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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倒又风光无限地卷土重来/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14日 来稿)
    
    连续数年,在我国主要大型钢厂与国际主要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中,中方无论如何努力,却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每次均以供方或多或少的提价而告终。一年一度的全球长期协议铁矿石年度价格谈判,成了我国钢铁业无法摆脱的“魔咒”。(2008年4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
     (博讯 boxun.com)

    这是今天网上一则财经新闻的内容提要。这篇洋洋洒洒的文字记述了触目惊心的事实。而在内容提要部分则提纲挈领,以媒体吸引注意力的方式给出了其答案:
    
    钢企大整合,海外大收购,铁矿大勘查——“官倒现象”是铁矿石价格猛涨的“致命伤痛”
    
    嘿嘿。
    
    涉及到铁矿石,我说的已经太多啦。恨不得把国内铁矿石状况与国际上铁矿石三巨头没完没了地说个数遍。
    
    现在,看到铁矿石如此惨状,也实在是果然如此,不这样才叫怪了呢。
    
    而该报道做出的结论,倒是颇有意趣。
    
    “官倒”,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又陌生的词汇。说它熟悉,这是因为它与所有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初那些个年份的人,特别是对于1989年六四事件的成因还有印象的人,都会对其有久违了的感觉。说其陌生,则是因为这个词儿离开我们的语境已经有将近20年了,很多后来才参与社会的年轻人对其历史上真实的含义并不清楚;而人们更习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符号来看待,没有将其用于指称现实。
    
    当然啦,对于官倒,人们还是有着各式各样的归类。民间流传的有关人群分类的说辞,也是将官倒列为首当其冲。
    
    十八等人
    
    一等人是官倒, 出了事情有人保;
    
    二等人是公仆, 游山玩水享清福;
    
    三等人搞承包, 吃喝嫖赌全报销;
    
    四等人干租赁, 坑蒙拐骗带小姘;
    
    五等人是老板, 买空卖空成富翁;
    
    六等人是明星, 挣的票子数不清;
    
    七等人是交警, 缺钱花了卡司机;
    
    八等人是律师, 发财全靠打官司;
    
    九等人大盖帽, 吃了原告吃被告;
    
    十等人是演员, 扭扭屁股也赚钱;
    
    十一等人是工商, 罚了款子兜里装;
    
    十二等人是画家, 画完螃蟹画大虾;
    
    十三等人手术刀, 割了肚子要红包;
    
    十四等人方向盘, 上班下班都赚钱;
    
    十五等人搞个体, 赚多赚少归自己;
    
    十六等人干宣传, 隔三差五能解馋;
    
    十七等人是教员, 山珍海味认不全;
    
    十八等人老百姓, 学习雷锋干革命。
    
    ……………………
    
    当然啦,也有人并不认为官倒是第一位的。
    
    陈 东:你们的世界,你们的梦想
    
    2008年的北京奥运半年之后就会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下进行。但是一众高官们的世界和梦想是否同平头百姓的世界和梦想一致呢?这是值得探讨的。在北京奥组委的网站上,有文章介绍它们的「五个坚持」的办奥运方针,其中一个即是「坚持节俭办奥运」。节俭?到今天为止,北京奥运为了建造超豪华的场馆,已经花了38亿美元,是史上最贵的奥运!而八年前的澳洲悉尼奥运才花了15亿美元,是人家的两倍以上。怪不得北京奥运开幕典礼的最高票价要一万元。虽说一些较为普通的比赛的票价是一百元,官方还说这是普通消费者可以负担的价钱。然而这对于月薪只有一千元上下的一亿五千万民工来说,他们还是花不起这个钱的。当然,也不能说官方讲得不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民工,或更准确地说,农民工,本来只被视为纯粹的进城打工机器,并不期望他们的工资会用来支撑城市消费。四千万下岗的国企工人也是这样。所有这些人,他们的世界是赤贫世界,他们的梦想不是去买票进场看奥运、感受奥运的「团结、友谊、进步、和谐」,而是有一份稳定工作,自食其力。
    
    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算算账
    
    今年奥运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卅年。即使是官方传媒,到今天也不得不扭扭捏捏地承认,高速的经济增长牺牲了劳动者和环境。但是到今天他们同样死不承认他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而且是一种高度野蛮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1990年代以来,在官方遮遮掩掩之下,中国经历了三波没有正式宣布的私有化浪潮。首先是把国企(主要是中小型国企) 卖光,或者把大型国企改造成股份公司。这波私有化也通过欺骗工人入股和所谓住房改革,把工人的毕生积蓄也顺道私有化了。第二波私有化的对象是城市土地,包括国企的土地。第三波私有化的对象就轮到农民的承包地了。为商业目的而强迫征地一直都有,但是近年和以前不同的是,官商的胃口越来越大,导致农民的反抗也趋于激烈。十年来,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已达四千万人,预计十一五计划期间每年再增加300万 。[1]官方也承认,农民从征地受益中仅得5-10%,其余都落在官商口袋 。[2]就这样,工人被掠夺了,农民被掠夺了,而官吏和资本家却发了大财了。只要看看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就可知一二。在下表中,这个比例在1980年的时候才占17%,已经够低,可是,这个比例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开展,而不断再下降,到2004年只有不到11%。世界银行在2007年2月的中国经济季刊中也提到这点。[3]对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密集产业仍然占主导的国家来说,显得特别不正常。另一个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近年已经达到或者超过0.5,表示中国从卅年前的低度的贫富悬殊变成现在的很高。钱跑到哪里呢?当然是官商的钱包。事实上同期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4]这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梦想。十年前有一首顺口溜最能体现这一点:
    
    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
    
    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
    
    三等人,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
    
    四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人,交警队,马路旁边吃社会;
    
    六等人,管车船,马达一响就要钱;
    
    七等人,当导游,年年月月吃回扣;
    
    八等人,干个体,宰了老张宰老李;
    
    九等人,当电霸,不给好处就抽闸;
    
    十等人,手术刀,拉开肚皮要红包;
    
