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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建设国家是爱国最好方式不过陈词滥调罢了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1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各地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做好本职工作的行动,把我们的国家发展好、建设好,作为表达爱国热情的最好方式。达赖集团越是想破坏奥运火炬传递,西方某些政客和媒体越是借机对中国人民发难和指责,我们就越是需要团结一致,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把北京奥运会举办好。(2008年4月20日)
    
    把国家建设好,是爱国的最好方式。
    
    呵呵。
    
    这套陈词滥调也太古旧了吧。还有什么新鲜点儿的货色没有?
    
    这些年来,但凡中国在国际上遭遇到什么大事,什么靖国神社参拜,什么钓鱼岛纠纷,什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什么中美撞机,最后的结论都是殊途同归,悉数回到把国家建设好上面。
    
    他娘的,什么都与时俱进,怎么这意识形态却如此抱残守缺从来就不带变化的呢?官方意识形态部门也太省事了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最后全都归结到这么个老生常谈上,令人不胜其烦。
    
    要不人说,中国现如今之所以乱,根本性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比文革时期还不如。更有人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官方话语的表述技术上出现着明显的退步。而这种状况,尤以改革开放之后为甚。
    
    现如今打开官方媒体,官话套话假大空一应俱全,什么邓小平理论仨代表先进的性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荣八耻……看上去琳琅满目,概念漫天飞舞,其实言之无物空洞玄虚自欺欺人,充其量就是些个八股八卦的垃圾。
    
    坊间这么说来着?
    
    各级干部都在忙:中央忙组阁,省里忙出国,县里忙吃喝,乡里忙赌博,学生干部忙爱国。
    
    当然啦,咱们的宣传部门也在要求媒体,时不时就得爱国一把,就像是时不时就地自摸自慰一把一样。咱们也知道,宣传部门他们丫自己都不相信什么爱国之类的破烂儿货色。
    
    其实,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上,在还处于在野党(暂且不说这种定位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不是准确)时期,一些说辞还是很能够让人感觉今非昔比的。
    
    1945年12月7日《新华日报》: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1946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
    
    嘿嘿。
    
    这真是让现如今的委府无地自容了吧。
    
    咱就说这爱国,那当口的爱国与现如今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么?
    
    其实,中国人到底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国家,一直是人们热衷于议论纷纷的事情。詹奕嘉发来的相关内容。
    
    詹奕嘉
    
    2007年9月30日 0:18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作者:郑永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呈现高涨趋势,体现在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包括由北约轰炸中国在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反日浪潮等。
    
    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很快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换句话说,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其民族性。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
    
    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既扮演了其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民主自由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但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和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性。
    
    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这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
    
    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留给世界很深的印象。
    
    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的发展。
    
    回到中国本身,就经常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了。中国人的反日、反美情绪经常高涨,但却热衷于日美制造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倍感愤慨,但很多单位或者个人又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很多国人热衷于和周边国家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但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
    
    缺乏传统,现代性便失去基础
    
    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圈,就很容易发现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很多国家强调创新,但也同样强调保存传统。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但西方世界也同时是保护传统的典范。
    
    在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基础上延伸,因为没有了传统,现代性也就失去了基础。但在中国呢?现代性往往表现在对传统的毁灭,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其虚无性。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正在以加速度毁灭中国的民族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大楼和越来越宽的街道,但往往既找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也看不到地方风味。除了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所谓的传统建筑,人们实在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设计了王府井步行街。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跟着学。但这些步行街除了商业味道一样浓重外,很少有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的甚至是地方特色的。
    
    北京市为了2008年奥运会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拆除传统四合院,导致了外界一片谴责声音。实际上,在以现代化为名,大规模毁坏传统建筑方面,所有其他中国城市都差不了多少,"拆"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通行证。
    
    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场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也早已经成为各种所谓的后现代艺术的最大试验场。
    
    在一些官员和商人的眼中,传统是不值几个钱的。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对这些建筑有文化认同感。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并不存在着抽象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从他们所知道的人和物中延伸出去的。官员和商人在毁坏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性。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没有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
    
    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是对政治稳定不利)。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则是相背的。
    
    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性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性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
    
    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上来建设时(如往日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性的。
    
    中国正处于一个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阻,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出现虚无化。透射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性。
    
    ……………………
    
    现如今,针对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全世界梦游般传递的过程中所遭遇到了麻烦,激怒了国内外的愤青,几乎众口一词地对羞辱中国的举动大家讨伐。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官方也不失时机地借坡下驴,趁热打铁,抱着爱国的旗号可以继续强取豪夺。
    
    可郑永年的发问则是,爱国的载体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可以作为爱国的依托的?
    
    人们逐渐发现,现如今委府干的是阳儒阴法的招数,在意识形态抱残守缺之际,对理论、思想、政治理想领域的创造无能为力,只能向文革模式复辟,在马克思主义被架空而失去了意识形态根基之时,大力通过向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诉求现在政权的合法性依据。自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行不通,克己复礼之道也堪比蜀道;同时,严刑峻法之下,更是有着日益狰狞的嘴脸。
    
    把国家建设好,说得多么美妙动听。咱们搞国家建设还少吗?结果怎么样了呢?
    
    前不久因为在课堂上与学生纠纷的左派杨帆对此有着概述。
    
    ◆三十年改革主导思想脉络谈(杨帆)
    
    主讲人: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时间:2006年1月3日下午3: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楼
    
    主办:北京乌有之乡书社
    
    主题:三十年改革主导思想脉络谈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一)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乌有之乡参加这次讲座。这次我们邀请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老师,给我们讲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前一段,杨帆老师先后回顾了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正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在80年代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今天,他将会谈到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关系。另外,杨帆老师还将对05年7月份刘国光讲话这个重大事件表明自己的看法,也将介绍该事件之后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斗争的情况,最后可能还会谈到对06年我国改革开放前景的分析。下面我们就欢迎杨帆老师给我们做主题报告。
    
    杨帆:感谢大家能在新年期间关心理论问题,我有连续发言,我们非主流直到现在才真正有比较大的发言权,因为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出来发言了。但是,某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又出来争夺话语权,我们还是非主流。
    
    非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方面在2005年8月28日集体出面支持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中的瓜分,这是标志性事件。长期盘踞理论界的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是极右思潮,代表权力资本化的利益,受到了重创,丧失了社会公信力和话语权,他们无论说什么,都会被网上舆论轰掉,所以就只能什么都不说。
    
    这次理论斗争意义重大,不仅是揭露了瓜分阴谋,而且奠定了理论斗争的正确格局,就是以“中左”思想为主导,联合中右和老左派,共同揭露极右思潮企图通过权力瓜分来扭曲改革的阴谋。理念正确,抓住主要矛盾,又能够团结大多数,当然还有中央最高领导和社会舆论的条件,才能够取得这样空前的理论胜利,扭转了理论界长期以来被极右派一家独霸的格局。
    
    但理论界马上出现复杂形势。 在这次理论斗争胜利以后,网上舆论一边倒是正常的,但那些曾经把主流派经济学家捧上了天的媒体,也蜂拥而上,有意把“主流”隐去,否定甚至丑化全部中国经济学家,说什么“集体失语”等等,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失过语,现在尤其不会失语。好象我们非主流就不是经济学家,好象从来就没有人批判过主流。不排除有少数人借机会误导舆论,抢夺话语霸权,他们所批判的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其中一小部分瓜分派,而是起哄,把全体经济学家一起搞臭,赶下历史舞台。极右的瓜分派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知道,老左派的“极左”即使跳得欢,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真正的对手是“中左主导下的人民大众联盟”。 他们现在以极左为假象敌,把目前争论歪曲成“改革和反改革”的争论,等到风头过去,那些媒体又会把极右的主流派经济学家捧回来,照旧压制和否定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里面的“中左和中右”。 
    
    在“左翼”理论阵营里也出现复杂情况,想借机会直接争夺话语霸权。刘国光和丁学良一左一右,否定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言论非常激烈。我和王小东首先在博克网反击一下丁学良,这个人很有学问,观点中间偏左,但在学术标准问题上,我们和他有重大分歧。去年郎咸平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宣传中左思想的同时,不断强化西方学术标准,攻击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好好做学问,就知道下海赚钱,按照西方标准没有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他们有两重性,一方面反对极右观点,一方面强加更加西化的标准。还有人发表刺激言论,说中国经济学家有谁敢站出来对丁学良说“不”,敢于面对人民大众解释“经济学家这些年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个人表面批判全部经济学家,实际是继续压制非主流,他曾经写文章说非主流目的是抢夺话语霸权。实际上他说错了,我们自认为非主流,就是不争夺话语霸权。现在真正出来与主流派抢夺话语霸权的是谁?是一小部分依靠官方直接支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
    
    经济学主流派的确不敢回应丁学良,因为他们没有他正统,或者还抱一线希望,说不定丁学良哪天透露一下那五个符合西方标准的真正经济学家,也许有他在内呢?他们自命为西方正统在中国耀武扬威,实际上西方几年一换马,现在又出来一个更正统的,他们就十分尴尬了。
    
    我们从来就是本土派,丁学良和郎咸平这种人也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的标准是在哈佛大学留过学,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而我们的标准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我们批判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中国实践造成了恶果,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美国留过学。实际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是为了在中国参加改革开放实践,在80年代放弃了出国学习的机会。 
    
    希望各位提高辨别能力,坚持实践标准。不要以为谁支持你了,谁跟你说的一样,就跟你是哥们了。根本是立规则的斗争,立规则的斗争比观点争论更为重要。我们绝对不能让步。
    
    传媒的商业化炒作也非常恶劣。把自己喜欢的人评为什么“风云人物”,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在镜头上加以丑化,或者加以封杀。这是那些媒体大款们自己策划的,是他们帮助那些瓜分派掌握话语权。他们操纵民意,误导民意甚至强奸民意的程度比专制体制的舆论控制一点也不差,手段更高明,也更加卑鄙。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一套意识形态战。还有那些搞培训的,高价聘请外国,港台的专家搞培训。不是说不应该请他们讲,而是价格太高,完全违反“低成本高收益”的经济学原则。我有一个朋友组织国际培训班的现在也明白了,要打“国际”旗号,请外国专家,因为中国人认外国人。但是,真正讲课受欢迎的,还是你杨帆这样的,信息量比他们大10倍,花费比他们小10倍,这效率岂不是比他们高100倍了?我说,你还没有算思想和对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无价的。(笑) 
    
    我们先反驳丁学良,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学术应更加强调实践标准。因为中国处于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改革开放30年,建国崛起60年,文化到谷底再崛起百年历史,实践标准非常强,我们没有欧洲和美国人那份闲心和财富,去探索月亮和人类奥秘。中国人口多,所有问题都是世界规模的问题,我们把中国问题解决好,就是为全人类做贡献。因此中国学术应该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服务,以此为标准。别以为没有人敢顶丁学良,不要提身份,不要拿学历压人,有什么道理你可以说什么道理。他批评大陆学者不好好做学问,就知道赚钱。你香港学者拿我们100倍工资,拿财政钱铁饭碗,而大陆学者大部分经济困难,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在全世界学者里可算得比贫下中农还贫困。极少数人勾结大款是应该揭露的,大多数下海赚钱是正常的,这才是市场经济。
    
    中国人特别大的毛病就是崇洋媚外。如果谈美国问题,我没有资格谈,恐怕也轮不到丁学良谈,我们谈中国问题就是说中国话,在中国长期实践的人才有最大发言权。首先我们不吃丁学良的这一套,我们替中国所有经济学家和学者争位置。
    
    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有重大错误,但他们毕竟是在实践中和中国改革开放一起渡过30年。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和他们的失败,和中国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今天就是谈中国改革开放,只不过从理论斗争角度谈。
    
    第二次,我和高粱在博克网谈前15年,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今天等于是顺着这个往下讲,回顾历史这一段。必须说明,80年代没有什么“主流经济学家”,如果有,当时主流就是计划经济经济学家,改革开放派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都是非主流。在整体社会科学中间,经济学家也不是显学,当时的风云人物是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文学家。刘心武一篇散文《班主任》轰动全国,后来还有琼瑶的小说热,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人看小说吗?(笑)所以,我们肯定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不是肯定现在的经济学主流派,尽管他们可能是同一些人,但在80年代他们不是主流,等到90年代成为主流以后,马上就开始犯错误,极个别人勾结利益集团,通过媒体炒作,成为瓜分派的代言人。
    
    10年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用尽各种手段剥夺我们的发言权,说我们不是经济学家,是“新左派”等等。我也早说不想当经济学家。现在社会上骂经济学家也没有我的份儿(笑)。
    
    但经济学主流派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突然就丧失了话语权。我和高粱这些长期被人家看不起的人,也不得不作为经济学家登台,我们的确不够那些哈拂大学毕业生看一眼的,但我们50年以来从参加文革到反思文革,从参加改革开放到反思改革开放,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一夜,没有一顿饭不在思索中国现代化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终身奋斗的事业,难道就因为我们不是哈佛大学留学,就没有发言权吗?
    
