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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满月带给咱们的乐不可支/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1日 来稿)
    
    大部制满月带给咱们的乐不可支
     (博讯 boxun.com)

    何必
    
    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了新一届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新部委和新面孔集体走上历史前台,第6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也随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与前几次机构改革不同,此番大部制改革并非单纯着眼于机构的成立与裁撤,而是彼此职能的重新整合。而今,大部制改革已迎来“满月”。这30天里,无论是环境保护部新政迭出送上的惊喜,还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正九副”首长制所凸显的改革之难,都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随着各大部委“三定”方案的上报,改革渐入深水区。(2008年4月21日《新京报》)
    
    这篇报道,洋洋洒洒,对大部制满月进行了叙述。
    
    大部制,是个什么东西?垃圾呗。
    
    有关大部制,我此前可是没少提供相关的文字,要是汇总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大部制的系列参考资料了吧。
    
    现如今国家统治的最大难度,就是实行愚民政策可没有那么容易了。按照坊间很糙的说法就是,丫挺的一撅屁股,就知道狗日的要拉什么屎。
    
    不信,咱们就看看。
    
    俺没别的本事,就是能够将方方面面的信息归总起来,在当局唾沫星子乱飞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地自我标榜之际,提供些个官方不愿意或者不可能让人们知道的内容。而且,还都是我以前没有采用过的。
    
    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大部制过关 被批形式化
    
    孙珩超炮轰:最该撤掉发改委
    
    【本报综合报 导】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国「大部制」改革方案,15日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在三千多代表同意,但多达117反对票及99弃权票下过 关。尽管首次引进「决策权、执行权分离」,但据媒体报导,这被称为「大部制」的改革方案,还是受到不少代表和委员的抨击。
    
    大部制改革会围绕「三权分立」进行,专家认为,「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相互协调、相互制衡,有利发扬民主和避免腐败;但是,「把发改委撤掉,经济就发展了!」像孙珩超这样「大炮型」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还不少,火药味之重,令外界感到意外。
    
    全国工商联常委、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总裁孙珩超说,机构改革改得对不对,要看适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光搞成大部门,完全是形式。」孙珩超说,「过去劳动部、人事部改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在又合了,叫人力资源或社会保障部,这不都是形式问题。」
    
    「最该改的就是发改委!」今年正式挥别审计工作的审计署长李金华说,「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怎么可能呢?」
    
    200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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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大炮手
    
    【本报北京十七日电】2008年全国「两会」明日闭幕。南方日报报导,本次「两会」召开之初,网上就有「两会已无吴敬琏,谁来接任充大炮」的声音。果然,十几天来,围绕各种问题「一炮未停一炮又起」。漫天硝烟中,本次两会诞生五大「炮手」。
    
    张茵 放连环炮
    
    报导说,全国政协委员、前女首富张茵在本次两会的经历,可谓炮声不断。3月1日,上京前的张茵对记者抛出三个提案,其中「高收入阶层税负太高」和「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是铁饭碗」两个观点引起轩然大波,各媒体和网友纷纷加入争论,声讨「富人委员喊税重」,继而又追问代表委员究竟该为谁说话。7日做客新浪网网 聊,称会联名为白领减税,获得不少喝采。10日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表示希望和张茵在电视上公开辩论。张茵说没时间。12日,张茵约见记者,「以后再 也不说了」。
    
    葛剑雄 炮手到炮灰
    
    两会期间,葛剑雄接连出手,剑指「周老虎」,反弹「90分铁道部」,逼问卖票制度不合理,不 愧大炮本色。然而,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让葛委员站到了被炮轰者的位置。这个预计投资300亿元的专案,其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就是葛剑雄。报导说,葛 剑雄为此事作了很多解释,但如此爆炸性的消息一经引爆,就变成了一个各方观点搏杀的焦点,引发了复杂的争论。
    
    穆麒茹 最牛锤子户
    
    穆 麒茹是典型的「一炮成名」,她的炮对准的是钉子户,这或许因为她在全国政协委员之外的另一个身份是某地产公司老总。「钉子户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损害了包括 开发商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穆委员把「钉子户」定义为楼价高涨的元凶之一,一时举国哗然。穆麒茹就成了史上最牛「锤子户」了。
    
    李金华 放炮分量够
    
    报 导说,李金华「放炮」不多,贵在够分量。「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有一个中央政府部 门,下属单位就有100多个,既有儿子部门、孙子部门,还有重孙子、重重孙子部门,三五个人就成立个部门,挂个牌就收费。」
    
    钟南山 弹不虚发
    
    今 年钟南山是全国人大代表,先有「大卫生部」呼声,给「大部制」改革抛出一大题目。「大部制」揭开谜底后,钟南山又毫不讳言地说大卫生部还不够「大」。接 著,就总理工作报告里提到的「人均期望寿命73岁」提出商榷,对于这个数码,温总理在作报告时,用了有一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是 了不起的成就」。敢于就这个数码提出异议,不能不让人想起非典时钟南山强调的「不唯上、只唯实」精神。
    
    200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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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炮手!说的多么栩栩如生。
    
    最近,看人民大学性社会学专家潘绥铭和其博士生涉及中国女性性工作者(人们俗称妓女、卖淫者或者婊子)的生活状况报告,说在警方的打击下,很多地方都不敢容留她们,只能自己租房,被称之为“炮房”。
    
    在圈(按去声念)儿里(指劳动教养或者大刑的监狱和劳改场),那么被政府看成是表现好的已婚劳教者或犯人,可以让配偶接见探视时留宿,圈儿里提供专门的房间供夫妻同居。圈儿里管这种房叫做“炮台”。
    
    在这个语义上,上面五大炮手里还真是“弹无虚发”。
    
    周围人说,最喜欢听女的说“我要——”,最害怕女的说“我还要——”
    
    2008年03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45北京时间 19:45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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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一些"大炮委员"
    
    透视中国
    
    江迅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每年召开一次
    
    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同意兴建的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下称两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120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兴建,紧急向大会提交提案。发起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表示,虽然已经过了政协提案截止 期,但面对这么重大的事情,还是要联名向大会和社会舆论提交一份"特殊"提案。这一提案破例由大会接纳,这在以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几乎没有过。在会场外, 网上也是一片反对声,有网民说,"孔子很伤心,孟子很难过"。
    
    拟在济宁兴建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坐落在曲阜孔府、孔庙、孔林一带,获69位两院院士倡议支持,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按 2004年测算就需要投资300亿元人民币,中共执政后,单项政府投资如此巨额还是首次,这一数字是全年中央财政对文化事业投资总和的几倍。这一工程的新 闻发布会早些时候已在香港、北京举行,没有引起媒体太大关注。
    
    3月9日,政协委员、山东政协主席孙淑义在政协大会上讲读了提案,说因工程庞大,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 基金"而纳入国家预算,终于引起两会与会者关注。反对兴建的政协委员们怒斥这一项目是"文化造假"、"文化浮夸","打着文化名义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 环境","原本就是打文化牌子搞地方经济",它"事关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那些主张兴建者"低估了民意,轻率地利用国家领导人对他们的信任","造这 个标志城,说是要打造精神家园,文化软实力就能提升?精神家园在我们灵魂里","这个提案带有炒作性质,你们记下我的话,我也不怕"。面对一片反对声,人 大代表、济宁市长张振川竟还振振有词:标志城肯定要建。
    