    按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工农是那么贫穷,以致私人消费无力,国内市场狭窄(单靠有钱人的消费不足以支撑全国消费)。上述的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国内消费长期下降,可以从工资占经济比例长期下降找到解释。另一方面,累积了巨额财富的官商,除了自己的奢侈消费之外,都把钱花在积累资本上面,所以中国的私人消费占国民收入不断下降,而资本形成率却不断上升,近几年都超过40%。这个数字要比美国的不足20%高一倍多,也冠绝所有主要亚洲国家。[5]积累与消费的不平衡造成了长期的制造业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亦即生产过剩。中国工农买不起,就让老外来买吧。这就是中国二十年来拼命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外贸依赖度近年已经达到70%,对于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而言是很不正常的。不止如此。有钱阶级的钱越多,胃口越大,越不能满足于国内市场,这样,光是出口货物已经不够解决资金过剩的问题,更需要出口过剩资本。这就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局部原因了。过去几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都以倍数增长,天文数字的中国资金,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跑到境外横冲直撞。1996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还是债务国,净欠1230亿美元外债,等于国内生产总值15%﹔到了2004年,中国就变成净债权国,在国外有净资产1316亿美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8%。而同期印度始终是净债务国,外债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9%。[6]中国大量对外投资首先冲到香港﹔香港的股市和房地产没有了大陆资金的支撑,就要大大下跌。澳门也一样。当中国农村由于缺乏资本投入而陷于破产,当中国西北和西南部也有同样问题的时候,中国官商却拼命输出资本。
    
    经济发展到了瓶颈
    
    对于官商而言,这种以压制工农为代价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是过剩资本的出路,也是他们把贪污所得合法地换成国外银行存款和物业的方便之门。但是这种模式的代价,除了人民日益处于水深火热之外,就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危机正在酝酿。首先,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由于各种初级产品的供应不足而越来越无法支持﹔从石油,铜铁一直到许多农产品,现在都日益依靠进口,而进口价格都在飞涨。农业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民以食为天。由于政府的长期忽视,导致农业投资低得惊人,七亿农民只分得2-3%的全国投资。这是农业生产落后,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村官和乡官的剥削下的农业小生产,越来越无法支持高速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粮食就是这样。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近年跌破95%的警戒线,只剩91%,其余仰赖进口。以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日益加深依赖进口粮食,对中国、对外国都不是好事,因为中国一年的谷物消费量已经是国际市场一年交易量的两倍。[7]中国粮食进口日益增加,难免会造成通胀和国内外粮价的大幅波动。事实上这个情况已经开始。还有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在面临短缺,那就是劳动力。越来越多专家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很快会结束。官方统计一直说农村还有1.5-2亿剩余劳动力,但是去年9月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季报引述几位专家,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只有4千万。劳工短缺是近年名义工资提高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8]这种状况也增加劳工的维权信心。共产党知道危机四伏,然而,在自己的短期利益的诱惑下,官吏们还是笔直地沿着旧路(出口导向、放任官商掠夺式经营)走向危机。世界经济都在冷却,只有中国热火朝天,股市与房地产正在酝酿巨大的泡沫。中央感到危机,不断想冷却经济,但是都没有效果,以致被讥为「政令不出中南海」。共产党能够控制人民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它越来越控制不了的,那就是它自己。它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官吏的贪污腐败,更无法控制住他们现在要拼命逃资的冲动。过去一段时间,党内部分高官和一些金融龙头大哥一直要中央开放资本管制,去年更企图用既成事实来不断逼迫中南海开放「资金自由行」,让他们可以合法把资产转移到境外,首先是香港。其实,现在的资本管制早已大大松懈了,地下银行天天把数以亿计的钱在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之间非法汇来汇去,投机倒把。如果中南海最终开放「资金自由行」,那么,中国的金融危机要么不爆发,一爆发就会难以控制。而在严重经济危机下,要镇压工农的反抗就不会那么容易了。这也是官方最为恐惧的。现在,在珠江三角洲,民工的罢工无日无之。农民为反征地而「打扁担」也越趋激烈。如果再发生经济危机,而官商企图把危机转嫁给工农,这时候他们更不可能逆来顺受。
    
    新政,何新之有?
    
    中南海是感受到危机的,特别是来自劳工的反抗,所以他们近年来对于过去过分掠夺工农的政策多少有点调整。去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就表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在劳工政策上,当局推行的劳动合同法和提高最低工资,都被认为是维护劳工的措施。在农村政策上,陆续推行的改良有:废除农业税,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在纸上作出承诺之后几十年),还有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即国家增加对农村的投资。不过,所有这些措施都只是对原有的发展模式的小修小补,而非根本改革。其次,这些经济改善对于工农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的最低工资根本太低。国外的最低工资至少是平均工资的四到六成。美国是五成,法国是六成。可是,中国的最低工资一般只有平均工资的二成多。[9]所以,即使近年来提高了最低工资,最多只是追上物价(其实仍然追不上),对工人来说谈不上是什么显着改善。就农村投资来说,从以前的二千多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397亿和2007年的3,917亿元,当然是较大的增幅,不过平均到农民,其实每人不到600元,占全国投资只有几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究竟中央的政策能否在基层政府得到落实?工农自己心中有数。农民早就有句话:财政支农两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由于没有民主监督,农村投资往往不是被贪污,就是被挪用作形象工程。民工呢,也都知道保护劳动的法律再好再多也无用,因为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执行的兴趣。他们只有在法律是限制劳动者的公民权的时候,才有执行的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工人再也无法忍受资本家的非法剥削而被迫罢工、游行的时候,政府都迅速派出防暴警察去镇压工人。工农在财富分配中居于绝对劣势,不多不少,要从他们连反抗最残酷的剥削的权利都被剥夺中去找解释。
    
    中央难道不知道这个事实吗?它当然知道。而且是它把压制工农的政治自由始终当成主要国策。人民的公民权,例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等,只是纸上的权利。工人的罢工权利从1982年的宪法中删除之后,连纸上的权利也没有了。工农由于被根本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等于被剥夺了自卫的权利,任由官商鱼肉。即使到了他们忍无可忍而自发反抗的时候,国家机器的铁靴就会重重踏过来。除了硬的铁靴,还有软的制度性歧视。中央在1958年通过新户口制来剥夺农民的迁徙自由和平等公民权,到今天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如果中央真的关心工人,关心农民,就请首先恢复他们的平等公民权罢。
    
    个别「新左派」---其实是民族主义者---大力为中南海的「新政」喝彩。但是这个「新政」的局限其实一眼可以看穿。「新政」最多也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微小改善(落实时还要大打折扣)。工农最迫切需要的政治权利,它始终没有恢复。这种政策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胡萝卜加大棒啊。奴隶主可以忽发善心,多给奴隶几片面包,但决不会恢复奴隶的自由。奴隶自由了,奴隶主喝西北风啊?那些为「新政」喝彩的人,其实是因为自己奴性未除,以为人民多吃一片面包,就是德政了,就该山呼万岁了。这些人还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呢。不过,你也不能说他们错,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社会主义,那就是父权社会主义,或叫做包办的社会主义。按照这种社会主义,共产党官吏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是绝对不能容许人民动手为自己服务。人民只能够乖乖坐着,不要乱说乱动,继续「相信党,相信政府」,静候领导来服务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还是一样,懂吗!如果领导一时忙于为自己服务,没有为人民服务,人民啊,闭嘴!坐好!所以这一类社会主义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没能多发几片面包给劳动人民,但是很少批评统治者剥夺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政治权利,更少直接主张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运动去拿回自己的权利。那不是简单因为身处国内有口难言,因为这一类社会主义者即使身在国外也犯着同样毛病。
    