    这些仗势欺人的人主流济学家应好好反省,自己风光时候何曾把别人放在眼里,他们随便可以以“没有学问”,“不理性”去封任何人的嘴,他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突然封住你的嘴?现在我们出来客观评价经济学家,说明我们胸怀坦荡,不记私仇,对历史负责,历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全场笑)
    
    中国思想和社会思潮,从1955年以后一步步向左,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毛泽东本人的文革思想,越来越左,一直走到1975年,20年左到头了,就必然调整。
    
    1971年林彪事件,中国就开始出现泛自由主义思潮,大家开始怀疑极左派,江青等人一直在压制,社会越来越否定他们。大量知识青年到工人农民中生活,看到了实际情况,理想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陷入绝望。林彪事件后怀疑主义出现了。怀疑传统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逐步否定。1975年是标志性的,邓小平复出扭转了中国的20年左倾,开始向右方向的调整,干了一年就被撤职,邓小平成为反左的大英雄,1976年左倾统治开始失控,小道消息满天飞。我们年轻时经过这一段,和现在情况很像,现在是反对极右,那时反对极左,报纸不说真话,也没有网络,大家的不满只能靠小道消息。
    
    有些人权高位重的时候得意忘形,总爱和外国记者谈生平。江青和外国记者谈了自己的私生活,出了书叫《红都女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社会广泛传播,上边竟然布置追查“政治谣言”。结果基层单位拒绝执行,发展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宣布了极左的失败。但真正到政治思想上全面清算极左,又经过4年艰苦斗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全面胜利。至于思想斗争,又反复了几次,左派批判异化,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但群众不拥护他们,而支持邓小平,全社会和中央心连心,建立了良性互动,有改革共识,现在回忆起来生活和思想都非常艰苦,却是振奋人心。
    
    以后改革顺利推进一直到1988年。不能说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没有关系,关系非常大。决策者也是要看书的,也是有理念的。1988年改革重挫,是由于经验不足。改革派在1988年抢购风受挫之后就乱了阵脚,导致1989年政治风波,后来左派回潮三年。这一段我今天不讲,因为我不太熟悉文献。这三年实际上邓小平丧失了话语权,左派说你搞改革开放,结果搞出社会动乱出来了,需要反对和平演变。那三年被左派彻底掌握话语权。我是属于改革开放派的,刚从天津开发区回到北京,到中央政府做官,左派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他们办了几个杂志越搞越左。我有几个自由派朋友特害怕,经常找我,说什么左派回潮了,改革开放被否定了,左派又写东西批判邓小平了。我说没关系,只是说说而已。我搞经济的,没感觉什么压力。
    
    当时左派成为了主流。中左刚刚出现,成不了主流。比如我建议不要搞反和平演变宣传,大家不愿听,效果不好,可以做国情教育,北京团市委采纳了,在北京天津青年报,登载国情文章,我替他们写了十版。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就是说改革开放不能脱离国情,效果很好,青年们很接受。
    
    再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恐怕在中国要被边缘化,出现信仰真空,需要用民族主义来填补。但占主导的仍然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是计划经济下做官的人,基本上代表计划经济官僚思想,这是老左派的实质。1989年以后三年在中国成为绝对主导,结果怎么样?失败的很快。他们三年也没有什么理论的发展创造,就是批判改革开放搞资本主义,基本否定邓小平。1992年邓小平南巡,彻底打掉这次左派回潮。这三年崛起和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反思。后来老左派思潮真正变成非主流,就有进步了,一系列万言书,开始面向社会实际揭露矛盾,作为非主流是有意义的。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始新的自由主义高潮。邓小平说左倾是主要危险,这句话被右派利用了,应该说左是一个时期的主要危险。当时确实是左倾回潮没有成功,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有发展的余地。1975-1995年,理论界是泛自由主义的整体思潮,是以中右为主导,战胜极左的历史。
    
    1995年后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严重偏差。
    
    第一个变化是自由主义在90年代初期,抛开马克思主义外衣。前20年自由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斗争,基本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中国几乎没有人懂得西方的东西,主要理论家都是学马克思主义的,其中的自由主义者以马克思否定列宁斯大林,然后说老年马克思不如年轻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90年代从外国留学的人开始回来,许多书翻译过来了,为了理论的彻底,就不用马克思主义符号。他们抛掉马克思主义外衣,采取独立的话语系统,奉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经济学则以西方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学派代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第二,政治自由主义的堕落。自由主义分为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中国发展独立的自由主义理论,鼓吹民主自由,在一般理论意义上也是有贡献的。其左翼是反对权力资本瓜分的。但其右翼在中国问题的定位,一开始就有重大偏差。
    
    ----庸俗的历史进化论,文化一元论,普适价值论,西方中心论;对美国完全的盲目崇拜。进一步鼓吹文化买办化;主张以西方学术标准控制中国的学术界;
    
    ----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鼓吹革命无用论,造反无理论,共产主义传入中国错误论,甚至说历史上没有中国,说中国是依靠亡国和卖国才得以延续下来的。 
    
    ----以反对民粹主义为口号,实际是反对民生主义,他们对中国人民大众一直采取鄙视,无视,漠视和仇视的态度。在他们的话语中,动辄“暴民政治”,“贱民社会”,“愚昧无知”,“仇富心态”。他们把历史上所有人民起义都描写为“乱臣贼子,流氓无产者,市井无赖,异端邪教”。自由主义的南方鼻祖把持《南方周末》,控制公共知识分子评选,培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计划地围剿“新左派”。他们策划的电影《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播放,把孙中山表演成沿街化缘的小丑,而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则是忧国忧民,身不由己,有说不尽的苦衷。如此下去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翻案的,就将是汪精卫了。 
    
    ----反对民族主义,完全没有国家利益的观念。极个别人完全否定国家的合法性,完整性,甚至支持台湾独立,主张国家分裂, 鼓吹对日关系新思维,忘掉历史恩怨等等。
    
    ----政治自由主义进一步堕落,是在近三年与经济自由主义里面的“瓜分派”同流合污,为他们提供思想历史文化背景。本来以“自由”为宗旨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是非常反对腐败和权力资本化的,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左翼”。大约在2002年左右,其右翼逐渐上升,在理论上通过两点,打通了与“瓜分派”的理论桥梁。
    
    ----背弃民主。这是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最为可耻的地方。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本来是自由主义的专利,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基本理由就是:只有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基本出发点,才提供了彻底反对专制主义的哲学。其他任何集体性的主义,如家族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会导致专制主义。他们曾经为台湾选举而流泪,为美国的“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论”而鼓吹。他们认为只有民选的政府才有合法性,所以在“民主化”以前是绝口不提国家利益的。
    
    就是这样的一群民主人士们,近年以来却高唱“自由高于民主”,提出没有人民民主权利的“宪政论”,以形式自由掩盖实质自由,以寡头民主(实际是寡头联合专制)取消人民民主权利。这种转变不仅无理,而且无耻。这是因为他们发现,既得利益面临人民反对,国际霸权激起民族主义,人民民主对他们不利,他们要求的是国家机器为他们服务,包括为他们镇压人民。为否定自己一贯坚持的民主,绞尽脑汁发明许多谬论否定一人一票。他们说现在不能搞投票,甚至不能搞民意测验,因为一党专制,舆论控制和长期教育,已经把人民训练成为同一种思想,投票也是投毛泽东的票。实际上,20年以来的教育,媒体和社会思潮,基本是已经是自由主义者在控制,政府新闻控制表面严格,实际上失控甚至有意识宣传自由主义思想。至少在网上是有相当言论自由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思想几乎完全世俗化了,那里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影子?这种情况下如果多数人投票拥护毛泽东,反对腐败,反对改革中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政府“洗脑”的结果了,而是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作出的理性的自由选择。
    
    ----彻底否定毛泽东。把毛泽东时期定位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现在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也比毛泽东时期要好,借此否认改革开放中间的问题。 
    
    ----理论斗争方面的诡计。虽然他们极力批判极左的阶级斗争论,反对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两极化。但是他们自己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这就是刻意制造“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其典型代表作是马立诚90年代初期的《交锋》,我在1995年左右最后一次见到他,对他说,把80年代思想理论斗争的焦点概括为“改革与反改革”,大致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简单推到90年代。他当然不会听我的。
    
    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新左派”,是在2002--2004年,就是16大以后一段,大家要反思SARS,以后要进一步反思改革的时候,从上边突然有这样的话语:“听说现在出了新左派,要给文化革命翻案,他们是不是美国特务啊?”我明显感觉许多媒体都有意不登我们的文章。2003年我去山西开会,晚上记者们在一起聊天,一个年轻记者对我说:“杨老师我们都知道您,但不能登您的文章,有人说您是新左派。”大概许多传言就是通过这样的圈子出去了。再举一个例子就是2004年8。28会议,我们支持郎咸平那次,搜弧网刊登了郎咸平的发言,却不刊登我们“非主流”的发言,甚至不想提供我们的发言记录。会上,一个上海《外滩画报》的记者,有意挑衅地问郎咸平:你是不是要与新左派结盟?郎咸平赶紧和我们划清界限,再三说和我们不是一伙的。如果没有长时期的妖魔化,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这是有一小撮人精心策划的,上次我点了两个地方:一是《南方周末》的策划者,他们是有意为政治自由主义“造就”领袖人物的。二是北京那一小撮策划每年年度经济人物的,前几年本来大家推举张卫星,就是他们私下换上了张维迎。2005年底又是他们安排张维迎和龙永图作为专家发奖。---这难道是“市场经济”,“大众推选”的吗?
    