    已有中南海最高领导人批准的一项"文化工程",竟遭那么多政协委员公开反对而成为事件,这是当局始料不及的。这一事件在今次两会上成了一大亮点。
    
    我采访全国两会已经14年了,今次两会出奇的平淡乏味,换届人事安排,早在2007年秋天的中共十七大上作了布局,境外媒 体早已轮番炒作,人选至今没有太大意外;人们关注的大部制改革雷声大而雨点小,方案公布令不少人失望,结果有200多张反对票和弃权票。会场外的话题反而 更令与会记者兴奋:疆独(新疆炸飞机未遂事件)、藏独(拉萨大规模骚乱)、台独(总统选举和入联公投),被戏称为"三毒齐发"。不过,引起我思考的是今次 会议上,政协委员的话题,远远比人大代表亮点热点多。政协委员中,大胆说真话的多,不怕说错话的多,或许这也好理解,人大代表中,现职官员比例高,既得利 益者多。
    
    “善意”的咳嗽与“大炮委员”
    
    在一次政协文艺小组讨论会上,中国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孙萍有一段"麻辣发言",孙萍就教育负担过重问责教育部长周济:"堂 堂一个教育部的部长,竟然用这样的话来回复我们,太不负责任了!"醍醐灌顶,话音刚落,一声响亮的怪怪的"咳嗽声"让在座的都觉得不爽,全场目光齐刷刷转 向那位年纪较大的"咳嗽委员",谁都听得懂"咳嗽"的弦外之音:别再说了,赶快刹车。面对孙萍的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这名老委员却"咳嗽"提醒,以为 是自己对年轻委员的爱护。既然跻身委员,又不敢放言,不问民生,那何必欺世盗名来参政议政呢?当时未想到查实那"老"委员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只是一闪 念想起另一位已退出今届政协的"老委员"吴敬琏。
    
    吴敬琏让人留恋,不只是他的见识,更令人欣赏的是敢说真话,不怕说错话,始终坚持主见,不人云亦云,被记者誉为"大炮委员 "。记得,他说过:"言者无罪嘛,我们可以自由辩论,如果确实错了,我可以道歉啊。"3月3日,腾讯网新闻频道对"谁是你最期待的'大炮委员'"作了预测 调查,厉以宁、马明哲、贺强等名列其中。
    
    "不要扯远了,请直接回答问题,就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在今届政协讨论会上,两三次听到政协委员如此抢白 场上的政府官员。这是一种民主意识的觉醒。今次的政协34个界别组成的56个小组,全部向中外媒体开放,以往以"敏感"为由而从未对媒体开放的中共组、港 澳特邀人士组、宗教组,今年第一次向媒体开放。以往采访两会的记者证按中国内地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外国记者分成多种颜色,根据颜色对采访作了种种 限制,今年却全部统一为蓝色。今年还明显增加大会的电视直播,增加了记者集体采访的场次,让记者近距离面对委员,更放宽了传媒直接找委员采访的制约,让记 者能"原汁原味"听到"大炮委员"的批评。
    
    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中国议政机构的人员构成,应依据什么原则推选,什么样的人员构成才能最大程度反映社会各界、各阶层的意愿。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在目前的情况下,只希望多一些"大炮委员",少一些"咳嗽委员"。期待"大炮委员"是不在会场的公众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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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炮委员!我肏!
    
    BBC找的这种中国事务观察员,真是牛屄。竟然能够南辕北辙到如此程度。
    
    吴敬琏也算是廉颇老矣,完全吃1980年代时的创造力所遗存的老本。(其实,厉以宁也是如此。)公共人物嘛,也像演艺圈儿里的大猩猩小星星似的,总得语不惊人死不休,弄出点子动静来惹人注目。
    
    如果看到吴敬琏的历史,再看他在以往两会的上蹿下跳,也就知道现如今的中国不完蛋真是天理不容。
    
    回归卫生部 药监局高调反腐
    
    邵明立:以后一根香肠不再九个部门管
    
    图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邵明立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
    
    【本报综合报导】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邵明立等16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集体采访,药监局成为「大部制」方案出台后,首个面对媒体的被兼并机构。药监局 根据改革方案回归卫生部,卫生、药监两部门历经10年分离后又将走到一起,据香港文汇报报导,邵明立表示,这次机构改革将药监局并入卫生部,其目的是强化 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药监局也将在「大卫生部」体制下被赋予新的职能。
    
    中新社报导指出,邵明立坦然地说:「调整进一步理顺了食品和药品监管的关系」,「我们过去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一根香肠要经过八个部门才能到公众的餐桌 上』,万一吃出问题来,还有第九个部门去查处这个香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次改革就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把关系进一步理顺,不再一根香肠九个部门管。」
    
    中国在1998年设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至2008年药监局回归卫生部,这个副部级机构独立存在10年,这段时间内,不断爆发出药物市场丑闻,药品价格虚高,假药、违禁药等事件频发;药监局内部已出现严重腐败案件,原局长郑筱臾被判处死刑。
    
    「风口浪尖」上的药监局,这次回归卫生部,包括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等责任均将转由卫生部承担。邵明立表示,该局完全拥护中央决策,将进一步做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邵明立认为,涉及到药监局的「大部制」改革体现出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高度关注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改革进一步理顺食品和药品监管的关系,无论是目前的监管机制还是需要监管的对象,药监局都站在新起点上。
    
    针对药监系统的腐败问题,邵明立用坚定的语气表示,「从我开始,药监局领导班子成员都签订廉政责任书」。药监局的行政受理事项均在受理大厅里集中解决,审批 过程与纪检、监察部门联网,并受到纪检部门的直接监督。邵明立说,药监局对于腐败问题的态度是「出一起处理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他强调,药监局绝 不允许公务员拿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作任何交易,绝不能在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问题谋取一丝一毫的私利。
    
    至于媒体问及「药品监管体系现在是省级以下实行垂直管理,中央一级归到卫生部后,省级以下是不是也要变?怎么变?」邵明立对此表示,现在对地方机构改革的方案正在调查、研究、制定过程中。
    
    200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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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部首长名单底定
    
    【本报北京二十五日电】新华网报导,中国政府在本月「两会」期间通过大部制改革,同时也进行大规模人事换届。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新一批五大部官员名单陆续公布:
    
    李毅中当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任部长,王旭东、奚国华、苗圩、陈求发、娄勤俭、欧新黔、杨学山为副部长。周生贤获委为环境保护部部长,五位副部长为潘岳、张力军、吴晓青、周建、李干杰。
    
    交通运输部五名副部长包括李家祥、高宏峰、翁孟勇、冯正霖、徐祖远。仇保兴、黄卫、齐骥、陈大卫则被任命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多达九名,人数仅次于发改委,九人之前全部是人事部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副部长。其中,季允石、李智勇、杨士秋、王晓初、何宪五人原为人事部副部长,孙宝树、张小建、杨志明、胡晓义四人是劳动部副部长。
    
    2008-03-25
    
    ……………………
    
    5新部门调整纪检组长
    
    【本报北京三十日电】随著中国国务院日前任命新组建的五个部门副部长,新一轮机构改革新成立的五个部门班子已组成。中纪委也为五部门调配首任纪律检查组组长,执掌反腐廉政建设。据大公报报导,这五大部门中,有三个部门的纪检组长来自机构改革前的一些部委,包括被撤销的中国信息产业部、国防科工委、人事部等机构的部分高官,被中纪委选派为一些部门的纪检组长。
    
