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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特权阶级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31日 转载)
     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在将社会主义由乌托邦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需要强有力国家政权,这个政权既是专政。他们虽然使用了这个概念并将其在现实中实行。但他们却忽视了一重要的研究既对权力主题的研究。列宁曾经所过说过,无产阶级在推翻了剥削阶级之后,将打碎旧的官僚机关而建立自己的机关,由工人和雇员组建它;并且将用一切手段,防止他转变为官僚机关。在十月革命之初,苏俄确实建立过这样的政权,但随着在实践中发现这套过于理想化,无法直接操作。虽然苏俄号称民主,但在现实中由于大部分选民的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有很多人不识字,无法进行所谓的 “直接民主”,只有在实践中通过“先进阶级”对劳动者的管理而不是劳动者对自己管理。人民在具体实践中没有监督权,或者说几乎没有政治权力,只有处在无权的地位。政权建立以后,一套空想的制度破灭,而不得代之以另一套以“人民“为民义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在这套政权下,权力很难得到监督,官僚阶层日益扩大,并且逐渐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或者说利益集团中,也存在着等级制度,各级官员享有的待遇随着级别的高低各不相同。虽然人民也或多或少意识到,但对此却无可奈何。整个体系的运作呈现高度集中化趋势。列宁在建国之初曾经想废除这个制度,但在实际实践中却不得不模仿这套制度,而在斯大林时代这套体系更加的完备。苏联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最严密的警察制度等。
     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过程中,不仅要面对外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也要面对国内复辟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套所谓的民主的体制显然不足以维持社会稳定,反而为反动势力的入侵提供了条。而此时的苏联又是一个刚刚从专制体制下解放的国家。虽然在政权上摆脱了专制,但人们心中专制的种子依然存在,大多数人仍然是专制社会的子民。虽然他们希望摆脱这种状态,寻求民主的社会。但当对社会稳定的期盼超过了对民主的期望,期望一个可以安稳做奴隶的时代。于是乎,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政府尚未褪去的专政的萌芽在悄悄萌发。于是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建立了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在建政之初曾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稳定。但随着政权的巩固,本应该放弃它,转而走向民主。但已经在专政中尝到甜头的高级领导人仍然执行这套制度,从而使之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名义上苏联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制,但实际上这个“人民”的概念的过于宽泛,人民不可能直接控制所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由官员“代替”人民来管理。但这种“代替”却是在无监督或者很少监督的管理,实际人民并没有财产控制权。由于苏联实行的无市场因素的计划经济,实际上这些财产就成了无主财产,而官员就堂而皇之成了这些财产的主人。 (博讯 boxun.com)

     一般而言,经济上的腐败主要有2种形式。一种为经济特权,按照官员等级的高低决定待遇的高低。虽然在表面上工人与官员工资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他们却享受另外的另一套待遇,包括免费的高级住房,高级别墅,专用汽车,专职司机,一日2餐,医疗费,疗养费,免费休假,以及特供商店等特权,几乎包括了生活的每个方面。这些是普通百姓无法无法享受的。另外在斯大林时期还有另一套制度,既“信封”制度。斯大林时期的官员除了在平时领取普通工资之外,每月还根据职务的高低享受不同程度的附加工资,这些“信封”一般是秘密给各级官员,金额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1960年之前的卢布,与新卢布比价为10:1)。领取信封的人必须要严格守密,透露者会受到严厉惩罚。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值因素,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考虑到斯大林时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戈尔巴乔夫时代为6800美元,斯大林的干部们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收入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对比。
     可以说斯大林时期的特权阶层正在慢慢形成,由于斯大林对对手采取既打有拉的手法,他利用这种制度来培养的手下的官员,养成效忠的习惯。
    另一种形式是贪污腐败,这样的形式在斯大林时期并不明显,因为此时的官员慑与斯大林的权威,同时又享有各种特权,没有太大必要去贪污,而舍弃这一合法的享受手段。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制度已经被滥用,这套制度对官员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此时由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官员流动很少,整个官僚体系成为一潭死水,超稳定的官僚系统形成。大量的低级官员无法向上流动,所以他们采取了贪污作为致富的手段。不仅低级官员有这种行为,甚至一些高级官员也参与进来。典型的是那位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便领导着一批贪官,将本加盟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攫为私有,案值高达80多亿美元。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经岳父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疏通,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数年内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折合美元105万。