    大棒政策下的维权运动
    
    虽然对官吏来说,什么主义,什么时代都一样-----一样由他们当权-----,但是工农的看法毕竟同从前不一样了。他们相信党相信了几十年,到最后却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自己被剥夺到一无所有,这时还能相信下去吗?然后再到委曲求全才能够找到被老板残酷剥削的机会,再到流尽汗水却被骗工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爆发怒火了。他们的确慢慢从消极中苏醒过来。在出口加工区,罢工简直不再是新闻。「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工人自己从实际斗争所总结出来的教训。
    
    但是,只要他们无法组织,自发的罢工再多也不会威胁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体制。所以在南方,政府官员现在也不像从前那样恐惧自发的罢工了。没有持久的组织,所有自发罢工都是旋起旋灭。对,只要工人无法组织,官商就不用害怕。可恨的是,总有那么一批狗抓耗子、多管闲事的维权分子,要促进工人搞什么维权组织。所以,对它们必须用上大棒打压。所以,近年政府对于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只有升高没有降低。过去两年,广东省已经关掉了好几间劳工服务中心 。此外,还有:
    
    1. 中山大学的〔民间〕杂志(同情工人的刊物) 被勒令停刊﹔
    
    2. 北京的〔中国发展简报〕本已非常温和,但是去年中被勒令停刊﹔
    
    3. 百姓杂志网站和中国诗歌网站被关﹔
    
    4. 被称为新左派的读书杂志的主编汪晖被撤职。
    
    这个黑暗社会似乎还嫌这一串名单缺少色彩,所以去年底就为一个由香港团体支持的深圳劳工服务中心添加腥风血雨。中心的登记人被来历不明的凶徒斩断腿。当地警察虽然在场但没有制止。中心职员估计是因为他们积极向工人宣传劳动合同法,教导工人不要被资本家欺骗,而遭到报复。事后他们呼吁当地警察部门公开谴责暴力行为,但是后者毫无反应。
    
    如果共产党真的要做到权为民所用,那么就请它恢复工农的起码的公民权和一切政治自由,铲除一切侵害人权的恶法和恶势力,确保工农可以有自卫的公民权利。只恐怕它没有这个打算。但是,没有又怎么样?共产党禁止工人罢工,但工人还是罢工罢得起劲。毕竟,卅年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已经走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酝酿着全面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危机的阶段。工农正在觉醒。他们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共产党的梦想不是他们的梦想。他们早晚会明白得靠自己的集体奋斗,自己的运动,在社会平面同资产阶级自由较量,才能扭转目前财富分配完全偏向资产阶级的局面,才能获得一个劳动者不受剥削的世界。工农的经济要求将会和政治自由的要求并驾齐驱。工农要发展巨大社会运动,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共产党其实不用太担心北京奥运期间会出现1988年南韩奥运那种奇景:场内举行奥运比赛,街头举行警民大冲突。工农的运动需要时间。但是它在地下的种子已经发芽,早晚要固执地破土而出。套句老话,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注释:
    
    [1] 新华网2006年7月24日。
    
    [2] 地方政府占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发商占40-50%,详见南京市国土资源局网站。
    
    [3] http://www.worldbank.org.cn 该报告指出,工资占GDP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1.4%,而同期美国高达57%。这些数字同正文所引的不同,因为世界银行报告所谓「工资占GDP比例」,应理解为「工资占GDP的增加值的比例」,也是通行的方法。但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只追溯到1998年,没有涵盖整个改革开放期。本文为了探讨整个改革开放期的工资占经济比例长期下降的问题,而中国有关GDP的增加值中利润与工资的比例的直接统计数据并不完整,所以只好在下表中直接用工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长期下降趋势。
    
    [4] 2007年企业蓝皮书指出1990-2005年企业利润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2007-11-23。
    
    [5]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y, He and Kuijs,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Paper No.7
    
    [6] The External Wealth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Sheet Perspective, by Andrew Sheng and Allen Ng, Jan 2008.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P.4.
    
    [7] 〔粮食价工资飙升,令通胀持续〕,明报,2008年1月14日。
    
    [8] 中国经济季报,2007年9月,17页,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9] 据南华早报所载(2003年12月8日),1993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四成,但是由于常年没有随物价调整,到了1999年下降到只有23.8%。近年最低工资虽有提高,但它仍然只相当于平均工资的二成多。
    
    ……………………
    
    呵呵。
    
    很是义愤填膺吧。
    
    对于北京奥运会,自打丫挺的开始申办那当口,我就公开反对,声称这只能加剧中国贪污腐败,并且使得区域之间不平等的状况愈演愈烈。当时,周围人都很是不理解,认为我过于偏激。
    
    北京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维权群体主张应该加上一个“同一个人权”,而上文则认为,这个口号充其量只不过是你们的世界,你们的梦想。这里所说的你们,当然是指中国当局了。
    
    毛片儿还在继续着。穿着锃光瓦亮及大腿根儿的高筒皮靴的女郎唧唧歪歪地哼哼着,让人情不自禁。
    
    陈良宇虽然拒不认罪,但也保住了性命,判了18年;而张荣坤则被判了19年。北京的海淀区周良洛则被判了死缓,他老婆则是无期。
    
    好玩吧。
    
    穆军给我发来的著名律师浦志强写的有关郑筱萸被执行死刑的事的评论。
    
    mujunchina
    
    2007年7月13日 22:19
    
    Fw:我看郑筱萸之死
    
    ---------- 转发邮件信息 ----------
    
    发件人:"*****@******"
    
    发送日期:2007-07-11 13:32:46
    
    收件人:
    
    主题: 我看郑筱萸之死
    
    死得其所和不得不死(定稿)
    
     ——我看郑筱萸之死
    
    从5月16日的一审开庭,到当月29日的一审论死,再到6月22日的判决生效,随后又经过了最高法院的核准程序,赶在今天上午便能交付执行,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转眼间便已作古,前后还不到两个月。在我的印象中,能在半个月走完一段“程序”,有幸享受如此便捷“服务”的高官,除了雇凶杀妻案的河南省副省长吕德斌,恐怕也就只有郑筱萸了。果真是“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死刑复核权的收归最高法院,既没能让邱兴华多捱过一个新年,也没能在郑筱萸大限降临之前瞬间显灵,“刀下留人”的奇迹,到底没有发生。
    
