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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春秋战国时代对我国今天的启示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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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建中国文化论坛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博讯 boxun.com)

    
    
     谢谢大家。先讲讲为什么要恢复中国国学真面目。去年有人提出中国要进行文艺复兴。当时人们对这个提法有很多的置疑,说中国有必要复兴吗?有家底进行复兴吗?我们要复兴什么?
    
     我认为中国的确需要有一些文化复兴,因为东西方的历史是非常相似的。中国的先秦时期和西方古希腊的历史时期非常相似。西方国家到了中世纪之后,开始发掘古希腊的文化,实现了文艺复兴,可是中国没有,原因是我们的封建制度被西方工业文明打断了,搞得中国没有时间进行反思,文艺复兴始终没有进行。但今天的时间到了,各种条件都具备了。我们该进行回顾了。
    
     中国历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藏。我国有着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把它发掘出来,不仅是无形的财富,也可以变成有形的财富,甚至可以给中国的下一阶段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我们今天讨论的不仅是文化,也有产业意义。但我这里所说的发掘历史文化,并不是指明清晚古史,而是要上溯到先秦。
    
     先秦的历史文化,很像我国的青年时代。人类有个从青年到到成人的历史过程。先秦的历史就是中国的青年时期,这个时期是最蓬勃旺盛、最丰富多彩的。但是它繁荣了几百年,自由发展了一个时期以后,又被关闭了起来。我们排斥了自由发展的道路,走上了秦汉之后的封建专制道路。
    
     现在的时代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进行自由地思想,充分发掘我们的历史文化。但今天我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独尊传统。各派之间,山头林立,互相排斥,打仗仍然存在。并且学者的治学方法,往往非常片面。你治儒学就治儒学,治法学就治法学,各家仍然争执不休。这样的状况,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新文化建设。
    
     前几天我被腾讯网请去做国学节目,同去的还有秦晖和陈明,他俩一开场就互相掐,争得一塌糊涂。这就是我们文化传统,总是互不包容、互不沟通,总是真理在我手里,我要高过你,我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邀请了新法家的代表,新墨家的代表,新儒家的代表。各家有时说不到一起,互相的排斥,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我是不赞成的,所以开场白就说这点。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排斥和围剿是非常厉害的。你看现在墨子的著作只保留了五十三篇。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儒墨是显学,人们张口谈论的不是儒就是墨。墨子的著作至少也有几车。还有慎子,他属于法家学派的,据说著有四十二篇著作,但今天只残存下六篇。实际上慎到这个人观点非常好,对法的阐述特别精辟。至今我忘不了他说的一句话:法就是民众约定俗成的规矩。
    
     中国历史的思想文化围剿非常厉害。李大钊曾说过,中国文字之烈,烈于秦火。从战国末期开始,中国的文化排斥便开始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人是荀子。
    
     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再也不能延续了,我们要百花齐放,要有一个多视角的探讨,有一个宽容、包容的文化氛围,这样才有利于一个大国今后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
    
     荀子有一篇题为“非十二子”的文章,就是对十二个学者的批判,荀子就是没有批判孔子和老子,诸子百家他统统都批。荀子之前,中国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状态,到了荀子,中国文化开始出现收缩。
    
     中国文化从周开始,还比较简单,然后开始迸发,到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时候,民间思想开始大发展。其实周文化一开始是一个刑德并用的文化,既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也以法治国,以刑治国。周初文化是刑德不分家。
    
     在周朝的800年里,中国文化来了一个大发展和大分家,各派从一个源流出发,发展出各自完整的体系。譬如尚礼尚义的派系演变成儒家的仁义文化,尚法尚刑尚利的文化演变成法家文化。象后来韩非子、李斯,完全都是分化成一个极端,儒法墨道、各家都偏向一方。也就是说周文化被细化了。
    
     汉代以后,又来了个重新整合。各派都归为一家,以儒家为代表。回顾这八百年的分化史,最早可以看到的是管子。管子应该是最综合的一个思想,管子在后代被打入冷宫,但是管学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刑德并包的,是一个原形文化。它之所以不能成为管家主流文化可能主要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反独裁反“独王”的观点。
    