    例如,原中国国防科工委纪检组长郭炎炎获委任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首任纪检组长,原中国人事部副部长袁彦鹏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任纪检组长;原中国信产部纪检组长郭允冲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首任纪检组长。
    
    大部制改革后,这些新部门的干部来自三、四个系统,情况多元化,使新的纪检组面临繁重的工作任务。
    
    中国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部基本沿用原交通部、环保总局的人马。原交通部纪检组长杨利民成为第一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长,中国环保总局纪检组长傅雯娟继续担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长。
    
    200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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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
    
    对于大部制,人们从最初的满怀期待,到后来的大失所望,看出来现如今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画饼充饥,饮鸩止渴,弄了点子花拳绣腿来掩耳盗铃。
    
    曾经给我发来参考材料者所提供的资料里,也有不少相关的内容。
    
    zhoujd
    
    2008年3月17日 11:06
    
    供参考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前景.doc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前景
    
    (2008-03-15)
    
    中国酝酿多时的“大部制”改革方案,近日在“两会”期间出台。其主要内容是,国务院有15个机构将重新调整,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新组建5个大部,分别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从外界来看,这一改革措施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对矢志要做到“权为民所用”的中南海当政者来说,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大部制”改革措施,可以说是去年秋季中共十七大之后的第一个政改尝试。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统一的“大部门制”,健全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很显然,刚刚出台的大部制改革方案就是这一指导原则的产物,其目的就是要减少职能重叠、资源分散、令出多门、相互扯皮等行政弊端,最终目标就是“健全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从出发点来看,这种改革思路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例如,即将组建的环境保护部的权限将显著扩大,环保总局目前所不能调动的资源、不能管理的领域,以后就有权力调配和协调。再如即将组建的交通运输部,把铁路之外的水陆空交通运输的管理权整合到一起,希望以此减少交通运输领域条块分割、互不协调的管理弊端。
    
    根据目前的设想,已公布的改革方案似乎是试验性步骤,其成功与否,将决定下一步如何走,例如是否还要组建“大能源部”、“大农业部”和“大金融部”等。
    
    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至今已经进行了5次,某些部门的重新整合是成功的,例如,原来的对外贸易部与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的职能整合之后组成商务部,就比较成功,但其他部门的重新组合与改名基本上都是流于形式,换汤不换药,不仅效率没有提高,反而变得更加臃肿。本报昨天报道,中国前审计署署长李金华炮轰国务院发改委机构繁杂,“既有儿子部门、孙子部门,还有重孙子、重重孙子部门”。这种批评很形象,也是一针见血。实际上,类似情况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关里似乎很普遍。
    
    那么,新一轮机构改革能够走多远?从历次情况看,这次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几个大问题,包括部门权力的重新分配是否顺利、冗员如何分流、机制是否能够顺利磨合、权力的使用是否能够得到监督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行政效率,假若旧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还增加了新问题,那么,这轮改革依然有可能半途而废。
    
    中国的行政体制早就需要改革,除了要着眼于上层建筑之外,更要实施着眼于十几亿人口切身利益的改革工程,特别对中下层政府机构进行大幅度精简,对政府官员进行整治,因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绝大多数实际问题,都存在于老百姓当中。
    
    中国民众对政府最大的不满之一,就是吃官饭的太多,白吃饭的太多,贪官污吏太多。虽然人们对官民之间的比例一直众说纷纭,但政府部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敷衍塞责、甚至鱼肉百姓的现象都不是新鲜事。而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中央政府的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即便“大部制”改革取得成功,最后在执行过程依然会在各级地方政府遇到障碍。因此,要提高行政效率,协调中央和地方、部门和部门之间的权责,深层次的政治改革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回避的。
    
    ……………………
    
    zhoujd
    
    2008年3月28日 10:55
    
    供参考
    
    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前景.doc
    
    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前景
    
    (2008-03-27)
    
    ● 赵子郡(伦敦)
    
    中国国务院最近决定实施“大部制”,政府机构改革正在落实。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大部制”其实早已实施。笔者所在的英国是最早实行“大部制”,被公认为“西方政治体制的标准典范”。但英国的“大部制”改革花费了约30年的时间才得以完善,不妨拿来比较参考。
    
    1964年,英国政府首先将国防部、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合为国防部;1968年又合并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组成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同时将卫生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为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到了70年代,席思(禧斯)首相的保守党政府对国家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由于各执政的理念不同,机构改革几经反复,增设、削减或合并的步骤都有。
    
    英国也有大部制
    
    去年布朗上任后,将教育系统分成两个较小的权力单位,一个致力于解决儿童和家庭教育问题,另一个着重于科研、创意和高校。此外,还将原来的贸工部扩充为商业及能源部。目前,英国政府共有21个机构,其中的15个机构主管常规的具体事物。
    
    “大部制”要求政府部门的横向覆盖更宽泛,但纵向层级减少,即政府管理体制纵横架构的科学化。1974年英国实施新的《地方政府法》,将英国分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大区域,并重新划分了各区域的郡和区。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继续推行地方政府改革,1986年4月实行的新《地方政府法》取消六个都市郡议会和大伦敦议会,转交职权给区议会和新的联合委员会等机构。
    
    1997年5月布莱尔上台执政,主张权力下放,将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个区域组成了具有自治地位的一级政府。1999年7月苏格兰和威尔士开始正式运作几百年来首次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其后,2000年的新《地方政府法》对地方政府作了重大改革,加强了议会的执行机关和行政首长的权力。2000年5月大伦敦地区举行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伦敦市长,改变了沿袭一百多年的地方议会的委员会制模式。
    
    纵横权力架构同时改革
    
    中国几十年来都是中央高度集权,有一定优势,符合过去的实际,但也逐渐成为一种弊端。很多地方可以解决的问题都要集中到中央,权力集中到中央,矛盾也会集中央。十七大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同世界越来约接轨的情况下的,对政府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政府架构必须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对比英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先前的机构改革和现在实施的“大部制”都是在层面上进行的,即在国务院机构调整的同时,地方政府机构也会随着进行相应变化。只有横向与纵向体系构架的合理结合,权力和权利才有可能更科学、合理地配置,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那么,什么是政府机构纵向体系构架呢?其实,英国政府机构改革大体也是纵横体系同时进行构架的。与中国相比,英国各级政府的关系显著差别在于:一是各地方政体之间互不隶属、高度自治,虽然大小不一但并无级别高低之分,地方是平等的自治体;二是政府机构组成千差万别,职权大小也多不相同,比如有些地方还设有社区政府,形成三级体制;三是多数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都由选民直接选任,民选官员对选民负责,不对国家、郡以及所在的其他政府负责。英国地方政府制度改革调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将权力下放,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运作效率。
    
    就世界范围而言,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最为相似。美国政府现有15个部级部门,纵向上分为三级: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州不是地方政府,因为他们与联邦依照宪法分权而治,并无中国的那种行政隶属关系。三个层级和“大部制”是当今发达国家政府管理的主要构架。
    
    须有配套措施
    
    中国目前的行政现状是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县级政府。省级政府的辖属过大。横向覆盖更宽的“大部制”虽然可以减少部门之间的阻力,但由于层级过多,可能会抵消大部制改革带来的高效率。
    