    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筱萸(小雨)来得正是时候”。最高当局如此快刀斩乱麻,将郑筱萸一杀了之,在短期内固然能收到震慑之效,却也让郑案的所有正当程序,处处难逃具文之讥。郑氏想必意识到了自己在劫难逃,否则便不会授权律师悍然公布行贿者的名单。直觉告诉我,表面上正当程序背后的推手,便是当局彰显反腐决心的急迫心情,是杀掉个把贪官以平息民愤的惺惺作态,也是杀鸡给猴儿看的一厢情愿。只不过早就在期待着贪官倒霉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公权力杀人,从来也不会简单到只是一幕喜剧。
    
    各界表现出了普遍的欢迎,民间自然是处处叫好,学界竟然也频频颂圣。似乎杀掉郑筱萸能一举多得,既彰显最高当局的反腐决心,又能给贪官们以当头棒喝,“痛下杀手”后的重振纲纪,恍惚指日可待了。想必郑氏的众多旧部,其中亦不乏曾经百般攀附之辈,如今也纷纷谴责郑氏让整个系统蒙羞了,不仅丝毫不念老领导开创药监事业的功绩,更不敢反思郑筱萸走到今天还有若干体制原因,似乎郑氏之死一概与他人无涉。只能说和谐社会世风日下,遥想当年以董卓之恶暴尸街头,身后尚有蔡邕伏尸饮泣念其知遇之恩。倘若郑筱萸泉下有知,也会慨叹自己何以会如此萧索。
    
    如此说来,虽说郑某人死得不服,但想想权当是在为齐二药、奥美定、欣弗的万千受害者谢罪,也只好心下释然一了百了。但假如郑筱萸该死,我敢说恐怕在位者几乎无不该杀。我只是担心,真照这样一路杀下去,恐怕在阴曹地府里很快便能凑齐一届新的内阁——想想眼下这三千名省部级官员,个个儿屁股难得干净,乌纱帽又都连着各自吃饭的家伙,还真说不准下一个就会轮到谁。
    
    郑筱萸的不服气,不是他罪不至死,他也的确罪孽深重死有余辜,而是在于他被当成了反腐大戏的祭品。通过这套移花接木的把戏,郑案中玩忽职守罪的恶劣影响,被偷换成了受贿罪中的“情节特别严重”。如此这般的隐情,是因为就算情节无比恶劣后果极端严重,用玩忽职守罪无论如何也要不了他的命,而受贿罪虽能论死,量刑标准却主要应当凭“数儿”说话!既然谁都在收没人不收钱,何况“收钱也是为了送”,既然“千里为官只为财”,而党员是人官员不是神,既然按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低费率”收的还不够送的,一想毕玉玺修路收了六千万还活得好好的,再想想多收了不少钱的马德韩桂芝还在颐养天年,“组织上”单拿自己的脑袋“彰显反腐决心”,郑筱萸做不到慷慨赴死以大局为重,也在情理之中,他咽不下这口气。
    
    说到底,郑筱萸既非死于受贿,也不是死于玩忽职守,他死就死在自己倒霉,他是坐错了一把椅子。郑筱萸不该在药监局局长的交椅上受贿,更不该在事关公共医药安全的敏感岗位上玩忽职守。但是话又说回来,腐败只能靠山吃山,书记卖官组织部卖顶戴蔚然成风,商务部卖配额市长卖工程前腐后继,法院没的可卖便只能卖卖判决书了。既然郑筱萸职责所在只管药监局这摊事儿,吆喝着这个不卖这个恐怕也就没的可卖了。换句话说,倘若郑局长开着药监局的买卖,却整天吆喝着向江湖游医兜售开业牌照,丝毫不顾及卫生部张文康高强部长大人们的内心感受,或者异想天开想吃吃国家大剧院设计师、承包商和材料商的回扣,那才能叫玩忽职守和严重不负责任。赶上了反腐倡廉的风口浪尖儿,手底下频繁出事让和谐社会只配构建在地缝儿里,逼着人民法院这回不得不把死刑判决书卖给中央政府,于是乎倒了血霉的郑筱萸郑大局长,便只剩下了死路一条。
    
    郑筱萸虽然死了,既不是优秀党员更没能经受久经考验,但我们至少得说,他并不比别的同志坏,而且他一定不是那个最坏的同志!作为死在曹操刀下的一位小仓官儿,郑筱萸之死可谓死得其所和“死得伟大”——只要他的死能让曹操感觉划得来就足够了。他的难逃一死,缘于他的不得不死。
    
    但是,公正不仅应当体现为程序上的公正,而且还需要表现为结果上的公道,量刑也只有顾及到底线的平衡,才能不至于有伤公道。只可惜“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事已至此尘埃落定,恐怕也只好认了。可以肯定的是,郑筱萸并非第一个死于国事的高官,假如权力不受监督,那么他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仓官儿”。“杀了郑筱萸,自有后来人”,可以断定,转世之后的郑局长,两三年后又会是一条好汉。
    
    浦志强 2007年7月10日
    
    ……………………
    
    嘎嘎。
    
    我一直认为,郑筱萸死得冤枉。去年我就此胡说八道了不少。
    
    现如今,陈良宇、周良洛们的下场也佐证了,委府“借项上人头一用”的把戏。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人们怎么说来着?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风水轮流转,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中央党校周天勇们号称还要继续改革开放至少30年,这不留出河西的空挡了嘛。
    
    说到空挡,怎么就让人想起了裤裆和里面的大腿根儿。
    
    你丫老不正经的。
    
    今天的消息说,博鳌论坛上,来宾谈论的焦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
    
    还吹呢。
    
    陈永苗说,给改革判一个死刑。他还说,改革就是世界末日。
    
    我感觉这是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也能够像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给毛泽东三七开那样,给改革开丫挺的一家伙的话,会是什么结果?
    
    甭听什么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后退是没有出路的等等的鬼话,还是扪心自问,改革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果不如此极端地盖棺定论的话,至少可以从改革到底给中国以及咱们带来了什么?就一个委府在公共产品与服务上全世界倒数第一?还是透支国民健康、生命、以及资源和环境而取得的所谓经济增长?就是黑砖窑下面的世界工厂?就是当前奥运圣火在全世界成为过街老鼠?
    