    公权文化在春秋时期的表现
    
     应当说在春秋政治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譬如鲁国的大夫阳虎出逃到赵国后,赵王问他:“吾问子善树人。” 阳虎对曰:“臣居鲁,树三人,及虎抵罪,皆索与虎。臣居齐,荐三人,及臣得罪,皆背虎。” 这段话说明,阳虎为国君推荐人才都是出以公心,没有起用亲信、结党营私的内容。秉公执法,是阳虎的所作所为。
    
     在那个时候,一些出以公心、廉洁奉公的官员大量存在。譬如管子,在被从鲁国押解回齐国的途中,一个边境小吏尽心伺候了他,然后问管子,回国做了大官之后如何报答他。管子对曰:“能之使,劳之论。” 这就是管子的为官之道和用人之道。你有多大本事,我就给你多大官,有多大功劳就给你多大的奖赏。
    
     另外, 《管子》一书中表现出的管子思想,不偏重于刑法,而是很注重仁义道德,既尚功、尚利,也尚礼、尚德、尚义。管子提出了“礼义廉耻”这“四维”,维护社会秩序的四根柱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综合的,既有礼治,也有法治。可是到了后面,儒、墨、法、道各山头林立,互相打仗。这已是战国时期了,法家在乱军中靠暴力取胜,打造出了一个大秦王朝,终于使尚法、尚力、尚功、尚利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极端。
    
     天平倾斜了,就要纠正。汉代又恢复到中和的状态,从纯粹尚功、尚利、尚法的文化恢复到尚德、尚仁、尚义的文化。我们把这段历史时期好好发掘一下,看看独尊是怎么形成的,缺乏包容的状态是怎样形成的。
    
     秦汉形成了中央集权,君权再度高于民权,皇权高高在上,如此巨大,中国的民间力量和空间再次缩小。我研究先秦的兴趣主要是寻找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巨大的民间空间,和一度较大的民众权利。我给这次会议提供的文章题目原来叫《回到民权高于王权的时代》,徐景安先生把文章名字改了,我核心的思想是探讨民权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这个会就是一个民间的会议,我们的会有非常大的意义,就是重新恢复民间的思想文化,扩大民间力量的空间。这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中国的中央集权一直十分牢固,直到改革30年后的今天,政府的权力更加强大,民权日益缩小,就连毛泽东时代所有的民权也荡然无存。政府不仅拥有庞大的经济资源,也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这种模式是否能够继续走下去?这是摆在当前我们国家面前最大的问题。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历史,看看我们国家年轻的时代。中国现在已经像个老头子了,体制已经僵化了,思想也都结块了。回到年轻的时代看看,看看我们年轻时候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君权相对薄弱的时候,大量的事例可以证明。比如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到,在春秋这一短短280多年的时间,轼君36,灭国52,就是说被杀掉的国君有36个,灭掉的国家有52个,这说明当时国君的地位并不是很牢固。这个历史时期的王权是很薄弱的。
    
     譬如,晋平公与群臣饮,喟然叹曰:“莫若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在一旁听后生气了,“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与壁”。师旷是晋国的太师,可能是最受尊重的大夫了。晋平公说一些狂妄自大的话,他就拿琴顶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君臣关系,君王根本没有后来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即使太师拿琴撞了晋平公,平公也没敢发怒,而是连赔不是。后来韩非子认为这是“平公失君道,师旷失臣礼”。
    
    法家文化的特点
    
     晋国应当说是个典型的法治国家,晋国最早把刑法铸在铜鼎上,法治这一传统也使晋国后来出现了“三家分晋”的局面。晋国的君权十分薄弱,最后终于导致三家大夫瓜分晋国。
    
     在这一时期,家族、亲情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权力的约束。很多王公大臣都能做到铁面无私,秉公执法。譬如楚庄王时期的国相孙叔敖,就是被后人每每称道的贤相良臣。韩非子一书中记载:“孙相楚,栈车牝马,粝饭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其俭偪下。” 一个国相过着如此简朴的生活,让那些下级官员都无地自容。
    