    市场经济也是需要代言人的,那就是借助市场机制制造各种垄断的人。
    
    2004年以后,由于“主流经济学家”成臭狗屎,社会舆论已经接受了“主流与非主流”的提法,再也没有人提什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了,因此他们又提出一个新的两极化名词“改革与反改革”。----这也是阶级斗争思维。我们大家想想,为什么毛泽东热复兴,不仅是老百姓需要他的思想,就连反对他的人也偷偷地使用他的东西,真是历史的讽刺呀!
    
    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理论独立在中国发展,从思想理论的多元化方面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我也曾经与他们多次对话,但是,他们把自由主义这样在中国定位,就影响了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声誉。这些人并不能客观地研究学问,在他们灵魂深处,有对国家和民族非常大的历史偏见和非理性,这与他们自己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权力资本瓜分的严重时刻,自由主义主义右翼居然站在专制,腐败,买办一方,这就使自由主义陷入分崩离析。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抛弃马克思主义概念独立发展,是失败的。 
    
    如果自由主义仍旧有生命力,只有依靠新的一代没有历史偏见的人,接受民主主义,民生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后才行。期望自由主义左翼和中间派,能够与寡头主义和买办主义划清局限,才能真正扩大影响。
    
    第三,经济自由主义大肆泛滥,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他们有国际势力支持,国内利益集团需要,有官方大力扶植和破格提拔,很快就树立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场内骚动)
    
    怎么啦?你们不相信新自由主义者是官方有意培养的吗?你们真的以为他们就是从“市场竞争”里面杀出来的?我告诉你们官方是怎么破格提拔他们的。比如1994年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条文下来,说要培养“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年龄卡在1954年生人,谁设计的政策?真是坏透了,专门就是要卡掉参加过文化革命,插过队的这一代。殊不知,这样的经历对于搞社会科学是极为宝贵的。现在中国又学西方强调案例和实践了,其实毛泽东不是早就说了吗,社会就是一个大课堂,现在你再怎么下乡调查,也不如当年安家落户,当时就是以为一辈子回不来了,全家老小送到火车站那个哭啊。现在下放锻炼多是笑着去的,因为回来就准备提拔。或者拿了什么美国基金下去调查,为的是写论文,现在国际上这东西又时髦了,外国人不爱看抄袭他们学问的那些东西,而是喜欢看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好象那个电影《红高粱》给外国人演“当年我爷爷和我奶奶是怎么在高粱地里”差不多,即使你能够了解农民,或者真心反映农民疾苦,也无法和当年上山下乡比啊!那是触及了灵魂而且一去就是五六年,七八年,然后是理想的破灭与重生,好象郭沫若写的《凤凰蘖磐》,刻骨铭心啊! 这样长期的生活,大多数当时的知识青年都已经被磨灭了,现在下岗的也是他们。只有极少数功力极强的,才能够存活而且作为一种“磨练”,好象毛泽东让我们上十年少林寺。这可是信仰的磨练。(全场笑)所以我说,中国的危机是有可能被提前认识并且克服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插过队的人,现在正在全面登上历史最高舞台,我们可是自己杀出来的,不是什么人捧起来的。现在又说什么“造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看不用造就了,我们就是毛泽东当年用10年的社会实践造就出来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热烈鼓掌)
    
    可以看出,90年代初期就官方政策就开始有意识地压制我们这一代人。表面上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学历,不会外语,不能和国际接轨,却完全不考虑社会科学发展要与中国老百姓接轨,与改革开放实践接轨,这和中国改革的出现的偏差完全是同步的,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无独有偶,我在1990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就是《共和国第三代》,在香港和国内有很大反响,现在成了绝版。大家看吴敬链,历以宁的东西看了15年,腻了没有?他们老了。实际他们真正有创造力的时期是在80年代末期,50多岁,以后就是吃老本了。现在50多岁的人可是我们了,而且我们经历了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真正的争论已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展开了。
    
    可以看出,当时官方这样破格提拔的结果不好,“造就”了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社会科学院破格提拔樊纲,江小娟这些人,是从助理研究员,到副教授,正教授,博士导师,连升三级。90年代末又一次破格提拔,就是看你对于“三个代表”的态度,甚至上层领导人看上一篇文章,就直接破格提拔他们为教授,这样的事情大概出在党校系统。郑必坚,李君如,他们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那就是“三个代表”。社会科学院不是扩大马列研究院吗?我看他们也不必急于排挤我们“经济学非主流”,中央党校和他们会有一争,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我们要继续反思改革。刚才说到的江小娟,她和林毅夫应邀请去科技部战略规划会上做“指导性发言”,林毅夫就是说他的“比较优势,否定计划经济的赶超战略”,江小娟拿社科院几十万课题费,干了什么?她去外资企业调查,说他们已经开始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了,科技要素已经不是垄断的,而是流动的,我们可以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完全不提国家安全,不提自主创新,在大会上就引起科技部专家强烈反对。科技部研究室开了一次“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科技发展研讨会”,我们也向中央和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陈奎元提出意见。但一点也没有影响江小娟的升迁,中央委员没选上,到国务院办公室去当副主任了。江小娟后来在《管理世界》正式发表了她的研究报告,用大量篇幅谈国家安全――这究竟是认错呢?还是掩盖呢?
    
    2006年初全国科技大会终于正式承认了“自主创新”的基本国策,还不就是因为用市场换不来外国核心技术吗?对错分明了又怎么样?那些人摇身一变,还是在台上当“主流”。林毅夫还提拔到全国工商联当副主席,用他那一套比较利益理论,岂不是要毁掉我们的民营企业吗?所以刘国光提出“领导权”问题,是非常正确的,许多关键部门地区是被新自由主义掌握了。
    
    政治路线有误,必然影响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越位,在中国不仅成为科学,而且填补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以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2000年深圳特区报大字标题报道了我的看法:“经济学不幸成神学”。(笑)
    
    作为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中间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比国际同行更加嚣张。他们积极鼓吹以下主张:
    
    ----盲目服从西方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否认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没有国家利益,盲目鼓吹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反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吹中国做全球加工厂,依靠国际跨国公司技术;进一步主张与国际霸权妥协,不考虑国家安全利益;
    
    ----假设没有权力体系,或者默认权力体系的腐败,主张以腐败作为改革的润滑剂;
    
    ----鼓吹私有产权万能论,进一步主张以权力体系瓜分国有资产;
    
    ----用市场万能论为两极分化辩护,把中央关注民生的方针贬低为民粹主义; 主张使用国家机器镇压群众反抗; 
    
    ----为正在形成的“精英联盟” 提供理论,主张“赦免原罪”,为他们的丑恶辩护。
    
    ----从2000年十六大前后,正式的权力资本理论正面出笼,就是以张五常为代表的,公开主张“把国有资产分配给有权力的人”,主张公开的以权力系统的瓜分,这是及其恶毒的,是直接针对我们社会主义“公天下”的基本合法性的。这些人从骨子里的痛恨共产党的,但是能够违心地主张由共产党干部系统公开侵吞国有资产,他们主张“先有私有财产才能有民主自由”,那么公有财产怎样才能变成私有呢?他们的办法起先是偷,腐败,后来发现不仅太慢,而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没有合法性,因此采取“次优”,主张按照权力系统前面公开地瓜分国有资产,以迅速形成中国的私人垄断寡头。以后就是通过颜色革命,再来揭发这一场血腥的权力瓜分,最终搞垮共产党和国家。这的确是一场阴谋,大家不要太天真了。
    
    这些为权力垄断买办资本服务的理论,“极右”的程度,其代表人物嚣张的程度,历史罕见,世界罕见。而且越来越嚣张,许多人高官厚禄,腐化堕落,拥有巨额财产,成为特权阶层一分子。他们掌握许多关键岗位,能够影响决策,操纵媒体。把改革的问题归咎于他们,一点也不冤枉。 
    
    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并不一致,政治自由主义者反对腐败,主张民主。以后其右翼与经济自由主义接近。经济自由主义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权力资本瓜分派。我们和他们之间关于改革的反思不反思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前途,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改革为什么人等重大问题,大家代表的不同利益,已经图穷匕首见,没有必要掩盖了,也不必再去用什么理论模型,理性讨论,温和对话来掩盖实质的对立。我们需要是揭露实质问题,把它讨论清楚。你不和我讨论,我还有网络,而且我们知道, 关注我们观点的,决不止网上老百姓,许多现在不说话,关键时刻会大批站出来支持我们。(鼓掌)。现在的形势和1989年相似,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家本是同路人,大约15年左右就要分裂一次,纠正一次方向,进行一次调整。 西方国家是四年一次竞选,等于全民一次公共政策大辩论,政党8年一换马,是一次大政策大调整。中国15年一次社会大辩论,30年的政策来一次大调整,难道有什么不正常的吗?六四的分裂在于政治与民主问题,这次就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看我们敢不敢,能不能从经济角度打破统治我们15年的“改革开放不可反思“的禁区!(全场热烈鼓掌)
    
    经济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是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学派这两支进入中国,描述市场经济比较清楚,有一定科学性,而且比较完善,搞了很多年,有不断创新的机制,可不断改变前提并发展,这方面的确比较成熟。搞市场经济需要引进西方经济学,在经济运作层面说它是主流,是可以的。
    
    我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说它越位。90年代中国有特殊背景,暂停社会政治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压制其他学科,只对经济学单独放开。这政策造成西方经济学一进入中国就越位。西方经济学有科学性,我们要研究的是科学如果变成了神学,神学就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两个不完全是一回事,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的科学,但新自由主义是西方意识形态,不能说西方经济学就是意识形态,但西方经济学几条价值观念抽象出来滥用,提升到信仰层面,就演变成意识形态。9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中国处于信仰真空,这经济学原理就变成信仰体系。
    
    比如说效率第一,在经济学里没有错,经济学主流就是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但效率第一能不能作为社会基本指导原则?难道养孩子也要效率第一吗?我有个朋友生出一个孩子智力欠缺,就只能养着这个傻孩子,而且更加关爱,看到她那样关爱的程度,我都十分感动。这是效率第一吗?效率第一是把傻孩子弄死,再生一个。如果效率第一,还养你父母干什么?到60岁就该死。
    
    再比如“看不见的手”,假设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讲的是资本行为,不能用它作为世界观,成为人的道德修养,形成中国社会的道德司法政治准则,怎么可以?
    
    经济学原则不应该调节经济以外的东西,但中国就这么做了,不允许其他学科发展。这几年社会学家出来了,就好一些。社会学基本取向是谈社会公平,可以平衡经济学。
    
    再有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任何问题都是市场不完善造成的,政府最好什么都别管。这是无政府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从西方经济学演变过来的,二者有性质不同。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演变成“权力资本瓜分派”,又是一个变化,外国新自由主义没有这么恶劣,不过就是华盛顿共识,英美逼日本搞股票房地产。中国化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变为权力资本瓜分,比外国新自由主义更恶劣。
    
    西方经济学不等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不等于权力资本瓜分。我们现在反对的,应该集中于最后一种。
    
    我对西方经济学的第二个批判,是误用前提。我假定它的逻辑没有错,因为一套理论体系如果基本逻辑有错,那岂不是成了骗人术了? 如果双方逻辑都没有错,那么为什么有这么的大的争论?合乎逻辑的是,假设前提不同。比如,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需要的前提就是没有国家利益或者国家力量对等。交易导致双赢,前提就是法制健全,交易双方力量对等,而不是什么私有制。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本质是均衡的,而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不承认,索罗斯也说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质是不均衡的。还有假设均匀市场,没有垄断,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在中国都不存在。主流经济学家一再拿来鼓吹的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不是失灵了吗?
    
