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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2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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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为世界周刊
     (博讯 boxun.com)

    
    
     漫天风雪中,我与张伯笠牧师驱车赴普林斯顿大学探望余英时先生。余先生的家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那是一栋隐藏在幽静的森林中的精致的小屋,森林的一角还有一片竹林,那是余先生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很喜欢竹子,因为竹子是中国传统文人人格的象征。记得夏天来的时候,余师母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屋子的旁边,开凿了一方小小的鱼塘,有一群锦鲤悠游自在地游弋其中。没有想到的是,高空中的飞鸟发现了,突然俯冲下来,叼走了好几条鱼。于是,他们便在上面覆盖了一张网,让飞鸟望鱼兴叹。如今,鱼塘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小鱼可以快乐地在冰层下安居乐业了。
    
     余英时先生依然神采奕奕,放下案头的纸笔前来迎接我们。他离开中国大陆已经将近六十年时间了,还保持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不过,却没有诗人余光中那样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在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刚刚考上燕京大学的余英时在深圳罗湖海关坐等了一个通宵,次日一跨过罗湖桥,便感到一身的压力突然解除了。这种自由的真实感觉,他至今记忆犹新。余先生说,那时候虽然中共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而且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并没有受到中共的注意,更没有受到迫害,但他已经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的存在。他去香港,除了要去照顾年迈的父亲之外,还希望寻求一处可以自由求学的环境。尽管一开始他并不喜欢香港,但当他走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之后,才发现香港是华人世界中难得的一处自由的“飞地“。而对香港“殖民地”的身份,他丝毫没有所谓的“耻辱感”。相反,多年之后,余先生深深地感叹说,如果当初选择在大陆或台湾生活,必然受到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就有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能力,很多问题根本就不敢去想嘛!
    
     余先生成名也很早。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期间,他便开始写作和投稿。虽然他以历史研究为主业,但因为对民主自由的倡导,也得罪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台湾方面认为他在搞“第三势力”,政战部门也查禁他的文章。余先生告诉我们说:“我只是站在文化人的立场上说真话,但所有一党专政的政权都天然地将我当作敌人。”在赴美求学的时候,台湾方面居然不给余英时发放中华民国的护照。于是,他只好到律师楼办了一份无国籍人士的身份证明书,凭着那一页薄纸才到了美国。
    
     余先生很喜欢聊天,今天的客人,一个是当年的六四流亡学生领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成员张伯笠,一个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作为晚辈及同宗的我,余先生更是谈兴盎然。他与张牧师谈起了当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往事,学社差不多是余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这个小小的学术机构成为那些刚刚从屠刀下逃亡出来的学者和学子们的一处温暖的精神家园。十多年之后,学社的很多成员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所成就,让余先生倍感欣慰。在华人基督教的圈子里,便有两位最具影响力的、来自大陆的传道人是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走出来的,他们就是远志明和张伯笠。余先生很关心张牧师在弗吉尼亚创办并牧养的华人教会,他也对中国大陆很多年轻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的现象很感兴趣。他表示,基督教精神对于中国未来的复兴至关重要。
    
     我们还谈起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期间,余先生对国内学生的支持。当时,他筹集了四万美金,在《纽约时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份声援北京学生的英文信。余先生说,那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在余先生各种书籍、文稿堆积如山的书桌上,我还发现还摆放着他的表妹、也是六四难属之一的张先玲的一封来信。张先玲女士的儿子,在六四大屠杀中死难。余先生说,那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他一般不参与各种公开信的签名,但关于六四的公开信他就先后签了好几次名。
    
     回忆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中国大陆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访问,余先生说,当时他便痛切地感受到,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益和算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政治挂帅。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不觉得是回到了祖国,反倒觉得这是外国,比外国还要外国。他终于意识到,那个魂牵梦绕的故国早已不存在了、回不去了,故国已经变成了历史、变成了记忆。但是,细心的余先生也有独特的发现,他谈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在一处简陋的厕所外边,发现了一张被人丢弃的纸片,纸片上潦草地写着几行斥责中共暴政的文字。余先生说,从这张小纸片上,他感受到了大陆底层已经是民怨沸腾,即便是毛主义的高压,也剥夺不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一叶知秋,他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变局即将展开。
    
