了劳动和资本可以平等入股的崭新时代。中国农民的股份合作制和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的共同本质特点,就是在资方按照出资额多少获取股权的同时,允许劳动者按照劳动贡献大小获取相应股权,把劳动者分散的股权集中起来,由公司内部的员工持股会统一管理,一旦员工持股会的股份达到控股水平,公司便成为工人真正当家作主的企业。可以说,承认劳动入股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劳动者获得的最伟大胜利,资本和劳动在企业内部的融合,将有可能彻底结束数百年来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和劳动直接融合的时代。就这一点并且仅仅就这一点来将,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伟大革命。可是,在劳动入股权获得世界范围内伟大胜利的今天,在劳动者应该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却拒不承认劳动入股的权利;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百分之百承认劳动入股权的同时,中国所有股份公司却是百分之百只承认资本入股的权利。为什么?回答永远都是一句话,这些都是极左思潮的蛊惑人心。在中国改革精英那里,所谓极左思潮已经成为他们拒绝包括劳动入股权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唯一借口。
    
    特别让人苦笑难耐的是,中国股份制在拒绝劳动入股权的同时,却搞起了一个权力入股制度,即所谓的管理入股和管理层收购,结果形成了中外股份公司相反的发展路线,外国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正在把劳动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却在把当权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在组成现代社会的官员、资本家和劳动者三方面力量的组合上,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把官员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唯独中国是把劳动者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劳动者主权,西方发达国家是投资者主权,目前中国则是官僚资本主权。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正在成为投资主体,所以它越来越接近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者主权,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正在人类文明疾速发展过程中逐渐陷入停顿和倒退。最让人担心的就在这里,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为强大国家;相反,建立在人类文明停顿和倒退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肥大国家;肥大国家不仅没有任何战斗力,甚至越是肥大就越是危险。晚清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曾经先后两次把中国变成了肥大国家,肥大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强大虎狼,中国变成了肥大猪羊?差别在哪里?就差在政治文明上。建立在员工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再次把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建立在官员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正在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有人可能会说,土地入股后农民就成为了持股者,和实行股份合作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股份合作制中的农民具有劳动者和持股者双重身份,管理上实行一人一票制,拥有双重投票权的农民不会被赶离公司和土地;土地股份制中的农民则丧失了劳动者的合法身份,成为单纯的小额持股者,在一股一票的管理方式下,农民那少得可怜的丁点儿零碎股份,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权力,况且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用来入股的只能是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限的时间长短带有很大随意性,完全由当地村镇干部决定,这更加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拥有任何权利,甚至股权转让所得都会微乎其微,这就注定了他们将在更加悲惨的基础上重复九十年代城市下岗工人的悲剧,城市下岗工人至少还有一个房子作为栖身之所,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却不能把房子带离农村,带到他们有可能谋生的地方。
    
    第二,土地股份制的实质是土地私有化市场化,结果将加剧经济殖民化。中国农村土地的占有性质十分复杂,是集体所有、农民经营、官员支配,这种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在客观上阻挡了土地的市场化进程,使农村土地成为还没有被市场经济完全淹没的经济孤岛,外资很难进入,所以外资只能通过美国政府压迫中国开放农业,这就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国集中攻击中国农业、金融和电讯产业的背景。目前外资进攻中国的路线十分清晰: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集中攻击农业、金融和电讯三大产业;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国际垄断资本,集中攻击中国的装备工业、能源工业、食品工业和商业运输业等。这些产业刀刀都指向中国经济的致命死穴。就农业来讲,所谓开放无非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土地股份化恰恰满足了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美国全球化战略出神入化的高超水平,一如当年毛泽东同时指挥彼此厮杀的国共两支军队一样,美国今天也在同时指挥着敌我双方的方针政策,美国战略上需要什么,中国经济学界就向决策者端上什么,并且决策者往往是欢天喜地地主动吞下未来的苦果。
    
