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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點評瞭望《老外參與社區管理“試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05日 来稿)
    
    【張英點評】正當重新編發排版瞭望新聞週刊來稿、瞭望記者李舒和季明《老外參與社區管理“試水”》,報道“在不少外國居民比例較高的國際社區,開始讓外國人承擔起部分社區管理的職能”,說及「老外頻頻戴上“紅袖章” 」、「外國人參與熱情並不高」、「“社委會”管理模式雛形」之際,收到江蘇自由撰稿人張紹志《狗日的村委會》,說及在農村“中央的政策有屁用”,兩者比較,略作點評。
     不管是遍佈全國農村的“村委會”,還是全國各地城市的“居委會”,或者老外“試水” 國際社區的“社委會”,凡此種種,這類中國特色的官方基層組織,萬變不離其宗:非但做不到中外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别想這個委那個會真正為人民服務,而總是為民作主,且大多數是上級貪官污吏的“衙門”,還是警方監控廣大居民的樁腳和線人網絡。 (博讯 boxun.com)

    例如,上海人稱居委會“幹部”(並不屬於國家幹部編制)為“包打聽”,文革時叫其街道“中央委員”,文革後則又稱為“馬列老太”,什麼樣的下三爛事都要管,什麼樣的正經事都幹不了。無非是替警局派出所跑腿,打小報告,狼狽為奸,為非作歹。至少本人曾是堂堂“國家幹部”,亦身受其害就是實證:居委會動員鄰居、甚至對面樓的饒舌婦,晚間歇著燈躲藏在視窗監控,記錄張某每晚回家時間、來訪者和動作,乃至秘密佈置有病的內子也參與,經常趁吾不在家時串門,責令彙報老公的一舉一動……嗚呼,這就是中國式的居委會!
    至於農民的村委會,不光是政治上為村民作主,更是在經濟上對村民操縱予奪,比城市的“居委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用農民氣憤的話來說,這叫“狗日的村委會”!張紹志在“中央的政策有屁用”一文中,表露無遺。說到村裡“選舉”,農民也有話說:“選?誰選的?連他媽的選票是黑的白的都沒見著,怎麼選?狗日的早就做好了圈套,你選不選都是他當!胳膊能扭過大腿嗎?”鄉鎮農村從古到今不是政府機構,自秦始皇大一統以降二千多年來,中國最基層政權機構是縣級單位,不開放省市縣長直選,卻祇搞甚麼村民“選舉”,愚弄國人和老外,譬如欺騙美國前總統卡特之類。中共最怕民意,選舉從不與國際接軌。就連香港,尚且不准“回歸”二十年內港民“雙普選”,遑論大陸本土猴年馬月直選省市長,直選國家主席更是遙遠的將來,比民主台灣起碼落後五十年,兩岸民主統一遙遙無期,有生之年未必見著。吾亦重疊1180年前柳宗元的心情:“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矣”。
    台灣民主有個過程,民主選舉成熟也有過程。今發表的浙江異議作家吳高興先生《那邊大選揭曉,這邊啞巴吃黃連》,其中也說及“咱村級的大選”:「那討厭的台灣大選,咋不象咱村級的大選,賄選啊,作弊啊,打架啊,要是那樣就好了,咱就可以對子民們說了,你看那邊廂,什麼民主,亂成一團!要是那樣,俺就大報道特報道,好好教育子民們認清“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可是如今時運不濟啊,對岸的選舉居然那麼平穩,能令俺暗暗高興的事兒一點都沒弄出來。西藏的問題夠煩的了,偏偏屋漏連夜雨,對岸又出了這種政黨和平輪替的事,俺這不是啞巴吃黃連嘛!」
    九十年來,上海總是“極左”的策源地和經銷點,習以為常,積重難返。如今把中國的“居委會”,推廣應用到外國居民在華的“國際社區”,並“讓外國人承擔起部分社區管理的職能”,真有意思。據瞭望記者披露,上海成了老外參與社區管理“試水”的“三種模式”之一。須知在海外特別在歐美,主動做“義工”、港澳叫做“志工”的,尤其是基督徒,大有人在。但人家老外來咱中國,主要是求學、工作或經商,並非來“學雷鋒”,更不是為著爭當共產黨的芝麻“官”!難怪“外國人參與熱情並不高”。文革後期刮起沿襲迄今的警方歪門邪道,讓退休老人甚至在職青工,戴上紅袖章,在馬路上和車站碼頭,協同交通警維護交通安全,協同治安警治安巡邏。如今上海近鄰浙江義烏警方和北京朝陽區,竟讓老外他們也“戴上紅袖章,參與社區綜合治理、鄰裏調解和治安巡邏等工作”,老外他們當然不幹。即使有個別老外戴一下“紅袖章”,那是與中共警方玩耍的,徜若阿Q當真,可笑亦可複悲。
    瞭望新聞週刊指出:“中西文化的觀念差異,導致中外人士在社區管理上衝突不斷。在西方人的觀念中,社區管理更加注重的是服務功能;但我國各地吸收外國人參與社區管理的初衷,除了讓他們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加豐富的服務內容外,也希望他們能監督一些不法行為等,但這些目的往往難以實現”。企圖讓老外在老外群中做中共警方監督的特務線人,談何容易。西方人的人生價值觀念,與東方的中國人大不相同,即便目標重點培養其當“積極分子”,乃至發展為「偉光正」的黨員,仍是盲人騎馬,癡迷不悟。一句話,休想“天下英雄,盡入吾榖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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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參與社區管理“試水”
    
