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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鹪鹩一枝十四秋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24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杜光
     (博讯 boxun.com)

     我在杭七中度过了难忘的十四个春秋。那不是普通的十四个年头,而是我的右派生涯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右派的岁月,有三分之二是在杭七中过的。在我受难无处可去的时候,七中给了我一个栖息之所。“鹪鹩巢林,不过一枝”,这一枝给了我一个宽容的环境,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温馨的记忆。
    
    (一)我是怎样到杭七中来的?
    
     我1958年初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在五六月间被送往山西太谷农村劳动改造。劳动了一年多后,党校恢复招生,从32个右派分子中调回包括我在内的12个人。按照杨献珍的说法:“这些人还年轻,摘了帽子后还可以为党工作,还可以重新入党。”我们起初在水泥厂、林场、农场、稻田等处劳动。从1959到1961年的三个国庆节,先后分三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因为改造态度不好,对认错反复较多,到1961年才最后摘帽。事务管理处处长郝沛霖对我说:“我们管理处没有文化高的人,科长们都是老粗,你来当个秘书吧,文字上把把关,帮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于是我就到了事务管理处。
    
     党校校长杨献珍1959年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为副校长。党校的干部普遍为他抱不平。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在集中学习中央文件时,许多人提出要为他翻案。不久,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下子风向又变了。1963年林枫来当校长,发动干部批判杨献珍的“翻案风”和“合二而一”。甚至把我们这些人留在党校工作一事,也作为杨献珍的罪状,说党校干部队伍严重不纯,是杨献珍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结果。于是,我们这些摘帽右派和一些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就成了组织清理的对象。1964年,大体上有二十多个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先后离开党校。处理的原则是由民政部遣送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却因为两个偶然的机缘,留在杭州,进了七中。
    
     第一个是进入杭州的机缘。
    
     林枫进校后,先处理杨献珍的主要骨干:孙定国到陕西,刘子正到浙江,郝沛霖离职学习。这三人都是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被认为是杨的嫡系。刘子正原来是组织处处长,对我一直比较器重,常让我帮助他修改组织处的文字材料。有一次叫我修改一份科里上报组织处的材料,他把我修改的文件批给科长,让他学习应该怎样写报告。我划为右派后,在太谷农村劳动,他到太谷检查下放干部工作,还找我帮他修改报告,连下放干部都很吃惊。我被通知离开党校后,交代了工作,却没有下文。一个多月了,浙江没有动静,党校却紧着催我走人。党校秘书长牟泽衔甚至质问我:“你为什么赖在党校不走?”我感到在党校再也呆不下去了,加上已经到了9月,孩子上学还没有着落,十分着急。这时听说刘子正在浙江担任人事厅厅长,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希望来到浙江等待分配。过了不久,杭州市就发来了调动的信函。于是全家南下。后来才知道,刘子正给杭州的人事处打招呼,说中央党校要调出一个摘帽右派,此人文才还好,可以放在市内的学校里教书。
    
     到杭州后,妻子被分配在杭州市委党校,我的档案已经转到市教育局人事科,但还没有落实接收单位。我在杭州等了将近一个月,教育局联系各个中学,谁都不要我。最后被杭七中收留,是靠了另一个机缘。不过,这是我后来悟出来的。
    
     杭七中当时的校长兼支部书记萧学均,是一位宽容敦厚的长者,颇有儒者之风。他为什么会接纳我来七中呢?有一次学生下乡劳动,他和我都去了。休息的时候,他问我:“你是温岭人吗?”我说是的。他又问:“家在哪里?”我说“住在南监”。他笑了一下,说了一个南监的歇后语:“噢!剃头刀gei a,难gei!”这是温岭方言,a的意思是大便,gei专用于指揩屁股的动作,发音与监相同,用剃刀揩大便,当然难gei,谐音就是南监。起初我还有点纳闷,他怎么知道我是温岭人呢?转而一想,他当然知道,他在决定要我之前,肯定是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的籍贯。于是我进一步领悟到:他会不会从教育局人事科了解到我无处可去,见了我是小同乡,动了恻隐之心,因而把我留下呢?一个受儒家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他的乡土之情,恻隐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作用是非常自然的。
    
     也许还有一个因素也多少起了作用。后来我听说,反右运动时,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也被打成右派分子。知子莫若父,他当然知道儿子是无辜的,但在当时那个政治形势下,他只能同儿子划清界限。这种埋在心头的隐痛,久而愈深,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体会的。六七年后,当他看到我曾经遭到与他儿子同样的厄难,而现在又被所有学校唾弃时,他对我施以援手,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二)包容在宽厚平等的氛围里
    
     来到杭七中的时候,萧学均对我说:“我们食堂正缺一个管理员,你就来做这个工作吧。”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复他:“好的。我一定好好工作。”食堂里其实没有多少工作,也就是每顿饭前写写菜单和价钱,帮炊事员洗菜切菜。好几次切菜时切到了手。钟医生对炊事员说:“你们不要再让他切菜了。”后来他们不再要我切菜,工作就更少了。
    