    如今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这要求政府对很多事务的处理要快捷高效,需要分解部分权力。分解权力也是分解权利。纵向改革的实质是权力的下放,或者说是权利的分置和下移,这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重心下移是一致的。纵向体制改革的中心是要缩小省级政府所辖,增多省级区划和扩大城市行政集群,从而减少行政区划层级(扁平化),使地方政府有能力自治,中央政府则更多地关注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和平衡协调监督等事务,从而也使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更具有实质性内容和载体。
    
    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可以借鉴英美模式,这也需要解放思想。其实,中国目前的国家行政构架已经具有“联邦’性质,香港和澳门是特区,台湾问题也可以按照联邦的做法,形成中央政府、省政府、地方政府三级架构。
    
    机构改革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启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时,须尽快与国家行政纵向构架的改革相配套,这样“大部制”改革才会彰显出作用力。
    
    •作者是中国留英学生
    
    联合早报
    
    ……………………
    
    zhoujd
    
    2008年4月2日 15:18
    
    供参考
    
    中纪委调配中国五大部纪检组长.doc
    
    中纪委调配中国五大部纪检组长
    
    (香港) (2008-03-30)
    
    (联合早报网讯)据香港大公报报道,随着中国国务院日前任命新组建的五个国务院大部副部长,本轮机构改革新成立的五个大部的班子已经组成。中纪委也于日前为五部门调配了首任纪检组长,执掌反腐廉政建设。
    
    五大部中,有三个部门的纪检组长来自机构改革前的一些部委,包括被撤销的信息产业部、国防科工委、人事部等机构的部分高官,被中纪委选派为一些大部的纪检组长,如原国防科工委纪检组长郭炎炎获委任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首任纪检组长;原人事部副部长袁彦鹏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任纪检组长;原信产部纪检组长郭允冲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首任纪检组长。
    
    由于大部制改革后,这些新部门的干部队伍来自三、四个系统,情况多元化,这使新的纪检组面临更繁重的工作任务。
    
    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部基本沿用原交通部、环保总局的人马。原交通部纪检组长杨利民成为第一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长,环保总局纪检组长傅雯娟则继续担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长。
    
    另外,民航总局在归到交运部属下缩编为民航局后,大部分官员队伍都未有重大变化。原民航总局代局长李家祥和副局长高宏峰出任交运部副部长,其他原总局副局长继续担任民航局副局长,总局纪检组长严智泽也继续担任民航局纪检组长,仍为副部级官员。
    
    据悉,郭炎炎、严智泽与现任司法部纪检组长岳宣义同样来自军方,都拥有少将军衔。其中,郭炎炎曾任海军副参谋长,严智泽曾任空军雷达学院政委。
    
    超龄纪检老兵续留任
    
    根据中共党章的规定,中纪委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纪律检查组组长可以列席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有关会议。实际工作中,除了主管反腐廉政,各部的纪检组长还往往兼管一部分党建工作,并且其退休年龄也较其他官员往往放宽限制。
    
    此外,一些超龄的各部委纪检组负责人,如建设部纪检组长姚兵、原人事部纪检组长李有慰、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纪检组长崔会烈等都是六十多岁,在此次改革中并未就机退休,而是继续担任部党组成员,但不分管具体工作。据悉,此举旨在帮助新成立的部委完成衔接过渡工作,之后这些老资格纪检高官,将陆续退休。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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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就算是把古今中外有关大部制的内容悉数拿来,恐怕也未必能够比得了现如今中国实施的所谓大部制质量之糟糕程度。
    
    被美国鬼子非常看好的安邦公司分析师也就大部制改革发泄了自己的不满。
    
    企业管效率,政府管公平
    
    大 | 中 | 小2008年03月14日13:44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
    
    贺军
    
    大部制改革方案是今年“两会”中最热的焦点。然而,当各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机构变动和人事安排的同时,大部制改革的核心目的──政府职能转变,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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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对“两会”进行信息跟踪和调研时发现,政府职能转变实际上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话题,很多现实的政策问题和发展问题,都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紧密相关。虽然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企业也赚到了钱,但仍有很多社会经济问题让人感到沉甸甸的,因为它们并未随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
    
    比如,改革30年来,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但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激化。房价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都显示了中国在社会公平问题上的失误和不足。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清楚:“具体地讲,就是一次分配要效率优先,二次分配要公平优先。”
    
    一次分配,简单说就是“怎么挣钱”。郭广昌认为,一次分配一定要以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为准则,效率优先,因为没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就没有税收。二次分配,简单说就是企业把钱交给政府,是政府“怎么花钱”的问题。郭广昌认为,二次分配肯定应该公平优先,主要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劳动者的长期保障问题,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曾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郭广昌的表态来看,企业家的看法与十七大报告是一致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企业和政府在分配大格局中的各自角色是什么?它们应该做什么事,如何去做?坦率而言,政府在这些方面是存在不少错位的。
    
    现在国家越来越有钱,2007年中国GDP增长11.4%,经济总量超过24万亿人民币;同期财政收入达到5.1万亿,同比增长高达32.4%。国家的“腰包”充实的速度,要比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如果再算上国企利润、各地政府的隐性收入,这种差距可能更大。这意味着,中国的财富增长首先跑到政府财政的腰包中去了。
    
    然而,社会中的公平问题并未得到同步提升,老百姓不开心、市场不开心的事情仍然很多──所有的纳税人和纳税企业也在困惑。正如郭广昌所说,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是否形成了良性循环?是否更好地促进社会财富再创造?
    
    在我们看来,历史遗留的多种问题以及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政府体系在职能问题上还存在不小的错位。比如,现在公共舆论的基调是把很多不公平的问题都归罪于企业,希望由企业来解决公平问题。以新《劳动合同法》为例,虽然保护劳动者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但它把太多的保护压力──如长期社会保障方面推给企业,而这本来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正如一些企业家所言,劳动者的长期社会保障要通过社会保障基金来解决,而不是要让企业永久雇佣员工来解决。
    
    环顾当前的中国社会,我们不难找到大量错位的例子,政府不断要求企业去解决公平的问题,而政府则大量参与投资和市场竞争,与民争利。具体产业投资本该是微观经济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政府却花了太多的精力在上面。
    
    大部制改革所蕴含的重要意义我们不能忘记,政府职能的转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政府职能的归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我们应该重新将这个基本理念,植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作者贺军系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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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安邦及其分析师们,可以作为被洋鬼子认可的中国右派的标杆了。
    
    多才多艺的胡星斗对于大部制也有着自己的说辞。
    
    在博客网大部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讲决策、执行、监督的三权分离未尝不可,可以稀释过去那种过于政治化的三权分离,让大家都接受,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偷梁换柱改革的办法,让大家接受这个东西。
    
    决策、执行、监督的三权分离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在西方实际上就有这样类似的做法,当然不一定完全是行政权。比如在西方政务官就是承担决策这样的角色,事务官就是负责执行的,在美国有很多大的局就是专门负责执行的,所以在西方实际上决策权和执行权就是分开的,监督权到底怎么监督,还得考虑,监督权,包括监察部和中纪委,不仅仅是行政三权分离,还包括司法、人大的监督作用,不一定光是行政权的三权分离,而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新的三权分离代替旧的。
    
    我觉得三权分离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包括这次的大部制,很大程度上是炒概念为主,中国是喜欢炒概念的,就像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类的,大家使命地炒作一番,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不可能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因为农民不能够成为主体,金融、土地,农民都没有自主权,所以新农村建设肯定很难落实,大部制可能也差不多,改革开放以来,前五次改革都是大部制,反正总是想缩小政府规模,把相近的部委合并,只不过这次大家又发明了这样一个词,实际上与前五次行政机构改革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
    