    关于西方经济学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有些数学出身的人搞经济学,看出其逻辑矛盾,如陈平和余斌。正如那个经济学主流派的吹鼓手新望(来自海南、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搞小动作逼走了温铁军先生、恩将仇报的混旦----编者),在网上骂我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数学,所以我的发言就是一不用外语,二不谈数学。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些真正懂数学的人是不骂我的,而且和我合作得很好,因为我有实感,可以互补和双赢。(笑)从数学上揭露西方经济学也是有意义的,可惜我不懂,无从评价。但是有人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就什么都可以解释,甚至不用发展,也太绝对了。如果这么说,那我告诉你,马克思主义也不用学了,毛主席语录可以解释所有问题。我们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是这样解释着一切,而且天天背诵的就是三句话。这种态度如果说有道理,那么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信仰,而不是当科学。 
    
    应该批判新自由主义,也应该澄清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条件,或者揭露其伪科学的成分,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回避最核心的问题,2006年必须完成对于改革扭曲的全面反思,揭露“系统的权力资本瓜分”,重新确立新的改革开放观。如果定位于批判西方经济学,打击面过宽了,反而忽视了主要的问题,有些老左派天天 一般私有化,却不明确反对权力资本化,是和他们的极左观点分不开的。他们只反对资本不反对权力
    
    (待续)
    
    ……………………
    
    其余部分,可以在网上搜索。
    
    左派如此说辞,可以勾勒出咱们“爱国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国家建设好”这种陈词滥调的本来面目。当然,右派们对于爱国,则有着另类的解读。詹奕嘉发来的内容。
    
    詹奕嘉
    
    2008年1月1日 0:03
    
    2008年的第一期网文共享^_^
    
    我们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  
    
    朱学勤
    
    转眼间已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年纪念,从“七七事变”起算,中国宣布全民抗战也已经七十一年。抗战八年,军民伤亡达2900万之众,物质损失不计其数,人权、物权牺牲之惨烈,超过二战任何一个参战国。包括笔者在内,每一个中国平民家庭都留有祖父母一代被战争戕害的记忆,或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呐喊,没有理由不纪念。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应得之补偿、民间应发之控诉,并没有得到日方乃至世界舆论相等程度的尊重;甚至成反比,在世界人权舆论中还不及当年的战败者日本与德国。这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基本面,这是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造成这一基本面之外因,当然有欧美中心论作祟。我曾利用在美国短暂访问,关注过他们通用的二战史地图。中国本土战场在那一类地图中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要说南京大屠杀,即使如淞沪战役这样双方投入上百万军队,作战规模不亚于斯大林格勒的大规模决战,也找不到相应标记。而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对日作战经过,从珍珠港事件到后期逐岛争夺,事无钜细,一应俱全。如果是美国史地图,这样标记无可非议,作为二战史地图,如此绘制当然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够格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读那样的二战史地图,心情可想而知。
    
    若论内在原因,所在多矣。谨以今日可言者试言其三:
    
    一、数据随意,忽上忽下。如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从日军在华建立户籍编制,到今日户籍管理,也许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有长期民事档案可查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藉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二、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变动而变动。上世纪50至60年代,出于冷战意识形态,中国曾不断派出代表团去日本参加反战反美活动。翻阅当时报纸杂志,报导中日联营参与反战反美的新闻与文学作品,远远超过纪念中国民间的战争苦难。印象中最深的是《收获》杂志,曾刊登该刊主编参加广岛反战归来的长篇散文,作者访问那里的受害者,有名有姓,描绘其创伤,绘形绘色,极富感染力。虽说日方民间创伤也应该纪念,但作者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同情心已经转移,显然不在二战反法西斯盟军,而在被盟军击败的日本一方。左翼文人当年是催逼抗战的先锋,为此曾鼓动学生上演多少街头政治,为何在抗战胜利后同情心转移,而不是一如既往,坚守民族自尊,以反日、抗日为第一?那样的文章那时并不罕见,在这里仅举一例。作为左联成员,他们都参加过八年抗战千里流离,饱尝颠沛之苦,我也相信那样的文章只反映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不反映他们真实的历史记忆。左翼文学汇入左翼意识形态成为其组成部分,令人齿冷,那是一代人的错误,没有必要苛责个人。但是,当一个民族的底层民众不能正常抒发战争苦难,这一民族能够发出的声音却是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而俯仰,令外人如何观感?半个世纪以来,对这场战争的价值评价我们发生过多少次变化?内如承认正面战场,外如对日交涉开放民间舆论,昨日为非,今日为是,虽是节节进步,变化频仍,太不稳定,外人适应这个变化,总要有个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不可能很快赢得世人尊重。
    
    三、制度落差,制约民意。中日之间曾为敌国,但在制度层面,战后日本已经转轨为民主宪政,这是不争之事实。这一制度落差,以及民主社会内政府行为与民意倾向之间的差异,我们却时常遗忘。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最后调查结果,只有千分之四的学校使用了令人愤怒的那一种。在民主制下,一个社会并没有统编教材,虽有类似教育部的文教部门,却绝无权力指定民间使用何种教材。我们以己之 “制”,度人之“教”,一见有学校使用那种教科书,立刻认为是官方所为、全民意向,于是愤青四出,狂呼口号,滥演“爱国”秀,贻笑大方而不知。反过来看自己,同样以巴金为例,老人晚年再三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戒惧后人崇尚暴力、残害同胞,时至今日,这一遗愿实现了没有?
    
    人自轻,方有外人轻之。比上述阅读美国二战史地图时间更早,我曾在上海录像馆看过一部内部放映的中日邦交十周年纪念片,制片者为日方,价值立场中间偏左,可谓友好人士。片中说,田中角荣访华签约前曾派出一个外务省代表团打前站,一行人启程时有预案,应对中方可能提出战争赔款,谈判着力点不在有无,而在多少。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方没有思想准备的地方,谈判差点“崩盘”;而已经有预案的战争赔款,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零障碍”过关!“喜讯”传到东京,一直在等待谈判结果的日本外务省大喜过望,整栋楼欢呼起来,灯光一夜不灭,喧闹激动,通宵达旦!这一画面使我受到的刺激,坦率地说,要比后来翻阅美国二战史地图深刻,不是郁闷,是愤懑,回家枯坐,整整一晚不想说一句汉语。
    
    我们该从历史中学习什么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不可能孤立存在。本民族王朝循环历史惯性还在,垂直向下;外来横向冲击及其反应力图打破这一封闭性循环,将垂直维扳倒,趋向水平维,改封闭为开放,将中国与世界联成一片。垂直维与横向维交集成一个动态十字,沿对角线前移,历史趋势是打破王朝循环,走向现代民主。此后发生多次中外战争,无论是单独对英、对法、对日,乃至慈禧同时向八个国家宣战,那都是王朝战争,屡战屡败,与1938至1945年具有现代意义的全民抗战不可比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民主阵营联接在一起,民主阵营胜,中国民主前途存;世界民主阵营败,中国民主前途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前此后中国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光明如此幸运的战争结盟。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付出最多,最终哪怕是惨胜,中国人也是赢得最多,那是因为中华民族将自己的双重命运——民族与民主的命运全部抵押了上去,赢得了双重前途。由此而论,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是20世纪中华民族诸多纪念日中第一纪念日。这一天具有双重意义,无论怎么纪念都不过分:她不仅挣脱了民族危亡,还赢得民主建国的前途,甚至赢得世界四大列强之一的历史性地位,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应该从这一年这一天开始。
    
    随后而来的内战打断了这一前途。抗战八年以惨胜终,中华民族何等幸运,抗战之后紧接内战,中国民众又何等不幸?中国居然成为二战参战国中唯一爆发大规模持久内战的国家,甚至二战结束,因二战而起的冷战也已经结束,内战穿越冷战,台湾海峡成为中华民族空前胜利之后,却立刻切下的巨大伤口,至今未能愈合。日本利用两岸内战状态,迅速摆脱另一战败国德意志被管束地位,不仅没有承担应付之赔款,相反是来回要价,与两岸分别签订和平协议,过程拖延30年之久,享尽渔人之利。最终形成的局面,是理应赔款明偿,却以贷款暗索,战胜者无光明正大之气象,战败者有放贷让息之怨恨,不伦不类,暧暧昧昧,与欧洲战场结束后泾渭分明,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年年纪念抗战,却不能赢得二战胜利后世界进步舆论甚至战败国舆论应有敬重之根本原因,也是上述基本面之基本。
    
    ……………………
    
    嘻嘻。
    
    这样的国家,怎么个爱法?
    
    毛泽东取消了日本战争赔偿;邓小平暗自里通外国纵容美国向台湾军售;江泽民在中国与俄罗斯边界问题上把主权拱手让人……光是正在折腾的愤青,爱个屁呀你!
    
    2006年7月5日《华盛顿观察》周刊报道:7月4日在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最近公布的调查中,调查从2004年开始,对34个国家(不包括中国和中东国家)的43,000人询问了10个问题。结果显示,美国人的爱国心全球领先。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表示,相对于其它国家,他们还是更情愿作美国公民,这一比例在这34个被调查的国家中排名最高。美国人在国家自豪感的总体排名和细分类别中的排名中都是最高的,这些类别分别是:民主体制、政治影响力、经济、科学和军事优势。委内瑞拉则紧随美国之后排名第二,接下来排名前十位的依次是爱尔兰、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菲律宾、奥地利、新西兰和智利。……日本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是最高的,但是在总排名中才名列第18位,台湾第29位,韩国第31位,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社会调查项目主任汤姆•史密斯(Tom W. Smith)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民不喜欢夸耀自身文化传统,或者同其“满招损”的心态有关。而韩国先驱导报则认为,亚洲国家中个人空间的匮乏和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可能影响了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在内的国民爱国激情。
    
    啧啧。
    
    老舍话剧里那句经典台词是什么来着?“我爱大清国,可这大清国不爱我呀”!
    
    光他娘的让咱们国民爱国了,可国家在哪里?没有。实际上,在现如今政党政治与民主国家的体系当中,中国国家就意味着委府,而委府就意味着部门,而部门就意味着一把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王怀忠、胡长清、成克杰、陈希同、王宝森、陈良宇、郑筱萸等等等等前赴后继贪污腐败?说是权力要受到制约,反腐败反到现在,越反越腐吧。如此,爱国意味着什么?洗白了脖子任人宰割?凭什么?贪官污吏为什么可以不爱国?或者说,这帮狗娘养的爱国就是中饱私囊陈荒酒色,而坐视中国国家在向国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在全世界倒数第一?
    
    这样的混账国家,让咱怎么个爱法?
    