    在不少外國居民比例較高的國際社區,開始讓外國人承擔起部分社區管理的職能
    
    ● 李舒 季明(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歐洲導報社轉自瞭望來稿海外首發)
    
     在京滬一些境外人士居住比例較高的國際社區,近年來紛紛開展了吸收外國人參與社區管理的嘗試。
     不過,《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調研中發現,這些嘗試雖然具有吸引眼球的“新聞效應”,但在實踐中對於提升社區管理水準的作用並不明顯。如何有序引導外國人參與國際社區管理成為當前的新問題。
    
     ◆ 老外頻頻戴上“紅袖章”
    
     隨著在華長期居住外國人數量的激增,現有外國人管理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滿足客觀需求,於是不少外國居民比例較高的國際社區開始讓外國人承擔起部分社區管理的職能。從本刊瞭解的北京、上海、義烏等地實踐來看,外國人參與社區管理目前大致有三種模式。
     座談會模式。北京朝陽區麥子店街道辦事處經常性地組織“麥子店地區外籍居民代表座談會”,聽取外籍居民對社區建設、社區管理、社區文化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根據外籍居民意見,街道辦事處先後修建用17國語言書寫“你好”的“多語牆”,反映五大洲文明、銅板雕刻的“世界文明文化牆”,以及從16國居民徵集的300余兒童繪畫中挑選的以“母子情”為主題的文化長廊。
     志願者模式。針對許多外國人因為不熟悉中國法律法規而“無意識犯罪”的情況,義烏警方從老外集中的社區和企業中,挑選了20多名常年居住的外商參加法律知識競賽。通過考試聘任了其中9名成績優秀的外國人,作為首批涉外知識宣傳員。北京朝陽區麥子店社區和義烏市雞鳴山社區還聘任一些外商為社區管理聯絡小組成員,讓他們戴上紅袖章,參與社區綜合治理、鄰里調解和治安巡邏等工作。
     居委會模式。2002年,澳大利亞人傑森波漢和新加坡人呂麗蓮當選上海浦東仁恒濱江園居委會委員,成為當時全國11.5萬個居委會中第一批“洋居委幹部”。當選後傑森波漢就成功策劃主持了多個文藝晚會;而呂麗蓮則在社區辦起了烹飪班,讓社區裏各個國家的人都推出一道“代表菜”,還據此編了本書,並把此書義賣得來的錢捐給了福利院。2006年,在同一個居委會的換屆選舉中,又有一名美國人和一名德國人進入居委會。
    
     ◆ 外國人參與熱情並不高
    
     本刊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無論是座談會、志願者還是居委會模式,其本意都在於擴大外國居民在國際社區中的參與度,但在實踐中由於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制約,難以成為外國人參與社區管理的長效機制。
     首先,目前在我國生活的外國人雖然居住期限有所延長,但移民的比例很小,境外人士高比例的流動性加大了他們參與社區管理的難度。以上海浦東仁恒濱江園居委會為例,儘管開始兩位外籍居委會幹部工作都幹得“風風火火”,但沒過多久兩人就先後因為自己或家人工作調動而回國,反而使居委會的工作陷入被動。
     其次,中西文化的觀念差異,導致中外人士在社區管理上衝突不斷。在西方人的觀念中,社區管理更加注重的是服務功能;但我國各地吸收外國人參與社區管理的初衷,除了讓他們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加豐富的服務內容外,也希望他們能監督一些不法行為等,但這些目的往往難以實現。
    
     ◆ “社委會”管理模式雛形
    
     為了破解外國人參與社區管理難題,擁有1.3萬名境外人士的上海長寧區古北新區開展了一次全新的改革嘗試。在保留原有居委會的情況下,古北新區去年8月建立了一個由街道幹部、社工幹事、居民代表、物業公司代表等16人組成的社區委員會,其中有5位外籍居民。
     古北新區社區委員會是社區工作的核心機構,其主要職能是建議、聽證和管理,其中居民代表和物業公司代表都不實行坐班制,不享有薪酬。
     古北新區社區委員會主任侯家平介紹,目前社區委員會的主要職能包括:匯總社區居民的意見,向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並提出相關建議;動員和組織居民參與社區管理;制定工作計畫,實現社區的發展目標;牽頭召開由中外居民、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以及相關人員參加的聽證會等。
     過去居委會和物業公司在社區管理上往往爭奪主導權,有些物業公司甚至提高門檻不讓居委會參與管理。古北新區在成立社區委員會後,就對國際社區的管理體制進行整合,居委會、物業公司和居民都可以在社區委員會這個平臺上對話,加強了資訊溝通,化解了矛盾。侯家平說:“過去居委會根本不可能在居民樓裏貼張海報,現在我們把物業公司經理吸收為社區委員會委員,各項管理就可以滲透到樓組裏了。”
     建立社區委員會機制後,古北新區舉辦活動的品質和針對性都有提高,境外人士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大大增加。去年社區委員會組織的中秋晚會適逢大雨,但當天還是有500多名境外人士參加,創下歷史之最;古北新區每月一次的慈善跳蚤市場也總能吸引200多名外國人設攤。□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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