    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人做出了具体分析。
    
    李北方:各社会阶层的位置变动与固化
    
    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政治革命和全面的社会革命的国家,相对保持稳定的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变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较小。但在中国,政治走向是重构社会的最重要力量。邓小平的南巡以及随即展开的政策取向调整使中国的改革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激发出了巨大的活力,创造出了难以尽数的财富,同时也终结了1980年代普遍受益的改革,社会各群体不再以相近的比例分享增长的成果,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划分渐趋明显。经过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原有的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重新审视社会阶层分化不但成为学界关注的主题,也是国家政治不能回避的了。
    
    作为影响社会结构的变量,国家政策自邓小平南巡以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2002年的十六大召开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为分界,在取向上有不小的变化。但细审之可发现,政策取向对阶层分化的影响作用在减弱,已经成型的既得利益阶层具有了对抗政策的力量,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变得艰难了。
    
    分层理论的变革
    
    改革开放的30年,是经济上总体成功、思想上总体失败的30年,中国的知识界迄今没有生发出可以解释中国改革独特经验的理论,包括阐释社会分层的理论。各个研究社会结构变化的学者都在借鉴和发挥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使其蒙上一层中国特色。
    
    分析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主要有两派,即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前者是中国人都熟悉的,马克思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剥削他人劳动的能力,将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改革之前的新中国大体是遵照马克思的理论划分人群的,同时在两大阶级之外也承认某些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比如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阶层,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韦伯的社会分层观点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从更广泛的视野下审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他提出的衡量阶层地位的三个要素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
    
    由于改革开放的部分合法性是部分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此前的阶级斗争史的否定之上的,也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对阶级斗争的厌恶和回避,如今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划分理论沿袭了韦伯学派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分类法被抛弃了。以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为首的课题组的《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就承袭了韦伯的理论,并将韦伯的三个标准改变为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的概括,社会学界有四种主要的分层理论,一是陆学艺等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理论;二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的“断裂社会”理论;三是李强本人提出的“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指占社会绝大部分的人口处于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各阶层占人口的少部分,他们构成了直立的柱状形体;四是孙立平和沈原联合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观点,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阶层并非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个规范性的概念,当谈到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占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动时,指的是总体上的情况,并不能保证没有遗漏。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专业化的加强,阶层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细,这使得阶层描述变得比以往困难。如,孙立平教授就指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被使用得越来越少。改革之初,知识分子被视为一个共享某些特性、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的群体,但近年来知识分子分化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进入市场的和没有进入市场的,难以再使用统一的标签。另外,阶层的归属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划分阶层的客观也是学者主观建构出来的。任何对阶层变动的描述都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但借用理论视角,继续使用原有的分类,还是可以看出阶层利益关系的相对变动。
    
    获益群体
    
    一个获得广泛共识的趋势判断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的精英结成日益紧密的同盟关系,主导了改革的走向和利益分配的流向,他们一起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获益集团。这种官学商一体化的格局是在1992年以后才出现和巩固的,由原本在改革中各有得失到一边倒式地获利,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
    
    1990年代初有过一波官员下海潮,回过头去看,很容易理解市场中的机会对那个时代的官员的吸引力。1980年代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创造了利用行政资源获利的机会,产生了所谓“官倒”的现象,但影响面并不大。反而是个体工商户等原本就是市场中的主体抓住了机会早早致富。在政府内工作并不意味着高收入,这刺激了那一拨的官员下海。
    
    1992年之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理念上的合法性来源之一是利用市场力量冲击政府权力,通过给社会松绑以制约无处不在的国家影响力,与此同时,国家从竞争性的经济领域逐步撤出,减少干预,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化。这些在表面上与198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诉求大体是吻合的。但是,虽然有这层理论上的包装以及某些实质性的行动,如大量减少行政审批,却无法影响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即这种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由国家主导的,而不是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演进。随着能量的释放和蛋糕的做大,政府权力虽然不似改革前那种全方位的,但权力的价值却大大增长了。在以经营城市、土地批租等方式重新介入经济领域的同时,贪腐和寻租的机会也比以前增加了。陆学艺带领的课题组将“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列为十大阶层之首,说明组织资源仍是最“值钱”的。另外,从公务员考试的火爆,报名与录取将近40:1的比率也反映出政府工作人员的实际价值要远远超出已经数次增加的公务员工资。
    
    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构建者。他们并非不清楚这种市场经济的本质,而是已经切身卷入其中,成为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利益相关者。知识分子群体曾是一无所有的,但改革之初,尊重知识就被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给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种尊严感,知识分子获得了作为韦伯划分阶层的三个指标之一的社会声望。但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满足,他们抱怨“脑体倒挂”,对卖茶叶蛋的赚钱比研发导弹的还多的情况颇多怨言。1992年之后,在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和市场经济大潮提供的机会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知识分子不再枯坐书斋,不再强调知识的社会责任,而是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将拥有的知识转变为资本。
    
    经济学者一马当先,走在了最前列。在每一轮利益重新整合的运动之中,都能听到经济学者的辩护词,国有企业改革中有经济学者的“国有资产无主论”和“吐痰论”,发展股市时有“包装上市论”,发展房地产时有超前消费论。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一边满怀嫉妒地批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边以自己的方式将知识变现。随着校办企业的勃兴、扩招和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的设立,学术机构越来越像公司一样在运转。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总体上实现了脱贫,成了高收入阶层,但在获得财富的同时损失了社会声望。虽然知识分子有“北大教授没有汽车别墅,就是改革的失败”这等自我辩护,但这只能进一步加深大众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印象,民谚中所谓老百姓最痛恨的三种人是“白狼、黑狗、眼镜蛇”,眼镜蛇即指知识分子。但是这种道德参数目前还成为不了衡量社会分层的标准,社科院课题组用“文化资源”替换了韦伯定义的“社会声望”,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也显示了当下对于人评价标准的单一,一切以是否能转化为财富为依归。
    
    在官学商一体同盟中,商业精英的地位攀升幅度是最大的。商人以赚钱为天职,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获得回报并不足奇,但他们同时被赋予了过度的社会声望。在媒体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说法是,富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富人的话穷人的生活也不可能变好。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财富创造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各自的贡献,不是把二者看成同等重要的经济要素,而是把前者描画为后者的救星。从改革之初还有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的危险,到如今走上神龛,这简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令世人侧目的是其总量的增长,迄今没有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和世界级的企业家浮现出来。对改革前经济存量的释放和对大量剩余劳动力超负荷的压榨是大部分商业精英得以凸显的秘密,可以说是为数众多的普通劳动者的血汗撑起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天空。在参与世界经济链条的过程中,中国以人海战术获得了一席之地,如果将这比作一场战争,那么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一群不称职的指挥官。他们之所以获得正面的形象,原因在于与之结盟的知识群体的代言。作为以此获得利益的代价,知识群体丧失了自身的道德形象。
    
    与此同时,执政党在“三个代表”理论下向商业精英敞开了大门,大量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获得了组织资源。在江浙等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占据了人大代表中约六成的席位,相应地,工农代表的比重则越来越少了。
    
    受损群体
    
    政治、经济、文化三种精英的一体化,使近十多年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赢家通吃的局面。孙立平教授指出,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那些初衷是为改善低收入人群生存状况而在利益分配上向他们倾斜的改革措施,最终也会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走样,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体。
    