    政治体制改革从大部制这个地方着手,当然也是不太可能的,只能说我们现在是混淆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机构改革,把行政机构改革说成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停滞和倒退,只不过表明这个,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平均每天有两三个外国记者问我这样的问题,很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的,平常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要从新闻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三个方面入手,可能比较容易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能有效果。我们能够进行新闻制度改革,新闻稍微放宽松一点,因为这个改革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说少管一点,上面的机构无为而治,新闻就放开了一点,对官员对政治就能起到更多监督的作用,这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这是中国可以做到的,包括前天我在美国之音也是讲了这个观点。除了新闻制度改革,还有财政体制改革,我觉得核心还是财政预算决算的权力要交给各级人大,这个改革,如果下决心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对那些做不到的,我不太喜欢多讨论。要把财权、钱袋子由政府官员的手中转移到各级人大,而且财政预算必须详细、透明,然后再进行人大的改革,人大代表首先要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会不会乱呢?我早就说了,我是强调一种可控式的民主,也就是说利用电视网络发表演说,人大代表要真正地竞选才能代表社区、村民,才能有代表性,才能履行职责,而且人大代表要专业化,在一些分委员会代表要专职化,一旦当选为人大代表就应当辞去原来的职务,如果有公职保留公职,专心致志地进行调研收集民意进行监督。专职化了,有时间调研对财政的预算决算,也有时间进行分析,特别是分委员会必须是一些专家,能够对财政预算决算进行详细的了解,财政预算决算必须具体到每一个采购的事项。我觉得对这一点,现在的中央政府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这几个方面逐渐地突破,然后逐渐影响到更大的方面,比如说整个的人大要更加具有独立性,能够监督政府等等,这样才可能操作。
    
    我的理念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具体的每一件事情做起,从每一个具体的制度开始做起,我们大的政治制度其实是由成千上万具体的小的制度构成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来推动每个具体小制度的变革,比如说户籍制度、劳教制度、信访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每一个具体的制度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那么整个中国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整个国家的体制迟早就会发生良性的变迁。用不着太多地空谈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从具体的,每一项制度的改革入手,从成千上万的制度改革入手,推动关键性的制度变革。
    
    当然针对这次大部制的改革,我想提醒的一点是,不仅仅是部委的改革,或许下面各个科局或者处局之类的改革更加重要,应当注重各个部委下属机构的改革,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这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比如说国务院现在是28个部委,加上下面的各个办事机构、事业单位是104个,李金华在这次政协会议上也讲到了,过去调查了31个部委,平均每个部委有163个非国家编制的机构,除每个部委下面有多少个司局之外,各个部委自行设置的单位有163个!这些单位就是靠挂个牌就收费,其中也有很多是侵占了财政的资金。
    
    这次改革没有强调下面市县的改革,市县的改革不做统一的要求,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屈服于既得利益的压力或者是地方的压力,很难进行改革。但是我认为市县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键。比如说,现在在很多县里面,我2004年的文章写过,我在网上查了一些县,一个县设80个科一级或者局一级的单位,这还是编制内的,除此之外每一个县下面平均还有300来个单位,包括临时机构、事业单位、编制外的单位,平均每个县级政府下面有300个,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中国的公务人员、吃财政饭的人员,71%都是在基层,中国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中国的中央政府人数恐怕还没有美国联邦政府人数多,美国国土安全部16万人,美国上面大,联邦政府人数非常多,越往下面越没有人,县政府是协调机构,基本上没什么人,到了乡镇更是自治,几乎没有公务员。所以美国的特点是,联邦政府大,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央政府已经不算是太大了,但是越到下面的人越多,机构臃肿。很多县里面职能重复,机构重复的情况非常严重。比如说工业口有:工业局、轻工局、企业局、工商局、商业局、外贸局、经贸局、经管局,农业方面有农业局、粮食局、烟草局、林业局、水产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还有劳动局、人事局、计划局、物价局、物资局、建委。文化方面有:文化局、广播局、教育局、科技局、老干部局、档案局像这些都可以合并,体委、法制办、综治办、对台办、区划办、编制办、开发区办、县志办、党史办、扶贫办等,越到基层机构重叠越厉害,越需要搞大部门制,当然,这是逐渐的过程。中央这一级的大部制如果能够有效地进行,关键还是要进行市县的大部制,市县一级推动大部制改革。如果没有某种有效的监督的话,也不行,现在不要求上下对口,在下面改革恐怕最终还是流于形式,因为大量的人员没法安置,大量的人还要挤进政府,如果不能落实人民群众的话语权,报纸新闻之类不能开放一点的话,人大的执行权、罢免权以及预算审议权、弹劾权、选举权不能落实的话,那么越到基层政府,即使机构改革了,缩减了,可能又会反弹,用不着三四年,人员又会反弹,机构又会重新设置很多。特别是我刚才所说的,编制之外的机构、临时机构、办事机构、事业单位三百多个,现有的体制下,即使把县里面的职能相同的科局合并了,但是财政一点不会减少,大量的人员转到三百来个办事机构事业单位临时机构等,到底改革有多少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明显的,所以我对大部制改革有一点异义,我不看好,主要还是炒概念,有多少效果很难说,我认为真正要有效果,要进行新闻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让人大掌握财政的权力,以及人大代表的直选改革,这些都是容易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对执政党也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这些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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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制讨论忽视了三项改革
    
     胡星斗
    
    最近,大部制的改革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但有关讨论忽视了财政改革、社会改革、下属机构改革与大部制配合的重要性。
    
    大部制必须与财政改革相配合。如果不能完善民主财政、透明财政,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掌握钱袋子,官员花钱必须经过人大的批准,保障人民代表的质询权、监督权、弹劾权,同时,遏制、规范预算外收入,如将征地的收入纳入预算,这样才能保证大部制改革后机构不反弹,不陷入“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有了民主财政、透明财政,地方政府如果不合并机构、搬神拆庙的话,会发不出工资或者公务人员的平均收入下降。
    
    大部制必须与社会改革相配合。也就是要转换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为此必须把原由政府包办的事,回归社会和市场,即使是公共事业,也尽可能让社会如社区、民间资金、民间慈善组织参与;本地政府必须办的事情才考虑设置机构,事情已经减少或事情已经没了的机构,要坚决裁减撤并;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投资服务、各种行业协会和非赢利组织。
    
    大部制还必须重视下属机构的改革和基层政府机构的改革。刚刚退下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两会”上说:2006年审计署审计了中央部门所属单位,截止2005年底,31个中央部门拥有下属机构(不含经国务院批准的职能司局等内设机构和派出、分支机构)共5074个,人员164.12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个部委拥有自行设置的单位163个,每个单位325人。
    
