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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泉:与邓伍文先生、景凯旋先生讨论“西安事变”的史料分析问题/民主先声182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15日 来稿)
    昨天(4月13日),我与在南京的邓伍文先生、景凯旋先生等同志小聚,席间,谈到“西安事变”,甚欢。
    邓伍文先生是中共党史专家,目前供职于江苏电视台,邓先生有一言必将传世,“搞国家民主,很关键的一条是宪法得保障反对党的自由。”
     景凯旋先生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日前才有一文问世,得世人瞩目,即南方都市报发表之檄文《民主政治成熟需要六十年?》。景先生所言“民主从来不会造成社会的安全问题”,相反专制才是中国动乱的本源,此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博讯 boxun.com)

    其余诸君恕我不一一介绍。
    席间诸君新闻界、史学界朋友较多,所以必然谈到对史料的收集、披露和分析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谈到两岸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时候,我说:“张学良是中共党员,西安事变是中共策划的,目的并不只是逼蒋抗日,而是逼蒋不剿共。因为从事后的事实看,蒋公一直在焦土抗战,而中共却始终在保存势力”。
    不料我的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邓伍文先生是中共党史专家,他还特别是西安事变史的专家。于是,邓伍文先生对大家介绍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事实。
    现将我收集整理的西安事变“不为人知”的史料提供给大家。目的在于告诫中共,我们要说真话,不要忽悠人民!
    目前中国当局所修之西安事变史,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自行”发动的,中共并不知情。例如,中共党史这样定义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后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蒋介石答应抗日要求,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推动并实现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转变。
    最近发现的张学良东北军司令部准尉司书、一等录事汤宝田的日记里也有张学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记载:
    “十二月十二日,十月廿九戊辰,晴。……下午六时,张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两周之后,1936年12月25日,汤宝田的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叙张学良:“下午4时,张副司令共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另外, 1989年春天,张学良在台湾会见华裔旅美学者唐德刚的时候,谈到了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沟通一事,他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以上所列三个文件,一是共产党说不知情,二是东北军录事文稿说张自言“好汉做事好汉当”,三是张学良本人事后陈述,皆说张学良之西安兵谏与中共无关。
    那么,“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呢?
    张学良在1936年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我列举两个史料,供大家思考:
    一是,前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一文件最早公开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中。这份文献是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到:“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中共)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也许大家要说,这样一份来自共产国际的表示担忧的电报不能证明张学良的身份,好,那我再提供一份文件。我们还发现了一封1936年夏天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将周恩来、甚至刘鼎(共产党派往西安张公馆担任联络员的地下党员)均称为“同志”。
    另,张学良在1936年6月底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申请入党。6月30日,刘鼎将此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报告后,当即就作出同意决定。因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领导,7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张闻天)将此决定正式通知了共产国际。遭遇共产国际否决后,中共中央不顾共产国际否决意见,决定其为中共党员。
    我们再来看看1936年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接触的中共人员到底有哪些?
    第一、李克农,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张学良的剿共部队,李克农奉命联张反蒋。李克农决定从一个特殊的战俘为突破点策反张学良。这个人就是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深得张学良的器重,后被提拔为东北军“尖子团”的团长。经李克农工作,高福源表示愿回去做张学良工作。临行前,李克农向高作了交代,要高不可泄露受中共派遣,先用个人身份试探张的态度,如果张有意,红军即派愿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高见张后,张表示愿意谈判。高随即重返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详细的报告。中央决定委派李克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李克农一行四人1936 年2 月21 日从瓦窑堡出发去洛川与张会见。1936年3月初,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他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化名刘鼎来到西安张学良驻地。3月20日,刘鼎和张学良第一次接头,此后多次在金家巷等处密晤张学良。
    第二、周恩来。1936年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与东北军张学良在陕北肤施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国共联合七项条件。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此事。还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5月12日,周恩来再次赶到肤施和张学良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第三、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共。1926年赴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军工技术与理论。1929年秘密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央特科副科长(科长为陈赓)。 4月10日,肤施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沟通的桥梁。刘鼎于4月26日返回洛川,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珍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军官,以“刘秘书”的身份在张公馆住下。此后,刘鼎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刘鼎在洛川张学良临时行辕期间,不断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告知中共中央。  
    1936年6月底,张学良渐渐萌发了加入中共的念头,他通过刘鼎向中共提出了加入中共的申请。中共对张学良的政治要求极为欢迎,中共在电报中称张学良为“同志”,张学良也在信中称周恩来为“同志”。7月初,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曾就此事请示共产国际,并表示“拟许其入党”,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后中共中央一再争取未果,这样,张学良成为了未经共产国际同意的中共党员“同志”了。
    成为“同志”以后,刘鼎和张学良抓紧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刘鼎拟写了章程,经讨论修改后进行秘密宣传和筹备,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15名志愿入会者于9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会。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在军中发展会员70多人,形成骨干。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请刘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刘鼎即代张学良起草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电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代表前来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
    但是, 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并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从斯大林的这个电报里,可以看出中共当时的思维遭到了苏联的猛烈批判。
    一时间,中共从兴奋中冷却到了极点。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领导人统一了认识。 即“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即以联合抗日的名义“不再剿共”。同时,中共担心蒋介石失约,还派博古(秦邦宪)到西安,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释蒋必须在和谈协议上签字的指示。
    但是,蒋介石拒绝签字。对张学良来说,他所肩负的劝蒋、逼蒋联共抗日的使命已经完成,西安事变的初衷已经达到。他认为蒋介石这种“中国式”的妥协已经足够,如果再纠缠签字之类的保证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破坏和谈气氛,甚至引起内战这样的不良后果。遂决定25日下午亲自送蒋返京。
    事后,毛泽东曾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最后,我再交代一个史料,1993年4月,张学良将自己培育多年的“爱国号”兰花托人转交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窃以为张将军是在表其“爱党”之心。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溘然长逝。
    不知道我提供的这段历史何时才能被中共写进党史。但是我知道,如果中共继续这样不喜欢“说真话”,那么谎言仍将继续。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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