    目前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又一个悲剧典型。土地市场化,意味着目前中国的18亿亩耕地突然具有了市场价格,立刻成为浮出市面的惊人巨额财富,即便按照目前国家征用耕地每亩6万元价格计算,中国也会突然冒出超过一百万亿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5倍!如此辉煌的巨大经济成就,除毛泽东那种谋略深远的政治领袖之外,是任何当政者都很难经受住的巨大诱惑,对于目前中国来讲,GDP的毒瘾超过了任何毒品。从198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改革精英的蛊惑下引进GDP概念那时候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找到了麻醉和瘫痪中国这头国际奶牛的有效方法——GDP,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两次被西方列强实施麻醉:第一次是英国用鸦片麻醉了中国,把中国放在了西方列强任意宰杀的案板上;目前这第二次是美国用GDP在麻醉中国。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当初英国人自己不吸食鸦片却大规模向中国输出鸦片,今天美国人自己不相信GDP,却成功地把中国人变成了GDP的忠实信徒,直到今天仍然在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麻醉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宰杀,土地市场化将要造成的上百万亿财富,将是比20万亿国有企业资产、60万亿金融资产更加巨大的一块肥肉,必然会引来国际垄断资本的疯狂吞噬,再加上外资贿赂赃款可以通过境外账号支付,对受贿官员十分安全,外资完全可以利用腐败手段控制我们主持土地股份制的官员,财富浩劫将在所难免。到今天我们才明白,西方发达国家强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为外资进入中国抢劫资产设置“投资保险”,如果抢劫成功,将是一石四鸟,剥掉中国四张皮:通过购并企业(银行)国有资产剥掉第一张皮,通过进入城市房地产剥掉第二张皮,通过进入证券市场剥掉第三张皮,通过进入农村耕地市场剥掉第四张皮;相反,如果抢劫失败,没有瓜分到中国巨额资产,就用升值后的人民币换回更多美元打道回国,至少不会赔钱。到目前为止,外资对中国的财富抢劫十分成功,前三张皮剥的十分顺利,剥掉农村耕地这最后一张皮的下刀处已经确定:土地市场化。18亿亩耕地开始成为外资瓜分对象,劫掠中华民族最后资源的第三次大瓜分开始了。饱经忧患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古老的民族还能挺过这一关吗?我的眼里已充满了泪水——
    
    第三,土地股份制将会形成历史上最大的流民潮,把农民彻底推向绝路,随时爆发社会大动乱。站在民工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时期,整个城市的所有大楼都是民工建造的,民工却不拥有其中一间房屋,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贫富差距。为什么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就在于民工的家乡还有一块土地,民工还有一条可以选择的生活退路。家乡的土地成为城市民工的生活退路,城市民工又成为家乡老幼脱贫的希望;前有希望,后有退路,所以再苦再穷再不公平,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并且城市打工赚钱和家乡种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互补的生态圈,这是民工能够接受历史罕见超低工资的根本原因,是极度脆弱的农村农业没有陷入崩溃的根本原因。
    
    土地股份制将会在两个方面对农民形成毁灭性打击,把农民彻底逼向绝路,一方面,丧失土地断绝活路的亿万农民只能举家前往城市谋生,而天文数字的高额房价又形成了农民无法跨越的城市壁垒,如狼似虎的城市执法大队也铲除了形成贫民窟的条件,农民将完全陷入绝路;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赚钱的民工被切断了回乡娶妻生子的生活退路,只能被迫滞留城市,面对耸入云霄的高价房屋和高价美女,对于一年工资买不了一平米房屋的民工来讲,同样是陷入生活绝境。土地私有化把农民抛向城市,城市高房价又把农民挡在城外,那些希望破灭后路断绝的数亿农民将完全变成绝望盲目的流民,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民大潮,流民大潮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所谓农民造反其实大都是流民造反,失去土地的流民既没有生活希望也没有生活退路,甚至连做牛做马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了为盗为匪就只有造反革命,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自杀一条路。从历史上来看,流民造反往往具有双重作用:如果能迅速形成统一力量,则具有改朝换代的积极作用;如果不能形成统一力量,结果就是分裂、动乱和内战,虽然最终仍然会形成统一,但是代价极其惨重,往往是白骨盈野、千里血河,能完整活下来的百姓家庭极其罕见,正是从这极其惨烈的历史遭遇中,老百姓才总结出“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切身体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宁可接受集权专制,也不愿意分权内乱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内乱都是在生态环境十分完善的基础上发生的,即使如此,尚且是十室九空,而今在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内乱,后果之惨烈将有可能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内乱。
    