    同样,我国县级政府平均拥有300个下属机构,包括办事机构、临时机构、事业单位等。
    
    目前,我国的中央政府机构并不特别庞大,甚至公务员的人数并不比美国联邦政府多。但是,美国政府基层几乎没有什么公务人员,其县政府只是协调机构,乡镇实行自治。而中国71%的公务人员在基层,尤其是市、县、乡吃财政饭的人太多。所以,实行大部门制或许在基层更加重要,如许多县都设置有80余个科局,叠床架屋,职能重复,如根据某县政府网页,其工业口有工业局、轻工局、企业局、工商局、商业局、外贸局、经贸局、经管局、计划局、物价局、物资局、建委等,农业口有农业局、粮食局、烟草局、林业局、水产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等,文化口有文化局、广播局、教育局、科技局等,其他还有老干部局、档案局、体委、计生委、法制办、综治办、对台办、侨外办、区划办、编制办、开发区办、县志办、党史办、扶贫办等机构。现在,每一个局名义上几十人,实际上可能上百甚至几百人拿工资。譬如湖南某县级市人口不过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中国机构改革的重点、难点在基层。但“下改上不改,改了也得改回来;下动上不动,越动越被动”,所以,“两会”决定先对中央部委实行大部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忽视了部委下属机构和基层政府的改革,对基层改革没有一整套应对方案和具体的解决措施,那么整个国家行政改革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已经从“改革企业”发展到“改革政府”的时候了。为了大部制的顺利推进和卓有成效,必须重视财政改革、社会改革、下属机构和基层改革与大部制改革的紧密配合。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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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改革路径依赖的分析,到底应该从哪儿入手,显然是个问题。如果说基层问题是大部制改革的关键,这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众所周知,中国的所有改革,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特别是到了现在,在官僚体系已经成为铁板一块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无法绕过这个庞大而且自我纠偏能力极为成熟的群体。这实际上也就注定了,改革从基层入手已经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之后以“新权威主义”闻名的老右派却对大部制喜不自胜。
    
    从“大部制”改革,看三种“三权分立”
    
    吴稼祥
    
    据报道,酝酿很久的“大部制”改革今日将露出水面:下午3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关于“大部制”改革,在决策者看来,它可能是即将奉献给国人的一顿政治大餐;可在某些不领情的舆论看来,它不过是一碟噱头小菜。以我之见,这项改革的意义,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它有“破”和“立”两个方面的价值。
    
    就“破”的价值而言,“大部制”是从行政权的意义上,对改革前“全权”政体的进一步打扫。了解一点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读者都知道,无论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还是整个西方世界,实行的都是今天所谓的“大部制”。在中国皇朝时代,很少设置10个以上的部,最常见的就是户部、兵部、礼部、工部、吏部,还有最高法院——大理寺,中纪委——御史台,等等。设置几十上百个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实行大部制,不过是让中国在行政权设置上回归到正常状态,中国在成为正常国家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从“立”的价值看,有两层意思可说,一层是政府理念方面的,“大部制”背后是“小政府”理念,这不能仅仅被看成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推行的“守夜人”国家观念的中国版,更是道家无为政治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老子把它表述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另一层“立”的意思涉及分权理念,对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责权一致的大部门制改革是大势所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的思路将体现在国务院机构改革过程中,大部制改革会围绕“三权分立”进行。
    
    这个“三权分立”还不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有大中小三种,小三权分立就是郑新立所说的行政权内部的三权分立,它是一种行政体制安排,把行政权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让其各司其职;中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它是一种政治体制安排,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种权力分开设立,相互制衡;大三权分立指的是党、议、行三种权力分开。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苏联式全权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之一,是党权代替行政权,行政权代替议会权。这样做的优越性是干好事效率高,弊端是干坏事效率也高。
    
    “三权分立”过去是一个违禁词,现在成了官方用语,单这一点说,“大部制”就已经迈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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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吴稼祥能够得出如此结论,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中国大部制与三权分立有狗屁的关系?决策、实施、监督权的分开,无非还是在“没有权威的专制”之下的瞒天过海之举。
    
    更可怕的是,由于如此大部制改革路线图的设计,将会成为对国民财富的新一轮掠夺的口实。比如,监督权的分设,将会极大地扩充行政权力的边界,使得本来就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更加臃肿庞杂,增加财长供养的阿猫阿狗般的贪官污吏。
    
    有人对于大部制所依赖的基础喋喋不休着。
    
    没有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不会成功
    
    张雪忠
    
    日前,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同意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早在此之前,有关方面正在酝酿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就已经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
    
    不少人对中国即将开展的行政改革寄予厚望,并期盼中国的政府系统能变得精简、公正、透明、廉洁、高效。他们最终很可能会大失所望。自1982以来,中国几乎每五年都要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政府机构改革,而每一次改革的目标都大致相同。
    
    每一次机构精简,国家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向“被精简者”进行现金或其他形式的补偿,但这些人腾出的位置很快又被更多的新进人员填满。1995年,中国行政事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11%,到2006年却达到19%—20%。另外,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后,中国的政府系统似乎仍不以公正、透明、廉洁和高效而著称。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公报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强调表明,此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承载的,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维持单个政党对政治权力全面垄断的同时,政府系统将变得高效、廉洁,甚至成为“服务型政府”。如果政治学的一些重要原则在中国也能适用的话,那么让一个无需问责的政府自我革新,并不会比让一个人抓住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更为容易。
    
    现代政治科学认为,国家兼具契约性和掠夺性。如果政治权力能够在公民之间平等地分配,便会产生契约型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只是民众授权的社会管理者。政府组成人员并不固定地来自某一集团,并须不断面对民众定期及不定期的问责。政治动力学上的分析表明,在契约型国家,政府系统将不断趋于公正、高效、透明和廉洁。
    
    如果政治权力在公民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甚至被某一政治集团所垄断,便会产生掠夺型国家,并出现泾渭分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总是竭力寻求“租金”最大化,国家的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也常常围绕这一目标而开展。
    
    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与良性的经济发展体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必然会使增长成果的分配极不平衡,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也得不到充分的考虑,从而使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在政治和政府体制上,类似国家的统治者所确立的规则,首先是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收益最大化。统治者往往会建立或竭力维持一个有利于获取统治红利的政治结构,而无视其对社会公正和社会效益的不利影响。
    
    在政治权力被垄断的国家,那些有权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总是使政策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由于他们无需面对实质性的政治压力,因而不可能有革新现行制度的动力和欲望,甚至会极力抵制这种制度革新。
    
    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在就业、社保、教育等方面饱受歧视,却仍无法打破;中国的国企改革使成千上万的国企工人下岗,却仍得以推行。因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尽管人数众多,但在政治上却影响很小。 相反,中国的政府系统尽管弊病丛生,那些显然必要的改革却无法推行。历次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最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这些改革所针对的,恰恰是政治影响最大的利益集团。
    
    面对再次来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那些乐观的人应该想想,为什么前五次未能成功的事业,这一次一定会成功呢?如果没有民主政治改革的前提,如果不改变政治权力分配状况和政治动力结构,任何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都必将无疾而终。
    
    (本文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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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被当作中国自由派或者右派领军人物的刘军宁,在媒体上也对大部制说三道四。
    
    立法监督绕不开 中央集权要不得
    
    刘军宁
    
    潇湘晨报:根据两会日程安排,3月11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将公之于众,也就是说“大部制”改革方案将正式曝光,您怎么看“大部制改革”?
    
    刘军宁:“大部制”只是整个行政机构改革的一部分。虽然现在具体的方案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形式大于内容,把一些部委的职能合并或者升格为更大的部委,政府管理社会的模式会有真的改变吗?答案很难说。
    
    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务院已经连续进行了五次大的机构改革,从实际效果来看,多方的利益博弈一直存在,似乎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再精简。怎么样才能避免这样一个怪圈?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改革的前提,主要有两个方面:政府管理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国有制完全主导的经济局面是否发生了改变?
    
    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大部制”的改革很难成功,这就像我们种东西一样,土壤没变,种子也没变,你把它长出来的枝叶修剪一下,果实会变么?
    