    王未名从美国发来BBC的相关报道。
    
    2007年03月0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49北京时间 01:49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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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运动受害者向人大发出公开信
    
    公开信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并予以赔偿。
    
    今年是中国反右运动50周年。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将五六十万敢向共产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这些人受到残酷迫害,丢掉工作,学籍,甚至坐牢送去劳改,家破人亡。
    
    最近一段时间,一批中国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和亲属分别向中共中央和人大发出公开信,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并对受害者予以赔偿。
    
    最近的一封信有60多人签名。签名的包括当年著名的大右派林希翎,著名媒体工作者戴煌,刘衡,钟沛璋,科学家茅于轼,许良英等。
    
    公开信要求开放言禁,公开反思。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错误政治运动。几乎与此同时,上海200多名当年的右派及其家属也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公开信直指毛泽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操纵党和国家机器,将大批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制造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冤案。上海这封信签名的包括未被共产党平反的当年几名大右派的亲属和子女。
    
    引起重视
    
    而在这两封信发表的一年多前,山东大学李昌玉等人就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征集签名,要求共产党彻底平反右派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公开信发表以来,已有壹千多人签名。李昌玉说,右派的声音,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山东大学李昌玉的采访录音
    
    “在我们信写出来,大约过了三四个月之后,我们这些发起人和最早签名的几个人的单位领导登门拜访。对我们说,这些信最好不 要弄到海外去。都是中国内部的问题,应该向组织反映,提出来解决。弄到外头去,影响不好。劝我们要修养精神,保养身体,颐养天年。都是劝诫吧,并没有指 责。
    
    当然最早时,人们都很为我们担心。现在看来呢,我觉得江泽民,胡锦涛手上起码对右派们出来说话还是表现了一种宽容吧,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至少没对我们抓,批,斗,抄家。当然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也是我们自己挤出来的,我们自己说话说出来的。而不是他们恩赐的。”
    
    李昌玉认为,公开信的发表至少能达到使中共中央重视的目的。但他对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目前可能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共产党有它一套处理问题的程序。有关反右的结论,即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个结论是在共产党第二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决定的。那是一次中央全会作的决议。是邓小平的观点。
    
    那么凡是这种文件要改变说法的话,就是胡锦涛本人他现在也不敢轻易的改变。那必须要通过下一次中央全会,或者党代会来改变。所以那我们只能大声疾呼。把这个舆论制造出去。才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要求赔偿
    
    提到公开信中有关物质赔偿的要求。李昌玉先生认为,这完全是合理的:
    
    “物质补偿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你像台湾对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它那个赔偿不得了。那些死了的人得到的补偿,具体的数字我说不清,反正是他的老婆,儿子可以吃一辈子花不完。那么反过来说中国被打成右派的人,当时工资都降了。被送到劳教所的人根本就只有养命钱。
    
    后来右派改正以后,一分钱都没有补。而文革当中那些走资派,那些打倒的干部,最后解放的时候都是补了工资的。我们一分工资都没有补,二十二年呀。所以提出要求补发工资这是绝对合情合理的。
    
    总之,我们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今天对中国历史问题,一个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处理,一个是物质上应该有必要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是为自己争得一个尊严,而且也是为历史争得一份尊严。”
    
    李昌玉先生说,由于共产党在历史上欠债太多,历史上的合法性实在太少。所以共产党不敢正视反右,文革这样的历史问题。怕引起血崩。
    
    但他说,历史的债总是要还的。政府应当对自己施政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要尽的责任。李昌玉相信,他们留下呼声,总有一天,历史是不会亏待他们的。
    
    ……………………
    
    爱国爱出麻烦了吧。出了麻烦,还没有地方讲理。
    
    至于我本人,就是个更为鲜活的例子。我曾经对采访我的媒体说,当全中国右派都给摘了帽子时,我却被戴上了殊途同归的货色,而且右派有着几十万人,我则由于孤家寡人,根本不会有人理睬我是不是背负着巨大的冤情,以至于至今我都不具备正常人生活就业的资格。
    
    2007年06月0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19北京时间 00:19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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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烛光晚会 纪念“六四”18周年
    
    叶靖斯
    
    BBC中文网记者 发自香港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上一对小孩(4/6/2007)
    
    年轻的一代也来参加六四集会。
    
    星期一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18周年,香港这块少数能举行大型悼念活动的中国土地,晚上举行了政权移交后第10个六四烛光晚会。
    
    集会仍在香港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主办单位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估计,今年有5.5万人参加晚会,比去年4.4万人为多。
    
    但香港警方公布的估计数字是2.7万人。
    
    一如以往,参加集会的包括不同年龄的香港民众。在摄氏30度的高温下,民众点起白色的蜡烛,跟随大会高喊"平反六四,支持维权"等口号。
    
    论坛讨论
    
    如何看18年前发生的6•4事件?
    
    在大专学院念书的罗小姐带着1989年出生的妹妹一起出席集会。她对BBC中文网说,是透过母亲了解到六四事件始末。
    
    罗小姐说:"目前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有一定的权力,但却一直隐瞒六四这事情,是很悲哀的。"
    
    王先生带着年幼的小孩来参加集会,希望孩子了解六四这段历史。他慨叹香港政权移交后,谈六四事件的人越来越少。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4/6/2007)
    
    支联会估计,5.5万人参加了政权移交后第10个六四晚会。
    
    王先生说:"那时候我还在福建念大学,我也有上街示威。"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事情(六四)如果我们不谈下去,就会给忘掉。"
    
    马力言论
    
    晚会上播出了"天安门母亲"代表李雪文和当年民运领袖王丹的录像讲话,也宣读了大会宣言。
    
    香港亲北京政党民建联主席马力近日批评"六四屠城"说法"不负责任"的言论引起支持民运人士的强烈批评,在这次晚会上,上台发言者提及马力言论时,台下群众立即传出斥责马力的叫骂声。
    
    大会的宣言也说:"当年有袁木,今年有马力,无耻地为六四屠城掩饰血腥罪行。"
    
    陈先生跟他61岁的姑姑一起来参加集会。他的姑姑说,参加烛光晚会的人都是自发来的,她相信马力"撑着眼睛说谎"使得更多人来参加集会。
    
    参加香港六四烛光晚会的老人家(4/6/2007)
    
    悼念六四集会不乏长期支持者。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宣读了悼词。悼词特别提及中国国内的维权运动"此起彼落,蔓延全国",形容目前的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初阶。
    
    这次六四烛光晚会适逢香港政权移交10周年,支联会成员李卓人认为,北京当局希望香港民众淡忘六四事件,因此今年晚会要证明香港市民没有被"洗脑"。
    
    李卓人对BBC中文部说:"我们要告诉中国政府,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将坚持信念。"
    
    "只有中国民主和自由,香港的繁荣安定才能得到保证。"
    
    ……………………
    
    2008年02月2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11北京时间 19:1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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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翔:没从事间谍活动 曾想过自杀
    
    叶靖斯
    
    BBC中文网记者 发自香港
    
    程翔坚持重返前线采访中国新闻
    
    星期四(2月21日)正值中国元宵佳节,重获自由的程翔选择了这个日子办传媒茶聚。这也是他被逮捕至今第一次公开路面。
    
    “我很开心,很激动回到我自己的家来”
    
    这是程翔当面跟大家说的第一句话。
    
    程翔对香港广大市民的理解与支持,以至于香港特区政府、亲朋好友和国际团体的努力营救表示感谢。
    
    2005年4月底,程翔被中国国家安全当局监视居住,到2006年8月被北京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北京指责他替台湾收集情报。
    
    今年2月5日,时值农历年二十九,程翔出乎意料地获得假释,当天返抵香港。
    
    否认从事间谍活动
    
    程翔语气坚定而沉实的说:“我郑重申明,我从来没有从事任何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我在法庭上说,我从没有从事间谍活动的主观意图,或者明知故犯的行为,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机密文件,更不存在说把机密文件交给台湾的问题。”
    
    “间谍是非常严重的叛国行为,跟我一生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就算这次出了事,我首先考虑的,是我要对国家安全负责,然后才是考虑自己的安危,考虑我自己的问题。”
    
    “这也说明了我为何交出了电脑,以协助调查。”
    
    想过自杀
    
    程翔被判刑引来香港各界很大回响
    
    程翔说,他的心在被关进牢狱那一刻碎了,也产生了许多自我怀疑,一度想过轻生,但最后“重拾了信心和尊严”。
    
    经过两年多的牢狱生涯,程翔说今后仍会坚持爱国。
    
    他也希望中国当局能趁着改革开放30周年和北京将要举办奥运之际颁布一次特赦,让更多人能一家团聚,使社会更加和谐。
    
    程翔被逮捕前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中国首席特派员。自他获释以来,各界都很关心他会否重返新闻前线。
    
    程翔说,报社体谅他目前的心情,答应给他一个月的有薪假期,然后再考虑工作。
    
    程翔说得明白:他一辈子做的新闻都是跟中国有关,也非常愿意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不过,程翔目前在中国国内的身份仍是假释犯。能不能回去,如何回去,程翔本人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
    
    呵呵。
    
    爱国,是个多么尽人可夫的婊子架势。爱国,又是个何等不可企及的奢侈品。咱中国人现在除了爱国,还能够剩下一点别的什么吗?比如廉耻,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兼善天下?比如礼尚往来?比如言必信行必果?比如公平正义?比如尊重生命?……
    
    自上而下的卖国求荣,也昭示着当今的中国所谓爱国不过是掩耳盗铃的猥琐勾当。有人给出了如此的分析。
    
    《集结号》中所包含的文化转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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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结号》的上演,使得一大群原本对它抱有很高期望的中国愤青大感失落。何也?因为集结号充分肯定了怕死是正义的,证明了组织是阴险的,这样一来,其主调自然而然就是反战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中国大陆首次出现了一部以反战为主调的影片,而且立即被某些主流媒体奉承为“主旋律”,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同时燃起对于中国前途的强烈担忧。
    
    《集结号》之所以值得担忧,是因为它带有某种可能导致文化转基因的诱因。当然,文化转基因工程并不是《集结号》的首创。如果要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那么这项工程可以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自从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就始终有一些自命为真诚“人道主义者”的文艺和思想“精英”,在探索所谓的“个体生命价值”,并将其探索结果表现在一系列的文艺作品和研究成果中。
    
    最先浮出水面的是战俘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和文艺界就战俘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导火索是关于朝鲜战争战俘的争鸣。争鸣的结果是:不少中国人开始接受“当战俘并不可耻”的观念。随后,把英雄凡人化,或者说致力于表现英雄人物所谓“人性”一面的努力持续进行到今日。在把英雄凡人化甚至问题化的过程中,甚而至于出现了以问题人物作为英雄人物原型的做法。
    
    与此同时,淡化战争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工作也在默默地进行着。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为国民党正面战场整容变性的新潮势力。相关作者不再强调战争本身所固有的价值观,而把“牺牲”当作唯一的审美价值,使得本因国民党领导无能而导致的巨大人力和物质损失变成了深受推崇的美德和壮举。这就是所谓的“一寸山河一寸血”,让人感觉流血越多越好越光荣,这事实上已经严重背离了“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胜利”的战争美学,成为误导国人战争观念的一大思想来源。
    
    《集结号》所要体现的,正是这种流血美学与个体生存价值观的矛盾混合体。一方面,它试图展示以现代科技重构的暴力之美,在形式上证明其真实性;另一方面,它试图在暴力的形式之下体现个体生存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从而使人们在感受到战争暴力之美的同时,不自觉地戴上“个体生命价值”的沉重枷锁。
    
    就此而言,《集结号》的导演是一个太监版的斯皮尔伯格。他试图模仿斯皮尔伯格对于形式暴力的再现能力,同时又自觉地阉割了自己的男性气质和国家精神。如果斯皮尔伯格来导演《集结号》,他绝对不会让主角整天象个娘们儿似的哭哭啼啼地去寻求所谓的“真相”。相反,他会让他的演员们充分表现男人的气概,以比男人更男人的风格去作战、去死亡,而让不懂“草蛋”为何物的知识分子成为观众嘲笑和唾弃的对象。
    
