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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以自由、平等、正义为纲/关敏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2日 转载)
    
    毛泽东一生,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生产力为手段,最后在天怒人怨中撒手人寰。毛死后,共产党人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重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神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从而决定一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纲,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为重要手段。邓小平认为:反自由化是为了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因此,不断强调两手都要硬,即打击自由化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手段要硬、要经常化,就是说,以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打击异己为纲,是双纲,肯定是不对。1989年后,中共一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回到了毛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重申以发展经济为纲,“三个有利于标准”归根结底是唯生产力标准。
     (博讯 boxun.com)

     其实,阶级斗争为纲或生产力为纲都是错的。阶级斗争或生产力都是为人服务的手段,人的自由幸福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人的自由幸福表现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公平和正义;因此,国家应以自由、平等、正义为纲,以民主法制、发展经济为手段。阿克顿强调,政府的目的是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德行、财富和知识,制造繁荣、强大和荣耀;如果后者成了政府的目的,将吞噬公民的自由和幸福,违反人们建立政府的初衷。所以,国家的最高发展目标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权的巩固与发展。
    
     1978年11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0届会议通过的《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说:“全人类属同一种类,均为同一祖先之后代。在尊严及权利上,人人均生而平等,所有人均为人类整体的组成部分。……国家的主要职责是在尊严和权利人人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确保所有个人与群体的人权与基本自由”。
    
     近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被中国人视为“自由发财及发展经济”的吹鼓手,其实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要使自利不变成负面的自私行为,有必要订立能促进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公义的法规。沃哈恩根据斯密的所有著作 (包括由学生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法学讲稿》〔Lectures in Jurisprudence〕),指出斯密关注的焦点是权利,而公义、公正的论题则贯穿其所有著作中。“离开公正的框架,任何一种市场都不可能运作”, “只有当竞争在地位相等的各方面之(间)进行,市场才最有效率、最为公平”。
    “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原动力,捍卫自由主义也就是捍卫平等”。 罗纳德.德沃金强调平等权利观念的普适性,认为平等是政治理论的终极价值观。这是一种超越具体文化和伦理差异的普适的平等,是用以衡量当今世界政治体制的最基本的尺度。
    
     德沃金在《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宣布:“平等的关切是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他在中国演讲时说:“我不赞同中国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禁止自由迁徙的户口制度和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等的政策。因为人与人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一项政策的价值标准在于能否增进大多数人的幸福量,即对多数人是否有利。我主张当权利受到损害时,我们不能以功利主义作为理由。即使这些受损害者不说话,也不能把这种沉默视为可以继续对他们进行损害的借口。”
    
     可见,政府不能以经济为中心,让人围绕经济、金钱转。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抓经济,而是完善法制和社会保障等;政府必须放弃以经济为纲,放弃“效率优先、金钱挂帅”的方针,应把人权、人道、人的发展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让位于“以人权为中心”。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就需要把政府的价值取向逐步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转移到对公平正义的关注上来!对政府和官员的评价标准,不应当仅仅看经济增长多少,同时要看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社会公平与秩序的情况如何。
     
    
    共产党与民主派携手合作共建和谐社会
    
     北京奥运会前夕,国内危机四伏——物价上涨、民族冲突、官民冲突频频发生。为此,我们呼吁:共产党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与民主派携手合作,共建和谐社会!
    
     1.共产党与民主派的矛盾焦点是: 共产党主张——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差额选举; 民主派主张——多党公平竞选,票数多的党派上台依法执政,若共产党的选票多就拥护共产党执政;可见,民主派不是共产党的敌人!
    
     2.共产党必须放弃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敌我意识!因为:
    
     ①民主派与共产党在政治理念上并无冲突。民主派并不想打倒共产党或让共产党永远离开政权;民主派是想通过公平的竞争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挑选执政党的主人,让所有的党派包括共产党都成为人民的公仆。民主派的理念是共产党以前也主张过的,而且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享有挑选执政党的权利!虽然,少数人也说了些攻击共产党的过头话,那是受压迫时的一种应急反应,不代表一个人主流;在心平气和时,他们能公平地对待共产党。
    
     ②民主派与共产党在利益上不是相互排斥的。虽然,许多民主派目前各种利益状况远远低于共产党当权派,但他们要求竞选,并不是想取代目前当权派的待遇利益;他们是想通过竞选的压力使国家机器充满朝气和活力,使官员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即使民主派上台,也会保证共产党领导时期的原官员的原待遇。而且,会降低民主竞选时期官员的待遇,这是因为竞争官位的人数远远大于官职数,所以,必须降低官职的薪价以抑制过度竞争。
    
     ③不会导致大量官员下岗。竞选上台的人员主要是人民代表和政府首长,其他部门不存在因竞选而下台的问题。下台的首长依然保持原待遇。这些问题可通过《民主改革法》来解决。
    
     3.实现县自治
    
     中国大陆已经有了竞选因素。譬如:村长是竞选上台的,基层人大代表也实行了差额选举和竞选,一些乡长也是通过竞选而上台的。既然如此,干脆实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的“县自治”设想。首先,在五年内施行乡长竞选上岗;然后,在十年内实现县长竞选上岗。
    
     4.县自治的巨大意义:
    
     ①和谐社会根本保证。公民选举乡长和县长,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那些欺压人民的基层官员就会落选甚至被罢免,这就把基层产生的矛盾化解在基层,无需到省里和中央上访。
    
     ②民主派和各种活跃分子都有施展特长的舞台。民主派落选了也服气,那是人民没选你,不是共产党在故意整你,这就避免了社会对抗。一些民主派上台治理乡镇和县政,也不可能去迫害共产党,一个小小的科长、处长岂能翻起大浪?他们的精力是执政为民,哪有闲工夫去整人,若他们不依法执政,将会被罢免甚至进监狱。这就保证了政治和谐。
    
     ③政治进步的保证。政治上要进步到文明阶段,必须要有一个你追我赶的公平竞争环境,在公平的多党竞争中、在人民的自由监督下,才可能产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官员;而且这些先进官员会得到人民承认、歌颂而连任。
    
     ④与时俱进的需要。时代在进步,人民在觉醒,各国人民都在自由地挑选议员和政府领导人,台湾人民和外蒙人民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就表明:“人民当家作主自由地挑选政府领导人”是一条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中国大陆当局只能顺应它,而不是去抗拒它;抗拒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祸患,当然无法建立和谐社会。
    
     ⑤统一祖国的需要。两岸统一是价值观的认同,只有精神上统一了,两岸统一才会真正到来!如果价值观相互冲突,统一必然是貌合神离,最终会走向分裂!两岸价值观统一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顺应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周期性地自由选择执政党的权利”!大陆中国在县级开展竞选、自治,这就顺应了人类历史的规律,这就会让台湾、香港人民安心。在此基础上,再用十年的时间实现省自治;在省自治的基础上,与台湾统一起来,实行全国自由大选,产生全新的符合民意的国家领导人,实现祖国真正统一。如果现在起步竞选、自治,30年可实现祖国统一。40年后,中国可以与日本、韩国、东盟、印度、伊朗一道建立自由亚洲联盟甚至同俄罗斯建立起欧亚自由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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