    在这部分既得利益群体之下,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之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升,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一度缩小。但随着改革转向城市,被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92年以后的改革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不但国家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向城市,农村的资源——经济的和文化的——也以各种方式向城市聚集,农村的凋敝全面化了,三农危机凸显出来。没有权力,没有钱,也缺少知识,农业劳动者阶层在社科院课题组的分类中被排在第九,仅高于“城乡失业、半失业阶层”。
    
    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从而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群体。在任何一个向现代化转化的国家,城市化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农业劳动者向城市转移,从而降低农业劳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很多研究者的视野中,农民工不再被视为农民的一部分,而是被归入城市产业工人,可是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慷慨。两亿农民虽进了城,但没有“化”入城市。抛开户籍等政策性因素,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所得根本不足以让其在城市真正安身,绝大多数人只能寄居在工棚,其子女亦不能在城市接受教育。
    
    工人也是一个含意略显模糊的词语,这里仅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改革转入城市之后,工人也曾有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期,随着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在承包制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水准有所提高。1990年代以来,集体企业大量破产,国有企业则在明晰产权的旗号下进行了全面的改制。对于工人来说,改制即意味着下岗、买断工龄,作为“包袱”被甩掉;意味着在中年失去工作和一切社会保障,生活陷入困顿,大部分人再就业遭遇困难。在十阶层分类法中,工人(含农民工)被列为第八位。
    
    以工农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遭遇的损失是全面的,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损失,还有社会声誉。“劳工神圣”的大旗被高举了近一个世纪,1949年之后,工人阶级成为了国家的统治阶级,农民则是其同盟军。在国家进行工业化初期积累的阶段,工农虽在低工资和剪刀差等政策下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其正面的社会形象从一个方面对此予以了补偿,被全社会褒扬和学习的是王进喜、时传祥等最基层的劳动者。学校教育学生,对工农的称呼是“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但1990年代以来,这样的认识被彻底颠覆了,如前所述,商业精英在经济学者和媒体的阐释中享有了增长的全部荣光,劳动者被视为“廉价”资源的一种,被置于同其他生产资料相等的地位。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尊严感丧失殆尽。农民和民工变成了形容词,“你真农民”,“你这个民工”是被使用频率很高的贬损人的话。在大众文化中,对他们的贬低和嘲弄屡见不鲜,收视率最高的春节晚会上,时常出现的农村人的形象是这样的:他们思想愚昧、着装滑稽,其存在的意义需要他人的确认;在对城市生活充满了渴望的同时,对自己的身份满怀鄙弃。
    
    社会分层的稳定化
    
    1949年以来的若干次政策调整都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分层,如改革前对城乡的划分,对人民群众和阶级敌人的划分等,改革后对这种二元割裂的打破和在此基础上的重新分层。1980年代是社会活力被释放,阶层位置调整最活跃的时期,阶层间的通道是开放的,且各阶层有所得亦有所失,赢家通吃的现象并不存在。一个原本无所事事的城市闲散人员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个体户,拥有令人羡慕的“万元”财产。《中国青年》杂志在198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个体户被认为是收入最高,同时也是社会评价最低的阶层。
    
    然而,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呈现了不同的局面,作为赢家的官学商等同盟阶层通吃了改革进程带来的好处,作为失败者的工农则被甩出了社会结构之外,成为发展的掉队者。阶层划分一旦稳定,阶层便具备了再生产的能力。商业精英可以通过继承将财产传递给子女,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虽不能直接将掌握资源传递给后代,却足以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是底层上升的最大通道,也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高教改革对底层不利,随着大学扩招,来自农村的生源在数量上没有减少,但占入学总数的比例却下降了一半。贫困家庭为了教育投入巨大,可是“毕业即失业”的就业状况让贫困家庭通过上大学改变处境的希望落空。
    
    阶层间的通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这轮阶层分化调整的结果趋于稳定化了,以致于有使政策变量失效的迹象。十六大以来,本届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但1980年代那种重新整合却没有出现。无论是新农村建设、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和低保,还是清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为农民工上社保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对已经稳定化的社会分化做出冲击和重整,只能起到让这场赛跑的掉队者不要彻底堕入无底深渊,对他们予以基本帮扶的作用。
    
    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导致了贫富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分层的现象,但是当下中国的阶层分化呈现出的是一个明显的鸿沟。断裂的社会可能导致断裂的经济链条,为中国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另外,大多数底层和少数精英之间存在对立情绪,群体性冲突时常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分层期待更有力和更有效的公共政策进行调节,这也是公众对十七大的期许。
    
    ……………………
    
    按照邓小平的路数,现在改革导致了贫富分化,那么就板上钉钉地应该说是改革失败了吧。
    
    可是当局绝不能承认这一点。因为否则的话,就意味着其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这也是为什么在毛泽东思想被只字不提之后,紧接着就是邓小平理论。剩下的呢?就是从以钱为纲的江泽民开创的那个什么仨代表,然后接着什么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公众对十七大的期许,结果呢?贪腐实力继续当道,民不聊生愈演愈烈。
    
    进入今年,雪灾、台湾入联公投、台湾大选(要是说马英九上台对大陆是件好事,那才叫有眼无珠呢,当然,这于此不赘)、藏人闹事、奥运火炬在全世界被围追堵截……
    
    流年不利啊。
    
    腐败吞噬社会财富的速度惊人
    
    公共品不足的表象与现实
    
    香港时事评论员 林贡钦: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把公共品定义为,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或服务。
    
    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是,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则该产品效应覆盖范围和区域内的消费者人数多寡,与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成本的变化无关,即新增消费者引起该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
    
    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是,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管该提供者是否愿意让其它人也消费该产品,在该公共产品的效应覆盖范围和区域内,任何人都能够"消费"该产品。典型的公共品是灯塔和国防。
    
    近有中国国内学者针对内地日趋严重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医保,甚至供水、供电、供油、供气等不足的社会问题提出,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从私人品匮乏转变为公共品匮乏。敝人不敢苟同。
    
    我认为,如果要说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应是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巨大垄断与广大民众共享社会财富和改革成果的强烈诉求的矛盾。从以下两方面论证。
    
    一.公共品不足只是表像
    
    公共品不足只是表像,它掩盖了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即对公共品的巧取豪夺。
    
    目前中国内地出现的因公共品不足引发的这难那难,对少数富豪和强权组成的利益集团来说根本就不难,因为不足部分可用金钱或权力与私人品交换;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含金量低且数量又少的可怜的货币收入无法交换到所需的价格日益暴涨的私人品,只能减少或抑制需求。人们不禁要问,公共品到哪儿去了?
    