     童年时代安徽潜山那个点着油灯的小山村,永远铭刻在余先生的记忆深处。但是,对于余先生来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他引用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当年,当纳粹帝国的军队横扫欧洲之际,作为纳粹的敌人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被迫从避难的奥地利继续流亡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当托马斯·曼在纽约登陆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问他说:“您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纽约时报》第二天发表了他掷地有声的回答:“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余先生说,他是中国文化的难民,但也有如此的自信。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余先生“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将他誉为“在中国和美国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指出,余英时先生是华人学者中,惟一打通了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和中国本土“国学”三大领域的学者,余先生的获奖在广阔的学术视野范围内提升了中国文明的地位,提升了中国历史的地位,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提升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确实,半个世纪以来,余先生的影响力早已溢出纯粹的学术领域,而进入到两岸三地华人社会的公共空间之中。即便是中国大陆学界也无法回避余先生的存在,近年来他的许多学术著作得以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一时洛阳纸贵。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关于陈寅恪晚年诗词及心境的那场讨论中,一批中共的御用学者便将余英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的代表”,加以批判和攻击。余英时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只身应战。半个世纪之后,那些辱骂余先生的小丑均已灰飞烟灭,而余先生的著述却壁立千仞。
    
     虽然与胡适并无学术渊源,余先生却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情有独钟,是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当中,以自由主义思想去整理、发掘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可以说,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余英时却脚踏实地地实现了胡适以西方现代学术精神和方法来“整理国故”的梦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利用残酷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余英时却在海外坚持主要用中文来写作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努力让中文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学术语言,这是一种“存忘继绝,返本归新”的使命。余先生是一名知识分子,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一再声称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他必须坚持说真话,必须捍卫人的尊严和文化的尊严。所以,他多年来始终不畏强权、不受诱惑,矢志不渝地批判中共的极权统治。他透露说,中共的使领馆曾经通过各种渠道,传话给他说,欢迎他到大陆走走,也可以是私人的访问,政府甚至可以归回并修缮他在安徽的祖屋。现在,中共确实财大气粗了,派发的礼物也实在慷慨大方得很。余先生成了他们的高级“统战对象”。然而,这样的“建议”简直是在侮辱余先生的智慧、道德和文章。今天的中共已经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失去了理想、主义与信念,剩下的惟有利益的联结。他们以为所有人都可以用名利二字来收买,杨振宁、金庸、李敖等名流不就乖乖地“入我毂中”了吗?他们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极少数人真正是超然于物外的,就如同身处棋盘外的棋子一样,并不受棋盘规则的制约。余英时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他断然宣称:“只要中国大陆还在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之下,我就绝不再回去。”
    
     余先生很关注中国大陆的情况,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况,如果一个人不在某一个“单位”中供职,是否可以生存下来?我告诉他说,像我和刘晓波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已经可以靠稿费在体制外生活了。他很为我们高兴,说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首先便是经济的独立。余先生也知晓重庆“钉子户”拒绝拆迁、厦门市民反对化工项目以及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的情况。他指出,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大陆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近期中国南方发生的雪灾,他的家乡安徽亦是重灾区,安徽的老友打电话给他说,老家的许多旧房子都被大雪压垮了。政府的无能与欺瞒也在此次灾害中暴露无遗,人们从过去的敢怒而不敢言,变成今天的大声谴责,说明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今天的中国大陆就像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那样,公民社会逐渐发展,专制政权日渐退缩,再过一二十年,共产党还能够笼罩住一切吗?因此,余先生对中国的未来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还询问到师涛和胡佳等深陷黑狱的作家及人权活动人士的近况,虽然他不上网,对大陆的情形仍然了如指掌。作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通过历史来洞察现实及未来,正是太史公所谓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余先生鼓励说,你们在国内很不容易,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名利场,共产党那边可以满足很多人的名利欲望,所有很多原来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吹鼓手。从西方各国的政客,商人,到学者名流,包括台湾的连战和宋楚瑜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彼岸去当“座上客”。余先生说,我们不必因为此种情形而感到灰心、沮丧乃至失望,因为自古以来,持守真理、行走义路的总是少数人,我们要甘当“少数派”。诚然,少数派是孤独的,但少数派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余先生还告诉我说,不久前《南方周末》有一位年轻记者前来采访他,这名记者的年纪也就三十岁左右,读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书,很有些独立见解。以前,他还接受过大陆年轻记者王光泽的访谈,王光泽问的问题都很精彩,他对其印象很好。所以,余先生说,大陆的年轻人中还是有很多理性的、有智慧的人,他们将对中国的未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中国大陆的政局变动,余先生也有一些一针见血的见解。海外华人普遍存在着对“胡温新政”的无尽企盼,被胡温的一些表面上的亲民举动所迷惑。胡温上台之后,四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的脖子都仰歪了,仍然不见“胡温新政”的影子。但是,人们继续为之辩解说,是因为江泽民退而不休,导致胡温无法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施行改革。余先生却清醒地指出:在现有权力体制中,温是大管家,是秘书长,没有决策权,无足轻重;而胡是毛时代的政治辅导员,其教育背景及履历均表明,他是一个个性拘谨、思想僵化的人,绝对不会是一名有魄力的改革者,他已经大权在握,根本不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比,虽然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小丑,但江的骨子里至少不像胡那样排斥西方和西方的价值。胡时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比江时代有所加强,对于独立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余先生建议说,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与其对中共主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不如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水滴石穿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推动历史的进程。
    
