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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我的“低种姓”生活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08日 转载)
    
    我的父亲章乃器生于1897年,他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满清帝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独裁统治之后,对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充满希望。他说:“宪法公布以后,资产阶级吃了三颗定心丸,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父亲的老朋友罗隆基是宪法专家也是人大代表,当时曾兴奋地在人代会上发言说:“中国人民就要有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了,这是多大的一件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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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人当时都没有想到,仅仅三年之后,他们会因使用《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自由,而被扣上“右派”帽子。随著国家民主与法制的破坏,与他们一起受难的五十五万“右派”公民及其家属,也因而逐步丧失《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沦为社会的贱民。
    
    一, 贱民制度
    
    古为今用 ,将人分为等级,古今中外皆有之,但正式规定贱民身份的,却不多见。
    
    在种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首陀罗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原住民,处于奴隶地位。 在首陀罗之下,还存在著一个没有种姓的群体───贱民,其地位远在前四种种姓之下,俗称
    
    “第五种姓”。按照印度教教义,贱民被称为达利特人,意为“不可接触之人”。
    
    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摩奴法典》对各个种姓的衣食住行都有烦琐的规定。不同种姓间不能同处一室,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倘有触犯者,轻则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
    
    开除出种姓的人及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即成为贱民,最受鄙视。只能居住村外,不可与婆罗门接触,只能从事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如抬死尸,清除粪便等。走路要佩带特殊的标记,并不断发出特殊声音或敲击器物,提示高级种姓者及时躲避。婆罗门如接触了贱民,回去后要举行净身仪式。
    
    种姓制度经过长期演变,越来越复杂,在四个种姓之外,又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亚种姓。虽然该制度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即告废止,但实际上仍顽强存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印度10亿人口中,贱民人数约为1.6亿,半数以上居住在农村。
    
    日本“明治维新”前,华族、士族与平民之间禁止通婚,其下则为贱民,分为两级:一是秽多,二是非人。秽多是在战国末期到江户初期激烈的社会变动中没落的和历来受贱视的人们,为了生活而从事处理死牛死马、清扫、游艺等活计和乞讨等。也有从事农耕者。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全国统一称之为秽多。
    
    非人与秽多有明确区别,身份更为低下。江户时代的非人,有世代为非人者,也有因犯罪等而从上等身份转落为非人者,但绝大多数是十七世纪后半叶从贫农和城市贫民中出现的没落者。其中登入非人“人别帐”上的称“抱非人”,无住处者叫“野非人”。非人平日以乞讨为生,亦从事贱役,如带领犯人游街和收拾死人等,在风俗上禁止束发。1871年(明治四年)发布的《解放令》,宣布秽多、非人“应与平民相同” ,承认他们职业、婚姻、居住的自由。但社会的歧视仍然存在,直到今天,他们仍被称为部落民,在教育、婚姻、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
    
    中国历史上的贱民有乐户、惰民、丐户、□户等名目,形成世袭制度,不得与良民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捐钱买官以改变身份。其身份地位的形成,有所操行业上的原因,更有政治、礼教上的原因。其中最歹毒的,莫过于明成祖朱棣将反对他起兵篡位的忠臣妻孥,编入教坊司为娼。
    
    封建时代的贱民,在全社会中所占人数是很少的。乐户的虐政,到清朝雍正帝即位,便下旨予以革除,其后惰民、丐户、世仆、伴当、□户等贱民,也被陆续降旨成为编户齐民,获得人身自由。中华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再度明令:解放□户、惰民、丐户,使其一律享受平等待遇。
    
    1949年以后,开始用户籍制度将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这是一种经济地位的划分,农业人口事实上是二等公民。从政治地位上又将专政对象确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四类分子”,1957年后又增加了“右派”品种,统称“黑五类”。虽然《宪法》没有规定这些人是“贱民”,但政治上的“帽子”制度,足以令其世世代代不得翻身。
    
    二, 七岁儿童,“对号入座”
    
    人对从小被赋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的。自从被林巧稚[1] 大夫接生到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上来,直到七岁发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等级社会“出身即命运”的意义。现在回想,我的“低种姓”贱民身份,其实是自己“对号入座”领来的,但有一段认知的长过程。
    