    1. 社会财富增长快速是公共品生产的首要条件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05年中国GDP总量达22257亿美元,自1979年以来,以每年9.6%的速度增长。据非官方的数字表明,2005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约为3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约28倍。
    
    同期中国人口从1979年的9.7亿增加到2005年的13亿,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从1979年的11.61‰下降到2005年的5.89‰。
    
    过往由国家沉重负担的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城镇居民的住房和就业人口的医疗等包袱已甩掉。2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
    
    这都表明,改革开放近30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国民收入也大有提高,与我国历年比较,可谓国富民强,是历史最好时期。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构成公共品生产的首要条件。
    
    2. 非生产性支出和投资比重过大
    
    据>2006年2月9日的一篇文章披露:中国财政支出中最容易膨胀的部分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占财政总支出将近50%,而美国仅占17%。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实利益的部分,成为中国财政支出中最不容易膨胀的部分,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
    
    2005年中国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约7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40倍多;行政管理费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今天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6%
    
    3. 腐败的成本巨大
    
    国内报端不时披露,中国每年公款吃喝的招待费1000亿人民币,公费旅游和考察2000亿,公车消费3000亿。豪华办公楼,越盖越多;公务员超编,冗员难减;公款送礼,屡禁不止。所耗费用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要多。
    
    《财经》杂志披露,"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受理了148种。">登载>一文指出:国家药监局每年受理的"万种新药"当中,绝大部分属于各种仿制药,乃至改变剂型等改头换面的所谓"新药"。
    
    例如,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6角钱,加入一点其它药品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元到600元;又如,几元钱的氟哌酸成分不变,换个包装就变成了100多元一盒的新药。
    
    中国制药企业热衷于申报"新药",因为一旦拿到新药批号,企业可以自行定价,卖个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寻租空间,形成"权药交易"。 国家药监局和制药企业连手形成对药品价格的垄断,这不是造成"医疗费太贵,看病难"的最直接原因吗?
    
    这些都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幅度远赶不上腐败吞噬社会财富的速度。社会资源和国家财政的占有和分配出现严重不公,没有从根本上帮助到弱势群体。更意味着,腐败导致公共品不能有效地应用,生产公共品的社会资源被人为的截留或流失了,公共品不足的表像掩盖了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垄断的现实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把公共品定义为,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或服务。
    
    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是,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则该产品效应覆盖范围和区域内的消费者人数多寡,与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成本的变化无关,即新增消费者引起该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
    
    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是,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管该提供者是否愿意让其它人也消费该产品,在该公共产品的效应覆盖范围和区域内,任何人都能够"消费"该产品。典型的公共品是灯塔和国防。
    
    近有中国国内学者针对内地日趋严重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医保,甚至供水、供电、供油、供气等不足的社会问题提出,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从私人品匮乏转变为公共品匮乏。敝人不敢苟同。
    
    我认为,如果要说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应是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巨大垄断与广大民众共享社会财富和改革成果的强烈诉求的矛盾。从以下两方面论证。
    
    二.公共品与私人品错位或混淆,人为造成短缺经济
    
    按照萨缪尔森对公共品的定义来衡量,中国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把公共品与私人品错位或混淆,把本不是公共品的当成公共品来提供,又把应是公共品的不当成公共品来经营,人为造成短缺经济。
    
    这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关系极大;还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未展开关系更大。
    
    在利益导向上,公共品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私人品以市场营销利润为导向。
    
    以教育为例。义务教育应是公共品。实行9年义务教育是事关中国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同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实施。
    
    因此,义务教育,既是强制性,又是免费性。既是非竞争性,又是非排他性。商业机构要从义务教育中牟利,门都没有。一些针对外国人或港澳台同胞的收费不菲的"贵族学校"不属义务教育范畴。
    
    然而,在利益导向下,一些由国家办的执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和中学嫁接了私校,成为"校中校",接通了公共品变成私人品的渠道,巧立名目地乱收费,这样发展下去,不要几年,公共品将变成了私人品,学费大幅度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如果也是公共品,既不符现实需要,也不具备国家财力的保障。这些教育应是个人对未来前途的投资,是充满竞争性、排他性的金字塔塔尖,即私人品。
    
    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当今发达国家,很少有把高等教育等当成公共品来提供。当今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国别、地域歧视,存在着竞争性、排他性。本地学生与外国、外省或外州的学生的学费差距很大,做为增加该国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因为考虑的是本国和当地纳税人的意愿。
    
    高等教育如果真正成为私人品,就要以市场经营为导向,不仅要考虑扩招的市场学,还要考虑毕业生就业的市场学。重要的是毕业生实现就业,施展才干,才完成职业教育的生产周期。
    
    而不是像中山大学最近举办的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它虽吸引了超过12000名毕业生参加,但需求方近300家企业仅提供4000多个职位,供求比例是:3:1,供大于求,形成买方市场,需求方提出医学硕士月薪1500元人民币,研究生大呼还不如清洁工。
    
    以市场经营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学校(生产者)将根据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调整招生数量、课程和专业设置,学生(消费者)也根据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供求信息和投入产出比较,及时调整个人抉择。
    
    与其8年寒窗苦的医学硕士月薪仅1500元,不如根据高级技工奇缺的信息去职业技工学校学一门专业技术,投入少产出多,还供不应求,月薪至少是1500元的N倍,于国于己于校三利。商品经济从本质上是选择经济,选择是否正确应由个人负主要责任。
    
    公共品的异化
    
    在贪欲的催化下,公共品异化为私人品,使介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中间的广大中产阶级群体裂变和分化,少部分人挤入强势群体,大部分人因公共品人为的短缺而不得不去消费高昂的私人品,从此跌入弱势群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白热化。
    
    仇富和小富即安的心态,见好就收和转移财富的行为,都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逐渐摆脱缺食少穿的绝对贫困的广大群众,又逐渐陷入虽有温饱但因无法抵抗各种风险缺乏社会安全感的相对贫困之中。
    
    商品经济经过近30年的发展,私人品逐渐从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埸,许多地方甚至出现购买力不足,消费品市场疲软。然而,突然惊现公共品不足,并以此认为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匮乏。揭开表像,发现了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即对公共品的巧取豪夺,才是制度性腐败的深层原因。
    
    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被胡温新政引为德政的取消农业税给中国9亿农民带来的好处,早已被这两年的化肥、农药、柴油、种籽等农用生产数据涨价所抵消。
    
    <<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28日特别报导<<"皇粮"不再 农民多余了300亿>>一文引用山东潍坊尚家庄的党支部书记王森的话:"农业税及附加取消后,相当于每年全村增加了4万多元的收入,人均70多元。"但王森也不无担忧地说,"不过这几年的农业生产数据价格上涨幅度也挺大的,如果与前些年相比,算纯收入账的话,增加的并没有那么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过去差不多。"
    