     在食堂工作了一个月左右,萧学均找我谈话,说总务处只有主任一人,需要帮手,让我到总务处工作。我遵命前往总务处报到,总务处主任刘光华是从空军复员的,为人直爽热情,见到我直说“欢迎欢迎”。但我在总务处也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为什么把我从食堂调到总务处呢?过了一年多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红卫兵给萧学均贴大字报,说他重用坏人杜光,让他占领了食堂这样的重要岗位。幸亏教育局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不许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留在食堂,才把他调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萧学均是因为受到教育局的批评才把我调到总务处的。
    
     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帮着刘光华做些杂事,如常到教室去看看,有破椅子破桌子就背到木工室去修理,修好再背回去;隔几天到各教研组转一圈,给他们送粉笔、墨水;教室有玻璃破了,就去问是谁打破的,查出后带学生到会计室交几角钱的赔款;等等,都是些临时性的琐碎事。刘光华对我非常体贴照顾。这个时期我正在通读《列宁全集》,我对他说:“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看书吧。”他满口答应,经常有事情也不叫我,他自己一个人就做了。有一次一处墙头坍了一块,他拿了刮刀就去了,休息时回来喝水,我问他做什么,他才告诉我。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便跟着去给他刮砖递砖。他一边劳动一边说:“你看书好啦,我一个人就行。”其实这种工作有一个帮手做起来才顺当,他却宁可自己更劳累一些,让我可以多读一些书。这是多么难得的境界!一个摘帽右派,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一,可是,在七中这个小天地里,我却尝到了人间的温暖。人性和人道主义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之后,却在这个角落里悄悄地散发着自己的光辉!
    
     1965年下半年,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四清运动”,工作组组长是宁波市卫生局长。运动结束时他对萧学均说:“杜光在总务处有点可惜,可以让他教书嘛。”于是,我到了语文教研组,教初三的语文。其实,我还是愿意在总务处,因为在那里有更多的读书时间。
    
     在语文组我同样感受到了平等祥和的气氛,没有人另眼看待歧视我。老师们知道我没有教学经验,就把他们自己的教案拿给我参考,告诉我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但我同时也体察到了中学语文教学的僵化死板。语文应该是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丰富他们的人文修养的最好的课程,但课文的大量革命训诫却使它死气沉沉,加上教师们迁就政治需要,不敢越雷池一步,更扼杀了这门课程应有的生气。
    
     我只教了半年语文,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作为“五类分子”的牛鬼蛇神,我自然难逃首当其冲的厄运。于是,扫地、游街,戴高帽,蹲牛棚。不过,初期还比较文明,没有打骂。秋后新生入学,情况就变了。当时,我和萧学均、江涛(一位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老师)已经被单独关押,学生造反派把监管我们的任务交给一年级新生。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被文革初期的造反狂飙所激发的兽性,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发挥的机会。有一个名叫H.Y.P的,多次把我当做练拳的靶子。有两个宝贝,高大的被同学称为“大木度”,矮小的则是“小木度”,经常找机会戏弄我、侮辱我,总是用典型的“杭骂”(“卖*儿子”)来称呼我。有一次他们要我写“我老婆是个卖*货”,我拒绝写,他们就拳打脚踢。有一晚几个学生闲谈时,有一个说:听说大同学造反时,看见金银财宝可以随便拿,什么时候再造反就好了,老子也可以拿一点。我听了难过极了:“造反有理”把孩子们的心灵糟蹋成什么样子了?这样下去,我们国家还有希望吗?
    
     幸而监管很快就被更为严格的隔离所取代。我被正式关了起来,避免了那些小流氓的继续侮辱和殴打。
    
     隔离约一年后,大概在1968年冬天,工宣队进校了。当时正有所谓“两厂一校“的经验,他们就把我放出来,让我“发挥所长”。于是,我刻了将近两年的钢板。
    
     1970年七中为了建立学农基地,与杭州市民政局所属的大观山果园联系,在果园里办一个校办农场。交换条件是:七中每年的春夏秋三季派两个班约100名学生到果园劳动,果园则拨出十几亩地给七中(后来增加到二十亩),作为七中的校办农场。农场需要一个常驻人员,我自告奋勇,接受这个任务。当时的支部书记王宝青对我说是为期一年,到期时他对我说:“学校里老师抽不出来,你是不是再在农场工作一年。”我说:“这个工作对我挺合适,就让我继续干下去好啦,你一年后也不必操心谁来接替我。”我遵守这个承诺,在七中的校办农场里边劳动、边工作、边读书,不知不觉就干了八年。
    