    1957年我刚满七岁,是不到法定年龄的“准公民”──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当时正在邵力子[2]夫人傅学文办的“培新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反右”初起,父亲成为全国斗争的重点,就有人不断地找已经同他分居的母亲谈话,施加压力,要她表明自己的态度。我那时不懂事,但从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亲,父亲一定是有错,因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天,母亲从幼儿园接我去参加一个大会,事先教了几句话,要我上台去说。
    
    原来这是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的一场批判会,但父亲没有到场。许多人上台发言,愤怒声讨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轮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话说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下台时还有人跟我热情握手。后来听母亲说,握手者是吴大琨教授──父亲早年的助手,曾尊父亲为恩师的人。母亲也发了言,事后她凄然对我说:没有办法,别人是无关痛痒,我们可是有关痛痒。
    
    懵懵懂懂地当了一次政治工具,在日后的岁月里,“划清界限”的噩梦,始终困扰著我的人生。但亲情是无法用政治来割断的。父亲没有责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谅了母亲,他自己也有许多对不起母亲的地方。
    
    当时我不懂得母亲话中的含义,后来渐渐懂得,七岁的我,今后将永远打上一个身份的烙印,从此沦为社会的贱民。这是痛,而不是痒。
    
    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学(后改为府学胡同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六年的小学生活,我和别的儿童一样快乐,没有感觉到这个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我加入少先队比别的孩子晚,而且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队员,连班干部都没有当过。
    
    那时,我对文学和绘画很有兴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并参加那里举办的绘画班,梦想成为一名文学家或画家。但父亲说,“你最好去学自然科学”,母亲的意见也是一样。后来我逐渐明白,他们不主张我学文科,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中,文科是高风险行业。
    
    三, 师生之间,筑起心防
    
    韩愈《师说》开宗明义便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我从小就懂得。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成为一名住校的初中学生。
    
    那时已开始填各种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他说,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们这些民主党派成员,1949年后参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认是革命干部。
    
    但我怎么也无法把头上扣著“右派”顶戴的父亲与“革命干部”划等号,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顶帽子;学校里有不少气宇轩昂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与他们划等号。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在“家庭出身”栏里填了“职员”,她曾经是父亲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和港九地产公司的职员。
    
    入学后安排我当外语课代表,我不想当,自愿当了美术课代表。美术老师吴承露先生很喜欢我,有一次他安排作业,题目是“我的家”,我回家请父亲坐在书房里当模特儿,画了一幅速写,当作业交了卷。父亲的丰富藏书和文物,也被收入画面。吴老师将作业作为示范,在本班展示,画中的人物和陈设引起了同学的议论。那时已很强调阶级斗争,这样的家庭环境,显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于是我的“出身”从此打上问号。
    
    学英语学到“Capitalist”(资本家)这个词,于是有同学造了一个词“Capitalist's son”(资本家之子)来取笑我。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资本家要糟得多。清华附中的老师,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澄等。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女士,夫君是清华大学著名的一级教授,1957年与钱伟长、黄万里等一同被划成“右派”。王老师对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赏,那时我经常不交作文,因为有些题目我没法写,例如“我的父亲”、“我的家”之类。记得某个学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师仍给了满分。
    
    有一次母亲去参加家长会,王老师在谈话中知道了父亲的名字,从此对我比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开始被同学称为“小右派”。我那时喜欢写一些诗词,还与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从课桌中翻出,偷偷交给班主任。于是王老师某日找我谈话,嘱将平日所读之书,开列一个单子,作为教学研究的参考之用。我老老实实地将所读的书写成一个不短的书目,交给了老师。
    
    不久在王老师主持下,全班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当场顶撞了她,从此在本校列入“另册”。而那位同窗因为转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无事。
    
    我所尊敬的老师,因为丈夫当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学生来表现进步,令我无比困惑,从此开始厌学,以至于留了一级,离开了原来那个班。虽然父亲表示会支持我上大学,但我自己清楚,凭“出身”论“表现”,哪个最高学府都不会敞开大门。于是率性自为,读杂书,画山水,练习书法篆刻,完全按照旧时文人的方式生活,与这座著名工科大学附中的学习气氛格格不入。
    
    近年校友聚会,老同学史铁生回忆说,立凡那时光画画儿不做功课,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乡”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见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命。我爱读书,不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但那时不是“读书无用”,而是读书无用武之地。
    