     对台湾大选,余先生也有相当精辟的看法。余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多人认为他与台湾颇有渊源。其实,他并没有在台湾长时间生活过,他的妻子陈淑平女士倒是台湾的名门之后,是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行政院秘书长的著名教育家陈雪屏的女儿。余先生说,他并没有蓝绿的倾向,但他不赞同扁政府“去中国化”的政策。他指出,如果“去中国化”是指过去威权时代的国民党政权或今天在海峡对岸的中共政权,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能用“去中国化”这个错误的名词。从历史文化上说,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此如果真的公开推动“去中国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国文化,不论血缘、文字、语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么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后,台湾还有什么?他进而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大陆意义重大。民主和中国文化是台湾存在的最大动力,也是台湾最宝贵的两样东西。今天台湾能够把两者结合,显示民主政治与中国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这就是台湾民主的价值所在。余先生说,他的这篇谈话由《中国时报》的编辑整理发表之后,在岛内有许多人猜测说,余英时在此时此刻对台湾政治发表看法,是不是要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可见,台湾社会实在是太“泛政治化”了。其实,这是余先生一以贯之的看法,他从未想过要介入到台湾的政治运作之中。
    
     谈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局,话题又回到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上来。余太太倒是态度十分鲜明,她说她会去投奥巴马一票,因为奥巴马年轻而有活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理想。看来,余太太的心与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而余先生则更谨慎一些,他说美国社会确实有一股求变的思潮,但是怎么变化,大部分人都没有明确的方向。无论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希拉里,还是共和党的麦凯恩,他都需要继续倾听他们的见解,观察他们的行动,直到投票前夕才决定该投谁的票。
    
     谈到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奖“克鲁格奖”,余先生说,获奖当然是好事,说不高兴那就太虚伪了,但获奖毕竟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获奖之后,媒体的采访和演讲的邀请一直不断,原来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他希望这个事情尽快过去,他还要继续过宁静的书斋生活。余先生坦诚地说:“至于外面怎么看待我获奖这个事情,我不太关注。只要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还要继续做我的研究工作。”他即将展开的是对唐代僧人和诗人的研究。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朝代都有过专题研究,偏偏就是缺少了唐代。因此,他希望今后几年以阅读唐代的史料为主,先作充分的准备。
    
     我还谈到不久前余先生接受北明的采访,谈及义和团运动及美国归还庚子赔款等问题,批评了中国近代以来扭曲的“仇外心理”,指出文革是义和团的延续。这篇访谈发表之后,在中国大陆引发轩然大波,若干网络愤青和中共当局的“狗头军师”纷纷撰文谩骂余先生是卖国贼、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余先生说,那些攻击的文章他多少知道一点,根本不值得一驳。这些攻击恰好说明他的话说到了他们的痛处,他指出:“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如果这种思维方式不改变,中国便很难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余师母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送给我几张她亲自拍摄的鱼塘和树林的照片。于是,我央求余先生在照片的背后题字。余先生在案头书写的时候,师母说,你们看,这书桌有多么乱!原来,余先生从来都没有聘请过助教、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从资料搜集到手写稿件,全部都是自己一手来做完。对比之下,国内的某些教授,稍有了一点的名望和地位,便盛气凌人,身边配备一大群工作班子,甚至让研究生们无偿为之服务,这样的学者反倒是什么学问也做不出来。
    
     余先生爱抽烟,每到写作重要文章的时候,更是烟斗不离手。我问师母说,有没有劝先生戒烟呢?师母却幽默地说:“我要是有本事不准他抽烟,我岂不成了毛泽东,回到中国大陆去管理十几亿人民去了。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我不管。”用余先生的话来说,他与妻子的关系是妻子兼朋友,除了“一生相许”的责任、互相照顾和互相帮助以外,他们还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种神仙眷侣的生活,就是中国文人对个人生活的最高理想啊。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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