    这正是精神太监冯小刚永远不能成为斯皮尔伯格先生的根源所在。一个真正的太监,即使贴上胡须、弄哑嗓子,也不可能因此而成为雄风横溢的猛张飞。令人悲哀的是,冯小刚先生不仅为自己的太监状况而骄傲,而且试图把自己的太监思维和气质推广给全中国的男人。
    
    于是,就在美国和全球观众都在观看斯皮尔伯格所表现的大男子主义和美式爱国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中国观众却在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中,感受着冯小刚指认的“人性”,亦即在战火中为自己的生存前景而哭泣和尿裤子的阉人情怀。当然,冯小刚让他的阉人们在绝境中奋不顾身地战斗,但这种战斗说到底只是形式的需要:一旦脱离绝境,他们又会为了“个体生存价值”而眼泪汪汪地四处“寻找真相”。
    
    这完全不是内战的真相。内战充斥着阳刚之气、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的惊人故事。然而,冯小刚却试图否定众多内战老兵亲身经历和亲口述说的故事,而力求通过韩国人的仿真技术,强有力地告诉我们:那才是内战的真相,你必须相信它。
    
    然而,“相信”就意味着在精神上被阉割。
    
    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转基因工程。而更令人伤感的是,它竟然被主流媒体当作“主旋律”而大加褒扬。这是一个民族的不幸。随着《集结号》的“主旋律”化,类似的题材将注定逐渐占领中国的文艺领域,真正成为主流媒体宣扬的“时代精神”,从而以不可遏止之势,疯狂而又悄然地改变中国人的战斗精神,塑造着新型的中国男人。也许我不敢说它将把中国男性社会变成一个娘娘腔的太监世界,但至少可以说:它将使很多男人认为胆怯和逃避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美德。
    
    在《集结号》所展示的“正义”世界中,我们看不到民族的未来。
    
    ……………………
    
    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哪个没有卖国情怀?再往开了说,现如今,哪个电影、电视剧没有卖国成分?再往来了说,文化部、商务部、建设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央行、财政部、农业部、环保部……哪个又不是争先恐后地卖国?
    
    建设好国家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说的娓娓道来轻声款语。咱们做牛做马建设国家一辈子,这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呢?或许,网上流传的洋鬼子眼中的中国,才是咱们建设了好些个光景的地道模样。
    
    1。出租私房要向派出所每月交费!--(类似黑社会的保护费?)
    
    2。禁止收看外国的电视节目!-(比塔利班的禁止收看电视可能要仁慈一点)
    
    3。在国内旅游也需要“签证”-(去香港需要过境签证,去深圳需要边防检查证)
    
    4。反对执政党就要坐牢--(我看谁敢在大街上喊一句:打倒…)
    
    6。上市公司搞诈骗,股民受损失,但国家法院不受理此类赔偿!--(因为无法可依)
    
    7。禁止用自己买下的房子来作公司办公室--(上海市已经文规定,也就是说,你没有真正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
    
    8。去网吧上网要出示身份证。
    
    9。黄色刊物属于非法,但性用品商店到处都是。
    
    10。摩托车的行驶证(牌照)价格比摩托车本身高上好几倍。
    
    11。在国外能够浏览的互联网内容在该国可能就无法浏览--(不是你的电脑故障)
    
    12。电话打得越多越贵,没打电话也要你付钱--(托中国移动的福手机双向收费)
    
    13。医疗事故其实是由医院来裁决的--(法院参照医院所属的上级部门的鉴定报告来判决)
    
    14。赌博是非法的,但彩票满天飞,是合法的。
    
    15。该国法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还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法律”
    
    16。军队是属于某个政党的,不是国家的。
    
    17。人民是不能直接参与投票选举领袖的。
    
    18。一个国家可以有2种制度--(当然,也是被迫的,很不情愿的)
    
    19。每个公司中都有一个叫作党支部书记的职位--(当然,它是不负责公司业务的)
    
    20。该国中有个叫作“离休干部”的阶层,可以享受高于普通公民的待遇。
    
    21。该国的领导人喜欢在公共场合卖弄蹩脚的英文。
    
    22。新闻媒体是由某个政党投资的,但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新闻是我们党的喉舌--名言)
    
    23。人民是不能随意改变居住地的--(户口制度)
    
    24。该国的货币是不能在世界上流通的。
    
    25。每对夫妇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26。该国的公民习惯于谎言,不愿意接受真相。
    
    27。该国每100个官员中就有100个贪污犯--(当然,贪污数目大小有所不同啦)
    
    28。党内行政警告处分可以用来代替刑事处分。
    
    29。该国的兵役制度是强制性的
    
    30。“失业”在该国被称之为“下岗”。
    
    31。该国资源丰富,但却很多不能用--(因为都被污染了)
    
    32。该国没有商业电视台,但电视广告却比国外台多好几倍。
    
    33。让老百姓知道的越少越好,这是该国的“既定国策”。
    
    34。该国人口中有30以上的文盲或准文盲。
    
    35。该国的法制中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过最近几年好象没脸提了)
    
    36。在该国,开一个小酒吧需要100道审批,开一个公司需要1000道审批。
    
    37。该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不是很伟大呀…哈)
    
    38。该国家家都有大彩电,是不是很羡慕?不过那是用来接收党的指示的。
    
    39。当地人会把非本地人称作为“外来盲流”。
    
    40。该国的执政党垄断很多产业,他们称之为“民族产业”--(电信,交通,媒体,水电煤,…)
    
    41。在该国,你能很便宜地买到世界各地的名牌货--(不过都是假货…哈)
    
    42。该国历史上曾经是鸦片的最大消费国,现在更是进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吸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世界第一)
    
    43。很多外国公司把次品卖给该国,因为该国的产品比次品还次。
    
    44。该国的公民好象个个都想消灭JP(Japan),但他们却经常拿自己的大半积蓄去买JP(Japan)货哎。(这样何时才能消灭JP(Japan)哟……哈)
    
    45。该国的公民(大多数)认为爱国就是要爱执政党。
    
    46。该国的公民(大多数)看了这封信只能无奈的笑笑
    
    ……………………
    
    这就是咱们不得不爱的国家?
    
    李延明发来的内容,则从另外的层面对于爱国进行了注释。
    
    liymbj9206
    
    2008年1月20日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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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实话实说”胜过元旦社论.doc
    
    央视“实话实说”胜过元旦社论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8-01-01讯】 作者:李天笑
    
    央视胡紫薇闹场成了大陆岁末头号绯闻。中共媒体从未播出未经检查和删改的新闻,这回不经意由哪位摇机的播出了。这是2007年大陆最精彩最真实的新闻片段。央视奥运频道用典型的中国式幽默,开创了具中国特色的“现场直播”及“新闻自由”的先河,为2007年央视丑闻再添一笔。
    
    有人说胡紫薇在一个不适宜的时机,一个不时宜的场合,说出了一些不适宜的话。否。在央视奥运频道发布会上点出政治奥运的险情,是最适宜的时机;在一贯讲假话发布假新闻的央视演播室讲出个人和国家的真实情况,是最适宜的地点;在人人自危和失去良知的中国社会面前发出良心的责问,是最适宜的话。
    
    胡紫薇不经意的一番话中,有一句很有意思: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 为一个大国。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后认为,基督教文明对近代资本主义起了重大促进作用。大国崛起其实不是表面的经济、军事,即物质文明的崛起,支撑物质文明的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崛起。中国社会当下最欠缺的是什么? 不是GDP,不是法制,而是道德,是缺德。而央视奥运频道主持人张斌的不忠是整体社会现实浮出的一角。找情人和包二奶早成为中国贪官和社会普遍的时尚。这样的 “崛起”也同时意味着衰败。
    
    有人称胡紫薇的一番话是“元旦献辞”。当然,这番话之所以引起举国强烈震撼, 是由于:一、它触及了人人可以自省自问的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二、它从封锁歪曲新闻事实功夫最深的中共喉舌央视踢爆真实丑闻,足够热闹-大家要看央视的好戏;三、由家事延伸到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崛起背后的价值观和文化精神动力,足够宏大和令人深思。
    
    然而,胡紫薇更精彩之处在她的一句国问。屈原有著名的天问,胡紫薇这句著名的国问是:“你们到底有没有一点良知啊?”虽不经意,但足够深刻。
    
    现在举国上下沉浸在奥运的热浪中,唯此唯大。奥运频道的出现就是体现。奥运已不是体育,是爱国活动的驱动力,一只怪兽,一部商机。到处都在举行各种倒计时庆典。各类纪念品,各种投资思路和项目淹没了市场。奥运成了政治宣传造势的同义语。憋足了气的狂热情绪象一部机械巨兽,可以把任何质疑撕成碎片炸成粉末。奥运成了中共最大的政治机器,围绕中共的意志狂转。
    
    而正是在中共政治奥运驱动下,整个国家正在向道德沦落的山崖下急速滑落。在这举国的亢奋中,弱势贫困群体被撇在一边。对时时发生在各地的侵权和迫害事件视而不见,对活摘倒卖人体器官熟视无睹。奥运是什么?是人权,是平等的参与权,是没有政治迫害的体育盛会,是崇尚道德,家庭和睦,身心安康,国富民强的象征。这一切被中共政治目的扭曲了,正在演变为危险的狂热。
    
    今天,多亏胡紫薇能有勇气对政治奥运的险情和民族的大滑坡发出叫停的呼号。胡紫薇实际上是在说:没有个人、家庭、国家的价值观的提升,没有道德主导,没有对人权的尊重,这样的奥运是没有意义的。就象一个美好的家庭,即使有再好的居家环境,出现了象张斌这样的丈夫,这个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与一个家庭一样,奥运可以有各种现代的设施,丰盛健康的食物和强大的宣传造势,但如果没有它的文化道德内涵,这样的政治奥运是极其危险的,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这就是弱女子发出的最强音!
    
    胡紫薇从个人和家庭的悲剧讲出了国家正在发生的悲剧。这是对全体国民的一个点悟。可谓小女子,大智慧。
    
    责任编辑:王和         来源:  
    
    ……………………
    
    我与胡紫微可算是认识已久,通过她结识张斌后多次见面,并且在她担任《身边》制片人时多有合作,还在她主持的节目当中与李敖的女儿李文一起出镜谈及北京的公共交通。对于胡紫微事件,真是欲说还休。
    
    胡紫微指称的中国,是咱们无可奈何要爱的吗?为什么要爱?不爱行不行?……这些看上去都是伪命题。但是,我每天坐300路公交车,从南向北,经过农展桥下坡时,看到路边的挪威大使馆里面飘扬的挪威那个红底蓝色带白边的十字国旗时,都感慨万分五味杂陈。这也是我每天经过时必备的程序。估计,作为举世闻名的北京农民工专线,每天运送的30万人次当中,只有我一个人会如此神经兮兮。个中滋味,实在是无法确切简述,尤其是对根本没有任何国外经历的国内愤青们。
    
    有人发来了相关的内容。
    
    FLW
    
    2008年2月16日 6:30
    
    周末闲读二则
    
    周末闲读二则: 1)。 杨恒均先生作为一位”牛“愤青谈其心路历程; 2)。另一
    
    大陆博客对“留美学生胡不归?”的一个解答。
    
    顺颂各位周末愉快!
    