    他举例说,化肥、机收机种等价格都涨了一倍多,尿素原来每50公斤是56元,现在涨到了120多元,所以政府减负带来的收入在相当大程度上被生产数据价格上升吞噬了。
    
    农业生产数据价格上涨的成因又是电、煤、原油、运输等价格的上升,生产和掌握这些资源的大多是国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毫不犹豫地把涨价的因素转移出去,最终落在9亿农民身上。因为垄断企业的产品销售价格不由市场决定,而由垄断企业自定。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并没有削薄中国石油巨头的利润:中国三大石油巨头公布的企业半年报显示:2005年上半年,中石化在叫苦声中狂赚18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中石油的净利润为616亿元,比中石化的180亿元高出3倍多,中海油的净利润为118亿元,彻底打破了传言中的石化企业面临"油荒巨亏"之论。
    
    对有形公共品的垄断,主要体现在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平等竞争的名义,靠巨大的金钱的力量进行豪夺;同时,对无形公共品的垄断,主要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帜下,靠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的力量进行巧取。
    
    当然,也不能排除金钱对无形公共品的豪夺和权力对有形公共品的巧取。在这里,社会公平、正义、平等等普世价值观念早已摈弃出局,只剩下赤裸裸的掠夺和交易。
    
    社会机体的腐败己越过个体的局部的范围,越演越烈,渐入膏肓。
    
    这不是危言耸听,你难道没有看到或感觉到,20多年前的改革初期,计划经济刚开始向商品经济转轨,许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对"太子党"利用关系网"官倒"忒痛恨,可今天,还是这些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不再骂娘",原因何在?
    
    因为这些人,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没功夫发牢骚磨嘴皮子了,懂得抓紧时机,充分利用或熟练应用所掌握的资源或权力进行交换,那怕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或大衙门里的小门房。
    
    医生用收取病患的"红包"或使用新药的"回扣"去支付孩子高昂的学费,老师和教授们去医院看感冒要做名目繁多的检查,花了几百元医药费。呈现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换。
    
    公务员利用国家的公权力接二连三地给自己长工资,公务员成了中国人最热门的职业,公务员的实际收入远远大于名义收入。
    
    电力部门的员工享受免费用电若干度的福利,地铁公司的员工亲属享有免费搭乘地铁的福利,并美其名曰:反恐需要。烟草公司员工名目繁多的奖金永远比工资多。公用部门和垄断企业将社会资源化为部门员工的福利,进入生产成本,减少应向国家上缴的税收。
    
    利益集团是垄断和权力相结合的怪胎,一旦紧密结合,就形成牢不可破的神圣同盟,就象蚂蝗一样,以百倍的贪婪吮吸着社会的财富。
    
    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候,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现象没有在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灭顶之灾,反而在其亲手创建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变为现实。
    
    社会发展史表明,社会主义也会演变成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灭亡。
    
    列宁更没有预料到,资本主义还可以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机体里注入社会主义的积极元素,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劳资矛盾,缩小了贫富差别,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从而化解危机,渡过难关。资本主义迎来了其发展史上又一个上升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卅年,由于注入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元素,社会财富空前增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到今天,也遇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扰,走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或拐点上。
    
    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有哪些可以改革,还有何处可以开放;对利益集团是赎买还是剥夺;改革开放的基本力量和基本群众在哪里;是走回头路寻找终点的公平,还是以起点的公平继续走下去,去追求更高的效率。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坚持改革的理论准备。
    
    我支持和参与了20多年前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我期待能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广大民众带来的好处将磨蚀殆尽,政治体制改革将失去最基本的群众和生力军。
    
    特别是在一些"极左派"的错误引导下,把当前出现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加大,公共品匮乏,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问题,归结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错误或失误,归结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占据了中国高校和舆论思想阵地。
    
    许多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受益者,随着时间和岁月的流逝,变成失益者,例如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等组成的弱势群体。他们将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持者、参与者变成怀疑者、反对者。而迟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恰恰是弱势群体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社会公平为动力为终极目标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则是以社会效率为动力为终极目标。
    
    任何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都一定会有受益者和失益者,而改革的成本一定是失益者为主支付。改革的成果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要求社会全体成员都是受益者的改革,只能是天方夜谈。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以对自身的受益或失益来衡量,来决定对一场社会变革的态度。
    
    27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坚持两个"凡是"的权力保守者,靠"联产承包"打开了突破口,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效率,解放了生产力;今天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权力和金钱组成的利益垄断集团,而追求社会公平、公共品的公平分配可能是个不错的突破口。
    
    ……………………
    
    哈哈。
    
    问题是,改革悖论于,想当初的改革,就是有委府推动的;而到了现在,继续改革则要拿改革者开刀,或者由改革者对自己进行改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革改革者,这有些像列宁所谓“剥夺剥夺者”的拗口。官僚体系成为改革无法推进的障碍,任何人都无法绕过官僚体系而推动改革,更何况,现如今姑且不谈毛泽东那样的改革者,连邓小平那样的朝令夕改的改革者也不复存在。而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所有的改革都演变为对弱势群体的新一轮剥夺,使得改革本身也像正在非洲忙活的奥运圣火那样成为过街老鼠。
    
    人们手忙脚乱地给改革开放30年进行着化验检查。
    
    詹奕嘉
    
    2008年2月28日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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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秦晖  
    
    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  
    
    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Chicago:EB Inc.,p.607;1997 Book of the Year,p.605.)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中篇】  
    
    “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Communist Econom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资本进来不是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的“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a Hypothesis.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0(1),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工会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是不难理解的。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首先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本应相反: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缩,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某些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利)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所以我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但不满足于此,还要通过“人权全球化”,即在人权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社会民主、劳工权利、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利”)“与国际接轨”,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但我怀疑,这种现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涉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真正的症结既不在于汇率,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最后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
    
    嘻嘻。
    
    中国就这么着,成为全世界的败类。
    
    现如今全世界新一轮的排华浪潮,有着各式各样的解读版本。从民间情况看,人们对于中国的仇视,是因为中国的所谓低福利与低自由,形成了生产力的基本格局,并伴随着中国对外依存度的节节攀升,伴随着中国产品、劳务、资本在全世界的无孔不入而急遽扩张,输出到了全世界,从而拉低了全世界的福利与自由。
    
    中国式的增长奇迹,透露着专制的辉煌,让国际上目瞪口呆于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理论所设定规则的行径,竟然对人类有着如此巨大的诱惑力,更是让那些来不来就民主化宪政化的叫嚣者,在疯狂的经济增长面前低人一等。国内外资本通力合作,维系着中国的惨状,并且将这种摇身一变翻云覆雨成色成为全人类的通行证。
    
    改革开放之中,咱们得到了什么?
    
    最明显的,就是官倒又回来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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