     晋国的大夫赵宣子向晋灵公推荐了韩献子(韩厥)任司马,推荐之后又怕韩献子徇私情,于是派自己的车夫去冲撞韩献子率领的队伍,韩献子把车夫抓起来就杀掉了。赵宣子由此才对自己推荐的官员放了心。
    
     一些带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往往都具有这一特点。且不说后来的商鞅,就说早一点的吴起,就是个典型的法家人物,公私分明。鲁国对齐国作战,吴起杀妻以效鲁。吴起率魏军与中山国作战,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吮其脓。
    
     这一时期不仅法家文化在发展,儒家文化也在诞生。儒家文化的特点是主张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儒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实行道德仁义,忠厚仁爱。特别是儒家讲究亲情,重视孝悌,这一文化后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导致中国后来成为一个血缘文化的国家,家庭与社会不分,公与私也不分,家天下盛行,裙带文化盛行。
    
     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公私是非常分明的。为什么说今天的新法家有他们复兴的必要性?主要是新法家强调法的作用。你看今天的中国社会,走后门,拉关系,七大姑,八大姨,全是亲情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今天恢复历史上的法家传统是很有必要的。
    
     尽管像李斯、韩非这样的后法家走向了崇尚王权和权术的极端,走向了以术治国的道路,这是后法家的弊端,但是我们要学习前法家的优点,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科技和民主政治时代,前法家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是十分宝贵的。
    
     法家应当说是平民阶级的代表,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反对贵族特权,反对血缘文化。这一势力的兴起,对中国当时的社会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向着两条线甚至几条线发展。在鲁国,由于它是周朝文化传统、周礼文化保存最好的国家,所以出现了儒家文化。
    
     墨家文化与儒文化有很大的相同之处,这就是尚仁重义。但墨文化又有很大的科技性。墨子是腾国人,在今天山东的南部,这个地方是古代车辆发明家奚仲的家乡,可能也是造弓者后羿的家乡。从现在看,山东南部这个地区在我国古代是个科技最发达的地方,出了很多能工巧匠。譬如鲁班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墨子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都具有高超的木匠工艺。并且,到了春秋末期,我国的商业社会出现了,贸易发展了,某些地区出现了城邦文化、商业文化和百工文化。
    
     百工的出现最能说明问题,百工是城市里的手工艺生产者,百工的力量有多大?最能说明百工力量的是周天子被驱赶。天子所在地的都城里,百工造反了,把周天子都赶跑了。墨家可能就是这一社会群体的代表。对于这一群体来说,传统的家族文化和氏族文化已经不适应了,于是出现了墨子的“兼爱”思想,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要一视同仁,家族血缘关系开始淡化,兼爱、尚同文化开始出现。
    
     墨家的基本思想是“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你有能耐和本事,就可以做官和发财。从墨子到商鞅,到范雎,到韩非和李斯,这种思想一以贯之。但是,自商鞅以后,这一法家思想走上极端。在墨子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儒法并包的,墨子是极其崇尚仁义的。但到了商鞅、韩非,仁义已经被排斥在外,秦国走上了一条完全崇尚力量、武力的道路。
    
     这种状况与当时战国的大环境有关。当诸侯国的一个共同权威周王朝衰微没落之后,韩非说了一句非常野蛮的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战国后期,七国之间的竞争就只剩下武力和经济实力。国与国之间就是弱肉强食,没有道理可讲。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美国攻打伊拉克就是这样。秦国这时走上了一条完全尚武、尚力的道路。韩非说得非常清楚,谁有能力,把别国打败,把财富抢过来,把权力夺过来,谁就是统治者。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法家的问题,它已经走了尚力和尚利的极端。与此同时,树立起一个绝对的不可一世的王权,后法家为中国的帝王中央集权专制立下了汗马功劳。韩非把以前的诸子批了一个遍。比如批管子,相权大于君权。后法家打造出一个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之后出现了焚书坑儒,文化大剿灭。从此中国就走上了君权至高无上的帝王专制道路。
    
     但话说回来,如果中国没有一个最大的统治权威,中国会长期陷入战国状态。中国出现中央集权的帝制皇权之后,就出现了以300年为轴心的王朝循环。每当一个大帝国建立之后,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地域可以保证大约300年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
    