    *******************************
    
    赴美中国留学生爱国,为何爱的是美国
    
    2008。2。15。
    
    http://forum.china.com.cn/ciicbbs/read.php?tid=290647&page=e
    
    1978年中国开启公派留学生赴西方国家留学的大门。三十年来,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已达百万之众,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 2005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93.34万人,留学回国总人数为23.29万人,回国人数只占出国留学人数的两成。在回国的两成人数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供职于在华的外国公司,还有少数领导干部的子女回国并在领导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出国留学生基本都是公派,花纳税人的钱就是为了让他们为纳税人提供更多、更好的聪明才智。为什么派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留学生都如同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复返呢?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建起了清华大学,如今的清华、北大都成了美国所需人才的培训中心。百万留学生,百万科技大军,插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增添腾飞的翅膀,你们为什么不回来呢?
    
    美国等国家有富饶的生活,有造就人才的环境,这肯定是吸引中国留学生的重要因素。追求富贵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但嫌贫爱富也不是全部留学生的品质。上北美论坛网,看到留学生的文章,留学生在美国的日常工作生活中,不经意遇到许多令他们感动的事,美国令他们成功,美国也令他们留下来。原汁原味的文章更真切,怒我原文照搬:
    
    来美快6年了,先读书,后工作,其中也算尝遍酸甜苦辣,但我想写写让我深受感动的几件事:
    
    1、刚来美国没多久,有一次去医院的时候,进门就看到前台摆放着一张长卡片,上面写的东西让我终生难忘,翻译出来就是:“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不论你有没有钱,也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有权利在这里得到治疗”。也就是,穷人,甚至非法移民来治病,医院也不会拒绝治疗。我听到非法移民有大病时去医院,一般给个假地址,出院后反正也收不到帐单,医院自然有基金来付这笔费用。
    
    有个朋友的妻子(也是学生)做了个阑尾手术,因为前期炎症严重在医院共住了一个礼拜,朋友说他有一天在医院不小心看到帐单,8万多美金,这还不包括医生的费用,但最后他也用不着付一分钱,因为学生的医疗保险付了一小部分后,剩下的就可以申请医院的慈善基金。还有朋友的父亲从国内来探亲,作了个心脏手术,也没有花钱。读书期间不少同学或家属生小孩,因为收入在设定限之下,不但怀孕期间的检查,生产等不花钱,小孩出生后还可以领牛奶,食品等。有几次隔壁的提着牛奶到我这,说我们喝不完,拿给你们一点。
    
    2 、有次去学校接儿子,在学校走廊上看见一则公告,内容是根据某年某法案,此辖区内所有孩子有权在这所学校受教育,不管你是这儿的居民,或者你是寄居在这儿的亲戚家,甚至你是无家可归者。也就是说,你即使住在这个地区的某个桥洞下,你的孩子仍然可以在这所学校得到免费教育。要知道,这是本地最好的学校。
    
    3 、几年前与朋友出去玩,到了一荒凉之地,不幸车子陷入沙丘,手机无信号,无法叫拖车,正手足无措之际,一四轮驱动越野车开来,司机花了6次将我的车拖出,其间拖断他车上几根绳子。离开之际,司机告诉我们,刚跟我们错车时,就在想我的两轮驱动车会陷入沙丘,于是特意返回察看,果不其然。
    
    4 、几年前与朋友出去钓鱼,因为我刚买的渔具包装怎么也打不开。于是问旁边欲开车离去的老美是否有剪刀,告知没有,于是只得在一旁看朋友钓鱼。10多分钟后,突然发现刚刚离去的老美开车返回,从家里特意拿来剪刀。
    
    5 、每次看到校车将停车标志一伸出来,同向和反向车流乖乖停住,静等孩子们上车,下车,过马路。还有每次只要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所有车辆往边上靠,等待救护车过去。
    
    6 、儿子前年上幼儿园时,调皮捣蛋让老师告了不少状.说到上课从来不能安静,中午饭不好好吃,还要去打搅别的小朋友,喝水的时候不排队.因此老师说让我到幼儿园参加会议谈谈儿子的教育.本以为是随便聊聊,没想到学校来了三个老师,还从外面请来两个儿童教育专家先在头一天去观察儿子在班上的表现,然后参加会议.并且一起聊了一个半小时,从儿子的问题分析到家长,老师该怎么做来帮助儿子,并且还建议之后每月一次的后续会议,以评估儿子是否有改进.儿子上幼儿园不但一分钱不交还有早餐和午餐免费供应,有时组织去游乐园,动物园也不交钱(大部分地方上幼儿园不是免费,可能我当时读书的地方属于低收入区,有不少政府补贴,所以免费).为帮助儿子的成长这么兴师动众,并且让我受益非浅,也深受感动。
    
    7 、买了东西后,如不满意,退货之方便是国内不可比的。一般3个月之内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退货。所以我现在买东西是尽管放心大胆买,如果不满意拿来退就行了。
    
    8 、前年在纽约某政府部门实习的时候,有一次各区县头头(相当于国内的一把手)来单位开会,中午吃饭大家都是各自去外面吃快餐,还有的就在售货机上买瓶饮料,一点小点心当午餐,然后下午大家继续开会。到现在的政府部门上班后,也是有各市长,乡镇长参加的会议,9点开会,10点多散会,各自回单位。据说没饭吃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预算。
    
    9 、现在的单位一年掌管和下拨联邦政府来的几千万的项目资金,每年员工聚餐资金来源是靠同事们喝完可乐后回收的可乐瓶换来的钱。并且单位没有一辆公车,需要用时开自己车,然后按里程数报销。
    
    驻美留学生的9个感动是心中的油然而生,不是美国政府刻意为他们送的温暖,诸如为他们盖一栋知识分子住宅楼,开一次关心他们的团拜会。给留学生心里烙下的 9个感动来自于整个社会体系,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它惠及的是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全体国民。笔者从赴美留学生的文章中体会9个感动,但笔者和笔者所在地的许多人却感受了加拿大的感动之处。我们这里的一个老人,其儿子在加拿大留学并工作,前几年儿子将老人接到加拿大并加入了加拿大的国籍。令老人意外惊喜和感动的是,不托熟人,不拉关系,不送礼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加拿大当地政府依据加拿大法律为他办理了养老保险,领取了养老金。老人在他的祖国辛苦劳作了一辈子,饱受生活及精神的沧桑,晚年却在加拿大领取养老金,怎不令老人感动,怎不令老人热爱他新的国家,怎不叫老人鼓励、督促儿子为他的新国家努力工作。又怎不令老人在国内的亲朋好友、邻居们羡慕!
    
    刘亚洲有一篇著名文章,题为《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文章中刘亚洲强调自己的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有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却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那么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刘亚洲归纳为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而我们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却正好相反。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文章用“9. 11”事件中发生的三件事来感受美国人的精神和道德力量。
    
    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刘亚洲感慨: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 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
    
    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他不兴盛谁能兴盛。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他不可爱,谁还可爱。刘亚洲说美国的“可怕之处”何尝不是美国的可爱之处呢?就是这些可爱之处令近几十万中国留学生乐不思蜀!
    
    ……………………
    
    其实,这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所涉及的还仅仅是美国的情况。我的中学同学,在美国已经是大学教授。去年我在挪威时,他曾经电话与我聊天,对他去美国20年来的变化喋喋不休,认为美国比20年前真是有着天壤之别,也呈现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德行样。
    
    现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把原本在中国新华社供职、现在去了该报社的女记者的画像贴得满世界都是,似乎在向中国人透示,他们丫找到了新的买办。
    
    而这个主儿写的很多内容,则无一例外都是给米国人捧臭脚顶礼膜拜的。比如。
    
    高管应该拿多少钱
    
    大 | 中 | 小2008年04月07日13:52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阅读本文的英文版请点击这里)
    
    袁莉
    
    我最近采访一位国内来的金融机构高管,聊了两个多小时,天南地北谈得非常愉快。但当我问起他传说中的数百万年薪,他却非常不情愿谈。
    
    这也难怪。中国上市公司加强信息披露,增加了透明度,但也引来投资者对某些操作的疑问,特别是年报中披露的高管薪水数目。用谷歌中文搜索“高管年薪”会得到近50万个结果,百度搜索结果有近百万,可见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热门话题。很多人提出了“他们凭什么拿这么多钱”的问题,并常常拿出国家主席才挣多少来比照。最近,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6600多万元的报酬信息披露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其中两千万元已捐给宋庆龄基金会)。
    
    关于“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专栏透过一个中国人的眼睛看美国商界文化,诠解圈内人一举一动背后的含义。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进入《华尔街日报》,曾关注于美国电信业的报道。她于2002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分别获得新闻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此前,她曾任新华社国际新闻编辑和驻泰国、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或在下面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
    
    这位高管说,薪酬是个矛盾而微妙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这些上市公司高管的薪水确实比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要高很多,比普通老百姓更是高出一大截,但比起华尔街和香港一些业绩相似的金融机构还是差很远;另一方面,要参与国内国际竞争,金融机构需要良好的激励机制来留住人才。现在这个薪酬水平是结合中国现实又考虑到国际因素得出来的,但这中间的缘由和苦衷是很难和一般人说清楚的。
    
    我能理解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现实情况下,下岗工人,工薪阶层,乃至政府官员对这些天文数字般薪酬的强烈反应(我在纽约就属于永远买不起房子的人,除非我忍痛到华尔街工作或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我也同意,一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行业垄断和政府优惠政策,由政府任命的高管是否应拿那么高薪酬值得商榷。我还认为中国证监会和股东权益机构(如果中国有的话)应建立相应制度,监督企业不仅在利润好的情况下对高管进行奖赏,而且在利润下降,甚至亏损时也能在高管报酬上得到相应反映。
    
    但我也不能想象回到那个均贫富或相对平均财富的年代,所有人都拿不疼不痒的工资。人性的特点之一是,在付出努力和作出成绩时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无论是金融圈人士得到丰厚的奖金,总统和国家主席攀上权力的顶峰,还是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变成大厦,他们在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应该不只是贪婪与虚荣的满足,应该还有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喜悦。一个缺乏回报和激励机制的社会是很难进步的。
    
    高管薪酬在美国也是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据研究机构Corporate Library的一份报告,2006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总裁平均薪酬为1506万美元,比2005年增长11.5%。美国政策研究所更是发现,1980年美国工资最高的上市公司总裁的平均年收入是普通职员的40倍,而2006年,两边的收入差距达到了364倍。也就是这些总裁们一天的薪酬就差不多相当于普通职员一年的收入。
    
    在各种民意调查中,美国普通民众,无论政治和收入背景,多数认为大公司总裁的薪酬过高。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二月,高管猎头公司Heidrick & Struggles和南加州大学商学院对美国上市公司董事的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董事认为,大多数总裁的薪酬过高。
    
    既然审批总裁薪酬的董事们都持这种看法,为什么他们还是能拿那么多钱?
    