    第四,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将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形成能源粮食双双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通过榨干中国来维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央政府宣布,一定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可以说,在人类生存方式还没有改变的条件下,18亿亩耕地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只有坚持农村耕地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耕地占有的公有化和计划化,是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后一块孤岛,是最后一块完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配的财产,是中华民族将来应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的最后一块阵地。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便操纵混入中国政府里和学术界的汉奸买办力量,掀起了耕地私有化市场化的浪潮。一旦耕地私有化市场化全面铺开,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会全面崩溃,道理很简单,一亩地用来种麦子和用来开发房地产,其利润相差何止千倍万倍!在利润的推动下,大量耕地将会如同雪崩般地放弃耕作、改变用途。耕地的市场化,将会在两个方面把中国置于死地:一方面,耕地锐减会使粮食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从来就是战略物资,前苏联对美关系陷入被动的历史转折点就是从粮食进口开始的,世界出口粮食的主要国家就是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西方发达国家就会既抬高粮价大赚其钱,又卡住我们的脖子迫使我们听话,无论提出什么条件我们都只能答应,把中国完全变成未来地球村里的世界性奴隶。另一方面,耕地市场化增加了农产品的土地成本,就会提高城市食品价格;要维护城市居民利益控制粮食价格,又会造成土地价格暴跌,外资趁机低价收购中国耕地,控制中国农业;当中国的农业和城市食品工业都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就还剩下一句空话,甚至连独立国防都很难保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食堂采购都高喊“哈喽”依赖外资的时候,中华民族将依靠什么实现统一和发展?
    
    谈到这里,虽然惊惧的冷汗浃背,却不由得越来越钦佩美国,美国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上兵伐谋”,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攻而拔人之城,不久而毁人之国”,这些在中国早已绝迹的东方智慧之花,居然在太平洋彼岸结出了战略之果。同时也越来越佩服中国的右派,中国右派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右派,总是占尽先机、胜券在握:当左派右派争论改革应该姓资姓社时,右派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企业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企业被瓜分而奔走呼号时,右派又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银行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银行被瓜分而悲愤呐喊时,右派又开始引领外资悄悄扑向了农村18亿亩耕地——
    
    中国的右派不仅最聪明,并且独具中国特色绝无仅有,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右派都是爱国势力,甚至是极端的爱国势力,唯独中国的右派是卖国势力,并且是彻底的卖国势力。
    
    ……………………
    
    可以说,中国的左派与右派,在农村土地所有制方面是最为你死我活针锋相对不共戴天刀光剑影的。
    
    如果说,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还被别有用心地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一个核心内容。右派要取消社会主义性质,也是从所有制方面入手。
    
    不过,改革开放30年来,能卖的都卖了,不能卖的也卖了。国有企业改制,造成了大量的下岗问题,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使得改革本身的合法性几近荡然无存。现如今,当局不得不依靠千疮百孔的经济增长来维系自身的权力存在与运作。右派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道义谴责,其中,又以类似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首当其冲。
    
    放任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而带来的物质增长,逐渐暴露出其与国民福祉诉求上的南辕北辙。
    
    这就让私有化失去了舆论制高点,至少是在类似网路上的民间舆论当中,右派当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与国民形同陌路。
    
    不过,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或者延迟。
    
    人们意识到,当局并不是在左派与右派当中进行选择,而是本着巨大而恶性的官僚体系的自我维系、纠错、再生产机制的要求,在对国民的强取豪夺上越走越远。
    
    麻烦在于,在中国是不是有真正的公有制。
    
    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是饱受诟病的对象。在土地制度方面,城市土地的公有制或者被称之为国有化,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则由于集体本身的浮光掠影而遭到了所有权方面的高度质疑。
    
    但是,在城市公有制土地上,城市居民被强制性拆迁,给公有制本身带来了法理性的诘难。当局动员武装力量,伙同黑恶势力,把城市居民从房屋里赶走,其根本依据就是拆迁目标房屋所附着土地的公有制。
    
    公有,就是公共所有。什么是公共呢?这又是个太大的话题了。古今中外,对于公共及公共性的论述汗牛充栋。
    
    可到了从封建社会过来的中国,情况就变得很是微妙了。从1993年开始,公有制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所有制,公共性被抽象虚幻的国家取代。进一步,则是国家所有成为委府所有。再接下来嘛,情况就尽人皆知了:委府所有演变为部门所有,部门所有变换作部门领导人所有……
    
    也就是说,实际上,土地所有制,不过是从一种私有制向另一种私有制转换而已。
    
    这里的公有制,还别提什么排他性和供给的无限丰富性,在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的现如今,则很意识形态化地被巧立名目偷梁换柱。
    
    国家主义的倒行逆施,才演绎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全部恶果。
    
    吊诡更进退维谷的是,在保持社会主义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牌坊之际,却经历着古今中外也从来没有过的丧权辱国盛况,自上而下的卖国求荣,成就了所谓国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被束之高阁的窘境,万众一心当婊子,廉价到了公共汽车谁逮着谁上的地步。
    
    想来想去,怎么着都是个死。到底是私有制,还是徒有其表的公有制,对咱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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