    我保持著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读了王力教授的《汉语诗律学》以后,发现自己的作品多有出律之处,于是苦心钻研,但对于汉语中已经消失的入声字,总是难于识别。古代诗词韵辙依据的主要是“中州原韵”,相当于古代的河南话,我不是河南人,感到难以掌握。某日试著用家中日常的南方话来识别,忽然顿悟,原来“吴音”是有入声的,很快就辨别清楚了。后来我读诗词有了一个新习惯,开卷先辩格律,渐渐发现毛泽东诗词有许多不入律处乃至诗病。但那时已学乖,这种发现不可与外人道。学乖还不止于保守内心秘密,自从有了被批判的教训,我的悟性中又添了几分圆融,不再锋芒毕露地与人争论。王老师虽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但仍教初中的语文。她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于是开始设法弥补,曾安排我在课外时间给全班同学讲解诗词格律。师生关系恢复了平静,但失去了信任。
    
    “文革”中王老师私下向我透露,当年她曾请示万邦儒校长,在万校长的指示下,于某个教室中举办一个不公开的展览,将我所作的诗词全部展示,作为本校“阶级斗争”的例证。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 时,我作为“反动学生”与韩家鳌副校长关在一起,他也证实有此事。
    
    王老师晚年读了我写的父亲传略,曾打来电话鼓励,并再度表示歉意。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师以及万邦儒校长等皆已去世,他们都是好老师、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识分子良心没有泯灭。如果不是碰上那个荒唐的年代,是不至于整人的。我怀念师长给我的教育和知识,但永远诅咒整人的歪理邪说。
    
    四, “不准革命”,乐得逍遥
    
    转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
    
    这几年思想领域大批判不断,批判“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翦伯赞、罗尔刚的史学观点等等。我为了看个究竟,便找来那些被批判的书籍文章阅读,结果发现这些观点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周谷城为了捍卫自己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对每篇批判文章都有反批评,但报纸不登,于是有李平心教授出来为周打抱不平,也遭批判,被称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我偷偷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周的学术观点,及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后来的批判“三家村”,才明白是权力斗争而非学术之争,庆幸没有把自己的文章寄出。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北京大专院校学生躁动起来,清华大学有人给蒋南翔校长贴大字报。那时本校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已开始不公开地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校领导惟恐隔壁大学之火殃及池鱼,于是宣布“内外有别”,规定大字报必须贴在指定的一间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时有一条政策,叫作“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对清华附中的整人之风历来不满,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与几位同班同学一道,在本校的一楼门厅公开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对校领导压制舆论的做法提出异议,不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我们这几位初中同学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击的大字报贴满全校,面对强大压力,不得不起而应战。我连续三天几乎没有睡觉,赶写了不少辩驳的文章贴出。由于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时高年级同学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出击,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校领导。终于有一天,附中党支部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捶胸顿足地大哭,说自己站错了队,学生们则站在门外大骂。支部的门上也被贴上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团中央派出以刘晋、章建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本校,开大会宣布校长万邦儒“停职反省”,校领导班子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党支部”,老师们纷纷揭发校领导,并相互检举以图自保。高年级的“红卫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开始执掌大权。校长等被扣上“黑帮”帽子,开始从事扫厕所的贱役,沦为“低种姓”贱民的一员。
    
    我那时有些幸灾乐祸,曾画了一张漫画贴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层教学大楼,将所有被揭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领导和老师,都画了进去,里面也有素来欣赏我的美术老师吴承露。据说吴老师看了这幅画,颇有幽默感地说:“画得还挺像。”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亏心事。
    
    回家向父亲说起学校的情况,他告诫我,形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卷到这种事情里面去。
    
    父亲的政治经验果然不错,由于我“出身”不好,“红卫兵”上台首先就与我“划清界限”。他们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而这几个初中同学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似乎是抢了不该抢的风头。于是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编了其他人,对我则实行“边缘化”──不准革命。
    
    我本是个自由散漫的人,贴大字报只是为了争取发表意见的权力,而不是想掌什么权。既然“不准革命”,难道还挡得住阿Q当“逍遥派”?从此常跑圆明园遗址和颐和园,去画风景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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