    最常引用的一个理由是比起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经理,上市公司总裁的收入并不高。如果上市公司不能提供相对有吸引力的薪酬,最有能力的经理人很可能会被私营公司挖走。在去年三月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指出,与私募基金经理的报酬相比,上市公司总裁收入不够高。
    
    这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例子是,2007年初,建材零售商Home Depot总裁Robert Nardelli因任内公司业绩和股票表现都不好,自己辞职时却可以坐收2.1亿美元的“分手费”,而遭到股东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但几个月后,私募基金Cerberus就起用Nardelli做刚刚收购的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兼总裁。Nardelli新工作的具体报酬细节是不公开的,但据《华尔街日报》一篇头版文章,Cerberus对他离开Home Depot时的“分手费”等争议并不在意。
    
    这种人才竞争的压力在政府和非赢利组织表现得就更突出了。美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John Roberts2006年年度总结报告的唯一主题是联邦法院法官薪水过低(年薪约16.5万美元)。他说,这样的薪水很难吸引律师事务所最优秀的律师来做法官,并称这个问题正在引发一场“宪法危机”。Roberts本人年薪为21.2万美元,还没有纽约最好的几家律师事务所二年级助理挣得多。
    
    当然,还是有一些商界成功人士愿意放弃高薪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因为这在美国被视为一种荣誉,是个人价值的一种体现。例如,美国财长Henry Paulson 2005年任高盛总裁时的年收入为3800多万美元,而他做财长的年工资只有18.35万美元。还有亿万富翁、纽约市市长Michael Bloomberg只象征性地拿1美元工资。但也有人认为,商界和政界过分频繁的人材流动有造成利益冲突的可能。
    
    正如文章开头那位金融界高管所说,薪酬是个矛盾而微妙的问题。在美国,人们正在讨论股东是否可以否决董事会提出的公司总裁收入提议,是否应该给政府机构高管加薪。关键的问题是:激励与贪欲之间的线应该划在哪儿?管理能力价值几何?这些都是难以回答,但值得经常讨论的问题。
    
    ……………………
    
    一个记者能够把文字写成这种模样,也真是够让人五体投地的了。
    
    当然啦,这也应了国内那些言必称美利坚的主儿们的胃口,好像美国就是咱中国人的圭臬。那他娘的还爱哪门子国呀!
    
    2001年我去挪威时,采访全世界第一个获得易卜生奖的人,他是个中国人,在奥斯陆大学读博士。交谈过程中,他对我有着如此尖锐的感受很是惊异,告诉我,很多去了国外多少年的人,都没有我能够如此细致入微地觉察中外差异。
    
    其实,这也许就是做新闻的主儿的职业反应。到了陌生之处,遍地都是新闻。
    
    我到处寻找着爱国的理由,但却往往与逐渐萎靡不振乃至垂死挣扎的中国爱国情调失之交臂,而总是看到别样的风韵。
    
    论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历史命运
    
    亦狂亦侠亦温文
    
    1787年,当听到谢司起义的消息时,托马斯.杰斐逊说:“20年不发生一次叛乱是天理不容的……自由之树必须不断地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去浇灌。”
    
    1973年,在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很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1787年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后的第五年,197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十五年,对于这两个同样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同样以激烈的暴力手段建立的崭新的国家来说,争取尽可能长时期的休养生息、致力于国家的和平建设是多么的理所当然、是多么的为人民所期盼。
    
    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杰斐逊和毛泽东――太平洋两岸两个伟大国家的开国元勋,当他们的国家刚刚从战争中摆脱出来,正需要安定团结、共建家园的时候,却希望他们亲手缔造的国家陷入周期性的动荡之中?
    
    这真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说了,那他们一定是从自己国家的肌体上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周期性发作的毒素,这种毒素缓慢但却致命,它的生命力是如此的顽强、再生的能力是如此的巨大、对国家的破坏力是如此的惨烈以至于要经常性地动员一切健康的力量与之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不惜使国家陷入暂时的剧痛、高烧、昏迷状态以求得洗礼和新生。
    
    这种毒素不是什么抽象的、空泛的诸如国民的劣根性等等精神性的东西,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它通过某些人和某些集团表现出来,由这些人和这些集团结成的势力,在杰斐逊的眼里,就是贪权的专制统治者;在毛泽东的眼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任何其他的时代,这些势力也各有名目。今天,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特殊利益集团”。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结成团体试图去影响公共政策以促进他们的利益,这就是利益集团。在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形式。利益集团当然是狭隘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确立了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严格的规范利益集团的行为并且在它们之间通过完全可控的斗争、妥协、合作等过程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个别利益被整合进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中,那么,利益集团就是可以接受的,在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方面,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必要的。
    
    但是,特殊利益集团却与此不同。它当然也是从一般的利益集团发展而来,但它已经极度膨胀,它因为已经攫取了太多的利益而必须千方百计不顾一切的去维护这种利益,哪怕因此给国家带来灾难;它已经失去控制,它的种种手段往往是霸道的、非法的因而严重损害了一个社会的正义、道德和基本的秩序;它热衷于权钱交易从而腐蚀了政府;它分散了社会的凝聚力,使社会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它阻碍了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因而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效益;它使少数人获取暴利而减少了多数人的福利;它总是致力于在社会现有财富的基础上抢夺更大的份额而不是努力促进财富总量的提高。
    
    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和正在困扰很多国家,它当然不会放过中国这个正处于大规模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事实上,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今中国的肆虐横行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已经成了横在中国社会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的一块绊脚石!
    
    要指出活跃在中国的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之所在,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们的面目和伎俩早已为公众所识破,他们的种种劣迹已是阳光下公然的罪恶。现在,我们就来逐个地认识一下他们。
    
    首先是官僚集团。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学者费正清就曾预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不幸的是,他言中了。新的官僚阶层很快建立并巩固起来,成为工农大众头上新的统治者。在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下,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清洗下,官僚集团仍然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且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再一次“大显身手”。
    
    回顾一下官僚集团推动改革、从改革中获益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开始,他们似乎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追求的只是政治上的荣誉和好处。但很快,他们就回过神儿来,发现了其中蕴藏着的巨大的经济机会和利益。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对此描述道:“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官僚集团)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的确,一旦看清了自己可望可及的利益,他们便猛扑过去,迫不及待的享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盛宴。他们的手段就是由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主导的“改革”。然而,此时的改革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使全民受益因而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皆大欢喜,由官僚们主导的改革首先要使官僚自身得到利益,假如为了这一利益而必须使其他阶层的利益受损,那他们也在所不惜。越到后来,事情便越是如此。
    
    毫无疑问,由官僚集团主导的改革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已经背道而驰,这种所谓的“改革”正受到广泛的质疑。
    
    其次,是电力、电信、交通、能源等行业中的国有垄断企业。
    
    也许,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部门确实适宜于垄断性企业的存在,并且因此才会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这些企业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和规范,否则它发挥的将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作用,它将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将降低而不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很遗憾,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国有垄断企业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这些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长期获取超额利润,把本应由全民共享的财富化为己有,它们的生产经营往往效率低下但员工却享受着惊人的高薪,从而拉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
    
    第三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是近年来随着住房、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而形成的涉及众多利益主体的暴利-腐败同盟。房地产商、地方政府、媒体、大学、医院、药品生产商和经销商成为人民大众血汗的榨取者。巨额的资金涌向房地产业,而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和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却因资金的被挤占而陷入贫血状态,而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只会带来能源和土地的巨大浪费。高得吓人的教育费用掏干了无数家庭的积蓄,使贫家子弟无法接受教育,使国家丧失了人才资源、丧失了在国际竞争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教育产业化使贫穷世袭化、固定化,社会流动遭到严重阻碍,社会分裂日益无法弥补,国家这座大厦势必因此而摇摇欲坠。医疗改革使本来就陷入不幸的病人及其家庭雪上加霜,使他们成为医院和药品经销商大发其财的“取款机”。
    
    跨国垄断资本势力是另一个让人生畏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种理论认为,允许跨国公司到国内投资和生产,将有助于增加该国市场的竞争性,瓦解各种可能的垄断并为消费者带来福利。这在开放市场的初期也许是有效的,但是跨国资本一旦在一个国家站稳了脚跟,它很快就会利用各种手段维护自己越来越庞大的既得利益和争取新的利益。在中国,利用外资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正面作用正在逐渐消失,跨国资本不但对中国的民族产业具备了压倒性的力量,他们还力图延续政府在开放初期制定的种种优惠的政策,反对任何促使内外资平等竞争的改变。
    
    特殊利益集团的危害有目共睹,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必须解决。但是,在现实中,这个问题是否一定能够得到解决呢?对特殊利益集团问题颇有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考察了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利益集团后悲观的说:“特殊利益集团在斗争中往往是胜利者”。
    
    解决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不外乎三种途径。这也决定了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未来可能的命运。
    
    一是该集团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主动让步。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上帝若想让一个人灭亡,一定会先让他疯狂,特殊利益集团宁可疯狂而死,也决不会主动缴枪。
    
    二是政府采取坚定而有力的公共政策,分化、打击特殊利益集团,使之就范。一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把它视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敌。然而知易行难,政府本身就是特殊利益集团收买腐蚀的主要对象,其内部的官僚集团更是把大量初衷良好的公共政策扭曲成扰民害民的工具。近几年的宏观调控毫无效果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三是组织具有广泛性利益的集团与特殊利益集团相抗衡。因为广泛性的利益集团与那些仅代表社会上很小一部分人利益的集团完全不同,它一般倾向于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工人的组织、农民的组织、中小企业的组织、消费者的组织等都属于此类。但是这类组织的发展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使之成为打击特殊利益集团的有生力量,从而可以在现有秩序的框架内采用相对和平的方法解决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
    
    假如以上三种途径,特别是后两种途径由于种种原因竟然没有走通,而国家的发展又不能因此停滞不前,那么也许,重温杰斐逊和毛泽东的名言就成为所有爱国者的责任。那时,现今猖狂得意的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命运将会是最悲惨的,正所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
    
    毛片儿里那个穿着及到大腿根儿的锃光瓦亮的高筒皮靴的娘们儿赤身裸体地骑在老爷们儿雄起的家伙上起伏跌宕哼哼唧唧着:“我爱死你了”…………(此处删去15000字)
    
    不知道丫挺的爱的到底是什么。
    
    内外交困得爱国,百废待兴得爱国,国富民穷得爱国,生老病死得爱国,民不聊生得爱国,饥寒交迫得爱国,世风日下得爱国,体无完肤得爱国,被强制性拆迁得爱国,新三座大山压迫下得爱国,在造假贩私假冒伪劣祸害中得爱国,外资占据中国绝大部分战略制高点得爱国,洋鬼子掏空中国金融得爱国,朱镕基“我是来给美国人民消气的”咱们还得爱国,官方新闻发布会上无可出其右地配备英文翻译从而给所谓文化自觉当头一棒咱们还得爱国,现如今北京市大街小巷老头老太太都要为了劳什子奥运会学习狗日的英语这种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倒行逆施咱们还得爱国,税收增加连个走过场的听证会都没有成就共产党会多税更多咱们还得爱国,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咱们还得爱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咱们还得爱国,贪官污吏无处不在咱们也得爱国,黑砖窑奴隶制度昭然若揭咱们也得爱国,花拳绣腿自欺欺人的官员问责制度中被问责官员悉数东山再起继续风光无限咱们也得爱国,执政党的选举制度还不如花瓶般的人大制度咱们更得爱国,剥夺公民四(知情、表达、参与、监督)权变本加厉咱们更得爱国……
    
    这爱国成了什么?是救死扶伤的法宝?是匡扶正义的家伙?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还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爱国,凭什么?给我一个理由先。
    
    要不然,就是爱你妈的国。
    
    本来嘛,建设好国家,与我何干?与咱们倍受凌辱的可怜的中国人何干?
    
    国家建设好了,不过就是个形象工程嘛。头头脑脑们前呼后拥车水马龙,咱们不更得为此多掏腰包?
    
    何苦。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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