     农场工作是辛苦的,却也是愉快的。起初劳动和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经常性的工作是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到五里以外的瓶窑镇给学生买菜,每次约挑八九十斤;后来有了平板车,就改善多了;再后来有两个知识青年做帮手,我也不用每天去了。早饭后两个班主任带学生去果园劳动,给我留一个小组的学生,约有六七人,随我在校办农场劳动。下午学生上课或休息(紧张时也有继续劳动的时候),我则到地头看看,对上午学生没有做好的地方,做些查缺补漏的劳动,然后回来看书。王宝青和老师们对我很照顾,总是劝我少劳动一些,不要那么辛苦。但对我来说,劳动和读书一样是一种心灵的享受,更何况我刚四十多岁,精力充沛,正是劳动和读书的好时光。所以,我感谢他们的好意,还是坚持劳动。后来有了两位青年做帮手,盖房子时跑里跑外的事很多,到地里劳动少了一些。此后又从德清县请了一位农民来指导耕作,带领学生劳动的任务,主要就由他来承担了。
    
     先后在农场和我一起劳动、工作的还有江涛、罗平两位老师,两位知识青年丁星儿、杨炳耀,退休工友金国顺,两位炊事员老王和王阿姨,德清老农嵇大伯,副校长高立山也到农场里住了几个月。他们对我十分尊重,也十分关爱,八年里没有同我绊过嘴,吵过架。罗老师为我做了一只木板小书箱,直到现在还放着我的一些读书笔记,安置在我书桌旁。
    
     八年岁月的一大收获是读了一些书。平时,我每天可以有半个下午和晚上约四五小时的时间用来读书,大体上是劳动读书各半。冬天是我读书的黄金季节,每天可读十三四个小时的书。八年来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9卷,法国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达尔文、赫胥黎、海克尔等关于人与自然的作品,以及中国的史学史、经济史、地理史、佛教史、报学史、绘画史、数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金石学等方面的书籍,写了约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摘要。这一切加上在党校时读的中国古籍和文革前读的《列宁全集》,构成了我后半生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此外还有很多值得一说的事,如1、原来劳动的学生借住果园的房间,上课就在睡觉的地方,双方都感到很不方便。后来我筹划盖了十几间房,宿舍、教室、厕所、浴室都有了。2、与果园建立联系,互通信息;每年梨桃成熟时请果园给劳动的学生发一点;盖房子和加工农作物时请他们出车帮我们运输;等等。3、跟附近农民打交道,请他们帮助打墙、盖房,后来买了一辆拖拉机,请了一个农民当拖拉机手。4、收获的农产品,一部分运回学校,发给教职工,如红薯、花生、糯米、黄豆等,一部分给来劳动的学生食用;有些则拿出去加工后再用,如粉丝、豆油;还用生产的棉花弹了几床棉被,供带学生来劳动的老师使用。5、我向钟医生学了点医疗常识,给学生发药包扎,无非是头痛发热APC,拉肚子矽碳银,手脚割破了就用消炎粉,等等。经常在吃饭时放下饭碗去给学生包扎伤口。6、场里还养了几只羊,平时由江老师放牧,我则在夏秋草盛时,带几个学生,或我自己一个人,割一些青草,晒干后捆起来,为羊准备冬天的饲料。每年还要翻一次羊圈,把羊粪起出来,铺上新的垫草和泥。7、有一次我早晨起来到田间散步,夜里下过雨,地面经过冲刷,露出很多小石块。我见有一块比较特别,检起来一看,半截小手指大小的扁平石块上,有四个对称的刻痕。这不是石网坠吗?我这才想起这里离良渚不远,应该是在良渚文化的范围内,我仔细寻找,又发现了几个石箭头的残片。从此以后,我每次雨后都要到山坡的地里去寻找,积累了满满一抽屉的新石器(绝大部分是残片)。利用这些石器,我为来场劳动的学生开设关于古代社会的讲座,颇受学生欢迎。最近还有一位学生说起当年我给他们讲过挪亚方舟的故事。
    
     七中对我的宽容特别表现在“不干预”上,那八年的前六年是文革的中后期,虽然造反夺权等高潮已过,但还是运动不断。学校却从来没有要求我参加学习检查之类的活动;而我对学校提出的要求,总是能得到满意的答复。这样,就在外面被文革搞的昏天黑地的时候,农场却是处在文革之外,平静而热烈。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园”里,真是莫大的幸运!
    
     1977年,我被选为七中的模范教师,1978年还被推举为杭州市的模范教师。这虽然同粉碎四人帮后的宽松形势有关,但我当时还是一个“摘帽右派”,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正表现出七中领导人和老师们对我的关切和爱护。
    
     1978年底,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调到杭州师范学院工作,从此离开了七中。但14年的七中生活,特别是8年校办农场的生活,却在我的心头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在七中的历史上,我只不过是千千万万曾经置身其中的过客之一;但在我的一生历程里,七中生活记录着我的转折,我的觉醒,他为我的后半生、特别是晚年的奋起,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杭七中,你永远让我怀念,让我感激!
    
     2008年2月25日 _(博讯记者:杨逸)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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