     看一下《左传》,就知道当时诸侯之间的征战多么频繁,就以左传前十年为例,十年间打了十一场仗。因此,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这样思考:帝国模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也是经过了艰难的选择和摸索,最后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也是带来相当大的弊端的。
    
     今天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怎么恢复当年一些好的东西?王权和专制现在来看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我们已进入公民社会的时代。中国今天应该怎样建设公民社会文化?怎样利用早期的诸子百家文化?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荀子。荀子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一个思想家,荀子的思想里儒法都有。从阶级属性来说,他是典型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维护十分坚决。荀子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也是功不可没的。荀子在战国末期的出现,说明了这样一种潮流,即周文化经过700年的分化之后,又开始进行综合,但这种综合都是向封建极权专制方向进行的。
    
     这样一种状况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在战国时期没有出现陈胜吴广式的人民大起义,为什么各国没出现颠覆王权的平民起义?战国时期,楚国有庄蹻起义,为什么没有颠覆楚王统治?种种现象说明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模式的局限性,超不出君权统治的范畴。到了秦汉以后,平民的权利更是匍匐到王权的脚下。
    
     为什么王权这么强大?我认为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结果。凡是存在国家竞争,这个国家就需要坚强的王权,就需要王权专制。今天的世界,如果国与国之间竞争加剧,各国就必然出现强权政治。中美之间的竞争如果日趋激烈,中国的政治就会始终专制与强权。
    
     竞争时期不需要任何仁义道德,这就是秦国抛弃东方仁义的原因。西方的王权文化最后终于打败了东方的仁义文化,尚功、尚力文化终于战胜了尚礼、尚义文化。战国时期的齐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思想最发达的地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最开放、最自由的地方就是齐国。但遭遇秦兵的一场围剿,道德文化暂时熄灭了。
    
     荀子认为最能打仗的军队是仁义之兵,是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军队。但后来的历史证明,秦军是最能打仗的。历史并没有按照荀子想象的理论来进行。尚武尚力的丛林法则战胜了尚仁尚义的道德法则。
    
     当然,秦汉以后又恢复了仁义文化。但仁义文化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即这样的国家无法抵挡外来的侵略。中国人在西方丛林法则面前,显得太文明了。这样一种文化体系,值得我们反思。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文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文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文明。但这种斗争文明也给今天的社会带来许多弊端,并且导致我国自身的仁义文明濒临丧失。
    
     我国今后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如何才能做到既不失仁义,又能打仗?既有道德,又有竞争能力?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文化。
    
    仲大军的回应发言:
    
     谢谢大家!我们所有的研究最重要的要素应当是史实,如果你对真实的历史不清楚,那么你所进行的评判可能都是不正确的。比如对孔子,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汉代以后,把孔子的有些东西都走样了。孔子本人的确不是像后代遵奉的那样,孔子有句话,“贤者避世,其次必地,其次闭色,其次闭言”。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极其污浊不堪的,正人君子根本难以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孔子不愿同这种社会同流合污。他是真正的民间学者,是中国社会独立不依的思想家,不是被当时统治者、官府拿来运用的文人。实际上孔子非常多的东西是独立意识,独立人格。所以,后人谈思想首先要把历史真相搞清楚。
    
     董仲舒把先秦的文化进行了删减和综合,用到汉代的和平时期。我们的文化,在西周、春秋战国八百年间进行了大分化之后,到了汉代被董仲舒重新综合起来了,它是各家的综合,当然对诸子百家进行了取舍,删减了约束王权的内容,更多采用了有利于维护王权的内容,淡化了法家思想,强化了儒家思想,淘汰了墨家思想。汉初的文化就是这样的特点。
    
     黎鸣先生是搞理工出身的,他非常注重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没有认识论、方法论就没法讲道理,思辨没法展开。但我要补充一点,我已经在一家电视台讲了二十集的墨子,我对墨子也做过很多研究,刚才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没有展开。墨学理论不光是逻辑问题,还有他的实验精神和分析方法。你看墨子的科技水平,他和鲁班一样,都是能工巧匠,是中国最高明的工程师、建筑师。所以墨家主张生产和科技创造,如果沿着墨家的方法演进,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会发生改变,伏羲、周易式的认识方法会转向实验分析,中国也会诞生物理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但是这一文化精神和源流被战乱中断了。
    