    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上台。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变斯大林时期的不正之风。主要的是对专用汽车,专有别墅等取消了不少,此外他还大量推行干部轮换制度,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罪了大小官员,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为了打倒赫鲁晓夫,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取消干部轮换制等来获得大小官员的支持。这样使的官僚阶层日益封闭,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更加重了腐败,官场上各种不正之风日益盛行,所谓的“官僚氏族集团”也慢慢形成。
    据统计,当时的官员采取各种措施来特权合法化,同时也发明了各种新的特权,比如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 http://www.tecn.cn )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 http://www.tecn.cn )
     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 http://www.tecn.cn )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 http://www.tecn.cn )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可以说这些特权都使民众对官员产生了厌恶之情,对于他们而言,这种腐败与沙皇时期毫无差别,他们一方面利用特权享受各种待遇,另一方面却对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置若惘然。人民与官员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以至他们将社会分为“我们”与“他们”两大阶级,形成了所谓的阶级对立。这些都埋下了崩溃的种子,当叶利钦以反腐败为名义号召群众的时候,人们就一哄而上,而他也正是凭借反腐的声誉登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
    勃列日涅夫下台之后,克格勃出生的安德罗波夫上台,警察出生的他使用一套就的手段来惩治腐败,对官员进行严厉的处罚,并且判除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主席斯米利亚可夫因严重腐败而被判处死刑,可以说这些在一定也程度上遏止了腐败的蔓延。但他使用的是旧式手段,不可能在根本上根除腐败。
    不久之后安德罗波夫病势,契尔年科上台,由于他是勃涅日列夫的好朋友且不久也病逝,反腐败也不了了之。
    之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他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惩治特权特权阶层的腐败,对一些政治老人都予以撤换,吸取了很多新鲜血液,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他的声誉也不断上升,在改革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此时,戈尔巴乔夫提拔了一位政治新人,他就是叶利钦。叶利钦以反腐败出名,在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采取了很多的亲民措施,对一些特权阶级也不畏权贵,进行大胆的镇压。在他当政期间取得了很大的声誉同时也为以后崛起打下了基础。
    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彪之后,叶利钦继续抗起反腐败的大旗,叶利钦在当时是反腐败的象征,廉洁,实干,右翼的象征。戈尔巴乔夫可以说是自断右臂,将叶利钦推向了资产阶级那一边,而同时自己也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
    在被开除职务之后,叶利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将自己塑造成平民的代言人。在这个立场上他大量揭露苏共高层的腐败,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学者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说: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可以说民众是在1917年将苏维埃送上了政权,而在74年正后,又是民众将他们拉下了政权。在他们执政期间,从一个为民政党逐渐蜕变,直到最后成为惟一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在建政初期一个典型事例是,当1918 年发生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连自己都吃不饱,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饿得昏倒了。可以想象初期正是这样一批充满了激情,甘愿做人民公仆的人,幻想建立一个平等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大权在握,这些革命的元老们逐渐放松了警惕。在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就提出“老近卫军”正在形成一个官僚集团的的警告。50 年代,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在其新书《新阶级》中提出由于共产党掌权,掌握了大量的垄断资源,从而正在形成一个掌有种种特权的“新阶级”。甚至勃列日涅夫也曾经说过“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正是在这些在垄断中形成的特权阶层,不断腐蚀着党的肌肤,直至最后一刻抛弃了党。在8.19事变之前,特权阶级极力阻止政治改革,在之后他们却迅速倒向资产阶级的一边,成为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
    苏联在最后面临着特权阶级与民众2大阶级的对立,而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摇摆不定,最终失去了民心。苏共没有将反腐败视为生死存亡的事件,在处理上犹豫不绝,左右摇摆,一会向人民表示要清除腐败,另一面又面临党内的压力不得不放低姿态。正是他们没有抓住反腐败这件可以获得民心的大事,从而使反腐大旗落入反对派手中,最终也失去了政权。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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