    潇湘晨报:有参与改革方案制定的学者透露,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在于“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三权分立,政府承认三权分立的原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您怎么看?
    
    刘军宁: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观点,虽然承认了三权分立原则,相对于专政集权而言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行政体制内的三权分立是不能等同于“立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立原则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社会当下的一个现实是行政权过于强大,人大政协的监督、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和司法权相对比较弱小。施行大部制以后,把决策。执行和监督这些权利集中到更大的行政部门之中,反而弱化了人大政协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利。
    
    这种做法的性质是行政机构自己用左手监督右手,这可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朝着更为文明的程度前进。
    
    潇湘晨报: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这次改革更进一步的突出了服务型政府的主题,您觉得现在行政体制的变革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
    
    刘军宁:政府是公民的公仆,就像我们雇请的保姆。可是现实中的公仆的服务性质已经变了味,因为服务更多的时候表现在收费,而且作为享受服务的你,对这个收费的定价和服务内容并没有自主权。况且,服务的越多意味着对公民和社会的干预越多,如果这些服务是有偿的,公民的纳税负担也必将随之增加。如果官僚系统不是廉洁、高效的,那么公民得到的服务肯定质次价高。
    
    这就像你家里雇请了一个保姆,她的酬劳和服务费怎么计算,你是有决定权的,可是在政府的服务方面,作为纳税人的我们一不能选择,二也不能决定。这样你怎么谈“服务”呢?
    
    其实,我们所享受的服务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有学者统计表明: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20年间增长近一倍;1999年到2005年间,政府的行政成本每年抵消经济增长1.73个百分点。
    
    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原则,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必须首先得到公民或者他们的代表的授权,但是现实中政府的很多行为并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更多的时候在“缺位”、“越位”甚至“错位”。
    
    潇湘晨报:所以说,您是“小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如果让您来设计行政改革的方案,您会把什么作为首选?
    
    刘军宁:“放权”!现在有一种“国进民退”的倾向,我们看到政府部门对社会和经济运行的干预更多了,计划和命令又回来了。但是真正的效果不一定好。比如南方一些省份的石油价格,限制的很严,结果造成了更严重的供应紧张和价格扭曲。
    
    这一次“大部制”改革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加大了中央政府的集权,虽然要改变一些对微观领域管的过紧过多的做法。政府若是不实质性地减少手中的权力,不可能有真正的机构改革。
    
    我认为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要进一步把自主权还给个人、把经营权还给企业、把管理权还给社会、把经济要素的配置权还给市场。但是这很有难度,即使方案可以设计出来,人家是否愿意接受还很难说,就像人家正在大碗吃肉,你却要把他的碗和肉拿走,他能干么?
    
    ……………………
    
    从其内容当中,就可以看到,无非是大社会小政府那一套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
    
    但是,现如今的世界,并不像奥地利-芝加哥学派所鼓吹的那样,完全可以任由市场调度。无论是现如今风头正劲的美国次贷危机当中美联储以及美国政府的高调介入,还是目前全世界正在演变为饥荒的粮食危机当中各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抑或冷战结束将近20年国际上自由主义蜜月期快要被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弄得寿终正寝,或者全世界风起云涌的反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惊涛骇浪,甚至包括现如今愈演愈烈的全人类导火索或者是中国藏人问题或者是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等等大势所趋必然发生的排华浪潮,都在宣布着新古典主义的全球性失败,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溃不成军。
    
    这也就凸显出,中国自由派势力在与时俱进方面的抱残守缺,对国际上的发展态势视若无睹,死死保住卖国求荣的把戏不撒手,凭借着他们对官方媒体(比如南方报业集团、《中国新闻周刊》、《财经》等)的操控,为贪官污吏丧权辱国行径制造歌功颂德的舆论。
    
    现如今热火朝天的有关改革开放的争论当中,刘军宁们成了众矢之的。尽管自由派控制了官方舆论阵地,(这种格局本身就使得刘军宁所谓集权要不得的立场很难自圆其说,裹挟权力绑架公共舆论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像徐友渔那样对于自由派与官方的同床共枕乐不可支——“大炮”啊,“炮手”啊,我可找到组织啦,另一方面却口口声声要限制权力;一方面高唱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却党同伐异,对比如新左派竭尽全力进行封杀。)当是在互联网上,自由派却触发四面楚歌之态。吴敬琏说反改革的两股势力里,只涵盖了既得利益集体和老左派,却根本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利益受损的中国数以十亿计的国民,这也表现出自由派们对普罗大众彻头彻尾的蔑视和置若罔闻。
    
    也是采访刘军宁的这个潇湘晨报还有评论称:铁道部不能无限期缺席大部制改革。铁道部缺席此次大部制改革应当是暂时的,它最终投入大运输部的怀抱是改革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的实现,需要以铁道部的改革到位为前提,但也决不是说一定要等到铁道部从自己的“优势”梦境中自然醒来。
    
    至于大部制的目标,有人则给出了如此的结论。
    
    大部制改革要瞄准法治化方向
    
    信力建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本届人代会获批之后,大部制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对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有很多的议论,焦点主要围绕在哪些部门应当合并、哪些部门应予强化这些方面,实际上,人们对这一改革主要还是着眼于强化效能和提高效率,这一倾向令人担心:如果我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仅限于此,我们将可能失去政府机构改革应有的法治化方向,改革的预期效果必将大打折扣。大部制改革必须遵循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的总体要求,在贯彻精简、效能、统一原则的同时,更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坚持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杜绝“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瞄准法治化方向不断推进政府的自身建设。而中央政府的法治化建设又必将对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法治化产生巨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因此,大部制改革既要贯彻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更要贯彻法治化要求,做到规范权力范围、规范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让行政权力的运行全过程实现阳光操作,以利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唯有如此,才能让依法行政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在这些方面,某些地方政府的改革举措已经先行一步,并为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如何坚持法治化方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南京市政府近日推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 这一改革举措最为突出的有三项内容:
    
    第一、规范权力范围,列出权力清单。这作为依法行政、透明行政的第一步。2006年、2007年南京市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权力逐一审核、清理,将全市54个行政部门的5878项行政执法事项核减到3731项,削减近40%,区县削权50%。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南京市行政职权目录》,将全市所有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编码,使每项权力都有唯一的“身份”。这3731项权力的名称、编号、依据、内容、流程、时限、表单、办事指南等全部在网上公示。
    
    第二、规范行政权力运作,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有了这个流程图,权力运行中哪些工作人员在办理、办理是否超过规定时限、处理意见和结果是什么,电脑全部记录在案。不同意审批的人员须提出具体理由。这样,领导掌握办事人员的工作进展,当事人能看到行政效率,办事全程都在网上留下痕迹,“中梗阻”、拖拉扯皮暴露于阳光之下。同时,全市13个区县、54个部门全部开通短信、电话通知系统,自动及时地将事务办理情况通知申办人。
    
    第三、制定《南京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意见》,规范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意见》将行政处罚划分为14个标准环节,在法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内,再分解为若干不同处罚档次和若干种情形,建立行政执法标准数据库,根据违法事实和情节轻重由系统软件自动控制处罚幅度,有效限制了经办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
    
    这三个方面的规定自然还有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之处,但在总体上无疑体现了建设有限政府、限制权力和维护正当程序的法治理念,体现了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性透明度原则,以及诉诸于社会各方面监督的特点。可以预期的是,如果这些规定得以贯彻执行,加上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有力监督,南京市的公民权利保障和法治环境将会出现质的提升,行政机关超越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将会得到有效遏制。
    