     上次开会有人说墨子是印度人,外来人,我说完全不对,墨子出生是在山东滕县,当时的腾县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现在山东的南部地区,是中国古代科技最发达的地区,工艺最发达的地区,墨子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墨子不仅重理论,也重实践,中国的科技精神更多地来源于墨家,可惜这一源流被打断了。墨家学说和传统的流失,导致后来中国科技落后的问题。我们今天要恢复墨家文化的渊源,有人说日本传承了很多墨家的思想,所以日本今天有着这样的工业发达。
    
     关于刘利华教授和丁东先生所谈的个人主义、原子论和人权思想,我在研究先秦史时曾苦苦发掘我国早期的人权思想在什么地方?但是找不着,只能在孔孟、老庄里面找出一些个人自由主义,君子思想,非常符合现代人权精神的著述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当年没有这样的思想和思想家吗?有个学者给我写文章说,亚里士多德比中国的先秦诸子高一千倍。我想,难道中国的学者就没有古希腊学者思想那么丰富吗?我认为是不对的。通过荀子对十二子的批判这一事例就知道当时的社会有多少思想。大家可以看一下,荀子批了十二个学者,在荀子看来,它嚣、魏牟、陈仲、史鰌、慎到、惠施、墨翟、田并、子思、孟子等都是“闻见杂博,欺惑愚众”、“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的狂徒和孤僻之人。那些搞自由主义、搞宗教、搞法家、搞名家的,在荀子来看都是荒诞不经的。当时的中国被称为诸子百家,也就是说至少有上百个思想家,为什么这么多思想者的思想今天没有留下来呢?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被后来的封建专制文化给枪毙了。
    
     我感觉中国现在的确要补充一下我们损失掉的原子文化,不能完全淹没在整体文化里面。源泉的问题要落实!
    
     魏汝久先生所提的问题也非常重要,他毕竟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所以更多地是从法律的角度看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法制落后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更上一层楼。人类的历史,一种是法文化的模式,一种是义文化或者德文化的模式。我认为中国人聪明在哪?中国人没走法文化的道路,因为中国的先秦诸子看到,什么事儿都要靠法律、靠律师解决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堕落了,是没法挽救的。一个社会关键是看人心好不好,如果一个社会人心都坏了的话,你完全靠法律,也是解决不了层出不穷的恶的。
    
     中国走了一条“取法乎上”的道路,那就是强调道德品质。你必须首先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哪怕你是个奴才,但你必须做善事。有了这样一群人,还用法官干什么?这样就省去了非常多的麻烦。我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思考中国今后向哪里走?我们完全照搬西方的法文化,行不行?我们有传统的道德文化和仁义文化,这种道义文化在今后还能不能行得通?是义文化、仁文化还是法文化、利文化?
    
     毛泽东时候的文化,带有很多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特点,大家都学雷锋,批判自私自利,杀人放火的都没有了,法官和律师也用不着了。我们中国还能不能走这样一种文化?我觉得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思考。也许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行的,在现代走不通。但是我觉得中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最后,关于李延明先生讲的,中国的王权政治其实也有民主的问题。的确,王权政治中决不是没有民主,关键是在于帝王。传统的封建集权专制文化是不是没有民主?照样有民主。中国传统的这种王权政治需要分析。这是因为我国现在仍然处在权威政治的历史阶段,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其实我研究古代历史最主要是为今天服务的,都是为今后改革走向来提供思考和服务的。
    
     中国今后的权威主义,如果打掉权威主义,实行原子文化,实行人权,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之后,会把中国搞成什么样?是不是会像苏联一样被解体?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把民主引进来以后,是否能保证国家整体的完整?这是关键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的模式进行转变的时候,我们大家怎么做?刚才杜光教授讲的,我非常赞成。我们必须要抛弃传统的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阶级斗争文化。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文化引进以后,导致中国社会的分裂和矛盾,激化得很厉害。现在要搞缓和,搞统一的和谐文化了,下一步怎么搞?就需要我们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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