    下级政府的这类经验应当为中央政府所借鉴。最近一则消息说,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置部长1位,副部长10位。新部将原有两个部的全部副职照单全收一个不漏,这似乎反映了在现存利益的钢性面前,无论是法律还是改革原则都变得软弱无力。按照《国务院组织法》第9条:国务院各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4人。现在新部的副职超过规定一倍还多,明显违法。这或许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和过渡性措施,但同样反映了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自我限制权力并规范其运行更是对现存既得利益的极大挑战,因此,在中央政府及各部这一层级,要实现权力运行阳光机制,必有更大的阻力。但,建设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这又是必由之路。
    
    ……………………
    
    嘻嘻。
    
    南京市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作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最近的电视竞聘政府部门负责人。人们发现,所有的表演,都是一手策划好了的,其中太多的黑幕,不为人知。于是乎,在南京市的体制创新究竟是创造力喷薄欲出,还是行将就木的回光返照,哈姆雷特那句经典台词用在这里严丝合缝。
    
    与耶鲁陈志武一道在国内异常活跃的海外华人学者郑永年,对于大部制也不甘人后。
    
    中国的政府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郑永年
    
    海内外期待已久的中国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出台了。尽管这个方案让人们看到了大部制到底会是个什么模样,但与去年十七大报告所确立的目标和由两会前中国各界大张旗鼓的讨论所催生的高度期待相去甚远。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部制改革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把其称之为调整更为合适。很多方面的调整都是为了把各部门相关的和重复性的功能整合在一起,使得官僚机构运作起来更为有效。功能整合是机构设置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连这些事情都难以做到,官僚机构的运作一定是低效率和效能的。这样的整合从前也做过好多次,但没有几年,又出现功能错乱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新的利益的产生,各部门和机构都会有动机纷纷设置新的机构来谋取利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的演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设置发改委的本意就是要建设规制型国家,对国家的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宏观规划和调控。就是说,发改委是应当着眼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
    
    但是,近年来,一些因素使得发改委转向了微观事务和审批。因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衰退,需要进行相对的权力集中,从地方向中央集权,从各部门向国务院集中。
    
    各方面的权力集中起来之后,就名正言顺地放在了发改委。发改委因此很快就演变成一个包罗万象、有权力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力机构,一些人称其为“小国务院”。
    
    再者,宏观调控是无利可图的,有利可图的是微观的管理和审批。这样,发改委本身也有很大的动力把目标转向微观与审批。结果呢?尽管集权,但发改委还是没有能力来宏观调控,不过微观抓利益的能力则大大提高了。
    
    当然,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型也使得发改委成了一个与其他部门和地方争利益的部分,从而成为各方抱怨的对象。
    
    国家机构正整体寻租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局限在发改委,而是存在与于其他各个部门,是个普遍现象。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两会期间对此有个形象的说法,“现在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有的部委下属单位,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一个部门有100多个,整个国家机关有2000多个,阵营非常强大。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
    
    从前人们谈论领导干部个人利用权力寻租,实际上,这些国家机构整体都在利用行政特权进行集体寻租。只要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既得利益就会大得无穷,人们所希望的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就很难进行。即使有了一时的改革,也最终又会回到改革前的原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唯一一次政府结构性改革发生在朱镕基时代。当时市场经济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得到确立,所以,政府改革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从计划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转型。当时领导层采用的是“拆庙赶和尚”的方法。
    
    尽管当时有人批评朱镕基过度使用政治行政力量来推动改革,但如果不这样,结构性的改革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因为政治行政力量的动员和使用,连多年困扰中国的“军商一体”都得到了相当有效的解决。
    
    自从那次的“军商分开”以后,军队的职业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朱镕基在政企分开方面也作了努力,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政企分开的困难,当时政府的重点在于公司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深化国企的改革。
    
    政企分开问题没解决,因而企业的行政化现象到现在还是很严重。很显然,政企分开光用行政改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它需强有力的政治改革。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功劳。这也符合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在那些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政府的角色尤其重要。但同时,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体也带来了无穷的负面效果,例如GDP主义造成了大面积的深度环保问题、规制的缺失和党政官员的各种类型的腐败等。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作为经济体,一旦造成与民争利、与社会争利的状况,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大问题。
    
    政府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完全退出经济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大潮下,各国经济体之间及其经济体内部的竞争趋向激烈。这一方面要求强化政府的经济监管功能,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退出直接的经济功能,赋权于企业:因为参与竞争的真正主体是企业本身,而非政府。从长远来说,政府直接主导下的企业很难和自主类型的企业竞争的。
    
    这就表明,中国的政府改革具有了两个直接的目标。第一是建立规制型政府。笔者一再强调,建立规制型政府就是要在政府和其他行动体之间如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中间组织等确定边界,就是要分开来。这一点十七大报告说得很明白。第二是把经济型政府转型成为服务型政府。这两个目标互为关联,必须同时进行;否则政府改革很难成功。
    
    该撤出的地方没撤出
    
    建立规制型政府就要求政府从企业等领域退出来,而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则要求政府进入那些其应该进入的公共服务领域。一退一进才会得到一个合理的政府范围,就是有限政府,边界政府。
    
    但从这次大部制改革的情况看,中国政府的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政府和其他行动体没有分开来表明,政府应该撤出的地方没有撤出来。反之,即使在一些政府应该撤出的领域,如经济领域,仍然存在着“国进民退”的情况。同时,新的改革又要求政府进入,提供公共服务。
    
    在西方,很多公共服务由政府负责提供,但实施的则是社会组织,这样既保证效率,又控制政府规模。但在中国,社会组织并不发达,政府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亲自提供公共服务。就是说,这方面,政府的规模不可避免地会增长。一方面是政府不想退出,另一方面是政府退不出,这就是政府改革的困局。
    
    可以想见,这两个目标很难一步到位。经过这次大部制的改革,中国政府具有了双轨制性质,即同时具有经济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特点。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改革只是向规制型政府和服务性政府转型的第一步,要完成这个转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方向应当坚持。这两个目标不能达成,中国就很难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型国家。但同时也表明为什么说政治改革这一关还必须过,因为这两个转型需要政治改革来推进。
    
    ……………………
    
    啧啧。
    
    国际上,资源、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国有化,是现如今的一道风景线。与里根、撒切尔时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目前的粮食危机里,人们看到,所谓国际竞争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的说法至少是一叶障目,甚或是有眼无珠。粮食危机成就了全世界对美国的指责,让米国人处于有口难辩的尴尬境地,而如果说粮食危机是米国人刻意让全世界成为自身阴谋的牺牲品并不为过。(有关这一点我将另行讨论。)此外,波音与空客的较量,有着美国与欧盟角力的成色。而从科索沃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米国人所有的军事行动都不过是为了其经济利益。……事实上,在所有的经济事务上,说完全交给市场来决定,那真是一派胡言。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像茅于轼那样的,另当别论于此不赘)还处于嗷嗷待哺的阶段。
    
    今天的消息说,国家环境监测局有望设立。
    
    奶奶的,这也叫大部制?
    
    咱们又得为这等货色掏腰包了不是?
    
    这也就告诉咱们,大部制是什么?委府揽权卸责的又一个范例呗。
    
    哈哈。
    
    喝血社会嘛。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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